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实证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规范会计研究 实证会计研究 历史轨迹 辩证统一 会计研究范式
一、引言
实证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其被进入到了会计学的研究，从而会计学的研究也被切割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者对于会计理论和实务研究的性质不同，其根本区别是：前者产生时间早于后者，加入了价值的判断，研究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对会计研究有自己的主观观点，并描述会计研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后者研究的是“是什么”，是对会计事实的客观反映，不对其的价值判断。受经济学广泛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的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研究开始应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模仿和吸收，目前我国学者大量采用此方法进行会计研究。但对于会计研究应该采用哪种方法的争论愈演愈烈，学者和理论界对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研究应采用的研究方法出现了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过分重视规范会计理论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会计学科属于社会科学，市场经济是一系列复杂经济现象的系统，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和实务进行定量分析是不可能和不科学的;另一种则是片面强调实证会计理论的作用，认为会计科学虽属于社会科学，但它是发展十分成熟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会计实务必须进行量化才能客观反映客观情况，必须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以体现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研究应该采用哪种方法的讨论和争议，对我国的会计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是十分不利。因此，对当前我国会计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严重失衡必须引起重视，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亟需为其提供理论和政策指导。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以期为会计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会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文献述评
( 一 )会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关文献述评 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相关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与领域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就目前的国内文献的研究看，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实证会计学派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两者之间存在辩证关系，齐献忠(2001)分析认为实证会计理论不能代替和否定规范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研究服务于规范会计研究，规范会计研究的科学建立也要充分运用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果。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会计理论研究注重规范而忽略实证。杜兴强(2000)通过对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比较分析后认为：第一，会计理论研究之中，“是”与“应该是”，或“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往往交织在一起，并无明确界限可以判断或者有意识地去遵循。第二，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之间并无人为的界限，作为实证会计研究精神的对事实解释和预测应以规范会计研究的目的为归宿。第三，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由于两者的互补性，将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对立起来的态度固然不可取，但是绝对否认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第四，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由于是从逻辑高度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研究过程，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和会计实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则立足于会计实务，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与会计实务中的结果比较吻合或基本接近，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孰优孰劣——“存在的未必合理”。 盖地、吕志明(2007)分析研究认为，传统会计研究(规范性研究)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到20世纪六十年代达到黄金时期;实证会计研究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在八十年代成为主流。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的产生都有其必然性，都适应了其当时的客观环境，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各有其优缺点。无论规范会计研究还是实证会计研究都不可能一统天下，二者应该和谐共处。从哲学的角度，张自巧(2009)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进行了客观评价，剖析了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与规范会计研究方法的辨证统一关系，阐述了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相结合的理论基础，探索了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有机结合具体途径，认为在构建会计理论的过程中，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将两种研究方法进行有机地结合，才能促进会计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是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对范畴，在研究方法上二者各有侧重，各有所长，曲京山、乔俊兴(2010)对会计理论研究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尽管两种会计研究方法存在着诸多不同，但两种会计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补和联系性，只有正确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才能提高理论的研究效率，最终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全面发展。纵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就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的相关问题，大多数学者解释角度的不同导致结论不尽相同。国外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研究理论和具体实践起步较早且趋于成熟，而国内的起步相对较晚。因此，必须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期为改善会计理论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 二 )会计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发展历史轨迹 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的发展、创新和演化是伴随着对会计理论的不断创新而发展的。规范会计研究的研究方法大致分为演绎法和归纳法，由此分别形成了指导性和描述性理论。从会计理论演化的历程来看，对其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但在当时并未形成严格意义的会计理论，仅属于描述性的。描述性理论成熟的标志是复式簿记理论的提出，它是由1494年帕乔利提出的。基于演绎法的指导性理论历程产生于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年，美国的整个股票市场出现了严重问题，出现了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造假、会计信息披露失真、 操纵利润等严重问题，严重损害了相关投资者的利益。为使投资者的利益免受其害，美国成立了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它要求必须统一会计准则，从而促进了会计理论的研究。W·A·Paton、J·B·Canning、H·W·Sweeney、K·Macneal等人吸收和借鉴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并对会计实务进行深入了调查，发表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和著作，提出应按照反映使用者决策所需的现行成本或价值信息为目标重构会计学。他们提出了收益决定模型，认为利润表应当代替资产负债表，该模型体现了会计所有权导向，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多项原则在此时得到确立，如权责发生制原则、持续经营原则等。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对规范会计研究的研究达到了全盛时期。这个时期主张受托责任观，并提出了阿罗可能性定理，在此定理影响下产生了决策有用观，并促进了会计实证研究的产生。最早对实证会计理论进行研究的是鲍尔和布朗，他们在1968年发表了《会计数据的实证评估》一文，拉开了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序幕。70年代，罗切斯特学派等会计学者进一步对实证会计理论进行拓展和完善。80年代，实证会计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系统化。1986年，实证会计研究创立者中的两位美国著名学者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发表了他们的代表作《实证会计理论》一书，比较完整的介绍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把实证会计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成为当前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中一个引人瞩目的新分支，为后续会计理论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书中确立了实证会计理论的著名的三大假设：债务契约假设、管理者薪酬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90年代，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者继续围绕三大假设展开，研究发现支持这三大动机和最终会计选择之间的关系。从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时间顺序来看，实证会计研究从“不成熟”的研究演化为“较成熟”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弊病，这些弊病被后续的研究所纠正，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获得了新的研究思路，并由此产生了更丰富的理论。
三、会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辩证关系分析
