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体育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发展中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卡通”潮流，这一现象是在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下形成的，需要立足本土文化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关键词：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成因；文化思考
1 引言
自步入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都市文化和青年文化的兴起与更新，使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加快了其文化转型的步伐，而在这一文化转型的浪潮中，“卡通”潮流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之一。这主要由中国陶瓷艺术新生力量主导的陶瓷艺术“卡通”现象而影响的，但由于其体现了当代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文化，既是一种流行文化，也标示着中国陶瓷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因而值得深入探索与思考。
2 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概述
近年来，随着创意陶瓷艺术的快速发展，陶瓷艺术“卡通”现象日渐增多，蔚然成风。从事“卡通”陶瓷艺术创作的大多为年轻一代陶艺家，他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艺术流派，也从未在艺术理论上进行铺垫，但却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这些大多数为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陶艺家，所创作的“卡通”陶瓷艺术，或雕塑、或彩绘等来表现漫画卡通形象，表达着完全不同长辈的审美趣味与气质。
“卡通”化陶瓷艺术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承载着年轻一代的美好理想，简单、亲切而充满童真。“卡通”陶瓷艺术绝大多数为人物和动物题材，许多取材于中外各种动漫和儿童读物，也有不少是陶瓷艺术创作者的独特创造，人物形象多夸张变形，有趣可爱，既有颇具时尚感的形象，亦有如中国戏曲、民间玩偶类同的充满乡土气息的形象，具有一种虚拟的游戏场景。
虽然“卡通”陶瓷艺术作品从表面上主要追求一种天真愉悦的童趣，但实际上其含义绝不止于幼稚的视觉快感，更不是对儿童生活的追忆，而是同时在表达着创作者的迷惘、痛苦、压抑等个人情绪，充满了叛逆精神，因而其实际思想内涵远比人们想象得要丰富。“卡通”陶瓷艺术作品普遍色彩明快、造型单纯、气氛热烈、充满活力，抛却了使命、责任等具有沉重感的字眼，具有脱离现实世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卡通”陶瓷艺术作品兴起时间不长，尚处在早期探索阶段，具有明显的实验性特征。“卡通”陶瓷艺术并没有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是因为每一个“卡通”陶瓷艺术创作者表达的均是其个人的卡通体验，具有显著的个人化特征，是完全意义上的向内视角。不过，虽无明确发展方向，但从整体而言，“卡通”陶瓷艺术更多追随的是包括欧美、日韩等在内的西方动漫艺术发展方向，缺少必要的原创性基础。
“卡通”陶瓷艺术虽然已经颇为兴盛，但与创作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学术冷，几乎没有专家学者关注到这一现象的存在，使之长期处于“非主流”的尴尬地位，这显然非常不利于“卡通”陶瓷艺术身份的定位和未来的发展，也不利于青年一代陶瓷艺术创作者的成长。
3 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成因分析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卡通漫画开始在中国少年儿童中风行，中国的“新人类”以及“新新人类”或曰“卡通一代”开始出现。这批主体为70末至90后的“卡通一代”的成长年代浸润于卡通漫画流行时代，“卡通”成为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卡通”一代已经成长并活跃于陶瓷艺术舞台，其在部分作品中引入卡通形象，以此来追忆和寄托自身的“卡通”情结，从而成为当代“卡通”陶瓷艺术的主要创作群体。创作群体的形成是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形成的最关键因素。
“卡通一代”所成长的环境从总体上来说是稳定和谐的，与前代相比，没有经历过多少严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伴随着各类西方动画片、电脑游戏成长，因而也缺乏如父辈般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厌弃世俗道德束缚，被称为长不大的一代或者是拒绝成熟的一代，其内心充满童真童趣，不大关注或无力表达重大主题，而是将更多的艺术创意视野专注于社会流行时尚当中，这其中即包括卡通动漫，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当代整个社会审美倾向的转变，创作审美趣味的社会转型亦成为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形成的主要动因之一。
青年是社会消费的重要群体，而传统陶瓷艺术高、大、上的形象以及价格使许多年轻一代敬而远之，而以卡通形象示人的陶瓷艺术作品则给年轻一代带来亲切之感，易形成打动其心弦的魅力，而相对低廉的价格亦使年轻一代能够负担消费。因此“卡通”陶瓷艺术作品具有无限的市场开发前景，市场化和商品化无疑也是促使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
上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处于极度缺失的状态，这也使得新时期青少年在传统文化修养上相对缺乏，使之不需要背负任何传统包袱，思想超前，思维活跃，极易接受新事物，而卡通所承载的文化非常广泛多元，大多来自于西方，易于为青年陶瓷艺术创作者所接受并将作为作品的文化表达方式之一。因而，传统文化缺失和多元文化发展潮流亦是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形成的内因之一。
4 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的文化思考
当代陶瓷艺术出现的“卡通”现象不是偶然的，它与艺术全球化潮流息息相关。在艺术全球化下，中国陶瓷艺术创作者正从传统的文化与家庭背景下走出来，开始关注自我、解释自我并希望改变和重塑自我，其思维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年轻一代的陶艺创作者尤其如此，他们通过虚幻的卡通人物，承载的是对未来的种种想象，而卡通形象本身也往往寄托了其对自身形象精神重塑。因而，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的兴起，绝不是在题材上微不足道的改变，实际上是中国陶瓷艺术文化转型的开端，呈现的是一种陶瓷艺术中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文化观念。
由于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卡通”现象的兴起是受艺术全球化和西方“卡通”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因而我们不得不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文化“殖民”问题。尽管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主流对此现象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加以冷落，但这种不正视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具有原创精神的中国“卡通”人物完全无力抵挡西方“卡通”的文化倾销，这就使得当代“卡通”化陶瓷艺术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西方文化趣味与价值观，成为西方文化殖民的一部分。
面对西方的文化入侵，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家从未停止过对艺术本土化的固守与追求，年轻陶瓷艺术家亦同样如此，因而，在得不到应有关注的情况下，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卡通”现象中出现的文化殖民问题仍需要通过年轻陶瓷艺术家自身的努力来加以解决。在当代“卡通”陶瓷艺术作品中，已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引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显现出明显的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在这样一批陶瓷艺术创作者的努力下，许多作品已经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中国风。当然，希望这样的本土文化符号并非是年轻陶艺家反观传统的文化猎奇现象，不是用来借以寻求国际陶艺界承认的装饰性符号。
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现象，中国当代的“卡通”陶瓷艺术才能够真正寻求到属于自身的语言文化体系，摆脱自说自话的窘境，并实现与其他陶瓷艺术类型的文化融合、交流，按照自身的文化轨迹向前发展。
5 结语
当代陶瓷艺术的“卡通”现象在各大陶瓷艺术区的创意作品中日益显眼，成为创意陶瓷艺术的显著文化标志之一，也是文化全球化的反映之一，而这一现象至今仍未引起中国陶瓷艺术界的足够关注，但无论如何，它作为一种中国当代陶瓷艺术新生力量正在崛起的重要现象之一，已经成为当代陶瓷艺术中一股新的潮流，而这一潮流的未来走向则取决于年轻一代陶瓷艺术家进一步的文化变革，而我们希望这一变革所带来的是推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积极意义而不是反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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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科明，唐娇.谈卡通形象在陶瓷饰品设计中的现状及创新[J].
