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心得范文第1篇
哲学并不是超越时空的，它是时代精神更高层次的概括。它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逻辑延伸的力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研究主体自身的文化特质与思维敏感性，取决于自身的现实“生活方式”。
1963年英国教育学家彼得斯在伦敦大学接任里德讲座时发表《教育就是传递》 60年代之前的教育哲学研究特征：
第一， 从研究方法上说，在演绎与经验归纳之间摇摆。就演绎方面看，它求助于一般的哲学理论(甚至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从中抽绎出一系列原理，如关于世界和人性的假定，关于真善美的假定，当做大前提，从而导出教育上的一系列结论。从经验归纳方面看，他将多种习传已久的教育经验用学术的语言不加论证地提供给读者。
第二， 从目的上看，它总是试图为教育工作开处方、下指令，力图规范实践。 分析教育哲学
把哲学当做动词而非名词使用，即对教育中的概念与判断进行分析、批判，为教育理论提供明晰的思维工具，但并不提供某种综合的。规范的、演绎的体系。 谢夫勒，分析是目的 彼得斯的“伦敦路线”，分析只是手段，教育哲学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才是研究的最高目的
如何确立教育哲学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教育
彼得斯的理解，教育是由教育人员和受教育人员共同参与、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在此过程中，教育哲学应该致力于探究哪些活动是有价值的。在此要求下，诞生了伦敦新教育哲学。该学派认为，“分析”只不过是力求理解教育的手段，而理性地重建教育过程的新秩序才是目的。从本质上说，是把眼光深入到教育过程的内部，探求教育过程的内在价值及价值标准，为一种活动是否是教育活动进行合理性阐释和辩护。 二者的分别在于视界上。传统的研究是对外在于教育的目的和功能做了研究，而新的研究则将目光转移到了教育过程上。
第一编教育
谢夫勒关于给教育下定义的三种方式：规定性定义、描述性定义、纲领性定义 第一章 教育意义的探寻
方法论选择“专家集团—历史—语言分析”
第一节 意义与语境
现实的客观性为指称意义做了意义真值的标准。 19世纪末，戈特洛布·弗雷格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整体性原则”，一个语词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才有意义。
一个语词，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名称，第二是指称，第三是意义。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只有命题才有涵义;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名称才有意义”
图式论，语言就是事实的图式表达。语词的意义在命题之中，而有意义的命题又是事实的逻辑图式。 两项工作：1.将不能图式化地表现事实的命题清除出思想之中，即“抵斥形而上学”;2.整理现代语言使之净化，最终废除日常语言，铸造人工语言。 维特根斯坦后期推翻前期结论，指出，意义在于用法。 抛弃本体论的提法，语言是有规则的，是约定性的。 从哲学的角度理解教育，应该追求教育的“意义” 第二节 常识与理论
语言分层：
1. 常识。非专业人员创造、使用。感性的概括与直观的结果 2. 理论。专业人士。理性的反省与证明的陈述结合 理论的错误率是小于常识的。
我们对教育意义的追寻应该专注于对教育理论专业人员的语境进行分析。理论是一种约定性的成果。即是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们相互构造并相互理解的语境。 现象学：应该研究的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将结果进行还原，去考察形成这些结果的过程。胡塞尔的看法，理论实际上是主体的生活构造。
现象学还原衍生知识社会学。卡尔·曼海姆将知识还原为社会的过程，即社会因素是如何在知识构造中起作用的，为70年代英国教育家迈克尔·扬所引用，分析一个特定社会是如何设置课程的，这种设置体现了社会权力分配与控制的特征。 将教育理论还原为一种主体的思维过程与意向。 主体间性，主体间的意义共享。 第三节 意义的共时性与历时性
在以语言作为文本时，不仅要考虑其共时性，还应该考虑历时性，即从语言系统的历史过程去寻求意义的发生与发展过程。
第四章 教育作为事实
第一节 教育研究的科学追求
涂尔干等人开始把教育作为一种事实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科学研究，尽管这种科学性不是教育学科意义上的。
教育的事实性功能，有助于国家经济收益的增长。
价值研究者往往迷信教育，认为教育无所不能，在这点上，柏拉图和杜威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第二节 教育真是“事实”吗?
管理哲学心得范文第2篇
有七个人曾经住在一起，每天分一大桶粥。要命的是，粥每天都是不够的。
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于是乎每周下来，他们只有一天是饱的，就是自己分粥的那一天。
后来他们开始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强权就会产生腐败，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贿赂他，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障气。
然后大家开始组成三人的分粥委员会及四人的评选委员会，互相攻击扯皮下来，粥吃到嘴里全是凉的。
最后想出来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它人都挑完后拿剩下的最后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就算不平，也只能认了。大家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
同样是七个人，不同的分配制度，就会有不同的风气。所以一个单位如果有不好的工作习气，一定是机制问题，一定是没有完全公平公正公开，没有严格的奖勤罚懒。如何制订这样一个制度，是每个领导需要考虑的问题。
有感：新加坡听到的一句话-制度决定行为。 故事二：
一个心理学教授到疯人院参观，了解疯子的生活状态。一天下来，觉得这些人疯疯癫癫，行事出人意料，可算大开眼界。
想不到准备返回时，发现自己的车胎被人下掉了。“一定是哪个疯子干的!”教授这样愤愤地想道，动手拿备胎准备装上。
事情严重了。下车胎的人居然将螺丝也都下掉。没有螺丝有备胎也上不去啊!
教授一筹莫展。在他着急万分的时候，一个疯子蹦蹦跳跳地过来了，嘴里唱着不知名的欢乐歌曲。他发现了困境中的教授，停下来问发生了什么事。
教授懒得理他，但出于礼貌还是告诉了他。
疯子哈哈大笑说：“我有办法!”他从每个轮胎上面下了一个螺丝，这样就拿到三个螺丝将备胎装了上去。
教授惊奇感激之余，大为好奇：“请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疯子嘻嘻哈哈地笑道：“我是疯子，可我不是呆子啊!”
