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范文第1篇
哲学:佛教哲学本身蕴含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上，佛教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与命题，丰富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众多对中国哲学作出过贡献的佛教思想家，如僧肇、智顗、吉藏、法藏、慧能、神会、宗密等，还有如谢灵运、柳宗元、王安石、苏轼、李贽等许多卓越的思想家，他们都从佛教哲学汲取过思想资料。宋明理学主要受华严、禅宗等的影响，晚清民主思想启蒙者纷纷从中寻求思想武器：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很多佛教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百喻经》。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影响了谢灵运、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文体方面，四声的发明、律体诗的产生(沈约、周颙);唐宋以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源自文辞酣畅、想像丰富的佛经变文。中国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它对中国传统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影响深远。现在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著名风景点的标志。举世闻名的敦煌、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更是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宝库。佛教对晋唐以后的绘画艺术影响极大。东晋顾恺之、南朝陆探微、张僧繇、唐代阎立本、吴道子，唐王维的文人画发展到宋明写意画，与禅宗和般若学思想有关系。
◎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季羡林茶叶的盛行亦源于佛教。唐代茶圣陆羽，长期生活在寺院中，他的《茶经》就是对僧人制茶、饮茶技术的记录。此外，伴随佛教而来的还有天文、医药、音乐等内容。 二如何正确认识佛教：佛教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自从它在印度创建以后，南传至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地，北传经中亚到中国、朝鲜、日本，又传到中国的西藏和中国西北部蒙族、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前苏联远东布里亚特族地区。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并出现了许多部派、学派和宗派。首先，认识佛教在教主、教义、教徒方面的特点佛、法、僧三宝：佛教与其它宗教相比，有明显的特殊性。佛教在信仰上比较松散与自主，在教义上比较开放与自由，在组织上不严密。其次，要区分佛教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形态。佛教自创始起经历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三个阶段。大乘佛教中先后形成了中观学派、瑜伽行学派以及密教。中国佛教，是佛教的一个特殊形态。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是一个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国家。中国人对佛教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批判地汲取。佛教只有适应中国的环境与条件加以改造，才能在中国民众中扎根。 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在中国的思想土壤之上加以理解与发挥，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学派与宗派。 世界名人论佛教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只有辨证的思维才是有效的，东方的佛教徒和希腊人处在人类辨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
□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辨证思维才成熟。弗里德利希尼采(德国著名哲学家) □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它视善良和慈悲为促进健康，不可以仇止仇。 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哲学家) □多种宗教中，我所赞成的是佛教。
□我觉得不论是智慧还是人格佛陀都超过耶稣。
□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爱因斯坦
□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 □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章太炎
□佛法本来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 ※梁启超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谭嗣同 □佛教大矣，孔次大，耶为小□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 ※孙中山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鲁迅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第二讲 佛教的产生
一、佛陀的时代—佛教产生的背景
乔达摩²悉达多：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释迦牟尼(前565-前486)：释迦族的圣人;“吠陀文明”(雅利安人);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吠陀》信仰;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社会变动→思想上百家争鸣;沙门，六师外道
二、佛陀传记与传说 17岁：耶输陀罗、罗睺罗 29岁：出家35岁：成道(传道45年)80岁：涅槃 “如来”：乘如实道，来成正觉“佛陀”：Buddha 觉悟者 菩提 Bodhi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anuttara-samyak-sambodhi (无上正等正觉) 佛陀的足迹
降生地：迦毗罗卫;成道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鹿野苑;涅槃地：拘尸那加;竹林精舍：摩揭陀国王舍城;祇园精舍：拘萨罗国舍卫城
三、佛陀的面貌思想家：重理性;伦理家：重现实;哲学家：辩证思维;文学家;教育;宗教家
佛陀是一个为了追求理想——解脱大众的疾苦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彻底的人，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真理的追求者，他不安于现世安逸的生活，不愿稀里湖涂在生死中沉浮，艰苦探索，精进努力，从贵族家庭走进沙门的行列。几十年间，经过无数次艰难困苦的考验，又克服了内心中的种种矛盾，追求人生的奥秘、宇宙的真实，得出了在当时是十分独特和杰出的结论。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极少数以个人力量改变人类面貌的伟大人物之一。 第三讲佛法的基本内容(一)
一、人的本质
1、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2、人的本质：五蕴
色：物质。四大即地、水、火、风;五根即眼、耳、鼻、舌、身;五尘即色、声、香、味、触。受：领纳之义，指感觉。如六根领纳六尘所生之喜怒哀乐等感受。想：取像之义，摄取事物的相貌，知道是青黄赤白，是长短方圆等。相当于知觉、表象和概念。行：意志一类的心理活动，亦即对于外境，生起贪嗔等意念。思维是推动身心活动的力量，所以叫做行(即业)。识：了别、分别之义，指总的意识活动，对于所认识的对象，予以判断和推理。 四谛—佛教的人生观苦—痛苦集—原因灭—寂灭道—途径
1、苦谛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盛阴
2、集(原因)无明→执著、欲望→烦恼(三毒：贪瞋痴)→造业→苦
