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人口范文第1篇
[摘要]我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被誉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也可以叫城市化）的历程表明，它是在农民无处不在地参与建设和牺牲贡献中进行的，这些参与和贡献既包括农民持续不断地在城镇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和其他方面的有形参与，也包括被誉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城镇化模式形成中的制度贡献。让这种以农民参与为显著特征的城镇化发展成果反哺农村，让其多方面的民主效应造福农民是其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因而，我国的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的做法，事实上即使为不少学者津津乐道的美国城市化发展也存在着对农民不公或野蛮劫掠的诸多问题。我们要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以释放城镇化造福农民的民生效应为重要目标，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造福农民；城镇化；农民贡献，必由之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中国的城市化（urbanization）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也可以叫城市化①）的历程表明，它自始至终都是在农民无处不在地参与建设和牺牲贡献中进行的，依靠农民的广泛参与和牺牲贡献成功完成了快速城市化进程是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个特点决定了城镇化的发展应是城乡一体化与惠及乡村的历史过程，应在反哺农村与造福农民中彰显其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多方优势与获得今后发展的持续动力。
一 、我国各地农民以多种方式推动全国城镇化的迅速发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农村政策重大调整是废除配合与支持城市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向城市地区与非农产业转移成为一个无法逆转的发展趋势。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和沿海地区大规模地转移，我国城市化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只有17.9%，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2012年我国达到52.6%，全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2015年年底，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1.07亿人口中城市化率46.85%，自2010年以来年均城镇化率提升1.61个百分点[1]。我国城镇化的这一快速提升直接受益于农民的广泛参与和牺牲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借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与“一飞冲天”的优势国家进行补课性质的发展中小城镇，大城市的发展规模与数量受到严格限制，其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第二阶段（1985—1995年），逐步解除大城市发展多种限制，对农民工进城的态度从政策默许转向鼓励支持，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特点参与大城市城区扩张与容纳人口急剧增加；第三阶段（1995年至今），政府首提“城市群”概念与实施“以大带小”和“城市群”为核心关键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有效地转移农业人口为城镇人口[2]。经过这三个发展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拉近了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我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的差距，也由1978年的20.5个百分点，缩小到4.3个百分点左右。”[3]不仅如此，30多年来城镇居民住房条件获得了根本性改善，交通运输、道路桥梁、水热气供应、电力电信、防洪排涝、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市政工程设施与就业服务、文化教育、娱乐体育、商业服务等社会基础设施都得到同步发展。
在我国城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农民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进城创业就业成为城镇化的主动力。据统计，我国城镇人口由1978年1.7亿人增加到2011年的6.9亿人[4]。其中绝大多数新增城市人口都是农业转移人口，这些人口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巨大经济需求与社会财富。多为农民创办的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在县城和小城镇的集聚更是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二是农民是城镇化的主要建设者。农民工占整个全国建筑业从业人员的80%，在城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所有城市中最脏、最累、最差的基础性工作几乎全部是由农民“承包”的。在30多年连绵不断的城镇化过程中，各地农民在推动城镇化发展中至少创造出如下几种模式：
1.苏南模式。所谓“苏南”主要是指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地级市及所辖的12个县级市为主的地域。改革开放造就了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苏南模式。在制度创新上，通过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自费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外向带动战略，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其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政府推动上，从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内向型经济转到外向型经济，引进大工业和吸引大量外资，有计划地发展工业园区，使农村城镇化发展走向了“三集中”的良性发展轨道。
2.珠江三角洲模式。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和试验区，范围北起花都、从化、增城、清远市，东到惠州市，西到肇庆，南部包括江门市的全部地区。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农村工业化，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区产生了大批的现代化小城镇以及规模较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齐全完善的建制。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最基本特征是城乡融合发展与接纳了1 000万人的外来打工人员。
3.温州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的经商、手工业才能被激发出来，一开始就形成了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小城镇、供销员四位一体的市场经济模式，温州的工业化战略是一种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发展战略，资本的原始积累表现为人力资本收益的过程，由此导致了温州地区民营经济的空前活跃，这种经济活跃又催生了以农民自己集资建设小城镇的城镇化模式。这种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加快了农业人口向非农化的转移、乡镇企业的非常规的灵活发展。
4.上海模式。1985年由上海市土地局、农委等政府部门提出的“三集中”的小城镇发展模式。“三集中”指的是农村人口居住向城镇集中、农村工业企业向乡镇工业园区集中、农业耕地向农场或农业大户的集中。这是上海市郊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建立现代化农业的指导模式，在上海地区取得了很大成功。“三集中”模式既符合“控制人口、节约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又使乡镇企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的良性发展轨道，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
