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第1篇
( 一) 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新经济政策出台的直接原因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开始显现, 并且危及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面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对维护苏维埃政权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 战时共产主义的弊端也开始凸显, 并且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农民对继续实行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这集中表现在富农暴乱不断、播种面积下降、粮食歉收等等。工农联盟面临濒临分裂的局面。
新经济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是俄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现实国情无法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必须首先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虽然从农奴制改革以来, 俄国的资本主义有了显著发展, 但是其发展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再加上三年的国内战争给苏俄的工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使苏俄的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
由于以上的原因, 再加上当时列宁等人存在企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俄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 导致其无法及时改变工作方针。而1921 年3 月发生的科朗施塔德水兵叛乱更是让列宁等人意识到必须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制定符合苏俄实际国情的方针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新经济政策由此产生。
( 二)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
第一, 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战后余粮收集制的继续实行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的生活水平降低, 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也与日俱增。为了缓和与农民的关系, 更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1921 年3 月21 日, 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征集》, 标志着余粮收集制的结束, 粮食税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为: ( 1) 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农民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安心经营,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 2) 税额比余粮征集制少, 随着工业和运输业的恢复, 工农业产品能正常进行交换, 税额还要进一步减少; ( 税额在每年春耕前公布, 依每个农户的具体情况而定, 对勤劳经营者以奖励, 不按期纳税者罚款; ( 3) 纳税后剩余产品, 农民可以自由支配, 允许在地方范围内自由交换。[1]之后又通过将实物税改为货币税的方式完成了从粮食税到货币税的改革, 粮食税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 它通过减少征收额度、确立奖罚制度等措施尽可能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 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稳定了农村的形势。粮食税的实施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 提高粮食产量创造了前提, 对巩固工农联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 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扶持与发展也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共产主义
政策的失败, 使列宁认识到小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在苏俄仍然占主导优势, 因此要实现苏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采取利用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 活跃苏维埃俄国的经济, 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经济基础。
苏俄主要采取租让制、租借制和合作制这三种方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是苏维埃政府与国外资本家签订合同, 将其无力经营或者经营不好的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 允许他们利用苏俄的生产资料并且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生产。租借制则是苏维埃政府与国内资本家签订合同, 使其拥有某些国企、油田、森林、土地等资源的使用权。合作制是指农民或者小生产者在自愿的前提下组成合作社,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通过采取上述三种方式从而实现推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的。
上述政策的实施不经使苏俄获得大量资金、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科学的管理经验, 而且对改善民生, 稳定社会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 为以后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三, 利用市场关系, 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 使列宁认识到以苏俄现有的生产力水平, 想要取消市场、商品是不现实的。要想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 就必须利用市场, 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正如列宁在1921 年12 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 商业“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 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农民唯一可能的结合, 是促使经济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2]
为了发展商业, 苏维埃政府通过批准建立市场交易所, 作为主要的商品批发市场、恢复俄国之前广泛流行的定期集市贸易、取消了商品交换的区域限制, 使商品和工资等实现货币化等方式来达到发展市场, 恢复商品流通的目的。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还采取将国家掌握的大量商品储备物资投放市场以稳定物价、利用非指令性计划对市场进行控制和干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对私人资本主义和自发势力进行监督和统计等措施确保市场的社会主义性质。
通过这些措施, 城乡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密切。人们的生活物资变得逐渐丰富起来, 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认同。对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
新经济政策涉及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 它集中体现了列宁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 科学地阐释了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问题, 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一) 各国人民必须依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 使列宁意识要在苏俄实现“直接过渡”是不现实的。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只有具备实力雄厚的大工业基础, 才能保证实现直接过渡的任务。但以苏俄当时的经济水平明显达不到“直接过渡”所要求的经济基础。因此, 列宁依据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 由该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状况决定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论证了苏俄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社会发展道路有其特殊性, 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恢复与发展经济, 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新经济政策也由此孕育而出。
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反复强调苏俄特殊的国情。他在俄共十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 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俄国的情况不同, 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 而小农则占大多数。”[3]而且, 列宁也客观地指出: “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 就是说, 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 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 比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 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 在文明程度方面, 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 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4]由此可见, 列宁已经认识到苏俄“小农占大多数”和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实际国情。这样的国情决定了, 在苏俄采用“直接过渡”的方式是不切实际的, 只有通过采用一系列“中间环节”实现由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面对党内部分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的言论, 列宁强调, 苏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要受教条主义的束缚, 以苏俄的实际国情为根本出发点,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开创前进的道路。