( 一 )会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对比分析 (1)规范会计研究。上世纪初叶，很多企业的会计实务工作比较繁琐芜杂，面对这些会计工作时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较混乱，缺乏基本的规范，亟需进行规范，会计规范研究在此情形下产生。会计规范研究研究的是“应该是什么”，即从逻辑的高度概括或指明会计实务和会计原则应该是什么，强调其规范性的要求，从而促进会计实务的规范性。规范会计研究使用“前提—推论”的研究路径，借助逻辑抽象推理进行会计研究，其对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既又归纳法，也又演绎法。归纳法就是通过对大量的会计现象和实务进行分类研究，概括出其内在联系，体现了从一般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方法，从而归纳概括出会计理论。归纳法的优点在于不受预定的模式限制。演绎法是从一般性原理如会计目标、假设到个别事实如会计实务的准则和方法的逻辑方法。演绎法的推导过程是前提命题到结论在进行验证，最后指导具体会计问题。其优点在于使各项会计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导出的结论逻辑比较严密。但是，规范会计研究也存在一些系统性弊端：第一，会计理论的研究需要对演绎法的假设进行检验和判断，而规范会计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第二，会计规范研究导致对会计主体的行为因素不重视;第三，由于缺乏大量会计经验的支撑，往往导致规范会计研究的会计研究出现“闭门造车”式的论断。(2)实证会计研究。实证会计研究的是会计学“是什么”的知识体系，是对会计事实的客观反映，不加入对其的价值判断，目的是揭示会计的内在规律，从而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与理论。具体来说，会计研究中应用实证分析，主要是通过“成本一利益”的分析，对管理当局和会计准则进行阐释和预测，并对其进行有意识地选择。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进行实证分析的大致思路是：首先，依据现实情况和基本原理、理论等，对此研究进行假设;其次，根据上面的假设，采用科学方法对相关资料进行尽可能地收集;最后，对收集到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分类、计算、处理，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从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来看，实证会计研究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定量方法被广泛运用、偏重实务性等特征，其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时运用统计学方法和概率论基本理论，通过对会计实务进行预测和阐释，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作用。实证会计研究在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也同样存在一些局限。如其对政治成本、厌恶风险程度等无法明确定义和量化，各项变量之间是否是线性关系无法明确，而建立的模型大多数是线性模型。
( 二 )会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辩证统一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会计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在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进行研究时对两方法应该相互依赖、互相渗透;单纯依靠某个方法进行研究都不能完全避免和克服的各自的系统缺陷;两者都忽视了对会计研究应该是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过程，应做到逻辑主义和非逻辑主义的统一;实证会计研究对某个具体会计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有效，但对会计理论框架却无能为力，必须应用规范会计研究。所以，片面强调某一方法是不对的，在对会计研究时应做到把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不能偏颇。(1)会计研究应是一般到具体到一般的过程。规范会计研究是从会计假设或目标出发演绎出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以指导会计工作;实证会计研究则是根据搜集的数据和资料进行检验，进而对研究结果证实或证伪。也就是说，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的逻辑是不相同的，前者是由一般到具体，后者是由具体到一般。由此而言，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应该是一般到具体到一般的有机结合，努力实现两者优势互补。(2)因两者会计研究的层面和视角不同，更不能将两者割裂。为了挖掘会计理论框架的内在逻辑，规范会计研究在较高的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如研究财务会计的框架;而实证会计研究则对十分具体的会计理论和现象进行研究，如存货发出的计价问题，应采取先进先出法或者后进先出法等。实证会计研究的会计问题愈来愈细微，规范会计研究者借此批评其对会计理论的贡献甚微，会计研究的目标层次愈低，就更多的要求进行实证分析，反之，更要求进行规范分析。因此，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的层面和视角不同，就必然要求组成一个整体，而不能将两者割裂。(3)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密切关联性。规范会计研究的会计目标属于较高层面，需要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实证会计研究的会计目标属于较低层面，则需要对其进行事实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所以，规范会计研究不可能摒弃事实判断，实证会计研究也不可能排除价值判断。在研究会计目标时，应实现两者的和谐共处，不能厚此薄彼。事实上，两者之间并没有人为设置的鸿沟，规范会计研究是实证会计研究的目的和归宿，两者对于不同层面的研究，互相结合、互相补充，可以对会计目标进行更深入的解释。规范会计研究从逻辑高度的会计研究，必然会与实际实务存在误差，而实证会计研究则可以补充和修正，在会计研究中必须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四、会计研究启示及我国会计研究范式的选择
( 一 )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著名物理学家波尔说过，站在一条深刻真理对面的往往是另外一条深刻的真理。鉴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两者各具优势和弊端，偏废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应避免两者的对立，承认双方的价值，积极促进其有机结合。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会计目标的研究既要做到规范分析，又要实证分析，做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会计研究属于定量分析，规范会计研究属于定性分析，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和前导，对进一步的研究起着预见和指导作用，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进一步研究的深化，对其进行纠正和检验。在研究中做到两者统一，既保障了会计理论的缜密性，又不失精确性。
( 二 )区分侧重，适度应用 目前我国对会计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规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仅是为研究的需要服务，处于从属地位。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没有完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实证会计研究应建立在相对成熟的会计理论之上，否则对其研究也会成为无本之木。我国很多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还很不完善，熟练的职业经理人还很缺乏，股权交易市场欠发达等问题。企业经济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不高，存在数据的统计口径、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会计数据造假、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实证研究型的会计人才严重匮乏，要求具备扎实的财会、经济、数学和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对会计目标实证分析的预测效果不尽人意。鉴于此，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应该做到以规范研究为主，加大实证研究力度。
( 三 )量体裁衣，确定方法 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都有优势和弊端，在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研究过程中应该采取何种方式?选择以哪一种为主的研究方法应当根据会计研究的对象确定。一般来讲，越是具体的问题，应越偏重采用实证会计研究;而越是高层次、带有决策性的问题，应越偏重采用规范会计研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相关政策的政策性效应明显，会计数据造假、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对其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的研究意义不大，应采用规范会计研究。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法律法规的出台，证券市场的成熟，对会计理论研究的采用实证会计研究的环境和条件日渐成熟，今后的实证研究的数量应逐渐增多。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乡镇政府财务状况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L11CJL03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鲍勃·瑞安等著，阎达五等译：《财务与会计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2]瓦茨，齐默尔曼：《实证会计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杜兴强：《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比较分析》，《辽宁财专学报》2000年第1期。
[4]盖地、吕志明：《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评析》，《会计研究》2007年第4期。
[5]曲京山、乔俊兴：《论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6]张自巧：《论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和规范会计研究方法的辩证统一》，《财会通讯·综合(下)》2009年第5期。
[7]齐献忠：《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相互关系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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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天蔚：《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的结合运用》，《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教育研究版)》2004年第8期。
[10]陈汉文、林志毅：《对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的思考》，《财经研究》1997年第2期。
[11]Boland，L.A.Fall.Criticizing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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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Watts，R.L.Janua .Oisutuve Acciybtubg Theory：A TenYear Perspective，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0.
