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2002～2019年的近20年间，在中国城市治理实践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中国城市治理模式也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研究。以CNKI数据库中的380篇中文文献为样本，运用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和Excel分析工具，对国内学者关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阶段划分、年度发文量、相关作者、研究机构、基金支持状况、文献被引频次及刊载平台、研究路径、研究热点等进行了统计、归纳和分析，以期把握国内学者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脉络及基本特征，探究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未来走向，希望对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研究;文献计量分析;CNKI中文文献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1.03.009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空前复杂，一些城市问题如人口膨胀、资源分配不均、生态环境恶化等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城市治理作为一种通过多元主体对话、协调与合作的方式来实现资源分配、利益整合与城市公共事务应对的有效机制，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及实践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城市治理具有多层制度安排与多种实施路径，其运行中的价值理念、关系结构、机制设计也各不相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治理模式。[1]
国内学者对城市治理模式的研究，始于踪家峰等人2001年发表的《城市的整体经营与城市建设的产业化发展》一文，在该文中“城市治理模式”一词第一次出现;[2]2002年郭鸿懋的《论城市治理模式》一文首次将城市治理模式作为研究主题;[3]2005年后，研究城市治理模式的论文开始不断出现于《中国行政管理》《城市发展研究》等管理类权威期刊。近年来，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城市治理模式增加了新的内涵，城市智慧治理推动中国新型城市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成为新的关注焦点。[4]
虽然国内学术界对城市治理模式关注已久，但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对研究城市治理模式的文献展开计量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城市治理模式研究发展的脉络、揭示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特征、展望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未来走向，对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中的中文文献为数据来源，检索及数据处理时间为2020年7月31日。为保证数据来源质量，选取了中文文献的核心期刊和CSSCI为样本。设置“城市治理模式”为检索主题词、选择发文时间为2000～2019年（其余恢复默认设置），检索出初始文献398篇。在文献检索中发现2000～2001年样本文献为0篇，由此修改样本文献时间从2002年开始，即时间范围为2002～2019年。接着对文献内容进行核查和筛选，剔除18篇与研究内容无关的论文，最后获得有效样本文献380篇。文章以此380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和Excel分析工具对我国的城市治理模式相关研究进行统计、归纳和分析。
二、城市治理模式研究文献计量概述
（一）年度发文量和研究阶段分析
年度发文量可以反映某一领域的研究脉络和关注程度。如图1所示，自2002年以来，城市治理模式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除局部出现轻微下滑外，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平均年发文量为21篇。以年度发文量趋势线分布为依据，可以将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2002～2007年）是初步发展阶段。该阶段研究处于理论探索期，成果很少，文献比仅占总文献的6.05%。（2）第二阶段（2008～2014年）是波动探索阶段。该阶段学术成果增长较快，文献比约占文献总数的25.26%。（3）第三阶段（2015年后）是稳定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研究处于高位产出阶段，每年发文量持稳，文献比约占总文献的68.68%，这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再次召开，将城市治理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有着较大的关联性。在“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国家战略的影响下，各级地方政府结合城市实际不断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以专家咨询制度、民主议事会、社会听证等参与方式开展民主治理，这些民主治理实践活动为学界从事城市治理模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二）研究作者分析
该领域共有558位研究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王佃利，共5篇。其次为曹海军、陈水生、单卓然、唐皇凤和张衔春，分别发文3篇。有66位作者发文2篇，占总作者数的11.83%。绝大部分的作者只发文1篇，占比87.10%。可见，城市治理模式研究作者的分布相当广泛且分散，核心作者人数及其发文量不多，这也表明了大部分作者对于该领域研究缺乏持续的关注。在380份文献样本中，一人独著和两人合著占文献样本的绝大部分。其中，有193篇文献由一人独著;137篇文献由两人合著;30篇文献三人合著;17篇文献为四人及以上合著。
（三）研究机构分析
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是评价学术科研能力强弱的关键指标。在380篇文献中，发文量最高的研究机构为复旦大学，发文18篇;其次是武汉大学，发文15篇;再次为中国人民大学，发文14篇。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的发文数量也较高，分别发文11、11、10、10篇。再次是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深圳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分别发文9、9、9、8、8、8篇。以上14所单位发文总计152篇，占总文献比的40%。研究数据表明，涉足该领域的研究机构虽然较为广泛，但发文总量不高，各机构差别不是很明显。
（四）基金支持状况分析
在2002～2019年18年间，各类科研或资金资助支持的文献共有255篇，占总文献样本的67.11%，平均每年受资助为14篇。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27篇，占文献数量33.4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篇，占10.7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2篇，占3.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5篇，占1.3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2篇，占0.53%），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篇，占0.53%），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篇，占0.53%），其他资金（217篇，占比57.11%）。值得关注的是，自2015年起，受资金资助的文献数量逐渐增多，其中获得国家级资金资助增长幅度较为明显。2015年后，獲得国家级资金资助的文献共193篇，约占文献总量的50.79%，涨幅311.29%。
（五）被引频次及刊载平台分析
一般而言，引用率高的文献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权威。研究发现，380篇文献总被引7046次，最高被引频次为933次，平均被引18.54次。331篇文献被引用，占总文献比87.11%;被引频数超过100次的有8篇，占比2.11%;超过10次的有144篇，占比37.89%;仅有49篇文献的被引频次为0，占比12.89%。表1显示的是被引大于100次的文献，共8篇。高被引文献分别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社会主义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期刊，发表时间较早，被引频次随时间而稳步上升。这些文献主要是为了探讨化解城市问题的策略和路径，建立相应的治理模式和配套制度。另外，从载文量大于5篇的来源期刊情况来看，载文量最高的期刊为《中国行政管理》，载文20篇。其次为《城市发展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城市问题》《行政论坛》《电子政务》《规划师》，分别载文17、13、10、10、9、8篇，该数据结果表明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文献来源于行政管理类、城市规划类专业期刊。
三、城市治理模式研究阶段分析
（一）研究阶段分析
以文献样本的年度发文量为划分依据，对城市治理模式研究三个阶段的关键词进行提取、聚类、绘制成知识图谱，以系统总结该领域研究阶段演进的特征。
1. 初步发展阶段
2002～2007年，该阶段研究整体知识网络结点数量、大小和连线非常少，可以看出该阶段研究对象和内容并不深入。这一阶段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城市治理模式提出缘由、城市治理模式的内涵、西方城市治理模式类型，以及反思我国传统城市治理模式存在的缺陷。代表关键词有“城市化”“制度创新”“国际化”“社区”“城市经营”“公司合作伙伴”“公共需求多样化”“启示”等。
2. 波动探索阶段
2008～2014年，研究主题相比于初步发展阶段有了较大的拓展，网络结点数量有了较大的提高，说明该阶段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较上一阶段有了较大的突破。这一阶段新出现的关键词主要是关于城市环境治理和公民参与的。代表性关键词有“低碳城市”“利益相关者”“公众参与”“公民社会”“公共精神”“公共治理”“伙伴关系”“以人为本”“主体多元复合”等。
3. 稳定增长阶段
2015-2019年，稳定增长阶段研究网络结点数量、结点面积、连线密集程度相较于上一阶段有了较大的增长，形成以城市治理为中心，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智慧城市、城市治理体系等为次中心的知识图谱，标志着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新出现的关键词明显向智慧城市治理方向靠拢。具有代表性的有“智慧城市”“大数据”“新常态”“电子治理”“共享经济”“城市转型”“城乡一体化”“合作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等。
（二）研究路径解析
为进一步分析城市治理模式研究领域时间演变的规律，把握各个研究阶段的研究前沿，运用Cite Space软件对该领域的关键词进行时区分析（时间范围为2002～2019年）。结合图8的研究路径对城市治理模式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
第一，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实践指向日趋凸显。纵观近20年的城市治理模式研究，公共治理、復合治理、协同治理、网络治理和整体性治理等理论相互融合，显示出了城市治理模式研究框架进一步丰富，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研究内容逐渐深入。许多研究已不再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是将其应用于实践领域，如城市社区、特大城市、城市群等层面。同时，针对城市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借鉴和学习成功的城市治理模式，不断丰富和完善城市治理实证分析框架，力求为多元主体行为及政府决策提供可行性建议。
第二，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由理论引介到给予本土化的阐释。从早期对西方国家城市治理模式理论的介绍，到多元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再到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和策略选择，反映了城市治理模式领域研究的内容不断加深。此外，中国化的城市治理模式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发展。比如，李华在借鉴制度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一个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整体性城市治理模式。[5]唐任伍提出以合作治理模式来解决“逆城市化”问题。[6]李烁认为，“以人为本”、均衡性、非排他性的包容性城市治理模式将有助于中国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和应对未来国际化挑战。[7]但是，现有的本土化城市治理模式研究仍然受限于科层政府管理体系的研究框架，研究新颖度和跨度并不大。