( 二)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展生产力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列宁就指出: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 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 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 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这个根本任务就是: 提高劳动生产率。”[5]列宁的这一论述, 事实上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经济, 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思想。在列宁看来,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尤其是像苏俄这样国内经济文化落后, 国外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 只有发展自身的生产力, 增强经济实力才能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并且不断壮大。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正是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提高生产力的精神。
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实行粮食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允许市场的存在等措施, 直接目的是医治战争创伤, 恢复工农业生产, 改善人民的生活。根本上目的则是为了提高和发展生产力, 改变苏维埃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对于党内有些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复辟,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待退的观点。列宁从苏俄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资本主义相对与社会主义的确是一种倒退, 但是同中世纪制度、小生产制度等相比却是一种进步。因此列宁意识到“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 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 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6]
因此, 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要想得以巩固就必须将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家实力的现实需求要求苏俄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正好适应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 三) 社会主义建设应该采取“渐进发展”
列宁在正确分析苏俄经济文化落后国情的基础上, 同时吸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 逐步探索了适合苏俄国情的经济建设新途径, 即在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应采取“渐进发展”的战略方针, 缓慢地、稳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新经济政策正是“渐进发展”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与应用。
为论述“渐进发展”思想的正确性, 列宁以苏俄的实际国情为根本出发点指出苏俄“小农占多数”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情决定了其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采取“渐进”的发展模式。首先, 苏俄是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 这就使苏俄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长期地同小农打交道, 必须渐进地发展。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强调: “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 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 以便领导农民, 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 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7]同时, 面对苏俄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情况, 列宁意识到苏俄虽然可以在社会制度上“跨越”到社会主义, 但是苏俄现有的经济水平是无法跨越到马克思设想发展水平上的。所以要发展经济只能在尊重其客观性的前提下利用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其发展。因此, 列宁在俄共 ( 布) 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指出“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 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图快是不行的———而又坚持不懈地提高和前进, 以取得胜利。”[8]列宁这里就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建设要采取“渐进发展”的思想。新经济政策所主张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实行粮食税发展小农经济; 抓住市场这一环节, 促进货币流通和商品买卖等一系列措施实际上就是通过发挥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 将其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既然, 在实际过渡过程中采用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等中间环节, 那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实践也只能是渐进的过渡了。
三、结语
正是由于新经济政策符合苏俄的实际国情, 因此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921 年- 1922 年收购了3800 万公担粮食, 而在1925 年- 1926 年收购了8000 万公担粮食。1925 年播种面积达到战前水平。1921 年- 1924 年国有大工业生产量增长了1 倍, 保存了工人阶级的基本骨干, 从1923 年起, 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工人数量开始增长。创建了一些商业银行, 1924 年春完成了货币改革, 实现了币值稳定。[9]但是之后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 导致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日趋僵化, 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认真研究新经济政策对于我们今天对苏联进行深入研究, 正确理解列宁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与指导意义。
1922 年10 月, 列宁在回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提问时说: “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 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 第二, 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10]列宁在这里已经明确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基本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的前提下, 通过实行国家调节市场, 利用商品货币关系, 将工业与小农经济结合起来; 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 用市场原则改革国家经济管理体制, 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 形成全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局面, 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 建设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完善标志着列宁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而且体现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求真务实、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精神实质。
中国与苏俄有着相似的国情, 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借鉴了列宁的相关思想,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并由此开辟中国特色社会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新经济政策”精神的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发展。所以认真研究新经济政策, 对于发掘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当代价值及对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新经济政策作为一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性政策, 集中体现了列宁关于在生产力落后的苏俄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促进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并且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从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进行建设的理论。因此, 新经济政策在列宁主义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分析新经济政策及其所体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不仅有助我们从理论上正确理解列宁主义, 而且对于进一步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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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第2篇
【摘要】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路径变迁思路，实质是经济发展观和经济分析技术的思想演进。工业文明强调的是“独立最优化”，而和谐社会的建立将是对博弈最优化的履行与发展。同时，通过闲暇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可以搭建起物质发展与人性终极发展之间的桥梁。
【关键词】 博弈论 最优化 收敛 和谐 闲暇
以“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在最近二十年得到各界的沉静反思，也存在此起彼伏的批判。这多少显得有些不公，因为200年来的工业文明，奠基了当今人类的雄厚物质基础，使得我们有资格与能力站在今天的舞台上评点过去的演员。而实质上，绝大多数的批判又都是合理或进步的，批判的主流要求对工业文明观进行调整与改进，要求工业文明摆脱路径依赖、达成制度跃迁：从基于掠夺自然、偏重物质发展的过度对象化模式，转向尊重自然、亲近自然的积极生态化模式。也就是说，批判者并不是评点演员本身有问题，而是批判演员的演技不能与时俱进。