3、灭谛 nirvāna灭烦恼得解脱有余涅槃无余涅槃
4、道谛(八正道三学六度)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三学戒(Sīla) 定(Samādhi) 慧(Mati) 戒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十戒：不涂饰香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 具足戒：男子250条，女子348条(《四分律》)
定“定”：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生定”，“修定”)“禅”“静虑”、“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心绪宁静专一，深入思虑义理。 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
慧断惑证理。决断疑念，达于无为之空理，获得智慧解脱。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
六度 Pāramitā(波罗蜜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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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般
禅
精
忍
持
布
若
定
进
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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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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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生 意口身 求修断 无法生 饶摄律 无法财
切空空 定定定 化精精 生忍忍 益善仪 畏施施
智智智
精进进 法
有法戒 施
智
进
忍
情戒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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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度
度
度
度
度
愚
散
懈
嗔
毁
悭
痴
乱
怠
恚
犯
贪
“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它以大慈大悲，济渡众生为道德的出发点，以克制自我，救助他人为行为的准绳，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人”即以个人利益和众人利益的统一，一己的解脱和拯救人类的统一，作为社会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人生解脱的最高理想。由于这些修持方法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大慈大悲、自利利他、普渡众生、忍辱、精进等，同古代社会理想化的道德规范近似、相通，从而在历史上引发过美好善良、利国利民的动机，在先进的人们中激励过英勇奋斗、自我牺牲的热情。 无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觉。无量众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长阿含经》
三、缘起论
——宇宙的真实——存在的本质
1、缘起论
缘起论是关于世间万有的形成及变化原因的理论观点。 “缘起”：诸法由因缘而起。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发生存在，都是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一个事物或现象。
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
佛教认为:一切现象或事物都是由一定条件而产生，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而存在的。世界就是由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与空间上无数的互相依存关系织成的无限的网。 由缘起论，可以导出以下论点：无造物主无我无常
2、无常
无常：一切因缘和合的事物，时时在变，永远在变。 一期无常念念无常。生住异灭、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
3、无 我
无 我：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的不变的实体或主宰者，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合成的、相对的和暂时的。
人无我法无我
无造物主—无作者义、有因生义 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诸行无常 -缘起论
诸法无我灭谛(说苦的消灭-涅槃的道理)
涅槃寂静道谛(灭苦的方法-怎样涅槃)苦谛(世间之苦) 有漏皆苦 -十二缘起-
集谛(苦的原因) 第四讲佛教初传与中国佛教的特点
一、佛教初传中国
1. 佛教传入的路线 陆 路(包括南北两道)：南道由敦煌越过沙漠，经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前进到达莎车。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经由吐鲁番到龟兹(今库车)，然后再到疏勒(今喀什一带)。
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印度来华的僧人大多通过南北陆路到达内地，走海路的较少。 2. 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受《浮屠经》。(《三国志》卷三十《魏志》注引《魏略²西戎传》) 《后汉书²楚王英传》：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天下有死罪可用绢赎，楚王英亦奉黄绢、白纨五十匹。明帝诏曰：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3. 佛教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
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经是具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的国家。 思想意识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宗教思想:没有定型的宗教
4. 佛教立足中国，融入中国文化的原因
一、佛教的可塑性、调和性(pk 基督教)
二、汉人的开阔胸襟、善于摄取外来文化的能力(pk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二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
1. 中国佛教依附于封建统治“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统治阶级把教团纳入自己管辖范围僧官制度：后秦设僧正，北朝立沙门统，南朝立僧正、僧主等。唐代受祠部和鸿胪寺管辖，又设左、右僧录等僧官。 寺院经济的依附性
2. 中国佛教思想对传统意识的调和性
东晋孙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喻道论》，《弘明集》卷三) 刘宋宗炳：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明佛论》，《弘明集》卷二) 颜之推：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归心》，《颜氏家训》卷五) 何承天：佛经者，盖九流之别家，杂以道、墨、慈悲爱施，与中国不异。大人君子仁为已任，心无忆念。且以形像彩饰，将谐常人耳目。(《全宋文》卷23) 六朝时期，僧侣谈玄习儒;儒生周流三教成为风气。 张融《遗令》：¡°死后三千买棺，无制新衣，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
3. 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所决定， 在中国传播与发达的主要是大乘佛教
¡°自度度人°不断烦恼而得涅槃¡±→入世精神 修持简便易行→居士佛教
丰富的学术文化内容→文化发达 4. 宗派佛教的建立，是中国佛教 成熟的标志与成果
