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随着行刑社会化的发展，社区矫正在世界各国被普遍采用。我国这次《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正式写入刑法，使得“社区矫正”一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刑法条文的规定中。这是对社区矫正在我国试行七年以来积极意义的重要肯定，也是对我国刑罚轻缓化、行刑社会化发展的进一步考验。其确立也对我国刑事法律的改革和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社区矫正 刑罚
一、我国社区矫正发展情况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刑罚轻缓化变革的潮流迅速蔓延。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罚金刑、社区矫正等更轻缓和人道的非监禁制裁措施越来越把监禁刑罚取代。目前在刑罚适用方面，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业已进入了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社区矫正也是相对于传统的监禁处罚而言的一种被称为社区处遇、社会内处遇、机构外处遇等的罪犯处罚方式。社区矫正体系中的某些诸如缓刑和假释的具体制度，在西方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但现代社区矫正是在二战以后成为系统的思想，并继续快速发展，成为不可缺少的犯罪矫正措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为了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四部门于2003年7月10日起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随后北京、上海、江苏等6个省市成为第一批试点地区。而在前不久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则明确将社区矫正正式写入刑法，使得社区矫正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刑法文本中，从法律意义上确立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性质，这也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正式上升为法律层面，是社区矫正制度建立的重大标志。其作为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必将对我国的刑事政策产生长期和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对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显得尤其必要和迫切。
在适用范围上，我国社区矫正目前主要包括下列五种罪犯：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缓刑和假释在这五类对象中占绝大多数，全国的情况也差不多。由此可见，我国每年社区矫正适用比例不仅偏低，而且适用率增长缓慢。其中主要原因应该是作为主要社区矫正方式的缓刑和假释的使用率偏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缓刑使用率都在50%左右，最高的达到60-70%，我国依然徘徊在25%左右。假释作为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制度，使用率普遍较高，而我国则不到2%。同时，由于我国的管制刑、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和剥夺政治权利刑自身的不足，导致它们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率一直低位徘徊。另外，我国刑法设置的非监禁刑仍然不够丰富，国外广泛采用的社区服务、中途之家等非监禁刑措施在我国立法上还是个空白，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有待创新。
二、我国社区矫正确立的现实意义
开展社区矫正上升到法律规定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仅能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而且有利于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有利于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系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促进了行刑权的统一。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取消了公安机关作为管制执行以及缓刑考察、假释监督主体的规定，从立法内容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尚处于未规定状态。对该问题的解决需要结合我国社区矫正的特殊背景来解释。这根源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出现“双重主体”的现实情况，这一现象引发了实践中的许多现实问题，多为学者质疑。立法者此处的修改原意应是对双重主体的模式给予了否定，但具体由哪一主体来执行，目前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由公安机关执行，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抑或建设一个全新的机构。根据目前对行刑权统一的研究，学者们多赞同统一由司法行政部门执行。也就是说，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笔者认为，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执行权力，将监狱行刑工作与社区矫正工作整合于一个统一的权力系统之中，有利于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结和互动，取得行刑效益最大化，也有利于确立两大矫正体系。当然，司法行政机关在实行社区矫正时，也需要得到公、检、法等机关的配合。
（二）完善了我國现行刑罚体系。
不可否认，自由刑在预防犯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刑法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人权思想的逐渐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监禁矫正有其局限性，因此刑罚种类的轻缓化、处罚的轻刑化和开放化成为刑法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形下，社区矫正随着行刑社会化的浪潮在世界各国广泛展开。如果说以自由刑取代肉体刑是刑罚执行方式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社区矫正制度又向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刑罚执行方式由监禁刑向非监禁刑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来说有其巨大优越性。但这并不说明社区矫正可以取代监禁矫正。实际上，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必将促进两大矫正体系的进一步协作，从而在共同预防犯罪上取得重大效果。已经进行的研究表明，社区矫正具有丰富和完善我国刑罚制度，有利于巩固执政基础，有利于促进整个国家的文明水平，能够体现行刑人道化的要求，有利于解决监狱拥挤问题和维护监管安全，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有利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有利于实现司法工作的根本目的。