二、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包含着农民的艰辛努力与巨大牺牲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始，我国农民就为国家工业化起步和对城市优先发展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据相关资料记载，“早在1952年到1978年，国家就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抽取资金9 494.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净产值的57.5%。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到1994年间，国家又以‘剪刀差’的形式再次让农村无偿贡献出15 000亿元。农村每年平均向城市贡献938亿元”[5]。由于长期城市本位的“取多予少”或“只取不予”的不合理政策，直接造成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发展乏力与“贫血”，直至改革开放前夕农民只有求不饿死的基本生存保证，包括农业在内的农村现代化只能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田园梦想。
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进城市务工和生活，不仅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对城镇化的推进和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0多年以来，年轻体壮和富有创意的农民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进城市，为我国经济起飞持续提供了充裕的优质劳动力，在根本意义上解决了城镇劳动力供给长期结构性匮乏的社会痼疾，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而且有效地抑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降低了工业化的人力成本。“农民工在传统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交流的新通道，使工业化发展与全国农村劳动力剩余相沟通，为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迅速发展对劳动力不断扩大的需求。……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7.6%，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6]
1.在第三产业方面，农民更是以其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与不讲条件的就业姿态遍布各个产业角落。在很多大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镇，农民成为建筑、纺织、环卫、零售、餐饮、家政等行业的主力军。农民进城务工使第三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得到补充，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是相伴而生的，农民进城务工是全面推进城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
2.在城市消费方面，农民对城市消费的冲击是直接的。从消费规模上看，农民进城务工扩大了城市消费规模，不仅表现在对住宅、食品、服装、日用品与交通工具的需求，而且也表现在对教育、文化娱乐、消遣等精神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利于拉动城镇消费需求，促进了城镇经济发展。从消费结构上看，农民在城市就业谋生的同时，还在不断改变着城市的消费结构，即以基本生活资料为主体的普通需求在整个城市消费的比重增加，使消费的类别更加多样化和多层次化。从消费水平上看，农民进城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廉价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得到提高，农民带去的农村优秀工艺和烹饪等技艺又使城市居民的消费内容更加丰富、消费选择更加多样。
3.在对改革进程的推动上，农民跨地区流动就业蕴含着深刻的体制变革因素，也是我国制度改革与创新的重要动力，这些力量又是市场拉力、内在推力和政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首先，农民的就业流动加速了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即对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就业制度带来挑战，为冲破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统一的城乡劳动关系和就业制度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其次，农民的流动就业促进了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农民工通过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创造性地把“三农”问题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耦合在一起进行自主解决。农民富于创造性的劳动，为工业增加了竞争力，为城市带来了活力，也为改革增添了动力。例如，河南固始县通过劳务输出造就了一批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县城及乡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可称得上农民外出务工传递带动发展的典型[6]129。再次，农民进城务工也推动着城市政府不断增加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推动着城市化、城镇化的不断升级，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升。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农民在当前城镇化发展付出的惨重代价与做出的巨大牺牲：一是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造成巨量的“半城镇化人口”融不入城市社会而处于城乡之间痛苦地摇摆之中，流动人口边缘化、中国特色的贫民窟等词汇的出现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反映。二是“民工潮”已经成为社会流血的巨大创口，例如，造成留守儿童缺失正常的父爱或父母之爱，留守老人缺乏正常的子女赡养，不少农民夫妻因长期分居而离婚等，再如造成“三五”农民被迫外出流窜打工与生活艰难的社会问题。三是农业经济的“空心化”与农村聚落“空心化”加剧，直接造成农村基础设施、环境卫生条件、公共服务体系更加落后，直接导致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医疗和教育等各个领域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现代化进展缓慢甚至农村日益凋敝的问题令人忧心忡忡。
三、我国城镇化应该走出造福农民的特色化发展道路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就倡导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来缩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邓小平不无忧虑地指出：“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能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7]。习近平也多次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与强调了要通过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城乡关系，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今后城镇化建设毋庸置疑地要走出一条造福中国农民的城镇化发展道路，通过这种新型的城镇化建设不断地解决农村贫困落后这一发展短板问题与增加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我国的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做法，特别是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事实上，即使为不少学者津津乐道的美国城市化发展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美国西部地区至今犹存的数量庞大的流动季节农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窟中没有希望的失业者，他们不少是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家园与土地的印第安人后裔，不时地激发社会冲突的美国种族、失业等社会之痛，实际上也是美国未能消除的农村危机，把他们转移到城市里面而造成的。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二者之所以存在着如此大的“数字鸿沟”，就是因为存在着漂移在城乡之间的1.5亿常年性流动的农业人口，他们未能或者不愿意获得城市户籍而一直处于无法实现永久性迁移的“半城市化”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吸引农民进城的做法多数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从而形成了单身型、钟摆式而非永久性家庭式的农业人口迁移模式。这种城镇化方式让流动人口家庭看不到成为城市人的希望，而且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的正常生活，甚至造成家庭分解而出现诸多的复杂社会问题。近年来涌现的农民工“返乡潮”“民工荒”等现象就是城镇化未能充分彰显造福农民的民生效应的必然结果。
