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与审计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通过选取H省51个贫困县2009—2015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职业教育投入与贫困程度降低之间的关系，以及此种关系在贫困程度不同地区间的差异。结果表明，职业教育投入能够降低贫困程度且效果具有可持续性；职业教育降低贫困程度存在地区性差异，即越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的减贫速度越慢但后期效果逐渐显著，反之，贫困程度稍弱的地区，职业教育减贫见效快，但后期效果未见递增。为促进职业教育在降低贫困程度时发挥最大效应，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施产教联合扶贫；精准组中施略，提高针对性；优化管理平台，推动“互联网+”职业教育；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教育资源配置。
关键词 职业教育；农村；减贫；区域异质性
一、引言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包括教育扶贫在内的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事实证明，经过多年扶贫，剩余的贫困户几乎都是脱贫难、返贫易的人群，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差，而接受有效的职业教育是提高增收能力的基础[1]。因此，探讨职业教育在增加收入、降低贫困程度方面的作用机制和检验其成效变得极具意义。综观已有文献，研究职业教育降低贫困程度的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微观家庭层面出发，关注家庭因素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以地区为单位，关注地区宏观因素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如周亚虹等从农村职业教育回报的角度讨论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贡献，通过调研得来的数据得出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增加具有明显作用[2]；辛岭等运用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协整理论的Panel Data 模型，分析了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3]；Fang等采用OLS回归拟合洛仑兹曲线对政府各方面扶贫资金投入产生的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各种投资中，教育扶贫资金投入产生的扶贫效应是最显著的[4]。
我国贫困地区区域异质性较大，贫困程度相差悬殊，职业教育扶贫资金的投入在各地区产生的效益是否存在差异是亟待研究的。如果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的降低作用与贫困程度深浅关系不大，则可大力增加贫困程度较深地区职业教育投入，通过人力资本累积来实现脱贫。但如果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的降低作用与贫困程度深浅有关，那么仅盲目增加职业教育投入的扶贫效果是不明显的，此时需要将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与职业教育投入结合起来考虑，通过与其他扶贫政策，如金融扶贫、产业扶贫，科学组合等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挥职业教育的最大效益。
目前对于教育产出效率的区域异质性文献还比较欠缺，仅有少量学者做出研究。如韩文婧通过卢卡斯模型和经过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用中国东、中、西部1996—2006年面板数据对不同地区基础教育投入产出效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产出效率为西部>东部>中部，GDP产出效率为西部>中部>东部。显然，西部教育投入边际产出率要高，越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产出率越高[5]。高艳云、王曦璟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2年的数据，根据LOGIT模型的分层估计，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发挥教育改善收入贫困效应具有重要影响，要想发挥教育效应，必须注重当地的经济发展[6]。
综观已有文献，职业教育作为提升收入和降低贫困程度的重要渠道，在理论上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既有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从宏观层面开展的教育产出效应研究多用省级及以上数据，无法避免职业教育生源的跨区域流动和针对贫困地区的精确性投入问题。从微观层面利用家庭数据进行的分析，本质上是同质性模型，无法反映宏观因素对个体教育效应的影响。其次，如Lucas指出，尽管我们能接受也能意识到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确存在，但这种外部效应却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观察，即使可以，也只是在总量水平上可观察[7]。换句话说，能够捕获教育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正是宏观回归的优势之所在[8]。第三，缺少文章对职业教育改善贫困的可持续效应进行检验。从我国目前剩余贫困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上多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资源匮乏地区、教育落后地区，如我国H省。本文借鉴Heckman[9]和Klenow[10]、Krueger和Lindahl的思路，通過H省51个贫困县2009—2015年的面板数据回归，不仅避免了职业教育生源的跨区域流动问题和针对贫困地区的精确性投入问题，也将地区间的宏观因素和教育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纳入考虑范围。第一，以县为单位进行研究分析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降低的作用，避免了既有研究职业教育生源的跨区域流动问题。第二，从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将职业教育的外部效应纳入考虑范围。第三，探讨了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降低的长期和短期效应。第四，检验了贫困程度不同地区的职业教育降低贫困程度的差异。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大量事例表明，教育投资可以通过提高贫困地区人力资本，将贫困从根源上铲除，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11]。中等职业教育相比于普通教育更侧重于面向就业，且农村高考升学率极低，因此相比之下中等职业教育更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者的非农收入水平[12]。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其自身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和职能特征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体现。
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体现在，一方面，职业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运用于绝大多数行业企业，为国家以及社会做出贡献，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而且对职业教育的消费不存在竞争性和排他性；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收益具有排他性，只有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才能获得知识与技术，才能享受技术所带来的收益，不接受职业教育的人不能收益，从此角度上来说，职业教育又具有私人物品的属性。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教育贫困，教育贫困的主要成分是教育信息贫困。教育信息贫困是指贫困地区学生获取受教育机会的渠道少、难度大。贫困地区学生由于底子薄、基础差，加之贫困地区交通闭塞，教育环境与外界存在很大差距，一些贫困家庭子女初中毕业便选择外出务工，但因缺少劳动技能，就业困难。贫困地区孩子的理想大都是“快点长大，出去打工挣钱”。一旦求学条件和求学成本超过家庭承担能力范围，很容易使贫困家庭放弃求学之路，并陷入“低人力资本投资—低就业—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目前普通高中教育的升学测试越来越严格，入学名额有限，这种竞争性严重阻碍了贫困地区学生的入学率，然而中等职业教育的准公共品属性和一系列“减、免、补”政策恰巧弥补了这一缺陷，使得受教育者在入学选择的时候仅凭个人对未来收益的判断，而不受自身条件限制，大大拓宽和丰富了贫困地区孩子的受教育渠道。
职业教育的职能特征除了具备普通教育一样能够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改变思想观念的功能外，从教育目的来看，职业教育重在面向就业，培养生产和管理一线的专门技术人才，因此接受职业教育者能更快就业，更早融入工作，获得稳定收入。从专业设置上看，职业教育设置的多是应用型专业，注重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和技术教育，实践性强且符合市场需求，这种教育更适合像贫困地区学生这种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又急需获得工作收入降低家庭负担的人群。从教育方式上看，职业教育多通过校企合作来实现工学结合，为受教育者提供极其重要的一线实践机会，使其能更快融入工作，获得收益，带动全家脱贫，并且有效防止返贫，实现可持续性脱贫。职业教育在降低贫困程度、促进脱贫、防止返贫方面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可持续性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能够起到降低作用。
H1b：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的降低具有可持续性。
大量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教育能有效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促进农民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个人收入，提高农民劳动迁移与实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丰富个人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分散家庭收入风险[13]。虽然教育投资具有如此广泛的收益，但此种收益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职业教育投入在不同贫困程度下产生的贫困降低效果应有两种估计：一是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上考虑，在贫困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降低的边际贡献不大；在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总体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更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累积去改善贫困，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降低的边际贡献较大。二是从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上分析，在贫困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物质资源比较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好，通过职业教育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来降低贫困，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的降低边际效果较大；而在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就业市场匮乏，思想观念相对落后，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的降低边际效果较小。基于上述正反两方面分析，可归纳出下面待检验的对立假设。
H2a：职业教育投入在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对贫困程度的降低效果越好。
H2b：职业教育投入在贫困程度低的地区对贫困程度的降低效果越好。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根据研究内容需要和数据完整性，本文选用县级数据进行研究。一是县级区域内几乎只有中等职业学校，较好地避免了中等以上职业教育求学的跨区域流动性问题。二是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主要是农民，约占80%，且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生源还将是中等职业学校的主要生源类型，这也较好拟合了研究需要。研究把贫困县财政资金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EDU）作为自变量，基于教育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益理论，考虑相应的社会效益，选取农村居民人均收入（Y）作为因变量。因影响贫困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外因视角，即基于经济增长、区域特征、国家政策等的宏观视角；二是内因视角，即基于农民素质与行为、农户特征等微观视角。本文从宏观视角出发，参考周亚虹、姚先国和刘万霞等的研究，结合我国贫困户的实际情况，研究的贫困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均GDP（GDP）、扶贫资金投入（PO）、人均固定资产投资（FAI）、城市化水平（URL）、城乡差异（URD）和人均耕地面积（CL）。
