贸易摩擦范文第1篇
摘要：贸易摩擦是国家经济和贸易交往过程常见的现象，研究贸易摩擦发展规律及其解决对策对我国经贸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战后美日贸易摩擦为例，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研究了美日贸易摩擦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表现形式及两国的解决方法等，总结了美日贸易摩擦的特点，并对美日贸易摩擦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日两国不同的经济贸易政策、商品国际竞争力差异及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美日贸易摩擦出现及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两国间的经贸谈判及对话是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战后；美日贸易；摩擦；原因分析
一、引言
贸易摩擦是指经济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经济和贸易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是战后美日贸易摩擦。二战后，日本通过美国的扶植不仅恢复战争的创伤，而且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也迅速增长。1965年，日本对美贸易首次出现顺差，随后的“暴风骤雨式的出口”给美国产业造成重大冲击，日美贸易摩擦初露端倪。70年代后，美日贸易不断扩大，进而引发贸易问题政治化现象，导致了美日之间长达30年的贸易摩擦战。美日贸易摩擦的出现不仅影响给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正常往来，而且作为战后世界两大经济体，贸易摩擦白热化还使得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威胁。
关于美日贸易摩擦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美日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表现、双方对策及影响。胡方[1]剖析了日美经济摩擦的基本原因、内在机制、发展过程及其表现形式，并探讨了日美经济摩擦对中国涉外经济摩擦的启示；赵瑾[2]以全球化为主线，按照不同时期摩擦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将日美贸易摩擦分为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四个阶段，深入分析了四阶段贸易摩擦的表现及双方的解决方式。张德明[3]从历史学的角度全面系统揭示了1945—2000年东亚经济中美日关系的客观演变过程，并论述了美日双边贸易失衡的问题。阳大胜[4]揭示了美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规律：美日贸易联系越紧密，贸易摩擦也越深入，双方不断摩擦、协调、再摩擦、再协调，总体上呈螺旋上升的轨迹。张玉棉[5]详细叙述了日美汽车贸易摩擦的原由，总结了日美在汽车贸易争端谈判中争论的焦点问题，并分析了日美关于汽车贸易摩擦是如何达成协议的。
美日贸易摩擦是二战后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美日贸易摩擦从最开始的纺织品摩擦发展到钢铁、汽车、电子产品等工业产品，从区域性的经济贸易问题上升到两国政治层面上的问题，给两国的经贸发展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对两国正常政治邦交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世界上的对外贸易大国，研究美日贸易摩擦发展历程、产生原因及解决手段可以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对指导我国对外贸易贸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为我国处理对外贸易摩擦及争端提供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美日贸易摩擦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一）美日贸易摩擦发展历程
从时间上来看，美日贸易摩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战后50-7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的起始时期。二战以后，日本在美国的援助和支持下，经济开始复苏，日本GDP逐年上升，逐渐摆脱了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1965年，日本对美贸易首次出现贸易顺差是美日贸易摩擦的开端。这一时期，美日贸易摩擦主要表现在纺织行业。1971年，美日两国签订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日本做出让步，美日贸易摩擦得以缓和。
第二阶段是战后70-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的全面升级时期。这段时期主要表现在美日两国货物贸易摩擦问题。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在日本货物贸易顺差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两国的贸易摩擦还集中体现在钢铁贸易及汽车工业，优质而多产的工业产品让日本在两国贸易中占优，由此引发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与争端。由于美国本身存在的系列经济问题导致钢铁产量的下降，在美国于1978年实行了钢铁起动价格制度，才使得美日在钢铁方面的贸易摩擦得到缓和。
第三阶段是90年代中期后，美日贸易摩擦逐渐缓和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美日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阶段。在巨额的日美贸易顺差中，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在汽车领域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冲突，致使两国关系处于崩溃的边缘，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国际金融和外汇市场动荡。两国首脑进行了系列的贸易谈判与协商，并签订以一系列的协议，制止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自9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经贸关系开始逐步趋于缓和，两国不断加强双边经贸谈判与合作，使得贸易摩擦能够在世界经贸框架的范围内得以解决。
（二）美日贸易摩擦的主要特点
1、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摩擦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贸易摩擦，其特点表现在从两国的轻工业产品（杂品、纤维、纺织品）贸易冲突转移到重工业产品（钢铁、汽车），从低附加值产品贸易冲突向高附加值产品贸易摩擦，从单一产品摩擦到众多工业领域贸易摩擦，由微观经济摩擦上升到宏观经济摩擦 。50年代日本向美输出的主要产品为如生丝、丝织品和纺织品，美日棉纺织品贸易摩擦主要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价值较低的工业产品，美国政府也采取以一些措施来抵制日本的倾销贸易政策，之后日本便制定了应对的策略减少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加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的出口。美日之间贸易摩擦由低附加值产品转移高附加值产品，是日本战略性经贸政策的表现。
2、贸易摩擦范围逐渐扩大。20时间50年代，美日两国的贸易冲突仅仅只是在以纺织品为代表的轻工业领域，随着两国在贸易争端中的策略调整，贸易摩擦范围在不断扩大，在之后的20多年里，美日贸易摩擦以逐渐发展到钢铁、汽车、电子产品及农产品等行业，贸易争端领域在不断扩大。
3、贸易摩擦由微观经济摩擦上逐步发展到宏观经济摩擦。美日贸易摩擦出现后，两国制定了争锋而对的贸易对策，不仅没有有效的限制两国贸易争端的激化，相反却将两国政府把解决问题的焦点对向市场结构的调整，致使两国的贸易摩擦有局部的行业领域逐渐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经济贸易范围，由此从微观经济摩擦上逐步发展到宏观经济摩擦。虽然美日两国为缓和贸易摩擦与争端签订了一系列相关经贸协议，以换取两国良好的经济贸易发展前景，但是在国际范围内，两国的贸易摩擦依旧很激烈，尤其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市场上，冲突和摩擦还在继续演变。
三、美日贸易摩擦原因及分析
从根本上来看，国家与国家之间产生贸易摩擦的根源是由于本国在贸易交往中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贸易中的收支不平衡导致两国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的经济行为，打破了原本处于平衡中的经济贸易状态。美日贸易摩擦出现的主要原因可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日实施不同的经济贸易政策。经济学界人士普遍把美日之间贸易的不平衡和美国竞争优势的丧失归咎于美国推行的“公平贸易”政策以及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两者在政策层面是相互抵制的，在贸易中表现为互相的报复和制裁[6]。
美国在贸易领域奉行自由贸易思想。在冷战时期，美国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对西方盟国开放国内市场，目的在于拉拢西方盟国以对抗苏联。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外贸利益，逐渐实行一系列带有保护主义倾向的贸易政策，将“公平贸易”的概念融入到“自由贸易”中，组成贸易反击小组，查明和制止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由最初的多边贸易、自由贸易转向强调对等互惠、公平贸易以及后期的保护主义及“惩罚性”关税，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美日贸易摩擦的激烈程度。
日本在战后建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下村理论”，并根据这一理论在50年代末期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有利条件，扩大国内外市场[7]。
在对外贸易问题上，日本一直采取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采用贸易保护政策。同时，日本政府把贸易立国、技术立国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以技术进步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动力。上世纪50-90年代日本宣布实行贸易自由化，但日本始终没有正式实施，直到1967年，日本仍然保留着非自由化商品项目，这一比例还一直保持在7%的水平上。20世纪70年代，美日贸易的扩大使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但日本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仍对市场采取保护性政策。
（二）美日两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差异。美日两国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是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出现的重要原因。战后，日本商品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而美国商品国际竞争力日益下降，导致了美国在贸易交往中逐渐失去了优势，进而出现了美日贸易失衡。
战后的20年，美国经济空前繁荣。钢铁、汽车等产量为代表，美国在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保持多年的世界第一。但是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过分发展第三产业而忽视工业发展，在汽车、钢铁等的竞争力优势而被日本赶超。美国试图通过产业保护措施来缓和美日贸易摩擦，不仅未能改变贸易逆差的局面，反而出现了贸易赤字迅猛上升的趋势。
二战以后，日本重视发展工业生产，工业产品产量持续增加，并稳定占据着国际市场份额。在70-80年代，日本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及技术革新，在保证产量的同时主要工业产品的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使得日本的工业产品国际市场的份额不断增加陆续超越美国。这不仅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导致了两国在国际贸易上的经贸冲突加剧并升级。
（三）美日经济实力不平衡发展。日本经济萧条时期，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时期。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国内处于崩溃的边缘。而美国本土几乎没有遭受直接战祸，战后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霸权。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使得美国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对日本的全面压制。在美国的积极帮助、扶植、支持下，日本的经贸状况开始好转。美日贸易摩擦处于萌芽阶段。1970-1990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美国经济逐步衰退时期，日本GDP持续飞速增长，在发达国家中的GDP增长率是最高的。人均国民收入、贸易顺差、外投资总额等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世界前列并赶超美国。而美国自1969年发生经济危机，进入“滞胀”时期。美国政府负债高达24356亿美元，年度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都创历史最高记录，成为世界最大的负债国和贸易逆差国。考虑到经济地位受到威胁，美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解决贸易不平衡，到90年代中期，美日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进入白热化。
四、结论
本文对战后美日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应对措施进行了相关的论述，并对美日贸易摩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美日贸易摩擦发展史及其变化规律，对解决与处理国家及区域贸易问题有很好的指导与借鉴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对外经贸的大国，在对外贸易与区域乃至世界范围的贸易中都已很大的参与作用，与此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也不在少数。研究贸易摩擦发展规律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及解决贸易争端提供了很好的教材。国际间的经贸谈判及对话是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有效手段。（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胡方.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及其问题[J].日本研究，1997（02）：30-34.