第三，研究主题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呼应。如表2所示，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后，“公众参与”迅速成为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高频词汇。2014年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发布《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家信息化战略纲要》，对智慧城市理念予以强化，直接促使智慧治理成为2014年以来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热词。可以发现，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主题是紧紧围绕国家宏观政策来展开的，二者的联系较为密切。
四、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文献的主要内容，较为全面地展示研究领域的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运用Cite Space软件的关键词聚类功能，以探寻其热点主题和主要内容。从图9可以看出，国内关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主题聚类效果明显，主要形成了12大聚类，相关聚类信息如表3所示。通过观察主题聚类情况和研读文献内容，本文将选取以下几方面对城市治理模式研究展开详细综述：
（一）关于城市治理价值理念的研究
聚类有“#0以人为本”，主要包括“多元参与”“包容性发展”“均衡发展”“政治”等关键词。城市治理价值涉及信念和根本宗旨问题，能够指导城市治理的目标设定、路径选择、风险预估以及结果预判，进而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因此，“城市公共部门管理者应当是探索者， 致力于寻求、确定和创造公共价值， 而不仅仅是利用资源达成既定授权目标， 创造公共价值是当代城市管理者思考和行动的基本框架。”[8]
城市治理是个综合的体系，它不仅包括行政系统的治理，还囊括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公共事务管理范畴。学者普遍认为以人为本理念是连接政府与公民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善政的重要体现。胡海、殷焕举认为，城市治理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作为组织行动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的。[9]冯含睿、李庆钧指出，城市治理主体应具备“和谐共促”的价值理念，建立多主体的伙伴关系，实现多方合作治理。[10][11]韩震提出，城市治理价值取向首先应是人本治理，其次应该是民主治理、公平治理、依法治理、文明治理。[12]也有学者认为城市治理理念是由四大理念组成的有机整体，包括人本治理的目标层理念和依法治理、系统治理、智慧治理的手段层理念。[13]
（二）关于城市治理参与主体的研究
聚类有“#2公众参与”“#3网格化管理”“#4关系型治理”“#11社会复合主体”，关键词包括“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公共事务”“复合主体”“复合治理”等。城市治理模式的参与主体研究主要围绕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等组织形态展开。从参与模式研究上看，城市治理的参与模式主要包括营利企业的参投模式、社会组织的参助模式、公民个体的参与模式。对于营利企业的参投模式，许坚等总结了适用于我国城市治理实践的三种模式类型，分别为外包类、特许经营类和产权转移类公私合营模式。[14]2017年，满江虹提出企业参与的非盈利、被动参与和主动参与模式，提出在主动参与下，才能达到政府、企业、民众多方共赢的目的;[15]对于社会组织参助的模式，高红依据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创新模式。[16]2015年，吴胜、王彩云认为应从“管制型”参与方式、“协调型”参与方式向“善治型”参与模式转变;[17]对于公民参与模式，张金阁梳理了四种公民参与模式，即决策型参与模式、抗争型参与模式、程序型参与模式和协作型参与模式，最后提出协作型公众参与模式是提升城市治理参与有效性的可能路径。[18]
（三）关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
聚类为“#7社区治理”“#8城市边缘社区”，关键词有“社区资源”“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利益相关者”“多中心治理”“在地治理”“人本治理”“关系型治理”“共生模式”等。现有的研究多以治理主体演化为逻辑起点，强调多元主体的协调作用，注重多元社会资源和活力的整合，建构“一核多元”的合作治理模式。因此，大多数学者以多元主体的关系结构和权力配置为标准，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划分为若干类型。如魏娜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划分为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19]葛天仁提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社会自治和专家参与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20]叶良海基于“清单革命”浪潮，提出城市政府治理清单和社区自治清单治理模式;[21]罗家为提出社工组织介入城市社区管理的模式等。[22]也有一些学者根据社区文化特点构建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模式，[23]形成了以“微”为特色的多中心网状人际互动模式。[24]
（四）关于城市治理模式转型的研究
聚类为“#1社会转型”“#6城市治理体系”“#9共享经济”，关键词有“大数据”“治理能力现代化”“智慧城市”“e家园”“城市形象”。21世纪以來，受市场化驱动与政府自我革新影响，中国城市治理模式发生了较大转变和发展。从政府职能上看，城市治理模式是城市管制模式和城市经营模式的进阶，[25]经历行政型治理、企业型治理到服务型治理的转型;在空间形态方面，城市治理由“碎片化治理”走向了“整体性治理”;[26]在决策方式方面，城市治理由技术决策向公共决策转型;在治理手段方面，城市治理由经营城市向内涵式发展转型。[27]现阶段，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转型的需要。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探讨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型，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城市实现了由数字城市到智能城市再到智慧城市的转变，基于此，不少学者深度探讨了网格化管理模式、网络化治理模式等新型城市治理模式。
五、城市治理模式研究展望
（一）科学界定城市治理模式的概念
明确“城市治理模式”这一核心概念是进行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基础。城市治理模式作为一种解决城市问题的范式，兼有形态构造和实践指导功能。任何一种城市治理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合理的城市治理模式。对于城市治理模式内涵的阐释，学者们虽然也有涉及，但总的来说比较含糊、莫衷一是。如，汪碧刚在对城市治理模式概念进行界定时，仅仅将城市治理模式视为体制内的政治安排，忽略了城市治理模式的外延研究;[28]谢媛虽然明确了城市治理模式的三大要素构成，但对内涵层面的解释仍待补充。[29]因此，吸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立足城市治理模式的实践进程，对其内涵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界定，是未来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二）正确评估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现状的特点
正确评价城市治理模式的现状是解决城市治理问题的前提。已有的研究，大多数作者对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角色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挤压了民主自治空间，压抑了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应该消除政府与社会主体的组织边界，使社会共治成为城市治理的核心要义。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政府仍然处于城市治理的核心，掌握着强大的财政资源，拥有重大的政治权力。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从城市管制到城市治理的“转变”无非是重新定位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而已。[30]多元合作的模式的确是城市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不改变政府作为城市治理核心的前提下，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局限性可以由其他主体来弥补。[31]但城市治理不是意味着“无政府的治理”，过度地强调政府让渡行政权，则可能成为政府推卸职责的借口，正如格罗斯和汉勃里顿指出的“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的治理可能会导致城市的崩溃”。[32]因此，还应正确评价城市治理模式发展的现状，科学界定包括政府在内的治理主体的责任与边界，在强调多元融合时应系统考量各方利益主体及社会等多元因素，避免出现与现状格格不入的困局发生。[33]
（三）加快核心作者群的形成与合作研究网络的建立
近几年来，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研究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研究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558位研究作者中，发文最高的作者仅发文5篇，绝大部分作者仅发文1篇，且多人（3人以上）合著比例仅占12.89%，说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目前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作者队伍离散性较大。大部分作者一旦完成论文或课题后，很少甚至不会去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动态，所收集的资料或数据也会随之丢弃，这会严重影响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要提高城市治理模式研究水平，应充分依托研究作者的学科优势及专业特色，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关注核心作者、核心团队，以加快建立核心作者群与合作网络。另外，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应与国外专家学者建立更好的联系，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四）加强城市治理模式本土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是当前城市治理模式理论构建的重点和难点。城市治理作为推进未来城市治理发展的重要路径，其模式选择需要结合各城市的实际情况，扎根于中国本土进行理论研究。既要借鉴国外先进城市治理模式的方法与经验，开拓国际学术视野，又要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实现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本土化发展。同时，要结合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病”等突出问题的治理模式进行专题研究。
说明：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超大城市社会治安服务的有效供给机制研究”（18BGL2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踪家峰，郝寿义，黄楠.城市治理分析[J].河北学刊，2001（6）：32-36.
[2]郭鸿懋.城市的整体经营与城市建设的产业化发展[J].城市，2001（1）：3-6.
[3]踪家峰，王志锋，郭鸿懋.论城市治理模式[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2）：115-123.
[4]张小娟，贾海薇，张振刚.智慧城市背景下城市治理的创新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7（10）：105-111.
[5]李华.问题导向的整体性城市治理模式建构[J].社会科学家，2018（11）：47-57.
[6]唐任伍，肖彦博，张亮.以合作治理医治“逆城市化”之殇[J].经济学动态，2016（11）：90-98.
[7]李烁，曹现强.以包容性城市治理推动城市转型发展[J].行政论坛，2018，25（4）：76-84.
[8]陈松川，姜军.“疏解整治促提升”是推动北京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有益尝试[J].前线，2017（10）：83-85.
[9]胡海，殷焕举.协同化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选择[J].学术界，2015（9）：148-155.
[10]冯含睿.治理视角下的政府理性分析[J].城市问题，2015（3）：75-80+104.
[11]李庆钧.基于参与式治理理论的城市规划模式[J].城市问题，2010（7）：86-91.
[12]韩震.现代城市治理应有的价值取向[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2）：4-8+156.
