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在技术革新和媒介融合的推助下，大部制时代的传媒体制“合并潮流”迎风而起，浪潮翻滚，但困局重重。当前传媒体制“合并潮”的突破发展亟须管理上的引领、扶持和调试。传媒体制变革应积极突破现有制度与意识的藩篱，以“人”为服务之核，形成多领域、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更注重合并之中的“化学效应”，继续整合、深化“合并潮”，以带动整个传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传媒体制 合并潮 系统工程 趋势
蒋晓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叶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2008年，由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税务总局、广电总局6部委联合推动了电视、电信、网络的三网融合。2013年3月，作为一项重要的大部制改革，国务院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进行整合，组建了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作为一项国家顶层的设计，此次合并体现了政府决策者对文化与传播领域的形势、潮流的判断及其对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的反思。
一、体制与传媒的双向互动
由技术引领的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新旧媒体的融合态势不可阻挡。而管理体制也需顺应形势而改变。今天的中国，体制与传媒之间已开始构建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所谓“双向”，一方面指传媒对政府体制运作的监督、影响；另一方面指政府要顺应传媒的发展潮流，依法依规进行宏观管理。但这种管理，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控制，而是建立在社会运行机理框架下的并以实现“聚合”为目的的管理。
根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媒介场域”处于社会的“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公众生活场域”之中，是连接其他社会场域的“中介场域”。传媒遵循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规律运转，有自己复杂的传播理念和实践系统，按照自身的规律和要求自行选择参与场域活动的行动者。而政府从顶层设计来对传媒产业进行管理，乃基于传媒本身发展的“经济基础”来修筑“上层建筑”的过程。因此，传媒的发展战略显得至关重要。
体制与传媒的双向互动关系，在全球化之下的社会转型显得尤为重要。从全球化大背景来看，目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亟待全世界的理解。从多语言电子报刊到全新的电视国际频道，这些都是国家增强自己软实力和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然而，目前国际传媒赋予中国的形象与中国已获得的地位并不相符，传媒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力依然偏弱，国际话语权不足。因此，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崛起，需要文化体制的支撑，更需要媒介系统的支撑。
同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尤其是在新技术狂飙突进的信息化时代，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身份、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社会生活方式、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人格等都发生了大的转型。社会整体从一个“以国为本”的社会进入“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核心，围绕“人”的文化产业格局也随之形成，这恰恰与新媒体的“介入特性”相吻合。
不可否认，传统的传媒和文化管理模式的形成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但各部门“分兵把守、守土有责”的现状确实已不能适应融合不断深化、新技术不断刷新的大媒体时代。国家目前的体制改革思路是大部制改革，是合时宜的，必然还将继续深化和拓展，而传媒体制的合并也将顺时而行。
二、传媒体制合并现状与困局
随着中国旧有的传媒格局被新媒体技术彻底打破，政府的体制规制造成的媒介“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已面临挑战。随着技术的革新，信息壁垒的打通，媒介资源整合的需求， 随着中国媒介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显现。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都意识到自身传播力量的单薄，纷纷谋求跨界多元化运营发展。
2006年11月28日，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与成都广播电视台合并，成立了全国中心城市第一家综合传媒集团，随后一批大型传媒集团纷纷成立，如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南方日报传媒集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等。具体而言，这种合并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跨媒体。一方面，传统媒体或媒体集团向网络化与数字化拓展；另一方面，广电集团主办广播电视报或期刊，以及报业集团或其参股的上市公司向广播、影视剧制作行业渗透。不同媒体之间通过收购、合并等手段，进行产权、营运、产品的整合，形成规模异常庞大的多媒体集团，开展具有规模效益的多种业务。
跨区域。由于本地市场空间接近饱和，集团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出于资本扩张的要求，一批大型传媒集团寻求跨地区发展机会。以电视为例，2010年，青海电视台和湖南广播电视台共同组建新公司，湖南广电全面负责运营青海卫视，运行选秀节目《花儿朵朵》的制作与宣传，堪为跨地区合作的“城市新媒体联合体”现象的典范。
跨行业。为实现资本与资产的联合，以前是业外资本踊跃进入媒体，现在则受业内资本推动，媒体业务开始进入其他媒体或行业以实现价值扩张。2009年，湖南卫视与淘宝网共同组建了快乐淘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湖南卫视在淘宝网上设立专门潮流购物频道及外部独立网站，同时打造与网购有关的电视节目及影视剧，打通网络与电视的平台终端，创建电子商务结合电视传媒的新商业模式——对于湖南卫视频频牵手互联网，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赞其为“把别人请来种田，收获自己果实”的“地主”。[1]
然而，传媒体制的变迁面临着多重困境，在浪潮与礁石并存的情况下，如何真正地更为有效地推进合并？
在政府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布局的过程中，既有传统媒介进入大媒体时代后的集体尴尬，又有新媒体作为一股活力进入体制布局后的不适应，这也是传媒体制合并的困境所在。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意识困境。由于传统媒介生产的优势地位明显，传统媒体在长期的新闻生产中积累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和丰富的从业经验，以及广泛的社会人脉资源。因此，多数基层传媒从业人员对新媒体的影响力认识不足，部分人习惯了旧有的、单一的、各自为政的生产方式。
第二，技术困境。新媒介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让不少从业者在从传统媒体跨越到新媒体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技术门槛的阻碍。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难免对新技术持有最初的排斥心理，或因技术的缺乏而滋生出对新媒体的不屑情绪等，技术难题与意识障碍相互推助，成为接受新媒体的重要羁绊。谷歌公司在诞生时，如果不是用颠覆性的创新思维重新定义“什么才是最好的搜索结果排序方式”，今天的谷歌也许只是一家为某些网站提供搜索服务的小公司。[2]
第三，业态困境。新媒介目前的载体形态还不稳定，不仅生产能力较弱，且对传统媒介的内容提供有很强的依赖性。传统媒体的惯性及新媒体的发展起步晚、从业人员资历浅，使其在制度、人事管理上的融合难以理顺，造成新媒介不能直接、高效地产出效益。
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政府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所做的政策、部门的调整，属于“硬调节”，合并也只是“物理”层面结构的变化，而真正能实现效益的“化学反应”还未开始。
三、传媒体制的系统工程构建
任何行业的管理结构变化都会遇到阻力。无论是出版，还是广播电视、网络行业，其市场化程度、执业规则、管理标准都有所不同，整合中的不稳定与不适应也会出现。目前国内的整体传播格局由内而外、突出个性、纵深发展，因此，当前各种传媒机构的简单叠加和组合是不够的，这种合并必然要更加有机、更加自觉，其中，在引导和规则制定上，政府的角色尤为重要。在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要继续深化传媒融合，推助其由浅入深、从“物理效应”趋向“化学效应”的可持续过程，必须注重专业和分工，确立大媒体时代的“系统工程”。
1. 打好基石：扩大深度和广度，积累物理反应
物理反应属“硬调节”。长远来看，目前广电和新闻出版的合并，将为下一波形成更强大、更有力的媒介格局，提供大部制改革的硬件基础和合并经验。若二者再与工信部的网络信息产业管理进行整合，则会形成更大范围的传媒格局，实现更系统、更规范的管理，为各种跨界合作提供体制和政策的大型舞台。
更重要的是，这一举措昭示着传媒行业体制在未来的“大媒体时代”会形成一个继续整合、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此一来，跨界的交往会越来越明显。资金和融资优势的传媒集团有望通过跨行业、跨媒体重组迅速做大，多元化经营的大传媒集团有望诞生，诞生属于中国的“默多克帝国”、迪斯尼和时代华纳。
2. 突破思维：减少体制壁垒，激活核心想象力
传媒产业就是想象力产业，其发展历史亦是跨越地域限制走向全面沟通、超越人类想象的历史。然而，行业的沟壑、体制的壁垒以及规则的束缚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