（三）大幅降低了刑罚执行的成本。
依法对法院和其他矫正机关裁判为非监禁刑及监禁刑替代措施的罪犯予以在社区中行刑，有利于分流罪犯数量，遏止监狱规模，减少监狱改造罪犯的成本。同时，从犯罪学的研究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犯罪的数量不会下降。这就意味着罪犯数量和监狱规模都会继续增长，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看，这都不是一种好的社会现象。因此，必须通过发展社区矫正，分流罪犯数量，让一部分符合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服刑，从而降低刑罚执行的成本。 在实践中，目前各试行地区都建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地按照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的要求，围绕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三项工作任务，在落实上认真下功夫。落实衔接管控措施，避免发生脱管、漏管。通过公益劳动、心理咨询、个案矫正、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等多种教育改造措施和方法，教育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不良心理和行为恶习，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解决社区服刑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困难问题。
（四）促进了刑罚配置结构的合理化。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类型，即管制、缓刑和假释。社区矫正的引入的确促进了我国刑罚结构的合理化。以管制刑为例。管制作为非监禁刑罚，在司法实践中，其积极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其规定虽然广泛，规定有管制的罪名约占罪名总数的1/4，但适用率却极低。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管制作为一种刑种本身不合理，而主要在于彰显管制刑本身的行刑内容出现了问题。缓刑和假释的考察监督义务也同样存在着不落实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无人监督”、“无人考察”等现象，甚至于许多人误认为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缓刑就没事了。 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管制、缓刑、假释在矫正犯罪人和降低我国刑罚严厉性方面的积极作用，必须要在立法上对其内容加以完善。此次《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对管制、缓刑和假释适用社区矫正，这就使得非监禁刑罚执行具备了实质内容，管制、缓刑、假释的适用效果也必将得到改善。从近几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成果来看，“缓刑没事”的局面已经逐渐有所改观。由此可见，社区矫正的立法化，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刑罚结构的合理化，给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挥提供更大的空间，将促使非监禁刑罚执行考察落到实处，真正发挥管制、缓刑、假释的作用，使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非监禁刑罚执行中切实得到体现。
三、对我国社区矫正立法的展望
在确立社区矫正的国家，在一般情况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执行的刑罚种类、刑罚适用和执行制度，以及各种社区矫正措施适用的程序、步骤及刑事执行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从2003年社区矫正试点开展至今，我国既未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也没有出台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我国在社区矫正的引入中并没有草率先予立法，而是采取“先实践后立法”的方针，根据实践中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进行立法，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实践”的原理。根据多年来社区矫正在全国试行的具体情况，社区矫正作为管制、缓刑、假释等的执行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帮助罪犯复归社会，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至此，社区矫正作为管制、缓刑、假释执行措施的地位已经可以明确。所以，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对社区矫正性质的肯定。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从立法上全面肯定了社区矫正的刑法性质，也必将推动社區矫正相关制度，如具体项目设置以及社区矫正队伍建设等的配套立法完善。总之，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确立社区矫正的刑法地位，社区矫正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才有可能紧锣密鼓地跟上，否则将达不到预期效果。而刑法的规定，也必然需要配套措施的尽快出台予以配合，否则刑法的规定也只是徒有其表。所以，继我国刑法规定社区矫正制度之后，一部系统的《社区矫正法》应当被纳入立法规划。□
（作者：郑州大学2010级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刑事诉讼法方向)硕士研究生）
注释：
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法学杂志.2003年第9期第24卷，第21页.
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年.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李恩慈.论社区矫正的几个问题.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2]储槐值.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年.
[4]侯国云.刑罚执行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5]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法学杂志.2003年第9期第24卷.
[6]吴宗宪.试论中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框架.犯罪与改造研究.2005年第5期.