[13]夏志强，谭毅.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18（5）：11-20.
[14]许坚，谢跃，李永.基于PPP视角企业参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理论溯源与实践[J].现代管理科学，2012（1）：99-101.
[15]满江虹.体育企业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7，41（6）：47-53.
[16]高红.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J].社会科学，2011（6）：76-83.
[17]吴胜，王彩云.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城市治理：契机、价值和模式创新[J].社会科学论坛，2015（1）：238-243.
[18]张金阁，彭勃.我国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模式——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4）：127-136.
[19]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135-140.
[20]葛天任，李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四种模式[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3（6）：5-13.
[21]叶良海，吴湘玲.清单式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J].学习与实践，2018（6）：108-115.
[22]罗家为，冯志峰.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向：社会化与专业化[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6）：114-124+128.
[23]张再生，牛晓东.东方文化的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与机制研究[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1）：16-21.
[24]唐晓勇，张建东.城市社区“微治理”与社区人际互动模式转向[J].社会科学，2018（10）：79-90.
[25]王佃利，任宇波.城市治理模式：类型與变迁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9 （5） ：55-62
[26]何艳玲，汪广龙， 高红红.从破碎城市到重整城市：隔离社区、社会分化与城市治理转型[J].公共行政评论， 2011 （1） ：46-61
[27]杨君.中国城市治理的模式转型：杭州和深圳的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2） ：92-95
[28]汪碧刚，于德湖，孙宝娣，唐敬超.大数据与城市治理[J].青岛理工大学学报，2018，39（04）：112-116.
[29]谢媛.当代西方国家城市治理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0（4）：82-89.
[30]曹海军.国外城市治理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出版传媒集团，2017.
[31]朱未易.论城市治理法治的价值塑型与完善路径[J].政治与法律，2015（2）：72-79.
[32]Hambleton，Robin，Jill Simone Gross.Governing Cities in A Global Era：Urban Innovation，Competition，and Democratic，and Democratic Reform.Palgrave Macmillan，2007.
[33]张衔春，单卓然，许顺才，洪世键.内涵·模式·价值：中西方城市治理研究回顾、对比与展望[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2）：84-90+104.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Mode Research
Wang Fengyun，Wei Mei
（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Key words：China’s urban governance mode research; bibliometric analysis; CNKI Chinese literature
責任编辑：王明洲
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将自然界热带雨林一角景观微缩成景观并放置在一个封闭的玻璃空间内，这个合成的玻璃容器被称为雨林缸。这种微缩的雨林景观拥有绿色环保、观赏性极佳的特点。本文从雨林缸的演化入手，解析雨林缸的制作要点，结合室内设计介绍雨林缸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与意义，最后从人们的生活角度阐述雨林缸在室内设计中的价值。
关键词：生态;雨林缸;室内设计;装饰;气候环境
0 引言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气候环境的愈发重视，大多数人选择在家里摆放绿色植物来改善室内空气，但利用为数不多的盆栽不能改善室内空的气质量，雨林缸因为其植物的高密度和多样化特点却可以轻松达到这一目的，所以，雨林缸也有天然“绿肺”的称号。
1 现代“雨林缸”的由来
我们今天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雨林缸都是由“沃德箱”演变来的。阳光使玻璃内的植物进行蒸腾作用，植物的水分通过叶片散发到空气中，所以在没有人为浇灌的情况下玻璃罐内的植物也能“自给自足”地生长繁殖。1842年，沃德将他发现的这一情况公布于世，“沃德箱”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沃德箱”的问世有利于当时世界的人们追逐新植物。尽管“沃德箱”时代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但是“沃德箱”在我们生活中依旧有迹可循，其中最为接近“沃德箱”的当属雨林缸。现代雨林缸是由多种热带植物组成的人造景观，它在一定的空间内模拟雨林的地面、林梢植物等主要景观，再以石头、苔藓、花草和动物昆虫为配景构成的一方雨林景观。
2 雨林缸常见的制作要点
自然体验的景观设计能够让人的不同感官共同发挥作用，让人获得综合性的体验感[1]。与市面上普通的水陆缸相比，雨林缸在植物配置、技术等方面的要求更高，植物雨林缸的制作与设计都是以天然的雨林环境为基础的，缸内模拟的是真实的雨林地面和附生植物的生长环境，材料与技术的选择也立足于景观的现状以及实际需求[2]。首先，在植物的群落分层上，雨林缸采用的是再现雨林自上而下的分层的方式，这种分层方式就是对雨林缸制作技术的高度要求，所以市面上的在植物缸设计时为迎合这种生态分层方式都采用了高缸的形式，在构图上着重对高度的塑造。
雨林缸内的生态系统是较完整的闭环结构，缸内需要设置独立的光照系统和喷淋设备，结合湿气下沉的规律，缸中的通风方向是自上而下的，有利于形成空气循环。雨林湿度的控制是由喷淋完成的，积水过多会影响缸内植物的生长，所以，缸内排水也是缸的要点，为了防止因水分下沉至缸底而导致的水位过高，使植物根系浸水腐烂情况的发生，在缸侧距缸底五到十厘米处开排水口，可以在保证水分稳定的同时保证植物根系的正常生长。
常见的雨林缸地面不设置水域，是纯陆地缸。与陆地缸不同的是，雨林缸内的植物都是大植株的形态，所以无法如陆地缸那般造景恢宏，雨林缸就像是雨林深处的某一个角落，静谧而自然，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态系统。因为雨林独立的气候环境，所以雨林缸缸内的植物选择范围会更加广泛，除观叶性植物外，设计者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种植附生兰花、秋海棠等开花植物，还有猪笼草、猪笼草姬蛙等有趣的共生动植物。
3 雨林缸在室内设计中的具体运用
对于不同性质的室内空间来说，雨林缸的设计风格也不同。室内绿化是现代室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不論是作为何种性质的空间装饰，雨林缸的设置都以提高室内装饰的美感与空间舒适度为目的，所以，雨林缸的设计是迎合它所处室内总体风格的，它的景观效果也应当与室内的风格相呼应，实现室内自然景观元素与室内装饰元素相互成就、相互融合的装饰效果。通常来说，室内绿化就是将植物、水体等一系列的自然界元素引入室内设计[3]。
植物与相关造景活动被摆在助力生态修复的首位[4]，这种沉浸式设计以述说故事的方式营造出富有感染力的物质情境[5]。现在，社会逐渐进入文化多样性、艺术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对美的追求也逐渐趋于多层次、多方位和多角度，逐步形成了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特征[6]。由于雨林缸的造景空间有限，在选择植物的时候因着重于植物叶片的大小关系，使空间表现出层次分明、多而不乱的特点，呼应室内简约装饰的特点，突出虚实合理、疏密有度的空间层次。室内装饰大多为家用小型雨林缸，小尺度空间更能够体现空间的亲切感[7]。
人们顺应科技的发展将人工智能与雨林缸相结合，创造出了人工智能化的雨林缸。如果生态缸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那么改生态系统的成分复杂，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延续的能力强，在没有巨大外界环境干扰的情况下，会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8]。给雨林缸配备智能化的控制设施，能够控制缸内的温度、湿度、光照、风循环和水循环，人们可以通过手机随时了解雨林缸的温度、湿度、光照和排风状况，可根据观察到的状态及时调整缸内的湿度和通风，实现远程养护。
4 雨林缸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
4.1 室内空气净化作用
在大气污染的影响下人们对于空气质量的关注和要求逐渐增加，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9]。近年来，市场上家用空气净化器的销量逐年升高，人们对室内环境的空气质量的要求愈加严格，但市场上普通家用净化器通常只能净化室内漂浮的颗粒以及部分甲醛等有害物质，净化能力有限，再加上净化器的净化效果并不能使空气流通，若长久地不清理净化器还有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增加抵抗力弱的人群感染呼吸道疾病的风险。
从生态角度看，植物确实可以优化室内环境，如绿萝、果子蔓等室内植物可以吸收室内的甲醛，净化空气[10]，所以，我国的绝大多数家庭会在家中摆放植物来净化空气。可是几棵盆栽并不能达到净化空气的效果，想要通过植物达到净化空气的效果还需要有较大的种植密度和多样化的植物种类。雨林缸中的植物能够有效吸附空气中的甲醛、硫化氢等有害物质和其他悬浮框颗粒，所以，雨林缸是室内的天然“绿肺”。
4.2 雨林缸的观赏作用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越来越难接触到大自然，用植物改善室内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成为一种设计需求[11]。雨林缸在设计时需要设计者十分了解每一种热带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特征，进行自上而下的有梯度的配置。在设计景观中，设计者应注重植物的多样性，考虑景观效果，使景观发挥最佳的组合效果[12]。市面上常见的雨林缸多使用枯木、苔藓和空气凤梨的组合，空气凤梨颜色多样，放置在缸内会显得生动，普通爱好者使用简单的植物配置就能得到很好的效果，再加上空气凤梨生长于空气中，避免了室内土渣灰尘的产生，打理极为方便，非常适合现代家居环境[13]。
不同的颜色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14]。就室内办公环境而言，雨林缸中的植物能提高员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助于员工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注意力。自然声景是由自然环境中的自然元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景观[15]，室内装饰绿植可以达到视觉和心理上放松的效果[16]，所以，员工在绿植充足的环境中的创造力、心理状况和工作效率都要高于空间环境中没有绿植的员工。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使用绿色植物景观设计作品，但他们不清楚如何完美地进行造型，要结合景观设计与绿色植物，就要具备正确的技术和工艺[17]。