[2]赵瑾.全球化与经济：日美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张德明.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1945-200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阳大胜.日美贸易摩擦的轨迹与成因[J].现代日本经济，1997（06）：19-23.
[5]张玉棉.关于日美汽车贸易摩擦问题始末[J].日本问题研究，1996（04）：23-25.
[6]蒋茹霞.战后美日贸易摩擦分析[D].吉林大学，2011.
[7]于永达.美日贸易摩擦及各自的对策[J].当代亚太，1999（10）：50-54.
贸易摩擦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结构;产业升级;贸易不平衡;政策选择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多极化发展，以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兴起，有力影响了世界经贸格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积极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通过参与国际加工贸易，不断提升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力保障了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持续发展。
在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历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美贸易争端此起彼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态势。2017年以来，美国以“美国优先”战略一方面对内大幅度减税，降低美国生产成本，推行“再制造业化”，提升美国传统制造业比重;另一方面，对外则通过增加报复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试图转变美国对外贸易的失衡。2017年8月，美国对我国实行“301调查”，并在近期密集出台对华产品加征关税措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同时不断发动对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以及欧盟国家的贸易战，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短期波动。美国这种全面开打的贸易政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真的符合美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吗?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并非单一逆差，其中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是逆差，但服务贸易却一直为顺差。截至2018年5月，美国贸易赤字为430.53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入超657.87亿美元，服务贸易出超227.35亿美元①，而贸易结构中细分产业层面的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差异性则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大于美国，对GDP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2017年底，我国进口和出口对GDP贡献均超过15%，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现有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主要围绕在技术创新与输出限制[ 1 ]、中美贸易逆差[ 2 ]、产业价值链分工[ 3 ]等方面，相关研究也揭示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包括美国技术出口限制[ 1，4-5 ]，中美经济结构差异[ 6 ]，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方法、概念差异，加工贸易报关和中间商加工后转贸易引起的价格差异[ 7-9 ]等，由此造成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各执一端。美国认为，由于中国升级国内技术产业的措施，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相关技术转让损害了美国企业技术产权，剥夺了美国企业创新收益权，并将美国就业岗位转移给了中国工人，这是美中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重要原因②。我国则认为，由于统计口径差异[ 9 ]和全球分工体系[ 10-11 ]，现有统计口径过高估计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应采用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中美贸易利润收益，同时考虑美国在华企业销售额后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并不大，中美双方基本实现了共赢。实际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也日益扩大，在美国放开对华技术转让等服务贸易限制后，贸易结构失衡局面是可以避免的。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但中美贸易失衡的表现仍然是贸易问题，或者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仍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這需要从贸易本身入手来寻找原因。但已有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中美贸易结构的并不多，没有系统区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细分产业贸易水平对中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数据统计口径争议由来已久，如何在现有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下更客观地认识中美经济与贸易关系变得十分必要。因此有必要厘清中美贸易发展格局、现状，研究中美贸易结构差异对自身贸易发展的作用，以此回应美国在贸易失衡方面的指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从贸易结构理解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较多，既有美国面对中国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复杂情绪，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层面等因素③，美国政府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提高关税额度、对外商投资进行限制等贸易壁垒措施，提高美国国际贸易份额，扭转中美贸易失衡，促进美国经济发展④[ 4，12 ]。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关税是单向实施的，即只有美国能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第二，提高贸易壁垒可以有效扭转贸易失衡结构，扩大本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第三，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可以促进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下的自由贸易规则逐步明晰，第一个条件显然是不成立的。贸易结构是由本国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结构失衡恰恰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的不均衡性。因此，要准确回答第二和第三个条件是否成立，还需要从贸易结构入手分析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当不同经济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产品时，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整体福利，即贸易结构依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产业。不论是具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还是不同国家技术水平相对差异引起比较成本差异，贸易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都揭示了贸易依赖于不均衡要素、产业的集聚。由于不同国家要素充裕程度不同，且商品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也不同，遵循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可以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制造优势的国家提供商品参与贸易，具有知识技术水平优势的国家提供服务贸易，在没有要素跨国流通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生产能力的有效配置。当要素存在跨国流通时，要素也会通过自由贸易带动世界要素均衡分配，并进一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福利。资本输出可为资本富裕国家的闲置资本迎来长期可供回报的利息，人才流动可进一步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出口产业产品质量，也为发达地区知识技术转移提供服务贸易收入和可供消费的高质量商品，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发达地区知识累积和创新投入。可以看出，贸易推动商品、服务互补性发展，有利于参与贸易国家整体福利水平提升。
伴随全球化进程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量迅速增长，同类产品差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原有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克鲁格曼[ 13 ]提出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是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在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14 ]。实证贸易经济学进一步研究表明[ 15 ]，贸易不再仅仅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还可以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途径;市场消费需求引发贸易结构变化，也可以创造比较优势，消费者需求促使垄断企业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推动国家间进口差异性产品。可以看出，贸易发展及贸易结构演化不仅与国家、地区要素结构、产业基础相关，而且还受到经济外部性的影响。因此，提高贸易壁垒会降低自由贸易趋势，进而弱化比较优势和削弱规模效应，美国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
贸易失衡与贸易结构优化并不等同，贸易结构依赖于本国产业比较优势，解决贸易失衡并不一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贸易发展伴随着贸易结构演化，贸易不仅直接带动经济增长，而且贸易结构变迁还带动相关国内产业结构变动，对贸易结构合理调整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16-17 ]。裴长洪[ 18 ]通过对59个经济体贸易数据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存在着明确的正向关联性，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与资本品进口比重显著正相关，与初级品进口比重负相关。苏庆义[ 19 ]对30个经济体与24个产业的经验分析表明，现有全球贸易结构主要还是由要素禀赋和绝对技术差异决定的，相对技术差异贡献份额较小。根据本国比较优势来优化进口贸易结构仍是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措施，片面扭转贸易失衡并不能优化贸易结构，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结构优势，拉低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中美加收关税的产业类别看，截至2018年8月底，美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产品主要是高技术产业领域，属于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业，具体涉及航空航天、机械、医药、通信、电器等产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并未对贸易逆差比重较大的纺织衣物加收关税，可见美国的贸易限制对象主要瞄准了中国高技术产业。作为回击，中国对原产于美国顺差较大的大豆、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中国采取回应的贸易政策还仅局限于部分进口美国的货物贸易，产业面较广，主要有从美国进口的肉类、海鲜、浆果、咖啡和茶，生活用品如折叠伞、鞋靴、帽子、厨房用品，生产资料如玻璃、不锈钢材等，并未涉及进口美国的服务贸易。
由此可见，美国挑起中美贸易冲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引起的美国产业比较优势丧失，其逻辑仍然是基于中美贸易结构，力图通过贸易关税来降低货物贸易逆差。但贸易结构反映了产业结构，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比较优势，降低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竞争力下滑。美国应该立足优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促进中美自由贸易，进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相匹配，强化高技术产业的服务贸易输出，才有可能实现中美贸易均衡发展。
三、世界经济发展与中美贸易全球格局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国家与地区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活动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发展根本取决于全球化进程产生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选择不同产业链环节，形成产品供给和需求互补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两国位于产业分工体系不同环节上，在理解中美贸易摩擦之前，有必要回顾并对比研究中美对外贸易的全球格局。