[7]李恩慈.论社区矫正的几个问题.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社区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目的 调查社区药学服务现状，分析社区居民及医务人员对社区药学服务的需求状况，为提升社区药学服务质量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分别针对社区居民和社区药师为对象设计问卷调查表，进行随机问卷调查收集资料并统计分析。结果 66.8%的社区居民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获取药品的主要途径，居民家中备用药主要以感冒发烧类、腹痛腹泻类、常见慢性病药、外伤药品、抗生素等为主，其中只有16.8%的社区居民明确表示按说明书中贮存要求存放药品，70.6%的社区居民表示会在不同条件下自行使用抗生素，82.8%的社区居民自认为存在用药误区，超过98.0%的社区药师认为药学服务重要，89.1%的社区药师迫切希望提高自身的药学服务能力，希望与大医院合作的需求度高。结论 社区居民存在不合理用药、不合理存放药品等现象，社区居民对药学服务的期望与日俱增，社区药师期望提高自身药学服务能力。
[关键词] 社区药学服务；现状与需求；调查分析
社区药学服务（Community Pharmaceutical Care，CPC）是以社区为载体的药学服务，随着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完善，社区药学服务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将得到进一步加强。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社区药学服务开展比较普遍，研究水平也较高，药师不仅对社区进行全面的药学服务调查和评价，还主动上门为家庭患者提供药学服务等[1-4]。亚洲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比较活跃的国家和地区有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等[5]。随着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完善，社区药学服务将成为促进公众合理用药、规范用药的重要途径。
我国社区药学服务发展尚属起步阶段，相关调研也十分有限[3-6]，社区药学服务不能成为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短板”，否则将会直接影响社区卫生服务事业的发展。系统调查分析温州城区社区药学服务现状，开展社区药学服务的需求分析，了解社区居民用药水平，是探索社区药学服务发展的有效途径。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2年10月～2013年10月期间接受问卷调查的来自12个社区（黎明、绣山、蒲鞋、洪殿、江滨、南浦、五马、南门、莲池、水心、广化、黄龙）的居民共1 171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师64名。
1.2 调查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根据自行设计、专家论证的调查问卷，利用建立健康档案和上门就诊的机会，对居民逐项询问、填写，当场回收。分别针对社区居民和社区药师为对象设计问卷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收集资料。
1.3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①居民的用药行为及需求；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师的服务现状及需求。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录入、分析。
2 结果
2.1 受访的社区居民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 300份，有效问卷1 171份，回收率90.1%。1 171名居民中，男558人（占47.7%），女613人（占52.3%）。平均年龄40.7岁。学历分布情况：高中占28.3%，小学及初中占27.5%，大专占20.2%，本科及以上占11.4%，其他占12.6%。医疗费类型情况：医保占60.9%，农保占13.3%，自费占20.9%，其他占4.9% 。
2.2 受访居民就医习惯及常见购药途径调查
36.7%的受访居民每月至少去一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来源分别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6.8%）、药店（61.1%）、医院（32.8%）、诊所（15.9%）、其他地方（3.8%）。
2.3 受访居民家中常备药品及其存放方式调查
68.7%受访居民表示有备感冒发烧药，其次31.5%受访居民有备腹痛腹泻药，其他依次分别为：常见慢性病药（26.4%）、外伤用药（20.9%）、抗生素（19.7%）、中成药（17.4%）等，其中有6.6%受访居民表示不备药。在调查药品存放方式时，有61.1%受访居民表示在固定位置摆放，16.8%受访居民会按说明书中贮存要求存放，13.7%受访居民则表示随意放置，其中6.2%受访居民则会在不需要时直接丢弃。
2.4 受访居民用药行为调查
2.4.1 受访居民自行使用抗生素的理由调查 见表1。
2.4.2 受访居民遇到的用药困惑调查 37.7%受访居民表示会对用法用量、正确服用时间存在困惑，35.4%受访居民表示会对服药期间如何注意饮食存在困惑，另外还有26.2%受访居民忘服、漏服、误服药物，22.7%受访居民表示出现不良反应不知处理，11.2%受访居民表示看不懂说明书。
2.4.3 受访居民遇到用药疑问时的解决方法调查 44.9%受访居民表示会咨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或药师，39.5%受访居民表示会咨询医院医生或药师，还有38.0%受访居民自行查看药品说明书，另外15.5%、12.5%受访居民分别通过上网查询以及咨询病友、熟人以解决用药困惑。
2.4.4 受访居民用药误区调查 见表2。
2.5 受访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满意度评价
2.5.1 受访居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药品品种满意度评价调查 67.9%受访居民表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药品基本满足其用药需求，23.5%受访居民表示“能满足”，其余8.6%受访居民表示“不能满足”。
2.5.2 受访居民期望的社区药学服务内容调查 见表3。
2.5.3 受访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药学服务的满意度调查 56.5%受访居民满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药学服务，21.9%受访居民“一般满意”，17.1%受访居民“很满意”，剩余2.5%、2.0%受访居民分别“不太满意”、“不满意”。
2.6 社区药师基本情况
调查64名社区药师中，男20人（占31.2%），女44人（占68.8%），工龄在10年以下的占82.8%，专科及专科学历以下的占54.7%，71.9%具初级职称。
2.7 社区药师对药学服务的认知程度
98.4%的社区药师认为社区药学服务重要，89.1%的社区药师认为需要迫切提高自身的药学服务能力，其中42.2%的社区药师未参加年度专业培训。
2.8 社区药学服务的开展及需求
2.8.1 社区药师认为需要熟练掌握的药学知识调查 在专业知识方面社区药师认为需要熟练掌握的知识点依次为：药品适应证（84.4%），用法、用量、服用时间（79.7%），药品不良反应（76.5%），药物相互作用（73.4%），配伍禁忌（73.4%）。
2.8.2 社区药学服务项目开展情况调查 见表4。
2.8.3 与大医院合作的需求调查 见表5。
3讨论