结合本研究问题，设定模型1，分析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降低的影响。考虑到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的降低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因此设定模型2，在模型中加入InEDUit-1和InEDUit-2两个变量用来检验职业教育投入的滞后效应。
模型1：InYit=β1InEDU+β2InGDP+β3InPO+β4InFAI +β4URD+β5URL +β6CL+μit （i=1，2，……N； t=1，2，……T）
模型2：InYit=β1InEDU+β2InGDP+β3InPO+β4InFAI +β5URD+β6URL +β7CL+β8InEDUit-1+β8InEDUit-2+μit （i=1，2，……N； t=1，2，……T）
通過单位根检验确定变量的平稳性，结果满足同阶平稳，然后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协整检验是用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采用E-G协整检验法。检验结果为：ADF统计量为-5.909，对应的p值为0，由此拒绝残差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验证了变量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由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可知，该面板数据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二）数据来源与选择
本文使用数据源自《H省统计年鉴》以及H省扶贫办、H省财政厅协助提供的数据。研究的样本数据范围涵盖H省51个贫困县2009-2015年间的面板数据，通过Eviews8.0进行数据分析。考虑到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对数据带来的影响，在研究前对农民人均纯收入（Y）、职业教育投入（EDU）、人均GDP（GDP）、扶贫资金投入（PO）、人均固定资产投资（FAI）等指标进行了CPI平减。同时为了防止个别指标对数据回归造成的“异方差”问题，而对农民人均纯收入（Y）、职业教育投入（EDU）、人均GDP（GDP）、扶贫资金投入（PO）、人均固定资产投资（FAI）取对数处理，减小了数据的波动性，对后续的回归准确性起到重要作用。数据基本特征见表1。
其中，城市化水平（URL），度量指标的计算是将贫困县的城镇人口比上该县的总人口；城乡差异（URD），度量指标的计算是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农村人均纯收入。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2。4个实证回归结果都较为稳定，Log likelihood的值都很大，正确预测百分比都在81.8%以上，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职业教育投入在四个回归中的结果都为正且在5%和10%不同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职业教育投入能够提升农民收入，对贫困程度起到降低作用。另外，在回归4中。模型拟合度最好，人均GDP、扶贫资金的投入、人均固定资产的投入和城市化水平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扶贫资金投入和人均固定资产投入均对贫困有所改善，城市化水平越高，贫困程度越低。城乡差异系数为负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缩小城乡差距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贫困。
表3为依次加入职业教育投入前两期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职业教育投入T-1期和职业教育投入T-2期的系数分别为0.038和0.034，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职业教育的前期投入对后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提升有影响，即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的降低作用存在滞后性。从系数大小可以看出，相比于职业教育的当期投入系数0.02，职业教育的前期投入系数更大，说明职业教育降低贫困程度的作用不仅短期存在，长期作用更加显著，说明职业教育对降低贫困程度的作用具有可持续性。
从以往研究中可以看出，教育效应是存在地区异质性的，且得出的结论见仁见智。表4是在前文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降低效果的检验基础之上，将总样样本分为国定贫困县（Area1）、非国定贫困县（Area2）两个子样本下进行的回归。由我国的现实情况可知，Area1样本相对Area2的样本，贫困程度较深，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因此将上述模型2套用在这两个子样本中，即能检验出职业教育投入与地区贫困程度交互项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从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7中国定贫困县职业教育投入对农民收入提升影响的系数为0.014且在10%水平上显著，回归8中非国定贫困县职业教育投入对农民收入提升的影响系数为0.0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从短期看，职业教育投入对农民收入的提升都有正向影响，但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影响相对较弱，可能归因于区域间的生存条件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Mock和Adu提出的教育对收入增加的影响，在现代化的条件比传统的社会条件下更为有效。从长期来看，回归7中的InEDUit-1和InEDUit-2系数逐渐变大，而回归8中的InEDUit-1和InEDUit-2却未见有变化甚至有所缩小。说明职业教育投入对农民收入提升的影响在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具有明显的递增效应，而在贫困程度相对较弱的地区虽然也存在长期性但却未见递增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上文的计量分析中，采用的农民人均收入作为因变量用来衡量贫困程度，以此来检验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的降低作用，但这仅仅牵涉到了收入贫困，贫困的衡量标准是多维的，脱贫指标也是多维的。为了检验上文实证模型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用H省扶贫办测算的贫困减少率作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表5中，回归9代表总的样本对贫困减少率的回归结果，回归10、回归11分别表示对Area1和Area2两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
相比，用贫困减少率作为因变量后，见表5，从总样本回归结果看，上文的主要发现和结论是稳健的，与表4结论一致，职业教育当期投入对贫困减少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教育投入对后期贫困减少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具有递增性。因为数据的可获得性，贫困减少率只获得两年数据，使得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没有上文（表3、表4）的结果显著。在表5中，职业教育投入对当期贫困的影响在Area1中不显著，在Area2中显著为正，即说明从短期看，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改善的影响都有正向影响，但贫困程度低的地區比贫困程度深的地区效果要好。职业教育前期投入对当期贫困减少率的回归系数，在Area1中期数越往前系数越大越显著，在Area1中期数越往前系数逐渐变小显著性越弱。这也迎合了上文结论，从长期来看，职业教育投入对贫困程度降低的影响在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具有明显的递增效应，而在贫困程度相对较弱的地区虽然也存在长期性但却未见递增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过上文的模型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职业教育能够降低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且效果具有可持续性；第二，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的降低在不同贫困程度环境中有不同表现，从短期来看，贫困程度深的地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地区，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的降低效果要弱一些；但从长期来看，贫困程度深的地区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的降低具有递增性，而贫困程度低的地区效应未见递增。从结果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贫困程度降低的作用大小受当地贫困程度的影响，基于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职业教育投入当期来看，职业教育在贫困程度低的地区作用效果要相对好，但从长期考虑，职业教育在贫困程度深的地区的贡献更大。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在贫困程度越深的地区对贫困程度降低的作用效果反应更慢，后劲更足。因此在进行扶贫政策制定时，应将政策与当地贫困程度相结合，一定条件的经济水平能使职业教育在降低贫困程度时发挥最大效应。
第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施产教联合扶贫。职业教育本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技术性人才支撑，这就为贫困户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缺乏良好的产业基础，职业教育就如同无水之舟，技能人才也将成为无水之鱼。因此，为推动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发挥职业教育的职能，就需要推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精准组合施略，提高针对性。打响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扶贫组合拳，提高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的针对性。据调研了解，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并非单一的，往往多种原因共同所致。致贫的原因主要包括因病、因学、因灾、缺资金、环境恶劣等。建立自由组合机制，贫困户可选择同时交叉或参与享受多种帮扶政策。如：因学致贫可通过“教育扶贫与技能培训+结队帮扶”的组合方式，因缺乏技术致贫的可采用“教育扶贫+技能培训+产业扶贫+雨露计划”的组合方式。
第三，优化管理平台，推动“互联网+”职业教育。“互联网+”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可以构建一种体现“互联网+”特色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机制。建立以职业教育为核心的区域网络扶贫运行和管理机制作为精准扶贫的新路径。一方面，可以增强各扶贫机构的工作和保障政策的衔接，形成扶贫多元主体的信息共享管理格局，提高扶贫工作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科学合理整合扶贫资源，提高贫困地区农民职业教育扶贫工作的透明度。
第四，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教育资源配置。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有限，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以及职业教育资源稀缺，使得职业教育投入变得供不应求。为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完善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强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使扶贫资金配置上适当向职业教育倾斜。另一方面，积极扩充职业教育扶贫资金的来源渠道。譬如，政府与银行合作成立基金，推动职业教育扶贫；政府牵头、组织、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职业教育扶贫领域。
参 考 文 献
[1]马立伟，王礼力.农民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09（7）：61-63.
[2]周亚虹，许玲丽，夏正青.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8）：55-65.
[3]辛岭，王艳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S1）：95-102.
[4]Fang C， Zhang X， Fan S， Emergence of Urb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13）：430-443.
[5]韩林芝，邓强.我国农村贫困主要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4）：88-94.