现阶段我们已经有条件把造福农民作为主要的城镇化目标。例如，城镇化重点可以调整为县城、中心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等贴近农民生活实际的段位。当前我国中小城市城市化率为34.9%，远低于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德国70%的人居住在小城镇，美国50%以上的人居住在5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8]。考虑到农民工在大城市无法市民化的民生疾苦（据统计，农民工总量65.4%集中在东部地区，64.7%集中在地级以上城市），而667个城市中约2/3出现交通在高峰时段发生拥堵等不堪重负的民生痛苦，因而城镇化的重心下沉是我国改善城乡居民民生的现实理性选择。再例如，许多发达国家城镇化达到我们今天这个阶段后，外来工进城后的住房基本上都是政府集体提供的，香港接近60%的人口居住在公租房里面，新加坡的组屋及其供应办法类似于香港的公租房，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城市是人类多样鲜活文明要素的聚集地，也是改善民生的现代平台。融入城市和成为一名城市居民是亿万新生代农民的共同梦想；有关统计显示，我国目前51.3%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包括游动于城乡之间的2.6亿农民工群体，如果以户籍为统计口径只有35%，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或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4]。随着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兴起，城镇化不仅可以成为中西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而且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就业机会、环境优化等可以预期的造福农民的民生效应。当然，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我们很好地以人为核心、以造福农民为重要目标来推动今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1.城镇化造福农民最实质的意义是实现由原来的农民家庭变成新市民家庭。这个过程应该是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为新市民家庭创造出足够稳定的家庭收入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考虑到农民家庭子女平均数多于市民家庭子女数，其平均收入不能太低），解决养家糊口之外的养老、子女受教育等家庭问题的政策支持与社会环境。例如，发展大量的能够吸收农村妇女或老人城市就业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第三产业。
2.城镇化造福农民的程度与对现有城镇发展去利益化改革紧密关联。要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不平等待遇和差距，还原户籍登记功能和突破以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目前，与户籍制度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将户籍与福利脱钩，实现城市财政支出和公共产品提供对所有居民无差别、全覆盖，使常住城市农民工家庭迁居城市并安居乐业。目前最有可能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是80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与来自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有着较为强烈的市民化愿望和在城市发展的实际能力，在机会平等、权利平等和规则平等的前提下，可以和城市居民获得相互无几的收入。这个群体市民化的程度与水平是观测未来十年城镇化程度的晴雨表，并直接影响农民对城镇化前景的判断与参与的热情。
3.城镇化需要不断地创造出造福农民的前提条件。例如，城市基础设施决定的承载能力要与容纳足够数量的农业转移人口相适应；提供廉租房或者以土地换住房等社保措施来解决新市民的居住问题；乡镇企业要尽可能地向城镇或靠近城镇集聚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产业要予以政策倾斜、扶持发展以吸纳农村转移人口中的老年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应该逐步实现基本同价以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创业就业等。
4.建立农民市民化的自由退出机制，允许市民化后的农民还保有重新选择做农民的自由（不愿意在城市做贫民的权利），应该明确规定户口迁入城市的居民保有农地承包权和集体成员权等。以经济为主导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突破“行政化”束缚，改变按行政级别为级差化的资源分配模式，形成经济力量主导的城镇化格局。
5.城镇化造福农民的愿景目标的实现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今后城镇化不能再沦为一哄而上的“造城”运动，它需要建立在专业分工和持续的劳动生产率改善的基础之上。农村大学生比重的连年下降折射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的巨大鸿沟需要政府努力去逐步填平。无论是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方式、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都要进行以适应城市为特点的转变性适应（马克思称的“惊险一跳”），还是未来“无土一代”农民 90后的一代农民被誉为“无土一代的农民”，他们大多数没有分到土地，也没有农业的生产技能与经验。在他们的成长中，城市生活早就通过电视、手机等大众传媒成为他们当然的生活目标与理想，他们当中很少人想回家当农民，就此而言，打工进城成为他们人生的一条艰难的“不归之路”。在市民化转型中对身份障碍、就业障碍、社保障碍、子女受教育障碍等的跨越中，政府都有着义不容辞援手解决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刘江浩. 1.07亿，河南人口大数据发布[N].大河报，201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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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
[8]丁声俊. 德国小城镇道路及启示[J].世界农业，2012，（2）.
〔责任编辑：崔家善〕
城镇人口范文第2篇
一、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纠纷解决机制的不足
( 一) 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的特点认识不足
新型城镇化中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虽然开始出现在朴素法律意识下以非法手段追求合法权益、纠纷主体文化水平提高、年轻化以及通过网络舆论为自己“造势”等新特征, 但仍无法掩盖其传统的组织性、突发性和破坏性等特点, 新特征和传统特点二者相互结合、发酵, 不仅加大了其社会的影响, 也加剧了矛盾纠纷的化解难度。
( 二) 对“依法治国”大背景认识不够深刻
笔者在参与一些农业转移人口纠纷事件的论证工作中了解到, 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纠纷事件在初始阶段秩序还是比较好的, 但随着聚集人员的增加, 场面开始不容易控制时, 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动下, 对立就会迅速激化, 以至场面失控。
( 三) 矛盾纠纷解决程序过于繁复冗长
矛盾宜疏不宜堵, 想要切断以非法手段主张合法权利这一“维权”路径, 就必须疏通合法的权利表达渠道。在这一问题上, 表现最突出的要数进城务工人员的劳资纠纷。此类纠纷主要变现为讨薪纠纷、工伤纠纷、劳动合同纠纷及各项保险待遇纠纷等。一方面, 由于进城务工人员工作条件较差、职业风险较大, 另一方面, 在经济实力和知识储备、法律素养上进城务工人员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 难以对抗实力雄厚的发包方、承包方甚至包工头, 因此此类纠纷在进城务工人员身上时有发生。
二、重构新型城镇化中农业转移人口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笔者认为, 在重构新型城镇化中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时, 可以充分借鉴经久不衰的“枫桥经验”, 发挥社区组织、法律援助组织等在维护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稳定中的作用; 整合风俗、习惯和宗教规范; 坚持以司法裁判为中心, 辅以舆论引导, 维护法律权威。
( 一) 纠纷解决的主体基层化, 辅以法律援助制度支持农业转移人口维权
1. 充分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作用