从世界银行发展指数(WDI)的数据看⑤，贸易与世界经济显著正相关，且对经济贡献份额逐年上升，其中货物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大于服务贸易。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市场需求逐步下滑，使2010年后贸易对全球经济贡献总体份额下降，2017年货物贸易占全球GDP比重约为56%，服务贸易仅占GDP的12.78%，其中货物贸易下降幅度较大，而服务贸易增长较为稳定。中美两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貿易，首先体现在出口份额中，中国出口贸易占全球比重增长迅速，并在2005年首次超过美国。2017年两国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约21%，美国出口占全球比重2008年以来一直稳定在8%上下;2000年中国出口贸易比重仅为5%，美国约10%，2017年中国出口全球占比高达12.7%，美国则下降至8.2%。其次，从全球进口贸易占比来看，中国进口比重迅速增加，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美国进口占比呈现短期波动，2000年美国进口全球比重约为18.8%，此后逐步下滑，2008—2013年进口全球占比稳定在12%，2013年后有短期增长，但在2015年后又开始回落。2017年中国进口的全球比重约为10%，美国为13%。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全球格局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加，使得进出口比重持续攀升，尤其是初级进口品和对美货物贸易;另外一方面，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我国深度介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但仍位于全球分工的中下游，处于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随着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程度的加深，我国出口全球占比虽然有所提高，但产品实际利润较低[ 4，11 ]。
从中美贸易占各自国家对外进出口比重来看，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2014年以来美国占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约在16% ～19%区间波动，欧盟、中国香港分别以16.37%、11.75%位居其次;对中国的货物进口比重而言，中国从欧盟(12.68%)和韩国(9.53%)的货物进口比重较大，美国(8.14%)并非中国最大货物进口国，其中，中国对亚洲进出口占比将近50%，欧洲、东南亚占比都超过10%，非洲的货物进口占比也较大，2018年上半年约为7.17%，增速尤为明显。对美国而言，欧洲是美国的主要贸易地区，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具体来看，中国是美国第四货物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8.39%)，美国对欧盟⑥(18.33%)、加拿大(18.21)和墨西哥(15.7%)货物出口比重都较高;中国还是美国的第一货物贸易进口国，美国对欧盟(18.53%)、加拿大(12.94%)和墨西哥(13.55%)的货物进口比重都较高;中国是美国第三服务贸易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7.22%)，次于英国(8.73%)和加拿大(7.33%)，欧盟地区则总计高达30.51%;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不高，2017年中国占比仅为3.21%，欧盟仍然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进口地区，其中美国对英国服务产品进口最多，2017年约为10.49%，德国(6.52%)和亚洲地区的日本(6.09%)也较高，具体数据参见表1和表2。
四、从产业与贸易结构看中美整体经贸水平
伴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原有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使得对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投入不断增加，这也不断推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对外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并逐步与欧美占据传统优势的高端精密制造业、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形成竞争关系，因此理解中美贸易摩擦还需从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入手。
(一)中美经济增长均受惠于贸易发展
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都受惠于贸易发展，但中国对贸易依赖性更强。第一，中国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效应明显。2005年出口贸易占GDP比重约37.5%，进口约28%，进出口贸易比重占GDP比重高于美国，且长期以来呈现贸易顺差;2005年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末出口和进口占GDP比重分别为20%、17%。而美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在2008年短暂波动，2013年后呈现短期下降态势，但长期来看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大于中国。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呈现逆差是长期现象。对美国而言，尽管服务贸易顺差稳步增长，但美国对外贸易总体呈现长期逆差，货物贸易逆差2017年约8 000亿美元。1980年之前美国进出口占GDP比重基本持平，从1983年后美国进口对经济拉动效应逐步显著，并长期高于出口对经济拉动效率，到2017年底，进口对经济拉动为15%，远高于出口拉动近 2.5%。第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同步加大。从中国净出口结构看，1990年后中国对外贸易一直顺差，2008年和2015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转折点，其中对外货物贸易一直增长，但服务贸易2008年后逆差越来越明显，2017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约2 300亿美元。第四，商品的货物贸易是中美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持。中美商品贸易对本国经济拉动力明显，中国2005年货物贸易经济拉动率达到峰值(64%)，美国商品贸易对经济拉动力稳定上升，但近期下降趋势明显，由2010年的21%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9%。两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都较低，美国为7%，略高于中国。
(二)中美产业结构差异决定了贸易结构
相对而言，中国产业结构较为均衡，农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都较高。2017年，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占43.5%，工业就业比重约为3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51.63%，高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29.34%。中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呈现长期下降趋势，而工业、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均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一般制造业就业比重仍较高，1993年后中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无论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是增加值比重，二者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在对外贸易上，中国的电力机械、电气零件、电信与录音设备、通用工业机械零部件占出口比重较大，尤其是电气零部件和电力机械占比都超过13%，服装和纺织物制成品的比重也都较大(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约6%);中国主要进口电力机械的高端成品、精密零部件和石油产品，分别占进口比重的20%和13%(参见表3)。中国服务贸易主要是进口，2017年服务贸易进口约7 000亿美元，主要是运输服务业、电信与计算机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业、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业。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结构与本國产业结构优势息息相关，从中美产业结构的对比看，美国产业结构呈现高度服务业化，2017年服务业就业比重近84%，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6%，传统工业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工业就业比重占全国的15%，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2%。美国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对外贸易一直长期处于逆差，其中服务贸易为顺差，货物贸易规模较大(货物出口比重占66.07%，货物进口占81.31%)，但长期都为逆差。具体而言，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主要是能源产品，分别占全国总货物出口的11.41%，其中石油及石油加工品占9.74%;非药物化工品占7.15%，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出口也较高，约7.60%;汽车零部件及发动机的比重约10.26%。对外货物进口比重较高的仍为能源产品(占总进口比重约9.77%，其中主要是原油与石油产品);家用和厨房等家居用品进口比重为8.12%，服装鞋类等用品进口比重5.59%，计算机、电气设备、民用飞机、电信设备等零部件比重也较高(2.0% ～3.5%)(参见表4)。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占33.93%，服务贸易进口占18.68%，长期处于顺差。具体而言，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业，旅游(含求学)和维修保养服务业一直是顺差，其中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业出口比较大，分别占当前全美出口总额的16.09%和13.64%。
从中美两国海关数据来看，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及零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例如航空器、航天器零部件，铁道机车零部件，光学医疗设备，机械机床等;而美国贸易结构主要依赖于技术转让、金融业等服务贸易出口，国内商品消费主要依赖于进口，其高端制造业如飞机、汽车和石油产品出口量较大，进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高度一致。
五、中美两国间贸易失衡的现状
中美对外贸易有力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中美两国间也存在双边贸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要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需从具体产业深入考察中美两国间贸易结构以及中美双方相互投资结构。
(一)中美间货物与服务贸易相互补充
根据美国商务部和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表明，中美间贸易体现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并且均长期存在。199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货物贸易规模较大，主要源于进口中国商品。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含汽车)和一般消费品(不含食品、汽车)。2017年前者逆差为1 428.78亿美元，后者逆差为2 286.04亿美元，二者占对华商品购买逆差的98%，资本密集型产品(非汽车)具体有机械装备品、电气设备、航空飞行器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等，非食品和汽车消费品主要有服装鞋类和家居用品、医药牙科和医药产品、家用和厨房用具及其他家居用品、玩具和体育用品(含自行车)。其余的汽车及其零部件、发动机(2017年逆差为 61.49亿美元)和原材料逆差较小(2017年逆差不到60亿美元)，食品、种子和饮料出口是顺差，但占比不高，2017年顺差为121.64亿美元(参见图1)。
中美间服务贸易在2008年前基本持平，2008年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幅明显，而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值增幅较少。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主要是旅游(个人教育和商务旅游占比大，其中商务旅游是在2000年后开始的，2017年美国对中国旅游的顺差为282.18亿美元，其他如维修贸易(11.81亿美元)、知识产权(78.40亿美元)、金融服务(31.86亿美元)、保险业(1.93亿美元)也是重要的顺差来源(参见图2)，计算机等知识产权(含视觉电子产品、电影和电视产品)、信息技术、管理、法律和商务咨询、建筑工程设计服务、工业技术、租赁业务、政府服务也为顺差，但规模不大。以顺差最大的旅游业为例，2008年后美国对华旅游服务贸易顺差增加迅速，其中教育比重较高，且增长稳定，2016年教育服务贸易顺差为125亿美元，但2013年后中国赴美商务会谈与旅游比重逐步提高，2016年顺差已近140亿美元。美国对华服务贸易主要逆差为货物运输(含海洋、码头、航空)、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研究和发展服务、会计业务、广告业务、工程建设。其中货物运输总体(含海洋、码头、航空)是逆差，但港口和航空运输贸易一直是顺差，对华海洋货物运输长期为逆差。具体如表5所示。
(二)中美非均衡的双向投资结构与规模