从隋代开始建立的宗派，各以一定佛典为典据，来进行独立的理论发挥。宗派佛教首先以“教相判释”(“教判”或“判教”)来组织教理体系。各宗派在¡°教相判释¡±的基础上，对佛教的基本理论如缘起理论和修持方法，提出自己的主张。 宗派佛教推动了中国佛教发达的宗教哲学和宗教学术。 法华宗 三论宗 律宗 唯识宗 华严宗 净土宗 密宗 禅 宗 中国佛教各宗派远传到三韩、日本和越南，对这些国家的佛教以至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日本，传入、保存了许多宗派，又创造出一些新的宗派，相延流传至今。 中国宗派佛教的发展，丰富了佛教学术的内容，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5.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民众间低俗的信仰实践是其重要内容
在社会的广泛阶层，特别是在民众中，传播着以实际救济为主要内容的信仰潮流。 观音信仰(《法华经》)、净土信仰(弥陀净土、弥勒净土)、舍利信仰、经典信仰(《金刚经》、《法华经》等)、寺塔信仰
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移植到中国土壤之上，逐步适应了中国经济基础与各方面的需要，也逐步适应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实际。 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随着佛典大量传译和中国僧俗研习、体会的深入，佛教思想得到了普及和发展，佛教信仰也在民众中扎下了根。这个从外国移植来的宗教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新的根株枝叶。水土变异，橘化为枳。佛教逐步中国化，最后形成了中国化佛教。
隋唐五代时期的宗派佛教已完全是中国佛教，它与印度佛教已大异其貌。 宗派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禅宗是完全革新的中国佛教。 禅宗，又称“佛心宗”，传说的创始人是印度来华僧侣菩提达摩。实际的创始人是道信、弘忍。至弘忍弟子神秀与慧能，观点出现分歧，到慧能弟子神会，明确分立为北南二宗。后慧能一系的南宗禅法大盛，在诸宗中长期保持一枝独秀之势。 禅宗教义的核心：对平凡人的自性清净心的肯定。
人性本自清净，自性清净心就是佛心。但它被染污了，因而不能实现。所以，涅槃、佛土、菩萨等等都不须外求，繁琐的宗教教条也不必研习，真正的解脱只在求净心这种宗风标新立异，代表了佛教中的一大变革。 禅宗的发展阶段
禅宗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思想观点的变化表明理论的逐步深化，同时也与现实社会的思潮相呼应。
第一阶段以道信、弘忍及其弟子神秀为代表 第二阶段以弘忍弟子慧能及弟子神会为代表 第三阶段以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代表 第四阶段:南宗禅分裂为“五家七宗”(晚唐到宋初) 第一阶段：以道信、弘忍及其弟子神秀为代表
弘忍(601-674)俗姓周，从道信出家，永徽三年(652)，道信付法传衣，在黄梅双峰山东冯茂山另立东山寺，称¡°东山法门¡±。 神秀(606-706)，俗姓李，从弘忍出家，为东山寺上座。 这一系的禅法，重在¡°修心¡±。弘忍说： 诸佛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
神秀认为心如明镜，需勤勤拂拭，清除染污，这就是¡°凝心如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这样，就廓除了一切经典教条和烦难修证，把佛性的实现变成了心性修养功夫，把彼岸的追求变成了现实的理想。
在这种理论中，平常心不是清净心，清净心是修习的目标，平常心转化为清净心要一番渐修的过程。
第二阶段以弘忍弟子慧能及其弟子神会为代表 慧能(638-713)，俗姓卢。咸亨三年(672)到黄梅东山寺为踏礁行者。 南宗禅以¡°见性¡±和¡°顿悟¡±为两大纲领。¡°见性¡±就是见自性本自清净：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复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然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坛经》)
《神会语录》说：众生心即佛心，佛心即众生心。 六祖慧能悟道时，脱口而出：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顿悟成佛
每个人的平常心与清净心统而为一。这种自性清净心本自具足，与见闻知学无关。 因此，体道只要¡°顿悟¡±即可。不须要勤勤拂拭地渐修。《坛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
顿悟则无修、无作、无念。随所住处恒安乐，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切计较思虑都是不必要的。这样又把心性修养变成了人性的自然复归。 第三个阶段，以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代表 道一(709-788)：俗姓马，受法于南岳怀让，先后在建阳佛迹岭、南康龚公山、钟陵开元寺等地说法，被尊为“马祖”;弟子知名者有百余人，称“洪州宗”。希迁(700-790)，俗姓陈，端州高要人。曾受法于慧能及其弟子行思，后往南岳衡山南寺，称“石头和尚”。他与道一一主湖南，一主江西，称并世二大士。 这一时期的禅的特点：对平常心的肯定。
慧能与神会讲自性清净心，把佛心归结到凡人的心，但却仍有“悟”与“未悟”之别。 道
一、希迁及其弟子，则直指平常心就是清净心。 “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穿衣吃饭，莫非佛道。 因此道不用修，背离经教，呵佛骂祖。 南泉普愿：还我本来面目
百丈怀海：求佛人是，骑牛觅牛¡± 兴善惟宽：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 丹霞天然：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
佛陀说法不过是用黄叶代钱止小儿啼，佛经则如眼中金屑，虽宝终为病。 平常心就是佛心，每个人都要自作主人公，作唯我独尊、不受外惑的人。 禅发展到这一阶段，又把心性修养功夫变成了任运随缘的生活。 第四阶段：南宗禅分裂为“五家七宗”(晚唐到宋初)
自弘忍开创的禅宗，发展到中唐时期思想最为活跃、最有创造性。当时的禅风具有开放性、民众性、哲理性与实践性的特色。但到了晚唐，禅风又有所转变，这即是禅的贵族化与形式化。
时代的衰败，使许多官僚士大夫不得已而遁入禅门;而当时凋敝的形势，又没有孕育新鲜有生机的思想意识的可能。这样禅就走向它的反面，建立起一套独特的言句形式，而法系上的斗争愈演愈烈，遂形成了“五家七宗”。 “五家七宗”：南岳系的沩仰宗和临济宗;青原系的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沩仰宗的创始人是沩山灵佑(771-851)和仰山慧寂(814-890)，此宗活动在今湖南、江西。 临济宗的创始人是临济义玄(?-867)，此宗主要活跃于今河北，以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为中心。
曹洞宗的创始人是洞山良价(807-869)和曹山本寂(840-901)，此宗主要活动在今江西。 云门宗的创始人是云门文偃(864-949)，此宗主要活动在今岭南一带。 法眼宗创始人是法眼文益(885-959)，主要活动在今江苏、浙江一带。 到了北宋时期，临济宗又分立为杨岐、黄龙二派。杨岐派的创始人是杨岐方会(992-1046);黄龙派的创始人是黄龙慧南(1002-1069)。到南宋，只临济、曹洞二宗传承较盛，其余各宗皆先后衰微。
到了后期，禅不再注重思想的创造，而转化为说“公案”，斗“机锋”的文字禅。 禅宿为接引学人常引用一些话头来截断常识情解，这些前辈故事成了参悟对象，如官吏断案一样要以测量学人水平，所以叫做“公案”。
禅师与弟子间互相测试、启发、对问，又用一些问题进行勘问答辩，对答中显示各自禅解的高超，此之谓“机锋”。
五家七宗各自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如临济宗的“四料简”、“四照用”，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云门宗的“三种句”和“一字关”等等。
这样，形式上最为活泼自由的禅变成僵化的教条。禅风的这种转变，是禅宗衰落的表现。 禅宗之禅已不仅是一种修持方法，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哲学理论，进而融化到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哲理。这种理论不但大大改变了中国佛教，而且大大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学和艺术，影响了并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佛教的寺院殿堂 寺院建构的演变 殿堂配置与塑像 佛 塔