“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就是“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 “依靠群众, 化解矛盾, 促进发展”的核心工作部门是基层组织。乡、镇、县级政府作为基层管理部门, 要直接面对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 但由于自身权力的局限性和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 难以有效发现和解决问题。因此, 通过乡镇 ( 街道) 干部、社区工作者、民警、教师等构建的网格体系, 深入了解当地农业转移人口的数量、职业、生活状况、教育状况、面临的困难和潜在的矛盾纠纷, 精细而快速的回应和反馈有关情况, 对于事前预防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2. 加强法律援助, 完善公益诉讼
唐·布莱克曾说过“群体比个人更爱打官司, 而且更容易胜诉。孤立的个人是组织团体状告的最好靶子, 相反则不成立。而且, 个人通常不愿意同组织较量。不管在什么地方, 组织在法律行为中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若能够广泛地投入到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的运用中, 必将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律协应当积极探索扩大法律援助的服务主体和接受主体的范围的路径。经费方面, 在各级政府适当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财政扶持的同时, 各级行政司法部门、律协等机构也应当积极主动拓宽筹资渠道, 通过诸如设立“法律援助基金”等方式, 定额提取部分来自社会各界团体组织 ( 如律师协会) 的活动经费作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专项资金, 督促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解决资金问题。
服务原则方面,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对于并非“非诉不可”的问题, 应当尽可能多地以调解等方式处理, 应尽力扮演好调停者的角色, 以维持双方关系为着眼点, 又快又好的化解矛盾纠纷。
配套措施上, 可以充分利用公告、媒体、网络等信息手段, 将“惯犯”予以曝光, 此举既能产生一定的威慑力, 又能避免在知识、技能方面先天不足的农业转移人口误入陷阱。
( 二) 整合政策、法律与民间习惯, 丰富矛盾纠纷解决的渊源
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复杂多变, 文化水平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 很多现行有效的法律制度在当地群众看来未必比风俗习惯、民族习惯、宗教规范更为合理, 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或民族聚居地区, 风俗、习惯、宗教的作用更为显著, 因此, 应当在不违反法律制度的前提下, 充分尊重当地特色, 扩大纠纷解决的依据, 必要时可以邀请当地有威望的人出面挑定, 帮助化解纠纷、消除矛盾。
( 三) “对立消除型”调解模式的应用
在纠纷始发时, 第三方及时疏导、调停, 在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是解决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对立消除型”解决方式以消除当事人之间对立为基本目标, 在纠纷解决成本与解决内容方面, 有时可以带来审判所无法达到的良好社会效果。
( 四) 以司法裁判为中心, 辅以舆论引导, 维护法治权威
无论是对“枫桥经验”的借鉴, 还是“对立消除型”模式的应用, 都必须紧密围绕“依法治国”这一核心进行,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在运作的过程中, 必须重视法律的权威。
首先, 要坚持司法裁判的中心地位, 充分发挥法律的最后保障性。其次, 严格执行生效判决。这既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体现, 更是对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的尊重。首先, 政府部门要尊重生效判决的效力, 对于要求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给付国家赔偿金等判决义务要及时、妥善、全面的履行;其次, 对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补缴工伤保险、给付各项赔偿金的判决, 要督促用人单位尽快履行, 必要时采用司法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 情节严重的, 按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进行处理; 再次, 最敏感、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对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社会治安的, 绝不能因为忌惮更大纠纷的发生而任其逍遥法外。指望农业转移人口通过司法途径、合法解决矛盾纠纷的前提必然是能够通过这一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判决下来了, 却始终没能够有效执行, 那么判决书只是一纸空文, 毫无意义。
最后, 由于我国的普法教育远不能满足群众对法治的需求, 往往敏感的案件会被群众误解甚至抵触, 因此, 在保证判决合法、公正的前提下, 要更加注重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和信息公开。要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不仅正确的信息传播的快, 人的心理决定了, 越是猎奇、越是丑陋的事情, 越容易发酵、感染。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要充分运用网络平台, 第一时间发布有关信息, 在保证群众的知情权, 引导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前提下, 占据舆论的制高点, 不给流言蜚语以可乘之机。对于群众提出的困惑和质疑, 要积极回应和解答, 而不是仅仅将微博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等作为“党报”“内刊”。
摘要：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潮, 农业转移人口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第三元”。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重构
参考文献
[1] 吴锦良.“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J].浙江社会科学, 2010.
[2] [美]唐·布莱克, 郭星华等译.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44.
城镇人口范文第3篇
1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意愿与期望调查分析
1.1 样本的选择
本文以蚌埠市为例, 通过对蚌埠市乡镇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以及问卷调查来了解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意愿, 根据农民的诉求来对城镇化问题进行研究。蚌埠市作为皖北农业人口大市, 通过对其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调查, 有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加快就近城镇化的进程。
通过对问卷的整理与分析, 可得出蚌埠市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大致情况。在回答:“您是否愿意搬迁到本市更大的城镇居住”这一问题时, 调查结果显示, 34.67%的农民选择愿意, 而65.33%的居民表示不愿意。由此可见, 蚌埠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城镇化的意愿并不强, 政府为促进就近城镇化进程还需采取更多的措施和出台更多利民的政策。
1.2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期望分析
为了了解蚌埠市农民对就近城镇化的期望状况, 我们在问卷调查中设计的问题如下:“在下面何种情况下, 您愿意转为城镇市民户籍?”并给出相关的选项。调查结果显示, 选择“自己孩子能与城镇居民孩子享受同等的入学受教育的待遇”这一选项的比例最高, 达到62%, 从中可以看出父母都非常注重孩子受教育的问题,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都非常的普遍, 这也成为当下很多农民选择进城的原因。其次选择的为“家庭成员能够落实城镇社会保障 (养老、医疗等) ”, 比例达到55%, 由此也能反映出很多农民对未来的担忧以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第三选择为“政府能够为解决住房问题提供一定的帮助”, 比例为42%, 可知城镇的高房价对农民进城是很大的阻碍因素, 使得很多有搬迁意愿的农民望而却步。其余选择“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设施”、“能够申请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其他”的比重分别占34%、19.6%和9.5%。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 农业转移人口在就近城镇化时关注的焦点在于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及城镇住房。