[6]高艳云，王曦璟.教育改善贫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J].统计研究，2016（9）：70-77.
[7]Lucas Robert. On the Mechanics of Development Planning[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8]Krueger A B， Lindahl M. Education for Growth： Why and For Whom？[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1（4）：1101-1136.
[9]Heckman J， Carneiro P. Human Capital Policy[J]. Nber Working Papers， 2003， 30（2004）：79-100.
[10]Klenow P J， Rodríguez-Clare A. The Neoclassical Revival in Growth Economics： Has It Gone Too Far？[J].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7， 12（Volume 12）：73-103.
[11]刘修岩，章元，贺小海.教育与消除农村贫困：基于上海市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61-68.
[12]栾江，陈建成，李强，等.高中教育还是中等职业教育更有利于增加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基于异质性的处理效应估计[J].中国农村经济，2014（9）：32-45.
[13]Leslie J， Jamison D T. Policy Implications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Cost and Effectiveness-The Education Dilemma-CHAPTER 6[J]. Education Dilemma， 1980：113-134.
The Effec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Wang Shanping， Jiang Yali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area； poverty reducti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uthor Wang Shanping， professor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0）； Jiang Yali， master graduate student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王善平（1964- ），男，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扶贫绩效管理，产权保护与组织治理，会计审计创新（长沙，410000）；蒋亚丽（1993- ），女，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职业教育扶贫绩效
基金项目
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项目（财会[2016]15号），主持人：王善平
会计与审计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电力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一直以来扮演着经济顾问和执法者的角色，体现了内部审计服务与监督的职能。文章以电力企业为例，介绍了有效发挥审计的监督职能和逐步强化审计的服务职能的方法，提出了适时调整监督与服务的关系、为电力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未来发展方向，力求对电力企业的内部审计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字：电力企业；审计；监督；服务；职能
一、引言
内部审计是依法对被审计单位的生产经营进行监督的行为，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内部审计应该突出监督和评价两大职能，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内部审计的服务职能逐渐体现，国际上强调内部审计的职能分为保证、咨询和评价。对于电力企业来说，根据电力企业的特点，要更好地发挥“现代化、服务型、经营型、一体化”的方针，就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和服务职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为电力企业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有效发挥审计的监督职能
（一）进一步强化审计监督职能
随着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审计事业在经济领域存在的弊端开始有所显现，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亟待加强审计监督，审计的产生、建立与发展是在一定经济环境下，并且是以经济监督为目的。我国法律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在国家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设立审计机关，并且不受任何其他行政机关团体的干涉，按照法律行使监督权。因此，审计机关的基本职责就是对经济活动实施审计监督，这也是法律赋予审计机关的权利。
在企业管理中内部审计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例如，几年前美国世界通讯公司在财务报表中造假，内部审计人员舞弊，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内部审计对电力企业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是其独立检查会计账目、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以及监督财政的行为，能够保障电力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决策和监督过程。因此，为了加强和改进电力企业的审计监督职能，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审计监督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监督活动，与管理部门没有直接联系。主要是因为内部审计部门不直接管理企业资产，所以地位超脱，能够对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管理和决策部门执行公证的检测和监督问题。第二，审计监督其他部门的工作，尤其是由内部管理部门兼任的监督，例如，财务管理、工程管理、物资管理、安全管理等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其有自身利益的瓜葛。第三，审计监督不仅能够监督企业的经济活动，也能够评估企业生产经济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以及管理方面的工作效率，即评审企业内部的各专业监督部门的内部控制活动。
（二）坚持为企业发展服务的宗旨，实施审计监督
电力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都要进行领导人员任期的经济责任制审计工作，审计监督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使之更加长远地发展，对领导人的审计能够客观公正地对领导的经济行为和相关责任进行监督，既可以促使领导人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做好本职工作，也能够避免选拔任用干部的失察和失误，针对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提出相关的建议，促进企业的风气好转及工作效率的提高，提升企业效益。
（三）审计监督可以促进企业深化改革
审计监督的目的是服务，党的十六届三种全会提出了建立健全的现代产权制度，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内部审计工作就是相应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号召，要自觉围绕党和政府的经济工作中心。对于电力企业的审计而言，要促进企业深化改革，继续摸清家底、监督企业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促进企业依法经营，对电力企业的审计监督，还可以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建立，督促企业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建立经营业绩考核体系，防治国有资产流失。
三、逐步强化审计的服务职能
国家规定内部审计是在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领导下，对企业财政、经济活动、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进行检测监督，促进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及实现企业价值。按照电力企业的特点，其内部审计开展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及加强经济管理，也就是说，其内部审计的服务对象是内向的，最终是对内服务于企业的管理者的。
第一，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要及时进行审计检测，有助于管理层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决策，同时也要及时揭示企业经营活动中出现的弊端，找出根源、及时采取措施。第二，为了避免浪费，要减少企业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保障资产的安全。第三，在业务活动中，要保证企业的财务流程遵守国家的相关法纪，且不要脱离本企业既定的政策和目标。第四，根据审查结果分析出改进意见，使企业改进经营管理，甚至进一步挖掘出内在潜力。
（一）服务职能体现于电力企业各管理层次
目前，我国电力企业已经建立了基本的现代企业制度，能够随着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并且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内部审计机构的形式也开始多样化，但其实质都是通过审计监督发现问题所在，尤其是基层的生产经营方面的问题，最终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因此，决策层、管理执行层、管理水平、基层生产经营、经济效益都是审计的服务职能。
（二）深入宣传企业内部审计的服务职能
我国一直以来对内部审计的职能规定为：以本企业和下属单位为审计地点，以财务收支和经济效益为审计对象，行使独立的内部监督权。所以，大多数管理者和员工的思想意识中都认为内部审计就是差错纠弊，这是错误的观念，要想改变这种观念，就要大力宣传内部审计的服务职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意识到内部审计是企业的一面镜子，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通过宣传教育，使管理者和员工充分了解和认可内部审计的增值服务职能，内部审计能够随企业实际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内部审计人员要充分发挥服务职能。第二，要使领导者和员工认识到内部审计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企业更好的发展，是为企业服务的。
（三）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审计的服务职能
1. 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参谋助手作用
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个别问题个别对待，共性问题就要从总体制度上找原因，对于典型性问题就要在一定范围内给予警示和通报，及时反映给企业领导，要善于分析和总结，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在进行审计报告的编写时，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尽量使用正面性质的措辞，不能单纯的披露问题，要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更不能带有个人情绪和偏好，要公正公平，但是也要时刻谨记服务不等于迁就，要按照规矩做事，否则审计的监督和服务职能就失去意义。
2. 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无论任何行业，其主要的工作人员都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内部审计人员也不例外，要具有较高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分析判断和逻辑思维能力，揭示问题的本质，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解决实际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服务，提高内部审计的服务质量。
四、适时调整监督与服务的关系，为电力企业提供增值服务
现阶段，内部审计已经经历了由“监督主导型”到“服务主导型”的定位蜕变，内部审计师企业内部非常关键性的组成部分，按照目前的职能和机制定位，内部审计能够帮助领导驾驭全局性的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顾问和执法者，也是管理体系中不能或缺的监督形式，努力实现从监督为主向兼顾分析评价为主，体现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管理监督。因此，要做到以下几各方面。
1. 为企业加强内部管理提供增值服务。为了使内部审计的发展更加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要主动加强管理，以服务为目的，在严格内部经济监督的前提下，通过监督的方式，利益国家法律制度的条件，展开法制服务活动。在工作中，要深入调查企业的各个方面，与被审计单位一起发现并分析、解决问题，同时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扼杀在摇篮中。
2. 以服务的心态加强工作协调。服务职能作为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能之一，能够发挥作用的充分条件就是工作人员要树立现代审计理念，加强自身综合素质的建设，采取参与性的审计策略。因此，工作人员要与被审计单位各部门充分交流沟通，共同研究和探讨，充分合作，一起分析改进的必要性，才能找到真正对企业有帮助的可行措施。
3. 树立正确观念，把内部审计当作企业管理的一部分。内部审计不仅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对被审计单位生产经营状况的一次“健康体检”。内部审计部门在行使监督权力时，虽然要按照国家法律依法办事，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企业的利益而服务，是以保护被审计单位为出发点的。因此，在工作中，内部审计的工作人员要尽可能的提出最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真正做到帮助被审计单位。
参考文献：
[1]中国内部审计学会.中国内部审计准则汇编[M].北京：中国内部审计学会，2009.