佛教的寺院殿堂是供奉佛和菩萨的地方，也是出家僧人居住和修持的场所，历来为佛教活动的中心。从文化和景观的视角来说，佛寺殿堂作为荟萃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的琳琅满目的综合艺术馆，既是古代文化活动中心之一，也是人们休憩游览的胜地。它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艺术的熏陶、神奇的联想，也为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佛教寺院不仅和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相联系，还和农业生产、商业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相联系，具有多种社会功能。
二、殿堂布置：寺院典型结构 殿堂是寺院中重要屋宇的总称。
殿是供奉佛像供瞻仰礼拜祈祷的地方， 堂是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生活的地方。
主要建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附属设施安置在东西两侧。
寺院的主要建筑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楼)。东西配殿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
主要生活区常集中在南北中轴线左侧(东侧)，包括僧寮、香积厨、斋堂、库房(办公室)、客堂(接待室)等。旅宿区常设在右侧(西侧)，主要是云水堂(旦过寮) 中国佛教寺院建筑，体现了追求对称的美学法则，是造型艺术的杰作，它与佛教雕塑、绘画融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佛教艺术的繁荣。 佛教与中国艺术 一佛教雕塑 早期佛教雕塑
早期佛教认为释迦佛的形象是不可描述的，一切艺术手法都不可能具体表现其风貌。所以直到印度阿育王(前273—前232年)时200多年中，印度佛教艺术中始终没有释迦佛的形象，表现佛前生(本生)和今世生平的绘画和浮雕都用象征手法，如佛到一处刻一脚印，说法的地方刻一法轮、宝座或菩提树等。直到公元1~2世纪犍陀罗才出现了佛的形象。 犍陀罗佛教艺术特点
其式样模仿希腊人之骨相，面貌不同于印度人，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一反中印之螺发，而呈现波状发纹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 中国的佛教雕塑艺术
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经历了直接取法印度佛教雕塑，到与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相结合，再到中国化的过程。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初期，中国佛教造像迎来了它的兴盛期。
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金铜佛像是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佛像，标志着定型化的单独佛教雕塑已普遍出现。 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印度佛像传入中国后，适应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作了改造。这以南方东晋戴逵为代表。
据《历代名画记》卷五记载，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帐中，密听众议，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遂成东夏制像之妙„„致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 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早期佛教造像，面相丰圆，肢体肥壮，神态温静。北魏孝文帝亲政以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并迁都洛阳。这时的佛教雕塑，受到南方以戴逵为代表的“秀骨清像”风格的影响，融合南北，出现了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面容清瘦，褒衣博带，性情爽朗，风神飘逸的佛教造像。 隋唐时期：雕塑艺术史的辉煌时代 佛教雕塑在武则天时代达到高潮。龙门奉先寺是唐高宗和武后开凿的大型摩崖像龛，包括卢舍那佛及弟子、罗汉、菩萨、天王、力士等十一尊巨像，主像高17米。群像布局严谨，刀法纯熟。佛像面容贴切近人，身体圆肥丰硕，笔意豪壮;菩萨细腰斜款、雍容华丽;天王、力士肌肉怒凸，纠纠雄武。
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此时的造像，圆润丰腴，宽妆高髻，充满生命的活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圆熟与完美。
唐代雕塑家竞相在佛教艺术舞台上献艺，此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雕塑家杨惠之，世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 佛教石窟：佛教雕塑的宝库
佛教雕塑最集中地体现在佛教石刻艺术上。佛教有石窟寺，即在山崖河畔开凿的佛教寺庙。佛教石窟源于印度，中国石窟开凿始于3世纪，盛于7至8世纪，延及16世纪。 国内现有石窟寺遗存约为100多处，其中重要的有新疆拜克孜尔石窟，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云南大理剑川石窟和浙江杭州飞来峰造像等等。其中，敦煌、云冈、龙门是是我国最著名的三大佛教石窟。
二佛教与中国绘画
中国关于佛画的记载见于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 《魏书²释老志》：“明帝并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的佛教绘画，也大概是中国艺术家自作的佛教绘画。而中国佛画的兴盛始于魏晋南北朝。近代画家傅抱石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洵可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时代。这个时代的佛画艺术家代表是戴逵、顾恺之、曹仲达、张僧繇。相传东晋顾恺之以《维摩诘像》所得布施为建瓦官寺捐款，此像以其神妙而得观者布施百万钱。东晋戴逵“十余岁时于瓦官寺中画”，代表作《五世佛》与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和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北齐曹仲达亦工画佛像，他多画印度打坐入定的释氏人物，代表作有《禅定图》等。梁代画家张僧繇以善画佛像著名，梁武帝崇奉佛教，凡装饰佛寺多命其画壁。所画佛像，自成体系，有“张家样”之称，被雕塑者取作范式。
唐代，以吴道子和周昉为代表的初唐和中唐画风，都以创作“满壁风动”的寺观壁画而载誉史册。吴道子，擅长佛教人物画，尤长壁画。在长安、洛阳两地作壁画三百余间，情状皆不相同。他画人物或从臂起，或从足先，却能不失尺度，绘佛像圆光、屋宇柱梁都一笔而就，被后人誉为“画圣”。其佛画代表作是《地狱变相》。吴道子弟子卢楞伽所作《六尊者像》亦是今存佛画名作之一。 周昉“妙创水月观音之体”，在两京寺刹作佛教壁画多处，朱景玄认为“其画佛像皆神品。”(见《唐朝名画录》)
北宋以后，佛画虽不如从前发达，但一直占很大的比重。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收录从五代到宋神宗时画家250人，以释、道人物为主的画家有110多人。
据南宋邓椿继郭若虚之后统计：从北宋熙宁七年到南宋乾道三年载画家144人，其中仙佛鬼画家34人。
又《宣和画谱》将中国绘画分作十科，十科中道释人物科居首。
宋以后至元、明、清，以佛画而名垂画史的代不乏人。如元代的赵孟頫、任仁发，明代的丁云鹏、仇英、商喜，清代的禹之鼎、丁观鹏等。 赵孟頫《红衣天竺僧卷》、《无量寿佛图》，丁云鹏《罗汉图》，丁观鹏《释迦牟尼佛会图》、《法界源流图卷》 佛画特点 ⑴佛像特点：佛像虽然有千万之多，但相貌、体态、神情都大致相仿，他们的区别只是手印、法物、坐姿有所不同，衣饰、背光、莲座有所变化而已。佛像的相貌、神态就是：安祥、静穆、崇高、完美，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汉地佛像：颜容奇妙，常若少年，面如满月，眼如垂凤，鼻如悬胆，口如仰月，唇如涂朱，齿如编贝，两耳垂肩，双手过膝，足可容龟，肌如凝脂，胸背平满，远观巍巍，近观恰恰。 总之，具备一切贵美之相、大人之相，回避一切贱丑之相、贫薄之相，集真、善、德、福、神、妙、常、乐、净、定、慧、明等人间诸种妙好于一身。 ⑵菩萨像特点，菩萨像可分两类