4.3 对室内的装饰作用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一直是人们的追求[18]。雨林缸的设计应该结合室内不同的装修特征，保证环境整体的协调感。在景观设计中，水、石头的设计要符合自然规律[19]，这种设计方式可以在狭小的空间中表现出浩大的场景美感[20]。设计者利用枝干与植株间不同的形态将其组合为协调的整体，对狭小的空间进行合理的配置能给人一种极其丰富的感觉，营造出写意的景观意境[21]。这种美化方式并不只反映在物体表面，它来自人们的内心需求，是人们对于物质需求和各自精神世界的具象表达。在设计中强调光、色、形、质、物与自然景观巧妙结合的自然化处理，为形成良好的室内生态环境和自然意境氛围提供基础条件，满足了当代人类“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
在室内的装饰中，雨林缸不仅仅是充当装饰的景观点缀，它也可以成为一组隔断。多元素点缀就是选用硬质材料与自然结构构成的景观空间，它可以使原有的景观更加优美[22]。此外，室内装饰有许多难以修饰的“死角”，譬如楼梯间的拐角处，人们通常都会将此空间做成一个狭小的杂物储藏室，难以打扫的同时也缺乏美观。雨林缸可以定制成适合空间的大小，人们可以根据自己房间的尺寸大小来“量身定制”一个合适的雨林缸，这样不仅能更有效地提高室内空间的利用率，也能为家中增添一份生机。雨林缸就是通过组合点、线和面将各个绿色空间的效果和功能最大而化形成的立体景观[23]。
5 结语
雨林缸将自然景观微缩并运用在室内设计上，它与室内设计的关系是既独立存在又浑然一体的。这种和谐统一呼应了以“自然为本”的观念。从室内设计的视角上来看，雨林缸的加入是在现代设计的概念中加入原始自然的元素，使设计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愿景。智能科技的加入让雨林缸的养护变得更加简单便利，降低了雨林缸人工打理的高要求，让每个对此感兴趣的人都有机会拥有自己的一片“雨林”。
参考文献：
[1] 杨婧熙，丁山.基于自然体验的城市生态公园设计研究——以南京珍珠泉公园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0（16）：92-93.
[2] 石宇琳，曹磊.城市景观设计中地域性元素的应用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20（20）：76-77.
[3] 丁振兴，叶洁楠.绿化技术在生态建筑中的集成应用分析[J].美术教育研究，2020（6）：89-90.
[4] 董利婷.南京月牙湖公园小水域植物造景初探[J].美术教育研究，2020（19）：103-104.
[5] 高婧.叙事与体验：城市公共空间的沉浸式设计与表达[J].美术教育研究，2020（13）：92-93.
[6] 吴歆悦，李雪艳.艺术中的雅俗文化之辨析[J].美术教育研究，2020（20）：52-53，57.
[7] 庄佳.后现代主义理念在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应用初探[J].艺海，2020（11）：104-105.
[8] 刘学军.生态缸的设计制作及对其稳定性的观察与分析[J].实验教学与仪器，2009（04）：41.
[9] 戴子涵.论现代技术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及发展趋势[J].艺术科技，2020（20）：161-162.
[10] 钱志伟，吴冬蕾.浅谈南京民宿中植物景观的选择与应用[J].美术教育研究，2020（24）：86-87.
[11] 郭牧云，张亚倩.植物景观在餐饮空间中的应用[J].美术教育研究，2020（17）：70-71.
[12] 吳逸，叶洁楠.传统园林造园手法在当代城市公园景观设计中的运用——以常州市人民公园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0（10）：81-82.
[13] 李佳未，梁晶.空气凤梨在室内环境中的应用[J].艺海，2020（6）：112-113.
[14] 高睿彤，王夕倩.基于色彩景观的儿童户外活动空间设计研究——以东莞万科中天城市花园儿童“活力谷”景观设计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0（13）：94-95.
[15] 刘佳，熊瑶.声景在医疗景观中的应用研究[J].艺术科技，2020（10）：111-114.
[16] 赵哲，黄维彦.基于地域文化的书屋空间环境设计——南京老城南旧屋改造设计[J].美术教育研究，2020（13）：101-102，116.
[17] 王娜.绿植设计在室内陈设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园艺，2017（18）：123-124.
[18] 姜琳，房华.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手法在现代室内空间中的设计应用[J].美术教育研究，2020（20）：74-75.
[19] 龙雨亭，曹磊.旅游景观设计对民间艺术的延续与发展探析[J].艺术科技，2020（17）：111-114.
[20] 张彦锋，王小柠.江南园林叙事结构中的点、线、面、体[J].美术教育研究，2020（24）：102-103.
[21] 周录燕.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景观设计的结合[J].艺术科技，2020（21）：179-180.
[22] 沈乐.浅析景观植物造景配置——以情侣园之牡丹岛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0（24）：106-107.
[23] 李欣，王夕倩，钱丽红.现代化居住区景观设计的植物造景美学[J].艺海，2020（5）：88-89.
作者简介：曹彦婕（1999—），女，江苏镇江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李青青（1990—），女，湖北武汉人，博士，讲师，系本文指导老师，研究方向：中华工匠文化、中国传统设计理论。
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中小河流治理问题分析及水文规划设计关系到城市河流周边的居民生活安全，同时是对其建设水利工程以及实现水利发展的重要研究基础。本文针对不同的中小河流治理，研究其核心的问题点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针对不同的河流难点问题完成不同的河流设计推算，从而实现水文规划设计的完善和高效。
关键词：河流治理 水文规划 水利工程设计
1 我国中小河流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基础设施薄弱，河道严重萎缩
我国的中小河流在河道上来说，河道一般较为狭窄或者总体长度十分有限，因此在暴雨集中的时节，容易出现河流流速的湍急变化，以及随着季节出现洪水造成的暴涨或暴落。然而这些河道，多数分布集中在城乡县镇、粮食生产基地等偏远地区或经济程度落后的地区，地方没有经济能力建设河道规划基础设施，缺乏有效的河道管理政策，造成绝大部分的中小河流了短缺少必要的防洪设施、防洪标识，防洪措施的达标程度很低。
同样由于中小河流的地域和周边经济问题，城乡建设对河道的治理不够重视，因此向河道内倾倒垃圾，以及占用河道的违章建筑现象不断的发生，并有逐年的走高趋势。同时河道常年无法完成有效的清淤治理，河道周边向河道内压缩情况严重，总体河道河流严重萎缩。并且由于这种萎缩问题，中小河流一旦遇到暴雨或者洪水，很容易由于泄洪的能力差，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对所在城乡县镇地区的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1.2 河流分布周边集中工业和生活污染
由于我国水文分布是城市建设的依托，因此，规模偏小的河流，意味着地域的偏远。并且这些处于偏远地域的中小型河流，总体的水流不稳定，周边经济设施不完善、交通不够便利。也是由于这种不便利性、偏远性，大量的小型工厂和养殖业等集中在周边，这些工厂由于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薄弱，在排污方面没有有效的措施，造成大量的工业污染进入河流。另外，偏远地域的居民生活不够便利，基础设施不全，居民也没有河流治理、河流环保的意识，大量生活垃圾被排放到河流中或堆積在河流周边，造成进一步的河流污染。
1.3 管理、监督机制缺失而落后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河道治理主要的政策措施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就倾向于大河大江的治理上，一方面是在经济支持上很少涉及到中小河流的投资机制和渠道管理，另一方面在工程支持上，改变了群众农田水利投入机制和组织方式，监督和管理治理处于停滞状态。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河道的清淤和堤防加固日趋减少、专业的河道治理人才队伍缺失、中小河流治理管理机制和水平低下，管理和监督效果不佳。
2 中小河流治理的水文规划设计方向和措施
2.1 坚持正确的自然和谐发展方向
对于中小河流治理的水文规划设计，一定要坚持自然和人类协调发展的原则，完成自然和谐发展的治理方向，实施治理过程中的张弛有度，一方面实现河流的蓄洪、防洪等功能，或建立小型水利工程进行河流服务于民;另一方面也要实现河流的长期发展、自然环保以及生态建设。
对于中小河流治理的水文规划设计，一定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的地势地理环境，进行不同的水文方案规划。针对山丘地区的小河流，要从流量途径考虑控制水流和流域的面积或通过暴雨途径，完成水流汇集;针对丘陵地下的小河流，要计算洪水水库的调蓄作用，实现梯级水库的多样组合，充分考虑水流和设施的组合关系;对于平原湖区的小河流，要实现河道设计的水面线监测，通过水力坡降实现水面线的设计。通过不同设计规划措施，实现人工建设治理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发展，进而完成生态性的水文规划设计。
2.2 重点流域重点监控
长期的河流治理工作是一个耗时长、治理工作繁重的监控管理工作，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建立相应的重点流域监控管理机制，实现监控管理工作的体系建立基础。通过注意洪涝的规律以及河流的流向问题，完成水文规划设计中初步的重点流域标识，对相关区域率先开展相应的水利部门和相关专家共同治理的措施，严格监督该区域内的河流污染问题，对于河流治理目标实现监督和管理的双重努力，治理队伍和管理队伍共同完成河流的改造和完善。同时对河流流域周边的管理和监控工作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以及跟进的处罚措施。
重点流域重点监控体现在监督管理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流域，进行重点的监控，实现危机的提前预知，另一方面是针对偏远地区污染严重的流域，实现综合性监督治理，从长远利益出发，监控当地生态发展，严控污染排放。
重点流域重点监控工作，正是建立健全中小河流管理、监督机制的基础性举措。能够从重点关注开始，逐步实现我国中小河流治理水文规划设计的监控和管理机制完整。
3 水文规划设计思想建设
水文规划设计思想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水文规划设计队伍的思想建设，提升工作专业性;第二方面是针对中小河流流域的居民的思想建设，完成居民环保意识的提升;最后一方面是政府部分的思想建设，加大中小河流水文规划的人力和物力投入。
对于整个水文规划设计队伍思想建设，要明确中小河流的统一规划，提高治理前期的工作质量，不断抓住治理工作的重点，实现治理工作的重点区域注重。同时确保优先治理目标河流。队伍内部对于治理方案的制定，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考虑河流流域和地理环境，并适合当地的治理条件和经济条件，要量力而行且尽力而为，实现工程措施和治理措施以及设计措施的多重结合。
对于河流流域周边居民的思想建设，要一边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提供正确的排污技术支持和技术手段，同时一边完成思想理念的转变监督。加强居民的思想道德、环保意识教育，提倡环保的行为和环保的生活状态，同时不改变居民原有的生活形态，让居民自觉自然地接受水文规划设计对河流污染的治理工作。
对于政府的思想建设，在于从上至下实现河流治理水文规划设计的重视性提升。政府要发挥自身的治理影响力，提供便利的河流治理干预手段，完成水文规划治理的政策和经济支持。中小河流治理的主要实施方正是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的水文规划设计思想至关重要。政府部门要积极配合中央部门，建立健全中小河流水文规划设计的管理和监控机制、分派河流分布情况探究和治理任务，保证在河流治理方面的正常资金投入，实现政府的经济资金引入和投资。另外在政策方面，对于相关政策要实现优惠政策的出台，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河流水文规划设计的市场性参与。对于中小河流的水文规划设计管理要采取创新的管理方式和监控体制，实现管理的机动性和高效性。
4 结语
长久以来，我国的主要大河大江的河流治理，一直是河务治理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相反，中小型河流的治理问题，却一直被忽视。然而中小河流在地域上涉及更广，关系到的民生利益和国民财产安全同样重要，也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以及提供必要的保护治理措施。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中小河流河段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成的防洪体系、提防工程，实现了对于河道两岸的城镇。乡村以及交通道路、人民财产安全的基本保护。然而，其整体的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中小河流治理工作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辅助提供科学的水文规划设计成果，实现水文规划设计的合理性和安全性，使水利工程和水文工程项目，经得起河流变换和时间进程的考验，最大限度提升治理作用和效果。
