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1篇
摘要：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部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以当代期刊论文考察：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而展开。但近年来有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的趋势，研究视角和内容不断扩展。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不够明显。
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溦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论文发表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发表论文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发表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代理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昉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昉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昉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昉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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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2篇
摘要: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经济制度经过了怎样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是如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的变化， 2012年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
关键词: 形成，比较，发展，2012总体思路。
我国的经济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国民经济实力非常弱小的条件下，我国能够集中主要力量开展以156个重大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比较迅速的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弊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持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但由于在思想上没有摆脱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的束缚，当时提出的改革措施至多只是加强一些市场调节的力度和作用，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总的框架。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1979年，他提出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虽然这一提法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主体框架不变，但它允许市场调节存在和发挥作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要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体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后来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1992年，邓小平于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这一精辟论述，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这一思想，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建议。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基本内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长期以来，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一直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根据这一理论认识，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这一体制日益显现出它固有的弊端，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理论和传统观念的束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得以延续。
(1)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20世纪70年末开始，我国逐渐走上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②随着企业自主权的逐步扩大和经营机制的逐步转换，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流通体制的逐步形成，促进了物资、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在城乡市场的流动，初步显示了市场的作用和活力。③特区经济蓬勃发展，对外开放从沿海向内地扩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事实说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正是这些市场取向的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
(2)理论探索的成果。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冲破禁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
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江泽民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在党的十四大得到确认。2007年，党的十七大根据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的经济发展目标，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的要求，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②】江泽民也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③】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是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30年来，我们既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更好的实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的比较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300670亿元(图1)，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5780元(图2)，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761元(图3)，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210.6亿元增加到21788.5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由208亿美元增加到25616亿美元，外汇储备由1.7亿美元增加到19460亿美元，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61316.9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25616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实力和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07年，国有工商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5万亿元;销售收入达18万亿元，利润总额超过1.6万亿元，上缴税金超过1.5万亿元。城乡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也迅速发展。同时，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提供新就业岗位的主渠道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物质文化需求的生力军。2008年，全国登记个体工商户2917.33万户，私营企业657.42万家。城镇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人员的比例，从1978年的0.2%增加到2007年的75.7%。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3篇