第一类侍立菩萨：如释迦牟尼身旁的文殊、普贤菩萨，阿弥陀佛身旁的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等。其中观音菩萨像，就有几十种，如一面两臂观音、一面多臂观音、多面多臂观音、如意观音、送子观音、鱼篮观音等等。第二类是佛像旁所画的供养菩萨，如献花菩萨、献香菩萨、音乐菩萨等。菩萨外貌特征与佛相像，即刚足16岁的童男、童女相，凝聚着安祥之美，体现着慈爱精神。所不同的是佛顶有肉髻，菩萨顶无肉髻;佛面如满月，菩萨面如鸡子、芝麻或鹅蛋;佛的服饰单纯朴实，身披袈裟、偏袒右肩、显露心胸，菩萨的服饰华美庄严，首戴天冠、身披璎珞、手贯环玔、衣曳飘带。菩萨的相貌、衣饰相近，唯一的分别方法是手印和法物。如观音菩萨手持杨枝净瓶，而大势至菩萨手持莲花;衣饰则几乎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观音菩萨天冠中有一化佛(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天冠中有一宝瓶。弥勒菩萨(天冠弥勒)手持宝塔，文殊菩萨手持经筐或经卷，地藏王菩萨手持摩尼宝珠和锡杖等。
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影响：
一、佛教传入引起了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
二、佛教传入带给中国美术全新的内容;
三、佛教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不同流派，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
四、佛教传入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技法和理论。 三佛教与中国书法
(一) 佛教对书法的看法
1、书法是修行培福之道写经功德殊胜，易于收摄身心
2、书法有助扬佛教之功 (二) 佛教对书法的贡献
1、保存书法文化：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以及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累积了无数有关书法文化遗产，对研究各朝的书法贡献匪浅。
2、影响书法艺术创作：佛教与书法的结合，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 对中国书法风格的影响(“晋唐尚法”、“宋人尚意”)
四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曲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
中国佛教音乐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级：
一、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
二、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
三、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范文第2篇
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的精华所在, 孔子曾说: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就是指的是这个, 书法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 所表达的不仅仅是文化形态, 也是在告诉我们要寻求一种静的思想。作为一种传承, 在读历史大家所留下的书法名著你可以了解古人的思想, 《祭侄文稿》中安史之乱的重镇之情, 《兰亭序》中围坐一起畅谈人生的洒脱之情, 这就是书法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所要表达的思想。书法与文化的关系体现在方方面面, 书法从发现创造一直被视为小道尔, 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但是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长河中可以发现书法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书法艺术与汉字的演变, 文人士大夫的个人修养及其封官加爵宗教艺术的传播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是紧密相关的。汉字及其书法在唐代初期已经演变成熟, 由最初的秦汉开始, 李斯小篆汉隶张迁碑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二王的行书和草书, 隋唐五代的柳公权、欧阳询、颜真卿的楷书, 宋辽金之中的苏轼、黄庭坚皆是书画大家, 在书学研究的发展时期, 书法文化的庞杂巨大, 牵扯到的方面也是甚广。
书法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艺术博大精深, 点线构成了文字, 是文字产生了美感, 《易经》的阐述所表达的就是如此, 书法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影响深远, 作为拥有三千年历史的文字艺术, 对中国形式美感的培养具有重大的影响。不要把书法看得等而下之, 也别再去糟蹋我们的书法文化, 要看透我们文字的文化核心, 在书法艺术中的美感的部分被艺术接收了, 要知道书法在我们文化上的起点地位是最高的, 而书法的起点基础是要能识字, 而只是做到仅仅是识字还是不行的。书法作为一门核心艺术文化, 其中“文化”的定义在《辞海》里解释的就不计其数, 它是“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组合”。“文”是指代的是看来很柔软的东西, 它可以像春风化雨一样改变我们的人性。儒家思想中解释说要怀着一颗善良之心, 他认为“人之初, 性本善”, 人生下来是善良的, 但是荀子的观点却是相反的, 他认为:“人之初, 性本恶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文化是春风化雨, 感染别人、文而化之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简单的将文化分为四个小的生活:思想文化生活、艺术文化生活、民间文化生活、日常生活文化四个方面。书法能对一个人产生文化的熏陶, 体现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水平高低:“一个人不管本身多么俗, 在其骄傲时就写“谦受益, 满招损”, 浮躁时就要写“宁静致远”, 对人有鞭策作用。书法还与各类艺术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公孙大娘舞剑, 身姿要往一边时会突然的折腰, 这就好像在书法中的转折、顿挫, 在国粹京剧当中的立定造型, 也是对书法中的最后一笔的展示, 力到毫尖。有不可或缺的关系, 其实在音乐方面书法也和其有一定的联系, 曲调、曲式等都与书法联系, 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中国文化与书法紧密相连, 传统文化对书法产生影响也是深远的, 文人雅士思想的滋养,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阴阳五行, 讲究天人合一。中国人有着自己的谦卑精神在任何事情生都讲究中庸之道, 克己修身的思想在每位中国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同时在书法中也散发着由内而外的这种精神。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 , 书法追求的是一种天真淳朴的思想, 得天趣, 通自然, 这也是书法家在自己的一生都在追求的最高境界。书法家在追求的中庸之道, 处理事情适度的度, 达到一种和谐及所谓的中庸, 在书法创作中, 书法家也是在追求这种度, 在“不足”与“过”中寻求平衡, 求拙。书法本身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 与自身的“克己修身”紧密结合, 没有苦练与真功夫的付出难以达到境界, 正是由于克己修身的历练才能追寻一定的高度。从古至今多少书法大家了留下了书法艺术宝藏, 李斯小篆汉隶张迁碑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二王的行书和草书, 隋唐五代的柳公权、欧阳询、颜真卿的楷书, 宋辽金之中的苏轼、黄庭坚, 无不凝聚着文人书法大家的风采, 每个人物所凝聚的风格特征所表达的风格特色, 都离不开他们的创造与想象。长期的传统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着统治地位, 压抑着人们的思想, 创造力、个性化、想象力不足, 保守的思想。