以上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路径变迁思路背后，潜藏着经济发展观和经济分析技术的思想演进。在工业文明发轫之际，也是经济学中“边际革命”盛行之际。边际革命精练了经济最优规划的分析技术，使经济分析披上技术盛装，也为日后的动态经济分析提供了基本框架。但技术的改进并没有带来分析范式的改进—基于工业革命的边际革命是对有约束条件下个体最优化的技术性刻画，其思想是局部静态的，即假定个体的外部环境和竞争环境都是给定的参数，个体的最优规划就是最大化其目标函数，而求得最优解的过程就是边际革命。这种“不考虑外界反应”的经济分析思想古已有之，并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不二法门。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正是对这种思想的伟大实践。我们将这种局部静态的经典经济思想称为“独立最优化”思想。综观近200年来的工业文明发展史，无非是独立最优化思想从幼稚到成熟以臻极致的过程。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经济体的发展虽然承认自然界和物质世界的约束，但仅仅将这种约束视为制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是经济主体并不将环境当作内生变量来处理，而是将之作为已经给定的外生参数来处理；二是既然外界约束被仅仅当作制约，那么，打破制约、放松约束的技术便会得到鼓励，因为，那些能够放松约束的技术可以帮助经济体获得更高位的最优解—这就是最简明的局部静态微观经济学。因此我们看到了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和环境的急剧恶化成了工业文明时代最“亮丽”的两道风景线。幸运的是，随后的经济学家们终于从经济效率的分析角度发现了端倪，开始考虑“增长的极限”：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是否终会有一天追不上环境恶化带来的成本？这样，人类的经济增长将在高速发展中猝然碰上“天花板”而夭折。尽管这仍然没有摆脱独立最优化的思想，却是对这种思想的有益反思。而人类和各类经济体开始真正关注和重新思考工业文明的终结，是得益于一种全新经济分析思想—博弈论的诞生。
一、博弈论与博弈最优化思想
博弈论在曲折中前行，曾出现长久的停滞，却在近30年来获得新进展，先后三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被博弈论专家斩获，如此殊荣，其他领域的经济学从未有过。博弈论是对古典经济最优化思想的改进与革命。面对现实世界，博弈论并不放弃个体追求最优化的假设，但却更逼近现实地认为，在个体最优化过程中外界是变化的而不是给定的，为此，经济决策必须考虑外界的动态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决策结果的影响，也就是说，原先被外生给定的变量在博弈论的世界里都“活”了起来，它们陆续进入个体的目标函数，被积极地内生化了。我们将这种考虑外界变化、将约束内生化的经济分析思想称为“博弈最优化”思想。这种思想强调，我们要追求最优化，必须考虑到所有影响我们的个体和环境，必须考虑到其他的个体同时也在追求最优化，必须明白我们自己的效用函数和外界个体与环境的“效用函数”是交互相关的，必须考虑全局动态最优化。于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这种思想的最佳表现形式—“为人”不是真正地要“为”人，而是只有“为人”才能更好地真正达成“为我”的目的。在博弈最优化思想取代独立最优化思想的过程中经济决策者终于明白，只有双赢或多赢才是真的赢，单赢或独赢既是短暂的也是危险的，用经济学的观点说，单赢即不具备稳定性也非全局最优解。
二、和谐社会——博弈最优化理论的实践与发展
可以说，和谐社会的建立是对博弈最优化的履行与发展。博弈论的发展给西方的经济决策带来了巨大的思想改变，在这样的思路下，环境、生态、自然，从僵冷的外界约束变为鲜活的内生变量。
同时，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也是对博弈最优化思想的重大改进。表面上看，和谐社会提倡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西方提倡的人与生态双赢的理念并无二致。但从博弈最优化的机理看却是不同的。西方对生态文明的维护与发展从技术角度看，就是将生态约束内生化，将对生态的处理手段以及生态系统的反应作为一种战略或策略进入到经济体博弈最优规划系统中。简单地说，就是经济体在进行最优化时它的效用函数中多了一个生态战略变量、其约束条件中多了一个生态约束条件，而这个生态约束条件同时包含了其他经济体（参与者）的效用变量。相比之下，和谐社会理念的改进在于，将生态系统拟人化，将生态系统不是作为战略或条件而是作为一个参与人纳入搏弈最优系统，于是经济体的效用函数中其实是包含了生态系统的“效用”函数。同时，和谐社会理念的另一个思想创新是，将经济体整体作为一个参与人，也同时将经济体中的个体或群体作为参与人来进行博弈最优化分析，这样，人与人、国家与个人、社会与家庭的互动利益关系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层面上进行决策—因为他们之间具有相互决定的作用。
西方的博弈最优化将生态当作“死”的战略来看待，我国的和谐社会博弈最优化是将生态当作“活”的参与人来看待，同时将整体及其组成部分作为参与人来考虑。这样的经济处理思路是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人神共处”、“天下大同”等经世治国思想的现代经济学运用与发展。用现代技术复活传统思想，正是和谐社会的精髓所在。
和谐社会没有放弃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要求，相反，和谐社会仍然需要经济增长来护航。和谐社会的内涵在于，考虑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甚至将生态、自然等也考虑为利益相关者。只有更和谐，才能更富有，也才能更有心情享受富有。从整体上看，世界并不具备“天下大同”的普遍物质基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是任重道远。从人均量和效率角度看，我们仍然处于低水平阶段。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采用了博弈最优化的思想，并创新地发展了处理技术—将生态、整体、个体同时作为参与人来考虑。但社会发展的目标函数并没有变，仍然是物质财富的极大化。西方大多数国家，以美国为首，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函数也是一样的，以物质实力为目标函数。从这点看，独立最优化和博弈最优化的目的是一样的。问题是，当物质发展到较高水平后，被释放出的人类需求是什么？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级目标是什么？显然不是物质享受，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精神享受。从人性演进的哲学视角看，在物质约束被解除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可以概括为追求“快乐与自由”，即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也就是说，当经济体的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并能稳定下来后，经济体的目标函数将发生变化—物质层面的目标将让位于人性本质层面的目标。一个可预想的例子就是，随着目标函数的转变，经济增长将出现收敛—这种收敛不是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预言的要素规模报酬递减，而是来源于经济体主动放弃增长：将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适宜的水平，而将资源配置在更有益于“快乐与自由”的地方，如享受悠闲与安逸而不是享受工作中的成就感。
三、从关注物质目标函数转向关注人性目标函数
基于目标函数转变的经济收敛，在一些高人均GDP国家和高福利国家已经出现一些迹象，如北欧的一些国家，人们并不像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中国、印度、越南）中的人们那样追求财富和追求成为所谓的“社会精英”、“成功人士”，人们对薪水、学位、职位的感知度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这说明，社会个体以及汇总的社会整体目标函数在物质极大丰富后都发生了变化，人们更注重于资源在物质与“快乐和自由”之间的合理配置，而不是将物质作为唯一的目标函数来配置资源并建立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关系。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发展来看，我们现在就要关注这种目标函数的转变。可以说，预言一种经济分析技术和发展思想对现行经济发展观并无更大的意义，但对社会在现行思想指导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转型或腾飞阶段的跃迁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从物质目标函数到人性目标函数的转变，对经济思想提出的挑战就是对生产观到非生产观的转变。目前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时间内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结果，以及和生产相关的现象与结果，如微观经济学研究消费选择和厂商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就业、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但实质上，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工作或生产是他们的终极目的。具有讽刺意味但却更像真理的一个经济学悖论是工人工人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不工作。可见，经济学应该更加关注非工作时间或非生产性质的人类行为与人类目标，即有关闲暇的经济。
四、闲暇经济理论与实践——物质发展与人性终极发展之间的桥梁
人类的经济行为只有三分之一是在工作内完成的，其余的部分要由闲暇经济来解释。人类的目标函数也不是为了生产，而是如何闲暇，可以说，真正的目标函数不是生产，而是闲暇，生产在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应该退化为一个约束条件。在新古典的词典里，闲暇是对生产的替代，因此闲暇对经济发展目标并不具备太多的积极意义，即便是在强调闲暇属性的、时髦的RBC理论那里，闲暇的地位仍然是被低估的。但基于创新的新内生增长理论从某种方面隐喻了闲暇的重要性。进而，现代的闲暇经济理论强调闲暇时间作为一种要素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闲暇能提高个体经济效率、具有正的外部性并能改善资源配置。并且，在工作与闲暇之间做出最优配置，有利于向基于人性的“快乐与自由”目标函数逼近。
因此，我们认为，在建立和谐社会的经济理念下，我们可以逐步开始关注与研究在闲暇时间内人们的闲暇活动与闲暇安排对经济、社会和人类价值带来的变化，以及人类如何对之进行反应。通过闲暇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可以搭建起物质发展与人性终极发展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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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唐石泉）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经济;传统经济理论;挑战
文献标识码：A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第4篇
摘要：以经济收敛理论为基础对我国31个省区1990-2013年城镇化水平的收敛性进行分析。通过设置多种空间权重矩阵将空间效应纳入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地理距离因素是影响城镇化空间相关性的主要因素；地区城镇化水平不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单纯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难以缩小区域差距，政府应适当加强宏观调控作用；控制变量的引入加快了城镇化率的发散速度，与理论预期相反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增长率存在负向影响，区域间经济水平差距过大是加快城镇化水平发散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关键词城镇化；收敛性；理论假说；空间计量
一、引言
我国城镇化进程在近十年加速推进，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2013年实现进一步增长，达到5373%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