其实，世上有许多的人，由于他们发现了工作中的乐趣，总会表现出与常人不一 样的狂热，让人难以理解。许多人在笑话他们是疯子的时候，别人说不定还在笑他呆 子呢。
做人呆呆，处事聪明，在中国尤其不失为一种上佳做人姿态。 故事三：
有一个博士分到一家研究所，成为学历最高的一个人。
有一天他到单位后面的小池塘去钓鱼，正好正副所长在他的一左一右，也在钓鱼。 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这两个本科生，有啥好聊的呢?
不一会儿，正所长放下钓竿，伸伸懒腰，蹭蹭蹭从水面上如飞地走到对面上厕所。
博士眼睛睁得都快掉下来了。水上飘?不会吧?这可是一个池塘啊。
正所长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同样也是蹭蹭蹭地从水上飘回来了。
怎么回事?博士生又不好去问，自己是博士生哪!
过一阵，副所长也站起来，走几步，蹭蹭蹭地飘过水面上厕所。这下子博士更是差点昏倒：不会吧，到了一个江湖高手集中的地方?
博士生也内急了。这个池塘两边有围墙，要到对面厕所非得绕十分钟的路，而回单位上又太远，怎么办?
博士生也不愿意去问两位所长，憋了半天后，也起身往水里跨：我就不信本科生能过的水面，我博士生不能过。
只听咚的一声，博士生栽到了水里。
两位所长将他拉了出来，问他为什么要下水，他问：“为什么你们可以走过去呢?”
两所长相视一笑：“这池塘里有两排木桩子，由于这两天下雨涨水正好在水面下。我们都知道这木桩的位置，所以可以踩着桩子过去。你怎么不问一声呢?”
学历代表过去，只有学习力才能代表将来。尊重经验的人，才能少走弯路。一个好的团队，也应该是学习型的团队。 故事四：
两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只大老虎.a就赶紧从背后取下一双更轻便的运动鞋换上.b急死了，骂道：“你干嘛呢，再换鞋也跑不过老虎啊!”A说：“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
二十一世纪，没有危机感是最大的危机。特别是入关在即，电信，银行，保险，甚至是公务员这些我们以为非常稳定和有保障的企业，也会面临许多的变数。
当更多的老虎来临时，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自己的跑鞋? 故事五：
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三年，监狱长给他们三个一人一个要求。美国人爱抽雪茄，要了三箱雪茄。法国人最浪漫，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而犹太人说，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三年过后，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大喊道：“给我火，给我火!”原来他忘了要火了。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只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子，美丽女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肚子里还怀着第三个。最后出来的是犹太人，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这三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增长了200%，为了表示感谢，我送你一辆劳施莱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今天的生活是由三年前我们的选择决定的，而今天我们的抉择将决定我们三年后的生活。我们要选择接触最新的信息，了解最新的趋势，从而更好的创造自己的将来。 故事六：
A对B说：“我要离开这个公司。我恨这个公司!”B建议道：“我举双手赞成你报复!!破公司一定要给它点颜色看看。不过你现在离开，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A问：为什么?B说：“如果你现在走，公司的损失并不大。你应该趁着在公司的机会，拼命去为自己拉一些客户，成为公司独挡一面的人物，然后带着这些客户突然离开公司，公司才会受到重大损失，非常被动。”A觉得B说的非常在理。于是努力工作，事遂所愿，半年多的努力工作后，他有了许多的忠实客户。再见面时B问A：现在是时机了，要跳赶快行动哦!A淡然笑道：老总跟我长谈过，准备升我做总经理助理，我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了。
其实这也正是B的初衷。一个人的工作，永远只是为自己的简历。只有付出大于得到，让老板真正看到你的能力大于位置，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替他创造更多利润。 故事七：
曾经有个小国的人到中国来，进贡了三个一模一样的金人，金壁辉煌，把皇帝高兴坏了。可是这小国的人不厚道，同时出一道题目：这三个金人哪个最有价值?皇帝想了许多的办法，请来珠宝匠检查，称重量，看做工，都是一模一样的。 怎么办?使者还等着回去汇报呢。泱泱大国，不会连这个小事都不懂吧?最后，有一位退位的老大臣说他有办法。皇帝将使者请到大殿，老臣胸有成足地拿着三根稻草，插入第一个金人的耳朵里，这稻草从另一边耳朵出来了。第二个金人的稻草从嘴巴里直接掉出来，而第三个金人，稻草进去后掉进了肚子，什么响动也没有。老臣说：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使者默默无语，答案正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人，不一定是最能说的人。老天给我们两只耳朵一个嘴巴，本来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的。善于倾听，才是成熟的人最基本的素质。 故事八：
一个人去买鹦鹉，看到一只鹦鹉前标：此鹦鹉会两门语言，售价二百元。另 一只鹦鹉前则标道：此鹦鹉会四门语言，售价四百元。该买哪只呢?两只都毛色 光鲜，非常灵活可爱。这人转啊转，拿不定主意。结果突然发现一只老掉了牙的鹦鹉，毛色暗淡散乱，标价八百元。这人赶紧将老板叫来：这只鹦鹉是不是会说八门语言?店主说：不。这人奇怪了：那为什么又老又丑，又没有能力，会值这 个数呢?店主回答：因为另外两只鹦鹉叫这只鹦鹉老板。
这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领导人，不一定自己能力有多强，只要懂信任，懂放权，懂珍惜，就能团结比自己更强的力量，从而提升自己的身价。相反许多能力非常强的人却因为过于完美主义，事必躬亲，什么人都不如自己，最后只能做最好的攻关人员，销售代表，成不了优秀的领导人。 故事九：
有一位表演大师上场前，他的弟子告诉他鞋带松了。大师点头致谢，蹲下来仔细系好。等到弟子转身后，又蹲下来将鞋带解松。有个旁观者看到了这一切，不解地问：“大师，您为什么又要将鞋带解松呢?”大师回答道：“因为我饰演的是一位劳累的旅者，长途跋涉让他的鞋事松开，可以通过这个细节表现他的劳累憔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的弟子呢?”“他能细心地发现我的鞋带松了，并且热心地告诉我，我一定要保护他这种热情的积极性，及时地给他鼓励，至于为什么要将鞋带解开，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教他表演，可以下一次再说啊。” 故事十：
管理哲学心得范文第3篇
[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职业教育即将进行新一轮变革。通过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教师形态重构，提出未来课堂将变成“AI+教师”双向赋能的“新双师课堂”。通过对“新双师课堂”模式的优势分析，从系统环境、学习环境以及教学设计三个角度提出模式的构建策略，最后形成模式的理论框架，以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 键 词] 人工智能;“新双师课堂”模式;构建
随着人工智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未来职业教育教师即将从“双师”向“新双师”转变，而课堂也即将从“双师课堂”转变为“新双师课堂”，这就迫切需要构建相应的模式。本研究在人工智能环境下构建“新双师课堂”模式，以适应智能时代职业教育的教学，并为职业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教师形态重构
（一）双师型教师
双师型教师是高职院校对特定教师的一种称呼，这类教师往往需要具备“双证”或者“双职称”，比如说“双证”就包括教师资格证和某专业方向的技能证书。但是双师型教师不仅仅局限于有双证，在未来的职业教育中，理想型的高职教师应该达到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能力的整合和统一。高职院校应该不断提高高职教师的各方面素质，加强师资培养体系的内涵建设。
（二）机器人教师
对于机器人教师的研究，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外已经有相关的经验，本研究主要探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实体教育机器人。对于教师来说，机器人教师可以为其提供课前准备、课堂巡视、课后辅导等服务;对于学习对象来说，机器人教师可以支持远程学习，为各个年龄阶段的学习者提供一对一的学习支持。通过文献调研笔者发现，大部分研究认为机器人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主要担任导师的角色，可以履行教师的职责，但对人机关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机器人教师是在智能化的教学环境下，与人类教师协同教学，对教学过程进行组织和实施，并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从而培养人工智能时代具备智能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者。[1]
（三）“AI+教师”双向赋能
这里的“AI+教师”指的是以AI（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机器人教师与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共同合作实现的人机协同教学，即“新双师”。一方面机器人教师可以代替人类教师完成重复性的工作，如批改作业、提供反馈等。重复性的工作会消耗人类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这部分工作可以交给机器人教师来完成。机器人教师利用设计好的程序和规则，根据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可以迅速、高效地完成任务，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类教师的工作负荷。另一方面机器人教师无法对学习者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经验做出准确的分析，因此难以对学习者进行精准解读，而人类教师可以发挥对机器人教师的指导作用，将AI作为助手，通过教育智慧，增强机器人教师的教育性与智慧性，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教学效率。[2]
二、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的优势
（一）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