[2]中国内部审计学会.内部审计实务准则[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
[3]詹姆斯·罗瑟.最佳实务——四个革新审计部门的增值方法[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
[4]罗道宏.电力企业审计监督与服务职能的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J].贵州水利发电，2012（19）.
（作者单位：国网浙江富阳供电公司）
会计与审计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目前多数事业单位财政资金监管体系中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本文结合自我工作经验对会计核算中心建设与审计监督做出分析。
【关键词】会计核算；中心建设；审计监督
一，巩固会计核算中心建设
实行会计集中核算，是事业单位财政资金监管的一项重大改革。在坚持会计集中核算的基础上，在坚持\"三权分离\"和\"三个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1，继续依靠各级各部门单位和领导的理解、支持和推动
会计集中核算制度改变了原来传统的财务管理体制，肯定会在预算单位领导、职工中产生一定的思想波动，甚至可能产生不解或不满。随着会计集中核算制几年的运行，已经取得了绝大多数单位的信任。在未来的发展中，核算中心更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乃至新兴的微博、微信等多种媒介，加强对集中核算的意义的宣传，与时俱进地加强对集中核算取得的经验和有益探索的宣传，争取上级部门和兄弟部门单位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使大家越来越重视会计集中核算工作，切实认识到通过会计集中核算来加强财政监督的重要性，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支持配合会计集中核算工作。
2，核算中心要加强与预算单位的沟通交流
核算中心的具体工作人员每天都忙于琐碎的财务数据中，而无暇去过多了解各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业务情况，无暇去过多关注每笔经济业务背后的情况，仅仅行使了会计人员的记账职能，对财政资金监管的其他管理职能基本没有涉及。对预算单位缺乏了解，不利于核算监督工作的开展。
因此，必须要加强与预算单位的沟通交流。多请预算单位的报账会计和财务负责来座谈，将日常核算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和总结出的经验互相交流分享，针对政府门新出台的文件制度和近期工作要求加以培训，双方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同时，也要多让结算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去负责核算的预算单位走访调研，熟悉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宏观情况，了解单位的内控制度、财务签批手续、报销程序，掌握单位主要的业务内容和具体专项资金使用的内容，才能更好的发挥监管职能。当然，结算组人员也不仅限于去负责核算的单位走访调研，还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问题的时候去进行财务检查，比如票据、资金、资产实物的使用管理，约谈各个具体经办人员和业务人员等，以此强化核算中心的事前事中监督职能，这样可以有效的将监督关口前移落到实处。
3，建立奖惩制度
核算中心要结合各个岗位的工作实际，制定岗位责任制，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全体会计人员进行业务素质测评。对业务能力强，肩负工作量大，工作上表现优秀，\"谋事不谋人\"的老黄牛型人员进行表彰奖励；对工作上马虎懈怠，责任心不强，只知拉关系的\"谋人不谋事\"型人员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工作能力差，无法履行职责完成任务的人员要建议待岗或转岗。以此促进核算中心人员的工作质量和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并推动会计集中核算工作质量不断的提升。这个奖惩制度不仅有针对核算中心自身工作的，还要有针对预算单位的，针对节约与浪费的。财政资金的使用不核算成本、利润，导致各政府部门不考虑成本绩效问题，有钱就花，甚至出现年底突击花钱的情况，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各预算单位的人员，甚至包括核算中心的人员，大家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不需要多考虑为国家节省财政资金，不需要多考虑预算单位的成本节约与控制，因为节约了也没有奖，花多了也没有罚。我认为应该赋予核算中心针对各预算单位的绩效评价职能，由核算中心根据各预算单位当年财政执行情况，特别是结合收入、结余后的支出与上年相比的增减情况，对预算单位进行精神或物质上的奖励或处罚。假如处罚政策能与预算单位的精神文明奖挂钩，相信取得的效果会更好。可以根据预算单位当年的收入及往年结余情况，确定一个经费支出每年合理的波动幅度，比如5%，假定今年比去年支出增减在合理幅度内是正常的，如果支出突然增大超过5%则要受到处罚，如果支出减少了5%以上则会受到奖励。当然，这个波动幅度要结合收入和结余来看，因为当年收入增加或者结余多了，支出也增大是正常的。这一设计就是为了提倡节约、减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由核算中心牵头建立起相应的奖惩制度，通过这种方式逐渐树立\"节约费用，成本先进\"的理念。
二，全面进行财政资金的审计监督
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下，会计主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移位\"，给审计工作来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给其职能增添了新的内容。由于会计集中核算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对被集中单位的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所以其从某种程度上履行了带计工作的事前和事中监督程序，但核算中心的工作不能完全取代审计部门的工作，会计监督的加强不代表审计监督的削弱。如何将会计监督与审计监督结合起来，将会计核算中心的工作与审计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不断前行，创出新的工作思路。笔者具体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审计主体和审计内容必须要明确
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制度后，出现了双重的审计的主体，即会计核算中心和被核算单位。虽然从《会计法》和集中核算相关制度上明确了被核算单位是会计法律和责任主体，应对单位的相关会计资料的完整、真实、合法性负责，被审计的主体仍然是被核算单位，并负责向审计部门报送相关资料、承诺和签证。而会计核算中心由于承担了行政事业单位的具体会计核算工作，也自然成为被审计对象。在会计集中核算制下，审计程序上更加细化，审计通知书同时应抄送核算中心，并且审计部门在制定审计项目计划、审计进行过程中，审计结束出具审计报告时，要将被纳入核算单位和会计核算中心都作为承担会计责任的主体，同等对待。所以，明确其相应的审计主体和审计内容非常重要，防止可能出现的交叉审计或审计主体不明确带来的责任归属无法准确划定的逾她局面。两者在审计主体上应进行明确划分，对原始单据的真实性、规范性，两者责任共担，但在审计内容上应更加明确、有所侧重，因为有些具体情况核算中心也是不了解的，必须由被核算单位承担责任。审计机关对会计核算中心的审计应包括：纳入核算的财政资金收支账务处理；日常会计管理；会计核算中心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及执行有效性，会计核算中心监督职责的履行。审计机关对被纳入核算車位的审计应包括：预算执行情况；经济责任情况；收入纳入账户情况；现金管理情况；票据使用情况；固定资产管理情况（是否存在固定资产流失）；基本资金和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往来款项的真实性及清理情况等等。
2，调整审计目标、及时把握审计重点
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审计重点也应该随着核算形式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对集中核算后无法进行有效监督的领域或事项，应重点分配审计资源进行审计监督。对纳入集中核算的单位，审计重点转变为：一是对收据、银行账户的审计检查。检査其收入是否全部入账，是否存在\"小金库\"、账外账等情况。二是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束计，看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有无挤占、挪用的现象。三是对发票与经济事项是否相符的审计。特别是注意发票为真、项目是假这一情况。四是固定资产的管理。要侧重于实物清查工作，因为核算中心只针对账务处理，具体实物管理还在各个单位，因此审计部门要特别注意对被审计单位帐实是否相符的审计监督。五是要注意延伸审计。会计集中核算制下，核算中心只面对同一级的政府部门，对其下级单位的财务状况無法监督，因此审计部门对一些上下级单位的往来款项，要特别注意，有必要时可以进行延伸审计，确保审计工作无死角。
【参考文献】
【1】谢旭人，积极发挥财政功能，全面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J】，2011，24
【2】于红军，济南市行政事业单位会计集中核算制度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2
会计与审计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上市公司于2007年1月1日实施新会计准则，是为适应我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从上市公司公布的中报看，对于新会计准则执行的效率性问题，众说纷纭。文章基于文化视角，研究文化因素与会计准则执行之间的关系，即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不能忽视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旨在创建优秀的会计文化氛围，为提高我国会计准则执行的效率性寻求一种思路。
关键词：文化视角；实施会计准则；效率；措施
一、文化视角与实施会计准则
行为是文化的函数，人的任何行为都要受文化因素的制约，文化的导向功能决定着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相应的行为。我国《辞海》关于文化是这样解释的：“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会计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社会文明的一部分，同样生存于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化环境因素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的发展。所以会计准则作为会计活动的抽象和概括，也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文化是一个社会、民族长期积存的精神财富，它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规范、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因素。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其文化环境，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以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形成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以其特有的语言文字描述和传播会计信息，按照其道德规范及习惯进行会计处理，总之是汲取社会文化的养分来形成这个社会的会计文化。虽然，人们很早就提出了文化与会计的联系，但对于文化因素对会计影响的系统研究却相对较少，最早将民族文化与会计制度联系起来，做出较具体解释的是英国学者格雷（Gray）提出的理论模式。格雷以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层面”（1984年霍夫斯蒂德根据一项对53个国家IBM员工进行的问卷调查后，用统计的方法从以下层面归纳出不同地区和民族的人们的文化取向。利己主义相对于集体主义；大跨度的权力结构相对于小跨度的权力结构；强避免不确定性取向相对于弱避免取向；阳刚相对于阴柔）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四维的会计价值观理论，即职业化与法律管制、统一性与灵活性、稳健主义与乐观主义及保密与透明。
（一）职业化与法律管制（Professionalism vs. Statutory Control）