在以往传媒业态中，整体上分业管理、垂直监管的模式让传媒惯于垂直思考，思维局限于本行业，而水平的、横向思维的能力和想象力都很欠缺。尤其是面临媒介趋于融合发展的大媒体时代，垂直思考方式难免带来心态的狭隘和想象的缺乏。而信息的快速有效传递是传媒技术不断更新的内在动力。简化信息产生、处理、呈现过程等各个环节正是想象力可以着力之处。
从政府角度看，要激活产业核心想象力，就要更进一步放开体制壁垒、拓开管理思路，从更细微处给予管理和思维空间“无限可能性”，拓宽传媒新格局的生产路径。这是建立系统工程之前的一种思维上的转变。
3. 建立系统：精细化分工，打造“系统工程”
人们谈及媒介融合时，更多的是关注其聚合效应，很少关注其作为系统工程的“精细化分工”的一面。[3]传媒大格局之下分化的多个部门、各子集间的协同作战，无疑将有利于每一个环节的生产质量的提高，这也是传媒业态合并之后能产生“化学效应”的关键。
建立在物理层面的结构改变进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带来质的变化。以目前媒体新闻生产为例，传统编辑部下的新闻生产，上下游分明，新闻发布渠道单一。全媒体形成后，新闻的生产和发布极为复杂，纸媒与视频、网站与手机，将成为不同的“车间”，这使得分工合作、协同作战必不可少。若要构建这样一个大的报道体系，生产流程的细化更是必要的。甚至，未来系统工程思维引入之后，相应软件将被开发出来，技术革新将使得包含全媒体在内的大文化产业作为系统工程，呈现出分工精细化、科学化、数字化的局面。
系统内的分工要求来源于“合并潮”产生的两个趋势：生产主体的多元及传授边界的模糊与消失。
4. 创新目标：提高控制力，彰显人本色彩
当下，中国的传媒角色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众传媒的民本化转型使得整个传媒更加以人为本。作为组织传媒的管理者应当明白，媒介本身已形成了各种力量制衡、分享、共赢、平等的“场域”，在大媒体时代，政府只能且必须从“控制力”入手，退出社会领域，掌握关键领域，才能体现引导力。政府体现“控制力”的意义，还在于构建和谐的媒介生态与准则。[4]通过支配性的话语沟通，平衡整个话语体系，避免在市场利益与商业逻辑的驱动下出现失序和失衡。其次，文化产业的运作，要注重社会公众利益的实现，善于运用社会公权力进行“人本表达”，避免“被民主”“被幸福”“被代表”“被和谐”的“反人本”情况出现。
总之，传媒体制的“合并潮”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多领域的系统工程，简而言之是一项“优化学”。体制上优化，其主要任务是根据总体传媒格局的需要 ，把技术和管理上的元素从横的方面联系起来，再透过信息交换和自动控制等实现对人的纵向管理。其中，从“时间维”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渐变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逻辑维”的角度来看，这是个“自觉生发”的过程，在变化中摸清规律；从“智力维”的角度来看，力求达到1+1>2的系统优化效果。这个过程中，我们期待大部制、大媒介、大市场中的“化学反应”含量越来越高，经得起实践验证与时间考验的样本也越来越多。
参考文献：
[1] 马云.“种田”湖南卫视 大融合时代启幕[N/OL]. 中国经济时报，2009-12-31.http：//business.sohu.com/20091231/n269325376.shtml.
[2] 李开复. 创新是中国崛起不可或缺的一环[J/OL]. 2010年03月26日 16：25 IT时代周刊http：//tech.sina.com.cn/it/2010-03-26/16253991496.shtml.
[3] 彭兰. 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J]. 青年记者，2009（2）：22-24.
[4] 蒋晓丽，杨琴. 媒介生态与和谐准则[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7）：36-38.
传媒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伴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传媒作为我们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代传媒的伦理道德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当代传媒伦理道德问题并对解决方案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传媒；伦理道德；网络传播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传媒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新领域，也在迅速发展，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现代社会，传媒的影响力几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
一、当代传媒的伦理道德
传媒，就是传播信息的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载体，也就是指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从开始的传播者到最终的接收者之间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传播媒体可以是私人机构，也可以是官方机构。传播媒体现在主要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以纸质的新闻报纸、杂志等和电视广播为主的传统旧媒体；另一类是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当代传媒具有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的社会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社会结构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结构基础的部分，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就当代传媒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来看，传媒是一种上层建筑，是思想上层建筑，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传媒则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范畴。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当代传媒的主要传播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以前的单纯依靠书籍报纸电视传播变成以网络信息为主纸质为辅的新型传播方式。这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具有传播速度快、时尚简单方便、传播范围广等优点。这些优点使得传媒在日常的宣传工作中，可以有意识的引导社会公众遵守伦理道德规范，维护社会公共道德秩序，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优化了社会道德环境，从而对社会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传媒发挥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作用，可以培养和提高了人的社会道德感，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在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氛基础上提倡社会公众更好的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且发挥着监督和纠偏社会的作用，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广反腐倡廉活动，传媒对政府腐败问题的曝光和对清廉官员的大力报道，引起社会公众对腐败问题的大力关注，公众对腐败问题的指责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压力，更好的敦促国家有关部门惩治腐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民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监督，增强了公共权力的公正与合理。
但由于网络本身的特性也造成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情况，比如，随意编造新闻、避重就轻的有选择的播报新闻、任意凭着个人的主观看法或依据他人的意志去播报新闻点评新闻等。在2012年7月上映的中国电影《搜索》，2014年11月韩国SBS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匹诺曹》都把公众的视线引到了传媒的伦理道德这方面。相较于韩国电视剧《匹诺曹》国人更熟悉陈凯歌的电影《搜索》。2014年11月播出的韩国电视剧《匹诺曹》带给观众的，是对其职责的思考，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传媒其所蕴含的社会舆论导向力量是巨大的。大部分社会民众认为新闻媒体传播的都是真实可信，但是由于部分新闻工作者缺乏职业责任感，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为了赢取更多的收视率，为了博取大众的关注，制作虚假新闻违背了新闻报道的基本底线。在电视剧中，主人公奇河明在幼年时期，当消防员的父亲在一次救火任务中失踪而引发的记者们的质疑和谴责，电视台断章取义地重复播放吸引眼球的镜头，致使其母亲被逼之下带他一起跳海自杀，其兄长在与记者解释的过程中与家人分散最终家破人亡。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的力量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科技的发展使得网络空间、博客、微博本身就成为社会公众情感宣泄的主要空间，网络具有隐蔽性，网友通过匿名的方式获得在网络空间里自由表达、批评他人的机会，而这些对于当事人的压力是巨大的。前段时间成都女司机被男司机当街暴打的视频在网上自传播开来就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谴责男司机的同时，被打女司机也被网友“人肉搜索”，网友把其个人生活隐私示于公众眼球之下，女司机就这样无情地被攻击、被辱骂和污蔑，承担着身体的病痛和现代网络攻击的双重压力。女司机随意变道固然有错，但网友的肆意攻击不得不让人思考，什么是才是社会真正的公正？
二、当代传媒出现伦理道德问题的原因