( 编辑 聂慧丽 )
会计实证论文范文第2篇
及时性是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标准, 直接影响信息决策的有用性。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中存在诸如披露不及时、遗漏等方面的问题。为了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监督管理部门制定了预约披露制度。但是, 依然有一些公司并不能按照预约披露日公开披露年报信息, 那么公司提前或延迟披露年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提前或延迟又能传递什么样的信号?本文侧重于分析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时间的选择是否传递了不同的信号。
信息不对称及其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在证券市场上普遍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信号传递, 信息披露就能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上市公司通过发布财务报告向外界进行信息披露, 避免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获利以及减少内部信息的存在, 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有效促进证券市场的运行。
2 文献综述
刘建勇、朱学义 (2008) 研究了信息披露及时性与可靠性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与可靠性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陈爱华 (2013) 研究了内部控制鉴证是否影响年报披露的及时性。发现对内部控制进行鉴证的公司显著倾向于较早披露年报, 说明上市公司执行内部控制鉴证的必要性。孙蓉, 蔡凯凯 (2009) 、王善平 (2014) 等研究了审计报告与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关系。发现审计报告时滞和审计师变更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
本文是将实践披露日与预约披露日的时间间隔为及时性的替代变量。有两点好处:一是由于信息披露时间的选择可能受交易所、会计师事务所等非公司层面因素的影响, 因此该指标的选取可以排除此类因素的影响进而单纯考察信息披露公司的动机。二是由于披露制度的要求, 该指标的选取能充分反映预约披露日对实际披露日选择的影响。
3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2014~2016年深户两市上市公司年报数据, 采用市场调整模型, 以年报时滞为及时性的替代变量, 实证研究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信号传递效应。
4 实证研究
4.1 变量选取
(1) 市场反应的衡量。
(1) 研究窗口的确定。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主要是通过证券市场股票价格的变化体现出来, 因此采用累计超常收益率CAR来作为市场反应的替代被解释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 将年报实际披露日的前后三天作为窗口期。
(2) 超常收益 (ARit) 。实际回报与正常期望回报之间的差异。即:ARit=Rit-Rt-。
其中, Rit指i股票在t日的个股回报;Rt-指i股票所对应的市场在t日的市场平均收益率;ARit指股票i在t日的超常收益。
(3) 累计超常收益 (CAR) 。该变量是汇总一定时期内的超常收益。即
(2) 报告时滞的衡量。
披露及时性变量选取方面, 将实际披露日与预约披露日的时间间隔作为及时性的替代变量。即Rlagi=RDatei-Esti Datei。
(3) 控制变量。
考虑的中国资本市场具有的特点, 控制变量设置如下:
(1) 业绩预告 (Predict) , 为上市公司年度的每股收益减去预期每股收益。
(2) 经营业绩, 用每股收益来表示公司的经营业绩。
(3) 公司规模 (Size) , 用上市公司会计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4) 审计质量, 设置虚拟变量Audit来表示审计报告类型。当出具标准审计报告时, Audit=1;当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时, Audit=0。
(5) 交易所 (Exchange) , 设置虚拟变量Exchang来表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Exchange=1;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Ex-change=2。
(6) 股权结构 (PUL) , 用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
(7) 资本结构 (LEV) , 用债务资产比率来衡量。
4.2 假设的提出
假设1:上市公司年报发布累计超常收益与报告时滞显著负相关。
假设2:业绩预告会减弱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市场反应程度。
假设3:上市公司累计超常收益与每股盈余正相关。
假设4:上市公司累计超常收益与公司规模负相关。
假设:标准审计意见能引起更大的市场反应。
4.3 研究模型的建立
根据模型进行分析, 如表1所示是对模型的汇总, 给出了衡量该回归方程优劣的统计量。Adjusted R Square为0.032.证明回归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具有理想的水平。
如表2所示是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表中F统计量等于2.190, 概率P值等于0.028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所以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
对样本按照CAR符号进行分组, 按照CAR≥0、CAR<0和未分组分别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 (1) 报告时滞与CAR关系分析。在全样本分析中, Rlag与CAR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回归结果支持假设1。在分样本分析中, 在CAR<0组, Rlag同CAR在5%的水平上负相关。但在CAR≥0组中, Rlag与CAR正相关。根据会计谨慎性理念, 可能与投资者的谨慎心理及风险厌恶有关, 虽然延迟披露被视为坏消息而提前披露被视为好消息, 但投资者对坏消息的反应远大于对好消息的反应。
(2) CAR与业绩预告关系分析。在全样本分析中, 未剔除按时披露样本分析显示业绩快报与CAR分别在1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与假设2不一致, 说明业绩预告实际上能加强年报披露时的市场反应。在分样本分析中, 在CAR<0组和CAR≥0组中业绩预告与CAR均呈显著正相关。
(3) 每股收益与CAR关系分析。每股收益与CAR呈显著正相关, 支持假设3, 说明我国投资者对公司年报披露中的业绩信息比较关心, 此类信息能够引起较大程度的市场反应。
(4) 公司规模与CAR关系分析。全样本分析, 公司规模与CAR显著负相关。支持假设4, 即规模小的公司股价对信息披露的反应比规模大的公司更剧烈。在分样本分析中, CAR≥0组无论是否剔除按时披露, 公司规模与CAR分别在5%、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而在CAR<0组, 公司规模与CAR呈不显著的正向关系。
(5) 审计意见与CAR关系分析。全样本分析以及分样本CAR<0组中, 审计意见与CAR呈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而在CAR≥0组中, 审计意见与CAR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支持假设5, 对于具有好消息的年报, 更加引起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可信度的重视。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年报披露的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延迟披露具有更小的累计超常收益, 而提前披露具有更大的累计超常收益, 报告时滞与市场反应显著负相关, 即年报披露越及时市场反应越大。本文不仅证实了年报时滞具有信号传递效应, 而且也间接验证了年报预约披露制度的有效性。
本文认为会计信息要具有信号传递作用, 其本身应是可信而充分的。在可信性方面, 我国会计信息存在严重的失真现象, 会计人员出具虚假财务报告, 进行利润操纵。因此, 会计信息信号传递功能的充分发挥就必须有可以信赖的经济制度以及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其中, 审计制度的建立是关键。一是要注重注册会计师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的提高, 二是要对审计环境进行改善, 在保证审计独立性的同时对强法律责任意识进行不断地加强, 严厉制裁审计作假现象, 进而有效的清除市场上存在的虚假信号。在充分性方面, 由于会计准则的不完善, 存在信息披露简单、该披露的信息得不到披露、内部信息与内部交易等现象, 致使部分信号传递不充分、不及时甚至得不到不传递。因此, 要以会计法制建设为保障, 要求上市公司及时披露所有可靠的信息, 控制内部信息存在, 对内部交易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保证市场的透明度。
摘要：上市公司年报预约披露制度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项特色规定, 本文研究了在这一特殊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及时性信号传递效应。研究发现:市场反应与年报及时性呈负相关, 公司提前披露下一时点的会计信息有较强的透明度和较低的盈余管理水, 这说明不同披露时机的选择则传递的信号不同。
关键词：及时性,信号传递,报告时滞
参考文献
[1] 刘建勇, 朱学义.信息披露及时性与可靠性关系实证研究[J].政法大学学报, 2008 (6) .
[2] 陈爱华.内部控制质量与年报披露及时性关系研究[J], 财会通讯, 2013 (6) .