中美在推动全球贸易格局发展的同时，还积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发展。总体来看，第一，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规模都高于中国。无论是从投资存量还是增量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都小于美国，但差距正在缩小。以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例(参见表6)，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仅为美国的1/15，到2017年上升至美国的近1/5。第二，欧洲是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的主要地区。2017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4 273亿美元，其中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约占59%，亚洲地区约占16%，主要是针对制造业投资，其中美国电气设备、电器和部件制造对外投资中欧洲占94%;同时欧洲也是对美投资的重要地区，主要为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等国，2017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流入投资增加了2 604亿美元，增幅近49%来自欧洲，它们在美国也投资制造业和零售业。第三，中国吸纳外资和对外投资基本持平。除金融业投资外，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2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9.4%，主要是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信息软件技术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尽管建筑业比重不高，但增幅较快。201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约1 310亿美元，保持7.9%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幅较快。吸纳外商投资的主要是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前者2017年吸纳外资338.22亿美元，后者实际使用外资近208亿美元，增幅为157%;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比重也较高。
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的相对规模不大。第一，中国对美投资占美国吸纳外商投资比重不高。尽管中国对美投资占中国对外总体投资比重是上升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为169.81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但从美国吸纳外资结构来看，中国投资的比重并不高，且逐年下降。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吸纳外资主要来自于欧洲国家。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395.18亿美元，不足美国吸收外资总额的1%，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具体产业主要是交通基础设施(18亿美元)、房地产(35.72亿美元)、一般制造业(16.92亿美元)和批发业(8.09亿美元)，存量最大的仍是制造业，占对美存量的比重超过25%。第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相对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美国对中国投资1 075.56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不足1.78%;从中国吸纳外资的结构来看，吸纳美国对华投资比重也是下降的，由2000年的10%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8%。美对华投资产业主要是运输装备制造业、计算和电子制造业、零售业、食品制造业等产业。其中，美国对中国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上升较快，2017年末已达15%;食品制造业下降明显，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和零售业近年来比重上升。
六、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政策思考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中国技术研发投入比重逐步提升，中美在前沿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削弱中美经济结构互补性，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面临常态化。为进一步系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需要在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制定反制贸易措施坚决反击，根据美国贸易结构，制定针对性强的贸易措施，增加美国高技术中间品成本和消费品价格，降低美国政策预期。从长期来看，中国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出清过剩产能;加大技术创新研发与应用力度，提升核心技术独立性，培育创新型经济体;进一步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在深化全面開放新格局、促进对外开放的基础上，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开放市场，提升中美贸易互补性，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内生性长期增长模式。
(一)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
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摩擦实质和中美经济的客观现实。首先，要认清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正如前述，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逻辑是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进一步削弱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战略遏制。尽管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较大，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限制却是由来已久;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并非仅由中国引起。2008年以来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使得近期美国对进口中国的工业中间品开始加征关税，但有选择地忽视了纺织、鞋类等影响日常生活的商品贸易，其目的是出于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限制，这是理解中美贸易结构失衡的关键。第二，尽管美国引发贸易摩擦后使美国传统制造业复苏效果明显，但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获益甚微。从经济数据来看，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确提高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经济活力，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幅达到4.1%，为2008年以来增幅最高时期，同时失业率大幅下降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是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服务业失业率比重变化不大。这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并未显著受益于贸易摩擦，长期贸易摩擦会压抑美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美国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趋势表明，中美贸易摩擦还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动。第三，中美经济规模尚存较大差距，美国经济增长内生性较强。2017年中国GDP为101 610.13亿美元，仅为美国GDP的59%，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3%(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这是中国需要认清的客观事实。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居民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对GDP贡献，对进出口贸易依赖较小，2016年以来国际贸易持续下降，2018年第二季度净出口拉低GDP8 499亿美元(以2012年不变价计算)。
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无疑增加了中国加快经济转型的紧迫性。美国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中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性大于美国，为应对美国贸易挑衅，合理维护中国企业海外权益，在短期内中国需要通过合理的贸易政策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采取对进口美国农产品、飞机、汽车等优势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是合理的⑧，通过全面拉高进口美国产品价格，压制美国优势产业出口。但同时还需提高对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货物与服务贸易比重，发展替代贸易。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工业零部件、纺织服装、鞋类与医药等消费品和赴美商务、教育、旅游带来的服务贸易比重都较高，后续还可采取以下短期贸易措施：减少对美关键工业中间品出口，抬高国际相关商品价格;转移中国的一般消费品出口，提高美国相关进口品价格;降低美国对华旅游、教育出口、保险和咨询、信息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比重。另外，进一步扩大对美开放，提高中美贸易合作预期收益，“以打促和”，稳定中美双边贸易。扩大美国商品进口，缩小中美货物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促进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二)强化创新驱动机制
尽管中国国内市场巨大，具有多元化经济体系，但目前中国产业技术密集程度还不高，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仍然依赖国外进口，而美国等其他国家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使得中国以市场、海外并购、技术转让等措施获取核心技术愈发困难。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技术之争。伴随着从国外获取技术难度的加大，突破美国等技术封锁的唯一途径是自主创新，中国必须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发展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继续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1.培育创新环境。建立具有包容力的社会环境，鼓励试错就是鼓励创新活动，培育崇尚和鼓励科学家、企业家自由探索的风气。(1)强化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基础创新。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和人才教育的支持力度，改革高校人才考评机制，鼓励理论原始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研发，克服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2)推动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围绕市场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研究，提高研究成员收益比重，推动基础研究的产业化进程，实现科研成果的生产力转化。(3)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但由于初始投入大、投资风险高，国家对自主创新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可以且应该通过适度的补贴、减税、信贷优惠、事后奖励、行政便利、基础设施提供等方式，对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创新予以支持。
2.完善创新制度。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红利降低，需要提升人才资本累积，激发创新的新动能。加快构建完善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体系，通过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提升，健全知识产权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国产化替代，以市场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创新者收益，提升专利转让率和转让收入，激发原始知识创新，调动技术人员创新积极性，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注重技术人才培育，强化工匠精神，加大面向先进制造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和培训，夯实产业基础。
3.升级创新理念。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基础创新意识，促进我国由商业模式创新到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转变。提高政府对企业原始创新兜底政策保障水平，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参与企业风险投资，严控企业负债，减小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出口退税，完善企业退出市场机制，倒逼中国企业从成本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三)用好宏观经济政策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经济与政治的全面博弈，需要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来整体应对，降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提升经济增长内生性。