出现这些违反伦理道德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有些传媒工作者本身就缺乏良好的道德素养和责任意识，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面前，选择了满足个人利益，没有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
部分大众媒体相比较新闻事件的真实性来说，更关注的是能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从而提高销量提高大众对其的关注，这就产生了一大批所谓的“标题党”等等。他们一味的只注重为自己谋取商业利益，长期以往就失去了社会公众对其的信任和支持，失去了社会公信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互联网的虚拟化，为网民们提供了保护，在参与网上讨论时可以更好的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和看法。但是有些人利用这种隐匿性发表一些不负责的观点看法，造成网络网民的非理性。网络暴力就是借助网络的虚拟空间用语言文字对人进行伤害与诬蔑，不但是对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恶意诋毁，更是把矛头指向了现实生活中，对当事人的隐私公布于众。
社会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没有起到对大众传媒的规范和制约的作用。网络媒体等新媒体的管理机制不健全，新媒体的管理机制的制定和实施过于滞后，管理过于分散。
三、提高当代传媒的伦理道德的方法
当代媒体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要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真实有效的新闻消息，忠于职守，清正廉洁，遵纪守法，这是规范传媒伦理道德的客观要求。对传媒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的要求，提高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出台，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完善政府管理机制，规范信息发布的渠道实行网民实名制，政府应及时有效的发布事件真相，让社会公众了解事件动态，并建立完善处理网络言论问题的应急疏导机制，对有可能造成网络暴力的言论进行有效控制和引导。政府也应该加强技术创新，完善监管手段，增强治理的有效性。
提高社会公众的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展相关伦理道德知识培训活动，提高社会公众的素质，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在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实践中，也应该大力培养社会公众认识、辨别传媒的能力，增强其对传媒信息的鉴别和过滤能力，以便使社会公众在形成自己认识的过程中不被传媒的负面影响所左右。（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展江 《各国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与伦理约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5、4
[2] 覃孟念、陈华明 《传媒伦理道德的失范与规范》 新闻界 2007、6
[3] 罗国杰主编 《伦理学》 人民出版社 1989
[4] 郑洁 《网络伦理问题的根源及其治理》[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0、4
传媒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众;语言;艺术;现代视听;传媒
0 前言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阶段，数字技术的诞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喜悦，这种技术在视听传媒中的充分应用，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像数字电视、互联网数字广播、视听媒介等都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互联网视听传媒更是发展火热，很多媒体之间的竞争力越来越激烈，在现代视听传媒发展中，数字化技术水平骑虎相当，而着力发展大众语言艺术，才是媒体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的主要因素。
1 研究大众语言艺术与现代视听传媒的重要意义
我国现代视听传媒已经步入了全新的科技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各项设施建设已相当完备，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或者听众，很多现代传媒在组织节目上丰富多彩，且投资巨大，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中，党中央对媒体提出的指导性的建议，在不断完善媒体科技发展的同时，节目在思想宣传工作中应该向“三贴向”发展，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媒体开始了发展性转型，这次转型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例如齐鲁电视台播出的《么敢当》，主持人小么哥以风趣优雅的形式播报山东省内的新闻事件，替代了传统古板的新闻模式，这次的转型引发了群众的热情，一时间山东齐鲁电视台的收视率快速飙升。可见媒体向“三贴向”转型是正确的，另外齐鲁电视台这次成功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语言亲民”， 在主持人主持《么敢当》整个节目中，所有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的山东话，而且在语言表述上的艺术形式非常强，给人的感觉非常和蔼可亲，让人能够感受到温心和可接近性，这是节目成功的主要因素，以这种方式成功的节目很多，如上海电视台播出的《周立波一周秀》节目，全节目也是有特色语言及幽默性贯穿，还有浙江省播出的《爸爸去哪》和《奔跑吧兄弟》，两套节目类型是真人秀节目，朴实的画面及有趣的对话，增加了节目的客观性，从这些节目中不难发现，大众语言艺术对现代视听传媒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2 我国现代视听传媒的形成特点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媒体发展阶段主要的传媒存在形式是电视、电影等，其共同的特征是只有画面和形象塑造，并没有发挥语言的重要性，这个时期人们对这些媒体的喜好程度并不高，随后迎来了改革开发的新举措，传媒行业开始快速发展，从无声影片发展到有声影片，又从黑白电视发展到了彩色电视，直到当今科技时代，彩色电视逐步发展形成了数字电视，这些传媒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目前我国在现代视听传媒发展中的主要存在形式分为三大类，即广播传媒、电视传媒及互联网传媒，其主要特点形式各具优势。
2.1 广播传媒的特点
广播传媒主要传播形式是收音机，这类传媒主要以无线电波的形式，将音乐、语言传播到千家万户中去，其主要特点分为广泛的覆盖性、传播速度快、伴随性、不稳定性、局限性、被动性。广播传媒具备覆盖面积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广播传媒以无线电波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无线电波具有传播速度快、穿透能力强、覆盖面积广的优势，因此只要有无线电波的地方都可以实现广播传媒的覆盖。广播传媒具备伴随性与不稳定性。广播传媒的节目形式通常为声音传播，这种情况下人们边听边做其他事情，这种特点便是伴随性;而不稳定性主要是因广播传媒的传播是依靠无线电波进行传送的，很多自然环境都会影响到信号的强弱，因此广播传媒的传播具有不稳定性。广播传媒具备局限性及被动性。所谓局限性就是指广播传媒的固定模式声音传播，广播传媒在广播时不具备画面，听众是无法观看到主持人的神态，只能从声音上来判别，虽然广播传媒具备局限性，但其语言的表达上丰富多彩，另外被动性也是广播传媒的特点，在广播时，人们只能接收信息而不能反馈信息，当然目前网络的发展，这个被动性逐步被改善了，很多平台互动、微信互动等改善了这个特性。
2.2 电视传媒的特点
电视传媒可谓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传媒体，其特点决定的它的发展地位，其具备声画并茂、现场感强、可信度高的特点，人类在接受外界信息时，单纯的通过图像或者声音是不能被轻易信服的，而声音与图像的结合增加了人们的直观感受，也增加了人们对事物原貌的信任度;内容丰富且表现手法较多，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节目的内容较为丰富，有歌舞、音乐、杂技、相声、小品、探险、电影等等，在节目剪裁和制作上，表现手法也较为丰富，例如《奔跑吧兄弟》中，将人物的语言放大、将人物的头像放大等。从整体看，电视传媒的特点还有很多，但总体概括电视传媒能够更直观地将节目呈现给观众，更能够让观众从心灵上所接受。
2.3 互联网传媒的特点
互联网传媒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其特点分布广泛，且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在现实中的差距感在互联网上是不存在的，可以说互联网传媒给每个公民提供了公正公平的交流互动环境，其能够融合电视与广播的众多特点，还可以别具一格的形成新的传媒体系，例如电视传媒在互联网上已经实现了同步播出，而广播传媒同样也可以实现同步播出，在未来的发展中互联网传媒将逐步占据传媒的主体地位，另外互联网传媒正在向很趋势发展，例如商品视频介绍、网络游戏直播间、音乐K歌房、在线教育等等，网络传媒的发展结合了电视的声音与画面同步传送特点，让手机、电脑用户更直观的接受互联网传媒，同时互联网传媒还可以实现回放、快进、重复播放的功能，能够直接与主持人进行互动，这充分提高了传媒体系的价格，不过在互联网传媒监管力度尚存在不足的情况下，虚假、伪造的事件也屡屡发生。
3 充分利用现代视听传媒的特点展现大众语言艺术
不同的传媒形式都具备自身的特点，而语言艺术是促进这些传媒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在当今传媒体系的环境中，人们更喜欢大众化的语言艺术在传媒中应用，因此在不同传媒模式下，充分结合传媒特点，发挥大众语言艺术的观赏性，有利于推动传媒的快速发展，就像人们喜欢的脱口秀、相声、小品一样，人们欣赏的是语言的艺术，对于以语言艺术形成的节目，其表达的目标更能够让人们所接纳，换而言之，传媒工作者应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要满足大众心理的需求，以大众语言艺术来体现节目的价值，因此在传媒发展过程中大众语言艺术的应用非常重要。