参考文献
[1] 管振范.黑龙江省中小河流治理问题与对策[J].黑龙江水利科技，2009（1）：101-102.
[2] 罗绍兴.中小河流治理问题分析及水文规划设计的探讨[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7（9）：90-91.
[3] 董琳，景文洲，董莉.我国贫困地区中小河流治理存在问题分析——以燕山-太行山片区为例[J].海河水利，2019（2）：32-33.
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从频繁曝光的城管和小贩之间肢体冲突，到2014年8月9日西工城建监察大队组织20余名小贩和市民参加座谈会共同探讨城市治理问题，我国城市治理的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中国，创新城市治理方法、模式、制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国家持续发展方面都有其现实意义。本文从城市治理的基本含义、西方城市治理理论以及我国城市治理的历史发展、现状与实践及发展趋势五个方面对近年来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加以简评。
关键词：城市治理；治理制度；治理模式
随着2016年3月深圳“禁摩限电”政策的出台，城市治理的话题再次被推入大众的视野，不少民众认为这是在治理城市问题中的一种“懒政”行为。其实，真正的城市治理远远要比“一刀切”的政策更为复杂。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特别强调通过推进依法城市治理、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完善城市治理机制、推进智慧城市管理和提高市民文明素质来创新城市治理方式。该文件的出台不仅显示了国家层面对城市发展问题的重视，同时标志着城市治理在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一、城市治理的基本含义
“治理”一词在当代有着它新的内容和含义，它强调综合发挥国家、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公共事务中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1995年联合国治理委员会在《天涯成比邻》中把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治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作用于使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体得以协调并可以进行联合行动。同时，治理包括寄托权威的强制管理以及通过人民、机构认可的种种非正式安排。
在对“治理”的概念有了初步了解后，我们便可以更容易、准确地去理解城市治理的基本含义。由于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治理的研究侧重点不同，故定义和表达方式也有所区别，但在本质的把握上是基本一致的。袁政认为，城市治理是将治理运用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2]；盛广耀认为城市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城市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应用[3]；王佃利认为城市治理是指城市范围内政府、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作为三种主要的组织形态组成相互依赖的多主体治理网络，在平等的基础上按照参与、沟通、协商、合作的治理机制，在解决城市公共问题、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增进城市公共利益的过程中相互合作的利益整合过程[4]。除了以上学者的观点，徐静、踪家峰等表述了城市治理的基本含义。不管从哪方面来解释城市治理的基本含义，本质上都包含两个相对一致的特征：其一，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其二，城市治理的对象为公共事务，所要解决的是公共问题。
二、西方国家城市治理的相关理论
1.城市治理模式的四种主要分类
对于城市治理模式的分类来源于瑞士政治学家皮埃尔（Jon Pierre），他把城市治理模式分为：福利模式、社团模式、管理模式和支持增长模式四大主要类型。以方针、参与者、手段和结果为分类标准的四分法是如今最为经典的城市治理模式分类。其中福利模式由于其治理主体的“一元化”最为罕见，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官僚机构和政府官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管理模式中主要把城市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视为市场的参与者在市场原则下提出“让管理者管理”[5]的口号；社团模式主要讲城市分为高层群体和基层群体两个治理层面，同时将治理主体划为若干利益集团，形成立体结构；而支持增长模式的治理主体为政府官员和商界精英，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治理从而实现利益共赢。
2.伙伴制城市治理模式
伙伴制城市治理模式的创始人是瑞典的厄马尔·埃兰德（Ingemar Elander）教授，他认为在城市治理中，关于权力的主要问题在于主导性和社会控制。自20世纪90年代城市政府权力模式多样化以来，城市治理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实践意义。伙伴制城市治理模式被定义为“为重整一个特定区域而制定和监督一个共同的战略所结成的利益联盟”[6]。伙伴制城市治理模式的特点在于责任、权力、资源对于地方当局的下放并与当地的社会组织国际合作和伙伴制方式的互动，并且在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发挥有效作用，同时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到本社区的事务管理和治理中并参与决策。
3.新公共管理模式
自20世纪最后25年以来，随着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新公共管理模式取代原有的传统公共管理模式走进历史舞台。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十分广泛，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企业化政府”理论。盖布勒和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用新公共管理模式对政府进行了十大分类：其一，掌舵不划桨的是起到催化剂作用的政府；其二，授权而不是服务的是社区拥有的政府；其三，把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中去是竞争性政府；其四，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是有使命的政府；其五，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的是讲究效果的政府；其六，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的是受客驱使的政府；其七，有收益而不浪费的是有事业心的政府；其八，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的是分权的政府；其九，预防而不是治疗是有预见的政府；最后，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7]。同时，在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研究方面，美国学者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提出了四种以新公共管理定向的治理模式：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型政府模式、灵活性政府模式、解除规制政府模式[8]。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我国城市治理历史发展的讨论
自1949年以来，在我国从城市管理走到城市治理的进程中，不仅在观念上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在制度上也经历了变革。在理念演变方面，吴琳认为我国城市从改革开放前以“工业生产为主”转变为今天“以人为本”“宜居城市”建设为主导，其间在城市管理理念上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发展工业主导城市。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发展经济主导城市。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和谐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即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管理理念经历了从“发展工业的城市”到“发展经济的城市”再到“和谐发展的城市”三大转变[9]。
在制度演变方面，莫玉川在探索中国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对制度发展进行了阶段性划分。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1997年以前，这个阶段是初步探索阶段，中央正式出台了一系列的行政立法，同时，各地方进行了相关体制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对战争废墟的清理要求，城市环卫局得以成立并隶属于卫生系统管理，其后多被撤销。1979年3月，城市环卫事业划归由城市建设部门统一管理，包括道路清扫、垃圾收运、厕所清便、垃圾处理、设备保养。此后，城市管理的领导职责，包括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一直集中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10]。随后，一系列相关文件和规范法规由国务院牵头出台，地方政府则随之成立了名称不一的工作部门。第二阶段是1997至2008年，由于国务院法制办的大力支持，各主要城市在这一阶段完成了建立相对集中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和行政处罚权条例。1997至2002年，为了解决城市管理职权交叉、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效率低下、执法机构膨胀等问题，国务院法制办组织开展了城市管理领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试点工作又可分为“初创建立、试点扩大、试点规范、总体推行”四个阶段，2002年国发〔2002〕17号文件结束了试点工作，此后这一制度推向全国[11]。第三阶段为地方自主探索阶段（2008年至今），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在于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地方基于自身的特点自主探索城市治理方式。就以上的观点来看，虽然翔实有据，但是其所涉及的只是在城市管理执法这一相对较为微观的层面的制度发展。目前尚未有文章从宏观的城市治理制度的发展进行研究和表述，这也为关于国内城市治理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空间和创新的领域。
十八大四中全会的召开，依法治国的理念深入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城市治理也并不例外。2008年7月11日，国务院决定将城市（综合）管理职责和管理体制的决定权交由城市政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新法规也显示着其地方特色，其中《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以城市治理为核心，在行政创新方面独树一帜，包括实施城市管理网格化、城市管理行政综合执法、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环卫保洁市场化体制改革等等，形成了“规划、建设、管理”分工互动的大城管体制。
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也明确提出了在“建设”与“管理”两端着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为了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而狠抓城市工作，特别是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原有的粗放型管理方式。、