1.提高产业政策有效性，明确产业政策内涵。无论在发达国家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政策都是促进创新产业发展的通行做法⑨。目前中国面临中低端产能过剩与前沿核心技术不足的问题，单纯依靠纯粹市场机制可能导致中国错失有效供给形成的窗口期，因此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产业政策应当注重对基础研发能力的资金和制度扶持，重点构建政府监督、高校研发、企业生产的技术创新与转化制度。(1)提升产业政策促进市场竞争的效率。合理的促进竞争性产业政策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1 ]，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与促进竞争功能，以激励更多企业参与竞争，引导企业实现差别化发展。企业具有创新路径依赖性，倾向于在自身已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创新，缺乏利益驱动去关注其他产业领域，需要产业政策合理引导，提升政策的正外部性。(2)提高产业政策对象的精准性。对于新兴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产业政策可以构建有益于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的制度环境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机制能够更加灵敏地捕捉供求信号，产业政策更应注重制度性的建构作用。(3)完善政策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等微观市场客体通常能够对市场信息及时反应，产业政策的制定受到市场信息滞后、政策周期滞后、多重政策执行层级等因素影响，需要构建政府、市场、企业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提高产业政策在制度合理框架下的干预有效性。第四，明确产业升级内涵。中国产业体系健全，发展服務业要跳出产业结构“空心化”的误区;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并非单纯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推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地位。
2.协调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缓冲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对美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短期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协调税收、补贴等财政政策与汇率等金融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贸易摩擦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1)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维持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力度，促进投资带动优化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减税政策与科技政策相结合，降低中国企业税负，尤其要降低涉及对外贸易的中小企业税负。通过减税降费、有针对性的补贴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降低中国企业发展成本。对于申请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的政策优惠和专项资金鼓励创新。鼓励推动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有较多科技贡献、较高专利数量、科技水平较先进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其负担和政策性成本;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可以给予较低险率的出口保险，以免除其后顾之忧。(2)坚持稳健、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货币供给，保障市场流动性。稳定国内储蓄利率，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房地产等价格过快上涨引发的资产泡沫。(3)优化贸易结构与汇率政策相配合。实施自由双向贸易。调整进出口空间布局，使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较为均衡，规避单一国贸易摩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周边成熟贸易区推广人民币结算业务。稳定汇率政策。中美企业贸易规模较大，贸易摩擦将引导市场不利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逐步降低，尽管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外贸压力，但中国需要稳定汇率，避免大幅度波动，为后续中美贸易关系改善提供基础。发展对欧盟、墨西哥、东南亚等多边贸易。提高中国对非洲、东南亚及欧盟的市场份额，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对欧盟区等其他经济体的汇率，鼓励发展替代贸易。
3.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美国对中国工业中间品征收关税既会影响中国的东部地区，也会影响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短期内贸易依存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将受到更大冲击，需要完善对受影响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工作：(1)根據不同地区比较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素非均衡分布、产业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地区依赖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东部地区创新经济体提高研发比重，实现创新驱动;利用中部地区人口规模优势，继续扩大标准化制造业发展;东北和西部地区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吸引高端人才集聚。(2)促进城市群建设，协调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群中心城市通常集聚较多人口，知识外溢效应明显，适宜发展产业多样性的城市化经济，研发创新更具优势;对于中小城市，不宜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应培育因地制宜的地方化经济。发展城市群内交通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3)推进生态经济发展，优化工业供给结构。建立生态资源确权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区域利益共享;提升创新、循环经济比重，优化原有工业体系，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过剩产能。(4)推进“三个支撑带”发展，整合国际、国内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大城市病治理和落后地区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拉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降低国内市场壁垒。
(四)协调好“两个市场”
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同等重要，需要通过优化贸易结构，扩展国外贸易市场，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1.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提高对中亚、欧洲和东南亚贸易比重，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区、贸易港建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贸易规模。参与WTO等多边贸易规则制定，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中国企业海外利益。降低外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深化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开放外资投资领域，提升中国企业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倒逼技术研发，提高资本利用效率。鼓励外商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事业、教育等领域投资。
2.加强对内开放。中国目前经济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存在较大潜力，在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培育国内市场，构建国内生产与消费的规模经济，进一步塑造内需导向性经济模式。对内扩大民营企业准入范围，改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在国内投资;调整国内产品结构，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培育中高端消费，拉动高品质内需形成。培育新经济增长动能。伴随着我国人口劳动力结构转变，养老、健康产业需求增大，通过打造高质量健康产品供给体系，促进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内生性经济模式形成。
注释：
①除特殊标注外，本文与美国有关的数据均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美国商务部。
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是白宫内阁级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协调和管理美国国际贸易、投资及贸易谈判等事务，具体原文详见其新闻发布“USTR Announces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China”。
③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还有战略遏制、制度等政治与文化原因，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经超出本文的讨论内容，故不予讨论。
④萨缪尔森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观点，其立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会挑战美国原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美国争夺全球产业价值链份额，并导致美国退回不贸易的状态，这似乎是当今美国政策推行贸易壁垒、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的经济学理论依据。但其忽视了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及发展高技术产业互补性。一方面，美国优先发展生物技术，而中国主要将信息技术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是美国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进而降低服务贸易收益，加剧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欧美具有绝对技术优势的产业还很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迅速发展缺乏现实基础。
⑤作者根据WDI(2018)数据分析。
⑥这里将欧盟看作统一市场国家。
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受益于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而非服务业。采矿业失业率由2016年的8%下降至2017年的4.1%，其下降幅度约为48.75%;制造业整体失业率2017年为3.6%，下降幅度为16.28%，其中耐用品制造业失业率由4.2%下降至3.7%，电子装备制造业下降17.5%(2017为2.8%)，木产品失业率由6.9%下降到4.3%，下降幅度为37.48%，家具制造业下降22.22%。在非耐用品制造业中，食品制造业、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纸张制造业、石油与煤制品业、化工制造业、塑料与橡胶制造业的失业率分别下降9.25%、19.44%、18.18%、40.54%、17.5%、18.18%和43.58%。除广播电视、电信产业、房地产业下降明显外，其余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失业率下降不明显。上述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研究局(BEA)。
⑧中国商务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7号)，2018年8月23日。
⑨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曲解中国对信息技术、航天航空装备、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划，却无视自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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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f China-U.S Trade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U.S Trade Structure
DENG Zhong-liang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28，China)
Key words：China-US trade conflict;trade structure;industrial upgrading;trade imbalance;policy choice
贸易摩擦范文第3篇
摘 要：2017年8月18日美国宣布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中美贸易摩擦由此爆发并引发全球持续关注。经过双方反复征税、多轮谈判、持续协商，美国于2019年7月17日宣布豁免110种中国进口商品高关税，双方暂时达成共识，中美贸易摩擦暂告一段落。但这一贸易摩擦事件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分析贸易摩擦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研究了中国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面临的挑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失衡;贸易摩擦