由受访居民就医习惯及常见购药途径调查可知，大多数居民每季度甚至每月至少一次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同时首选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药店购药，社区居民就近看病取药的现象表明社区药学服务应被逐步重视，更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居民家里最常备药品分别是感冒退烧药、腹痛腹泻药、常见慢性病药，还有外伤用药、抗生素等。社区居民在自我药疗时，主要面对的是感冒发烧、腹泻、跌打损伤等常见情况，如布洛芬混悬液用于退烧，氟哌酸用于腹痛，甚至咽喉炎症时自行使用抗生素，若病情严重，居民一般都会及时前往医院处理。还有些伴慢性病的社区居民需长期服药，如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由于慢性病患者在一定时期内所用药品规定及用法相对稳定，大部分患者选择就近购药。
由受访居民家中常备药品及其存放方式调查可知，约61.1%居民对于药品存放方式选择固定位置摆放，16.8%居民表示会严格按说明书中贮存要求存放，还有13.7%居民甚至随意放置，说明居民对药品存放方式还存在不合理的情况。药品应严格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储存条件加以保管，一般应放在干燥、阴凉、避光的地方，个别应放冰箱冷藏。在此基础上还可按照分类储存方式，将内服药和外用药分开，成人药和儿童药分开，以免误拿误用。另外，对于长期存放药品，居民还应时刻关注药品有效期，养成定期清理过期药品的习惯。
由表1可知，绝大多数居民选择会在不同条件下使用抗生素，其中多数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咽痛自行使用抗生素，还有些在腹痛腹泻、外伤感染时自行使用抗生素，另外还有近10%居民甚至在头痛头晕时自行使用抗生素，反映出在多数居民中存在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若购买抗生素药物等处方用药须执医师处方，就是为了确保抗生素的应用一定要经过药师、医师的把关，真正落实抗生素的临床应用的最基本原则。而社区药师则应做好居民体系内的用药教育，使社区居民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抗生素类药物一定要在药师或医师的指导下使用，而且需要有严格的用药指征才可使用。即便社区居民家里自备有抗生素药物，使用前也必须要咨询药师或医师，不可以随意使用，防止身体的损害和资源的浪费。
由受访居民遇到的用药困惑调查可知，对于用药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如有居民表示对药品用法用量、正确服用时间存在疑问，也有居民在服药期间不知如何注意饮食，当然，也有少部分居民看不懂说明书。由受访居民遇到用药疑问时的解决方法调查可知，针对这些用药疑难，多数居民会咨询医生或者药师，部分居民会通过仔细查看药品说明书得以解决，也有少部分居民直接咨询病友、熟人甚至上网查询。由表2可知，大多数居民表示用药时存在不同方面的用药误区如随意停药、随意加减药量、服药期间随意饮酒饮茶，甚至随意使用抗生素、随意补钙补铁等，也有一些居民经常重复用药、随意换药。鉴于此，社区药师应该提高自身的用药指导能力和专业知识储备，多学习，多入户，可通过不同的手段和方式，干预公众尤其是社区慢性病老年患者的不合理用药行为，指导公众如何正确使用药品，包括给药剂量、给药时间、给药方法、服药注意事项等，使得公众懂得通过阅读药品说明书解决一些常见用药疑惑，促进社区居民用药合理化、规范化[3-7]。
由受访居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药品品种满意度调查可知，新医改形势下，九成以上居民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满足居民用药需求，表明现阶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种类、数量相对齐全，报销比例让居民满意，符合社区居民用药习惯，能解决基本用药需求。
由表3以及受访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药学服务满意情况调查可知，大多数居民最期盼社区药师能够为他们提供的社区药学服务内容依次是用药指导和咨询服务、推荐安全有效经济的药品、合理用药知识宣传、指导家庭备用药的选用、上门服务，表明居民对社区药学服务的需求比较迫切，且呈现不同形式的需求，对社区药学服务的满意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我国，大部分社区药师的工作范围在药房窗口，其主要职责就是调配处方。在传统医疗模式思维的束缚下，药师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也就难以主动向病人提供药学服务。新形势下，社区药师应提高自身专业知识储备，深入社区，主动拓宽药学服务途径，如开通公众药物咨询电话、普及合理用药知识讲座、定期上门随访等，为广大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专业药学服务[8，9]。
目前，社区药师的工作量大，业务繁杂（包括配发药、药品采购、药库管理、医疗器械管理、药品不良反应上报以及处方点评甚至收费等工作）且社区药师数量不足，知识水平、业务能力也有限；在传统医疗模式思维的束缚下，药师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阻碍了社区药学服务的健康发展。开展优质的药学服务工作，还需要药师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社会学知识以及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由高校学者对药学专业教改措施和社区药学服务人才的培养问题进行探讨，从高校专业教育培养药学服务人才[1-10]。
大部分社区药师迫切要求提高自身药学服务能力[11]，然而只有57.8%的社区药师接受过培训，且大多年均仅一到两次。大部分社区药师都希望以多种形式与大医院开展合作，比如建立电话咨询服务专线、定期上门指导（如药事管理、合理用药）以及到大医院药房进修学习等。综合医院资深药师对社区药师在药学专业知识、临床合理用药实践及药学服务技巧和沟通能力等方面的辅导，有助于培养一支优秀的社区药学服务药师队伍。政府应鼓励接受过长期规范培训以及具有丰富临床药物治疗知识的高素质医院药师深入社区为广大社区居民提供药学服务，以加强对社区居民安全用药知识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参考文献]
[1] 马一平. 美国药学工作范围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药事，2013，27（4）：432-435.
[2] Seehusen DA，Edwards J.Patient practices and beiefs concerning of medications[J]. J Am Board Fam Med，2006， 19（6）：542-547.
[3] 程志舫. 新体制下基层社区药学服务模式探讨[J]. 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2013，10（3）：170-173.
[4] 白向荣，王育琴. 国外社区药学服务进展[J]. 中国执业药师，2011，8（7）：48-50.
[5] Murthy NR，Okunade AA.Managed care，deficit financing，and aggregate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ointegration analysis[J]. Health Care Management Science，2000，3（4）：283.
[6] 梁善子. 社区医疗药学服务的现状及对策[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4，12（4）：124.
[7] 常利杰，吴浩，徐众淼，等. 开展社区药学服务的体会和工作方法探讨[J]. 中国全科医学，2012，15（25）：2959-2960.
[8] 王丽莉. 社区门诊药房药学服务的调查分析及管理措施[J]. 中外健康文摘，2013，10（16）：15-16.
[9] 刘海兰. 药学服务在社区医疗服务中的重要性和策略探究[J]. 中国卫生产业，2013， 10（12）：190，192.
[10] 巢勤华. 提高社区药学服务水平初探[J]. 药学进展，2011， 35（3）：122-125.
[11] 王敦廷. 社区卫生药学服务的探讨[J]. 中国保健营养，2012，22（6）：1575.