省第十次党代会是在推进富民兴黔伟大事业、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一次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创新求实、团结奋进的大会，对于动员全省人民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省委书记石宗源同志的报告，主题鲜明，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措施有力，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我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如何学习贯彻落实好党代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各市州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为此，本刊特约请各市州地主要领导撰写了下面这组文章。
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率先跨越
省第十次党代会确定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目标，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和全部工作的根本主题。贵阳市作为贵州的省会，要牢记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工作期间对贵阳工作提出的“做表率、走前列”的要求，率先贯彻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神，率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为全省的跨越作出更大贡献。在具体工作中，要牢牢抓住六个着力点：
一要增强责任意识。贵阳市的发展，纵向比速度快，横向比差距大，总体上还处于“欠发达、欠开发”的阶段。石宗源书记在党代会上的报告中，对贵阳市寄予很大的期望，提出了“完善贵阳市城市综合功能，加快金阳新区建设，积极发展卫星城镇，进一步增强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等要求。我们一定要切实增强省会意识、发展意识、责任意识，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进一步发挥省会城市的龙头带动和辐射作用。
二要坚持做大做强。有实力才有地位，有实力才能跨越。这次省党代会突出强调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壮大经济实力”，充分说明了增强经济实力对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极端重要性。贵阳市要紧紧抓住省委、省政府实施大中城市带动战略的机遇，做到只要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有质量、有效益，就坚持能快则快，努力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模式、优化发展环境、加快发展速度、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发展实效，千方百计把贵阳市做大做强。
三要更加关注民生。省党代会报告提出要“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我们要按照这一要求，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好，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多给人民群众实惠。紧紧围绕解决好民生问题，抓好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治安等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夯实构建“和谐贵阳”的群众基础。
四要推进改革开放。省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我们贯彻这一要求，首先要促进思想大解放，克服因循守旧、怕担风险、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破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束缚。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要在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特别要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投融资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度，为率先跨越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另一方面要在扩大开放上开创新局面，以宽广的眼光、开放的思维，主动融入周边的发达经济区，构建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五要狠抓工作落实。省党代会确定的宏伟目标，要靠抓落实来实现。要真抓实干，说实话、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要破解难题，敢于深入矛盾多、问题多的地方去开展调查研究，理顺民情、疏通民意，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要锲而不舍，紧抓不放，一抓到底，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六要加强党的建设。率先跨越，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于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当前，要以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为重点，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建设为关键，以探索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新的运行机制为抓手，切实加强市、县、乡三级班子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提高各级班子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将遵义带入跨越发展的快车道
紧紧抓住实现历史性跨越这一主题，按照省党代会报告把遵义规划为黔北综合经济区，把遵义培育成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大城市的发展定位，依托资源条件、农业优势、工业基础，全力打造有竞争优势的名烟名酒名茶基地、制造业基地、新材料基地和红色旅游、自然风光旅游目的地，努力为促进全省历史性跨越作贡献。实际工作中，我们将把实施“三新一强”战略与加快发展黔北综合经济区、建设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大城市有机结合，坚持以“四在农家”为载体，以现代农业为引领，以科技增收为动力，以农民增收为目标，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发展新材料工业园为突破口，以循环经济为方向，以全市区域统筹发展为途径，提升传统支柱产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以城镇化为载体，以打造与遵义知名度和影响力相称的城市为理念，以构建承载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框架为目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理论创新为先导、文化创新为基础、机制创新为保障，努力培育创新型城市；以巩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创建成果、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为载体，以促进现代服务业大发展为目标，着力打造文化旅游强市，力求以“三新一强”战略的实施，为加快建成黔北综合经济区提供强大的产业支撑和发展空间，将遵义带入跨越发展的快车道。