0 引言
2017年8月14日，美国签署行政备忘录，决定对中国发起贸易挑战，中美贸易摩擦自此开始并引发全球持续关注。随后，美国于2017年8月18日宣布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引发各界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中国商务部立即回应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捍卫中方合法权益。次年3月23日，美方宣布对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增关税。同日，中国商务部以对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作为反击。次日，美方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第一次向中方提出磋商要求，双方在北京均表示希望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贸易纠纷。但2018年5月30日，美国推翻磋商共识，重提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贸易摩擦重启。2018年7月6日，中国正式实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美国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予以反击。经过双方多次出台征税清单，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20国集团阿根廷峰会期间，就双方经贸问题达成共识，同意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四天后，中美第十一轮磋商对话举行，后谈判暂停，中美经贸关系再次僵化。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高级别磋商，美方称将再推迟提高对华关税，中美达成多项共识。但2019年5月15日，美国将华为列入管制清单，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2019年6月1日中国随即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2019年6月29日，中美元首同意重启两国经贸磋商，美方表示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随后美国商务部解禁对华为供货。2019年7月11日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将重启经贸磋商。7月17日，美方宣布豁免110种中国进口商品高关税。
本文通过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内容和进程进行梳理，着重分析了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以及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挑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中美贸易失衡一直是学者的研究对象。王香雯（2018）认为总体上中美贸易双方互利共赢。中国是一个全球产业的集聚中心，从别的国家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加工后向美国出口，中国对美国出口实际上是将别的国家顺差转移到了中国。虽然中国实际获得的利益只是加工組装获得的增加值，但当前贸易统计方法却是将出口商品全额计入，这一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的漏洞直接导致了美中贸易逆差被夸大。中国商务部（2017）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从全球价值链看，双方的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其实在美国。周晓波、宋立义、倪坤（2018）等学者则认为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既有美国自身的内在经济制度、国民长期消费储蓄习惯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宏观经济失衡影响，也有中国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产业链布局、中美经济发展阶段和禀赋结构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佟家栋（2018）在文章中指出中美贸易摩擦并非一时兴起的结果，背后主要原因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利用其创造的经济全球化环境飞速发展，这让一向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感到了巨大威胁，从而试图采取抑制甚至打压的政策来遏制中国崛起。
还有学者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对两国经济产生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会减少中国“三驾马车”中的净出口，给中国经济增速带来下行压力，同时中国的反制措施如减少对一些美国农产品的进口，极大程度上会给国内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胀压力。陈天雁（2018）则认为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如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大幅减少，出口行业的上市公司股票下跌，通胀压力上升等，但同时可能促进中国主动实现产业升级。赖佩琦（2018）主要分析了贸易摩擦可能对中国某些产业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中列出的十大重点领域。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意图收购美国机器人企业或与其有技术合作的中方企业，而新材料出口、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产品、高铁装备等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小甚至可以完全忽略。该学者认为中国可利用高性能医疗器械、生物医药行业在本次贸易摩擦中占据主导地位。曹源（2019）在文章中分析得出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主动挑起摩擦的美国来讲，美国将面临本国财政负担加重，企业发展滞缓，积极性不高，国民消费能力下降，国内就业机会减少等重重问题。从中方来看，本国企业竞争力下降，外贸行业发展艰难，经济增长缓慢，未来经济发展趋势遭受严重冲击等都是中国在本次贸易摩擦中面临的挑战。
2 贸易摩擦发生原因分析
2.1 美国认为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美国利益受损
从中美2013至2018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远远超过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总额。2013年至2015年，随着双方贸易往来愈发密切，中美进出口总额不断扩大，但在2016年出现小幅下降，达到5，196.1亿美元的低谷。中国向美国出口总额与中美进出口总额变化趋势保持高度一致，2016年至2018年，两者均呈直线上升趋势。从这一数据来看，中国对美国确实存在一定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在一定意义上是受损的一方。
但中美贸易失衡的很大原因在于统计方式差异。由2009年10月由中国商务部与美国商业部、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联合签署的《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研究报告》可得出结论，一方面，中国出口的货物经第三地转运后按美方原产地的规则记作自中国的进口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双方报价的不同也导致直接贸易当中的差异日益显著。还有学者发现：虽然中美贸易规模及统计差异在不断扩大，但差异率（统计差异绝对值占相应进口额的比率）却在不断下降。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剔除贸易规模扩大的影响，双边的贸易统计差异实际上在逐步缩减。
2.2 美方内部面临选举压力
美元首首次提出中美贸易摩擦时正值美国中期选举前期，这一选举结果不仅会影响其任职的后半任期，还将牵动2020年总统大选。美元首面临着的不仅是各国媒体的舆论，还有国内共和党、民主党两派的激烈竞争，其希望推行强硬的国际外交战略获得国内民众支持。为了转移国内政治注意力，选择对华发生贸易摩擦来缓解执政压力。同时，意图通过打“贸易保护牌”向选民拉票，为共和党在议会上保留多数席位而争取连任的机会。
2.3 美国霸权主义面临挑战
中国正以迅猛之势飞速发展，若继续保持此增速，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倡议更是对现有世界秩序的颠覆，严重威胁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因此美国试图重演十九世纪美日贸易战来遏制中国复兴。
3 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3.1 企业出口订单减少，利润下降，阻碍外贸发展
中美贸易摩擦很明显导致了关税税率的直线上升。关税上升，意味着成本上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这一背景下，中国外贸订单大幅缩减，人工及管理成本不断上升，传统外贸行业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不少企业甚至面临破产和倒闭的风险，中国外贸行业发展严重受阻。2019年一季度，中美进出口贸易总额为8158.64亿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6224.30亿元，同比减少3.7%，进口额为1934.34亿元，同比减少28.3%。中国传统出口行业同样呈现不容乐观的态势，以中国服装及衣着附件为例，至2019年6月，中国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为143.37亿美元，同比下降3.1%。
3.2 工业体系脆弱，倒逼中国企业产品升级，提高技术
在过去30年里，中国创造了一种名叫“中国速度”的奇迹。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位于世界第二，但是却始终没有创造出“中国质量”和“中国价值”，国内的工业体系呈现出什么都能生产且产能巨大的局面，部分领域的生产产能位居世界前列。但实际上大部分产业和关键零部件都是依靠从他国进口发展的，没有原创性技术，缺少技术创新，一旦被釜底抽薪，后果将不堪设想。
贸易摩擦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企业的短板所在，依靠劳动力的数量优势实现企业利润变得更加难以为继。中国企业实现产品升级，提高技术含量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贸易摩擦，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能否化挑战为机遇，是中企能否成功度过贸易摩擦危机的关键。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贸易摩擦非美方一时兴起，而是长期以来美国对中美贸易持续顺差的不满，试图在短时间内扭转局面，同时美国遏制中国崛起之意图也非常明显。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出口订单减少，利润下降，关键零部件进口受阻，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贸易不仅攸关两国经济，更会影响世界贸易格局。美方的发动是对全球公平贸易规则的破坏，中国应积极维护本国利益，在逆境中把握变革机遇，实现产业升级。
4.2 政策建议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主要面临产品转型升级，进一步开拓全球化市场的挑战，为了减轻贸易摩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国家应立即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企业自身也要提高风险防范水平，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2.1 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
中国制造需从“制造”向“智造”迈进。积极加大设计研发力度，采取多元化的发展战略，用好的质量好的设计来提升自身產品的国内不可替代力和国际竞争力，以确保更为均衡、稳健的长远发展计划。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走好更高质量的发展之路。
4.2.2 从“中国制造”转向“全球制造”
当今世界正处于信息数据的大时代。互联网带来了众多可能，使得全球合作也创造出新的可能。当今，信息和通信技术变革使得远距离沟通成本下降，生产过程可以被切割为若干环节，并在不同国家完成。中国企业要将目光着眼于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引进和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推动产品升级。
4.2.3 出口企业可以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出口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对外出口实现的，中美贸易摩擦势必会影响中国对美出口。但欧洲、东盟、日韩同样依赖于中国的出口商品，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来恢复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损失的元气。
4.2.4 树立忧患意识，明确自身不足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充分认识到自身科技创新、关键核心技术、高端制造等发展短板所在。企业应清楚的明白未来发展的艰难性，切不可盲目自信，要在懂得韬光养晦的基础上，踏实走好每一步路，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发展。
参考文献
[1]佟家栋.中美战略性贸易战及其对策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3.
[2]赖佩琦.中美贸易战对国内企业的影响以及对策分析[J].现代业，2018，（13）：48-49.
[3]王香雯.中美贸易战的起因与发展[J].全国流通经济，2018，（16）：19-21.
[4]周晓波，宋立义，倪坤，等.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经济影响和我国的应对策略[J].宏观经济，2018，（4）：31-35.
[5]曹源.逆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综合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07）：112-114.