3.1 站在观众角度来定位自己
任何传媒的工作者在大众语言艺术的表达上都要贴近观众的心理，大众是传媒发展的根源，如果舞台主持人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主持，就会失去节目的亲和力，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说过：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要了解当今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我们没有资格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样的英雄，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成为百姓的代言人，要以平民的眼光去观察社会、思考平民所想的，我们的工作应该充分体现百姓的酸甜苦辣咸。
3.2 要擅长使用大众语言艺术
促进现代视听传媒的发展就要促进观众的认可度和亲和度，众所周知，之所以相声、小品艺术能够获得人们的青睐，主要是其大众语言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样不论什么形式的节目都应该充分发挥大众语言艺术，在节(下转第页)(上接第页)目中要充分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主持风格或者节目风格要干脆利落，节目中多运用幽默风趣、合辙押韵的语言，还要注意语言语调的亲切度，在形容事物上要形象具体，例如我们熟知的节目《非诚勿扰》，其本身是一个相亲节目，但在主持人孟非的主持下，整个节目的流程充满幽默感、亲切感，还不失目的性，这样类型的节目必将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类似这类的节目还有很多，如《零距离》《宝宝来啦》等。
4 结语
大众语言艺术在现代视听传媒中的应用更亲民，它能够拉近节目与观众的距离，还能够时刻抓住人们的心理，一场融合大众言语艺术的节目，既生动、风趣幽默，还不失目的性，一定会赢得更多的观众关注，这对现代视听传媒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因此在现代视听传媒中广泛应用大众语言艺术，将是未来各大传媒必然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应天常.节目主持语用学[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 徐莉，毕凤飞.主持人口语表达艺术[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3] 曹莉.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语言交流(下转第页)(上接第页)的三个平台[D].上海戏剧学院，2007.
[4] 陈贝贝.从心理学角度谈人物专访类节目主持人的准备[D].上海戏剧学院，2005.
[5] 韩洁.现代视听媒体动画的构思与艺术设计[D].山东师范大学，2004.
[6] 岳丽.大众语言艺术与现代视听媒体[D].山东师范大学，2004.
[7] 孙燕.科学教育影视作品中的动画设计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5.
[8] 神伟.现代视听媒体语言艺术的亲和力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5.
[9] 高广元.现代电视视听教材的摄像创作思维[D].山东师范大学，2000.
作者简介：刘禹佳(1995—)，女，湖南常德人，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王宏敏(1982—)，女，吉林伊通人，硕士，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传媒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体制; 新闻体制改革; 和谐湖北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新闻传媒作为社会的基础性工具，在构建社会公共领域、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以及社会预警和社会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同时，新闻传媒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和谐健康的发展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和谐媒体的建设。而在当前形势下要实现媒体和谐有序的运行，新闻传播体制的改革可谓是重中之重。
一、 新闻传媒与“和谐湖北”的落差
构建和谐社会与新闻传媒健康、有序、和谐的发展应该是同步的过程。近年来，湖北新闻传播事业虽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从整体上看，当前省内新闻传媒与“和谐湖北”的目标存在着相当的落差。
(一) 新闻传播体制上存在的弊端
1. 传媒经营与管理失范。传媒经营与管理失范，又表现为以下四点：首先是传媒性质定位不清。传媒性质定位问题，直接关系到传媒管理体制、传媒自身发展以及社会、政府对其监管尺度等重大问题。过去的二十几年，我国新闻传媒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宣传工具”的单一事业属性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既是喉舌又是产业”的双重属性：上层建筑属性和产业属性。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新闻传媒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无条件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事业性质”不容动摇;但在经营上可以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对传媒双重属性的界定，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新闻事业的生产力，促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1]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对传媒双重属性认识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两重属性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内在冲突。其次是传媒管理体制不完善。传媒管理体制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管理体制主要是指国家、社会、政府对传媒的管理;微观管理体制则指传媒内部的管理体制。仅就宏观层面而言，省内传媒主管机关职能界定不清。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制度的影响，当前湖北省新闻主管机关的管理工作出现诸多不适应症状：各传媒由谁来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管多少，怎样管等等，梳理不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要求统一的传媒市场和规范的传媒管理，在此情况下，落后的管理体制成了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其三是传媒经营机制落后。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竞争日趋激烈，传媒经营在传媒发展中已经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与采编业务并驾齐驱。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湖北省传媒经营机制落后，经营水平不高。其四是传媒资源整合不畅。由于省内传媒集团组建时间晚，又是在行政力量推动之下产生，传媒集团内部资源配置、利用并未实现最优化，各种关系还未理顺。如何整合资源，实现集约化经营，真正把传媒集团做大做强，是摆在湖北省传媒集团面前的首要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了传媒集团化进程。
2. 新闻传媒的结构失衡。一是结构不平衡。传媒整体结构“小、滥、散”，规模效益低下。建国以来，在中央四级办台办报方针的指引下，湖北省各地区各自为政，纷纷办报建台，由于缺乏顺畅的市场退出机制，传媒“只生不死”、“优胜劣不汰”，加剧了媒体数量的膨胀。尽管在2001年县市局台合一、2003年停办县级报后有所调整，但从整体上讲，省内传媒结构“小、滥、散”的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同时省内不同传媒之间，其发展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报业蒸蒸日上，在中部五省乃至全国都位居前列。但是广播电视业发展，特别是电视业相对落后。二是布局不平衡。受地理、交通、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湖北省经济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武汉是湖北省仅有的发达地区。十堰市、恩施州等属于欠发达地区。[2]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客观上也造成了湖北省传媒地区分布不均衡。一般来说，平原地区比山区要好;城市周边比其他农村地区要好。[3]区域发展不均造成的后果就是发达地区传媒竞争白热化，市场饱和;欠发达地区传媒发展不足，市场萎缩。2004年湖北省总人口6001.70万人，农业人口4237.47万人，非农业人口1764.23万人。[4]然而新闻传媒在城乡的布局却极为不均。主要表现在纸质传媒城乡普及率两极分化;电子传媒基础设施水平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在节目构成上，城乡比例更是失调。2003年，湖北省广播、电视覆盖率分别达95.66%、96.29%，(注: 据2004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年鉴社出版，第203页。)但是在电视接收方式和收看频道上，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在广播电视节目的构成上，面向农村的节目总量少、内容单一、播出时段差，而面向城市的节目不仅品种多样、内容丰富、播出时段好，出现广播电视城市化、贵族化的倾向。如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虽然开办7个频道，却只有中波卫星频道开办了一档农业节目《今日农村》，与节目总数相比，对农广播节目实在太少。[5]三是传媒核心失落。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为代表的党报，由于其高度的权威性，曾在湖北省传媒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宣传党和政府的重大方针政策、引导舆论、塑造主流价值观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党报的核心地位逐渐边缘化，这主要体现在党报发行量的下降和党报核心读者群的流失，舆论引导的功能弱化。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全省共创办各类报纸182种，其中省、市(州)、县(市)三级党报69种，都市报、晚报15种，专业报、行业报54种，大专院校校报44种。[6]但就总发行量而言，69种党报2002年的平均期总发行量为178.75万份，而15种都市报、晚报的平均期总发行量就达到268.88万份。[6]而且党报的发行主要靠公费订阅，市场零售量很低，在武汉各大零售摊点几乎看不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的影子，市场竞争力弱。就影响力而言，据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武汉综合类报纸中，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是《武汉晚报》，最有公信力的报纸是《楚天都市报》，党报未能榜上有名。[7]