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各种矛盾集中凸显的特殊时期，我们要坚持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关注社情民意，增进百姓福祉，增加和谐因素。一方面，切实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着力提高群众自我发展的能力。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法》，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优先促进“零就业家庭”就业，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帮助群众解决基本生计；完善险种、扩面提标，健全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基本保障水平；加快构建以政府救济为主导、社会互助为补充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大力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增强群众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平安遵义”创建，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工作，为群众创造安定有序的生活环境。同时，高度重视信访工作，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正工作，从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区抓起，把各种不和谐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稳定。
坚持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努力提高领导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能力。在思想建设上，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着力解决人人都主张解放思想、人人都认为自己思想解放，但办起事来却难以做到思想解放的问题，培养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善待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真正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组织建设上，以实施党的基层组织先进性建设工程为抓手，以锻炼一支能打硬仗、打漂亮仗的干部队伍为目标，着力解决“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平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不想干事的人把机遇让出来，干不成事的人把平台让出来，干不了事的人把待遇让出来”的问题，真正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充满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的坚强集体。在作风建设上，以全省机关作风教育整顿活动为契机，全面加强党员干部“五风”建设，着力治贪、治庸、治懒，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坚决惩处腐败分子，大力整治庸庸碌碌、贻误发展的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修身立德、干事创业，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
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全市人民的生动实践
抓好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我们将牢牢把握好三个方面：
吃透精神。把认真学习石宗源同志代表九届省委所作的报告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用省党代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工作，促进发展。通过学习宣传，切实把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和总体构想，对实现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政策措施上来。
搞好结合。结合六盘水实际，加强重大课题的调查研究和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找准位置，突出特色，发挥优势，把六盘水的发展置于全省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定位。按照省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奋斗目标的总体构想，紧紧抓住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煤及煤化工，建设南方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大企业大集团，建设毕水兴经济带，加快把遵义、六盘水、安顺培育成为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大城市，完善扩权强县政策措施，建设“和谐贵州”等重大机遇，认真研究对策措施，搞好项目对接，积极抢占先机，用足用好政策，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大力转变增长方式，加快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推动落实。以当前正在开展的作风教育整顿活动为契机，以良好的作风和精神状态来确保省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思路、政策、措施真正付诸实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建立和完善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紧紧围绕事关我市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找准抓落实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我市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当前，要以学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为动力，在实现一季度“开门红”的基础上，按照省委、省政府年初的工作部署，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转变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坚持能快则快，又好又快，重点抓好产业结构调整、新农村建设、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财政税收、招商引资、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维护稳定、构建“和谐六盘水”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为完成全年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
率先走出一条又好又快发展之路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做到省委有要求，安顺有落实，贯彻有实效，进一步坚定加快发展的决心和信心，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努力开创跨越式发展新局面。