贸易摩擦范文第4篇
众所周知，中国入世十多年来频繁遭受“双反”调查，但近年来中国也开始进行反击，本文所述的中美两国关于对来自美国的肉鸡产品实行“双反”的争端，便是中国主动出击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案例简介
2009年8月14日，中国请求对原产于美国的肉鸡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9月27日发布了立案公告，开始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早在决定立案调查前，中国调查机构已就收到国内白羽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一事通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并向其提供了申请书。在立案公告规定的应诉期内，美国皮尔格林公司、森泰食品等35家公司向调查机关登记应诉。
调查机关对国内的白羽肉鸡产品和美国产品的质量、规格、鸡种和饲料、生产加工流程、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产品可替代性、消费者评价等因素进行了调查，发现美国肉鸡所占中国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且实行低价销售，这种行为对国内产品的销售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2009 年上半年，在国内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国内肉鸡的产能利用率下滑至66%，产量、销量、市场份额、销售收入、就业人数等经济指标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仅2009 年上半年的亏损额接近2008 年全年的亏损额。
2009 年10 月13 日，申请人就该案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反补贴调查申请。10 月19 日，调查机关就新增指控申请向美国政府发出进行磋商的邀请，并向美国驻华大使馆转交了反补贴调查申请书的公开版本。中美两国政府代表于10 月29 日进行了磋商。
2010年9月，中国商务部对美国白羽肉鸡产品征收50.3%到105.4%的反倾销税和4.0%到30.3%的反补贴税，实施期限为5年。
2011年9月20日，美国就我对原产于美国的白羽肉鸡采取的双反措施(商务部公告2010年第51号、第52号)，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2013年8月2日，世贸组织向其成员散发了本案专家组报告。专家组裁定，中国的双反措施在倾销进口产品的成本分摊、产业损害的价格影响分析，以及调查程序的透明度等方面，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9月25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专家组报告。
二、中美双方争论依据
中方认为美国倾销的理据：
1、美国白羽肉鸡产业在全球市场上具有很强竞争力，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对农作物(尤其是玉米和大豆)的持续补贴，使美国肉鸡产业获得廉价的饲料成本。
2、调查期内，美国肉鸡的人民币价格始终低于国内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2006 年、2007 年、2008年和2009 年上半年分别低于国内平均售价569.51 元/吨、54.64 元/吨、515.57 元/吨和232.79 元/吨。初步证据显示，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综上所述，被调查产品所占中国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与其持续大量低价对中国肉鸡行业造成严重损害。
美方提出上诉的理据：
1、美国政府在答卷中称，“本调查所涉及的五个联邦项目都是直接支付给生产玉米和大豆的农场主，这五个项目下没有任何补贴支付给肉鸡加工商”，并认为“申请人对这些项目
的指控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对玉米和大豆农民的补贴转移到肉鸡产业”，“即使存在‘传递’，通过合理的计算，我们可以证明这些被‘传递’的利益不会产生超过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反补贴协定”)第11.9 条所规定的‘微量’水平。”
2、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仅占中国国内市场较小且稳定的市场份额;被调查产品绝对数量没有大量增加，且其增加量也仅仅填补了其他国外生产商在中国市场减少的份额;因此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及市场份额没有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
3、美国声称出口至中国的肉鸡产品主要是鸡爪，这部分产品因饮食习惯的原因在两国存在价格差异，因此低价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补贴因素，而是在美国本土市场上鸡爪等肉鸡分产品的价格本来就低。
三、专家组报告解读
对于肉鸡的补贴与反补贴问题，中美各有说辞，那么最终中国为何会败诉，归结起来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程序上和实质上两个方面的一些错误。
(一)程序上的错误：
1、没有提供充分的机会让美国及美国肉鸡供应商为其利益进行辩护，违反了Gatt第六条反倾销协议中的6.2。
2、没有对外及时披露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相关的非保密信息，特别是有关调查程序与方法的信息，违反了Gatt第六条反倾销协议中的6.4和6.5，还违反了反补贴协议中的第12.3条。
3、没有向美国利害关系方披露基本必要的事实，比如其倾销幅度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违反了Gatt第六条反倾销协议中的6.9。
(二)实质性的错误
1、对美国肉鸡所征收的反补贴税超过所计算的美国对其肉鸡产品的单位补贴，违反了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中的19.4条。
2、中国所计算的倾销幅度建立在错误的价格比价上，违反了反倾销协定中的2.2条。商务部无理由拒绝使用美国公用会计原则和两大肉鸡生产商在计算生产成本的账簿记录，不考虑生产商提出的以价值为基础的分配方法，而是采用了重量为基础的方法，导致进口肉鸡产品的成本分摊不符实际，同时将与肉鸡产品无关的成本分摊到肉鸡上，夸大了倾销幅度。
3、中国对损害的确定所依据的证据不够肯定充分，不能证明进口肉鸡的数量和价格对国内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产生影响，也不能证明损害国内肉鸡的市场份额，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等。这一点违反了反倾销协定中的3.1、3.2和3.4条，违反了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第15.
1、15.2和15.4条。
四、建议与对策
结合上述对本案例的具体情况及专家组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本次争端中败诉的原因是没能很好的了解、掌握及运用WTO的规则，导致中国在程序上和实质内容方面的一些做法都违反了WTO相关的协议协定。
既然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受WTO规则的约束，就要彻底读透规则，运用规则行事。第一步就是制定适应WTO规则的法律，这样可以减少中国调查机构的机动裁定，减少行政对贸易的干预，更能体现WTO的透明度原则，让对方无处反驳。
在有关“双反”的案例中，损害的认定是至关重要的。要证明是否存在倾销和补贴，以
及倾销、补贴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就要细化调查程序完善举证工作，增强我方论据的完整性和有理性。同时要加强磋商，WTO规则强调的是公平、透明与开放，磋商使得争端双方有一个陈述利益与争取利益的机会，避免政府及行业垄断。
当今世界贸易一体化，所以各国也都在积极适应这个不可避免的潮流。中国不仅要重视自身的立法，还要关注其他国家的法规更新，有预防警惕的意识。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于WTO的规则，还有理解不够通透的地方，实际操作中也有不尽完善的地方。虽然此次中国主动出击遭遇失败，但是我们应该找出问题的症结，在以后的国际贸易中要运用规则捍卫自己的利益，同时寻找机会争取自己的利益。
贸易摩擦范文第5篇
红
(1. 合肥工业大学
材料与工程学院，合肥
230009; 2. 炮兵学院
政治理论教研室，合肥
230031)
12【内容摘要】 日前,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大多数家庭却不懂得教育的理念与技巧，通过对比总结中美家庭教育理念的主要差异，寻求其有益结合点，显得尤为重要。家庭教育在婴幼儿时期、青少年时期与大学时期都必不可少，但要掌握其不同阶段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才能更好的发挥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得益彰的作用。
【关 键 词】 家庭教育 主要差异 启示
我国古代社会的小农经济导致了学校教育的规模和范围都很小，家庭教育便受到特别的关注与重视。现在更是如此,家长们为了使孩子能成长成才,出人头地,将更多的精力与财力投入到孩子的家庭教育中。更有甚者,他们选择各式各样的“早教班”、“亲子班”来代替家庭教育,这种教育热情是不是走入了一种误区?我们的家庭教育出现了什么样的偏差?这都需要通过比较研究来寻求答案。
一、中美家庭教育的主要理念
(一)我国家庭教育的主要理念 1.家国统一的教育理念
重视家庭伦理教育及家庭关系的和谐，要求做到父母子女关系融洽，父母在孩子成才之前尽好养育之职，同时要求子女孝顺，尽好赡养义务,侧重于齐家。但只做到齐家还不够，齐家是基础，治国才是大志向，这是我国家庭教育的精髓，将家庭教育与爱国、为国尽忠统一起来，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将家庭教育的目的提高到了治国的高度。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支配下，家是“小国”，只有家庭教育成功，才能在“大国”立身，才能脱颖而出，才能取得更大成就。
2. 重在培养完美人格
注重教育子女如何做人，在学知识的同时更强调品德的培育。这是我国家庭教育的一大优良传统。首先侧重于家庭伦理教育，强调家庭和谐，要求父母“慈”,子女“孝”。只有这样,子女才能走出家庭，更好的立足于社会;其次教育子女要勤奋好学，为了早日成才,学习必须强调一个勤字。即使是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能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再次,重视勤俭教育，我国家庭教育将勤俭节约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希望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后代居安思危的意识和自立的能力,以求更好地立足于社会;最后是志向教育，重在培育孩子具有远大志向和宏伟目标，通过家庭教育孕育孩子走向社会的能力，教育孩子长大要有出息，要取得成就， 作者简介：蔡伟伟(1979.4-)，女，安徽颍上人，讲师，法律硕士，从事高校教育理论研究;张 红(1980.9-)，男，安徽颍上人，讲师，法学硕士，从事军事法研究。 教子立大志,教子与治国相联系，这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反映。