格雷认为：职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倾向于由会计职业团体或其他独立机构来制定会计准则并对其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管，不主张政府过多干预，鼓励会计人员对发生经济业务的性质，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独立判断；而职业化程度低的社会则倾向于用规范化的法律条文规定会计处理的方法和程序。在这样的社会中，强调会计人员应遵循法规，其可供选择的空间相对较小。将“职业化与法律管制”同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层面”理论联系可以发现，个人主义意识强的社会比较注重个人努力，比较尊重个人职业判断，因此会计职业团体往往较发达。权距小的社会由于等级观念较模糊，强调平等与参与，大多不喜欢政府以法规形式干预企业的会计活动，因此职业化程度往往较高。在规避不确定性程度低的社会中，人们比较能从容应付风险因素和陌生事物，不喜欢用僵硬的教条作为行为规范，因此也会有较高的会计专业意识。
（二）统一性与灵活性（Uniformity vs. Flexibility）
格雷认为：一般情况下，个人意识较低或集体意识较高的社会倾向于推行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企业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监管。因为集体主义强调整体利益，硬性规定有关会计程序与方法，可以减少解释准则或自由选择引起的争议。权距大的社会，等级观念强，人们较倾向于服从权威，较愿意接受教条式的会计规定。规避不确定性意识高的社会为减少或避免未来可能引起的疑虑或争议，往往由政府在会计准则中作详细明确的规定，统一实施，以此来保障公共利益。
（三）稳健主义与乐观主义（Conservatism vs. Optimism）
格雷认为：针对面对风险或不确定性因素时，对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对收入、费用确认方法的选择，稳健主义倾向于以悲观谨慎的态度对待可能发生的事项，从而导致资产低估，利润低估；乐观主义则反之。一般来说，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越高，出于对风险的厌恶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事项时，往往会做出悲观的预测及选择保守的会计处理方法，以避免实际结果不如想象中乐观所需承担的后果。
（四）保密与透明（Secrecy vs. Transparency）
格雷认为：针对企业到底应披露多少会计信息，保密性倾向于把企业的财务信息作为商业秘密来处理，仅对于企业经营、资金筹集等有密切关系的信息进行公开披露；透明性则倾向于采用透明的、开放式的、对社会公众负责的方法公开披露企业的财务信息。集体意识强的社会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权距大的社会倾向于尊重与服从长官意识，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充分披露企业信息的意愿相对较弱。因为被保护的是有权势者及有财富者的利益，披露太多信息被视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
二、我国文化特征对新会计准则实施的影响
以社会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会计准则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会计除了利用专业知识处理经济业务外，还牵涉到人为因素，包括企业管理层和会计人员的主观意识。如企业资产计价方法的选择是人为的、费用摊销期限的确定是人为的等等。而这种主观判断又受沿袭至今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这种社会价值观对会计准则的执行具有必然的影响。
（一）我国文化特征
1、推崇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我国社会文化比较显著的特征。集体主义强调集体的利益，重共性而轻个性，鼓励个人遵守集体的规范，强调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利益、成就和价值是通过集体的利益、成就和价值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重视家庭的伦理道德、强调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提倡中庸之道，我国文化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尊敬师长、尊老爱幼、忠于民族、热爱国家等优良传统。
2、权力距离大。由于我国是刚刚步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社会法制程度相对较低，政府对各项社会活动的干预较多，人们的选择余地较小，对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较低。
3、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回避程度较高。传统的中国对风险、新生事物和未来的态度比较消极，回避风险的现象较为常见，常常不能容忍个人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因此，往往是循规蹈矩，不鼓励创新、冒险和自我表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是这种观念的表现。
4、柔性社会明显。传统的中国观念中，鼓励人们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关心，提倡共同富裕和助人为乐，思想意识上比较同情弱者，回避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改革开放后，这一柔性倾向有所改善，公平合理的竞争得到了认可，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也被普遍接受。
（二）我国会计准则执行的效率性分析
1、职业化水平对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效率性分析。我国会计的职业化水平相对偏低，会计职业管理是由财政部来具体负责的，我国的会计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也是由财政部会计司来负责制定、颁布和解释。会计人员的一切会计活动只能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所以无论是会计执业的自我约束能力，还是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均差距较大。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具体准则中许多业务都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具有很强的职业判断能力，如企业采用销售折让方式销售，准则规定只能采用总价法，待销售折让实现时折让部分列入“财务费用”，如该笔业务是跨年度的，销售额又较大，对当年的企业所得税税负影响就很大（特别是本年度盈利，下年度亏损），这时会计会很无奈，导致投机取巧；又如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需同时满足5个条件，其中“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对债务企业财务状况的判断是很困难，特别是由于市场变化无常，突发事件多，再加上债务企业有意隐瞒，给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带来诸多不变。因此，具体准则的许多硬性规定使会计人员在实际会计处理中很难合理、准确地把握和运用其职业判断能力，这些对会计信息的质量将会产生影响，削弱了会计准则的效率性。
2、高度统一性对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效率性分析。我国会计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均为财政部制定和颁布，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这与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由财政部在制定和解释会计准则，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可能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协调。我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以集权的等级管理结构维系政治、经济与人际关系，反映到会计准则中，就要求不同企业都要服从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给企业留下因地制宜进行会计处理的余地就较少。而企业在处理具体经济业务时就会遵循博弈原则，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甚至会扭曲具体准则。这种现象在上市公司中已比比皆是，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企业的需求。所以由于会计准则的高度统一，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会计准则的效率性。如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借款费用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等业务的选择及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范围的规定等，就可能影响企业披露会计信息的质量。
3、稳健性对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效率性分析。会计人员偏好稳健还是乐观不仅会影响到会计准则的制定，而且会计对会计准则执行时会计政策的选择影响将更加明显。亘古以来国人信奉的“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观念，均反映出中国人偏好稳健而非乐观的文化特征。因此，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会计方法的选择时，稳健性原则是与我国的文化特征相呼应的。所以执行会计准则时，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会低估资产和收益，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降低了新准则实施的效率性。如《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研究阶段的支出作为期间费用处理，开发阶段的支出满足一定条件的列入无形资产成本。其实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支出在实际操作时是很难划分的，企业基于稳健角度考虑，全部作为研究阶段支出列入期间费用，为以后的盈利埋下伏笔。所以这种稳健原则对实施新准则的效率性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4、透明性对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效率性分析。中华文化较为含蓄、神秘和束缚较多。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对会计信息披露要求的表现最为明显，我国新会计准则要求披露的事项较少甚至没有。如《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规定融资租赁的确认标准共有5项，只要满足其中1项或数项标准即可确认，而不是同时满足。这样一来，企业在确定一项业务是经营租赁还是融资租赁时，通过改变租赁期限或租金的支付等租赁合同条款就能调整租赁业务的性质，从而改变了一些相关的财务指标。融资租赁业务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长期负债，而经营租赁业务则没有。我国具体准则对经营租赁的披露没有要求（承租人），如果企业有意隐瞒，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不加以披露，投资者、债权人在决策时就会被误导。
三、创建优秀会计文化环境，提高会计准则实施效率性
会计准则体系的发展应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相适应，同时，良好的文化环境将为会计准则体系的有效执行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文化可以通过3个途径提升准则执行效率：一是文化减少了成员预期的不确定性，有利于个体专用性知识和能力的积累；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控制机制，文化补充了正式控制制度，可以减少监督成本；三是文化可以改变成员的偏好函数，使成员趋向组织的共同目标，而恰恰是这种归属感降低了组织运行中的谈判和讨价还价成本。下文就与提高新会计准则执行的效率性的相关文化环境的建设谈几点建议：
（一）加强企业管理层和会计人员的文化建设，是提高会计准则执行效率的根本保证