四、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的现状与实践探索的讨论
1.关于城市治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腾飞，城镇化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少急需解决并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的今天，现代城市型社会已经到来，社会发展转型迫在眉睫。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发展的质量，所以说，加强城市治理方面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3]。现代市民社会迅猛的发展、社会组织不断的成长、政府执政方式的变化都促使着传统的城市管理手段向现代的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变。
纵观学者们对城市治理兴起背景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从我国快速的城市化所滋生的多样化的社会问题入手；其二，从“治理”理论本身在我国公共事务管理邻域的应用来展开。笔者认为，我们要注重国家制度倾向对城市治理兴起的影响，不管是政治制度革新、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法治观念的提升对于未来城市治理的进一步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2.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的制度建设的讨论
从法律层面来说，我国目前尚未有《城市管理法》或者《城市治理法》。2012年12月4日，为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做了《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关键在于如何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既往的诸多典型事例启示人们，城市管理只有走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依法行政之路，才能打破僵局。为此，有必要重新认识政府的角色和职能，有必要推动城市政府由消极行政转向积极行政、由秩序行政转向服务行政、由单纯的刚性管理转向刚柔并济。
同时，我国城市治理正处于一个创新发展的阶段，已经出现了很多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探索，但是还未能完全解决现实问题，还在发展过程之中。李重照将IBM公司的“智慧地球”理念演化而成“智慧城市”加以介绍和分析，智慧城市是以互联网、物联网、电信网、广电网、无线宽带网等网络组合为基础，以智慧技术高度集成、智慧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服务高效便民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发展新模式。它有利于实现社会包容、关注人力和教育资本、促进各部门直接资源合理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鼓励创新，同时还能达到环保目的[12]。杨艳东对我国目前公众参与城市民主治理的机制做了介绍和说明，提出了参与治理模式“非实质性参与——象征性参与——完全型参与”三个阶段的发展，参与形式和途径多样化的转变是经过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现行的参与机制主要包括听证会、提案议案、信访、媒体参与等[13]。在文献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偏重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层面对我国城市治理现状进行分析理解、理论建设，缺少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所起的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完善城市治理机制的意义。
3.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的实践的讨论
谈到我国社会治理的实践问题，首先要对我国的现实实践背景有所了解，中国的城市发展有三个独特的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5000年的中国文化传统；长期而有力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在此背景之下，袁政提出了中国城市治理实践上的特点，包括城乡二元体制、政治体制、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然而在我国地方城市治理的实践中，也不乏成功的案例。何军考察了网格化信息系统在北京东城区城市治理的应用，在新的政府服务理念的指引下，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改造政府结构，创新管理流程，提升了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更好地满足了公众的需要，解决了许多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14]。
丁健介绍了上海对城市治理的模式及机制的改革，从改革开放就开始了，到如今基本已实现三大突破，分别是：在体制上，推行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分权、分级的治理模式；在机构改革上，提出了理顺关系、归并职能和强化服务的方式；在方针上，建立了“建管并举，重在管理”的目标[15]。
苏红叶介绍了广州市政府一改过去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特牵头成立了“同德围地区综合整治工作咨询监督委员会”，鼓励公民参与。此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同德围整治工程的开展，因而广受社会好评。同时，专门的社会咨询监督机构也在专项工程的推进中成立，这对广州在推进城市多元化治理的进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6]。
杨君介绍了深圳在2003年2月，在全国率先设立市城管监督指挥中心，主要职能包括数字化城市管理、群众投诉、检查督办、市容监控、指挥调度、信息处理及分析、号码追呼等，基本职责是对城市实施管理，在2006年6月正式升级为正处级行政事务机构[17]。
韩福国在文章中提到，2009年杭州市上城区建立了“湖滨晴雨工作室”，它是我国第一个街道（社区）民主民生互动平台，包含了“社情民意信息直报点”“社会舆情信息直报点”“草根质监站”“和事佬”等各个政治和社会协商平台[18]。
城市治理在中国实践的成功案例远远不只这些，但是本质上都享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调动公民积极参与自治、通过媒体平台信息公开舆论建设等。就现有的国内关于城市治理的研究而言，尚未有以各地方成功治理案例为依托进行综合对比研究总结出相对理论化的推广模式的文章，这类研究对我国城市治理的发展将有里程碑意义。
五、中国城市治理改革的思路与发展趋势
1.改善政府职能，建立新型城市治理体系
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管理理论主要主张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目标和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如今，推进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政府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便是改善中国城市政府职能。踪家峰认为，对于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而言，根据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协议和要求对现有城市公共部门的职能、体系、政府过程做出调整是迫切且必要的[19]。
同时王佃利指出，如今多元主体治理模式之下，城市管理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依然是城市政府，这是不可替代的。它的行为决定并影响着城市治理主体的活动方式及效果；非营利性组织和营利性企业的主要职能是配合政府在城市的管理进程中提供服务及物品，它们的介入打破了政府包揽管理事务的传统弊端，大大地提升了政府对城市管理的效率和效益[4]。
钱振明认为政府的核心主导地位是坚定的。城市政府通过自身再造提升治理能力、限制政府权力来增进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问题，这样城市政府才能胜任城市公共事务核心治理者的职责[20]。
总的来说，在我国城市治理改革的道路上，改善政府职能，使之成为可以适应时事发展和时代要求的政府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愈发完善的城市治理体系，改善全国范围内的城市治理现状。
2.培育发展非政府组织，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
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当地政府不再也不能承担更多公共事务的直接管理时提供帮助。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相较于西方国家城市来说，中国是很不成熟的，其自主性、非政府性、志愿性等典型特征还不明显，大多是以政府为主导，官民二重性显著[21]。管建华提出应该鼓励、支持并重视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城市治理，这样有利于提升城市政府的抉择的多元性和广泛性，满足更多城市市民的实际需求，推动城市建设的发展；同时还能促进城市基层民主的自主性发展，这样就对城市政府部门起到了制约和平衡的作用[22]。
钱振明认为，现阶段，发展非政府组织的重中之重是加强资源配置、法律保障及政策鼓励[23]。资源配置是指除了企业资助和个人捐款外，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植和培育应当充分发挥出来，尤其是资金方面的支持；法律保障则是要改革、完善社团组织管理办法，建立法治秩序，化繁为简，撤销烦琐复杂的审批手续，简化申请登记制度，以便各种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取得合法性，加速非政府组织的法制化进程；政策鼓励是指通过各类政策措施来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比如，给予更多的减免税待遇和奖励措施来激励非营利性、带有社会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总的来说，从观念上明确对非政府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新趋向，也是我国社会治理改革的思路和发展的趋势，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是充分的也是必要的。只有多元治理主体协调发展才能更好、更快地建成适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
3.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公民参与意识
治理从概念上看体现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其中公民的参与是最直接的民生要求的反映，有其十分重要的地位。韦如梅提出在当前我国城市治理中，提高公民参与城市治理是十分必要的，这就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提高公民个体素质、升级政治社会环境和相关制度设计、改善公民参与的认知等[24]。
陈文提出我国必须建立统一的城市治理投诉平台来完善城市治理市民投诉和解决问题的机制。形成市民投诉机制和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回应和解决机制，同时构建城市治理效果的市民评价平台[25]。其其格指出积极引导公民参与，普法、培养公民法制观念、增强守法意识，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框架内，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城市管理[26]。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2]袁政.城市治理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J].学术研究，2007（7）：63-68.