当代体育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伴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传媒作为我们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代传媒的伦理道德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当代传媒伦理道德问题并对解决方案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传媒；伦理道德；网络传播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传媒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新领域，也在迅速发展，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现代社会，传媒的影响力几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
一、当代传媒的伦理道德
传媒，就是传播信息的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载体，也就是指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从开始的传播者到最终的接收者之间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传播媒体可以是私人机构，也可以是官方机构。传播媒体现在主要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以纸质的新闻报纸、杂志等和电视广播为主的传统旧媒体；另一类是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当代传媒具有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的社会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社会结构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结构基础的部分，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就当代传媒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来看，传媒是一种上层建筑，是思想上层建筑，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传媒则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范畴。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当代传媒的主要传播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以前的单纯依靠书籍报纸电视传播变成以网络信息为主纸质为辅的新型传播方式。这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具有传播速度快、时尚简单方便、传播范围广等优点。这些优点使得传媒在日常的宣传工作中，可以有意识的引导社会公众遵守伦理道德规范，维护社会公共道德秩序，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优化了社会道德环境，从而对社会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传媒发挥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作用，可以培养和提高了人的社会道德感，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在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氛基础上提倡社会公众更好的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且发挥着监督和纠偏社会的作用，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广反腐倡廉活动，传媒对政府腐败问题的曝光和对清廉官员的大力报道，引起社会公众对腐败问题的大力关注，公众对腐败问题的指责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压力，更好的敦促国家有关部门惩治腐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民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监督，增强了公共权力的公正与合理。
但由于网络本身的特性也造成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情况，比如，随意编造新闻、避重就轻的有选择的播报新闻、任意凭着个人的主观看法或依据他人的意志去播报新闻点评新闻等。在2012年7月上映的中国电影《搜索》，2014年11月韩国SBS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匹诺曹》都把公众的视线引到了传媒的伦理道德这方面。相较于韩国电视剧《匹诺曹》国人更熟悉陈凯歌的电影《搜索》。2014年11月播出的韩国电视剧《匹诺曹》带给观众的，是对其职责的思考，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传媒其所蕴含的社会舆论导向力量是巨大的。大部分社会民众认为新闻媒体传播的都是真实可信，但是由于部分新闻工作者缺乏职业责任感，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为了赢取更多的收视率，为了博取大众的关注，制作虚假新闻违背了新闻报道的基本底线。在电视剧中，主人公奇河明在幼年时期，当消防员的父亲在一次救火任务中失踪而引发的记者们的质疑和谴责，电视台断章取义地重复播放吸引眼球的镜头，致使其母亲被逼之下带他一起跳海自杀，其兄长在与记者解释的过程中与家人分散最终家破人亡。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的力量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科技的发展使得网络空间、博客、微博本身就成为社会公众情感宣泄的主要空间，网络具有隐蔽性，网友通过匿名的方式获得在网络空间里自由表达、批评他人的机会，而这些对于当事人的压力是巨大的。前段时间成都女司机被男司机当街暴打的视频在网上自传播开来就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谴责男司机的同时，被打女司机也被网友“人肉搜索”，网友把其个人生活隐私示于公众眼球之下，女司机就这样无情地被攻击、被辱骂和污蔑，承担着身体的病痛和现代网络攻击的双重压力。女司机随意变道固然有错，但网友的肆意攻击不得不让人思考，什么是才是社会真正的公正？
二、当代传媒出现伦理道德问题的原因
出现这些违反伦理道德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有些传媒工作者本身就缺乏良好的道德素养和责任意识，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面前，选择了满足个人利益，没有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
部分大众媒体相比较新闻事件的真实性来说，更关注的是能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从而提高销量提高大众对其的关注，这就产生了一大批所谓的“标题党”等等。他们一味的只注重为自己谋取商业利益，长期以往就失去了社会公众对其的信任和支持，失去了社会公信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互联网的虚拟化，为网民们提供了保护，在参与网上讨论时可以更好的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和看法。但是有些人利用这种隐匿性发表一些不负责的观点看法，造成网络网民的非理性。网络暴力就是借助网络的虚拟空间用语言文字对人进行伤害与诬蔑，不但是对当事人进行人身攻击、恶意诋毁，更是把矛头指向了现实生活中，对当事人的隐私公布于众。
社会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没有起到对大众传媒的规范和制约的作用。网络媒体等新媒体的管理机制不健全，新媒体的管理机制的制定和实施过于滞后，管理过于分散。
三、提高当代传媒的伦理道德的方法
当代媒体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要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真实有效的新闻消息，忠于职守，清正廉洁，遵纪守法，这是规范传媒伦理道德的客观要求。对传媒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的要求，提高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出台，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完善政府管理机制，规范信息发布的渠道实行网民实名制，政府应及时有效的发布事件真相，让社会公众了解事件动态，并建立完善处理网络言论问题的应急疏导机制，对有可能造成网络暴力的言论进行有效控制和引导。政府也应该加强技术创新，完善监管手段，增强治理的有效性。
提高社会公众的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展相关伦理道德知识培训活动，提高社会公众的素质，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在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实践中，也应该大力培养社会公众认识、辨别传媒的能力，增强其对传媒信息的鉴别和过滤能力，以便使社会公众在形成自己认识的过程中不被传媒的负面影响所左右。（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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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覃孟念、陈华明 《传媒伦理道德的失范与规范》 新闻界 2007、6