会计实证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 格兰杰检验 信贷支农 实证分析
一、安徽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特征分析
农村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和支农作用的发挥不能脱离目前的整体农村金融环境,对于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体制和深层次特征,众多学者进行研究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林毅夫从农村发展金融改革等宏观层面分析了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指出我国金融改革应该注重培育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作用。“中国农村金融组织的行为与制度环境”课题研究认为,为了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应该适度开发市场,允许新的符合条件的产权清晰的民营性质的金融组织加入农村金融机构,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适度竞争,通过竞争来促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农村金融的发展。何广文教授提出,可以将农村金融监管机制、各种农村金融供给机制和农村金融需求机制等联系起来,在一个大系统中分析和综合研究,使得各类资源得到最优组合,实现农村金融供求的最优动态均衡,“三农”资金需求得到最优化的满足。
自从安徽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以来,积极发挥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作用。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在贷款期限、投向和定价方式等方面作出积极的调整;根据农村经济的季节性特点合理安排信贷资金,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针对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需求规模不断扩大的态势,农村信用社在贷款额度上积极调整授信额度,以满足和培育优质客户的要求。同时,农村信用社自身的改革在不同区域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效,其中在皖南和沿江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的资产质量有了明显的好转,不良贷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江的不良贷款率截至2007年末为9.1%);利率浮动扩大了农村信用社的盈利空间,缓解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压力,在皖北经济较为落后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但是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仍存在诸多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信贷支农资金非农化倾向严重,大额贷款占比不断扩张和小额信贷趋于下降的态势体现农业产业的深化和非农产业的扩张,同时凸现农村信用社经营商业化和非农化倾向,对农户的金融服务力度弱化。
从表1可以看出,自2004年以来,单笔贷款在2万元以下的贷款占比下降幅度较大,说明随着安徽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小额贷款的需求呈下降趋势,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业产业深化的同时,农村信用社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工商企业、房地产开发等利润高的行业,挤占了“三农”的信贷资源,进一步加剧“三农”信贷投入不足的局面。而农村信用社的商业化经营倾向正是农村扶贫小额信贷占比萎缩的主要原因。同时农村信用社整体经营实力和经营市场环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资源匮乏、信贷投入不足的现象依然严重,信用社信贷资金运用渠道不畅,信贷结构性矛盾突出;创新滞后制约了农村信用社业务经营和发展,资本金不足和监督部门风险硬约束导致信用社不能满足优质大客户对信贷资金增长的需求;非信贷资金运用效益不高影响自身经营效益,流动性过剩对信用社自身的经营发展以及其支农职能的发挥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浮动利率机制虽然提高了信用社的盈利空间,对贷款实行了普遍的利率上浮,也可能由于逆向选择行为而增大信贷资产的风险,没有建立相应的风险定价机制;不良贷款地地域分布明显,皖北地区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资产质量不高、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将会严重影响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发展和支农作用;信贷资金的周期性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仍需要作出适当的调整。
二、安徽农村信用社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真实性,综合现有研究成果,以DKYE表示样本点范围内的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YICHAN表示样本点范围内的一产增加值,首先对变量取对数的形式,以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使数据更为平滑,易于建立模型。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是时间序列模型的重要前提,因此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可能产生伪回归。本文采用ADF统计量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大于临界值,意味着该变量不存在单位根,即平稳。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兹准则(SIC),运用Eviews软件得到结果如下:
注释:C代表含有常数项,T表示含有时间趋势项,2表示二阶滞后,△表示一阶差分。贷款余额和一产产值的对数形式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即贷款余额与一产产值同阶单整,表示二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尽管每个变量可能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协整表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长期存在某种均衡关系,即一变量的变化会导致另一变量的变化。本文采用GE两步法,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贷款余额与各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从上表可以得出,在90%的水平线上,残差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大于ADF临界值,表示lndkye与lnyichan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于对数变化不改变原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因此可以使用上述数据检验贷款余额与一产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可以检验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方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指出:如果两经济变量X与Y在包含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Y的预测效果要好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的预测,即变量X有助于变量Y预测精度的改善,则称X对Y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在检验金融发展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时,可以构造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如下:
无约束回归模型(U):lnyichant=α0+pi=1∑ailnyichant-i+qi=1∑βilndkyet-Ii+εlt
有约束回归模型(R):lnyichant=α0+pi=1∑ailnyichant-i+εit
进行OSL估计,进而进行如下假设检验:
原假设H0:β2=……=βq=0(1ndkyet不是引起lnyichan变化的t格兰杰原因)
备择假设H1:β1,β2,……,βq不全为0(1ndkyet是引起lnyichant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利用Eviews软件,对解释变量贷款余额与其他被解释经济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SIC和AIC最优准则,得到如下结果:
即表示在90%的水平下,安徽农村信用社与安徽农业产值只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安徽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是安徽农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是推动了安徽农业的发展。从上面的协整关系可以看出,农村信用社对农业产值的弹性系数为0.26,表明贷款扩张l%,会引起农业产值0.26%的增长,说明农村信用社信贷投入对农业产值的影响不显著,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不力。
三、信贷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三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农”经济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安徽农村信用社要切实转变观念,克服在支持“三农”经济发展中的不足,更好地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
1.积极创新信贷方式,不断拓展信贷资金使用渠道。农村信用社要针对目前安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要求,大力发展“小额贷款”,积极采用“联户联保”等贷款方式,逐步提高贷款额度,拓宽贷款范围,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要支持调整农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要在生产、流通、增值、集约等环节分别提供资金支持,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信用社要在帮助农民增收、支持农业产业化和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等支农业务方面实现新突破。针对目前部分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非农化倾向,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来保持和增大小额信贷在农村信用社信贷的比重。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努力实现农村信用社、“三农”经济和社会的多赢。
2.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进一步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目前,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启动,要通过改革,促进农村信用社切实转变经营机制,确立其在金融支持“三农”经济发展中的主渠道作用,农村信用社要不断完善一级法人治理机制,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鼓励当地产业化龙头企业持股,相互融合,实现资本主体多元化,真正做到农村信用社由谁出资、由谁管理、由谁受益、出了问题谁负责,形成“资本自聚、经营自主、盈亏自负、风险自由”的机制。要建立以效益为目标的人力资源配置优化机制,建立与效益、业绩紧密挂钩的薪酬激励机制,形成有效的绩效考核和收入分配机制。
3.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优化农村信贷环境。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切实废除对农村信用社的各种歧视性、限制性政策,努力为农村信用社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加大对“三农”经济及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扩大农村金融市场需求;优化金融信用环境,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宣传、舆论监督等手段,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的正向激励机制和逆向惩罚机制,引导农民和农村经济主体树立良好的信用意识;农村信用社要加强与人民银行、银监会、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有效整合资源,加快农村信用社征信体系建设;加强农村金融法制建设,依法打击逃废农信社债务的行为,维护农信社合法债权,营造公平正义并富有活力的农村金融法制环境。
参考文献:
1.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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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广文,李莉莉.从系统论视角看农村金融改革[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
5.何广文.金融支农:责无旁贷,现状堪忧[J].中国经济报告,2006(2)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佛山 528225)
(责编:吕尚)
会计实证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近60年来，国内外著名学者关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问题展开深入而廣泛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的合理配置，对公司治理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在企业现代管理制度中，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因素，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与公司业绩起着关键作用。文章聚焦于辽宁省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层面，系统分析了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并以 2008—2015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引导辽宁省上市公司实现公司绩效的提升。根据文章的实证数据显示，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现倒“U”形曲线，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绩效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最后结合实证研究结论，对优化辽宁省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提升治理效率，进而提高公司整体经营绩效，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公司绩效；股东持股比例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1.144