摘要：在中国书法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两者是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的。中国的书法艺术就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剥离出来,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 仓颉造字创立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注重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加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和对其艺术发展规律演变的内涵。
关键词：书法艺术,文化传承,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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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范文第3篇
佛教原产生于古印度，于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我国，迄今已经有1935年的历史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1800年的历史。佛教的发展大致可分三期：前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人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
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
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编目工作。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个语系的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以汉语系为例，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
古代无比。
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西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曩派、郭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中国禅宗丛林制度实施后，大大改变了佛教在中国社会和民众中的形象，也促进了禅宗自身的发展。近千年来，大小丛林在全国星罗棋布，遍及城乡，仅南京城就曾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宏伟景象。有的丛林建筑气势恢弘，肃穆的山门、巍峨的大殿、宽敞的禅堂、神秘的藏经楼、塔、阁，整个建筑群呈轴对称图形，其堂皇气派俨如皇家宫殿;也有的丛林建筑精巧别致，依山傍水，古朴典雅，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浑为一体;还有的丛林甚至建于险峻的山崖之颠，凿石埋桩做支撑，寺院建筑凌空悬立，人行栈道以往返，其奇妙的构思设计，高超的工艺技巧，令人叹为观止，拍手叫绝。千姿百态、美仑美奂的丛林建筑，给全国山光水色增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充分表现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品格风貌，其建筑学、美学、力学和环境学都极具研究价值，也成为留给人类世界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资源。中国古老丛林的所在地，不仅自古以来成为善男信女们心中的圣地，信众竟相前往朝拜，同时也是现代中外旅游者观光渡假的胜地，他们慕名而来，趋之若骛。最具特色的“四大丛林”：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目前仍以其宏大的规模，鼎盛的香火而闻名于世界。与此同时，禅宗的丛林制度及其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代以来我国所普遍实行的书院制度，就是借鉴佛教丛林制度建立起来的。一度对佛教持排斥态度的儒家学者们，特别是自宋朝以后的理学家们，也改变了原来的观念，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思想上深受禅宗的影响，而且在建立理学的门庭、讲学的风格、书院的规范和人格教育的方法上，有很多方面都得益于禅宗精神和丛林制度的经验和融和。其实，实行丛林制度的改革，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国情现实需求的举措，在行为仪式和
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也吸纳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其中包括了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和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形成了释道儒融通与共的中国特色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以佛教的丛林制度建设为特征，中国首先在文化机制方面开了“民主自由”的先河，在禅宗的佛教王国里建立起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它与中国封建君主独裁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
1、佛教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
2、佛教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
3、佛教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各种现代化的事物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变化应接不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生存，人们已渐渐麻木，渐渐缺少人生的思考，但是这种思考却是我们自古至今一
直都需要的。如果缺少了思考，人们便很容易陷入思想的恐慌。
那么，到底该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了?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界上的一切事都如梦、如幻，如水面的气泡，转瞬即逝。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世界上真正的形相是“无相”。这样，世界上的一切便都不值得执着。
不执著，无念系，就可以达到真正的解脱。虽然在现实生活我们每个人很难做到真正的无欲无求，然而我们可以告诫自己不必太执着于俗世的种种“沽名钓誉”，学会有所“放弃”，一切随心所至就好。因为有这样一份心境才成就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淡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感受才有了“诗佛”王维心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静谧。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范文第4篇
一、儒释道的合流的原因分析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开始, 中国的文化经历了许多大的转变。两汉时期的章句学、魏晋南北朝玄学以及隋唐时期经学, 都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儒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太宗时期的科举取士, 以《五经正义》为内容, 使天下学子无不将其奉为圭臬, 潜心研读。但是, 这无法改变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大地上的不断壮大和发展的事实。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儒、佛、道在文化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我们姑且不去计较佛教为何发展的如此迅速。但从这样的发展过程中, 可以敏锐的发现: 儒学的地位正在受到佛教空前的挑战。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相争相对后, 三者求同存异, 将存亡之争转变成了本末之争。儒学在吸收了道教的内容后, 中国的本土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儒学虽然在政治上拥有得天独厚的势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佛教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逊色于儒学。