，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自然资源、历史条件和政策倾斜等原因，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且各省省情不同导致区域内差异也十分突出。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经历区域间不均衡发展的过程，而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其过大的区域差异必然也导致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不均衡。城镇化作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主要战略措施，如何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及其变动趋势，为各地区制定适合的城镇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城镇化区域差异问题尽管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以往采用统计指标衡量区域差异的方法较为简单。城镇化收敛性主要研究我国城镇化水平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是否具有更快的增长率，即是否存在赶超现象，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城镇化区域差异问题。索罗-斯旺（SolowSwan）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收敛性理论的起源，鲍莫尔（Baumol）最早将理论运用于计量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和初始产出水平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但其样本的选择引起了德隆（Delong）对其结论的质疑，由此经济收敛性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涌现了大批经典文献：如巴罗（Barro）、巴罗和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曼昆（Mankiw）、罗默（Romer）和韦尔（Weil）、伯纳德（Bernard）和 杜尔劳夫（Durlauf）的研究[5-8]。国内学者对收敛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上，研究结论却不尽一致，少数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存在σ收敛，即我国省域间经济增长差异将逐渐缩小并最终处于同一稳态水平；大部分研究表明我国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即控制了影响稳态的因素才能观测到收敛性的存在；也有部分学者研究我国东、中、西部间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即子样本内部的收敛。
虽然并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但收敛性研究方法却日渐成熟，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研究其他领域的收敛性，其中以碳排放、居民收入、能源利用效率等领域的收敛性研究最为广泛。在城镇化收敛性研究方面，吕健和余洁等分别采用空间截面数据和传统面板数据考察我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收敛性，两者均得出了我国城镇化存在收敛性的研究结论。但前者忽视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和个体异质性的重要特征，后者以空间相互独立为前提，明显与客观现实不符，因此，其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证实。鉴于面板数据能控制个体异质性特征，空间计量能将空间相关性纳入模型中，本文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城镇化的收敛性。
本文主要解决我国城镇化水平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以及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差距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从而形成收敛趋势等问题。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突破主要体现在：①将空间因素纳入城镇化分析体系，考虑地区间的相互作用，采用多种空间权重矩阵，结论更为可靠；②从收敛的视角研究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变动趋势，比以往仅采用统计指标的方法更为细致和深入。
二、理论假说
从城镇化过程来说，人口倾向于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由此经济水平差异的持续性会导致城镇化水平的发散增长，但不同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收敛机制使得城镇化水平出现收敛趋势。
1微观收敛机制
微观收敛机制包括比较利益机制和适度人口规模机制，主要通过控制城镇化饱和点保证城镇化收敛。城乡之间存在受教育机会、基础设施、保障水平、就业机会和收入等各方面的差距，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生涯发展，农村人口更倾向于向城镇发展。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吸引劳动力回流农村。
在经济发展初期，城市大量劳动力的集聚具有知识技术外溢、扩大市场规模等规模经济效应，但过度的人口转移也会产生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等负面效应。因此，城镇存在着适度人口规模：超过适度人口规模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负面效应大于其经济规模效应，会出现人口迁移放缓甚至停止或出现逆城镇化现象。城镇化不可能无限扩张，农村人口转移带来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和递增的城市负面效应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保证了城镇化收敛性的存在。
2中观收敛机制
中观收敛机制包括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和社会服务收敛机制，主要通过影响城镇化发展促进城镇化收敛。经济增长收敛来源于索罗-斯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其持有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基本假设，一国或地区期初有效劳均资本水平越低，资本增长率越高，从而产出水平增长率也越高，进而存在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赶超，在存在区域要素流动的情况下，资本会从资本存量水平低的地区流向存量水平高的地区，劳动力则反向流动，从而促进经济的收敛性。当前研究国内经济收敛的学者中，大部分认为我国经济存在不同的收敛情况。经济增长是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聚了大量中西部劳动力，从而城镇化水平较高。但随着中西部经济逐渐向东部的趋同，势必会吸引大规模的劳动力回流，从而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收敛。
关于社会服务趋同的系统理论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但不少学者以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从不同方面对社会服务收敛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政府支出方面和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地区间社会服务的收敛虽然不能直接促进各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收敛，但是社会服务的趋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口的跨地区迁移，特别是高学历、高能力人才从低服务水平城市向高服务水平城市的流动，从而降低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
3宏观收敛机制
宏观收敛机制指政府行为收敛机制，主要通过政策引导加强内在机制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由于政策偏向实现了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随着地方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先后实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试图从东部地区引进人力资源和知识技术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缩小省域间城镇化发展差异。同时，社会服务的趋同也是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政策之一。政府通过建立更为完善的转移支付体系，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力度，从宏观政策上保证各地区人们享受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务。
各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等原因形成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然而在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趋同的内在机制以及国家政策引导的外在影响下，城镇化水平将逐渐收敛。同时，城镇化并不是无限扩张，在城镇化水平饱和点的约束下，各地区城镇化水平也会发生收敛现象。
三、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城镇化率衡量指标为人口城镇化率，即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被解释变量为城镇化率各年增长率。关于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根据以往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如工业发展、服务业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社会因素，如教育、社会保障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中教育可通过升学使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但整体而言，社会因素对城镇化的直接促进作用较弱，影响主要体现在城镇人口的增加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加大，社会服务水平欠缺会阻碍城镇化的发展。制度因素一般作为根本影响因素。基于此，条件收敛中引入影响稳态的变量如下。
（1）人均生产总值（GDP）。人均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规模指标，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城镇化水平越高，稳态值越大，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2）产业结构（CON）。以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构指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因此二、三产业比重越大，对非农就业需求越大，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3）对外开放程度（CR）。以出口额占GDP的百分比来表示。对外开放有利于城市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农村人口的转移，因此预期符号为正。
（4）比较利益衡量指标（CX）。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即城乡收入比来表示。城镇较农村条件优越成为吸引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力，但城乡差距另一方面也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阻碍城镇化的发展，因此预期符号需由实证分析确定。
（5）教育（EDU）。以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的对数形式表示。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接受城市的消费和价值观念，尤其是高等学校大学生越易在城市居住，因此有利于城镇化的发展，预期符号为正。
本研究样本为1990-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城镇化率1990-2000年数据来源于周一星、田帅对我国分省城市化水平数据的修补周一星、田帅对海南省城市化水平的修补从1990年开始，为了保证我国省份的完整性，本文数据样本为1990-2013年。，重庆市1990-1996年数据根据其含重庆和不含重庆的四川省城镇化率计算得到，2001-201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各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其中人均GDP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