[3] 罗国杰主编 《伦理学》 人民出版社 1989
[4] 郑洁 《网络伦理问题的根源及其治理》[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0、4
当代体育论文范文第3篇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
学术研究要提出并解决某一研究领域中的问题，问题本身及其解答的方式归属于一个更大的、更具包含性的问题区域，我们称之为问题域。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的问题域至少包含以下几个主要向度：中西文论(诗学)比较研究、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当今文化呈现鲜明的全球化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文学理论应该在“世界文论”的理念下开展自身的实践。中国的比较诗学肇始于19、20世纪之交，作为独立的学科则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比较诗学的实质就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论，它是走向‘总体文艺学’或‘普遍文艺学’的必由之路”[1]。世界现代历史的进程是由西方历史的天命所主导的，以至于“现代”一词的内涵主要是由西方的思想、语言、艺术、社会形态、科技等做出规定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立足本土实情而创造性地学习和追赶西方文明的过程，西方文明指引着中国人对现代性的想象和经验。中国现代文论的学科建制，包括学科命名、基本概念、专业术语、学科规范等，就是在对西方文论的引进和学习中生成的。现代以来的中国文论研究脱不开西方文论的强势影响。不容否认，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现代转型中起决定性作用，这致使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在当代中国文论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中国文论的深入发展，我们已经不能再滞留于对西方文论的单纯引进、学习和追随的阶段。曹顺庆教授认为，中西比较诗学目前正处于深化和拓展期，其首要任务在于反思中国文论在西方文论话语中的“失语”问题，强调并探究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力促在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中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2]在我们看来，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今年的我们来说仍然是任重道远。
在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中，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生长点。张汝伦在谈到中西哲学的相互影响时说道：“就像人们只能从他者那里了解自己一样，文化的他者是我们了解自身文化最好的一面镜子。”[3]如果我们把他者视为一个审视自身的镜子，那么我们在他者那里的形象就可以被称为“他者中的镜像”。在现代以来的文化领域，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他者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研究可以被称为西方视域中的中国镜像，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学界形成的一个学术思潮。该思潮研究西方文化中的中国镜像，旨在通过这一他者中的镜像来审视自身。[4]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是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认知与研究。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旨在通过这一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来更准确地认知中西方文论，并经由西方文论这一他者中的中国镜像来审视和研究中国文论。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所聚焦的中国文论中的重要议题，我们称之为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预设了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相关问题的理解和阐释、现代以来的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中国文论如何在西方文论的强势影响下更“中国”地应对中国问题、中国文论如何在西方文论的强大影响之下确立自身的主体性等一系列问题，这一研究的最终指向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5]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存在着以下几种形态：其一，西方文论将中国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关注和研究;其二，西方文论并非将中国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将其作为理论建构中的问题纳入自身的建构中;其三，西方文论将中国问题作为其理论和批评实践的一个印证，而并非以中国问题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要素。
他者必然关涉自我，他者中的镜像必然关联于自我主体。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中国问题研究必然相关的是中国文论的主体性问题。这里的主体性意指，基于中国文论的本己问题、本土经验和相对于西方文论的异质性而在西方文论面前确立起来的中国文论自身建构中的主体意识、自律观念和本土立场。这种中国文论的主体性观念并不是以中国的主体化来客体化西方，而是在与西方文论这一他者的本质性关联中确立起来的多元主体观念，这一观念强调中西交流和对话的“主体间性”。在当前语境下，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推重中西方平等的多元对话，致力于中国文论在中西对话中的主体性重塑，其最终指向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中学西话》与中国镜像研究
中国文论与20世纪西方文论的对话和交流研究是一个具有凸显地位的重要课题。因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9、20世纪之交，其实际的展开则始于20世纪初期。20世纪西方文论作为同时期的存在，对于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学术思想史的分期中，当代文论属于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这一时期肇始于20世纪中叶前后的西方。这一阶段的西方文论的问题意识和发展逻辑无疑根本性地影响着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及其建构。以“经由西方而回归中国”[6]作为研究理念，通过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来重塑中国文论的主体性，推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当前中西方文论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问题是一个值得充分和深入研究的课题。论文集《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7]致力于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以下简称《中学西话》)中的“中国”一词意指“中国问题”，即与中国相关涉的重要的、亟待解决的文论和文化议题，涵盖了20世纪西方文论所关注的以理论化形态和非理论化形态出现的关于中国的問题。《中学西话》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框架乃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是该时期的西方文论对于中国文化、思想、文论议题的研究，其实质是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文论研究为主导，对中国文论相关问题的“镜像化”研究。
《中学西话》的研究主体是中国学者，其研究致力于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及其镜像化的解构式研究。这些研究试图更清晰地认识西方文论语境中的中国问题，洞察西方文论如何提出、应对和处理中国问题。通过这种研究，我们能够获得一个洞察西方文论的“西方性”和中国文论的“中国性”的支点，以之为出发点来推动中西方文论的“主体间性”的积极建构。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旨在经由西方而强化中国文论的自我认知，通过这一中西文论的比较课题，重塑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从而在“世界文论”的格局下推进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并促进中国文论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中学西话》是曾军教授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其基本的构成单元是该课题的单篇研究论文，每篇算作一节，按照主题相近的原则组织成章。《中学西话》有其相对独立的研究意旨，其篇章结构也具有特定的逻辑性。
中国镜像研究与当代文论的建构