3. 传媒运作失序。由于市场监管缺位，相应法律规范不健全，省内新闻传媒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无序竞争。其主要表现在：价格战、有偿征订以及发布虚假发行量、阅读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运作失序的另一个表现是传媒品格及其从业者社会责任感的下降。如武汉市的几家都市报、晚报为争取市场，一味迎合受众，甚至迎合受众的某些低级趣味，暴力、凶杀、色情新闻不绝于版，媚俗倾向明显。2004年发生在黄冈《鄂东晚报》上的恶性敲诈事件，(注：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43期。)更是让人震惊传媒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在传媒从业人员方面，也呈现出职业道德滑坡，整体素质出下降的趋势。不少从业者缺乏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以至出现导向错误的新闻报道;或者专业精神缺失，以至受贿、索贿、敲诈勒索的事件时有发生;还有不少传媒工作者走入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误区，大量报道低俗、煽情新闻、虚假新闻，传媒的品格大大降低，从而消解了传媒的公信力。
(二) 新闻传播内容的不和谐
1. 错误导向。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驱动，传媒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的影响，使得省内新闻传媒的报道出现了一些导向错误。①片面报道，不讲大局意识。传媒片面追求市场占有率，导致忽视新闻纪律，违反“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导向。②抢发新闻，违反新闻纪律。③利用负面新闻进行炒作。2004年10月10日，武汉三家都市类报纸和黄石《东楚晚报》、黄石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了河南“豫花”面粉有“毒”事件，不仅弄错了检验标准，将超标40%误报成超标14倍，而且其后武汉两家都市类报纸还刊发图片新闻，报道了顾客抢购大米的消息，其影响相当消极。
2. 有偿新闻。有偿新闻的实质，是经济利益驱动下对新闻报道权的滥用。[8]其形式主要有：①以新闻为诱饵换取经营利益(如广告、发行)或赞助，或以新闻的形式播出广告，或用刊登新闻作为交换拉广告、搞发行，如有偿组版、联办节目。同时媒体对大广告客户的报道倾斜、涉及广告客户的新闻粉饰等情况也屡见不鲜。②记者编辑在报道活动中收受红包，或者接受被采访单位提供的旅游、出国等“好处”，条件是对该单位正面宣传。③记者在采访中以内参、曝光等为要挟，迫使被采访者提供钱、物、好处等来 “有偿不闻”。这些情况在省内都有表现。
3. 虚假报道。新闻报道必须真实,这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但在省内的新闻实践中,报道失实的情况屡屡出现，严重损害了新闻传媒的公信力。虚假新闻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①与己不利，隐藏真情;②道听途说，调查不实;③唯利是图，编造新闻。
4. 低级庸俗。省内一些传媒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关注与中国人主流生活相去甚远的东西，热衷于明星隐私、低俗猎奇新闻，以刺激的、耸人听闻的手法极力渲染。其手法不外乎：①炒作低俗猎奇新闻。②炒作明星绯闻。③渲染灰色情感。在对武汉四家都市类报纸的情感倾诉栏目进行抽样统计后发现，2004年涉及畸恋、孽情、出轨、失败感情的话题所占的比重依次为97%、93%、92%、64%，2005年依次为65%、73%、67%、59%。④渲染血腥场面、暴力新闻。低级庸俗的社会新闻已成社会公害，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
5. 不良广告。广告不仅是新闻传播的内容，也是维系传媒生存，促进传媒发展的重要手段，被称为传媒经济的生命线。传媒在进行广告宣传时，追求经济效益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广告借助的载体是新闻传媒，广告宣传还具有导向性、思想性、审美性等特征，对于受众发挥着一定的教化作用。近年来，省内不少传媒一味看重广告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对其内容的把关意识较弱，从而导致不良广告的泛滥。①导向错误。2005年7月20日，武汉某报房地产广告语：“世事无常，人生须臾。人们信仰陨落，你不如信仰享乐。”这样的广告创意，其导向、价值观十分错误。②格调低俗。如某报曾刊登过一则洗衣粉广告词：你泡了吗?你漂了吗?该广告立意利用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丑恶现象和一部分人的媚俗心理，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还有一些报纸、电视台的丰胸、性病广告铺天盖地，画面内容过于暴露、庸俗，走在色情边缘。(注：见《武汉晚报》、《楚天都市报》、《武汉晨报》2005年5月、6月广告版。)③虚假广告。《人民日报》2005年8月23日第五版发表《哈佛代高乐“增高神话”如此编造》，报道了发生在湖北省的一起虚假广告坑害消费者的典型案例，尤其是揭露了媒体是如何在利诱之下成为骗子的帮手。教训相当深刻。
新闻传播的上述不和谐现象，践踏了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背离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不仅有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形象，也损害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良好形象，使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新闻媒体信任度下降，[9]从而削弱了新闻媒体引导舆论的功能。同时，由于上述因素导致的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它也损害了新闻单位的经济利益，影响新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其结果是妨碍了“和谐湖北”的构建，媒体是社会的窗口，积极和谐的舆论环境是“和谐湖北”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媒体的不和谐音是对新闻生命力和公信力的自戕行为，更是对公众福利与社会和谐的严重伤害。当传播内容出现较多的导向错误、有偿新闻、虚假新闻、低级庸俗和不良广告等内容时，新闻传媒构建大众公共领域的功能就会大大削弱，营造和谐社会舆论的能力就会降低。
二、 推进新闻改革，服务“和谐湖北”建设的目标
要完成建设“和谐湖北”的伟大事业，必须通过系列的新闻改革，以建构“和谐传媒”。和谐传媒作为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系统，依赖于五个重要的支点：和谐传媒是充满旺盛发展活力的传媒系统;和谐传媒还具有多元的开放的传媒结构;和谐传媒必须践行公正、客观的专业精神;和谐传媒应该展现和而不同的意见生态;和谐媒体还应该营造温润和睦的语言环境、舆论环境。建设“和谐媒体”，服务于“和谐湖北”建设的伟大使命，是湖北传媒及其从业者，包括新闻宣传管理部门肩负的重大的历史责任。
(一) 完善传媒宏观管理体制。我国现有的传媒管理体制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这种管理体制在方式上较为单一，集中表现为政府对传媒的行政干预和直接管制;由于缺乏其他管理方式的制约与配合，最终造成政府管理职能的越位，对传媒的宏观指导趋向于微观指令，并按照行政区划对传媒进行垂直的和多层次的管理，从而使传媒的发展遭遇了较高的行政壁垒。要激发传媒的活力，必须理顺宏观管理体制，为此，首先必须改变我国单一以行政为主的传媒管理形式，实现传媒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其次，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政府应当主要以间接手段进行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的调控，不直接干预传媒的生产报道活动;强调对传媒多提供预测性、参考性和指导性信息，大幅度削减指令性要求;集中精力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为传媒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其三，突破限制传媒发展的政策瓶颈，明确传媒集团的性质，完善传媒投融资体制。其四，加快新闻法制化建设，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法律手段为主。在新闻法治原则指导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赋予新闻单位更多更大的自主权。各新闻机构要逐步由机关化过渡到企业化，在实行法人治理的前提下完全落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收自支”的方针。通过这些努力，传媒发展的死结就会自然解开，传媒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充分地发挥出来。