[3]盛广耀.城市化模式研究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7）：13-19.
[4]王佃利.城市治理体系及其分析维度[J].中国行政管理，2008（12）：73-77.
[5]Pierre J. Models of urban governance： the ins titutionaldimens ion of urban politics [J].Urban Affairs Review，1999，34（3）：372-396 .
[6][英]厄马尔·埃兰德.伙伴制与城市治理[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3（2）.
[7]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8]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9]吴琳.论新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历史嬗变[J].学习与实践，2009（11）.
[10]莫于川，雷振.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的理念与制度创新[J].行政法学研究，2013（3）.
[11]青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发展历程及实施情况[J].城市管理与科技，2010（1）.
[12]李重照，刘淑华.智慧城市——中国社会治理新趋向[J].电子政务，2011（6）
[13]杨艳东.中国城市治理困境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与效果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2011（5）：20-23.
[14]何军.网格化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5）：89-92.
[15]丁健.论城市治理——兼论构建上海城市治理新体系[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16]苏红叶.城市治理的同德围模式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4.
[17]杨君.中国城市治理的模式转型：杭州和深圳的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2-95.
[18]韩福国.作为嵌入性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现代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规则[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19]踪家峰，郝寿义，黄楠，等.城市治理分析[J].河北学刊，2001，21（6）：32-36
[20]钱振明，钱玉英.善治城市：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目标与路径分析[J].江海学刊，2006，（3）：210-214.
[21]任进.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180.
[22]管建华.治理视域下的城市治理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5（10）.
[23]钱振明.善治城市[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269-270.
[24]韦如梅.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新加坡经验的中国借鉴[J].湖北社会科学，2014（8）：51-54
[25]陈文，孔德勇.我国城市治理改革趋向[J].开放导报，2015（3）.
[26]其其格，潘■.城市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问题研究[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3（2）：11-12.
[27]卢金慧，邱伟.我国城市治理新思路──多中心治理[J].中共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3（1）.
[28]盛广耀.城市治理研究评述[J].城市问题，2012（10）.
[29]赵静，柴文佳.我国城市治理新模式探析[J].现代交际，2011（7）.
[30]赵挺.国内近10年城市治理文献综述[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0（3）.
[31]谢媛.当代西方国家城市治理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0（4）.
[32]杨宏山.美国城市治理结构及府际关系发展[J].中国行政管理，2010（5）.
[33]李忠民，汤哲铭.国内外城市治理模式与我国实践性选择[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34]踪家峰，顾培亮.城市公共管理研究的新领域：城市治理研究及其发展[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35]踪家峰，王志锋，郭鸿懋.论城市治理模式[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2）.
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5篇
导读：城市环境治理就是各类治理主体对城市环境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参与、多元化管理的过程或状态，城市环境引入“治理”，演化为“城市环境治理”的新概念，可以改变我们长期以来对城市环境管理作用与方式的传统理解，同时也可以使我们通过“城市环境治理”作用实现城市环境管理作用方式的根本转变。
“城市环境治理”作为一种被学界认可的科学概念，其时间并不太长，但自“城市环境治理”概念诞生以来，其独特的作用与社会效应越来越显现与突出，而中国上海世博会的城市发展理念，在获得广泛认可的同时，亦进一步加速了城市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步伐。本文藉此在综合大量文献基础上，尝试勾画转型期城市环境治理的涵义及其理论框架研究。
一、城市环境治理的内涵特点
（一）城市环境治理的涵义
1、从“管理”到“治理”
诸多文献显示，城市治理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但城市环境治理的兴起要早于城市治理。城市环境治理工作的发展缓慢，道路艰辛，然而其重要性在城市治理的所有工作内容中居于首位。城市环境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治理、城市管理及城市发展密切相关。国外诸多城市的发展表明：从“管理”到“治理”是当今世界应对城市环境发展的基本趋势。
2、从“协调”到“双赢”
城市的本义是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大量以非农职业为主的异质性居民聚居的社会组织形式，这里的城市是指法定的各类大中小城市；环境的本义是指周围所在的条件，即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条件，这里的环境强调的是城市环境，是指影响城市人类活动的各种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治理的本义是指统治、管理与处理，这里的治理不是统治或管理，而是善治与良治，被赋予新的时代涵义。
（二）城市环境治理的范畴
城市环境治理既是一种公共治理，也是一种区域治理。理解和应用城市环境治理的概念，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环境治理的特点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种新的现代环境管理，集中体现在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权力非垄断性与治理方式民主性等方面。城市环境治理与城市环境管理的根本区别是市民社会的参与，即政府与市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的互动过程。城市环境治理注重的是过程，而非单纯结果，亦即各类主体集体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过程。
2、城市环境治理的核心
在适时合理遵循城市生态环境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城市人”健康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正确处理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城市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中，人处于主导一方，人类的经济活动对城市环境质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城市环境治理的本质
改进和影响“城市人”的环境经济行为，创新城市环境管理模式，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协调各方利益；在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发展经济，达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满足城市居民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仍能保持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与质量。
4、城市环境治理的动力
之所以要实行城市环境治理，其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内部的政府、市民与市场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外部的宏观环境的压力。
5、城市环境治理的趋势
通过城市各类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美化环境，保护城市环境，形成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与市民的“多赢共治”新格局。
（三）城市环境治理的特征
1、主体特征
城市环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是多个治理主体，政府非唯一主体，企业、社会团体与非政府组织也治理主体。
2、行为特征
各类治理主体的行为是自愿的非强制；治理行为活动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或两者的相互结合；是社会合作主导，而非政府独家主导。
3、权力特征
政府不再是城市公共环境权力的唯一中心，企业、民间组织都可能成为权力中心，传统垄断性发生变化，形成多中心治理格局，表现为权力的非垄断。
4、内容特征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既包括对象和内容的综合性，也包括治理手段的综合性。城市环境治理的对象，既涉及到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又涉及到由社会、科学技术、管理、政治、法律、经济等社会经济系统。要美化环境，搞好环境质量，就要采取经济、法律、技术、行政和教育等多种手段，对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进行限制、禁止或鼓励。这两方面都需要或体现综合性。
5、差异特征
城市众多，但千差万别。不同地区的城市面临不同的环境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与差异性，这是城市环境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区域差异性成为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决定了城市环境治理必须根据所处区域的环境特征，因地制宜地制定有针对性的环境治理目标和环境治理对策和措施。
6、动态特征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动态的过程。一方面随着城市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生态系统会发生动态变化，使我们面临不同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对环境的认识、控制和处理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调整环境治理目标、对策和方法，进行动态治理，使城市社会经济活动不超出城市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
二、城市环境治理的六大要素
（一）城市环境治理的主体
城市环境管理背景下的主体是单一主体，主要是政府，其他不是或者不管不为城市环境问题，因而也就不是治理的主体。城市环境治理背景下的主体是多元化主体，不仅有政府，还有市场（企业）、民间组织与NGO，公民社会（城市公民、居民）。国内外城市环境治理的主体不尽一致：西方国家城市环境治理的主体主要有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市民社会；中国主要有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与公民。
（二）城市环境治理的范围
城市环境治理的范围：一是城市的大气、水、废物等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不包括教育、文化、经济等治理；二是城市上空、城市地面、城市地下空间等三位一体立体空间环境治理；三是城市规划区内的环境治理问题，不包括农村环境治理问题。
（三）城市环境治理的内容
城市环境治理的内容：从环境治理的整个活动过程看，内容包括治理的主体与客体、目标、原则、分类、结构体系、方法手段、功能与作用、模式与评价等；从环境污染自身结构特征看，内容包括：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噪声治理、电磁波污染治理、光污染治理；生物污染治理；交通环境治理等。
（四）城市环境治理的目标
城市环境治理的目的是：社会公正、生态可持续性、政治参与、经济有效性和文化多样化。城市环境治理的目标：就是城市环境治理所要达到的预期的目的与愿景，是城市环境治理的方向及其工作指南。包括：综合目标与专业目标；近期目标、中期目标与远期目标。概括起来看，主要是:保持良好环境、美化生活环境、治理不良环境。实践中，主要有：建设生态城市；建设绿色城市；建设山水园林城市。
（五）城市环境治理的原则
1、城市环境治理的基本原则
互动合作原则、多元参与原则、法治规范原则、增进福利原则。