四、城镇化水平收敛性的实证检验
1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空间权重矩阵体现了空间观测单位中的依赖关系。目前学者们普遍采用邻接权重矩阵，但非相邻而距离接近的区域之间显然也会发生空间联系，且经济实力强的地区对周围地区影响更大，更容易吸引人口迁移。因此，为了使研究结论更为稳健，本文分别建立邻接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综合测度各省区间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关系。
（1）邻接权重矩阵。邻接权重矩阵以省区间是否相邻作为空间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标准，若省区间存在共同边界则表明存在空间相关性，具体形式见（1）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中第i行和第j列的元素，表示区域i和区域j的相关程度。邻接权重矩阵因其简单易处理而应用广泛，但其不相邻则不发生空间联系以及具有共同边界赋值相同的假定显然不符合客观现实，如北京仅与天津和河北相邻，但其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显然对大部分地区都有影响，且很难说北京对相近地区如吉林省的影响与对较远地区如新疆的影响一致。
wij=1当区域i和区域j相邻时0当区域i和区域j不相邻或i=j时（1）
（2）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各省会之间直线距离通过ARCGIS软件根据中国电子地图自动生成。。鉴于邻接权重矩阵仅考虑相邻地区间的影响且不能区别对不相邻地区的影响程度，许多学者开始采用距离权重矩阵。距离权重矩阵以空间相关性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递减为前提，通过距离的远近衡量省区间的相关关系，考虑更远空间区域之间的依赖性，距离的测度一般以省区经济中心的直线距离或交通距离表示。本文采用各省会之间直线距离的倒数表示省区间空间关系程度，具体形式如（2）式所示：wij=1dij当i≠j时0当i=j时（2）
（3）经济权重矩阵。虽然地区间交互作用与地理特征存在较大相关，但城镇化过程涉及人口迁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远远大于落后地区，因此，经济因素是影响空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陈晓玲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设计[24]，其优点主要体现在区别了两个地区间的相互作用强度，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具有更强的空间影响与辐射作用[25]。具体形式如（3）式所示，其中wi为邻接权重矩阵，y为人均GDP：
W*i=wi*diag（y1∑Ni=1yi， y2∑Ni=2yi， yN∑Ni=1yi），
N=31yi=1t1-t0+1∑t1t=t0yit（3）
2.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
空间面板与传统面板模型的区别在于空间相关性的测度，空间自相关性一般通过Moran指数检验，Moran指数取值在-1到1之间，负值表示负相关性，取值越接近0相关性越弱。本文利用
软件计算得到在邻接权重矩阵下城镇化水平代表性年份的Moran值，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水平的Moran’s I值均为正值且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城镇化水平的地区相互临近，在整个样本期内Moran’s I值波动上升，表明正相关性逐渐增强。
3模型设定
根据空间依赖性来源的不同，空间计量基础模型分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回归模型（SEM）：空间自回归模型主要解释一个地区的经济现象直接影响另一地区，空间误差回归模型的空间相关性来源于不可观测的随机冲击。本文通过在传统收敛模型中添加空间相关因子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绝对β收敛情况：
空间自回归模型：lnyt+1，iyt，i=αi+βlnyt，i+ρWlnyt+1，iyt，i+εt，i
空间误差回归模型：lnyt+1，iyt，i=αi+βlnyt，i+εt，iεt，i=λWεt，i+μt，i
条件β收敛情况：
空间自回归模型：lnyt+1，iyt，i=αi+βlnyt，i+ρWlnyt+1，iyt，1+γkXk+εt，i
空间误差回归模型：lnyt+1，iyt，i=αi+βlnyt，i+γkXk+εt，i εt，i=λwεt，i+μt.i
其中，yt，i表示i地区在第t期的城镇化率；lnyt+1，iyt，i表示i地区t时期的城镇化率增长率；α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反映对随区位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的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控制；Xk表示影响城镇化率稳态的控制变量；若β显著小于零，则认为我国城镇化率存在绝对收敛性或条件收敛。
4.实证结果分析
（1）绝对β收敛。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本文空间计量模型估计和空间相关性检验均通过Matlab软件实现。之前，需对模型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传统的各项检验指标如Moran’s I、LMerr、Lmsar、 Robust LMerr和Robust Lmsar均针对截面模型提出，本文借鉴何江和张馨之的做法，用分块对角矩阵代替统计量计算公式中的空间权重矩阵进行面板数据的检验[26]。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检验指标均显著。根据安瑟林（Anselin）等人的模型判定准则[27-29]，LMerr和Lmsa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Robust LMerr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实证结果表明
各权重矩阵下SEM模型Loglikelihood值大于SAR模型，因此优先选择SEM模型，表明一个地区城镇化率的增长率受到邻近地区城镇化率增长率的随机冲击的影响。事实上，各权重矩阵的SEM和SAR模型的估计结果并未出现较大的差异。表3中各模型的空间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化率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其邻近地区城镇化水平也较高。进一步比较各空间权重矩阵下空间自相关系数的大小，在SEM模型下，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自相关系数（04400）显著大于邻接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分别为01270和01170），说明城镇化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并非仅发生在相邻区域间而是随区域间距离增加而衰减，造成城镇化水平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因素为地理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地理位置的临近一方面由于交通的便利、社会风俗文化习惯的趋同大大
减小了人口迁移的阻力，另一方面便于地区间资源信息的传播，其城镇化发展过程的成功模式更容易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因此距离权重矩阵比经济权重矩阵和邻接权重矩阵更能反映城镇化水平空间相关性的客观现实。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权重矩阵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较邻接权重矩阵并无显著提高，部分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虽然吸引人口迁移，但却难以有效将其转变为城镇人口，其过程只是简单的“物理运动”。
表3中的估计结果显示，期初城镇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城镇化水平不存在绝对收敛，我国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较大。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仍然具有相对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较高的增长率，距离权重矩阵的期初城镇化水平系数（00342）明显大于邻接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分别为00199和00200），表明空间相关性加速了城镇化水平的发散速度。这可能是因为非相邻地区与本地区存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等差距，吸引本地区劳动力进行迁移，阻碍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因此区域间的城镇化水平难以实现同一稳态的收敛，但是可进一步探究是否存在条件收敛。
（2）条件β收敛。
是否存在收敛到各自稳态的趋势尚未可知。本文采用添加外生变量的方法检验我国各省城镇化率的条件收敛性，在对模型进行回归之前，同样需要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各项检验指标均显著。根据前面所述的模型判定原则，优先选择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不论选择哪种空间权重矩阵，SEM和SAR模型中空间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如表5所示。
估计结果中期初城镇化水平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城镇化水平并不存在条件收敛趋势。即使控制了影响城镇化水平的稳态因素，其发展也并不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且其发散速度显著高于绝对收敛的发散速度。表明控制变量的引入加大了我国城镇化区域差距。
对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可知，教育和对外开放程度均不显著。而原本理论上教育和对外开放程度能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形成较高的稳态值。造成该现象可能的原因是本文选取的教育指标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而在校学生并不一定从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同时落后地区的高等学校学生更倾向于向发达地区转移，对本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贡献有限。因此教育有利于本地区的城镇化增长率的结论尚须进一步研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虽然能带动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但可能相关行业更多吸引高素质人才，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有限，并不能显著加快城镇化的发展。
经济因素包括人均GDP和产业结构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相反。这并不表明经济的发展会阻碍城镇化率的提高，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不存在绝对收敛，区域间经济差距的扩大使得落后