这种模式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双师课堂”，它特指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高职院校的教学模式。在高职院校中，双师型教师的比例非常高，在未来职业教育中，这种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师与机器人教师将进行协作教学，也就是本研究提出的需要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这种模式对高职院校的教师、学生以及教学环境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具有较大的潜能和优势。
（二）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的优势
1.可以吸引学生，丰富组织形式
在传统的职业教育课堂教学中，多采用教师讲授、学生学习，或者教师演示、学生实践的模式。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中，机器人教师和人类教师双向赋能，共同协作进行教学。一方面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智能化环境中有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另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对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可以帮助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指导
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中，机器人教师拥有海量的数据库，它可以从与学习者的交流中获取学习者专业方向的信息，從而将相关的知识和信息推送给学习者。机器人教师可以为学习者的课堂知识提供个性化的指导，而人类教师可以在学习者的情感认同以及创造力培养方面提供支持。在人机协同工作下，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帮助不同需求的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指导。
3.可以提高师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知识已经不是衡量学习者的唯一标准，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者的创造性、身心健康等即将成为人类教师工作的重要方面。但很多复杂问题的背后可能涉及社会学、生理学等教师无法解决的领域，这些领域超出了教师的认知能力。在“新双师课堂”模式中，机器人教师可以根据人类教师设置的数据模拟人脑处理复杂问题。而人类教师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设计和指导者，可以进一步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者通过与机器人教师的深度互动，可以提高自己的高阶能力，其中就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的构建策略
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的构建需要考虑系统环境、学习环境以及相应的教学设计，笔者分别根据各因素对“新双师课堂”的影响形成相应的构建策略。
（一）系统环境策略
在系统环境中，首先需要利用云平台和大数据平台处理各种数据。在智慧校园中，依托这两个平台可以使学校教学更加智能化。其次，系统环境有赖于网络系统、计算机系统和各种存储应用系统协同工作。最后，还需要一些采集设备。例如，VR眼镜等可穿戴设备以及IPAD等移动终端设备，都可有效辅助课堂教学。在“新双师课堂”模式中，机器人教师获取并存储课堂实时数据，然后向云平台发送服务请求，获得许可后分析处理数据，并将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后呈现在师生面前。在这样的系统环境支持下，可以确保课堂数据的精确性和有效性。
（二）学习环境策略
首先，在“新双师课堂”模式的学习环境中，机器人教师需要承担一部分教学任务，由人类教师指定。其次，在学习环境中，机器人教师可以通过与学习环境的深度融合为人类教师提供相应的教学资源。学习者在学习环境中可以直接将信息反馈给机器人教师或人类教师。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机器人教师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支持服务，人类教师可以减轻重复性工作的负荷，从而更加注重学习者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此课堂环境中，网络将机器人教师与教学媒体相连接，还有助于学习者及时反馈信息。[3]
（三）教学设计策略
在“新双师课堂”中的教学设计具有数据化、精细化和协同化的特征。首先，机器人教师可以为人类教师提供包括教材、学情等在内的数据信息，方便人类教师提前掌握课程和学习者情况。人类教师要在教学设计中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班级学生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其次，在学习活动中，机器人教师会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并将反馈信息发送给教师，这些信息可以具体到作业、测验、讨论等相关数据，精细程度较高。最后，机器人教师与人类教师在“新双师课堂”中协作配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四、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的理论框架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职业教育从传统模式向“新双师课堂”模式转变，对职业教育的课程、教学、评价、管理等都产生深远影响。下面就从课程、教学、学习等方面来探讨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的理论框架。
（一）课程模式
首先，线上线下相结合。在职业教育中，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大规模开放课程融入学校常态课程。学习者可以在云平台获取各种资源和信息，使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其次，跨学科整合课程。以智能技术为媒介，课程呈现出跨学科整合的态势。课程的实施空间不断拓展，课程结构从分散到集中。最后，智能化课程。课程的组织实施呈现智能化的特点，分工更细，教师将承担教学设计、技术应用等多种角色。
（二）教学模式
首先，智能化教学。在“新双师课堂”模式中，智能技术的应用尤为重要，师生双方只有掌握了先进的智能技术才能顺利开展教学。其次，注重学习过程设计。在智能化課堂中，更加注重学习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学习者的学习体验等学习过程。再次，智慧教学。在智慧课堂中，学习者可以进行深度学习，实时互动获得丰富的学习体验。最后，新型教学方法。随着教学模式的转变，移动学习、在线学习、整合学习等教学方法将相应出现，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
（三）学习模式
学习模式包括：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结合，并互相补充，带来学习方式的变革;创新型学习方式的出现，使学习者的学习具有情境化和社会化;智能技术可以优化学习方式，使学习者的学习具有个性化;学习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学习，学习具有泛在性;学习者可以利用移动设备等智能工具，把自己的创新想法创造成作品，进行众创学习。这些学习模式发挥了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学习者素质的提升。
（四）环境模式
首先，智能多元服务。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下，形成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慧教育。智慧教育将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环境模式。其次，智慧课堂。智慧教育环境促进智能技术融入职业教育的各个领域，将促进职业教育的智能化和数字化，使学习者的学习全程互联化，并能感知学习者的学习情境，为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提供精准的支持和周到的服务。[4]
（五）教师发展模式
首先，群体协作。在“新双师课堂”模式中，人类教师要与机器人教师协同教学。教师由传统的个体单独工作转变为群体协作模式。其次，以学生为中心。由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发展为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再次，主动建构。在智能化环境中，教师要促进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向主动建构知识转变，促进学生由被动适应学习向主动参与学习转变。最后，多元学习共同体。在智慧课堂中，一方面教师要创设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教师自身也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和教学水平。
（六）评价模式
首先，过程性评价。智能技术的发展，使评价方式、评价主体等方面发生了转变，教育评价由原来的总结性评价向过程性评价转变，重视评价过程的诊断与改进，更加关注学习者的个性差异。其次，科学性评价。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评价手段具有智能化和多元化的特点，评价更具科学性。最后，适应性评价。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可以真实测评学习者的认知结构、能力倾向等，并根据学习者的个性特征进行评价，使评价具有适应性。
（七）管理模式
首先，管理渠道更宽。网络将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主体联系在一起，共同参与职业院校的学校管理。其次，管理可视化。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可视化管理成为可能，可以通过可视化界面呈现具体数据，为管理人员提供决策支持。再次，管理动态化。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实时、全方位的监督与管控，动态掌握学校情况。最后，管理智能化。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分工更为精细，可以提升职业院校内部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使管理更智能化和专业化。
（八）组织模式
首先，网络化。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学校教育的基本流程，学校的组织形式向网络化发展。其次，核心要素重构。政府、学校、企业等核心要素在互联网模式下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承担起知识的传播、转化等任务，促进学校组织体系核心要素的重构。最后，智慧校园建设。推行线上线下混合育人的模式，实施一体化校园网络认证，共同推进职业教育的信息化建设和发展。[5]