1 文献综述
1.1 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绩效
Jensen和Meekling在其论文中阐述了代理理论，包括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管理层与所有者的代理关系等。两位学者认为：股权越集中，公司绩效越高。Fama和 Jensen认为，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会导致公司价值的损失。由于高度集中的股权必然强化管理者的地位，不利于市場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还有国外著名学者认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使控股股东可能用牺牲其他股东的利益来寻求自身的利益。此时股权分散型企业的市场价值和业绩要优于股权集中性企业。
孙永祥等以不同时期，不同规模的公司作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着较显著的倒“U”形曲线关系。另外有学者提到委托代理理论和股东积极理论，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大数据为数据样本。探讨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问题，结果认为，二者有倒“U”形关系。仍有学者认为，当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50%时，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在统计学意义上呈现正相关关系。李亚静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之间显著负相关。同时，还有学者以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年数据为样本探讨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认为，二者呈正“U”形关系，也就是说当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先降低，然后上升的关系。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认为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经营绩效是呈相关关系的。现阶段学术界对于股权集中度究竟如何影响公司经营绩效，尚无统一定论。
1.2 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绩效
Nagar 等学者研究发现，存在一定程度股权制衡的公司由于大股东间能够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对公司发展更有利，其公司价值要高于一股独大公司。Maury 研究了芬兰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发现各个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时，公司业绩表现较好，且控股股东类型也是影响公司业绩的因素。还有著名学者分析大股东之间股权制衡的程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认为多数上市公司的后九大股东集中度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在抑制第一大股东私利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制衡作用，但存在国有股比重较低的公司中，中小股东更易受到利益侵害。
赵景文、于增彪等学者强调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公司的业绩显著差于同行业、总资产规模最接近的一股独大公司。陈志军、徐鹏从动态竞争的视角研究了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选取了231家高科技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王丽丽选取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9—201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建立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为变量的两个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随着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反而降低了企业经营绩效。这可能和我国现阶段企业发展水平相关，股权制衡还受到其他许多方面的影响，不像国外那样能够发挥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提升的积极作用。
关于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理论研究，大部分学者是支持股权制衡度越高，企业治理效率越高，经营绩效也越高。但是也仍有学者认为股权制衡不利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
由上述可知目前关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关系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成果并不一致，其中关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分为正相关论、负相关论、曲线论；关于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为正相关、负相关。
2 研究假设
2.1 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绩效存在倒“U”形关系
一般认为，高度分散的股权会抑制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管以及对经营激励的热情和动力，小股东跟随行为也会增加，这必然导致管理人成为公司实质控制人，大大增加代理成本，最终降低公司绩效。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由于大股东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他们完全有可能为了自身收益而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收益。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相当，属于共同控制上市公司的股权类型，避免了一股独大的不利影响，而且对高管的监管有更多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经营绩效的提高。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绩效存在倒“U”形关系。
2.2 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针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引入其他股东与大股东共享企业控制权，能够抑制大股东侵占公司资源的行为，同时起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作用。公司的经营决策须经各大股东一致通过，监督的有效性能够保证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股权制衡度作为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对公司业绩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存在一定股权制衡度的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相互监督、限制，能够阻碍大股东的利己行为，推进公司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样本的来源和选择
文章选取辽宁省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上市公司每年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初始样本78家上市公司，剔除被ST的上市公司以及有极端值的上市公司，并且为避免A股、B股、H股的差异，最终有效样本数据为65家上市公司。回归分析及检验均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进行。
3.2 变量定义
3.2.1 因变量
学术界关于公司绩效的度量指标有很多，比如采用净资产报酬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收益率等会计指标，也有的用托宾 Q 值等市场数据来衡量。由于托宾Q值是基于市场价值来计算的，而市场价值的取得有很大的变动性，并且不易得到。因此本文选择净资产报酬率（ROE）来衡量公司绩效。
因变量 Y（ROE净资产报酬率）=公司年度净利润/股东权益平均余额。
3.2.2 自变量
本文主要探究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包括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我们主要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来作为股权集中度的替代变量。采用第二大股东与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来表示股权制衡度。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将公司规模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以上市公司总资产数额的对数来表示。
3.3 模型设计
依据上文的假设，本文建立如下统计模型：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统计数据来看，每年ROE最小值均为负值，说明辽宁省上市公司某些经营绩效比较差，实现负净利润。部分公司ROE比率較高，公司取得较好的发展。从企业绩效指标ROE均值来看，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15年ROE最小值为0.67%。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看，CR1极小值为8.80%，极大值为82.12%。从极大值来看，公司第一大股东完全控制该公司的管理决策。CR1的均值从2008—2015年分别为39.38%、38.36%、39.13%、38.54%、38.10%、37.87%、36.19%、34.95%，整体趋势是下降的，说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初见成效，上市公司也意识到一股独大对公司的不利影响。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分析，CR12345极小值为14.39%，极大值为87.89%，说明前五大股东可以完全控制公司的运营管理。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来看，分别为：53.93%、51.90%、53.89%、53.43%、55.00%、53.45%、51.96%、54.11%，可以看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在51%以上，说明前五大股东完全有能力独立控制公司运行，辽宁省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是比较高的。就股权制衡度Z5来看，2008—2015年Z5极小值为0.31，说明第二到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几乎没有制衡作用。极大值为299.87%，此时第二到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作用是非常有效的。那么从均值来看，2008—2015年Z5均值都在54%以上，说明平均来看，第二到第五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有较强的制衡力。最后从控制变量公司规模来看，Size的均值保持在1.55以上，部分公司达到极大值3.40。
4.2 回归分析
4.2.1 股权集中度与ROE的回归分析
从数据模型看，ROE与CR1的曲线回归完全符合本文前述假设，企业经营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现倒“U”形曲线，结果是显著的。说明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极小时，即在公司股权非常分散情况下，公司股东（即便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也没有任何积极性去管理公司，更不用说中小股东对公司的影响程度了，这样对企业整体发展不利。另外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1%时，即第一大股东完全有能力独立对公司经营管理进行决策，无须通过其他小股东的认可，这样会直接造成公司的一股独大现象，中小投资者不能够得到充分保护，并且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仍然无法有效地遏制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剥夺与侵害行为，因此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对公司发展也存在不利影响。因此，本文建议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应相对集中。从上述数据可以清晰看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保持在30%～45%范围内，公司经营绩效较高。此时公司存在相对的控股股东，有更大的积极性去管理公司，使公司更快发展。
从研究结果来看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应该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股权不能过分地集中在大股东手里，这样会对中小股东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不能极度分散被无数股东持有，从而影响公司的整体绩效水平。
4.2.2 股权制衡度与ROE的回归分析