2、城市环境治理的具体原则
⑴ 原则一：全面规划，合理布局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原则要求从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等多角度对城市各种产业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以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意义与作用在于：一是全面规划，合理的生产布局，有利于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二是全面规划，合理的生产布局，有利于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三是全面规划，合理的生产布局，有利于区域环境综合防治；四是全面规划，合理布局是保护环境的战略措施。既可以防止某些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调，又可以缩小污染物的危害范围，减少环境污染治理费用，为经济合理地治理环境污染创造条件。
⑵ 原则二：明确责任，各自承担
城市环境治理涵盖整个城市环境经济系统，涉及到个人、企业和政府等不同的行为主体；而城市环境治理最终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相关主体能否采取保护环境的行动。为此必须明确各主体保护环境的责任，这体现三个具体原则：一是地方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的原则；二是污染者付费原则；三是受益者分摊原则。
⑶ 原则三：预防保护为主，反对事后补救
就是在城市环境和资源保护中，应采取各种预防手段和措施，防止环境问题的产生或将环境问题限制在最小程度，尽量从产生环境问题的源头与生产过程中预防和解决环境问题，而不是等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产生后再进行治理。该原则提倡，除非人类清楚其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否则必须制止对环境有潜在影响的活动。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着眼于在污染发生前就进行控制，以达到预防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贯彻这一原则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治理的代价，降低人类面临的环境风险，而且可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构造一个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持续利用的经济系统，有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⑷ 原则四：公众参与，合力治理
公众参与是指公众具有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公众具有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没有必要的环境就没有人的生命和生存，就更谈不上人类的发展，因此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保护环境就是保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在全球得到广泛的认同和肯定。另一方面参与环境保护也是公众的义务和责任。公众享有环境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
⑸ 原则五：强化法治，综合治理
就是坚持依法行政，不断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严格环境执法；坚持环境保护与发展综合决策，科学规划，突出预防为主的方针，从源头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强化法治既是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的关键，也是参与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有效手段。采取有力措施，着力解决法规不健全、执法难度大、违法成本低、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问题。
⑹ 分类指导，突出重点
就是因地制宜，分区规划，统筹城乡发展，分阶段解决制约经济发展和群众反应强烈的环境问题，改善重点流域、区域、海域、城市的环境质量。包括：一是加强地区分类指导原则。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框架下，分类指导东部、中西部、沿海地区、东北、环渤海等区域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加强治理前期的规划性指导性。二是逐步实行环境分类管理原则。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的要求，对四类主体功能区制定分类管理的环境政策和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行分类管理。
（六）城市环境治理的模式
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是城市环境治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与城市环境治理基本理念、组织体制有关。国内外城市环境治理的模式五花八门，但不外乎两大类：参与式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模式与专项治理模式；政府直控型环境治理模式、市场化治理模式与自愿性环境治理模式。
三、城市环境治理的结构体系
（一）城市环境治理的职能
城市环境治理的基本职能包括5大职能。一是计划职能，即设定组织的目标，研拟达成目标的策略，并建立机制以协调达成组织目标的活动；二是组织职能，即决定达成组织目标必须执行的任务，由谁来执行，这些任务如何加以群组，谁必须向谁报告，由谁来做决策；三是领导职能，即激励员工，指挥他人的活动，选择有效的沟通管道，和解决冲突；四是控制职能，即是监督组织的绩效，并与原先设定的目标相比较，修正偏离标准的地方，以使组织朝既定目标迈进；五是协调职能，即统筹协调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相互关系。
（二）城市环境治理的功能
城市环境治理的具体功能在于：一是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发挥弥补政府缺陷、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二是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促进法治与廉政；三是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增强社会公正与责任性；四是元治理(自组织的组织) 能够设计机构制度，提出远景设想，促进各个领域的自组织及其安排的相对协调；五是促使人们在变化的环境中培养较强的创新和学习能力，通过对话与制度化谈判达成共识，建立互信；六是推动政府与公民的良性合作,应对现代社会千差万别的决策问题。
（三）城市环境治理的分类
城市环境治理既是一种公共治理，也是一种区域治理。根据不同的标准或依据，城市环境治理可以进行不同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从合作层次与空间范围上看，可划分为全球环境治理、国家环境治理与地方环境治理。二是从地域范围大小上看，可划分为全球环境治理、区域环境治理与社区环境治理。三是从治理主体上看，可划分为政府城市环境治理、市场城市环境治理、NGO城市环境治理与公民城市环境治理。四是从治理主体多少上，可划分为一元城市环境治理、双元城市环境治理与多元化城市环境治理，单中心治理与多中心治理。五是从隶属关系看，可划分为国家城市环境治理与地方城市环境治理，中央城市环境治理、省级城市环境治理与县级城市环境治理。六是从城市环境形态与组成看，可划分为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噪声治理、电磁波污染治理、光污染治理；生物污染治理；交通环境治理等。
（四）城市环境治理的过程
城市环境治理的过程强调各种利益主体的互动，有直接治理、间接治理、兼而有之这三种治理方式，可以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教育和科学技术等综合手段，控制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法，包括经济治理方法、技术治理方法、法律治理方法、宣传教育治理方法等。城市环境治理的过程，主要有三种观点：
1、预防式治理过程
城市环境治理流程就是从问题识别到原因分析再到对策举措，城市环境治理的调控思路需要从后果导向的反应式管理转变成为原因导向的预防式管理。
2、参与式治理过程
公众参与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城市治理的普遍固定形式。在城市管理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在不同领域里应形成相互合作和互动的关系，利益相关者卷入决策、执行、监督和反馈的城市管理过程，这样才有助于城市公共事务的有效解决，有助于提升政府公共治理能力，有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
3、互动式治理过程
城市治理是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三方作用相互渗透的过程。无论是提出什么样的城市治理过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城市问题，这一过程中需要城市主体各方的互动和共同努力。
（五）城市环境治理的运作
1、城市环境治理的层次
城市环境治理的结构层次有三分法、四分法。持三分法的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治理层次包括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三个层次；另是认为，治理层次包括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与社会治理三个层次。持四分法的也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治理应该包括全球治理、民族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社区治理四个层次；另是认为，治理应该包括超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社区治理四个层次。
2、城市环境治理的体系
⑴ 内容体系
城市环境的内容包括治理的主体、治理的客体、治理组织机构、治理的目标、治理的方式、治理的模式、治理评价、治理工具等，由此构成城市环境的内容体系。
⑵ 结构体系
治理结构体系主要包括三级治理体系、四级治理体系。三级治理体系包括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三个层次或者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层次。四级治理体系包括全球治理、民族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社区治理四个层次或者超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社会治理四个层次。
四、城市环境治理的评价远景
（一）城市环境治理的评价
城市环境治理的评价包括技术评价、效果评价与综合评价三大类型。
1、技术评价
城市环境治理的技术评价主要对环境系统状况的价值评定、判断和提出对策。包括：环境质量评价、环境影响评价、规划环境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评价等。
2、效果评价
城市环境治理的效果评价分四个方面：一是城市幸福度评价，包括环境、人情、赚钱机会、交通、生活节奏、生活便利、文明、娱乐、生活节奏、留下意愿等十个方面；二是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包括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居住质量、交通状况、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生命健康、公共安全、人居环境、文化休闲、就业机率等12项评估子系统进行量化分析；三是城市宜居指数评价；四是公众满意度评价。
（二）城市环境治理的远景
城市环境治理既是对城市管理理论的创新，也是对环境管理理论的突破。城市环境引入“治理”，创造一种新概念“城市环境治理”，可以改变我们长期以来对城市环境管理作用方式的传统理解，同时也可以使我们通过“城市环境治理”作用实现城市环境管理作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城市环境治理不仅仅是政府行为，也不仅仅是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几乎涉及到城市领域的所有人、所有物与所有事。因此，必须重视城市环境治理的理念与边界。
1、城市环境治理的理念
城市环境治理属于公共治理的范畴，所以，公共治理的理念、思想同样也是城市环境治理的理念与思想。进一步看，城市环境治理理念在于：上下互动、左右协调，内外结合，合作参与，多方共赢。
2、城市环境治理的边界
城市环境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很多方法、规则还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因此，科学的实施与运用城市环境治理理论必须注意火候，掌握合适的边界：政治视角要注意意识形态的不同，经济视角要注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文化视角要注意历史文化差异性，制度视角要注意社会制度的不同。
参考文献：
[1] 孙荣，徐红.城市治理-中国的理解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3.
[2] 阿里・卡赞西吉尔，黄纪苏.治理和科学：治理社会与生产知识的市场模式[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2）：69-79.
[3] 绕会林.城市治理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 孙荣，徐红.城市治理-中国的理解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5] 尤建新，陈强.城市治理与科学发展[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