地区的农村人口甚至城镇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导致落后地区人口城镇化率难以提高。虽然城镇化率存在严格的约束点，但是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发散也加剧了城镇化水平的发散。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显著为正。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表明城镇较农村更为优越，农村人口为谋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向城镇迁移，因此有利于城镇化率的提高，但须认识到，依靠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镇化进程并非健康长久的发展之计。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主要对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以及利用空间面板模型考察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收敛性，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广泛运用的邻接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低估了城镇化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距离权重矩阵更能反映客观事实；第二，1990-2013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不存在显著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第三，人均GDP、产业结构变量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变量的引入加快了城镇化水平的发散速度，且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率增长率影响为负，而教育和对外开放程度影响却不显著。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各地区政府应当彻底改变各自为政的观念，积极寻求区域间合作和互助，借鉴邻近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的成功模式，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实现区域间共赢；第二，中央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作用，继续深入推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通过政策优惠与帮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其对发达地区的趋同，由此带动落后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缩小城镇化区域差距；第三，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增长率的促进作用是暂时的，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因此，通过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城镇化水平并非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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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武玉，方志]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第5篇
摘 要：资源型经济是以资源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其根本特征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消耗。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会促使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迅速繁荣，同时也会造成工业化的逆转和经济社会发展质态的退化。山西是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煤炭对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逐步固化形成了“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是资源型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山西的唯一选择。因此，研究资源型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资源型经济 转型发展 路径选择
资源型经济是以自然资源的开发为导向和发展基础的经济形态。资源型经济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走出来，推进经济结构升级优化，增强创新能力，走向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
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山西煤炭资源储量大，分布区域广，煤炭种类全，探明保有储量2695亿吨，占全国总量的近1/5。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在占全国1/60的国土面积上生产煤炭153亿吨，占全国的1/4，净调出104亿吨，占全国的3/4，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随着煤炭资源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山西逐步形成了“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成为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国内经济增长回归“新常态”，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变化，煤炭需求的持续低迷对山西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煤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凸显，“一煤独大”利尽失、弊尽显。革弊兴利，转型发展，别无选择，势在必行。
一、对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的理论认识
（一）资源型经济的表现及解释
资源型经济是以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开发为主导，主要国民生产部门依据核心资源进行布局，并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产业链条的经济体系。在资源型经济体系中，资源型产业是资源型经济活动的基础和中心，在资本积累、产业开发、劳动就业、贸易分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产业都依附于资源型产业发展，或为其提供服务；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型产品的开发，资源型产品是当地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资源型地区具有先天的禀赋优势，可以通过对资源的规模化强力开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优势产业。资源型产业就像一台巨大的“抽水机”，将区域内各种优势资源统统汇集到这一部门。而其他产业部门因为缺少必要的生产要素难以正常发育和生长。这也是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
资源型经济普遍存在，无论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似乎都难以逃脱“资源诅咒”。在发展之初，资源型地区可以依靠丰富的资源建立起比较优势，但很多国家却由于对优势资源和产业的过度依赖陷入优势陷阱，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资源型经济问题，表现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贸易条件恶化、经济波动，甚至引发了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社会冲突及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各个资源型地区存在着很多差异，然而作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们仍有很多根本性的共同点，突出表现为“高地”经济现象、“飞地”经济现象、外部不经济、经济脆弱性和波动性等问题。
（二）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的过程，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体制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资源开发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初始动力，但是到一定阶段之后，便需要新的动力因素进行替代和升级。依据经济要素的递进理论，经济发展的主导和动力必然会不断地从资源、劳动力向资本、技术，再向管理和知识的方向演进。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走出来，从“资源开发——资源繁荣——资源收益”的路径依赖中解脱出来，引导资源财富向工业资本转化，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走向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这一过程是长期的和痛苦的，但却是资源型地区走出优势陷阱的唯一选择。
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时代主题，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转型发展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变为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由依靠增加资源消耗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是结构调整，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善民生，着力点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转型发展就是要打破“因资源而兴、因资源而困”的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开采、初步加工向资源深度开发、深度加工转变，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二、山西资源型经济的特点及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在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战略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以“煤、焦、冶、电”四大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产业约占工业产值的80%左右。多年来生产要素持续向资源部门的集中，导致山西经济发展对资源部门的依赖性持续增强。具体表现在：要素层面，劳动力和资本不断向资源部门集中，山西对资源部门的依赖程度，除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全国经济形势下滑的影响外，整体处于持续上升趋势。事实上，近30年来，随着煤炭市场的动荡起伏，山西经济也三起三落，几乎每10年一个轮回。煤价攀升，经济高涨；煤价回落，经济走低。繁荣与衰退，往往就在刹那间完成了交接与更替，煤炭与山西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山西资源型经济的特征，本文分别选择煤炭消耗强度、煤炭消费弹性、煤炭生产弹性等指标，对山西资源型经济特征进行分析，以期通过数据更为直观的解读煤炭与山西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煤炭消耗强度
煤炭消耗强度是衡量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主要指标，是指單位地区生产总值需要消费的煤炭数量。计算方法为：
煤炭消耗强度=煤炭消费量（吨）/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煤炭消耗强度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又反映煤炭的利用效率。煤炭消耗强度越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同时煤炭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反之，煤炭消耗强度越高，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就越高，煤炭的利用效率就越低。因此，一般认为煤炭消耗强度越低越好。
山西省与全国2000年以来的煤炭消耗强度如表1所示，其中，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均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山西煤炭消耗强度呈逐年递减态势。从纵向来看：山西煤炭消费强度最高为2000年的7.73吨/万元，最低为2014年的2.51吨/万元，最高与最低值相差5.07吨/万元。从与全国对比来看：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在逐渐缩小。