(二)美国家庭教育的主要理念
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可怜天下慈母心》讲述了一位母亲用传统的中国家庭教育方法教育在美国出生并长大的女儿，结果导致了一连串的冲突。母亲一心一意望女成凤，希望女儿成为一名神童，希望女儿听她的话，按照她的设计与期望走下去。而女儿保护自我的策略就是尽一切可能让母亲对她失望。“我有好几次让她失望，每一次都是维护了我自己的意愿，维护了我辜负别人期望的权利。我的成绩并不是全A，没有当上班长，没有考进斯坦福大学，甚至大学没念完就退了学。”(注释)
为什么我国的家庭教育方式用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身上就不灵了呢?因为在美国家庭教育中，不重视家庭伦理和等级秩序，反而更注重个人个性的发展，个人和团体占有比家庭更重要的地位。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时，个人的利益和愿望占据优先地位。美国人不强调孝顺，对“孝顺”嗤之以鼻，觉得它束缚了人的个性和发展，对个人的发展是一个阻碍。父母与孩子之间也不需要什么依赖关系，甚至在家庭中要“建立一种津贴体系，以便对孩子们灌输自尊自爱的基本概念”， (注释)在美国的教育观念里，以个人为社会本位，只有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有社会的充分发展。
二、中美家庭教育的主要差异
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的区别，使得两国的家庭教育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一)教育目的方面的差异
我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是按照父母为孩子设计的人生规划把子女培养成“才”，子女要顺从大人的意志，否则就是不孝，只有按照父母设计的人生之路走下去，将来才能有出息，有个好职业，才能出人头地，“后半生”才能享福，一生才能在顺境中度过。家长们往往以职业的好坏、挣钱的多少来衡量子女是否成功，在教育过程中习惯督促子女“先苦后甜”，而忽视成长阶段应有的童趣与快乐,从而导致家庭教育目的的期望值高，而且功利性强，但往往是“恨铁不成钢”，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有出息”、“好职业”、“顺境”不是一个一般的目的，较难实现。
美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而很少受到家庭的干扰。“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是美国学校和校外少儿组织从小教导孩子的准则。所以美国父母能较为轻松地对待家庭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潜力与个性,把子女个性中积极的成分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就算达到目的。
(二)教育内容方面的差异
我们国家, 父母对于顽皮的子女往往会失去耐心，认为他们不符合教育成才的标准，这样极易忽视孩子创造力的培养。《全国青少年创造培养系列社会调查》中，回答“如果发现孩子在拆装闹钟，家长会有什么反应”时，40%的家长对孩子“训斥”、“警告”，48%的家长以“不耐烦”、“不屑于”或“敷衍”的方式对待，可见我国父母对创造力培养的认识还需要提高。(注释) 相比之下，美国的家庭教育侧重于“素质教育”，注意让孩子在体力、认知、语言、社会性、情感上获得和谐发展。体力上重视孩子的户外活动与玩耍;认知上注意开拓不同的审美视野与兴趣;突出社会性培养,强调与同伴合作与分享等等。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孩子创新能力的培养。父母会积极培养孩子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不会给他设定很多规矩与框框,会鼓励孩子提问，鼓励孩子求异思考;让孩子敢于打破常规，敢于标新立异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
(三)教育方式方面的差异
我国家庭教育的方式表现在：(1)孩子在家庭生活中较少有发言权、参与权，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就是守规矩、服劝导、不要有异见。(2)中国孩子的选择权、自主权较小，许多事情都按父母的意愿去办或由父母包办代替。(3)中国父母在家庭里往往以权威出现，要求孩子服从父母、听父母的话。这样容易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
美国家庭的教育方式就比较宽松与民主,表现在：孩子在家里有发言权、参与权,美国父母会鼓励孩子“保留意见”、“固执”和“不听话”， 允许孩子“固执”，因为那里面可能有执着，允许孩子“不听话”，因为那里面可能有创造,这样就可以保持孩子思维上的独立性与创新性。美国人认为，如果家长把孩子管得规规矩矩、百依百顺，孩子稍一调皮就不能容忍，往往就把孩子管“死”了，把孩子的创造性给抹杀了。要培养孩子乐观开朗的性格，就要尽量地“放任”孩子，要允许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拥有不同的选择权,这样才会感受到人生的快乐。
三、对比中美家庭教育差异，寻求有益结合点
作为中国孩子的家长，我们应该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并汲取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和民族的特色教育理念，从而更新、完善自己的家庭教育理念,才能更好的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和日趋激烈的竞争对个人素质与能力的更高要求。
(一)对婴幼儿时期家庭教育的启示 1.“早期教育”不是“超前教育”
现在独生子女的日益增多,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父母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通过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使自己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这也催生了社会上大量的良莠不齐的早教班,有的父母甚至辞掉工作在家中进行私塾式教育,有的则将孩子送入各式各样的早教班,使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奔波于五花八门的早教班、亲子班、兴趣班中。重视早期教育,这本身是应该提倡的。但许多父母在孩子出生不久就开始教孩子认字、数数、背诗词,
二、三岁便开始教孩子写字、画画、算算术,到了
四、五岁,则把小学的算术、语文课本拿来教孩子攻读等等,无疑是将早期教育理解成了超前教育。这对孩子的成长非但没利,可能还有害。
2.“学习”与“游戏”两不误
现实中有很多家长总是不断的督促孩子要多学少玩,剥夺了孩子玩耍的天性。但对孩子来说,游戏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 限制甚而剥夺孩子玩耍的时间和权利,实质上是在人为地干涉甚至扭曲儿童成长的过程,其结果往往与家长的愿望背道而驰。家长们更应该好好研究如何在孩子玩耍的过程中让孩子学会学习,让孩子们在健康、快乐的气氛中嬉戏和成长。小伙伴间的交流对于儿童来说是一个充满快乐与激情而且效率很高的学习过程,孩子们在游戏中会学会各种各样的知识,并在玩耍和游戏中培养出各种各样的能力,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当然,我们在这里强调玩耍与游戏的重要性,决不是让孩子去放纵的玩耍,而是希望家长不要将游戏与学习对立起来,要做到两不误。
(二)对青少年时期家庭教育的启示 1.“家庭教育”不是“学校教育”
现实中很多家长不懂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区别,认为二者都是为了使孩子更好的成才,从而导致现在的孩子在学校里以课桌为中心,在家还是以书桌为中心。家庭生活成了学校生活的继续,家庭教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教育,而只能被称作在家庭中进行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被演化成学校教育的延续和再版,孰不知,家庭教育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完成的,而学习教育则有自己的实施计划,如果家庭教育也很刻板,只能使孩子对学习产生厌恶情绪,与家长最终设定的目标适得其反,孩子不但成绩没上去,还阻碍了孩子成为正常的“社会人”。
2.让孩子成为家庭的主体
我们经常犯一种错误,为了孩子的成才,尽量为孩子消除各种麻烦,替孩子做本来应该由他自己做的事情,当看到孩子试图自己做一些事情时,很多家长担惊受怕,怕伤害了孩子,怕做这些事情影响了孩子的学习。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孩子在家庭教育中处于被动的角色。诚然,为了孩子的未来,家长们绞尽脑汁,为孩子设计宏伟的蓝图与周密的成才计划,都希望着自己的孩子能够顺利地到达成功的顶峰,尽量少走弯路。于是,很多家长指手划脚地要求孩子,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孩子稍有偏差和失误,便认为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问题是,如果家庭教育中不能让孩子充分的参与,孩子不能主动的去接受的话,这种家庭教育无论设计的多好,无论投入了多大的人力财力,都不会成功的。
(三)对大学时期家庭教育的启示
大学生虽已成人,但初入社会,如果前期家庭教育不成功的话,这个时候其心理是比较脆弱的,需要家长掌握这个时期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要注意科学合理地引导。
1.由“家长式教育”转向“平等式对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增强,他们对来自外界的说教,不再是被动接受,更谈不上主动接受,而是有选择地去比较,如在施教过程中家长凭感情用事,忽视孩子自身的实际情况而一味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们,按自己的意志去教育、要求子女,必然导致其逆反心理,使家长与子女之间形成隔阂。因此,大学生的家庭教育更应注意相互尊重,在保持相对平等关系的前提下开展对话与交流,这样他们才能敞开心胸,主动地接受家长的教育。
2.由“功利式教育”转向“个性化教育”
当前大学生的不少思想问题、心理问题,就是一种读书过重的功利观造成的。子女将来能“成龙成凤”是每个父母期望,但不可只按既定的期望去要求、教育子女,一味的追求子女在功利性目标的框架下去发展,而忽视子女的个性发展,未来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功利式教育只会走入死胡同,只有尊重子女的个性发展,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才能谈得上是素质教育。
3.由“被动式教育”转向“社会性教育”
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增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对事物的看法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家庭教育不可只注重按家长设定的目标让子女被动的接受,要培养孩子适应社会的自立力,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心,要让他们主动融入社会,根据社会的需求来培养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发挥自己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