从股权制衡度替代变量来看，回归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本文的假设二未得到验证。分析原因，其一：文章的研究是建立在辽宁省上市公司能夠提供真实有效信息的基础上的，但事实上上市公司可能存在造假现象，其提供的信息并不完全真实可靠，给模型估计带来偏差。其二：由于2008—2012年，是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进程的五年间，成效并不那么明显，当时CR1比例依然比较高，同时国内经济形势比较乐观，因此在CR1比重较大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好业绩。2013—2015年，股权分置改革已显成效，一股独大现象得到缓和，并且很多非流通股份逐步退出资本市场。但由于经济形势衰落，受市场大环境影响，其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也出现滑坡。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跟市场大环境联系紧密。另外本文所建模型还需优化。本文依然认为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是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的，特别是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可以对控股股东形成有效制衡。
另外，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上市公司总资产额的对数，理论上，公司绩效与公司规模应是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应是公司绩效随公司规模的扩大不断提升。但在实际回归分析中，辽宁省上市公司在2012年之前，符合上述规律。但是从2013年之后，变化趋势完全相反。这可能跟我国近些年的宏观经济环境相关，尽管总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企业经营绩效受到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依然处于低迷状态。
5 研究结论
文章以辽宁省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检验了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控制公司规模变量后，研究证实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间呈倒“U”形关系，而股权制衡度就辽宁省上市公司而言不能显著改善公司绩效。但是本文依然同意股权制衡度对上市公司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完善公司治理的关键在于在保持相对股权集中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约束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监督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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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实证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利用内蒙古地区农户的调研数据，探析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相对较高，但仍有较大一部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不足，缺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动力。并且存在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不一致、相背离现象，高意愿伴随着低行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越可能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对农户给予健康投资指导，提高其长期健康投资意愿，改善不健康的投资行为，有效防止因病致贫的情况发生，保障农村劳动力健康水平、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乡村振兴战略;双变量 Probit模型
一、引 言
我国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已进入乡村振兴的崭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发展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是主力军。农民健康的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是乡村振兴的力量源泉。农民的健康水平越高，乡村振兴的持久内驱力也就越强。健康投资作为维护和提升健康水平的有力工具，对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是有效推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农村居民的健康投资水平虽有所上升，但仍然偏重以医疗为主的短期健康投资行为，而以预防保健为主的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却较为缺乏。在脱贫攻坚战中，因病致贫在各种致贫因素中始终居于首位。刚刚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的农村家庭，一旦遭遇健康风险冲击，就会重新陷入贫困境地。因病致贫返贫直接阻碍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较低，不良的生活方式以及环境污染长期损害了农民健康，在遭遇健康风险冲击后，疾病治疗可能是短期内产生的最大消费效用[1]，因此，形成了主要以新农合医疗保障为主的健康投资模式。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3]，即在理论和实践中强调对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共支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健康投资变量多以公共卫生费用代替;健康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和家庭收入的影响[4-5]，主要关注健康存量水平，健康变量多以身体状况和自我健康评价代替;健康需求和医疗消费形式的研究 [6-7-8]，内容偏重医疗消费水平等就医决策，主要以医疗保健支出指标衡量;健康投资对农户经济行为决策的影响，包括劳动参与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等内容，健康投资变量多以健康状况代替[9-10]。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就健康投资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现有文献多从宏观角度集中分析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衡量指标也多以统计年鉴数据为主，从微观角度关注健康投资的研究较少。同时，鲜有研究深入探究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关系以及影响因素，一些文献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等视为一个概念，用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代替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没有将二者区别开来。鉴于此，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利用对内蒙古地区农户的调研数据，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作为两个变量分开考虑，运用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分析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关系以及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防止因病致贫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守护乡村振兴健康线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本文的“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即农户是否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是对长期健康投资的看法或想法，代表了个人的主观性思维。“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是指农户是否具体实施了某种健康投资行为。目前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切入点和角度略有差异，但其目标却有高度的一致性，即不同学者在逐步探讨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该如何提升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并能够实际转化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结合现有研究，本文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和认知特征四个方面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假设。
（一）个体特征
在以往的研究中，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农户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身体健康自评。性别差异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響不太确定[11]。在调研中发现，女性更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比如合理搭配饮食和锻炼身体等，而男性由于不良生活习惯而导致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较低。年龄对健康需求具有显著的负效应[12]，年龄较大时，健康作为人力资本产生的收益也会下降，因而对健康需求反而会减少[6-13]。因此，农户年龄越大，由于体力下降，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低，进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实施概率也越低。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有显著影响[11]，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的认知能力越强，能够主动接触并了解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疗卫生人员交流，主动寻求健康信息，从而能够更加理解长期健康投资的益处，尤其是更加愿意参与日常体检等健康投资活动。身体健康自评状况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关联度较高。农户对其身体健康自评的得分越高，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也有可能由于身体健康状况较好，没有未雨绸缪的意识，反而对健康不重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较低，也会影响其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
H1：女性农户比男性农户更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和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年龄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均产生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身体健康自评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有影响。
（二）家庭特征
家庭特征包括劳动力数量、居住现状和年收入。劳动力数量代表了家庭的人力资本数量，相关研究表明，农户劳动力数量越多，对健康状况越重视，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居住现状反映了其居住人员的结构类型，是分析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重要指标。通常情况下，独居农户和年龄较大夫妻农户的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较低，进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较少;家中与子女同住的农户，可能会考虑到子女的健康需要，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较高，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较多。年收入与农户的健康投资决策关系密切。家庭年收入越高，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越会促进农户进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 [13]。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劳动力数量正向影响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居住现状得分越低的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越少;年收入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三）社会资本
在调研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龄化现象比较普遍，再加上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绝大部分老年人需要从子女那里获得经济支持，重要的是在我国，由子女来承担赡养老年人具有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经济文化根基。基于这些经济文化背景，本文将代际支持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纳入分析模型，并且只考虑自下而上的单向经济支持。相关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农户的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14]。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
H3：社会资本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四）认知特征
结合调研数据和已有研究，认知特征用农户对健康风险认知代替。健康风险认知是个体对影响身心健康的各种因素的主观感受和判断，是个体进行行为改变决策时权衡的重要指标[15]，该指标表示了农户对身体是否存在健康风险隐患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可能性就越大。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4：健康风险认知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 2019—2021年對内蒙古自治区农户的微观调查。内蒙古自治区东西狭长的独特版图和资源禀赋差异导致了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了扩大调研的覆盖面、掌握最全面的真实情况，笔者分别选取了东中西三个盟市包括9个旗县进行深度调研，样本分布较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每个旗县中随机抽取乡（镇）、村进行调查。遵循随机性原则从行政村（嘎查）中调研594家农户，发放问卷594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576份，有效率为96.97%。