五、总结
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新的职业教育变革，这种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本文针对职业教育教师的特点提出“新双师课堂”模式，以期为职业教育的变革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尧，王运武.机器人赋能未来教育的创新与变革：国际机器人教师研究综述[J].开放教育研究，2019（12）：83-92.
[2]余胜泉，王琦.“AI+教师”的协作路径发展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9（3）：14-29.
[3]汪时冲，方海光，张鸽，等.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支持下的新型“双师课堂”研究：兼论“人机协同”教学设计与未来展望[J].远程教育杂志，2019（2）：25-32.
[4]丁彦.智慧学习环境下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策略研究[J].知识窗（教师版），2017（11）：4-6.
[5]董文娟，黄尧.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教育变革及模式建构[J].中国电化教育，2019（7）：1-7.
①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20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双师课堂’模式构建及其伦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1308）;常州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面上（指导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常州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基于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视角”（项目编号：CR20210008）的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丁彦（1985—），女，汉族，江苏常州人，硕士，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数字媒体技术与艺术。
管理哲学心得范文第4篇
摘 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比较了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体系，需要充分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开拓创新。中国的管理思想的研究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研究对象模糊、缺乏史料的考证、不注重时代背景、对各种管理思想之间的关系缺乏梳理等。加强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建设，能为中国管理思想史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科技、人才支撑。
关键词：中国管理思想史；传统文化；管理方式；研究对象
中国的管理思想史是关于中国历代管理活动的一般原则的思想史，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文化典籍涉及多个方面，如治理国家、战争攻守、教化百姓、文化礼仪以及探究天理、人性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有些思想在当今仍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一、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回顾
从时间维度来看管理学，中国管理思想史包括了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管理思想研究。其中出现的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的管理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中都为现代管理思想打下深深地烙印。
（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深入贯彻落实，企业管理和改革实践不仅需要管理理论支持，更需要具体管理思想的指导。在引进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我国的学者也开始致力于开发创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与总结新的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管理路子。
1984年，前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讨会，研讨会的召开对中国管理思想研究及其现代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后12月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研究组织“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该专业学术团体主要从事发掘和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管理现代化服务。1984年，杨先举、覃家瑞合作编写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一书是由中国大陆出版，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国文化遗产在现代经营管理方面应用的著作，中国古代的兵家管理思路独特，方法卓越，有关《孙子兵法》中诸如“庙算”、“七计”、“以正合，以奇胜”等的一些研究成果，其运筹和决策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开拓创新，在面对全球激烈的经济竞争时，我们才能使用新的管理战略与决策，在管理和实践中熟练运用，促使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进步。
（二）建立在企业管理研究思想上的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封建制度瓦解没落，外国列强主义入侵，社会团体不断迭起的内外交困之中。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于特殊的环境中诞生的中国近代企业，其生存和发展的路径就是不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后来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过程，所以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基础集中表现在洋务运动，及之后的企业管理思想研究上。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引导下，19世纪60年代兴起了官办军用工业工业，但是清政府由于财政问题不得不放松对于工业的要求，致使民间资本参加的企业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这种“管督商办”的形式使很多商人失去了积极性。晚清洋务派“官商合作”的经济思想逐渐取代了“管督商办”，这种经济管理思想是近现代企业创始初期的开拓之举。其形式弊端也很明显，由于管理权仍在官府，官商矛盾不可避免。企业缺乏生命力使得这种管理思想的实践最终陷入困境。甲午战争后，洋务企业的经营和管理面临着重大的改革问题，不得不转变经营方针，更多的官员和商人被发动起来，成立了具有更多民营性质的商办企业。
中国近现代管理思想，不仅是通过对企业管理活动的调研，反思了新式企业实践中诸多的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还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方式，从多方面进行了企业内部管理系统的改革和提升。
（三）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现代管理思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企业制度发展完成了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但是由于国家商业体制目前的局限性，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始终没有摆脱官办和管督商办的模式，使得我国近代管理思想的发展之路复杂而曲折，近代企业的发展受到遏制且没有明确合适的发展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初期，国内开始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国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要求企业实行科学的管理方法。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欠发达，企业管理经验匮乏，管理技术缺乏系统性指导，所以便积极引进了前苏联的管理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企业逐步贯彻落实新的管理理念，经济发展管理出现了新局面。改革开放后，基于以人性假设为主线索的西方管理思想理论渗透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发生了演变，以学习、引进、发展西方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的新一轮管理思想改革开始了。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思想也在不断深化和转变，科学性管理的指向不断向人文主义倾斜。组织文化管理模式不断应用，并影响着企业内部软实力，围绕服务宗旨、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等最基本的文化要素进行经营管理，以共產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精神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思想导向，鼓舞调动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二、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使得民族之间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差异、技术水平参差、社会制度区别，使得各个民族之间形成的管理思维模式、管理方式和管理风格蕴含强烈的地方特色。