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会计文化建设的核心。管理层在执行会计准则过程中，其行为偏差来自委托代理关系，加强管理层的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纪律教育，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管理层因激励或制衡所引起的会计造假动机。在现代企业制度架构下，虽然会计人员只是具体会计政策的执行人，但会计人员也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行为方式。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经济也迅猛发展，在人们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个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也向各个领域蔓延，在会计领域的经济类案件时有发生，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所以应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诚信建设，是提高会计准则执行效率的关键
注册会计师对会计准则的执行情况起监督和指导的作用，所以注册会计师执业是否诚信自律，直接关系到会计准则执行的效率性。一方面加大宣传诚信教育力度，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在注册会计师行业逐步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另一方面应通过立法和制度的建设，建立规范的行业诚信档案和信用惩戒机制，及时对违规执业的注册会计师追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三）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是提高会计准则执行效率的必要补充
会计文化的建设和会计文化环境的改善需要发挥会计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和产生和谐向上的文化氛围。因此，应以美化、净化、知识化、人性化为目标，为会计人员提供一个优雅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树立一种尊重会计、尊重会计人、尊重会计工作的良好氛围。这样，不仅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对良好人格的塑造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诱发会计人的爱国热情和自律意识，提醒会计人时刻牢记自己的岗位职责和职业道德，有利于保障会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会计准则、规范的顺利实施。
四、结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对人的行为规范及价值取向的一个潜移默化的思维定式，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不易动摇的。文化对于会计准则这一制度安排的影响是普遍的、基础的，它既可能产生正向作用，也可能产生反向作用，只要正确引导、循序渐进，努力营造优秀的会计文化环境，使新会计准则在我国资本市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1、赤卜振平.关于会计文化研究的几个方面[J].四川会计,1997(1).
2、刘玉芬.试论社会文化环境对会计模式的影响[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9(4).
3、刘冬荣,陈晨.会计文化环境对会计模式的影响[J].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1(4).
4、刘骏.会计文化环境浅论[J].财会月刊,1998(5).
5、李相直.文化对会计的影响：以理论研究为中心[J].会计研究,1998(11).
6、劳秦汉.文化环境·会计人·会计实务与理论[J].会计研究,2001(1).
7、刘开瑞.会计文化与会计改革[J].交通财会,2000(3).
8、徐虹,林钟高.会计准则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福建行政学院会计系）
会计与审计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职 会计专业毕业生 就业现状
[作者简介]王海翔(1970- )，男，浙江宁海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商务学院党总支部副书记，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浙江 宁波 315100)
为了真正做好高职教育工作，使专业培养目标更加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并加强了解社会对会计专业人才知识结构及能力素质的要求，我们对宁波城市学院(以下简称“我院”)会计专业近三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对会计类毕业生就业单位的问卷调查，了解社会用人单位对我院近三年毕业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业务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方面的情况，分析我院毕业生就业后在社会用人单位的表现，为学校在培养会计类学生的方式方法提供借鉴，为会计类在校生的学习提供指导。
本次调查时间为2008年5～7月，调查对象全部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商务学院会计专业的2006、2007、2008届浙江省范围内的毕业生就业单位。采用以学生直接电话联系就业单位和实地走访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并要求就业单位填写事先设计好的调查表，收回问卷，并盖好单位公章，最大限度地确保了问卷的可信度。共收回问卷157份，其中有效问卷157份，有效率为100%。
一、调查结果
1.近三年会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商务学院会计专业于2003年开办，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办学模式越来越符合高职教育规律，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也稳步提升了。调查显示，无论是就业率还是签约率均逐年上升。其中，2007、2008两年，就业率分别高达100%。签约率也从2006年的23.3%上升到了2008年的80%，从学生的就业去向来看，前几年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对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较旺，而2008年则明显较少。
2.就业单位对近三年会计专业毕业生的评价。调查显示，就业单位对我院会计专业毕业生总体评价较高，认为“良好”及以上的占92.36%，没有单位认为我院会计专业毕业生“不称职”。认为毕业生的工作态度“非常积极且有进取心”的占21.01%，“积极、进取且安心本职工作”的占73.89%，远远高于“随大流，得过且过”(4.46%)和“消极、不思进取、不安心工作”(0.64%)的比例。调查同时显示，认为毕业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很强”和“较强”的占80.9%;认为毕业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强”和“较强”的占68.16%。在对我院会计专业毕业生总体评价较高的同时，就业单位对毕业生的工作能力等方面的评价不容乐观。虽然对毕业生的工作业绩、业务能力与水平、专业基础知识基本满意，认为“好”和“较好”的比例较高，但就这三个指标而言，认为“一般”的分别占36.31%、35.67%、35.67%。可见，我院会计专业毕业生尚需大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同时，就业单位对毕业生的独立工作和独立处理问题能力、创新意识认为明显不足，认为“一般”和“较差”的比例分别高达28.67%和42.04%。由此可见，高职学生提高自身的独立能力和创新意识迫在眉睫。
二、分析与建议
1.就业形势较好，但应加强就业指导。从调查来看，总体上我院会计专业的就业形势较为乐观，近三年会计专业的签约率逐年提高，主要与我院在就业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计专业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以及学校的知名度的提高有密切关系。但是从整个就业趋势来看，高职会计专业的就业形势仍较为严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对会计需求较少，私营企业和自主创业逐渐成为会计人才需求的主力军。
在今后的工作中，学院应继续加强就业指导，完善就业制度。在会计专业学生中开展内容全面、形式多样、方法先进的就业指导，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就业市场的变化，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和职业定向意识，提高学生的就业技能和就业方法。通过就业指导，教育学生树立就业意识——定位;养成职业道德——敬业;掌握就业能力——专长;选择职业道路——择业。
2.综合素质较高，但应加强实践锻炼。从调查可知，高职会计类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是中小型企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会计、出纳等。企业对近三年我院会计专业毕业生各方面表现的评价相对较高，总体评价优秀和良好达92.36%，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我院毕业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扎实，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相对校高，能较快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并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据调查，在单位工作业绩突出的占到了63.69%;二是我院毕业生的政治道德素质较高，用人单位普遍认为我院毕业生的思想觉悟较高的占71.97%，工作态度积极、进取，能安心本职工作的占73.89%，这得益于学院长期以来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的重视和对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引导;三是我院毕业生的心理素质较好，据调查我院毕业生心理素质一般的只占到了15.92%，这表明我院毕业生在社会中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做好工作后的心理调整，这与学院对学生的就业指导是分不开的，通过学生毕业前的就业指导和专业实习，让学生提前接触到了社会，做好踏入社会前的准备活动，能很快地适应社会工作的节奏;四是我院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较高，据调查，我院毕业生独立工作和独立处理问题能力比较强的占69.42%，有68.16%的毕业生能通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有效地和同事进行沟通，有80.9%的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并有57.96%的毕业生有较强的创新意识。
调查也显示，就业单位认为我院64.33%的毕业生业务能力和水平比较高，还有35.67%的毕业生业务能力一般，因此，大学生在就业前如何更好地熟悉业务是今后专业实习应该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学校教育过程中，要积极鼓励和要求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学校要加强产学研结合。
3.能力稍显不足，应改革会计教学模式，增强会计实务操作能力。会计专业的教学应把握培养目标，突出会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构建一个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宗旨的具有职业岗位特色的专业教学体系。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对我院毕业生最应加强的能力是专业知识占67.51%、动手能力的培养占47.13%。首先，改革课堂教学，积极探索新方法，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其次，不断尝试与完善网络教学，使学生通过网络学习，提高学习效率。第三，改革一些非核心课程，可以采用自学加考试的形式，由老师给定课程的教学大纲，让学生课外进行学习，在规定的学习时间，进行适当形式的考试。第四，改革考试形式。将理论知识的考核转化为实践技能考核，将考试内容趋于灵活性和实用性。如基础会计，可用填制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等几种形式来替代简单的选择、判断和问答。同时，加强实训课程的考核，对于实训课程分别设计各种科学合理的可操作的考核方法，提高实践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经济学、工商管理类本科人才社会需求和培养现状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2]陈晶玉.对高职会计教育的思考[J].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职业与经济研究)，2005，3(3).