(二) 建立合理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在微观上，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合理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为此，必须首先明晰产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打造新型的市场主体。“应当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10]只有明晰了产权，才能弄清楚究竟谁是国家出资者及其代表，具备什么样的权益;谁是债权人，具备何种权益;谁是其他利益相关者，又应获得什么样的权益。其次，健全财务监管机制，建立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①实行以集权式管理为主、分权式管理为辅的财务管理模式。对资金的管理必须处于集团的总体控制中，以减少资金的浪费;同时，要建立起集团统一的资金结算中心，禁止二级部门多头开户;实行资金、投资、物资采购、收益分配及财务人员全部集中管理;②变“计划财务”为“企业财务”，使财务管理真正参与传媒集团的经营决策。财务管理要变静态管理为动态管理，变“事后结算”为“事前分析预测”，强调事前科学预测，给决策层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③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检查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避免企业化运作过程中的财务风险和道德风险，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
(三) 推进传媒集团化，整合传媒资源。自1996年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成立以来，传媒集团化一浪高过一浪。如今，不仅在报界、广播电视界，就是出版领域、新传媒领域，都出现了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但从目前组建的传媒集团来看，仍存在着行政翻牌、政事不分、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现象，不少集团“集”而不“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实现真正的规模效益。因此，要使传媒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必须进一步深化集团化改革，全面提升传媒集团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为此必须首先明确集团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利制衡机制。在集团化的带动下，同时以主流传媒(如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为核心，推进省内传媒资源的整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大做强主流传媒。
(四) 延伸传媒产业价值链。在市场化条件下，要做大做强传媒产业，必须发掘传媒资源的潜力，促进信息资源的多级开发，以实现传媒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探索传媒产业价值链经营。产业价值链是以某项核心价值或技术为基础，以提供能够满足消费者某种需要的效用系统为目的、具有相关衔接关系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组合。传媒产业价值链的构筑，有利于优化传媒的产业结构，合理配置传媒产业资源，分散市场压力，保持传媒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强调多元化经营的今天，构筑稳固有序的产业价值链是实现多元化的有效途径。但是，价值链经营的关键，在于传媒核心竞争力的打造。核心竞争力是指该传媒在经营和发展中胜过竞争对手的核心的资源和能力的总称。它是该传媒以其主体业务为核心形成的能够赢得受众、占领市场、获得最佳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在众多传媒中保持独特竞争优势的那些资源和能力。在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利用强有力的主业张力向其他行业扩展，同时以主业的引力来吸引其他行业的资本，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扩张和整合，形成完整的产业价值链。
(五) 促进传媒与资本的联姻，加速传媒产业发展。要深化集团化改革模式，必须减少集团化运作中行政意志的力量，打通传媒与资本的联系通道，探索传媒与资本结合的有效模式。如果实现了传媒与资本的联姻，以资本作为连结相关传媒资源的纽带，以资本单位为主体参与市场资源配置，不仅能够增强传媒自身的造血功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且有助于改变传媒的股权结构，重新设计和建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并通过发挥资本市场监督作用提升传媒的管理水平，最终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这方面，省内传媒及宣传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2001年“两办”17号文件的激励政策，鼓励有实力的主流传媒“开辟安全有效融资渠道，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当然，与资本联姻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环境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错误的联姻决策，甚至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以致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六) 协调城乡传媒发展，缩小信息鸿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湖北省地处中国腹心，其新闻传媒也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而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传媒发展方面，城乡之间、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所能享受到的信息资源，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甚至可以说，随着经济差距、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城乡居民之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信息鸿沟呈现了逐步加大的趋势。这在湖北省表现得尤为突出。为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在新闻传播领域，也要统筹城乡传播事业发展规划，在资源投入方面，要尽量向农村倾斜。要充分利用中央的有关政策，促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顺利完成，提高广播电视的覆盖率;同时，坚持三贴近的原则，根据农民的需要，办好地方党报，或突出党报的农村服务特色，在发展农村邮政电讯事业的基础上，改善农村的报刊发行。利用县域经济发展的契机，发展地市报纸的县域版，或适时恢复发展县市报纸。只有这样，才能在发展过程中，缩小城乡信息鸿沟，实现城乡新闻传播事业的同步发展。
(七) 重建新闻道德，推进行业自律，完善职业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专业精神缺失，职业道德沦丧的问题。有偿新闻、虚假报道、庸俗低级、错误导向及不良广告，一时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五大公害。传媒工作者斯文扫地，公信力受到极大的伤害。要改变目前的窘境，只有重建新闻道德，强化专业精神，推进行业自律，以提高职业操守，完善职业形象，恢复人民对于新闻传媒的信心。这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但其关键不外在于以下三个环节：道德规范的重建;道德修养的提高;自律机制的建立。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建立完备的行为规范体系，具备了完善的自律机制，同时，传媒工作者也有鲜明的专业意识和职业精神，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其职业形象自然会得到改观，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就会重新树立起来。应该指出的是，省委、省政府可以利用武汉地区新闻教育发达的优势，以主要高校为基础，建立新闻评议会，扮演常设的自律机构，行使传播争议的仲裁权。
(八) 加快报道业务的改革，提高传播效果。以上所论均限于传媒制度改革的范畴，它涉及到新闻传播的深层次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即便所有的体制问题都解决了，新闻传媒也不见得就能够臻于和谐的境界。这是因为，新闻传播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科学，它有其特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解决了体制问题，为认识新闻规律、利用新闻规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条件具备不等于能够充分地利用条件。正如富人有条件读书，但未必都能成为知识分子。新闻传媒要在建设“和谐湖北”的伟大工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传媒工作者必须精通传播业务，掌握新闻规律，娴于宣传技巧，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具体问题、事件的报道上，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这就要求省内新闻传媒工作者，立足于湖北省情，尊重并且利用新闻规律，在政法新闻报道、经济新闻报道、社会新闻报道及广告传播方面，大胆改革，锐意创新，以最快的速度、最合适的形式，报道最适宜报道的事情，充当社会交流的意见平台，扮演和谐社会的哨兵，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只有这样，湖北传媒才能利用体制改革造就的合适环境，而进入和谐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M].人民出版社,2004.48-49.