牢牢把握省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争取在奋力提速发展，实现黔中崛起中有更大作为。安顺具有旅游、交通、资源等突出优势，在发展大旅游、发展大物流和发展大产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完全可以做大做强。我们要以宽广的视野把握大势，以清醒的头脑审视自己，以前瞻性的思维谋划发展，进一步深化对安顺市情的认识，充分认识优势，充分利用优势，扬优成势，在黔中崛起的进程中有更大的作为。
牢牢把握省党代会对安顺的最新定位，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步伐。省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促进黔中崛起”，这个全新定位，体现了省对安顺发展的高度关心，对安顺人民的充分信任，给我们以极大鼓舞和鞭策，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安顺目前城市规模偏小，要建成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大城市，任务艰巨，压力很大。我们要看清安顺在同类城市中的位置和差距，作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以百倍的努力、艰苦的工作，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实现跨越式发展。
牢牢把握省党代会对各项工作的总体要求，率先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发展之路。结合安顺实际，我们要加快壮大经济实力。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实现经济质量、效益和总量的新突破。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攻点，打造全市经济新优势。加快发展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实施中心城市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加强安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试验区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下大力优化发展环境，破除发展瓶颈，清除前进障碍。以统筹发展为着眼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开辟社会和谐的新境界。以党的建设为根本点，切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成干事创业的新风尚。
确保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取得实效。把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与深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贵州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相结合，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曾庆红副主席视察安顺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相结合，与正在开展的县及县以上党政机关作风教育整顿活动相结合，与当前的各项工作相结合，形成全市上下谋发展、抓发展、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立足优势 谋划发展注重实效
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的发挥贵阳城市经济圈带动作用、加快发展毕水兴经济带、规划发展黔北综合经济区、东南部特色经济区的“一圈一带两区”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和积极发展都匀、凯里、兴义等中等城市的举措，对黔南是很好机遇。我们一定在学习贯彻中用长远的眼光超前谋划，科学把握州情，把规划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在充分利用资源、调整布局产业上着力。
客观认识黔南的资源，我们有几大突出优势。一是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好。黔南位于贵州省南部，面向南部沿海，背靠西南内陆，是大西南南下出海的大通道，初步形成了陆、水、空立体交通网络，随着贵阳至广州快速铁路、高速公路，贵阳至广西百色高等级公路，北入长江、南进珠江的瓮安江界河、罗甸红水河三个港口的建成，黔南将成为北上南下、东进西连的“泛珠三角”内陆各省交道枢纽。区位优势成为发展大通道经济的最大资源。二是工业基础厚。经过50年的积累，黔南在磷化工、冶金、制造、轻纺、电子、医药、食品、原材料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目前，全州有300多个规模企业，具备300多个亿的生产能力，这是走工业化道路的特有优势。三是生态资源丰富。黔南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6%以上，大大超过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生态环境压力较小。四是旅游资源富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丰富，民族风情浓郁，生态良好，气候宜人，四季如春，风景如画，随着荔波申遗的成功和全省第二届旅游发展大会在我州举办，黔南旅游业定会提速发展，有一个新的跨越，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立足我州资源优势，围绕省第十次党代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谋划黔南发展。我州的思路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利用各具特色的雏形产业，在接着干、抓落实中不断开拓进取，科学谋划全州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探索北部以贵阳为中心、为龙头，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特征，尽快将北部6个县（市）融入贵阳经济圈，形成北部城市工业经济区的发展格局；探索南部以都匀市为中心，荔波为龙头，大力发展生态游、风情游、休闲度假游、科普探险游和物流业，将南部6个县打造成生态旅游特色经济区发展格局。通过南北互动互补，使全州形成贵新路沿线、“两高”路沿线、瓮福磷化工和蒙江流域4个经济产业带，努力把都匀建设成贵州南部中心城市和大西南南下出海通道上的“明珠城市”。
围绕发展思路，当前，我们将着力两个“两手抓”。在农业农村工作上，坚持一手抓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一手抓现代农业的示范与探索，实现农民增收、政府增税“双增”目标；在工业经济基础工作上，坚持一手抓内涵型增长方式，有效挖掘、开发和利用现有资源，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做大存量，一手抓外延型增长方式，在建好项目库向上争取项目资金、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上下功夫，铺新摊子，上大项目，做大增量。
抓落实、见成效，作风是关键。当前，我们将以开展机关作风教育整顿活动为契机，在全州广泛开展创业、创新、创优、创制“四创”活动，实现全州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上的明显转变，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以优良作风创优良业绩，确保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取得实效。
奋力推进黔东南历史性跨越