[3]马陆亭.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录用与评价[J].高等教育研究，2002，
23(1).
[4]尚建华.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展望[J].中国人才，2004(2).
[5]张福明，刘法力.山东省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会计与审计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在审计师行业快速合并发展的同时，审计质量被各界持续关注。作为首个在新审计报告中揭示上市公司关键事项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也无法扭转遭受处罚的严重后果。在梳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以来因“云峰债违约”事件而被推至风口浪尖的系列事件后，发现存在国内审计师行业发展与监管的悖论，未来监管部门需进一步正确引导行业发展、推进监管主体统筹化、监管流程明确化、监管执法公开化，实现行业发展与监管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审计责任；审计监管；审计师处罚；审计惩戒
一、引言
近年来，审计师面对的惩戒愈演愈烈。仅2017年，证监会已对6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处罚，罚金共计2537万元，而对应的被审计单位罚金共计276万元。会计师事务所罚金是上市公司罚金的9.19倍，且审计师人均罚金是上市公司高管人均罚金的1.07倍。缘何审计师的处罚力度和强度在不对称增加？是审计责任大于会计责任？或是监管效率与公平的不对称？本文以国内第一大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瑞华所”）案例為契机，立足于行业发展与监督，探析审计师行业发展的困境及监管弊端，以期为审计师行业发展和监管提供政策建议。
瑞华所作为国内第一大所，在2016年排名第二，却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受到来自证监会、财政部等多方监管机构多次惩戒，业务波及债券发行、年报审计、新三板发行等众多领域，成为行业发展与监管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审计师在监管部门的执法环节中，存在抵抗策略、配合策略和游说策略。而现阶段，审计师行业存在审计质量低下、审计买方市场和审计市场失灵的情况，同时审计监管缺乏统筹性和一致性。因此，本文建议，通过正确引导行业发展、监管主体统筹化、监管流程明确化、监管执法公开化，促进审计监管的有序推进。
二、文献综述与制度回顾
关于审计责任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社会期望和审计胜任能力之间的期望差，针对审计责任，莫茨和夏拉夫提出审计需要接受而不是逃避这些社会责任。黄志邦提出，重视和开展审计责任的相关研究，之后关于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的研究开始被学者广泛关注。伴随着银广厦、酒鬼酒、万福生科、绿大地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例的不断披露，审计责任与审计监管的问题被持续关注。蒋尧明从契约理论的角度，提出审计责任的原始形态是一种契约责任。
关于审计责任，主要研究边界和监管两个问题。一是审计师需要承担责任的界限和程度，早在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之争中，这已成为讨论的焦点。伴随社会需求的不断提升，审计能力的要求随之不断提高，二者之间的平衡则是审计法律责任的界定。吴溪则提出审计责任的认定，可以通过观察审计师在审计失败中是否承担审计责任来判断。二是审计责任的监管问题，这类研究包括审计师处罚、惩戒、监管等。首先，确定审计监管存在的必然性，刘更新、蔡利认为审计行为具有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以及不可观测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对审计市场进行管制，以促进审计市场的有效运行。其次，对审计监管的依据，即审计标准的研究。法律的精确性，是守法和执法的依据，会对上市公司和审计师的责任界定和守法情况产生直接影响。最后，是监管执法的力度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下，法律处罚力度越大，审计师付出的努力越多，审计质量将会越高；在高诉讼风险的制度安排下，审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水平越高，审计收费也会越高。还有部分学者从国家审计的角度论述了审计责任的相关问题。秦荣生提出国家审计职责的合理确定是审计制度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
关于审计监管制度的变迁，张筱对资本市场的审计监管制度进行梳理后，划分了五个阶段，研究发现，针对社会审计的监管近年来日趋严格。
三、案例情景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选择
表1梳理了近两年瑞华所被处罚的事件摘要，不仅包括因勤上光电、海格物流、亚太实业而受到证监会的处罚，还包括因浙江芯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世纪天鸿而受到来自股转系统的警示函。虽然2017年2月，瑞华所作为首家采用新审计报告准则的会计师事务所，主动披露了晨鸣纸业的部分问题，但是依然难以挽回客户流失和声誉损失的局面。
（二）案例情景——会计底稿之争
审计师处罚的历史由来已久，瑞华所在2016年多次被罚后，市场本已习以为然，却又因“云峰债违约”事件，被推至风口浪尖。因此，下文以此事件为研究契机，深入解析。
瑞华所作为绿地集团2015年审计机构（具体关系如图1），在其出具的2015年半年报中披露了云峰集团的相关数据。而在绿地集团实际控股下的云峰集团发债申报报表中，数据与其相差较远。其中，净资产从3.5亿元虚增到49.7亿元，资产负债率从99%虚降到79.9%。自云峰集团在2016年1月发生债券实质性违约后，投资者才纷纷发现，绿地集团早在2015年8月上市后，于10月份公告了解除对云峰34%股权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导致云峰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云峰从知名国企控股企业变身国有参股的民企，加之实质性违约发生和国企背书的消失，银行纷纷对云峰集团抽贷、惜贷，顿时加剧了云峰集团的资金压力，触发债券提前赎回。
此时，交易商协会介入事件，一边对云峰集团公告处罚，另一边向瑞华所发送自律调查通知书，要求其提供绿地集团资料。后因瑞华所未能积极配合调查，监管部门宣布暂停其相关业务一年的处罚，瑞华所反应激烈，认为其已尽责配合，对处罚结论不予认可。后又公告承认其未及时配合开展有关调查工作，在履行会员义务中存在不足或不当，并已于6月30日前向交易商协会报送了涉及此事的全部工作底稿，但态度的反转并未得到监管部门的谅解（具体事件过程详见表2）。
（三）研究方法
1.数据收集。为保证可信度，本文主要搜集二手数据，因为二手数据外生于本研究，更为自然，有利于还原事实。进一步地，本文通过比较的方式，相互印证。数据主要来源于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期刊报纸等，如财新网、中国证券报等专业财经新闻报道。
2.数据分析。为了进一步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度，本文依据扎根理论，分两组对数据进行了归纳和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编码，以瑞华所被罚和云峰债违约为两条主线，分別划分事件发生的阶段，提炼关键词；其次，对搜集的信息进行以时间为线索的分类，寻找条目共同点，得到同类信息；最后，在同类信息中采取相互印证的方式，提高资料可靠度。
四、研究结果
经过资料分析，该案例的时间轴和争论点逐渐清晰。本文认为，案例背后呈现出以下问题：
（一）审计师对监管部门的应对策略
剥离云峰绿地资金抽离和债务废弃的疑惑，仅从瑞华所的角度来看，其责任毋庸置疑。根据瑞华所在此事件中的行为，本文归纳审计师应对监管部门的策略如下：
1.抵抗策略。事件一开始，双方未有信息交换，瑞华所首先采取抵抗策略。原因如下：一是其并非云峰集团债券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且无前例可寻。审计师对出具的审计报告承担有限责任，即使云峰集团在虚假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形成与审计师合谋而导致的债券违约，违规主体应是为云峰集团出具报告的审计师。二是瑞华所作为绿地集团的审计师，需要对绿地集团及其披露的审计报告负责，基于客户保密原则，不应提供相关材料。三是在此案件中，交易商协会并非瑞华所的直接监管部门，而其涉及的云峰债券中，被审计单位应对数据的真实性负主要责任，即云峰集团与绿地集团对其数据各负其责，瑞华所并非主要责任。据此，瑞华所面对交易商协会的处罚选择抵抗策略，希望引起社会公众舆论，通过群体效应，促成会计师事务所的集体反对行为。
2.配合策略。交易商协会公开披露处罚公告，即掌握了先行者优势，瑞华所之后只能根据监管部门行为采取动态博弈，即双方相继按一先一后次序进行动态博弈行为。其中，伴随交易商协会处罚的持续，瑞华所在2016年7月26日采取了配合策略，公告声称“我所未及时配合其开展有关调查工作，在履行会员义务中存在不足或不当，并且已于6月30日前向交易商协会报送了涉及此事的全部工作底稿。我所愿意继续履行交易商协会的义务并继续配合”。从公开信息中无从获取瑞华所转变态度的原因。合理的猜测是在短短的一个月中，瑞华所已经与监管部门之间数次博弈后做出了最优选择。侧面证明，在审计师应对监管部门的博弈策略中，配合策略优于抵抗策略。