特别是在隋唐时期, 佛教吸纳了一批佛学人才, 出现了如玄奘法师、禅宗六祖慧能等佛学巨子, 儒学的地位受到重创。宋代的张方平曾感叹道: “儒门淡泊, 收拾不住, 皆归释氏。”[1]这种局面, 究其原因是佛教对个体的心性修养十分注重, 迎合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心理需求。然而, 该局面也加深了儒家学者的忧患意识, 他们一面追本溯源, 从先秦的典籍中寻找和挖掘所需要的精神给养, 另一方面“出入佛老”, 吸收佛学中蕴藏的丰富禅意, 使儒学的思辨程度达到空前提高, 儒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形成。某种意义来说, 若没有佛学的影响, 儒学不可能完成这一重要的历史性变革。毋庸置疑, 在先秦哲学典籍中, 已包含丰富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的思想, 但是由于中国哲学只是注重体悟而疏于思辨论证, 所以这部分儒学的精华在先秦时期被搁置了, 至宋明时才被挖掘。之所以在宋明时期被挖掘, 佛教起到催化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 佛学的引进使儒学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 也是佛学促进了儒学的成长。中国传统文化才会呈现绚烂多姿的形态, 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促使中国在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达到空前的繁荣。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它的体系性和思辨性, 后人称它为“新儒学”。
在此处需要明白儒学和佛学相合之处指什么。纵观传统中国, 封建帝王的承认一度是每一个新兴事物蓬勃发展的前提, 佛教也不例外。自两汉以来佛教引入中原地区, 它的作用一直是确定的。在历代帝王的心中, 佛教是辅助他们教化民众的工具, 虽然历史上也出现了“三武灭佛”这样的法难, 但是佛教在传播中努力的迎合儒学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的本末之争中, 佛教用自己的方法阐述了儒学, 同时找到了儒释道合流的观念基础———善。但是, 儒佛之间谁应当是主体呢? 当儒佛之争转为本末之争后, 他们的争斗已经失去原有的意义, 成为一种义气之争, 合流也在所难免。于是乎, “一主二从”的主从关系形成, 宋朝的儒学学者对儒学进行了深层次的发展, 宋明理学应运而生。
二、儒释道合流的表现———宋明理学的产生
( 一) 宋明理学在宋朝的发展
宋明理学经历了前、中、后三个时期, 代表人物不胜枚举。根据如何吸收和吸收什么佛教哲学思想以及批判什么佛教教义, 宋明理学又分为程朱系、陆王系、心学派等。最为影响深远的是发生在朱熹和陆九渊的“儒释之辩”。
⒈形而上学本体的不同。朱熹以“理”为形而上学本体, [2]陆九渊以“心”为形而上学的本体。陆氏揭示了朱熹太极哲学本体的来源, 并指出这里对于“理”的理解 ( 不是范畴的来源, 而是指朱熹哲学的思想基础) 。面对陆九渊的批判, 朱熹进行了反驳。朱熹批评陆氏所理解的“理”, 是依据佛教禅宗中的“本心”, 而不是自己所说的“天地万物本然之理”。至于所谓“迥出常情”, 并非专指禅宗, 世俗事物也可用此进行解释, 儒者不需要回避。
⒉虚实之争。陆九渊认为, 儒释之间的实质差别不是虚和实, 因为儒释道三者的理论都是虚实结合, 具有两重性。以虚实为标准区分的儒、释、道三者是没有意义的。朱熹则不以为然。朱熹认为儒释道之间的区别在于“虚无”与“实有”。朱熹以伦理价值本体的实有性为本位, 认为佛教一切皆空, 其实质是“虚”, 即“虚无”。其实, 这是两者对佛教教义的本质认识不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⒊公私之争。陆九渊主张以“公私”做为儒释的区别标准。他认为人为万物之灵长, 尽人道而与天地之道并立, 其依据的便是义和公。基于此, 陆氏以公私为依据, 从伦理道德上对儒释的思想内涵做了区分。朱熹不同意陆氏主张, 认为陆氏对于儒释之间的区分毫无意义。他认为陆九渊不知道人的本心为何物。朱熹认为, 只是用公私去判断佛教思想中的人生价值观, 是对佛教心性论理解的不够深刻。
( 二) 宋明理学在宋朝以后的发展
朱陆之间的争论, 推进了理学的发展。这种发展得益于宋朝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到了明朝, 随着“心学”的产生, 王阳明将儒家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围绕着儒释道三者的关系问题, 王阳明和湛若水也进行了三次具有深远影响的辩论。两人围绕“儒释是否同根”以及儒释思想中都提到的“良知”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在这里姑且不论二人争论的结果如何, 不可否认王阳明奠定了心学的基础, 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是宋明理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清朝的朴学实为宋明理学发展的倒退。自此之后, 儒学的发展停滞不前。
三、儒释道合流对现当代法学研究的启示
其实, 在行文过程中, 不难发现中国的本土文化———儒学有着兼容并包的开放性特点, 同时, 也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儒学包含了中国人最朴素的人生观、价值观, 表达了中国人内心深处最美好的愿望。[3]在儒家学者一次次的努力中, 儒学坚持了它本来所拥有的内在气质, 在面对一次次的冲击和挑战的过程中, 被儒家学者改造, 从而完成了教化百姓的重任。同时, 也为当朝执政者希望达到的治国理政的最高境界。
在儒释道合流的过程中, 儒学坚持本身所拥有的特殊性, 在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有利元素后, 完成了自己华丽的蜕变。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壮举, 也具有划时代意义, 对我国现代的法制建设提供了以下的宝贵经验:
( 一) 坚持本来所拥有的特质。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的诉讼制度时, 发现中国古代判案的标准是: “情”、“理”、“法”。[4]从费孝通先生所写的《乡土中国》中也能看出: 中国是熟人社会, “情”、“理”已经作为中国人的特质融入到血液当中。所以在引进国外的法律思想、观念和制度时, 应当注意这些思想和制度是否为中国人所接受, 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
( 二) 按照中国国情进行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国情非常复杂, 各个地方的法制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在藏区还在用“赔命价”来处理诉讼案件,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在用部落的规定解决当地存在的问题。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 将中华法系拦腰截断是不明智的做法, 应当有步骤、有原则的进行法治的现代化, 减少因为法律适用和实施过程中激化的矛盾, 实现中国人心中最高的境界———和谐。
摘要：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在与中国本土文化——儒学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 儒释道三者合流, 最重要的产物是宋明理学。儒释道三者合流的过程, 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的最好表现, 也对我国法学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借鉴作用。