2“双拉力”模型及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2.1 双拉力模型
为了分析就近城镇化模式及其内在机理, 以及对影响农民就近城镇化的因素进行探讨, 本文从乡村与城市相互作用的角度, 在对“推—拉”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 构建了“乡村拉力—城市拉力”模型, 即“双拉力”模型。在模型中, 乡村与城市的拉力即乡村与城市各自的吸引力。而在此处, 乡村和城镇的推力仍然存在, 但由于相比起来作用并不显著, 或最终与其拉力作用方向相交叉一致, 故在此不作讨论。
2.2 农民愿意搬迁的因素———城镇的拉力
2.2.1 就业机会与收入。
就业机会的多寡以及收入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决定居民的迁移意愿与迁移行为。调查数据显示, 被调查家庭的收入来源若完全依靠农业生产则其月收入会远远低于从事非农生产的家庭。毋庸置疑, 相较农村而言, 城镇中的工业、服务业更加的发达, 就业机会更多, 收入水平也更高。问卷结果显示, 在愿意就近城镇化进行搬迁的农业转移人口中, 有48%的农民都选择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及更高的收入水平”。
2.2.2 优越的环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生活与居住环境也产生了更高的追求。相较农村而言, 城市中有着完备的基础设施, 便捷的交通,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等, 这些都构成了更加优越的生活与居住环境。调查发现, 在34.67%有迁移意愿的农民中, 在回答“您愿意搬迁到城镇的的因素为?”这个问题时, 结果为“找个更好的住处”占36%, 反映了农民对更好的生活居住环境的期待与追求。
2.2.3 子女受教育机会。
通过问卷调查可以发现, 为子女读书提供便利的条件是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占比41%。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父母都选择送子女去城镇学校接受教育。通过走访调查可知, 一方面, 在蚌埠市的乡镇农村地区, 由于适龄儿童的减少, 生源严重不足, 很多农村小学都被大幅度的撤并。另一方面, 由于城乡差距, 城镇中拥有更多优质的教学资源以及师资资源, 城乡之间的教育条件差距较大, 这也是很多家庭选择将孩子送往城镇读书的重要原因。
3 农民不愿意搬迁的因素———农村的拉力
3.1 较低的生活成本
对蚌埠市乡镇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走访可以发现, 农村农民的自给自足性消费所占比例很大。但农民一旦搬迁到城镇, 就需购买自家生产的消费品, 且会面临着城镇高昂的房价以及物价, 这无疑会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通过调查可以发现, 在回答“您不愿意搬迁到城镇的的因素为?”该问题时, 31%的农民都因为城市的较高的生活成本而不愿意进城, 较高的生活成本成为阻碍农民进城的重要影响因素。
3.2 舍不得家乡的土地与房屋
通过走访调查可知, 大多数的农民都有着宽敞的住房和一定面积的田地, 而这些自建房是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的, 所以当农民选择进城, 这些房屋便会处于闲置状态。而对于田地, 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农村, 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扮演着社会保障的角色。再加之国家对耕种田地的优惠政策也吸引着农民, 并且农民在土地经营上可以选择灵活的经营方式, 来获得一定的收入, 这都让农民难以割舍家乡的土地和房屋。
3.3 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
在农民不愿意搬迁的诸多原因当中, “从未想过搬迁”“不想离开家乡”所占比例分别达到24%、29%。由此可见, 很多农民不愿意离开家乡或压根就没想过搬迁, 他们割舍不下家中的房子、土地, 也难以承受与亲人分离的苦楚, 更难以适应由乡村的“熟人社会”到城镇的“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这体现了广大农民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和深厚的乡土观念。
4 合理推动就近城镇化的对策和建议
就近城镇化不仅能缓解当下由于异地城镇化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而且能促进当地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推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从调查结果来看, 目前蚌埠市乡村地区农民就近城镇化的意愿并不强, 故政府在推进就近城镇化的进程中应当根据农民的诉求, 推出更多利民的政策, 增强城镇的拉力, 来推动当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4.1 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 增加就业机会
通过问卷调查可知, 农民愿意进城的主要原因是城镇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带来更高的收入以改善生活条件。而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是离不开产业支撑的。因此, 根据农民想要寻找更好的工作这一诉求, 应不断加大对蚌埠市第二、三产业的扶持力度, 使得城镇的发展能够更好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4.2 改善基层教育, 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 很多家庭选择进城的主要原因都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与农村相比, 城市中的教育资源更加丰富, 师资力量与办学条件都更好。但随迁子女时常会面临着“入学难”的问题, 所以, 当地教育厅要做好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教育工作, 简化入学手续的流程, 统筹安排, 使得农民工子女能够享受与城镇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资源, 统一教学, 推动教育平等化的实现。
4.3 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促进市民化
在不愿意就近城镇化的因素中, 有42%的农民都选择了“舍不得家乡的土地和房屋”。虽然很多农村家庭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很小, 但很少有农民愿意放弃土地的经营及承包权, 土地对于农民而言, 不仅是农业生产资料, 更是他们基本的社会保障, 所以在国家惠农政策的激励下以及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 农民放弃土地进城的积极性并不高。
所以, 需要完善相关的土地制度, 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这样农民可以摆脱土地因素这方面的束缚, 也能促进农村田地的规模经营, 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统筹发展。
4.4 加强乡土文化建设, 减少农民就近城镇化的心理成本
本次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 在农民不愿意搬迁的原因中, 乡土情结因素所占比例很大。长久以来, 我国农民都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 乡土观念很强。因此, 想要促进就近城镇化的发展, 必须要降低农民进行搬迁的心理成本, 加强乡土文化建设, 营造良好的乡土文化氛围。
摘要：就近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一种新的路径选择, 对其进行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蚌埠市为例, 通过对蚌埠市乡镇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以及问卷调查来了解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期望与意愿, 并基于“双拉力”模型对影响迁移的因素进行分析, 最后提出促进就近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就近城镇化,农民意愿,蚌埠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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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亚钶.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调研报告[D].郑州大学, 2014.