从调研数据可知，调查对象以男性居多，年龄在50—59岁的较多，说明内蒙古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均值位于初中学历以下。从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来看，较大的年龄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等较为符合当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本文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6-17]。身体健康自评相对较差，均值处于差到一般之间。劳动力数量的均值为2.329，家庭内1个和两个劳动力所占比重最高。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为0的家庭也占一定的比重，体现了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现状，大量中青壮年外出上学、务工，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贫困的老龄人口。调研样本中目前的居住现状，与父母同住及与老伴儿同住所占比重较大，符合目前农村的现状。
（二）模型构建
本文需要检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因此，把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作为因变量，由于其均为两项选择变量，故选择 Probit 模型。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意愿对个体行为有影响，个体意愿的加强有助于个体行为的实施，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通过提高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能够促进其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实施。当被调查农户出于种种原因会在是否有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是否有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之间作出选择时，这两种决策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我们不能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分别进行 Probit 建模，可能会损失效率，两个 Probit 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18]，故而应该采用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
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能在考虑两个决策随机项之间相关性的前提下同时估计两个方程[19]。该模型所对应的两个因变量是两种相关的选择，两个方程有相同的自变量，且误差项也是相关的。两个方程误差项的协方差等于一个固定的常数，这意味着这两种相关选择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而不像独立的Probit模型那样误差项的协方差为0[20]。双变量Probit模型都基于Probit模型的基本形式：
农户对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选择存在四种组合，如图1所示。
分别用虚拟变量y1和y2表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设定y1 = 1表示农户有长期健康投资意愿，y1 = 0表示农户没有长期健康投资意愿;y2 = 1表示农户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y2 = 0表示农户没有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因此，四种组合可以用（1，0）、（1，1）、（0，0）、（0，1）来表示[21]。我们分别建立双变量 Probit 模型，分析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设定具体形式为：
其中，y*1和y*2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x′1和x′2分别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向量，β1和β2为待估系数向量，ε1和ε2为随机扰动项且服从二维联合正态分布，两者的相关系数为ρ即：
当y*1 > 0，表示农户有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反之，则y*1 = 0;同理y*2 > 0，表示农户实施了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反之，则y*2 = 0。因此，y*1与y1和y*2与y2 的关系可以由以下方程确立：
两个方程唯一联系是扰动项ε1和ε2的相关性。如果ρ = 0，则此模型等价于两个单独的Probit 模型。如果ρ ≠ 0，y*1 与y*2之间存在相关性，运用双变量 Probit 模型对两者的取值概率进行最大似然估计。最后，对原假设“H0：ρ =0”进行检验，判断有无必要使用双变量 Probit 模型，或估计两个单独的 Probit 模型。如果拒绝原假设，则有必要使用双变量 Probit 模型[18]。
（三）变量选取
由于我们要检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把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作为因变量，同时结合并参考现有研究，选取了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和认知特征四个方面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个体特征方面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身体健康自评，家庭特征方面的变量包括劳动力数量、居住现状和年收入，社会资本变量用代际支持衡量，认知特征变量用农户对健康风险认知的变量衡量。
1.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的测量及描述性统计
目前学术界对个体行为意愿的测量，常见的方式为直接询问是否愿意[22-23]，在所询问的行为意愿较为中性的情况下，这种方式较为直接有效。由于人们对健康投资的理解均是有益于健康的，即被普遍认为是应该做的事，在此情况下，农户的回答会带有倾向性即“愿意进行健康投资”。因此，为避免由农户倾向性应答造成二分类变量测量的较大误差，本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的形式，从非常愿意到非常不愿意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分为五个等级，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备选项，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户在“愿意与否”问题上大多选择“愿意”的可能。测量题项设置为“您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吗”，长期健康投资包括合理搭配饮食、锻炼身体和定期参加日常体检。由于这些方面在短期内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看做是长期的行为意愿。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进行百分比统计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全样本农户非常愿意和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累计占比为 60.145%，贫困农户非常愿意和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累计占比为51.795%，非贫困农户非常愿意和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累计占比为61.148%。说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的意愿相对较高，不同的样本农户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意愿虽有差异，但均超过了50.000%。不同样本农户测量指标平均值均大于3.000。其中，非贫困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测量题项的均值最高，贫困农户样本的均值低于全样本均值，受限于长期健康投资能力和投资理念等因素，从而导致了差距的产生。
2.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测量
行为经济学对个体行为的测量最直接的手段为“是否”问题，即对某一行为直接测量有还是没有，故本文在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测量中采用二分类变量的形式。设置的问题有：您家是否合理搭配饮食？您及其他家庭成员是否锻炼身体？您及其他家庭成员是否体检？需要强调的是，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进行了赋值[24]，变量取值为0和1。贫困农户的整体得分较低，非贫困农户相对得分高一些，說明比较注重长期健康投资，预防保健的意识较强。
通过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测量，我们发现，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存在不一致、相背离的现象。农户具有较高的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全样本、贫困农户、非贫困农户的测量指标平均值均大于3.000，非常愿意和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占比均超过一半，说明农户是有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的，从心理上是能够接受长期健康投资的。这就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观念和认识，我们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农户受经济约束，对健康投资一无所知，根本没有健康投资的意识，但在调研过程中会发现，农户其实是有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的，都有追求健康的美好愿望。但是高意愿却伴随着低行为，实际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比重较低，如何将意愿转化为行为是值得我们思考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2.变量赋值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变量的测量，并结合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和认知特征，将变量的具体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汇总如表2所示。
四、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5.0 软件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双变量 Probit 回归模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双变量 Probit 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部分影响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相关系数为正，说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的程度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实施具有积极作用。
（一）个体特征
年龄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分别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一致。随着年龄的增大，健康资本的折旧率增加，不但引起对健康需求的减少，也使得一定数量的总投资所能提供的健康资本减少，这与Grossman[13]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本文的调研对象普遍年龄偏大，总样本中的年龄均值为2.342，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具备劳动能力的较少，健康状况较差，因而对就医的意愿更加强烈，导致就医行为较多，而对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长期健康投资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较为缺乏。
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分别在10%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与研究假设一致。这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大，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调研样本中，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均值为2.528，绝大部分农户的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下，小学程度占比较高，这也充分说明了受教育程度是导致农村地区健康投资意愿淡薄、健康投资行为较为缺乏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教育投资一直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从长远看，提高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改善健康，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因此，通过提高农户的文化程度，有利于提升农户健康投资意愿，进而促进农户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
身体健康自评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符合部分研究假设。说明在调研地区身体健康自评得分越高的农户，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对健康风险的意识较差，长期健康投资的意愿较低，反之身体健康自评得分越低的农户，已经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健康隐患，从而在预防保健方面会更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身体健康自评对农户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与研究假设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农户即使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差，已经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健康隐患，但是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比如时间、自身的意志力和收入状况等，未必有进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性别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H1中除了性别外，其余的得到验证。