《中学西话》第一章探讨中西方文论交流和对话的方法论问题，主题是对中西文论对话的方法论反思。《中学西话》一书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镜像，其学术架构基于中西文论的交流与对话，因此该书的第一章探讨中西方文论交流与对话的方法论问题。在现代科学研究的领域内，方法论被优先凸显出来，因为现代科学的研究理念是对研究对象的对象化及其确保。[8]为了实现这种保障，方法就成为首要的因素，方法决定着研究对象的确定、划界以及通达路径(研究的手段、方法、理念)等。从上述的考量来看，该书第一章的内容选定是比较确当的。不过，笔者认为，该书缺少一个导言，导言的内容应该分配给该书的研究宗旨、学术架构、研究理念、学术观念等问题的阐述。《中学西话》的定位是一本相对独立的论著。虽然主编曾军在该书的序言里阐述了相关议题，但是其切题性和内容比重与这本书并不相称，编著者最好应该为《中学西话》一书定制一个阐述该书的研究设计的导言。
曾军在其《关于中西文论“对话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中提出要全面升级中西文论的“对话主义”研究方法的设想，具体的路径是超越“刺激—反应”“(单向的)影响—接受”“比较—对立”的模式，向“需要—选择”“(双向)折返—出入”“对话—共识”等更高级的“对话主义”模式提升。中西文论“对话主义”研究方法升级路径的可行性则需要实践经验来检验。此外，该文值得关注的是对中西文论的“对话主义”的研究观念问题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曾军针对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视域错位”和“对话的不平等关系”的实情，提出了“让被看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中国问题’作为中西文论交流对话的共同学术平台”“经由世界来研究中国问题”等学术观念。这些观念在中西文论对话和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中具有视野扩展和境界提升等方面的学术价值。乔国强的论文《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对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属性和内涵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界定，认为不仅要把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来加以确定，而且要将之视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关于后者的提法尤其具有理论启发性。该文不仅从理论层面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厘清了基本概念，而且从方法论上为之进行了奠基。苗田的论文《中西文论交流与对话的主体性建基》在“失语”的背景下分析了当代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话语的过分依赖所带来的危机，明确提出中国文论在中西文论交流和对话中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策略与方案。吴攸的《中西对话“多元共生”的文化理想》在对弗朗索瓦·于连的汉学研究的探讨中提出了中西思想对话的“多元共生”的文化理想，并对中西方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对话和交流的“多元共生”的文化理想的实现路径及其意义进行了探究。这一章的四篇文章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以及基于其上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体性及其本土话语体系建构进行了方法论上的奠基。
该书从第二章开始分主题、分板块，对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问题进行专题性的研究。第二章的主题是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其具体的名称是“《矛盾论》与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毛泽东美学”指称西方文论中的左翼思潮在对毛泽东的哲学与文艺思想的接受和研究中所形成的文论形态，该章主要探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围绕毛泽东的《矛盾论》而形成的“毛泽东美学”。这一章的主题选择是有深意的，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对西方左翼思潮的重要影响是一个史实，另一方面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中国文论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当时以及随后很长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乃至中国现当代文论的纲领性的文艺美学思想。对西方文论中的“毛泽东美学”和中国文论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平行的比较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研究价值。曾军的《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在揭示毛泽东思想对西方左翼学者的影响的同时，也指出了后者对前者的许多错位误读和不合实际的浪漫想象。布莱希特、马尔库塞、萨特、波伏娃、阿尔都塞、詹明信、德里克、巴迪欧、齐泽克等西方左翼学者，在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关于革命文艺的文艺思想的创造性吸收和借鉴中形成了所谓的“毛泽东美学”，其中难免存在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造性误读和西方左翼式的想象。该文的研究典型地例示了“中学西话”的研究意义，有助于向中国学界揭示西方所关注的中国问题及其问题域，向西方学界恢复被西方“毛泽东美学”遮蔽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真容，从而向西方学界传播真实的毛泽东美学思想，并助力于中国学界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马欣的《布莱希特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美学转化》对布莱希特进行了个案研究，探讨布莱希特对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矛盾论》的美学转化，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布莱希特使用了《矛盾论》中的哪些思想和哲学方法对史诗剧进行了创新性的改造。吴娱玉的《西方左翼话语怎样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德里克对《矛盾论》的解读为示例，对西方左翼思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阐释进行了探究，该文认为德里克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知识学挪用取消了其政治实践上的诉求，将其转换为一种文化领域中的抵抗策略，这些策略被收纳于德里克的后殖民理论中。蓝江的研究表明，正是凭借毛泽东的矛盾理论之助，巴迪欧才得以在当代重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该文揭示了毛泽东“一分为二”的矛盾论对巴迪欧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从内容来看，这一章较为典范地探究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对西方左翼思潮的影响，揭示了后者对前者的吸收、借鉴和创造性转换，但对这一中国镜像的解构研究(揭示其中的误读和想象)并不充分。
第三章的主题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中的中国镜像，其中的主要问题聚焦于中国汉字与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关系研究，探究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中国汉字资源的倚重和使用。这一章的主题是精心凝练和选择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是在全球范围内拥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潮，这一思潮对中国汉字的关注和思考是一个著名的学术症候和得到广泛关注的思想景观。曾军的《德里达思考汉字的方法》的研究认为，德里达在其思想生涯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所撰写的著作大量地涉及对中国汉字的思考，其中的缘由在于：德里达的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迫使他不得不乞灵于中国汉字，促使他去开展他所不熟悉的汉字研究。德里达通过使用西方汉学的策略来思考作为哲学的汉字，以之推进自己的后结构主义研究。此外，德里达的研究还为“汉语图形形式的用途”问题研究开辟了理论空间。姜宇辉的《从“替補之链”到“书写剧场”：经由德里达重思汉字起源之谜》一文借助对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和《撒播》中的“书写剧场”观念来对汉字起源之谜进行了探究，体现了经由德里达的文字哲学反思汉字起源问题的研究意图。张颖的《汉字与“互文性”：克里斯蒂娃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中国维度》的研究表明，克里斯蒂娃对中国汉字的学术兴趣和理论思考并非出于把中国汉字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学术动机，而是表现为一种“经由中国”的文化态度。以她的“互文性”理论为例，中国汉字是出于其“互文性”理论建构的需要而被设定为一个研究对象，汉字只是作为克里斯蒂娃理论问题的一种关涉性资料被放置到其理论研究之中。周海天的《符号系统等级论与颠倒的“言象意”等级之内在理路辨析》对本维尼斯特的语言符号理论和《周易》的“言象意”语言符号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总体来看，这一章的第一篇和第三篇既契合本章主题，又符合本书的研究规划，姜宇辉和周海天的论文都不太符合本书的研究架构，甚至连本章的主题也不是太切合，这是本章选文的缺憾之处。