（一）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思维模式不同。中西方的管理思维模式有着很大不同，西方管理注重“精准”、“细致”等理性思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唯理哲学。它们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用实证检查、观察，通过数据来验证假设，将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推广，贯彻科学的原则。从理性角度出发认知事物，排除情感的因素，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对事物构成因素的分解，找出规律，整理和分析达到对事物的认知。西方的管理思想是理性和明确的，以条文、规章等条条框框规范个人行为。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则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的管理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入世”，具有广泛的的涵盖性，即“劳心者治人”。在管理实践中，人起着主导作用，以道德伦理为辅助来对人进行约束，从自我管理的角度出发，倡导个人对自身、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管理思想由人情贯穿，重“义”轻“利”，属于感性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管理思想有着双重的影响，既有促进其发展的利好因素，也有阻碍其发展的障碍成分。传统的管理思想必须经过不管的改进发展，去粗取精后才能更好的与市场经济相容。
（二）中西方的管理思想方式不同。西方管理方式仍然比较关注于科学性。西方管理科学崇尚，“个人中心主义”，其强调单方面个人的私人利益，提倡竞争精神，包括适者生存的淘汰法则。所以，平等的思想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因为在平等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泾渭分明的等级关系。刚性管理为西方管理科学的主线，注重制度化，规范化，注重分析，避免滥用权力，最大程度提高管理效率。以工作为中心，以合同及规定原则所认定的契约关系进一步明确个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与西方的管理方式不同的是，中国的管理方式更具艺术性，以人伦关系和情感法则为中心，受传统道德和历史文化的制约。人伦结构分匹配了行为角色，赋予个人应尽的等同行为角色的义务和应享受的权利，其权利和义务因对应的人伦关系不同而不同，因此展现不同的行为习惯。中国管理方式多以较为柔和和人性化的方式进行，这是由中国的传统思想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更注重是人情管理和感情舒畅。中国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通过提升修养，知行合一，管理方式效法自然，这种柔性管理注重人的情感，以人为本，更多采用以思想教育和政治熏陶为主的管理方式，甚少使用强制手段。刚柔管理并无优劣之分，二者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刚柔并济，才能真正发挥管理的科学作用与艺术之美。
（三）中西方管理思想的目标不同。由于中西方核心价值观以及主流价值体系的不同，其所引申出的价值管理对象和管理的目标也不尽相同。西方管理思想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发展起来，交易贸易促使商品的流通，也促进了以利益为重心的主流意识的形成。西方管理目的是通过提高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注重过程和细节。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西方管理的核心问题，以此获取更大的利润，整个管理过程都受“利”的支配，不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西方的管理着重于细节的微观管理，对管理的各个环节实施有效的运转，而相对忽略社会的宏观管理。
中国管理思想的理想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相处，各得其所，各有所安、其乐融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着重“大家”和奉献精神，不提倡“小家”和个人私利，核心集中在对“人”的个体修养的研究。中国管理思想注重团队合作，虽然要求提高管理者的自身素质和水平，以身作则，但是充分发挥团队作用，形成一种良性的管理循环状态则是提高管理质量的主要方式。
三、中国的管理思想史存在的问题
由于历史遗留的思维惯性，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管理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和革新，管理方式层出不穷，但是也存在某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模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以“仁”和“礼”的管理思想为基础，进行解释和阐述。古代思想管理家的理论基础多借鉴文化史料，其阐释的主要是一国君王的封建制度管理，即“治国安邦”。古代管理思想的目标是社会的安定，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而近代管理思想主要研究的是企业的管理，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商业贸易活动。古代管理的管理背景环境是可以预期的，而现在管理则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因素及国家政策变动。古代管理对象的侧重点是人，如何判定一个人的修养本质，没有一个明确的论断。虽然人也是近代管理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其本质是追求人所带来的效益和最终结果，通过管理人把过程做好，对于管理者自身的修养标准并没有作以界定。由于管理学各个阶段的内涵和主体的差异性，相应的管理思想也不同。所以中国思想管理史的研究是从古代治国安邦的不断过渡成为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及管理的，这两种管理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应是何种思想，或者该不该去明确的划分对象主体，如何划分，划分后的结果预期等，这些都尚未得到解决。
（二）缺乏史料的考证。中国的管理思想史于古代就初具雏形，到进入实践和发展的阶段不断融入西方管理思想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的转折点。与西方通过大量实验得出科学的管理理论不同，中国的管理思想大多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附带提出的副产品，这些理论的提出缺乏假设检验和模型运算，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规律。我国在管理思想方面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但是迄今还没有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发掘和整理工作。
（三）不注重时代背景，缺乏管理领域间的关联思想研究。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管理思想涉及行政、经济、军事、文化管理等各方面，但是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伦理规范和国家管理两方面。对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中国现代管理实践的研究只注意两者之间的演变联系，忽略了它们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差异和创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张通过管理者自我修养的提高产生影响力，使被管理者从主观认可服从，从而外部的监督和管理成为辅助力量。而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往往忽略历史条件和背景，站在古代的视角对当代的管理思想做出牵强的解释。如果以当下的经验来对历史进行研究，会脱离思想史本身的含义，得到武断的结论。
四、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展望
商业全球化和信息化带给管理思想新的血液和影响，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史实的层面，还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更为深刻的理解它。
（一）加强中国管理思想史学科的建设。由于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还集中在对于传统管理思想的挖掘，停留在资料收集阶段，缺乏进一步的考证和验证，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应该系统分析各时期管理思想的来龙去脉。中国企业的管理尚在“思想”层面，缺乏管理科学的实践性理论，缺乏针对系统的理论支撑。我国还没有中国管理思想史这门学科的设置，导致中国管理思想史不能形成自己专业的队伍。中国管理思想史是一门管理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只有赋予中国管理思想史独立的学科地位，才能为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正确的借鉴西方的管理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管理的发展现实出发，只有借鉴现实管理工作发展到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其研究和开拓工作更具代表性和针对性。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中国须在自身社会主义发展的现有基础上，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借鉴西方先进管理学科理论，调整和吸收，使其变成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现代经济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不仅同经济、技术、文化相关联，而且和民族特色有着密切联系，这在管理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除了探究历史的真相，更是通过历史来揭示未来。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研究管理思想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理清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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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孝迁.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J]. 安徽史学，2009（ 3）： 22～ 29.