（二）家庭特征
劳动力数量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不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说明家庭成员大多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具备劳动能力，因而对长期健康投资的意愿不强，从而也较少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
居住现状对农户健康投资意愿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与研究假设一致。居住现状反映了家庭的内部结构，得分越高，说明越是核心家庭，对健康越重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居住现状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以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如果没有更高的预期收益，那么健康投资的较高不确定性会导致个体更加重视当前的满足，严重忽略未来的需要，因而即使是核心家庭，有老中青三代，在具体实施行为之前，会受到跨期选择的影响，进而降低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可能性。
年收入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研究假设。充分说明了家庭的经济状况与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密切相关，经济状况越好，对长期健康投资的认知程度越高，从而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越有利于促进其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2018年，内蒙古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 803元，而内蒙古自治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 376元，反映了调研地区农户收入普遍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相对不强，影响到其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实施。H2中除了家庭劳动力数量外，其余的得到验证。
（三）社会资本
代际支持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因而H3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代际支持反映的是家庭是否有子女的经济补贴，但是这与子女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如果子女的收入也不高，对家庭的补贴也仅够日常的生活消费支出，没有额外的资金用于健康投资。因此，如果加上子女补贴的家庭收入还不高，就会影响到其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其长期健康投资行为。
（四）认知特征
健康风险认知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不一致。H4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农户对健康风险认知程度越高，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小。此类异常我们可以利用行为经济学中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农户对医疗需求和预防保健需求存在不一样的心理账户，他们认为疾病带来了负效用，通过医疗补救措施可以恢复身体健康，这样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而长期健康投资的收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农户都能认识到少吸烟和经常锻炼等对人的健康有利，但却很少有人能够戒烟并坚持体育锻炼。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3个盟市9个旗县576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双变量 Probit 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相对较高，51.795%的贫困农户非常愿意和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61.148%的非贫困农户非常愿意和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但仍有较大一部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不足，缺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内蒙古地区，存在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不一致、相背离的现象，高意愿却伴随着低行为，如何将意愿转化为行为是值得我们思考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受教育程度高、年收入越高的农户，对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越有可能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全面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从宏观角度来说，区域经济增长将会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扩大就业机会，拓宽发展空间，促进农民增收，进而改善低收入人群生活和发展的质量。各级政府应设计统筹性的政策，全方位优化配置资金、公共服务、人力资源等要素，从机制、规划、政策等方面深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对接和统筹。其次，提升农村公共健康投资水平，发挥正外部性。健康投资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的公共健康投资为主导的，因此，政府对健康投资的态度和观念是提升我国居民健康水平的決定性因素，确保国民良好的健康状态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政府应向农村地区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力度，通过增加健康人力资本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发挥正外部性;基层政府应该利用特色产业发挥地区优势，将公共健康投资与产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统筹将财政资金更多注入健康产业的发展，积极探索更多的公共健康资金筹资渠道和方式，更多地引入社会资本，通过税收优惠和服务保障等措施促进投资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进入健康领域，从而提高地区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再次， 适度采取健康投资激励方式，促进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向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转化。
最后，从源头到保障构建全方位的健康贫困治理体系。一是从源头上消除健康风险隐患。针对有健康风险隐患但是还没有遭受健康风险冲击的农户，从防范健康风险致贫角度出发，通过慢性病和地方病的健康宣传、健康管理和健康干预等策略，使农户培养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进行合理的预防与健康促进支出，降低健康风险的冲击概率，显著降低不确定医疗费用造成的因病致贫风险。二是从健康风险传导过程中弱化健康风险的冲击作用。对于已经遭遇健康风险冲击的农户，要通过医疗资源的有效供给、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提供、健全的医疗保障体制等健康贫困救助机制提高农户应对健康风险冲击的能力，尽量消除或弱化健康风险冲击带来的严重影响，缓解因病致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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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艳）
收稿日期：2021-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草场流转视阈下边疆牧区牧户生计转型及福利测度研究”（18BMZ135）
作者简介：
陶 娅（1980-），女，内蒙古巴彦淖尔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务管理和农业经济管理等方面研究。E-mail：taotaoty_921@163.com
盖志毅（1964-），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和生态经济管理研究。
王桂英（1964-），女，内蒙古赤峰人，教授，主要从事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研究。
会计实证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我国证券市场中个人投资者众多，羊群行为这种非理性心理影响了证券市场的有效性，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文章将通过计量模型对股市中的羊群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在ARCH模型的基礎上，以上证180指数样本股作为模型数据，以横截面绝对偏离度CSAD作为研究指标，运用Eviews8.0软件和Excel软件，证实我国股市确实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并对如何减小羊群效用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羊群行为；ARCH模型；横截面绝对偏离度CSAD
[DOI]10.13939/i.cnki.zgsc.2018.20.054
1 引言
证券市场上存在一种非理性行为，即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会受到其他投资人的影响，效仿他人交易，这种随波逐流行为的作用程度被称为“羊群效应”（Herd effect）。
20世纪末，金融学家开创了研究投资者的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先河。证券市场中的羊群行为受到了广泛关注并成为证券市场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我国市场是股价只反映了信息的“弱式有效市场”或是只达到了反映了所有公开信息和小部分未公开信息的“半强式有效市场”。
总的来说，无论从当前形势还是长远角度的发展态势，深入对羊群行为理论的研究将会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和有序。
2 对沪市羊群行为的实证研究
2.1 基于ARCH模型股市羊群行为的研究方法
ARCH模型（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将当前所有能够被获取的股价收益信息为条件，利用推定的自回归方程来刻画方差的变异程度。将市场组合收益率和个股收益率横截面偏离程度作线性回归分析，以及定量地测定羊群行为度的大小。
因此衡量股票市场上是否存在着羊群行为，则利用横截面绝对偏离程度指标CSAD，主要是通过判定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是否显著是负数。
2.2 模型建立及数据来源
2.2.1 研究的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上证180指数样本股日收盘价
样本时间区间：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15日
选取这些股票作为样本，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本文选取的股票是大盘股，它们的市值占沪市总市值的份额较大；其次是由于本文主要对上海证券市场的股票进行羊群行为判定，因此要选取的股票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中的样本数据主要是来自Wind数据库。
2.2.2 回归方程
2.3 基于ARCH模型的我国沪市羊群行为的实证分析
2.3.1 CSAD与Rm，两者之间线性关系的检验
2.3.2 描述性分析及平稳性检验
第一，描述性分析。由图2可知，对角线中的数据表示Rm及CSAD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O.229031是小于0.5的，因此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第二，ADF单位根检验。在进行线性回归之前，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为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由Eviews8.0软件中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见图3，在5%的显著水平下计算得到的数据也是平稳的。
2.3.3 ARCH模型回归方差的确立
利用Eviews8.0软件回归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
由图4估计出来的常数项的值是O.013352，O.221320为X前边的回归系数B1，因为接受原假设即回归系数等于0的概率为0.0018，就说明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存在显著的残差序列自相关性即ARCH效应。
2.4 基于ARCH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
回归系数均为统计显著：一次项系数显著是正数，二次项系数显著是负数，根据前面的论述，证实显著的羊群行为存在于沪市之中。
3 基于实证结果提出的对策及建议
3.1 加大上市企业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建立新的金融避险机制
监管应该从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中解脱出来，加大对上市公司违规交易的惩罚力度，减少管理层面严重的道德腐败现象的发生，促进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为营造理性投资氛围打下良好的市场基础。
3.2 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证券投资者服务体系
要引导依赖程度高、投资经验不足和投资专业性知识较少的投资者选择基金、专业组合理财等委托理财产品；为自主性强且具有较强分析能力的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等。
3.3 投资者要提高自控力，增加信心
投资者需要具备学识，更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以理性来分析和衡量遇到的所有情况，克服对货币的迷信盲从。投资应秉持客观的态度、制定周密的投资方案，才可以将风险控制到最低。
[作者简介]孙小杰（1994—），女，河北唐山人，华北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