不断深化州情认识，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黔东南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欠发达、欠开发”的特征尤为明显，加快发展的任务非常紧迫而艰巨。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生态立州、农业稳州、工业强州、科教兴州、旅游活州、城镇带州的发展战略和建设凯里城市经济圈、黎平侗族原生态文化及三板溪湖苗族原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圈、雷公山苗族原生态文化及自然生态旅游经济圈、镇远历史文化及(氵舞)阳河山水风光旅游经济圈、黔东工业经济区的发展框架，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电力、电冶、森工、重晶石、建材、中药材、旅游等产业，着力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城镇体系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三大重点”，加快新农村建设，努力构建“和谐黔东南”，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重点抓好210个一类贫困村整村推进工作，确保扶贫措施落实到村到户。开展贫困家庭“一户一技能”专项培训，不断增强贫困家庭自我发展能力。加快易地扶贫搬迁步伐，把群众从“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搬迁出来。加大基本农田建设力度，严格保护耕地，稳定粮食产量，提高粮食生产综合效益。鼓励、引导广大农民大力发展组建专业经济协会、合作经济组织和经纪人队伍，不断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劳务输出工作。认真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切实解决农村上学难、行路难、饮水难、看病难、看病贵等实际问题。加强村容村貌整治，革除陈规陋习，培育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积极探索村组一级村民自治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加快发展旅游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旅游业是黔东南最具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的产业，我们将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游、历史文化游、红色文化游、山水风光游。坚持旅游与文化相结合，突出民族原生态文化和自然生态两大特点，注重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挖掘、整理、保护和开发。尽快编制完成三个旅游经济圈以发展旅游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同时高起点高标准对全州旅游总体规划进行修编。进一步研究和制定好旅游经济圈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整合资源要素，实现联动发展。切实加强旅游服务体系建设。高标准建设景区景点，逐步形成多元旅游产品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地开展宣传营销，大力开拓旅游市场。加大民族旅游工艺品的开发力度，大力培育旅游商品市场。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推进历史性跨越提供坚强保障。以开展作风教育整顿活动为契机，全面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着力解决突出问题，以良好的作风谋思路、抓落实、促发展。结合开展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和党的基层组织先进性建设工程的实施，在全州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开展提高执行力、创造力、公信力的“三力”建设活动，通过活动，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切实增强执行力；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切实增强创造力；正确对待权力、名利和人民利益，切实增强公信力。
把宏伟目标和重大举措落到实处
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宏伟蓝图业已经绘就，我们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在切实抓好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上狠下工夫，扎实搞好全州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在深化州情认识、完善发展思路上下工夫。把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与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立足于我州“欠发达、欠开发”的实际，进一步深化州情认识，深入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发展思路和工作思路，着力解决制约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把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与我州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掀起抓落实、促发展的高潮，围绕目标任务，进一步细化任务分解表，明确工作时限，强化责任，加大各项目标任务落实情况的督查，努力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取得更大进步。
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上下工夫。把认真贯彻落实曾庆红同志的重要指示和落实省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巩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当前，切实抓好大中型骨干矿井建设和重化工为重点的产业集群建设，以兴义电厂、光照电站等为重点的能源产业建设，推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农业牢牢抓住“五个培育”（企业、人才、市场、中介、基地）不放松，全面推动以优质粮食、生态畜牧、烤烟、茶叶、甘蔗、蔬菜、中药材、林产为重点的八大产业的发展，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坚持以建立和培育市场为核心，整合资源，推进毕水兴经济带、黔滇桂结合部中心市场等区域经济建设，加大兴义市城市建设力度，大力推进城市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高速出州、二级通县、油路通乡、村村通路”的目标，切实解决好工程性缺水问题。大力推进以石漠化治理为重点的扶贫攻坚和生态环境建设。着力解决好以灾民、贫民、移民问题为重点的民生问题。扎实抓好今年州委州政府的“十件实事”，确保今年既定目标任务的实现。
在求真务实、转变作风上下工夫。“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以转变的作风抓好作风的转变。着力治庸、治懒、治贪，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使新班子从一开始就有新气象、新形象，确保省委、州委的各项部署真正执行到位、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在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保障上下工夫。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农村的致富能手和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特别是把年轻党员培养成为致富能手和骨干，进一步提高基层党建水平。着眼于提高领导实现历史性跨越的能力，大力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好班子配备工作，进一步完善结构、增强活力、促进工作；大力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注意培养年轻干部，真正做到敢于选拔、大胆选拔、重点选拔、重点培养，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环境。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开展反腐败斗争，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风尚。
进一步加快毕节试验区发展步伐
毕节地区将从三个方面来抓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贯彻落实：
掀起学习贯彻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潮。按照省委书记石宗源的讲话要求，把学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头等大事，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在全区迅速兴起学习、传达、贯彻省党代会精神、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热潮，把石宗源书记对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要求落到实处。地委中心学习组已于4月29日进行了专题学习，并下发了学习省第十次党代表精神的通知。目前，全区各级党委、政府正在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贯彻活动。