管理哲学心得范文第5篇
2009年10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和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2009年中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教育部、团中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南开大学等政府机关、公司企业、科研单位、高校的160余名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兼管理哲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冯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哲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罗文、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肖明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先后致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搜狐网、和讯网、《经理人》、《中国计算机报》、《销售与管理》、《当代经理人》等主流媒体对本次会议做了详尽报道。
论坛主题“哲学智慧与企业管理”成为凝聚与会学者、企业界人士和政府人员的中心话题,大家还进一步围绕管理哲学基础理论、传统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领导与管理实践、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等进行了热烈讨论。此次会议部分地展示了管理哲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初步实现了理论与实践深度对话的初衷,特别是在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理论创新以及如何应用哲学思维解决中国管理难题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它将对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和基本问题
在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不可否认,管理学与管理科学不能等同,同样,哲学与管理哲学也并非是简单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2007年中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上,多位学者提出了具有共识性的意见,即将管理哲学定位于管理学和哲学的交叉领域之部门哲学。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彭新武博士曾提出管理哲学是对管理学的哲学提升,是管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在思维方式、核心理念等方面更高、更宏观要求的体现。本次论坛上,苏州大学的周可真教授则主张管理哲学是介于科学哲学与管理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既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具有双重理论功能——哲学功能与科学功能。与之前观点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新的提法。可见学者在如何确立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上还是存在分歧的。将管理哲学置于管理科学内,意味着管理哲学将被划归到管理科学这一具体学科之中,可能导致管理哲学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上的重大调整。如此看来,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尚待学界同仁的继续思考与商榷。
管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构成其研究的主要问题领域,正确界定问题领域对管理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提出管理哲学基本问题、其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怎样等等,都成为展开管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本届论坛上,齐善鸿教授将管理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概括为管理的本质、管理思想史演进的内在规律、管理的主客体关系、管理的终极价值等,而且他认为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并不一定要采取纯粹哲学的方式,相反,可以通过对成功企业案例的研究,在已经证明有效的管理实践素材中去提取,并做出反思。因为从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看,管理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凝练与提升。从方法论上看,齐教授遵循的是从案例(现象)到理论(本质)、由外及内的研究路线,即以经验归纳的方法来构建管理哲学的问题域。哲学的研究方法在哲学自身的传统领域得到应用,在管理哲学等新兴部门哲学中也依然具有广泛市场。使管理哲学回溯到哲学寻找研究方法上的借鉴,不仅具有可能,也应成为一种必要。在管理哲学领域,究竟是以哲学原初方法为主还是借鉴、甚至以管理学方法为主,不同的选择可能会形成管理哲学研究的不同路径。
二、管理哲学的理论创新与推进
与上次论坛相比,学者们在西方管理哲学研究上,不再仅仅限于对科学管理和行为学派等的研究,而是开始关注曾被长期忽略、但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管理哲学家,譬如刘敬鲁教授就对被喻为“管理学先知”——福莱特的管理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她主张的“企业融合为最佳运转统一体”观点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对“企业作为整体是不断创造的过程”、“建设性冲突融合”等观点的辩证剖析,突出了福莱特思想的哲学品位,这就使管理哲学摆脱对管理学的亦步亦趋状态,获取独立视角考察管理思想史的有益尝试。
在中国管理哲学研究方面,与会者一方面继续展开对儒、道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深入挖掘,这也是国内多数学者比较惯常的研究方式,袁闯教授在此次论坛中提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管理哲学是一种混沌管理哲学,这一观点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回应。另一方面开始了本土化建构的努力,一些学者富有创建地阐述了若干本土管理哲学的理念。张立文教授将其首创的“和合学”应用到管理理论中,提出“和合管理说”,认为管理要在认识差别、冲突与危机的基础上确立崭新的目标,即建立管理主体与对象的和合、整体与个体的融合,乃至生存世界、意义世界与可能世界的统一,以和合思想整合企业资源,以和合思想化解管理冲突,进而开启中国管理哲学的创新之路。葛荣晋教授则结合管理者的特性论及了传统儒学思想对管理者和商人的可能影响,他断言,现代儒商所企盼的应为“知识”、“品德”和“智慧”三位一体的理想人格,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由知识人生向道德人生,进而向智慧人生不断升华的过程。只有在追求财富的实践中不断地完成人生境界的升华,才能保证幸福人生的最后实现。
另有学者从管理演进的历史和人性认知等多个维度对企业管理实践中的管理异化现象进行了剖析,指出管理异化的根源在于组织中人的主体性地位被消解,必须搭建道本管理的价值链条,恢复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新人性观,才能实现管理主客体的同一。
本次论坛上涌现了大量有关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成果,如儒家情感管理、管仲的管理智慧等研究,都折射出国内学者由吸纳借鉴国外研究成果阶段进展到注重对中国深邃传统管理智慧的审慎考量,对中国式管理哲学的探索日渐深入,对自身传统思想的多视角反思也反映了国内管理哲学研究向本土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三、管理哲学与实践的对话和互动