第四章的主题是西方政治诗学对文化中国的重新发现，这一章意在探究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思考，主要议题是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角度思考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问题。马欣的《本雅明“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一文将本雅明的“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把握为其“机械复制”美学的重要补充，该文分别从誊写与阅读、讲故事、印刷的角度阐述了本雅明的“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揭示了誊写作为“文学文化”重要保障的美学内涵以及誊写美学在数字复制时代的启示意义。该文在其研究中涉及本雅明对中国书籍誊抄工作的思考。在本雅明那里，中国的书籍誊抄文化构成了其理论思考的一个学术资料。韩振江的《蝴蝶：齐泽克的古代中国镜像》一文提到，齐泽克通过对庄周梦蝶等蝴蝶意象的精神分析学研究，阐释了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该文对这一学术事件的研究揭示了中国蝴蝶意象向齐泽克的蝴蝶镜像的生成，解构了齐泽克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对他者对象化的自身投置过程。韩振江的论文比较切合本章乃至本书的主题，可以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镜像化的典范研究个案，马欣的论文则主要探究本雅明的誊写美学，对中国古代誊写文化只是稍加关涉，显得离题甚远。
第五章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西学转换，这一章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思想的镜像，主要议题是中国思想向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的转换与生成。张冰的《“语言学诗学”视野中的民间文化问题》在俄罗斯“语言学诗学”(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巴赫金的语言诗学等)的理论视野下对俄罗斯汉学中的中国民俗文学、民间文化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阐释，揭示了中国民间文化在俄罗斯汉学研究中的镜像与镜像化。庄桂成的《查瓦茨卡娅的〈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俄国文论里的中国画论关键词》以俄国学者叶·查瓦茨卡娅对中国古典画论关键词的西学阐释及其“中西互释”的方法进行了研究，该文认为查瓦茨卡娅对中国画论关键词的镜像化超越了“异域情调”和“东方主义”的观念，表现出一种“中西方多元共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理想境界。喻宛婷的《阿恩海姆的“太极图”：格式塔艺术心理学中的中国图形》一文对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中的中国太极图镜像进行了研究，阐释了以太极图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图像在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艺术理论建构中的存在，揭示了中国元素在阿恩海姆艺术理论中的镜像化，并且阐发了这一西学中的“中国问题”案例对当下中国美学和艺术研究的启示意义。纵观这一章的三篇文章的内容，其主题应该确立为中国文艺思想的西学转换，这样会显得更为妥帖，因为其主要议题是中国文艺思想在20世纪西方文学和艺术理论中的镜像化研究。
结
《中学西话》一书致力于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其研究内容包括中西文论对话的方法论探讨、《矛盾论》与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中国汉字与法国后结构主义、西方政治诗学对文化中国的重新发现、中国文艺思想的西学转换。通过对精心选择的诸篇论文的分主题组合，该书基本上呈现了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的学术领域的大致轮廓。《中学西话》一书以中西文论的对话和比较研究为学术架构，以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为焦点，旨在经由西方文论这一他者的镜像化来把握和还原中国问题。该书试图通过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及其镜像化的解构，来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论中的相关问题，进而向西方乃至世界展示和传播中国文论的真实面貌，促进中西方文论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其最终的旨归是中国当代文论在“世界文论”语境中的主体性塑造，以及立足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学西话》比较典范地示例了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并将该研究指向放眼世界、立足自身主体性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对于后者，虽然《中学西话》只是处于理论或思想探讨的阶段，却为我们奠基并展开了一个值得期待的学术远景。
注释
[1]陈文忠.比较诗学的三种境界——中国比较诗学的学术进程与研究方法[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2]曹顺庆，王超.中国比较诗学三十年[J].文艺研究，2008(9).
[3]张汝伦.他者的镜像：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J].哲学研究，2005(2).
[4]张建琴.在“他者”镜像中审视自身——当代中国“西方视域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辑刊，2015(1).
[5]曾军.“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多维透视[J].文艺争鸣，2019(6).
[6]这一点可以参照费希特的哲学思考，自我设置非我，然后克服非我(他者)的异在而回归自我，以完成自我的主体性。
[7]曾军.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8][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2.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省级重点研究基地文艺学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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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体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金融危机 产生机理 演化路径
2007年上半年以来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以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的被收购为转折点，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具体表现为，全球股市股票价格指数下跌，楼市走低，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倒闭。目前，这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使得发达国家面临经济衰退的困境;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形势也不容乐观，一方面出口受阻，而国内的有效需求也不足，经济增长趋缓，另一方面大量外资从本国的撤出在所难免，经济发展前景看淡。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背景，使得金融危机再次成为理论与实务界研究的焦点。如何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历次金融危机的剖析，从中探寻防范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的对策，是当务之急。
一、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
2007年以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衍生品危机，并向全面的金融危机扩散，国际金融体系正经历剧烈动荡，更为严重的是其日益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图1简要描述了这场危机的产生及发展过程。的发生机理及其演化过程，具体可划分为以下的两个阶段。
1 次级债风险的累积与次贷危机的爆发
纵观美国近年来次级债风险逐步累积，进而引发次贷危机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其间经历了三个环环相扣的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一系列法案的出台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做好了法律准备。这些法案包括：解除美联储Q条例规定利率上限的《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Depository Insd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1980)，允许使用可变利率的《可选择按揭贷款交易平价法案》(Alter-native Mortgage Transactions Parity Act，1982)，以及禁止消费贷款利息免税的《税务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1986)。