关键词：佛教,儒学,合流,宋明理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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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范文第5篇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提出“重启”美俄关系，美战略界甚至提出联合俄罗斯构建“大西方”构想。美俄关系一度回暖。然而，2012年普京第二次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美在裁军、导弹防御和人权问题上龃龉不断，终于在2013年引渡斯诺登事件上，使俄美关系重启几近失败。 2013年底以来，俄美更围绕乌克兰问题发生冷战以来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乌克兰危机在对俄美关系产生一系列复杂影响。2.中美在相互适应中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当前，亚太地区成为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试验田。近年来，美国加紧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动与亚太地区盟友关系“现代化”，明确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确认年内将完成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订;重申对韩国安全承诺，推迟移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同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扩大美军在菲轮换驻扎。2014年上半年，中国海军首次派舰艇编队参加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海军军事演习，中美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奥巴马下半年将访问中国并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两国高层和各领域保持对话沟通势头。中美能否在亚太形成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战略态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
中俄两国都处在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两国政治关系成熟牢固，进入了互相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应邀赴俄罗斯索契出席冬奥会开幕式。5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气合同项目备忘录》和《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这是中俄加强全面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成果，充分体现了互信互利原则。 可以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现实和长远利益，还促进了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为大国间和谐共处树立了典范，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更加具有深远影响。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范文第6篇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性对抗的消逝，使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具有了一个基于双边利益的关系框架，但限制和支持相互关系发展的因素长期同时存在。总体来说，这种框架是相对稳定的，处于非敌非友的态势。但是，朝核危机还是折射出了中国与半岛国家尤其是与朝鲜之间存在着相当分歧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互不信任，反映出中朝关系尚存在一定问题的客观现状。潜在的重要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历史原因被附加的过多象征意义，以及地缘政治强力和国家利益散溢，都应然地要求中国在保持与朝鲜半岛国家正常关系的前提和维度上，建构一种系统性的国家战略，即大战略;追求整体安全目标，即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
作为世界上惟一与朝鲜半岛北南双边都维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中国无疑掌握着极具价值的战略资源。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来达到一种战略目标，而更像是朝鲜半岛事务中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现行的半岛政策是一种似乎没有更好选择下的妥协，这种政策源于对统一后朝鲜半岛国家政治走向的担忧，特别是出于对中国安全环境的考虑。然而，朝鲜半岛的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对此中国不可能一直采取被动观望的态度。更何况，中国掌握的战略资源并没有长期的增值保证，甚至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和贬值。
近年来，朝鲜半岛的和解与统一进程呈现出加速化的趋向，这为塑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地区环境提供了可能，同时意味着东北亚长期以来的现状有可能被打破。这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大国不得不应势而动，重新调整半岛政策，而这些调整并不必然地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必须尽早制订出一个能为地区带来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战略合作框架，避免朝鲜半岛重新成为大国实力的竞技场。四大国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应该以促成一个中立、统一的朝鲜半岛为目的和契机，建构一个长期稳定和有效的合作安全框架;而半岛北南双边则应该以建立一个中立、统一的国家为目标，说服中美两国消除疑虑，支持与促成半岛的自主和平统一。中立、统一的朝鲜半岛不仅应是半岛统一的目标，更应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7
在统一后朝鲜半岛的战略走向还存在着太多变数的时候，中美两国对彼此的担忧使它们都不可能完全热衷于支持半岛的统一，而更多的是满足于维持现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最关心的不是半岛能否和平统一，而是如何维持在韩国的驻军，从而达到防范中国和俄罗斯，维持其战略优势的目的。相反，如果半岛的统一意味着美军的撤离，那么，美国只能是尽力拖延甚至阻止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事实上，早在数年之前，美国军方的分析家就已经指出，虽然朝鲜半岛的最终统一还是未知之数，但朝韩两国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妥协，若此，朝鲜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结构也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为此，美国有必要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为保持在东亚地区的长期军事存在奠定必要的基础。在美国看来，一个脱离了美国控制的朝鲜半岛是难以想象和不可接受的，因为撤军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力量真空的出现，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国家之间的不稳定性则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这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都是有害的，并将打乱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部署。中国之于半岛统一的犹豫不决，则源于对统一后美军继续留驻半岛的担忧，这可能比半岛分治的现状还要糟糕。
朝鲜半岛之于中美两国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两国对彼此持有的战略意图的深刻疑虑，最为重要的是两国对于半岛统一后可能带来的战略利益再分配中的各自揣度，引出了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相对得失”问题，在“零和心态”和“最坏结局心态”下对半岛统一的测度，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大大降低甚至失去合作的可能性。维持朝鲜半岛的分治现状则成了最为“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