3.游说策略。“游说”一词，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是指在战国时代谋士前往各国劝说统治者接受其治国主张，后泛指充当说客，替别人做劝说工作。“游说”也特指西方政治实践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利益集团和其代理机构出于特定目的，通过正式和非正式途径，劝说政府或立法机构采纳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在本例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瑞华所存在游说行为，但是其具备游说的条件。一是瑞华所是国内第一大所，拥有“大而不能倒”的议价能力。根据中注协公布的《2016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瑞华所已然荣登国内综合排名第二名，仅次于普华永道中天。瑞华所的注册会计师人数和从业人数分别为2514人和8740人，远超第一名的1458人和1645人。二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政治关联背景。其前身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2000年合并成立初期，是由原隶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电力部的三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包括中瑞华夏、中瑞华、恒信）改组而成的，加之会计师事务所自身的规模和行业地位，其具备游说的基本条件。面对惩戒之前，监管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存在沟通环节，这不仅是会计师事务所解释和提供证据的机会，也是会计师事务所建立政治关联，游说获取利益的有效途径。
（二）行业发展与审计监管
为何瑞华所作为国内第一大所，在具备游说能力的同时仍屡遭惩戒，本文认为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行业发展与监管约束的悖论。近年来，基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审计行业在政策推动下，历经数次合并浪潮，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从业人员，还是营业收入均节节攀升。然而，粗暴合并的背后，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规模经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尚未有效提高的同时，大规模的体量为管理带来了新的难题。形成了一方面行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监管惩戒越来越多的态势。
在此案例中，瑞华所历经五次重要的合并，其中不乏引入了2013年2月由于绿大地事件被证监会惩戒的深圳鹏城，其审计质量颇受质疑，如图2所示。
2.卖方市场与买方市场的困局。独立性一直以来是审计之魂。然而在审计行业，独立性又一直是行业之痛。虽然审计行业的本质目标在于确保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履行，但是现实中作为盈利机构的审计行业，其基本目标可能定位在风险可控下满足会计师事务所的利润最大化。除了部分企业须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更多情况下同一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并无太大差异，处于竞争状态，故而属于买方市场，这成为审计独立性的障碍。
瑞华所在此案例中，前期采取不提供审计底稿至交易商协会，部分原因在于与客户绿地集团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需要承担一定的保密责任，其为了维护客户关系，做出了最优选择。侧面证明了客户关系对于审计师的重要性。
3.市场失灵与审计责任。根据公共利益理论，由于审计的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审计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审计市场存在失灵，需要政府管制介入。然而，审计师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程度均是难以界定的问题。吴溪采用审计师是否被罚为责任界定标准。即当某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存在虚假陈述行为而遭受处罚，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同时受到处罚时，证明监管者公开认定审计机构或人员对该项审计失败承担责任。
然而在此案例中，监管部门本身的执法受到了质疑，本文不以是否被处罚作为衡量标准，而是以现存的法律体系为评判依据。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务规则》第31和34条的规定，交易商协会对瑞华所的处罚并无不妥之处。审计责任的过程依据了相关规章。
（三）审计责任与审计监管
在此案例中，瑞华所的责任毋庸置疑，然而本文试图跳出审计师责任，纵观监管本身，具体分析如下：
1.监管的统筹性。如前文所述，交易商协会对瑞华所做出相应处罚，是依据其2012年度修订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务规则》。然而，对于规则本身和规则的执行尚存疑虑。一是交易商协会是由市场参与者自愿组成的，属于银行间市场的自律组织；二是此制度属于规则范畴，并不具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不足；三是审计师业务范围广、领域宽，涉及的监管机构众多，而现阶段其主要监管部门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尚未形成相关机构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审计师在面对监管质疑时，并未有相关制度明确规定其操作流程。即监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统筹机制，缺乏对社会审计的统一领导和管理。
2.监管的一致性。监管的一致性，是被监管对象合理预期的基础。具体包括：一是执法的横向与纵向一致，即以时间为线索，监管部门是否长期坚持同一个执法标准；二是以空间为线索，对于不同的被监督个体，监管部门是否坚持相同的执法原则。
在此案例中，从纵向来看，虽然中介机构被交易商协会处罚并非首例，但是作为非债券的发行审计师，被处罚尚属首次，并无前例可以参考，在处罚的程度上亦无从比较。从横向来看，虽然交易商协会同期对云峰集团进行了处罚，但是对于与发行债券相关的中介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并无相应处罚，对于绿地集团亦无处罚，公开资料无从判断双方数据中哪方进行了虚假陈述，在责任承担中，惩戒的一致性存在质疑。
整体而言，在现阶段资本市场中，一方面纵向不具备可比性，伴随着监管环境的变迁，尤其是证监会主席轮换的明显特征下，对监管处罚力度有着不同的诠释，导致不同阶段的处罚力度差異较大。另一方面，横向存在不一致性。一是对承担会计责任的上市公司和对应审计责任的审计师处罚差异较大。虽然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处罚存在金额阈值，对审计师处罚为收入倍数，但是近年来伴随审计收入的不断增加，法律标准本身的漏洞日益明显，导致存在审计责任大于会计责任的误判；二是对国内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处罚的不一致性。近年来，在对国内多所强化监管的同时，未曾见到对国际“四大”的处罚，基于“四大”在国外被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无法探究到底是因为“四大”在国内的审计质量较高，还是由于执法部门权限受限。
五、审计行业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行业发展的正确引导
案例证明，大所不代表强所，规模的扩张不一定形成规模效应，机构庞大也有可能带来公司内部的治理问题。因此，一方面监管机构应该有序引导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而不是过度强调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扩张；另一方面，强化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和承接，如深圳鹏城的带“病”并入，是否会给瑞华所带来不可预期的审计风险，我们犹未可知。
（二）监管主体统筹化
现阶段的审计师行业面临着多头监管的问题。虽然依据《注册会计师法》的规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是在财政部党组和理事会领导下开展行业管理和服务的法定组织。然而，涉及相关业务时，审计师需要接受来自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众多相关机构的监管。并且可能存在不同监管机构同一时间进驻，调查同一事件的可能。因此，应明确监管主体，统筹监管资源，统一明确可以调阅会计师事务所底稿的执法主体，强化执法威慑力。
（三）监管流程明确化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律法规的完善是规范行为的前提。设立统一的审计底稿调阅流程，既可以加强监管效力，也可以给予审计师明确的行为指引。一方面可以减少审计师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基于审计客户保密原则而无法提供底稿的壁垒。
（四）监管执法公开化
监管部门与审计师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执法公开化一方面可以有效促进审计师审计信息的公开化，从制度上明确审计师公开信息的范围和内容；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监管部门执法过程的公开化，缓解监管部门与审计师、监管部门与公众、审计师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综上所述，社会审计监管机制缺乏统一的领导、协调和统筹，针对不同的审计业务，在不同监管机构之间需要形成长效管理机制。未来可以从监管流程明确化和监管执法公开化的角度出发，完善社会审计惩戒的执法主体、执法内容和处罚金额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明确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的违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