第二阶段，低利率背景下的现金流出式再融资扩大了次级抵押贷款的需求。1990年代末开始，美国利率持续走低，当房价处于持续上升时期，这种方式能使借款者源源不断地获得资金来源。于是，美国人的购房热情高涨，次级抵押贷款成了信用条件达不到优惠级贷款要求的购房者的选择。同时，放贷机构间激烈的竞争，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而贷款机构对于资信证明的审查也愈来愈宽松。如只付利息抵押贷款，允许借款人在借款的前几年中只付利息不偿还本金，这使得一些中低收入者纷纷购房，留下了借款人无力还款的隐患。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不断涌现的次级抵押贷款产品，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以及资产证券化的兴起，成为房地产交易市场空前活跃的重要推动力，但也使得次级债市场的风险逐步累积，并日益放大，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第三阶段，为应对经济过热局面而采取的加息政策，引发了次贷危机。随着全球流动性过剩，为了防范经济过热局面的出现，美联储自2004年6月始，以相同幅度连续第17次加息，利率水平总计上升了4.25个百分点。随着利率水平的提升，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逐步降温迹象，但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并未因此而停住脚步。因为，在进行次级抵押贷款时，放贷机构和借款者都认为，如果出现还贷困难，借款人只需出售房屋或者进行抵押再融资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由于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此时，一方面，逾期还款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现象随之现出，市场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逐渐形成;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价格也会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两重因素的叠加形成马太效应，相互推动，引起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爆发。
2 次贷危机向全面金融危机的扩散
(1)次贷危机引发金融衍生品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强劲的购房需求刺激房价快速上升，房价上涨预期又反过来增强了购房者贷款买房的动机。房价和贷款需求的相互促进创造出大规模的次级贷款，大量的次级贷款又通过证券化，派生出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 backedsecurities，mbs)。在mbs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证券化，又衍生出大量资产支持证券(asset backed se—curities，abs)，包括大量个性化的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信贷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等。金融机构在cdo和cds等衍生品交易中，还往往运用高杠杆比率进行融资。于是，基于1万多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创造出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次级债(mbs)，并进一步衍生和创造出超万亿美元的cdo和数十万亿美元的eds。在此过程中，衍生品的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风险随之放大。因为，就cds和cdo等而言，其自身的特征决定了这些金融衍生工具在交易中存在两大制度性风险。一是完全通过场外交易市场(otc)在各机构间进行交易，没有任何政府监管，没有集中交易的报价和清算系统，流动性非常差。二是普遍具有杠杆经营的特征，实行保证金交易，并实施按市值定价(mark—to—market)的会计方法。一旦cds和cdo快速跌价，市场价值缩水，在杠杆作用下，追加巨额保证金就成为持有者的巨大负担。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经过不断的衍生和放大后，cdo和cds的规模是次贷的数十倍，将整个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一旦这些衍生产品的最原始资产价格——房价发生波动，就必然产生一系列连锁和放大反应，给持有相关金融创新产品者造成巨大冲击。
2004年美联储开始加息，至2006年，美国房价
出现下跌，此时以住房为抵押的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随着次贷损失产生链条式反应，cdo、cds等衍生证券随后开始快速跌价。cds和cdo等金融衍生品的巨额亏损，导致了贝尔斯登、“两房”、雷曼、美林和aig的破产或被收购，一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衍生品危机已不可避免。
(2)次贷危机、金融衍生品危机向全面金融危机的演进
美国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一波又一波的次贷风暴袭击下，纷纷破产或被清算的同时，也将美国的商业银行逐渐被卷入这场危机之中。2008年以来，美国地方银行的倒闭风潮日益加剧。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9月25日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规模银行。fdic最新季度报告显示，2008年第二季度被列入“问题银行”黑名单的银行数目急剧上升，由一季度的90家增加到117家，创近五年来新高。在此背景下，衍生品危机有向银行危机演化的趁势。
与此同时，当持有cdo和cds的金融机构暴出巨亏后，其股价会出现重挫，从而引发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市场投资者纷纷减持高风险资产，增加流动性资产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为数众多的投资者加入抛售高风险资产、追逐流动性的行列，必然造成高风险资产价格的加速下跌和流动性短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信用度在短时间内发生逆转。这增加了人们对于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恐慌和猜疑的情结在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一场由投资者普通预期反转所导致的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跌瞬间出现，促使原来仅限于次级贷款和衍生品市场的危机快速向金融领域的各个角落传播，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综观历史多次金融危机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金融系统本身有固有的脆弱性，在一定的触发条件下，可能在金融体系的最不稳定处开始爆发，并迅速向全面的金融危机蔓延。最终，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交织在一起，并影响到实体经济。
二、金融危机的理论阐释
1 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
金融系统内的风险客观存在，参与金融活动必然会面临一定的风险，而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由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形成过程是基于预期金融资产价格下跌而大量抛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抢购黄金、外币，造成一国货币急剧贬值，从而导致金融机构纷纷倒闭，经济遭受重创。一般地，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往往有一个金融繁荣或景气阶段。在这一阶段，预期金融资产价格上扬，投资资本急剧膨胀，形成泡沫经济的“泡沫兴旺”阶段。但在“泡沫兴旺”和金融危机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期，即“泡沫萧条”期，在此期间经济开始衰退。这一时期可长可短，可发展为金融危机，也可能趋好。如果在这一阶段公众预期普遍发生逆转，潜在风险将会以金融危机形式爆发，实现虚拟价值向真实价值的回归。因此，金融危机的最初表现形式是金融风险，在一定条件的触发下，金融风险急剧增加，达到一定临界值后以爆发金融危机的形式化解。即金融危机的形成过程，是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的过程，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一过程可逆。
2 金融危机诱因
通过对历次金融危机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虽然金融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的逐利性，但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有多种，具体分析如下。