积极争取立项，加快试验区发展步伐。按照石宗源书记在省党代会报告中指出的“加大组织领导、政策扶持和项目支持的力度，推动毕节试验区建设和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求，地委成立了以地委书记为组长，地委、行署有关领导为副组长，地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毕节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配合省委“毕节试验区成立20周年前期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对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形成一些政策建议，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准备了一大批以交通、水利、生态建设为重点的项目，积极争取立项建设，以加快试验区新一轮发展步伐。
全面推进毕节经济社会发展。毕节在人均生产总值和城镇化率两个方面与全省的平均水平差距还很大，以教育、卫生为代表的社会事业欠账多。面对差距，我们将奋发图强，紧紧抓住项目投资这个关键，着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旅游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切实抓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教育、卫生事业的改革，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中，埋头苦干、扎实工作、坚持不懈，尽快缩短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推动铜仁地区又好又快发展
铜仁地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抓好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贯彻落实：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就是认真抓好省十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部署和要求上来。要通过学习，把会议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
当前要抓的重点工作是扩大开放、招商引资，并于近期召开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办好大兴工业园区；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突破；继续加强城镇建设和管理工作，大力提高城镇化水平；搞好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促进第三产业快速增长；锲而不舍地抓好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保护好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把扩大开放、招商引资放在第一位，是因为铜仁地区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招商引资、是对外开放。这是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动力源，没有这一条，全区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就谈不上。把工业排到第二位，是因为带动全区各个产业发展的龙头产业是工业。5年多来的实践证明，铜仁地区不仅能发展工业，而且能够加快发展工业。现在，工业已经成为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但是，铜仁地区工业还很薄弱，与先进地区、发达地区的差距在工业上，落后就落后在工业上。因此，新型工业化问题是全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把农业产业化放在工业化之后，是因为没有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就无从谈起，改造传统农业就是一句空话。
以正在开展的机关干部作风教育整顿活动为契机，以良好的作风和精神状态来确保省党代会确定的各项工作思路、政策、措施真正付诸实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当干部的要有一种“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精神，处心积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地想着如何把一个地方的发展搞上去。对那些沉湎于麻将桌、酒桌上的干部要把他们从太平椅子上拉下来，拉到为人民干事的岗位上去，拉不下来的就摘掉他的帽子，不能让他们再继续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
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第4篇
摘 要：为系统分析和精准量化地级市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特征，选取水资源总量、用水量和人口、GDP、耕地面积等典型要素，提出同时运用基于基尼系数和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进行量化研究的思路，以沙颍河沿线10个地级市为例，定量分析了其2009—2018年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匹配关系。结果表明：两种方法能够同时从整体时间/空间和单个地级市/时段的角度对水资源和经济社会两系统要素的匹配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各地级市时间基尼系数存在些许差异，但不同要素匹配程度基本一致且结果均较好;除水资源总量-GDP、用水量-GDP的时间匹配度呈现低—高—低的演进态势，其他要素的匹配度随时间呈现波动变化趋势;空间基尼系数在时间尺度上变化幅度不大，但不同匹配要素之间差异显著;空间匹配度在时间上基本保持一致，部分地级市匹配结果较差，尤以郑州、南阳和驻马店的问题最为突出。
关键词：水资源;数列;基尼系数;匹配度;沙颍河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0-1379.2022.02.015
引用格式：吴青松，田进宽，左其亭，等.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时空匹配特征量化分析[J].人民黄河，2022，44（2）：71-76，83.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s;data sequence;Gini coefficient;matching degree;Shaying River
1 引 言
水資源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维持社会安全稳定的战略性基础资源[1]。近年来，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空间布局不相匹配，严重制约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及高质量发展[2]。因此，研究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关系及匹配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
目前，众多学者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4-5]，例如韩雁等[6]运用基尼系数和不均衡指数研究了张家口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要素的时空匹配特征，张国兴等[7]从时空维度量化分析了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水资源总量与GDP的匹配程度。上述研究虽然从时间或空间的角度明确了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关系，但未定量表达要素匹配程度在地级市或年份之间的差异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此，有学者开展了进一步研究[8]，例如郝林钢等[9]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量化研究了中亚各国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匹配程度，何理等[10]计算了中亚2002—2015年可利用降雨量、谷物播种面积与谷物产量三要素间的时间匹配程度。以上研究实现了对某一地级市各个年份或某一年份各个地级市的要素匹配程度的量化分析，但没有从整体角度进行考虑，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如何科学合理地选取代表性要素，运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定量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探讨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笔者从水资源和经济社会两方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匹配要素，基于基尼系数和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多角度量化研究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特征，以沙颍河沿线地级市为例，分析其匹配度时空演变及主要制约因素，以期为实现地级市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2 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关系及量化方法