本次论坛创建性地邀请了一些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家,他们不仅向与会者展示了其特有的管理智慧,也提出了管理哲学应与中国管理情境密切结合、切实指导企业摆脱管理困境的倡议。
中国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刘虹总裁所谈到的“国有企业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国有企业家能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国有企业有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经营哲学”等一系列问题,不仅直面现实,也值得深思。这些问题之所以困扰着他,是因为他本人在实际的管理实践中随时随处会遇到这些问题的纠缠。例如,他指出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面临着文化失衡、制度失衡等困境。可以相信,这些来自第一线的管理实践的生动案例和鲜活思考将为管理哲学反思对象的确立、问题意识的发掘提供丰富的现实素材。
本次论坛上,企业文化成为学者与企业家共同关注的焦点。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罗文院长结合企业实际,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领导力文化、执行力文化、团队文化等文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指出要建设个体意识与团队精神相统一的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竞争力。与会学者还就中国企业文化范畴、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文化传播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届论坛虽也提及企业文化,但并未深入研讨,而本次论坛由于学界与实业界的充分互动,不仅将企业文化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管理哲学的问题域,使企业文化在其中逐渐清晰并成为重要命题之一。
本次论坛由于事先设置了多个分议主题,促成了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为与会者的多维探讨与交锋提供了空间,使深度对话与交流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些形式多样、学者居多的分论坛上,来自哲学界的杨伍栓、官鸣、毛卫平、王海明、陈少峰等学者,才有了与具有同样深刻学术涵养的管理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的深层次对话和争鸣,他们的多元背景和不同视角为管理哲学的创新发展拓宽了视野。
可以说,中国当代最前沿的管理哲学研究成果,不仅反映了对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所进行的哲学式探讨,也体现了管理哲学理论与管理实践经验的激荡和碰撞。论坛主办方决定今后将以年会形式每年定期召开,不仅要对我国管理哲学研究进行阶段性回顾,更要对未来我国管理哲学研究趋向进行探索和展望,哲学与管理理论、管理实践的联姻必将极大推动国内管理哲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责任编辑 孔 伟]
管理哲学心得范文第6篇
摘要：宗教传播实际上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因而西方传教士具有多重文化身份，一种是他们的共同的原生身份，即传教士，另一种是他们为实现传教目的重新构建的文化身份。本文以利玛窦为例，探讨译者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以及针对各自文化身份采取的译介策略。
关键词：宗教传播;文化身份;利玛窦;译介策略
一、引言
十三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兴起，随后扩展到欧洲各国。经济、科学、文化的全面发展极大地冲击了罗马天主教。为了维护罗马天主教的地位，扩大其辐射范围，传教士们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利玛窦正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先驱之一;这位西方传教士，从地中海起航，经由非洲西岸，穿越马六甲海峡，最终抵达澳门，开启了中国之旅。 天主教初入中国之时，困难重重，其传播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它与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既是天主教传播的阻力，同时也是天主教实施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动力。因此，传教士的文化身份具有多重性，他们融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而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对传教士的译介活动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本文以利玛窦为例，将其来华传教历程分为三个阶段，重点探讨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其多重文化身份对传播内容和译介策略的影响，还意在揭示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们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之情如何深深影响了他们自身。
二、利玛窦的文化身份及其在华传教之路
文化身份理論的代表人物科利尔（M.J.Collier） 阐释了文化的两个特点：一，文化是通过人们的传播活动继承发展的， 因此， 它既有惯性又有变化性; 二， 文化为人们提供行为规范 ，在传播过程中， 交际双方不仅要使用对方听得懂得语言符号， 还要使用对方可以接受的交际方式（转引自刘双 2000：88）。 利玛窦所代表的文化是西方天主教，所代表的文化身份是天主教教徒。 为了实现传教目的，实现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传教路线的选择至关重要。 Rogers和Steinfatt合著的《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书中指出：文化身份不仅决定交际者采用哪一种语言进行交际，而且还决定交际者采取何种传播方式传递信息内容（转引自刘双 2000：90）。从语言出发，宗教开始与翻译联姻，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纷纷学习中文借助翻译打开路径;从传播方式及传递信息内容出发，跨文化传播者们深入了解国人的文化和心理，“从而构建出体现天主教立场和教义的中文话语体系”（高胜兵 2019：71）。
（一）传教初期：坚持原有文化身份
在尚未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之前，利玛窦曾狂妄地声称要以耶稣之名，征讨儒、释、道所代表的中国文化。 然而，当他处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 一味地坚持原有文化身份让传教之路越发艰难。 “这种文化身份就是站在自己的文化疆域中，坚持自己原有的文化特色。” （毛海燕 2004： 67）西洋面孔，西洋语言，西洋服饰以及西洋思想对当时崇儒推佛的中国社会而言无异于野蛮的入侵者。 王银泉认为传教士在华受阻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中国拥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且国力在同时代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其二， 孔孟之道和儒家哲学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数千年来，中国人早已形成自己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价值观;其三，明朝中国正处国力强盛之时，华夏中心论的观念十分普遍，中国即世界的中心，外国皆为番夷。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势单力薄，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他们是异类，是突然闯入的陌生人;其所代表的文化在中华文化大语境下是异质文化。因而，他们不能作为海里的一粒粒沙，而必须化为海里的颗颗水珠，与海相融。 “作为垦荒者，传教士们面临两种选择，面向故土或面向这片战场。”（费正清，吴莉苇 2003：123）