城镇人口范文第4篇
就目前而言, 农村的人口在不断地向城市 (县城为主) 转移, 在商业、工厂、公用事业等部门工作, 由原来的务农进行了职业转变。主要体现在:目前河北省东光县的房地产业发展相当好, 自1995年发展至今, 现有将近40余处居民小区。其中位于东光县城东侧名为“东升骏景”以及“水木青华”的小区住房内, 有将近40%的购买者所属东光县周边“大单村”、“找王村”等村。在这40%的购房人口中, 有很大一部分人在2010年初还在农村务农, 6年时间内, 通过职业转变, 从事不同职业, 已有经济能力在东光县城内购买楼房居住, 这些人当中, 大多以商业销售和在工厂内打工为主。同时这一部分人的子女, 也随其父母大部分在工厂中进行劳动, 使得东光县的塑料工厂、化工厂近几年的产业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但是这个现象导致农村15~64岁人口不断减少, 65岁以上的人口占农村总体人口比重上升, 养老力量薄弱。由于农业生产用地无法转出, 无其他劳动能力等原因, 导致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养老问题日益突出。
1.1 经济支持层面
近几年, 城镇化趋势明显, 农村人口大多迁居城市, 导致农村务农人员大批量下降, 其中以青壮年为主。这一改变导致了农村家庭结构发生改变, 例如:家庭架构小型化, 家庭结构单一化。东光县四大特色工业产业中, 以棉花加工为例, 农村中生产量逐渐减少, 导致产业整体利润不如以前。经济支持, 缩小范围, 可以理解为家庭收入支持, 家庭收入高, 意味着对于家庭的“反哺”能力提升, 在养老方面的投入提升;另一方面, 对于下一代的支出比重上升,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繁衍后代的教育水平, 投资于教育是农村人口职业转变后的主要作为, 也成为农村人口的理想选择,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在经济支持层面产生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农村中, 教育投入的比例多在于男性, 主要认为男性的教育水平上升更容易提升家庭整体的经济水平, 其中不可避免的因素为“光宗耀祖”, 脱离土地, 收入颇丰。已不再是原来的农业社会中的男以耕地为主, 在城镇化趋势愈演愈烈的社会环境中, 人们也普遍接受了教育使人进步的观念。而对于女性家庭, 也已不再是单纯的“附庸与男人”, 而是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从而能够在人性进步的男性上, 得到更多的尊重, 在心理上得到更多的平衡。
祖祖辈辈, 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理念, 对养老问题其实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存在不稳定性。
1.2 生活照顾方面
由于农村人口职业转变现象处于上升趋势, 越来越多的“同在一檐下”变为了“分居异地”, 空间距离的拉长, 导致养老问题又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养老资源的提供以及老人心理方面的支持都成为了比较明显突出的问题。虽然人口并没有外流, 但是对于大部分原始务农家庭来说, 已经很难保证可以像之前那样的精力和时间来照顾老人, 土地由自己耕种变为了承包给外人, 因此出现了“家中有地无人耕”的局面。因此, 家庭中坚力量的缺失使得并非城镇化完美的当下, “空巢老人”增多, “留守儿童”随之增多, 反而会增加老人的负担。另外, 在女性普遍接受教育的今天, 传统意义上女性对于家庭的照料已不如从前, 养老育儿逐渐归到老人身上。
为此, 笔者在东光县铁佛寺进行了实地采访。清晨锻炼的人比较多, 因此将采访地点选在这里。本次共进行了多次采访, 被采访人从事职业不同, 有个体经营者, 活动策划者, 老师等。在回答中, 我们了解到, 大部分的个体经营者是从农村出来打工, 并且基本上分布在工厂, 工地, 汽车运输等劳务方面。我从不同角度, 主要围绕“养老”这个话题进行提问。
1.2.1 您是如何看待父母子女居住异地这个事儿的?
答:这个事儿可没办法。得看家里头的人想的是嘛。要是说希望孩子的发展能够更好一点, 肯定是让孩子走远一点, 能好一点是一点, 但是也有的家庭就想让孩子跟着自个儿, 以后有什么事而能够照应着点儿。
因为老龄化趋势严重本身就会面对社会压力增大, 就不用说单一的养老机构了。我们应当考虑到, 增添养老服务主体, 社会多方力量合力进行的方式, 改善养老服务水平, 加大养老人力投入, 从侧面减轻因服务力量不足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均衡。现在无论科技有多么发达, 面临的最难以接受的境况是, 危险发生在无声之间该如何处理。我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深夜危机”的形式, 认为在当下, 有部分老年人会在沉睡期间发生某些突发疾病, 错过最佳抢救时期导致严重后果的现象。我们便联想到“暖箱式”护理。将有疾病或者自理困难的老人送入暖箱进行护理, 并且设置实时监控。
1.2.2 综合采访内容, 结合实践,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在东光县内, 工业厂里面的农村务工人员非常多, 而且工资基本稳定在3000/月左右, 相比较务农来说, 生活状态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 家庭结构也有所改变, 在经济来源得到改善后, 家庭人员数量有所上升, 家庭环境有所改变。
东光县内, 拥有医疗保险的职工数量在增加。随着职业转变, 人们对于在工作中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视, 从务农到工业生产, 不仅改变了经济来源, 还对其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改变。
职业在转变。来到东光县城内进行工作的人, 随着工作圈以及朋友圈的不断变化, 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其他工作的机会也随之增加,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就越来越多, 一些人从事着本职工作, 还可以进行“滴滴打车”的工作, 获得工资之余还可以收获外来资金。
1.3 心理感觉方面
现在社会是高速发展社会, 社会内已经形成了快节奏的生产以及生活模式, 但是快节奏的生活面对的人群是有局限性的。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顺应其发展的人群多集中在70后至今, 而老龄化现象正好存在与这个区间内, 因此, 当下时代的发展形势, 对于大脑思维以及身体机能逐渐不能适应发展速度的老年人来说, 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这个挑战中, 会产生相对应的心理的不同层面的压力。这些压力具体表现在:
1.3.1 抑郁感。
城镇化进程中, 避免不了的是身边家人的离别, 所谓空巢老人, 是在家庭中青壮年外出打工, 留下老人在缘由家庭中继续生活, 长时间见不到面, 这样, 在思念的驱使下, 一面在考虑, 子女外出时要给家里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又在想, 子女长时间不回来, 身边缺少互动的人, 而感到焦虑。这种情与理的矛盾让老人的抑郁感逐渐增强。
1.3.2 恐慌感。
在逐渐走向城镇化的农村里, 医疗保险逐渐完善, 随着医疗队伍进农村, 人们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 但是目前农村中存在不少“假药”, 以一些奇怪的语言来获取农村老人的信赖。但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 无药效、副作用、药价高, 周期长等现象, 去县城或者市区医治消费又会太高, 因此, 虽然医疗保险和一些惠民政策在普及, 但是在没有完全城镇化的现在, 农村老人的恐慌感越来越强烈。
1.4 精神抚慰方面
人口职业转变使得家庭成员的生产劳动由务农转变为有科学管控, 收入私有, 生产收入和收入来源有着鲜明的控制, 同时改变了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经济收入变高, 意味着在家庭经济来源中的贡献率增高, 逐渐掌握了家庭资源的分配和使用, 进而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控制了家庭的话语权, 老人的经验论已经丧失了优势。在这种转台的循环下, 子女们已经逐渐在顺从的环境中脱离出来, 将慰藉视为空白区, 从而出现了精神慰藉方面的不足。然而老人的话语权遭到“动摇”后, 子女们确实在不同方面超过自己, 甚至出现了比以前更好的局面时, 老人也会有所慰藉, 从另一方面得到相应的寄托。在现实生活中, 老人们也会通过“隔代”得到更大程度上的补给, 这种现象也逐年突出。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 家庭结构的转变对养老资源的影响具有多重方面。