[2]辜子寅.湖北各地区发展水平综合评价[J].湖北广播电视学刊,2005,(3).
[3]程世寿.湖北农村新闻宣传工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4][6]湖北省报业协会.湖北报业现状综述[J].中国报业,2004,(4).
[5]何瑛.重视对农广播节目[J].新闻前哨,2005,(6).
[7]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内地报刊杂志影响力、公信力调查报告简体版[EB/OL].http://www.ccdc.net.
[8]王泊.有偿新闻的本质及其法律责任[J].新闻记者,2003,(10).
[9]田华宇.有偿新闻：权力寻租的怪胎--对有偿新闻的再批判和禁止有偿新闻的再思考[J].楚天新闻人,2005,(10).
[10]张晓群.我国新闻传播业的改革与发展[EB/OL].中华传媒网,2004-7-26.
责任编辑 刘凤刚
传媒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符号 传播 相对常数原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下的定义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蓬勃发展，传统媒体遭遇着极大的挑战，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摆在传统媒体的面前，一家家曾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报业宣布停刊，同为传统媒体的电视传媒也不寒而栗，前途似乎乌云密布。近年中国电视业的不少风云人物，不断跳槽触网。广播电视媒体何去何从？我们不妨从新媒体的发展之路来关照未来广播电视媒体的名因和方向。
一、“集体性焦虑”的电视媒体人
有学者将这个时代的中国电视媒体的心态归纳为“集体性焦虑”，电视的从业人员被“网络威胁论”和“电视悲观论”所笼罩。尽管不断有业内机构打气，如2013年3月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发布的一项国人经济生活习惯大调查显示，电视仍是中国人接受新闻的主渠道。同年英国BBC也发布了号称“在数字媒体时代最大的一次全球新闻消费情况调研”结果：电视仍然是人们新闻消费的主要渠道。但是事实总胜于雄辩，2015年各省的衛视频道已经感受到寒冬将至，除收视排名前十的电视频道收益颇丰外，排名靠后的省级卫视只能勉强维持甚至举步维艰，电视广告的投入已成下降趋势。
1.同时代的传统媒体——报刊杂志快速衰退。
让广播电视媒体心寒的是同为称霸一时的平面媒体的艰难处境，近两年，国内外的报刊和杂志的噩耗接连传出。据业界消息，《瑞丽》杂志品牌旗下的《瑞丽时尚先锋》杂志纸质版将于2016年停刊，之后将只保留其电子刊并发展电商业务。其实这两年来停刊的杂志已经不少。
2014年1月，隶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风尚周报》宣布停刊；
2014年8月，主打香港潮流文化的《YES！》停发印刷版，继续出版电子杂志；
2014年9月，《Oggi今日风采》宣布将于发行10月号后停刊；
2014年11月，赫斯特中国旗下《心理月刊Psychologies》休刊；
2014年12月，中国第一本时尚周刊《风尚志》被证实停刊；
2015年1月，《都市主妇》停刊。
除杂志外，报刊的“寒冬”似乎更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布的《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5）》认为，报纸发行量下降了25%左右，也有专家称报业正遭遇“断崖式”滑落，与此同时报业赖以生存的广告市场已经连续4年负增长，2014年的下降幅度甚至达到两位数。广告和发行量双双折戟，标志着报业步入衰退期已难挽颓势。
2.来到拐点的传统电视。
电视媒体的发展晚于报业传媒，而互联网对于这两个传统媒体的冲击似乎也出现了一个时差。相较于报业媒体广告的断崖式下跌，目前电视媒体受到的冲击要小很多。根据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分会、央视市场研究（CTR）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电视广告首次出现负增长，电视广告下降了0.5%，2015年上半年电视广告花费同比减少3.4%，时段广告资源量也同比减少一成。可以预见2016年这种广告投入还会继续下跌。而且互联网媒体对于电视媒体的冲击正在逐渐加大，广告的分流进一步明显。新媒体冲击与行业竞争的日趋白热化，使得多数电视台业绩平淡并对整体行业形势构成影响。传播学者喻国明10年前所说的传统媒体拐点论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3.急于转换角色的电视媒体人。
在电视媒体面临拐点到来之际，电视媒体人出现了转型潮。在跳槽的广电人中，主持人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今年来，广电人更是跳槽频频，李湘从深圳卫视离职加盟360担任副总裁和首席内容官，何炅加入阿里音乐担任CCO。央视不少知名主持人也转投互联网。段暄出任香蕉计划体育CEO，刘建宏出任乐视体育首席内容官，马东则转投爱奇艺担任首席内容官。原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王利芬说过：“一个人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误读时代的错误。”2010年4月，她从央视辞职，创办了网络电视“优米网”，这位较早跳槽的电视人之所以引人关注，在于她对时代的判断。
其实除了主持人外，电视制作的中坚人士也频频跳槽到网络媒体。如原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开心辞典》制片人郑蔚、原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中国好声音》、《我爱记歌词》等节目制片人陈伟等相继跳槽到爱奇艺网络公司。
客观地说电视主持人以及中高专业层次的人才跳槽到新媒体带走的不仅是节目和市场的资源、创意，还带走了媒体的影响力。而不同岗位的电视人开始跳槽，实际上宣告了电视媒体人对电视媒体面临的挑战从焦虑变成了选择。
二、从两个维度看新媒体的发展
1.从传播符号的维度看新旧媒体的融合。
传播学者将人类传播活动划分为四个阶段：口语传播阶段、文字传播阶段、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每一个新传播阶段的出现，总意味着一种“新媒体”的出现，但是在传播活动的历史进程中，新旧媒体的命运似乎存在一个悖论：新媒体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媒体被彻底取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到随着传播技术革命，不少旧的传播媒介被彻底取代、遗忘，如油墨印刷到激光彩排，VCD-DVD的变迁到消失，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模拟电视到数字电视，对这些充满矛盾的现象如果我们能从信息的符号维度观察，我们就能发现关于新旧媒体命运的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
人类的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它是信息的交流、交换和扩散。作为独特的符号动物，人类的信息传播会通过复杂的符号进行。口语传播阶段是音声符号的传播，由于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巨大限制，这种传播只能使用于较小规模的近距离社会群体或部落内的信息传播。文字传播阶段是人类在经过结绳符号、原始图画的漫长历程发展而来的，文字传播是人类掌握的第一套体外化符号系统。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阶段由于人类社会物质和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直到印刷技术的出现。印刷传播阶段是文字符号的大众传播的初始阶段。伴随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字符号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成为可能，现代新闻传播业也诞生了。上个世纪广播电视技术出现，电子传播阶段则形成了人类体外化的声音信息和影像信息集成的传播符号。如今是以互联网为新媒体的网络传播阶段，它是以及时、交互、海量的符号传播为特点的新的传播阶段，它同时实现了文字、音视频符号的整合传播。