2.1 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关系
匹配是两种及两种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正相关（或负相关）的配合关系，是描述事物之间对称关系的概念[11]。水资源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方面水资源支撑或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又会对水资源的量、质、利用效率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水资源时空分布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现实，二者可能出现“水资源丰富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水资源匮乏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等多种匹配状况，不同状况代表的含义和所处的状态均不同。按照“协同推进”“空间均衡”的发展理念[12]，为改变水资源的传统利用模式、科学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优化产业布局，需要合理量化描述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并全面评价其匹配程度。为反映上述两个系统的匹配关系，可分别选取代表性要素进行匹配量化分析，通过水资源分布/配置状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时空上的不均匀性来表达匹配程度，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法能够较好实现该目标并已被广泛应用[13-14]。此外，左其亭等[11]提出的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能够充分利用数据序列计算要素数量在时间或空间上的排位或占比，实现对要素匹配程度的时空差异分析，同样可以应用于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量化研究。
2.2 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量化方法
2.2.1 基于基尼系数的匹配度计算方法
基于基尼系数的匹配度计算方法主要从整体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研究要素之间的匹配程度。首先把两个匹配要素的原始数据从小到大排列，分别计算各个要素的累计百分比，将其对应关系用洛伦兹曲线L表达（见图1），根据曲线与45°直线的偏离程度可定性分析要素之间的不匹配程度[15]。
基于洛伦兹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于1943年提出了基尼系数，通过其对两要素的匹配或不匹配状态进行定量描述，计算公式为
式中：SA为曲线L与直线y=x所围成区域的面积;SB为曲线L与x轴和x=1所围成区域的面积;G为基尼系数，G∈[0， 1]。
由于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表现在图1中不是连续的曲线，而是若干个间断点，因此采用常用的梯形面积法计算基尼系数[16]：
式中：Xi和xi分别为前i个地级市/时段的水资源要素数量和累计百分比;Yi和yi分别为前i个地级市/时段经济社会发展要素数量和累计百分比;n为地级市/时段的个数。
基尼系数G越接近0，表示要素之间越匹配;G越接近1，表示越不匹配。结合前人研究[17]和国际标准[18]对其评价等级进行划分：0.5 2.2.2 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 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能够从具体时空角度分析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素之间的匹配程度，得到单个地级市或时段的计算结果。基于原始数列（x1，x2，…，xn）和（y1，y2，…，yn）（空间或时间），处理后的数列形式有排位数列和占比数列两种情况，本文选择占比数列进行匹配度计算，处理后的两要素数列表示为（r1，r2，…，rn）、（s1，s2，…，sn）。假设地级市个数为K，时间单元个数为T，则空间匹配度ai（ai∈[0， 1]）和时间匹配度aj（aj∈[0， 1]）的计算公式[19]分别为 式中：i和k表示第i和k个地级市;j和l表示第j和l个时间单元;max（rk，sk）、min（rk，sk）分别为两个空间占比数列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二者不应处于同一数列且差值最大;max（rl，sl）、min（rl，sl）分别为两个时间占比数列中的最大值、最小值。 各要素之间存在正向和负向匹配两种情况，考虑本文所选要素相互关系，仅列出正向匹配公式，计算过程和负向匹配公式参见文献[11]。与基尼系数相反，匹配度a越接近1则要素之间越匹配，越接近0则越不匹配。参考已有研究和实际情况[11，19]，结合基尼系数划分标准确定匹配度a评价标准：0≤a<0.5为极不匹配，0.5≤a<0.6为不匹配，0.6≤a<0.7为较匹配，0.7≤a<0.8为相对匹配，0.8≤a≤1为高度匹配。 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沙颍河是淮河的最大支流、河南与安徽两省的跨界河流，主要支流包括沙河、颍河等。沙颍河流域涉及郑州、平顶山、阜阳等10个地级市，属半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4～16 ℃，年平均降水量408～1 296 mm，流域面积约占淮河流域面积的18%[20]。沙颍河流经的地级市水资源禀赋、用水技术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人类活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以2018年为例，10个地级市的水资源总量、GDP总量、常住人口总数和耕地总面积分别为235.6亿m3、3.3万亿元、6 766.7万人和553.2万hm2，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其中：郑州市水资源和经济发展矛盾尤为突出，水资源总量和GDP分别占10个地级市总量的3.06%和30.4%;驻马店市水资源总量和人口数量占比分别为24.1%和10.4%，亦呈现出不相匹配的格局。經济发展格局随时间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平顶山市的GDP被许昌市和周口市相继超越，由2009年的第4位下降至2018年的第7位。沙颍河水污染严重，进一步削弱了其对沿线地级市的用水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 3.2 数据来源 选取沙颍河沿线各地级市2009—2018年水资源和经济社会等系列数据进行时空匹配特征分析，水资源要素考虑分布和配置两个方面，选择水资源总量和用水量两个指标进行表征，经济社会发展要素则选择典型指标人口、GDP和耕地面积，开展交互匹配分析[21]。本文以各地级市为空间单元探索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关系，沙颍河水质指标能够反映河段的生态环境状况，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素数据的空间尺度不同，因此本研究未选取相关水质指标表征水资源要素。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地级市《统计年鉴》、河南省及安徽省《水资源公报》等。 4 结果分析 4.1 时间匹配分析 基于基尼系数和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得到2009—2018年沙颍河沿线各地级市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时间基尼系数和时间匹配度。 