1.5 迁居方面
正在建设的楼盘为东光县水木清华二期居民楼, 六栋楼, 每一栋楼包含三个单元, 其中建设公众包含木工, 电工, 悍工, 架子工, 机械工等工种, 每一栋楼需要大概24位工人, 这一期共花费一年半的时间, 也就是工人劳动一期的周期将近一年半。在这些劳动工人里面, 不仅仅是男性劳动者, 还有女性劳动者, 年龄大概在50岁, 男性劳动者年龄在50岁左右。
经过暗访, 在第一期楼盘完成之后, 还会按照常理那样继续做第二期楼盘, 做建筑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并且可以延续。
在经过对这些人的采访之后, 有以下总结:
1.5.1 没有很大的年龄限制。
虽然是这样, 在工地工作的工人多偏向中年, 因此是农村人进县城进行的最普遍的工作, 根据调查, 即便是没有干过的, 在经过短期的教学后也可以上手, 并且认真学的, 工作会更加受欢迎。
1.5.2 不必受过度教育程度的限制。
在楼盘建设中, 确实需要一些土木工程的专业知识, 但是在楼盘建设中的工作分层中, 工程师的工作包含了复杂逻辑构思, 下面的具体建设工作则不需要太多, 因此建设的工作成为了很多农村人的选择。
1.5.3 工资集中。
我们都知道, 工薪阶层的工资发放是按照月发放, 当然也会有年薪等。但是在农村的人, 基本上是庄稼有收成之后进行买卖才会获得收益 (限于纯务农) , 楼盘建设中, 获得经济来源的方式较为相同, 工作完成后发放工资, 因此在心理上, 进行建设工作的人并没有太大的反感, 和之前务农差不多, 这也是提供工作方和需求工作方最合拍的地方, 一个愿给一个愿等。刨除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外, 感觉此项工作还是可以让大部分民工承认的。
2 目前农村养老资源供给研究
2.1 诉求意识
随着城镇化推进, 我们呼吁共同分享新形势下的理念和政策, 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成为老百姓心中理解的不透彻但一直追求的理念。农民接收到了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帮助, 对于这种待遇的诉求逐年变得清晰, 变得合理。
城市中, 更多的基础设施, 优良的物质条件, 良好的教育水平, 优质的医疗服务以及更加广阔的就业前景, 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城市。
2.2“新农保”的推行
“新农保”, 在农村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户自愿和个人账户的基础上, 依靠政府实施缴费补贴、基金贴息、待遇调整、老人直补等多种方式, 推动多元化的基金筹集模式化解农村养老资源的供求矛盾。但是, 处于试用阶段的“新农保”并不能广泛适用于农村, 这还需要逐步解决, 并且很大程度上还在于自愿参与, 需加大推广力度。
在推广过程中, 主要由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2.2.1 农民选择。
在“新农保”推行过程中, 对于农保的标准, 不弄农民选择的内容不同, 但是绝大多数农民都选择了水平较低的农保政策。原因是对于较高标准的新农保, 部分农民对于里面表达的思想和优惠政策并不是很了解, 而低标准的一些, 则是鲜明的表现出已有优惠, 让农民很能够满足。
2.2.2 团体选择。
在农村中, 也会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 一些家庭经济状况较好, 而另一些不好, 在选择新农保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当然, 在选择之后, 他们的宣传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政府进行推广的过程中, 会根据不同地点, 接受能力不同进行资源的合理分配, 集体购买较多的农村, 可以反映出新农保推行较好, 但仍然是会有一部分小集体, 没有能力购买与之相对应的标准政策。
结束语
老龄化逐渐严重的现在, 养老问题很难做到彻底解决, 我们对于硬件设施的提供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我们经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在古时候流传至今, 其实含义我们可以领略, 但是实际上, 后者在现在的环境里应当变成“子欲养且亲可待, 只迫于咫尺远眺天涯”。社会福利多了, 公共服务多了, 是因为社会人群不断努力得来的结果, 但也是因为这个可观的结果, 让多少年之前的亲子享天伦之乐变成了亲子托明月寄思。养老院的设施是比较完善, 但是受迫于社会道德与伦理的绑架, 也就是情与理的矛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很多人认为老人老了送到养老院就是子女的不孝, 也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认为送到养老院是现状下最恰当地选择, 其实说来都有道理。老人付出一辈子最后身居异地, 子女为家庭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讨论这个事件合理与否, 而应当在此情此景下, 视情况而细定夺。
在东光县的许多农村地区, 人们一直在生二胎, 只不过有些没有办户口而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河北的老龄化程度是落后于其他地区的。但是由于东光县农业发展逐渐弱化, 老人较多, 再加上河北有许多大型工厂, 对于工人的需要也比较高, 所以说老龄化对于东光县养老问题的解决还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优秀工人的缺失和断层, 至于对策, 我们认为政府或许可以让一些工厂进行优化、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吸纳其他地区的劳动人口, 促进优秀人才流动, 也能够更好的促进东光县养老问题的解决。
摘要：根据东光县统计局的人口数据, 参考不同单位就职人员变动情况资料, 经前期实地调研, 东光县农村不同家庭, 总体来看, 在城镇化背景下, 农村人口职业转变对农村养老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并且处于循环模式中。由于农村发展受限, 人们渴求拥有更好的生活, 于是进行职业转变, 但是离开家中却带来了无人无力养老的严峻局面, 老人子女异地现象严重, 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 本次调研将对此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并将就老人精神需要方面、大学生的作用以及农村传统风气改善等方面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及对策。
关键词：农村人口,职业转变,养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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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范文第5篇
1、在人类发展史中，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100年是()
A、1601～1700年
B、1701～1800年
C、1801～1900年
D、1901～2000年
2、与人口增长较快无关的因素是()
A、科学技术的发展
B、医疗水平的提高
C、人的出生率超过死亡率
D、克隆技术的成熟
3、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环境条件是()
A、粮食问题
B、水资源问题
C、矿产资源问题
D、空气质量问题
4、我国耕地占世界总耕地的()
A、7%
B、22%
C、17%
D、30%
填空题
1、我国计划生育的具体要求_____、_____、_____、______。
2、人传宗接代依靠__________系统完成。
3、现代类人猿和人类的共同祖先是
4、人类新个体产生的过程大致是：精子进入阴道后，在管内与卵细胞相遇结合成受精卵。受精卵不断进行分裂，逐渐发育成胚泡。胚泡再缓慢地移到中，植入膜里，逐渐发育成，于怀孕后周左右开始发育成胎儿。胎儿生活