（收稿日期：2014-04-09）
社区论文范文第3篇
智能社区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展起来的。世界通讯港协会在2001年成立了世界“智能社区论坛”。该论坛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每年进行年度七大智能社区的评选工作，并从七大智能社区中选出年度最佳的一个社区(即第一名)。韩国首尔江南区被评选为2008年度“全球最佳智能社区”。该区在建设智能社区过程中的注重宽带基础设施建设、以电子政务带动经济发展、创新政府服务模式、克服数字鸿沟等方面的实践和经验值得借鉴。
以宽带经济为基础的智能社区
宽带网络使智能化社区“坐上高速列车”。作为实现社区智能化重要基础的宽带网络技术正在日益成熟，它的迅速发展使智能化社区的建设驶上了高速公路，它的大规模推广为社区实现各类信息的高速传输带来可能。全球
“智能社区”评选活动所倡导的就是随着宽带经济的来临，如何建设发展以宽带经济为基础的社区理念。
智能社区的概念
世界“智能社区论坛”（简称ICF） 认为，“智能社区”是“智能城市”、“电子城市”和“电子社区”的统称。这里所指的“社区”可以是城镇、城市、县或郡、也可以是一个地区。智能社区必须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引导下，在社区地域范围内，带动社区宽带设施建设，并有意识地综合利用各类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经济的增长、提升社会的公共福利、保证社区内的企业和居民享用到先进的信息通讯服务。
智能社区的基本要素
首先要具备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建设完成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和功能性服务设施，能够满足社区各方随时便捷地实现双向互动交流与服务的需求。其次，全面的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在社区层面得到充分应用，社区管理和服务渠道多样化，居民生活内容更加丰富。社区拥有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和有个性、能互动的社区门户网。集成了社区文化、社区价值、社区经济、社区企业、社区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包括详细社区地图等。社区根据自身需求建设一批具有社区特色的信息化应用系统。再次，社区资源以及社区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基础信息、公共信息、社区资源信息与社区信息资源在本社区与跨社区的在线共享。
智能社区的主体
智能社区应该把为每个市民，为社会服务贯彻到信息化建设的始终。这也正是建设智能社区的最终目的。一个真正的智能社区应该具备智能化发展的文化氛围。一方面，所有的社区主体（人、企业、政府等）均对这一智能社区的建设有所参与和贡献；另一方面，所有的社区主体应该能够在这个社区内平等地享受因为宽带经济而带来的益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使用、经济增长带动的个人收益、整个社区文化的体验等。步入世界智能化社区行列，极大地提高该社区在国际电信业的地位，提升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进一步树立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和形象。
智能社区的宗旨
“ICF”提出：智能社区的工作旨在引导市民、企业和公共部门进入数字时代。智能社区并非支撑那些面临垂危的行业，而是力争帮助新兴行业的增长，建造最先进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来吸引并培育尖端行业的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宽带网络条件下，所能承载信息的内容，比过去要大好几倍，传递的速度要快上十倍，百倍，因此人类受益也将无可限量。为了实现上述目的，ICF不是采用行政命令等，而是用不断地总结推广好的经验方法，评选奖励先进社区，提高人们认识智能社区的意义和作用，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研究宽带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以及IT在本地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全球智能社区评选活动的背景
1995年，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创始人兼总裁杜苏里创建的“世界通讯港协会”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召开了由世界各地负责电信工作的高级行政人员以及负责经济发展的高级官员参加的“智慧95”会议。会议期间探讨宽带技术，宽带网络作为基础设施的问题。这次会议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智能社区的认识，加深了解宽带技术，宽带网络的意义和作用。时至今日，多伦多会议被认为具有独特性和前瞻性，并将多伦多市引为智能社区运动的摇篮和诞生地。
评选机构
自“智慧95”会议以后，世界通讯港协会加强了有关智能社区的宣传工作。一方面派工作人员赴各大城市做报告，宣传讲解和介绍智能社区；另一方面积极派人赴各地社区调查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对比各社区建设的进展等等。经过上述大量宣传工作后，世界通讯港协会董事会见时机成熟，于2001年通过决议，成立ICF，致力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以宽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智能社区。同年，ICF发表了第一个调查研究报告：《如何衡量、评价智能社区：不同智能社区的比较研究》。该报告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6个不同社区进行调查，了解他们贯彻实施宽带政策和措施的情况，以及IT在本地经济，政务管理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ICF不仅在本地和发达国家做了许多工作，而且也很重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国家的情况。
2004年ICF脱离世界通讯港协会，成为一个独立机构，总部设在纽约市，并在当年举行了第一届高峰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建设宽带经济”。以后每年春季历届高峰会议都在纽约市召开。ICF 在2008年的高峰会议上发表了白皮书，题为：《电子政务能否提高社区的竞争力？》，并宣布创办一所“智能社区研究院”，为智能社区的建设发展打下了基础。
评选程序
ICF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每年进行年度七大智能社区的评选工作。评选工作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每年7-10月份，ICF接受下一年度七大智能化社区提名，进行初选。初选结果定为21个智能社区，有资格参加智能社区的半决赛，经过半决赛，选出7个智能社区，并在新年的1月份公布名单，称为该年度世界七大智能社区；第二阶段，当年2-4月份，从七大智能化社区中选出一个最佳的社区(即第一名)，并于5-6月份在纽约颁发七大智能社区奖和最佳智能社区奖。自1999年开始智能社区评选活动以来，已评选了九届。迄今为止，国外智能社区发展较为领先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
智能社区的评价指标