由表2可知，2014年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为2.95吨/万元。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对煤炭消费的依赖强度极高，煤炭利用效率较低。
1.从全国情况看，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天津、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江苏、重庆、广西、湖北、江西14个地区的煤炭消耗强度最低，都小于0.5吨/万元，其中北京最低仅为0.08吨/万元。内蒙、山西省和宁夏是全国仅有的煤炭消耗强度大于2吨/万元的三个地区。山西的煤炭消耗强度与北京市相差2.87吨/万元。宁夏煤炭消耗强度大于3吨/万元，煤炭消费依赖强度最大。
2.从中部六省情况看，江西、湖南、湖北的煤炭消耗强度均在0.5吨/万元以下，河南、安徽分别为0.69吨/万元和0.76吨/万元，均低于1.0吨/万元，山西在中部六省当中，是煤炭消耗强度最大的省份。
3.从山西省周边邻省情况看，陕西、河北两省的煤消耗强度分别为1.01吨/万元和1.04吨/万元；山西省的煤炭消耗强度高达2.95吨/万元，分别比陕西和河北高出1.94吨/万元和1.91吨/万元。内蒙古的煤炭消耗强度为2.05吨/万元，超过2吨/万元，低于山西0.9吨/万元。
（二）煤炭消费弹性
煤炭消费弹性是指经济增长1%时煤炭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比，反映煤炭消费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煤炭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越大，说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性越高，煤炭利用效率越低；煤炭消费弹性越小，则说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性越低、煤炭利用效率越高。当煤炭消费弹性出现负数时，表明经济增长对煤炭的需求降低，也即依赖性减弱。由于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且使用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等许多负面效应。因此，一般认为煤炭消费弹性越小越好。
从表3可以看出，除1981、1983、1990、1992、1997、1999、2010和2014年这8年外，山西省的煤炭消费弹性均为正数，说明山西省的经济每增长1%，煤炭消费增长率一般呈同向变化趋势，并且有16年都在0.5%以上。山西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趋势如图2所示。
（三）煤炭生产弹性
与煤炭消费弹性类似，煤炭生产弹性是指经济每增长1%时煤炭产量增长的百分比。
煤炭生产弹性系数=煤炭生产总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煤炭生产弹性反映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的能源技术水平，也放映经济增长对煤炭供应的要求和依赖性。由于煤炭是可耗竭资源，因此，从长期看，煤炭生产弹性系数越小越好。
从表4可以看出，除1997—1999年、2009和2014年这5年煤炭生产弹性为负数外，其它年份均为正数，并且有21年都在0.5以上，说明山西经济增长每增长1%时，煤炭生产增长率一般同方向变化，且大于0.5%。
图3更好地反映了山西煤炭生产弹性系数的走势。山西的煤炭生产弹性系数在1979年为1.1，1981年一跃达到11.86，1982年之后趋于平稳，在[-2，2]之间小幅震动。可见，山西的煤炭生产弹性系数较高，其中有10年大于1.0，为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总体上，从静态来看，2012年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为2.85吨/万元。2014年，山西省的煤炭消耗强度下降到了2.51，但还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0.55；煤炭消费弹性和生产弹性长期维持在0.5%以上。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对煤炭消费的依赖强度较高，煤炭利用效率较低。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其经济兴衰与煤炭资源紧密相连。煤炭兴则山西兴，煤炭衰则山西衰，因此，山西的经济转型重在资源型经济特别是煤炭产业的转型。
从动态来看，山西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煤炭消耗强度经过2000年以前的波动变化之后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与全国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消费弹性和生产弹性振幅也在渐趋平稳。虽然煤炭在山西经济发展中仍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其对煤炭的依赖正在逐渐减小。长期以来山西省在资源型经济转型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转型伴随着改革历程一步步向前推进，改革也随着转型一步步深化，转型发展成效显现。但是，轉型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资源型经济要实现成功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建议与思考
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时代主题，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新常态”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深水区推进改革的利器，也是资源型地区摆脱“资源诅咒”，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久和谐安定的必然选择。当前，山西必须积极应对新常态，通过可持续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民营经济、自主创新和金融创新、开发人力资本等，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
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煤与非煤产业协调发展。山西转型发展，煤炭是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煤炭未来发展的竞争力将取决于煤炭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低碳型发展模式的选择。要抓住市场倒逼的历史机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大任务，优化资源配置，化解过剩产能，坚定实施煤炭革命，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有效整合资源，加快改革创新管理体制，积极转变生产和销售观念，努力开发并推广煤炭相关技术创新，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施再重组战略，组建能源综合管理部门，深化煤炭市场改革等。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抓住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外部机遇，加快山西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壮大。大力培育发展光伏发电、风电、水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产业等。加快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煤炭企业是煤炭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国有煤炭企业改革。深化国有煤炭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以优良的政务环境护航企业发展。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煤炭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炭规划科学管理的新模式。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国有煤炭企業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企业法人治理水平，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山西经济长期欠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民营经济的孱弱。要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领域，推动全领域、全产业链向民间资本开放。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模式。坚持公平公正的服务理念，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增强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面梳理落实已有政策，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开展“送政策进民企”活动，加大面向民营企业的政策解读和宣传。
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五大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创新发展。因此，山西经济要实现转型发展也必然走创新发展之路。努力通过创新驱动，破解“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契机，创新发展顶层设计。规划和实施一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加大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形成科技攻关合力。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千千万万创业者活跃起来。通过科技创新激发出资源型经济新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转型发展。
四是加大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才是推动山西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队伍建设，有侧重点的增加教育投资，依托当地高校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人才。积极争取国家人才计划支持，为引进人才提供所需要的研发条件、项目资金和生活保障。充分利用多种渠道，鼓励各类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通过搭建平台，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晋创新创业。建立健全更为灵活的科研人才及团队双向流动机制。完善人才创新创业的保障机制，奖励制度等。
五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资源定式造成产业定式，产业定式造成思维定式，思维定式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体制机制定式。长期以来，山西在体制机制上形成了资源依赖模式下的制度体系。转型发展的巨大潜能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当前，山西改革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央一再指出，要重视建章立制，注重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规范权力行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种好的制度的建立能及时传递信心和正能量，更能让执行者有据可依。因此，山西要实现转型发展，必须从法律层面加快建章立制的步伐，通过完善的制度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将法治建设情况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法治建设工作考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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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邢利民.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内在增长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1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11-04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简介：韩芸，硕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产业经济。王云，博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