我们从符号传播的维度看，人类进入真正意义的大众传播时代后，即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时代，之所以出现传播媒体的一种依次叠加的传播过程，[1]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传播，所以这种情况下新旧媒体之间不会出现替代，而是并存，即所谓的“叠加”。但是进入互联网传播之后，新媒体的传播是文字和声音、视频符號的整合传播，所以这个时代将不会像以前一样，再次进入“叠加”，而是“融合”， 喻国明教授在《传媒经济学》中描述媒介融合的景象是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的技术越来越趋同，以信息技术为中介，以卫星、电缆、计算机技术等为传输手段的数字技术改变了获得数据、现像和语言三种基本信息的时间、空间及成本，将各种信息在同一个平台上整合，不同形式的媒介彼此之间的互换性与互联性得到了加强，媒介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在媒体融合的潮流中，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技术是多符号的传播，融合、整合了以往各种符号的传播，所以在这次新媒体出现以后，过去的传播媒体，要么选择主动融入新传播媒体，要么只能等待死亡了。
2.从媒介经济学的维度看新旧媒体的此消彼长。
在收音机、电视机发明的年代，美国的传播学者研究发现美国人花费在大众传媒的经费并没有因为“新媒介”的出现而增加，也就是说花在大众传媒上的支出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并没有增加很多，并由此提出“相对常数原则”[2]。从媒介经济学这个维度，我们可以理解在互联网媒体发展的今天，对新媒体的广告投入大幅增长，伴随的必然是传统媒体广告投入整体数据的不断萎缩，同样大众有限的注意力在分配上也会从旧媒体向新媒体转移，这就是相对常数原则的体现。
所以在新媒体得到大发展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大众注意力，广告投入的流失，对作为产业体的传统媒体而言必然是无法避免的，灾难性的，目前报纸媒体的广告投入和购买者已经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电视媒体的广告投入近两年也出现下跌的趋势，这正是“相对常数原则”的体现，我们可以预见旧媒体会由此走向萎缩，除了很少一部分能够得到全额财政拨款的传统媒体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更多的传统媒体可能需要在寒冬中度过以后的日子。此消彼长应该是新旧媒体截然不同的命运。
三、向死而生的电视媒体
我们从符号传播的维度看到了传统媒介主动向新媒体融合的必然，从媒介经济学的维度可以看到作为产业存在的传统媒体必然遇到的寒冬，所以尽管断崖式的广告投入还远未来临，作为传统媒体的传统电视应该做好面临今日报纸陷入的绝境的准备。有一种人生态度叫“向死而生”，其意指明白了生与死的关系，因而能勇敢地面对死亡，积极地生活。当今的电视媒体恐怕正需要“向死而生”的智慧和勇气，电视媒体必须在这个战略转移的时机主动融入新媒体，逐步告别旧的时代，而我们要告别的不仅是旧的传播技术，还包括现有的机制、体制，从而真正完成媒介融合：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视人的跳槽就是融入新媒体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电视媒体而言，最重要的融合在于两大方面：
1.信息社会中的媒体产业与通信产业的制度顶层设计。
我们正在迈入的信息社会是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社会，以往的各种传播技术将整合在一个平台上，所以大众传播与通讯技术将整合在一起，传播学者称之为“媒介的大汇流”。[3]在信息社会中，包括传媒业的信息产业将会在人类社会的生产中首次占据重要地位。
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就意味着旧有体系被打破。早先国内外是严格将通讯产业与传媒产业进行区分的。传媒产业具有更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直到1994年美国才颁布了电信法，允许通信业与传媒产业交叉融合，应该说美国的做法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也为美国的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前提。目前IPTV在中国快速发展，电信产业与电视产业的交叉渗透逐步进行。2016年5月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终于向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公司）颁发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这意味着国网公司拥有了在全国开展宽带业务的相关资质，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有了成为第四营运商的可能，中国的通信业与传统媒体电视业的融合终于翻开了新篇章。但是这种媒介与通信业的融合是策略性的，如同美国电信法的，宏观产业发展的机制、体制仍未出现，因此基于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律，未来我们仍需进一步加快制度融合，电视与电信业之间不应该是跨界关系，而应该属于信息产业两个重要的主体。唯有高屋建瓴的产业顶层设计，才能使得电视产业的融入新媒体产业，顺利推动信息产业的大发展。
2.电视产业经营方式的革命。
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产业催生了大数据时代，引领了信息生产的技术革命，而传统媒体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大多是粗放型，经验型，生产、经营方式的革新对于传统电视媒体是必须迈过的坎。如同中国制造2025规划，德国的工业4.0一样，电视产业需要用信息技术改造，电视产业需要应用大数据生产。
目前新媒体利用大数据开始成功生产节目内容。如美国在线视频网站从数以万的付费用户的大数据中挖掘分析用户的收视习惯，确立用户喜好，同时跟踪海量的用户评论，进行了《纸牌屋》的创作，获得成功，这就是大数据信息成就大数据产品的成功示范。我们国内的视频网站也在积极利用大数据生产节目内容。如“优酷”“爱奇艺”等视频网站会给其资源库的各类视频都打上“内容标签”及“用户行为标签”，通过对数据库中的用户数据进行分析，他们不仅掌握了用户所喜欢的视频类型，并且以此来推送相应视频给该用户。一些国内视频网站还依据大数据分析陆续推出诸如《灵魂摆渡》、《汉字英雄》影视综艺节目[4]。未来电视媒体也必须打造自己的大数据中心，改造自己传统的生产方式。总之，只有完成了以上两大方面的革新，电视媒体才能完成转型，真正融入新媒体，在新媒体的大发展中，电视人将找到自己新的归宿。
注释：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罗伯特.G.皮卡德：《媒介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托马斯.鲍德温等：《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4]徐钱立：《大数据时代的媒介营销管理——以爱奇艺为案例》，浙江大学2014年学位论文（湖北广播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