对智能社区的评比标准并不只是智能化成熟度，而更重视政府政策的支持，团体、民众对智能化的认识、关注和智能化的发展速度、前景等。ICF创建了参选智能社区评比五项指标，率先构建了一种用以衡量智能社区竞争力的全球性框架。以下五项指标明确阐述了一个概念，就是“智能社区”并非“布满电线的社区”，而是体现数字时代的社区竞争力，数字技术应用普及率，以及智能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一是宽带基础设施。智能社区必须制定宽带设施建设的发展规划，以公共政策为手段，鼓励宽带业务的发展，促进各个经济层面的组织和个人公平地享用宽带设施。将宽带通信普及到商业、政府部门和居民社区，政府则通过政策、奖励、网络建设等手段，在其中起催化剂的作用。
二是知识型劳动力。知识型劳动力是一批能以获取、加工，和使用信息为手段创造经济价值的劳动者。知识型劳动力的培养是智能社区确保多数公民获益于数字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智能社区应表现出有决心，并有能力发展这样的劳动者，既能从事体力工作，又能从事智力工作，从工场地到实验室，从建筑工地到呼叫中心或网络设计室都能适应，是位合格的知识型劳动者。
三是数字民主。过去由于贫困，缺乏技能，或者由于偏见、歧视和地理条件等，一些人会被排除在社会、经济之外，现在由于信息化的发展，他们的生活境况可能更糟。智能社区应当考虑到弱势群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拟订政策和制度，缩小数字鸿沟，支持和帮助他们学习数字技术和宽带知识，并得到技能的训练，使他们切身感受到数字化和宽带经济带来的好处。
四是创新意识。智能社区为企业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智能社区应该吸引和扶植有创新能力企业，这样的企业能促进就业，扩大就业市场，智能社区应当将“创新意识”引入到电子政务的项目中去，使这些项目的成本降低，效率提高。
五是推销和提倡。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智能化社区应当比过去更加努力地与外界沟通，宣传本社区所在地的优越性，以及如何保持和维护社区的地位，改进社区的外在和内涵，使本社区发展成最理想、最完善的生活、居住、工作和学习环境。
对韩国江南区智能社区建设成功因素的分析
世界智能社区论坛2008年5月15日宣布,将2008年度“最佳智能社区奖”授予韩国首尔江南区以表彰该区在建立宽带经济方面所作的贡献。江南区入选全球最佳智能社区主要得益于：江南区信息化建设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信息化等领域得到广泛普及和深入应用，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服务社会公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江南区在智能社区建设方面的一些成功的因素和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1．基本概况
江南区坐落在首尔汉江的东南部，人口55.7万人，占首尔总人口的2.5%，面积39.55平方公里，是首尔经济、金融、贸易、文化、教育中心，也是韩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其区内生产总值，占首尔的25%。江南区的住宅80%是高层建筑的公寓，同时也是韩国著名公司POSCO 及韩国电讯公司总部，也是号称韩国矽谷软件街的所在地。韩国行政自治部自2003年起，与江南区政府、江南有线电视联手开发了“电视电子政府”服务。
2．以电子政务带动经济发展
早在1995年，江南区政府开始建设电子政务。1997年建成网络后，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办理税收及一些申请事务的公共代办点联网。江南区地方政府都是通过网络办理所有登记、批准文件，及其他申请的事项，2006年通过网络收税达2亿8千万美元，占总数的15%。在1995年—2006年，由于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数不断下降，因而节约了3900万美元的财政支出。从另一个角度说，按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成本”，给人们节约的时间，估计可达3000万美元。同样重要的是：发展电子政务最大限度地杜绝了贪污，腐化。因为，所有的交易都是在互联网的平台上进行的。所以，1995—2006年期间，韩国出现了一个经济奇迹，每人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71%。同时期，韩国出现一个与经济奇迹相匹配的宽带奇迹。1995年只有1%的韩国人使用互联网，但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到2006年达到1400万用户，占韩国人口的28%。这在世界国家排行榜上，排名为第四。
3．创新政府服务模式
江南区政府以“站在区民立场，为区民着想”为出发点，相继建立了85个电子政务系统，形成“行政服务快速、准确、便利化，居民参与活跃化，行政效率最大化，行政过程透明化”的特征，让居民享受不受时间、场所制约的各种行政服务，成为世界上最早实施政府行政服务入户的地区。
2004年，江南区开始建立江南视频监控中心，在覆盖全区的基础上设置了372台监控器，积极预防犯罪，防止人权侵害，政府建立江南视频监控中心后，使该地区的犯罪活动下降了40%。2006年，江南区开通“电视电子政府”服务，即运用数码广播技术并通过电视提供多种行政服务，居民在家中可以用遥控器对着电视机缴纳各种地方税、申请证书等，极大方便了不熟悉互联网的中老年、农村地区的居民。如今，老百姓通过电视，得到政府提供的34种不同的服务项目，其中包括政府新闻，文化和艺术，以及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特制的节目等，省去了来往政府办事大厅的时间，和排队等候的时间。最近这两年，政府为了进一步提高市民生活的品质，2007年在老人的家中安装探测器，以探测老人在家中是否有活动，如果过了规定时间，老人一直没有活动，探测器就会发出遥控警报。2008年政府又为小孩和健忘的老人提供了地点跟踪器，不怕他们走迷失。
4．搭建与公众交流平台
江南区政府在网上设立了电子信箱系统，这个系统是政府专为法律问题（或事项）征询公众意见的。而不是由公众提出法律问题，由政府有关人员或法律界人士出来解答或解释。这样一来，公众认为自己是在参政、议政，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例如，江南区最近有人建议在居民区安装闭路电视，当地一个人权组织，以有侵犯隐私权之嫌，反对此议案。由此，在电子信箱系统上引起一番热烈的讨论，并在电子信箱系统进行民意测验，投票结果，82%的人投了赞成票。最后政府采纳了大多数人的建议。
5．建立网上网下相结合的教育培训
江南地方政府懂得如果充分利用建立起来的宽带技术和网络，如果没有人能使用，就等于没有建立宽带经济。因此，为了适应宽带技术和网络的快速发展，江南区首先为中、老年群体开展培训，在当本地区开设了“地区信息化教室”（Regional Information Classroom），聘请专职人员为他们讲授电脑和网络知识，并传授操作和使用技能。至今已有40多万中、老年人参加过培训。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实行免费电脑教育，使人人都能掌握使用电脑和Internet的技能。另外，政府请著名私立大学的老师，在网上开设这类课程，每人每年只需缴纳21美元，即可参加。这样，贫困家庭的学生也可享用。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又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县校园的国际学习中心合作，给该地区学生教授英语课，课余可到模拟英语实验村（English Experience Village）与老师用英语对话。
此次入选2008年度“最佳智能社区”的韩国首尔江南区，表明了该区在宽带基础建设、知识型人才、克服数字鸿沟、风险投资以及经营、发展、宣传方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我国建设智能社区过程中，江南区智能社区建设的实践和经验值得借鉴。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附录：2009年全球“七大智能社区”获奖名单
2009年1月29日，ICF公布了2009年全球“七大智能社区”获奖名单，分别是：