（责编：郑钊）
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第6篇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性
引言
长期以来，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统一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突破了这种传统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想。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制度，是邓小平在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过程中在经济领域的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它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正确理论。
1.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形式。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并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市场成为了推动商品生产的基本手段和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所以，“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比较充分发展的现象和形态。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高度，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并通过市场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这就形成了市场经济。”简言之，市场经济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其具体表现形式是随供求的变化，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也就是所谓的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只无形的手，它自发地在市场中起着调节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称为有形的手。两只手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无意识形态之分。
2.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并不属制度的范畴，但当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便被赋予了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由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市场的公平交易、平等竞争来促使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生产正常运行、生产和需求实现平衡，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但它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环境中运行的，不能脱离这个社会制度而单独存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我们坚持实行市场经济，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里的关键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曾说过：“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保证不了。”所以实行市场经济只是繁荣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我们可以用，但不能脱离社会制度而用。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摸索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1.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初步思考。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否认，它曾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已凸显出来，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出伊始，主要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只作为辅助调节的手段。但这已实现了由排斥市场到接受市场的伟大突破。邓小平在1979年11月在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可以结合市场。”1980年，邓小平又强调：“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都再次重申了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 虽然这一时期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市场经济的作用已初露端倪。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82年十二大已经再次强调了市场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搞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一直在进行理论上的思考。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指出了“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应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又再次明确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再以计划为主。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从1987年10月的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这一阶段是集十四年改革开放之大成，终于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思想束缚，最终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三大过后，经济理论界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已向市场倾斜。但1984—1988年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出现了物价上涨、宏观调控失灵等诸多问题，加之1989年，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安，1991年苏联解体等问题。中国理论界出现了否定市场经济的趋势。邓小平以革命家的气概坚定了不是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信念。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经济都只是手段。”这就对市场经济的争论作出了彻底的总结。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基础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到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争论和摸索的过程。但最终到得以确立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充分的现实基础。
1.计划经济体制种种弊端阻碍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工业化也处在比较落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便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加速经济增长和提高工业化程度，缩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经济目标比较单纯，人们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比较高涨的情况下，这种经济体制曾为经济的发展和新生社会主义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的增加，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体制的种种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其一是这种体制信息的不完全。其二是对劳动者的激励不足。导致国家不能做出及时和正确的决策和工人建设热情退减、生产积极性不高。因此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的要求。邓小平在分析中国现处阶段时指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理论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还不符合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所描绘的那种水平。因此，实现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现代化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党在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也客观上要求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发挥。通过平等的竞争机制提高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完成中国经济的原始积累，为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条件。
3.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要求。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自计划经济体制弊端逐渐凸显，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的研究，都证明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优越性。市场经济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它不是由中央机关统一搜集、传输和整理信息，统一发放生产指标，而是市场上分布的各个企业对市场上供求的变化及价格的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有选择地吸收和处理信息。这就大大提高了各个企业的积极性和为最大程度上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空间和环境。同时也会很大程度上减少因信息不完全造成的资源浪费。
结束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的独创性理论体系。自确立以来经历了二十年的实践检验，为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无论从形成过程还是现实基础来看，都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求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的理论，我们要继续贯彻和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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