4.1.1 整体时间基尼系数 整体时间基尼系数可从整体时间上反映某一地级市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在研究期内的不匹配程度，即两系统的要素在多年间的不均匀程度。由表1可知，对比水资源分布和配置两个方面，水资源总量与各经济社会发展要素在整体时间上的匹配程度相对较低，表现为沙颍河沿线各地级市水资源时间分布上的不均匀，而多年来开发利用相对合理。其中，各地级市用水量与人口、耕地面积的基尼系数均小于0.1，处于较高水平的高度匹配状态，而与GDP则处于低水平的高度匹配及相对匹配状态，体现了近年来各地级市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的差异性。相对而言，水资源总量与各要素的时间基尼系数表现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总体来说，水资源总量-GDP的基尼系数介于0.1～0.4之间，跨越高度匹配、相对匹配、较匹配3个等级，水资源总量-人口和水资源总量-耕地面积则均处于高度匹配和相对匹配2个等级。洛阳、平顶山等地级市的水资源总量-GDP的基尼系数相对较大，原因在于近年来上述地级市经济发展迅速，但水资源总量年际变化不大，二者的脱钩现象导致基尼系数偏大;南阳市独特的水资源禀赋条件导致各年份水资源总量的不确定性较大，同样处于相对匹配状态。时间基尼系数能够体现水资源在时间维度上分布和配置的不合理性，以许昌市为例，其水资源总量在2010年较大（10.44亿m3）而2018年较小（5.66亿m3），水资源时间分布不均匀且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导致该市时间基尼系数偏大。上述分析表明，虽然不同地级市存在差异，但要素匹配程度都在相对匹配及以上，且水资源调配后的时间基尼系数大于自然分布情况下的，说明经过人为干预后，水资源能够更为有效地支撑和保障沙颍河沿线各地级市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4.1.2 时间匹配度 时间匹配度能够反映各地级市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在某一年份的不匹配程度，体现出匹配度随时间的发展过程。2009—2018年各地级市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逐年时间匹配度见图2。 由图2可知：各地级市水资源总量-人口、水资源总量-耕地面积、用水量-人口、用水量-耕地面积的匹配度随时间波动变化;水资源总量-GDP、用水量-GDP的匹配程度基本呈现低—高—低的变化趋势，匹配度多在2013年或2014年达到最大值。以郑州市为例，其水资源总量-GDP的时间匹配度先由2009年的0.15（极不匹配）上升至2013年的0.95（高度匹配），而后逐渐下降为多年的最低值0.06（2018年）。水资源要素与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匹配度随时间呈现波动性变化，原因是各地级市人口和耕地面积随时间变化呈小幅增加趋势，而水资源总量及用水量随时间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以图2（a）～图2（c）中突变较为明显的2010年为例，多个地级市（洛阳、平顶山、南阳）水资源量远超多年平均水平，因此除个别地级市（驻马店、阜阳）外，其时间匹配度均较低，同样的情况亦发生于2017年。各地级市水资源总量-GDP、用水量-GDP的匹配度随时间呈现先增大后减小趋势，原因是2009—2013年各地级市的水资源量与经济总量随时间同步增大，匹配度较高;2014年之后，各地级市经济继续增长并呈现加速态势，但是水资源量达到极限而无法继续支撑经济发展，造成二者之间的匹配度随之下降。上述结果表明，在水资源量不确定性的制约下，实现水资源年际间的优化配置是各地级市提升要素匹配度的必由之路，未来需加强水资源量预测研究，以科学制定地区发展规划。 4.2 空间匹配分析 4.2.1 整体空间基尼系数 2009—2018年沙颍河沿线地级市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空间基尼系数见表2。可以看出：研究区的空间基尼系数在时间尺度上变幅不大，但不同匹配要素之间差异显著。2009—2018年水资源总量-人口的基尼系数多为0.2～0.3，处于相对匹配状态;2016—2018年其值接近0.4，处于较匹配状态。用水量-人口的基尼系数较为稳定，在0.1上下波动，长期处于高度匹配状态。沙颍河沿线部分地级市存在人少水多或人多水少现象，经过人为调配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用水量与人口的不平衡状况。水资源总量-GDP的基尼系数除2015年外均超过了警戒线（0.4），处于不匹配或极不匹配状态，原因是南阳、阜阳等地级市的水资源量相对较大，但经济产出不足，而郑州等地级市GDP较高，但水资源量很少;此外，受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级市水资源量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二者的匹配结果较差。用水量-GDP的匹配状况虽优于水资源总量-GDP，部分年份达到较匹配或相对匹配状态，但极不匹配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且未来发展较快的地级市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将持续增大，供用水矛盾会更突出。水资源总量-耕地面积除2011年外均为相对匹配或高度匹配状态，而用水量-耕地面积的基尼系数均介于0.2～0.3之间，为相对匹配状态，上述结果体现了各地级市良好的水土匹配状况，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 4.2.2 空间匹配度 2009—2018年沙颍河沿线地级市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空间匹配度见图3。可以看出：各地级市匹配要素的空间匹配度的年际变化幅度不大，且用水量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匹配结果更稳定一些，和基于基尼系数法的结果一致;但在空间维度和要素类别上，不同组合要素的匹配度在地级市间存在显著差异。例如，郑州、南阳的水资源总量-人口、水资源总量-GDP的匹配度常年低于警戒线，处于不匹配及以下状态，而洛阳、平顶山、漯河等地级市则持续处于高度匹配状态;在水资源总量-耕地面积方面，几乎所有的地级市均位于警戒线以上，其中郑州更是达到了高度匹配状态。上述结果表明，天然状态下大部分地级市的匹配要素能够维持在相对良好的匹配状态，但部分地级市较好的水资源禀赋或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会导致其高度不匹配现象。从用水量的角度来看，各地级市2009—2018年的匹配度均较高，其中用水量-人口的匹配度大部分大于0.6。郑州市不同于其他地级市，存在高经济产出与用水量短缺的矛盾，致使其用水量-GDP为极不匹配状态，用水量-耕地面积的匹配结果亦存在同样的现象;驻马店市的匹配度異常偏低，原因在于该市耕地面积较大而供水量较小，表明其供水量与农业发展需求不相匹配。综上，结合各地级市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素匹配度的空间分异现状，未来应考虑在维持部分地级市良好匹配状态的同时，重点解决郑州、南阳、驻马店等地级市的极端不匹配问题。 5 结 论 基于基尼系数和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能够很好地应用于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匹配问题研究中，运用这两种方法不仅能够从整体时间或空间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而且可以研究单个地级市/时段要素之间的匹配程度，全面揭示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两个系统要素的匹配状况。通过对沙颍河沿线地级市进行实例应用，得出以下结论。 （1）各地级市匹配要素的时间基尼系数较小，基本处于相对匹配及以上程度;空间不匹配问题相对严重，空间基尼系数最大的为水资源-GDP（部分年份处于极不匹配状态），其次为水资源-人口、水资源-耕地面积。 （2）整体上，时间匹配度在研究期内呈现波动状态，空间匹配度的年际变化幅度不大，但空间分异明显，天然分布的水资源经调配后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匹配。 （3）具体来看，大多数地级市的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素均呈现出较好的匹配状态，但郑州、南阳、驻马店等经济社会发展或水资源禀赋相对突出的地级市匹配度较低，且近年来该特征愈发明显，应重点关注其资源配置和发展布局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 刘建华，黄亮朝，左其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准则及量化研究[J].人民黄河，2020，42（9）：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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