美国弗吉尼亚州布里斯托尔；荷兰埃因霍温镇；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弗雷德里顿；法国依西•雷莫里诺市；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蒙克顿；瑞典斯德哥尔摩；爱沙尼亚塔林。
社区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以2008—2017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收录的468篇社区体育重要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V绘制该领域的机构及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关键词的共词网络图谱和时区图。研究表明，我国社区体育的发展现状、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一体化发展、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后奥运时期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热点;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培育与扶持社会体育组织联动治理社区体育，融合多学科技术提高社区体育设施有效利用，优化社区健身环境，助力全民健身是我国社区体育的研究前沿。指导思想“以人为本”，研究内容精细化，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方法科学化是我国现阶段社区体育研究的鲜明特征。
关键词：社区体育;后奥运时期;CiteSpace;研究热点;研究趋势
Key words：community sports;post-Olympic era;CiteSpace;key research issues;development tendency
20世纪80年代末社区体育在中国逐渐兴起，因其组织形式的基层性、活动内容的娱乐性、活动场所的属地化和活动时间的自由化等特点，吸引着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体育特有的增进居民身心健康、丰富居民闲暇生活、增强社区凝聚力等功能魅力体现了它与时代和需求发展的适应性，也决定了社区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地位[1]。《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2001—2010年体育改革发展纲要》明确规定社区体育是我国城市体育发展的重点。
邻国日本（1964年）和韩国在举办奥运会后，纷纷迎来了大众体育发展热潮。北京奥运会后，我国提出了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化的发展战略，而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在实现体育强国目标过程中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与此同时，我国群众体育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社区体育作为群众体育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也同样迎来新的发展。因此，为了探索后奥运时期我国社区体育研究脉络，把握研究动向，了解社区体育研究的热点议题和前沿问题，本研究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收录的相关研究文献，运用国际科学计量学领域中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探索该领域中的科学合作、研究热点、研究脉络和研究前沿，推动相关研究者系统认识我国后奥运时期的社区体育研究。
1 数据来源
在CNKI中采用主题检索方式，以“社区体育”为检索词，文献类型为期刊，文献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和CSSCI，時间跨度为2008—2017年，检索与导出文献日期为2018年1月6日，共检索得到532篇文献，排除征文、通知及不相关文献后得到有效结果为468篇。
2 研究方法
信息可视化是指利用计算机实现对抽象数据的交互式可视表示， 来增强人们对这些抽象信息的认知[2]。CiteSpace是美国德雷克赛尔（Drexel）大学信息科技与技术学院陈超美博士（Chaomei Chen）博士团队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co-ciation）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等，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3]，以探寻出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关键路径”等。CiteSpace在国内体育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既包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4]、公共体育服务[5]研究，同时还包括国外太极拳[6]、体育教育[7]、体育政策[8]等方面的研究，但在社区体育研究方面尚未见文献报道。
本研究借助CiteSpace V知识可视化軟件对我国后奥运时期社区体育研究重要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使用CiteSpace V（版本号为5.1.R6.64-bit）将导出的Refworks格式文本转化为软件所兼容的格式。时间分段（Time Slicing）设置为2008—2017年，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设置为1年，通过各项参数和阈值的调整，对此10年间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高产作者、机构、研究热点、研究脉络及发展趋势进行探索与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年发文量
从图1可见，社区体育研究的文献量10年来共468篇，年发文量虽有波动，但整体上趋于平稳，表明社区体育研究长期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
3.2 合作网络分析
3.2.1 机构合作分析
将Citespace功能与参数设置区的Node Type选为Institution，时间切片阈值设定为ToP50，主要参数设置如下：阈值设置为6，字体大小设置为7，节点大小设置为69，其他保持默认，得到社区体育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图2）。
图谱中节点的大小表示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之间的连线反映合作关系强度。科研机构合作网络图谱显示，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主力军是体育专业院校和各高等院校的体育院系。图谱中各机构间连线较多并呈放射型连接，表明各机构间的科研合作较为密切。其中，以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福建科技大学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以及上海体育学院为核心形成了社区体育研究最大机构合作网络，各机构彼此通力合作，并且以各自为中心扩大合作范围，使得整个机构合作网络紧密联系。在最大合作机构网络之外，个别相对独立的机构在社区体育领域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如河南理工大学体育学院、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吉首大学体育学院等也对社区体育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3.2.2 作者合作分析