城镇人口范文第6篇
1、通过查询有关资料，了解世界和我国人口增长状况，并学习查询资料的方法。
2、通过对具体实例和统计数字的分析与讨论，了解人口增长对环境、资源和生态平衡造成的影响，认识控制人口数量的重要意义。
3、在讨论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的相互关系以及人口数量与环境关系协调等问题的基础上，理解计划生育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重点、难点分析
1、人口过度增长对环境、资源和生态平衡的影响是本小节学习的难点。
2、控制人口的意义是本小节的重点。
三、教学过程设计
1、课前准备：
有关中国和世界人口资料以及资源资料的查询。
【查询方法】：
(1)到有关单位，如国家、市、区计生委了解情况。
(2)查找有关书刊、报纸、环境公报、人口公报。
(3)计算机检索，输入关键词，可获得相应的资料。
【查询内容】：
(1)中国人口数量的有关资料以及世界人口状况。
(2)中国土地、水、森林等资源状况以及世界土地、水、森林等资源状况。
(3)人口对资源的影响。
(4)人口数量与住房、交通、升学、就业等社会问题的关系。
2、复习上一节课，引入新课：
利用池塘生态系统教学挂图提问：在这个池塘中，若饲养的鱼过多，池塘会发生什么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什么?
一个生态系统，生物生存的空间是有一定限度的。若鱼类过多，鱼呼吸消耗水中的氧气会造成水中氧气不足，最终危及鱼类自身的生存。所以，鱼类密度过大，会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生物的生存和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同时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无机环境之间的相对平衡状态，对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与其他生物相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样受到环境的制约，同样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本小节讨论的主题就是人口与环境的关系。
3、关于“世界和我国人口的增长”的教学：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众多是怎样形成的? 根据教材(我国人口增长示意图)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从这个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2)这个示意图只记录到1989年，10年过去了，目前中国人口数量是多少?
(3)结合教材(我国人口增长示意图)，看这张表，说明中国人口增长的特点。为什么近年来增长速度比较稳定?
1760年-1995年中国人口每增加2亿各需要的时间 时间 1760-1900 1900-1954 1954-1969 1969-1982 1982-199
5人口 2亿-4亿 4亿-6亿 6亿-8亿 8亿-10亿 10亿-12亿
人口增加2亿需要的时间
1400年 54年 15年 13年 13年
(4)在查询资料中，世界人口增长的特点如何?
世界人口每增加十亿所需要的时间
年 1830 1930 1962 1975 1985 1999
人口(亿)
10 20 30 40 50 60(估计)
增加数(亿)
10 10 10 10 10
时间数(年)
约100 32 13 10 1
4【小结】： 1928～1949年的21年间，我国人口增加了0、7亿， 1982～1989年期间，我国人口也增加了0、7亿，但同样的增长却只用了5年时间。这说明我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近年来，人口增长的速度比较稳定是由于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政策，使增长的速度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虽然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控制措施，但每年净增长量仍然很高，每年增长人口在千万以上。
4、关于“人口增长与资源危机”：
【讨论】：人口增长必须增加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危机有哪些方面?(学生在课前进行了相关问题的调查和资料查询，可以结合学生的调查，并提供有关录像资料组织学生的讨论。) 讨论可以分为几个问题：
(1)人口增长与粮食问题。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地。人口增加使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减少，由此引起粮食问题。
(2)人口增长与水资源。水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物质。地球上淡水资源有限。人口增必然会造成水资源的短缺。历史上曾因水的问题而引起的战争正说明水资源的重要性。 (3)人口增长与能源。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能源物质，需要提供更多的石油、煤、天然气等能源物质。但是，这些物质都是不能再生的物质。人口数量的增长也将引发能源的危机。
【小结】：我国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能源都是有限的。如果不能控制住人口的数量，最终会由于资源的缺少影响我们的生存。
【提问】：人口增长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影响生态平衡?
5、关于“人口增长与生态平衡”：
人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人类的生存依赖着生态系统，同时也对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基本上能够处理好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环境的冲击和压力越来越大，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人类为了解决自身的需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在生产活动中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这些改变，不仅破坏了生态系统原有的平衡状态，同时也触发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发生。
有关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介绍自己所听到、看到的一些情况，认识人口增长与生态平衡的关系。
6、人口增长与人口素质的关系： 【讨论】：
(1)人口数量与城市住房、城市交通、升学、就业等关系。 (2)人口数量与人口素质是否有关?说明理由。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师应注意引导让学生认识到人口数量的无限制的增加会造成众多的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控制人口的数量。
7、计划生育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讨论】：
(1)怎样解决人口增长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2)我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政策控制人口数量? (3)控制人口增长的具体要求有哪些? (4)控制人口增长的意义是什么? (5)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小结】：当今有四大环境问题，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这些问题中，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不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就无法解决其他三个方面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