（二）传教中期：改为异文化身份
“这种文化身份就是抛弃原有文化，接受或融入另一种文化。这一身份的定位往往是在交际者所承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生冲突，或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发生冲突时所被迫采用的。”（毛海燕 2004： 68） 屡屡碰壁之后，利玛窦意识到“化中为西”的强硬传教路线在中国社会行不通，于是果断采取适应性传教策略，即宗教中国化。耶稣教会为在华传教士确立了两大传教原则：其一是与主流社会搞好关系;其二是本土化政策，即学习传教地区的语言文字和礼仪习俗，使用多样的传教方式（王银泉 2018：139）。利玛窦将这一策略落实为一系列可操作的措施，首先体现在读华书、讲华语、着华服、行华礼、奉华俗，活动于大江南北，广结学界政界人士。这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即交际过程中，将自己的身份转变成一个交际双方可以互为接受的、趋于统一的且相互联系的身份。 利玛窦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异化对他而言并非目的，而是手段。 “异化是为了化中为西”（孙迎春 2019：52）。之前提到的一系列措施只能赢得国人的初步认可，且还未实现传教的目的。推动中国人入教仅是宗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利玛窦深知要在中国弘扬天主教义还必须得征服中国人的内心，找到双方的契合点。察觉到中国所缺之后，利玛窦借助科技翻译打开路径，以入教为条件，以讲授西方科技知识为诱饵与中方上层人士达成了一种互惠关系。
（三）传教末期：重构身份
这种文化身份就是将两种不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交际者以第二阶段的相关身份为基础来建构一种包容性的文化身份。在传教中期，利玛窦脱掉西方文化的外衣仅是宗教中国化的第一步，而将天主教教义与中国儒家理论进行调和，借助对中国儒家思想的理解来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将西方价值观引入中国才是宗教中国化的关键一步。 他引经据典来证明天主教学说与中国文化相呼应。 他在宣教方面毫不掩饰其西学来源，另一方面却主动穿上中国外衣。利玛窦继续深化适应性传教路线，一方面隐性传教，一方面研究中国儒家思想、撰写中文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其在南昌逗留期间完成的《交友论》——“这部著作紧扣当时中国士大夫们的心理，又融合了西方思想，可以说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产物”（王银泉 2018：143）。利玛窦亦是如此，此时他既非异国文化的侵入者，也非本国文化的背叛者，而是逐步演变成一个跨文化传播者。诚如费正清先生说道：传教士努力使自己胜任学者之职，从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以改变中国，但他们却因此发现自己站在双行道上。他们的切身目标是要从宗教上影响中国人，但结果他们的历史功绩却是充当了中西文化的沟通渠道。
三、译介策略的归与异
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之后，利玛窦放弃“直接传教”的策略，转而采取“曲线传教”的方针—“以译载道”（方红2020：123）。他将“传教士”和“儒士”的身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可以自如地归化或异化自己的身份从而在达到传教的目的同时为中国的文化土壤提供新的生机。利玛窦文化身份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其译介过程中的内容选择及阐释策略。
（一）归化：会通儒家伦理观
利玛窦潜心研习儒家经典，结识中国各界名流后认识到，开始引用儒家的概念和词汇来阐释天主教义，即新教术语中国化。 “用来表述教义的中国术语构成了宗教中国化的第一步。 当然，这些术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中国的宗教术语早就是现成的，只等新教徒来选择使用”（费正清，吴莉苇 2003： 125）。利玛窦的接见儒学典籍并将其他教义完美调和，从而证明二者观念具有一致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天主教的核心概念“Deus”（“天主” “上帝”）。 ”Deus”最先翻译成真“真主”，罗明坚在《天主十诫》中将其替换成“天主”，这样做可能是受中国人对“天”的概念的影响。这一译名遭到利玛窦的否定，因为他在中国古籍中发现“天地同为至尊“，这与天主教秉持的“一神论”相悖（Deus意为“至高无上”），所以“天主”这一译名尚且不能彰显Deus的独一性。最终，利玛窦在儒家典籍找到了“上帝”一词，继而引用《中庸》《诗经》《易》中的11段使用“上帝”的文字來说明“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 归化教义、思想是宗教中国化的最重要一步，利玛窦始终不忘这一使命;利玛窦让天主教与儒家学说这两个本处于殊途的“陌生人”在路口相汇，促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
（二）异化：对儒家思想进行新阐释
“身为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认同的是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他并不完全认同儒、释、道的信仰和观念，因此，在话语的表现上，“他们虽然使用佛道话语或儒家话语，但是他们都在试图摆脱这些话语对他们言说天主教的限制”（高胜兵，2019：71）。在“合儒”的过程中，利玛窦也曾惊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涵和深厚根基，但同时也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局限性以及中西伦理观的差异性。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对“忠孝”这一理念做出了新的阐释。 他并不否认中国封建礼教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只是在“五伦（五常）”之上再加上“大伦”，即对天主教的认识和信仰。 继而利玛窦提出“三父”说：“凡人在宇内有三父：一谓天主，二谓国君，三谓家君。逆三父之旨者，为不孝子失。” 再次，利玛窦对儒家的核心概念“仁”进行了解构，“在他看来‘仁’的核心就是‘爱天主’，从而否认了‘孝悌’为‘仁之本’的儒家伦理道德，从而‘颠覆’了维护儒家社会秩序的核心概念‘孝’”（高胜兵，2015： 164）。在“孝”方面，利玛窦认为这一理念不应局限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中，而应将其进行延伸扩大。朱利品认为利玛窦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以此来反驳当时中国士人认为他们远离故土、亲人的行为是“无父无君”的看法。
四、结语
利玛窦的多重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基于多重文化因素来选择译介内容和策略。 作为“儒士”，他采取了“以儒证耶”的归化策略，迎合中国文化的主流圈，借用儒家学说、理念来阐释天主教义，从而论证儒家思想与天主教思想乃是同根同源;作为传教士，他信奉的是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和价值理念，这一文化身份决定他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即对儒家思想进行解构从而构建出体现天主教义的中文话语体系;作为跨文化传播者，自利玛窦受命传教之时，他就不再只是停留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是处于中西两大文化之间。利玛窦本人可能都未曾想到，他早已超出“儒士”和“传教士”之外，以他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翻译活动，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开创了中国典籍外译的先河。利玛窦“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若望保禄二世）。他以翻译为路径构建起跨文化传播的桥梁，不仅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对话和沟通极具现实意义，对当今译者也有新的启示，即在译介过程中切勿单纯地从自己的身份出发，不仅要熟悉本土文化还要以极大的热情扎根于译入语文化，这样才能在异国构建中文话语体系，为中国文化“走出去”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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