(1)预期逆转下的泡沫破灭。金融资产的价格是由预期价值，即其能够带来的未来现金流及预期价格涨跌所决定的。只要市场普遍看涨，在相反的预期形成之前，市场的多头会延续，从而带来市场的火爆，以至价格远远超出价值，形成泡沫。当泡沫达到一定程度时，一部分人的预期首先发生改变，由于“羊群效应”的存在，整个市场的预期就会迅速发生逆转，悲观的情绪在市场上不断传播，从而使金融资产的价格迅速下跌，泡沫随即破灭。而且这种破灭效应会在各金融子系统之间相互传递，比如信用危机会引起证券市场的泡沫破灭，证券市场的泡沫破灭会引起银行危机，银行危机会引发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由此诱发的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资产价格被过度高估的程度、全社会资产中泡沫成分所占比重以及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等。
(2)外资冲击。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国际资本的流动与经济基本面的结合愈来愈远。其中相当数量的资本属于国际游资，这部分国际金融投资与外国企业直接投资不同，不能增加引入国的生产能力，也不能带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向非贸易部门投资，获取短期投机利润。其首要目标便是证券和房地产业市场，导致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上涨，形成一种人为虚假的经济繁荣，即泡沫经济。一旦市场有风吹草动，这部分游资就会迅速逃离，使虚假繁荣的泡沫破裂，造成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危机。随之，企业和投资者纷纷破产、倒闭，银行呆、坏账激增，使银行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失去为企业输血和稳定货币的功能，引发金融危机。由此诱发的金融危机严重程度取决于本币币值的高估程度、外资流入规模(特别是短期外债的流入规模)及国内经济是否健康等因素有关。
(3)负债规模及结构不合理。在政府负债规模过大或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当经济中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时，政府可能无力偿还债务引发金融危机。其引发危机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府无力正常地偿还债务，但仍可以通过高息发行国债来弥补，这一阶段的后果是抬高了利率，因而影响实际投资;第二阶段，由于高息发行国债会进一步加重还债负担，政府只能靠向银行透支来偿还债务，其后果是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诱发金融危机。
(4)银行坏账的逐步积累。随着呆账率的不断上升，银行业陷入支付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特别是当遇到银行增量资金来源不足的情况下，出现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就更大，由此引发金融危机。这种诱因与泡沫破灭型诱因的本质区别在于银行呆坏账累积过程的不同，泡沫破灭型诱因中的银行呆坏账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主要是由泡沫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而引起;银行坏账累积型诱因中的银行呆坏账是长时间累积而形成的。其后果严重性主要取决于银行呆坏账规模。
3 金融危机国际间的传播
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其会通过一系的途径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稳定，具体如图2所示。
图2从时间层面上展示了金融危机在国际间传播的过程。随着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推进，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时，其通过国际债务、汇率水平波动、国际资本流动以及产业结构等渠道从一国传播到另一国。因为，通过对外举债发展本国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常用的手段之一，而一旦债权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往往会从债务国抽逃资金，这一行为的后果把更多的国家卷入金融风暴中;在金融危机中，当马歇尔一勒纳条件满足时，受危机威胁的国家更愿做出的政策选择是使本币贬值，把危机的破坏作用转嫁出去，这一以邻为壑的政策结果是，一国又一
国的货币贬值，危机在一国又一国间传递;目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流动的资金已远远超过国际贸易所需的实际需要，大量为获取超额利润而存在的国际游资，投机性强、流动性快，它们短期内频繁地在国际间流动，会对危机中脆弱的国际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冲击;产业联动效应的传导机制则是通过“存货的加速原理”和产业的“结构性震荡”两条途径影响被传染国的实体经济。一旦被传染国的公众预期发生逆转，则该国金融指标将会剧烈波动，金融危机在所难免。
与此同进，金融危机的空间传播也不容忽视。现代金融系统包含货币收支、借贷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金融市场等子系统，它们之间密切关联、相互影响，一个市场的失衡将会迅速波及另外的市场;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又为金融危机从一国同时向多国扩散提供了条件。
当金融危机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由危机源发国向外扩散时，一场涉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此形成，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4 金融危机的特征
通过对近现代金融危机的归纳分析可以发现，其具有社会性、扩张性、周期性、可控性等特征。
(1)社会性。银行是金融业的核心，作为中介以货币为经营内容，但是其自有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比重一般较小，绝大部分营运资金都来自于存款和借入资金，这决定了社会公众与银行的关系是一种依附型、紧密型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银行经营不善，无偿债能力，就会导致客户大量挤兑存款，引发倒闭和社会动荡，进而损害公众利益。同时，银行不能清偿债务，会给整个社会提供负面示范效应，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2)扩张性。现代金融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在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在各金融机构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信用的基础上，金融机构之间紧密相连，互为依存。例如，同业拆借、清算、票据贴现、金融债券发行和认购以及信用工具的签发使用等。社会上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和扩大，一般也通过金融机构来推动，从而形成金融危机扩张性机制。在这一条环环相扣的“链”中，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通过扩张性机制的作用，往往会使整个金融体系运转不畅。
(3)周期性。任何金融机构都是在既定的货币政策环境中运营的。货币政策在周期规律的作用下，有宽松期、紧缩期之分。一般来说，在货币政策宽松期，放款、投资及结算等环节的矛盾相对缓和，影响金融系统安全性的因素逐渐减弱，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小;相反，在紧缩期，金融、经济间的矛盾加剧，影响金融安全性的因素逐渐增多，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大。因此，货币政策宽松期，是金融危机低发期;货币政策紧缩期，是金融危机多发期。
(4)可控性。只要有金融业务活动，就会有金融风险存在，而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尽管金融风险是客观的，但它累积的过程是可逆的，因此金融危机是可控的。所谓金融危机可控性，是指经营主体通过风险识别、估计来确定所面临的风险在质上归属于何种具体形态、在量上可能达到的程度，并对其采取预防、规避、分散、转移、抑制和补偿等措施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区间之内，由此避免金融风险经过量的积累形成质的飞跃。
三、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政策启示
频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对实体经济沉重的打击，使得世界各国对于金融危机的防范愈来愈重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外向依赖特征依然非常明显，内部有效需求不足，对外贸易持续顺差，而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顺差逐步累积，更增加国内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同时，随着金融业开放的日益深化，国内、国际金融体系的联动性日益增强，国际金融动荡对国内金融系统的冲击也愈加剧烈。如何构建安全高效的金融系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对历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解析，当务之急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 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稳定市场预期。通过对一个世纪以来所爆发的金融危机进行分析表明，尽管每一次危机的产生都有其不同的具体原因，但在危机的最终爆发及扩散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倾向以及人们预期的普遍逆转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市场预期稳定，即使金融领域的某一局部运行出现问题，也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并不会由于人们预期的反转向其他领域扩散，最终导致全面的金融危机。稳定市场预期的有效途径是，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并降低信息传输损耗。这一方面，要求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按照要求适时准确批露信息，便于市场对其做出恰当的判断，也便于政府的有效监督，这样有利于防范恐慌、猜疑心理的产生与蔓延;另一方面，要求作为本国金融市场管理者的各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合作中按照规定，尽可能向国际社会公开经济金融现状，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国金融出现危机时得到国际社会的最大限度求助，并能有效阻断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传播。
2 适度进行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金融制度来推动，也需要市场提供新的金融工具来满足融资需求和风险规避功能。然而，所有的创新必须是基于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定。否则，这些创新，尤其中金融工具的创新，纯粹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是建立在一系列看似优美的数学公式基础上的空中楼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是，最底层是实际的物质产品，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贸易，再上是名义的股票、债券、通货、商品期货，最顶层是巨额的衍生期货及其它纯粹的虚拟资本。市场一有风吹草动，现实的基础稍有动摇，精心构建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必将瞬间瓦解，其影响效应通过杠杆比率迅速放大。从而使得整个金融系统陷入危机的漩涡中。无论是金融制度的创新，还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在看到其对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潜在的不安全因素，所有的创新都应纳入严格的监管之中，防止基于实体经济的虚拟资产泡沫的形成与放大，防止为追求高额利润而置巨大风险于不顾，同时对现实经济发展没有推动作用的高杠杆比率的金融工具创新。
3 审慎推进金融开放，建立有效金融预警体系。国际社会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在此背景下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的金融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金融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国实行金融开放与自由化，但应该看到历史上，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多次是与金融开放的程度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快有关。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冲击都相对较小，这与中国政府审慎对待金融开放，以及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等政策密不可分。随着经济金球化与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金融体系固有的风险还会进一步暴露，新的金融风险也将会形成，金融危机的易发性、联动性与破坏性也越来越明显。因此，金融风险的管理仅限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着力于构建有效的金融危机预警管理系统，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逐步化解金融风险，从源头上防止金融风险的日益累积，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代体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间美术 美术教育 积极影响
我国的民间美术灿烂多彩，多种艺术形式的文化相互交融，比如民间文化中的脸谱艺术、皮影戏艺术、剪纸艺术等，这些形式多样的民间艺术构成了我国独有的民族文化。美术教育与民间美术有相通之处，两者都以提高人们的审美为目的，在当代美术教育中，合理融入民间美术，对提高学生美术学习兴趣与美术创造力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民间美术的特征及艺术价值
(一)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特征
1.实用与审美共存。民间美术往往是用来满足人们对颜色、形式的追求，同时也能够装饰生活，美化生活环境，因此民间美术不仅具有实用性，也具有审美性。其中，实用性是民间美术最基本的特征，而审美性则是在实用的过程中不断演变过来的，反映物质贫乏年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
2.象征与抽象概括互动。象征是人们将实物赋予某种意义与内涵，使人们一看到实物就能联想到相似或者相近的抽象含义，从而使实物附加了人类的意愿与想象力。在民间美术中，将美术作品赋予象征意义是美术造型中最常见的表现手法。并且民间美术经常将自然中的事物与美好愿望联系起来，赋予美术作品吉祥、纳福、喜庆等意义。如民间剪纸通常被象征为吉祥、纳福的涵义。
3.区域与工艺创造。民间美术形式受区域特征影响，其中包括区域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生活习性，因而赋予区域民间美术鲜明的个性特征。底层劳动人民将艺术创作看成一个民族、一个部落、一个家庭的才智象征，这些艺术作品反映他们的生产习俗，也体现他们的美学观点。这种地理与工艺创造的差异，是我国多样艺术形式构成的基础。
(二)民间美术的艺术价值
民间美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与样式，其独有的意识形态是显而易见的，具有精神启发性。比如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传说，都可以在民间美术中反映出来，如鹊桥相会、女娲补天、嫦娥奔月、武松打虎等，将这些民间传说赋予到民间美术创作中，可以将劳动人民的爱憎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达出来。由此可见，中国民间美术不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有深刻的审美寓意。
二、中国民间美术对当代美术教育的影响
(一)培养学生本民族的审美情趣与审美能力
中国民间美术有其独有的审美情趣，比如对线条、造型、色彩、材质等的追求就有别于其他的民族与国家。此外，中国民间美术作品往往有其独有的象征意义，比如剪纸中的十二生肖，每一种动物都有其独特的意蕴。在当代美术教育中，如果将民间美术融入到教学中，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通过理解民间美术作品的内涵与意义，学生的审美能力与理解能力也会逐渐提高，从而使学生逐渐创造出迎合本土人民审美的美学作品。
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民间美术作为民俗活动的代表，逐渐赋予美术作品独特的民俗内涵与审美意识，而在美术教育中，很多教学目标要求学生通过某种事物来概括某一类含义，此时，学生就可以借助民间美术中赋予了深刻内涵与象征意义的事物，使作品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
(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是人才发展的动力，创新人才的发展必须具有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创造性思维。在实际美术教学中，创新思维的培养可以通过借鉴民间美术的方法，充分吸收民间美术的优秀品质，启发学生进行创新思维。民间美术往往有其独有的美学价值，通过欣赏民间美术作品，可以使学生掌握民间美术的造型方法与基本特征。将民间美术融入现代美术教育中，主要是借助民间美术实用与审美共存的基本特征，使学生在不断的实践中体验创造性思维带来的成功与喜悦，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人潜力。
(三)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创新思维的培养需要实践的支撑，动作是思维的外化表现，美术创作中，思维与动手是紧密相连的，以思维来规划动手顺序，可以使作品真正表达创作者的思维内容。将民间美术融入到美术教学中，主要是借用民间美术的创作形式，赋予学生一些基础的工具与材料，让学生亲身去试验，体验民间美术的真正内涵。创作过程中，学生需要手脑并用，通过想象与实践，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使其观察、思维、创造能力也得到提升。
总之，将民间美术融入到当代美术教育中，能够起到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作用，并且还能借此弘扬我国优秀的民间文化，全面推动我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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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琳.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对当代油画色彩语言的启示[J].美术大观，2014(09).
(作者简介：张成良，男，硕士研究生，南阳师范学院软件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影视特效、影视栏目包装)(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