将Citespace功能与参数设置区的Node Type勾选为Author，时间切片阈值设定为Top50，主要参数设置如下：阈值、字体和节点大小分别为4，7和72，其他保持默认，得到社区体育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图3）。
图谱中节点的大小表示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之间的连线反映合作关系强度。根据图谱可以看出已经形成4个较大的紧密联系的合作团队。其中，姚绩伟、丁秀诗、许文鑫等合作团队研究方向主要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及满意度研究;以王凯珍、李骁天为核心的合作团队以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资源共享及一体化研究和社区体育组织研究为主;吕万刚、孙立海的研究团队关注点为社区体育组织研究;以周结友、李建国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主要关注体育公共服务和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研究;王志威主要为英国社区体育研究。
3.3 社区体育研究热点
文献题录中的关键词是对主题的高度概括和集中描述，可以用于确定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9]。词频分析方法则是在文献信息中提取能够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频次的高低分布，来研究该领域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的方法。
在Citespace功能与参数设置区中将Node Types选择为
3.3.1 社区体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此热点形成时间较早并且持续时间长。我国社区体育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多年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群众体育的主要形式和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主要动力。为了促进社区体育健康发展，了解现状、发现问题是前进路上所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也是体育研究人员必须承担的责任。
通过归纳文献，发现我国社区体育的现状调查研究主要是围绕社区体育6大构成要素展开，以地区或城市中的社区为调查对象，围绕社区体育管理者和指导者、社区体育组织、社区体育活动、社区成员、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和社区体育经费展开调查。社区体育管理系统缺乏活性[10]，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不足、水平低下[11]，社区体育组织发展缓慢、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不足[12]，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匮乏、政府资助有限，社区体育经费短缺[13]是阻碍我国社区体育发展的因素。
此阶段虽然有部分研究者提出政府应加大对群众体育的投资力度，构建社区体育社会化管理模式、市场化经营模式等对策，但多数局限于对现状问题的表象解决，对社区体育发展既缺乏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又缺乏操作性强的、可落实的具体措施，迫使社区体育在发现问题后解决问题阶段举步维艰、停滞不前。
3.3.2 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一体化发展研究
具体表现为学校体育资源向社区开放、社区与学校体育资源共享等。由于我国社区体育发展严重滞后于学校体育，各项资源配备差异悬殊，二者一体化发展目前尚是一种理想模式。现阶段更多地致力于学校体育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利用资源优势兼顾社区体育发展，这是目前解决社区体育资源不足的最有效途径[14]，并且也具有一定条件下的义务性[15]。
通过多数学者的现状调查不难得知，我国目前学校体育资源向社区居民开放情况不容乐观。个中缘由涉及方方面面，“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缺陷，缺乏相关立法和政策文件、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上的偏差、组织形式的不适应、经费保障不足等因素都在制约着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走向融合[16-17]。
为此，有关学者提出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共享过程中的引导和支持作用[14]，既需要通过行政干预，从管理体制上寻找突破口，更需要制定共享规范和制度以及提供财政支持，以解决校方日常管理和场馆维护等问题。除此之外，加强共享理念宣传，建立健全共享工作机制，促进二者组织形式衔接也是推进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互助互促，持续发展的有效对策。
3.3.3 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研究
由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重竞技，轻大众”，导致在体育公共服务上投入的精力和财力十分有限，整个国家体育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深受影响。加强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是目前我国体育发展亟待完成的任务，也是推进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基本覆盖全民发展目标的客观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高度依赖政府，单中心的绝对主体供给模式必然难以满足社会公众迅速增长的、多样化的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与薄弱的体育公共服务物质基础及紧缺的体育公共资源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最根本的核心问题[18]。在供需失衡背后映射出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管理与运行机制难以适应现代体育发展要求。
刘玉、龚正伟、马德浩、王占坤等研究者积极深入探索体育发达国家在体育公共服务发展路径上的有益经验，力图为我国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在体育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新西兰，以社区体育为基点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强调社区体育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同时注重与学校体育的融合，是其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的共同特点[19]。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体育社会化程度较高，社会体育组织有着高水平的独立性和工作能力，承担了大部分体育公共服务职能[20]。但这并不意味政府在提供体育公共服务中功能缺失，相反，发达国家积极推进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是“掌舵”而非“划桨”[21]。做好体育公共服务发展规划顶层设计，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扶持力度和财政投入，支持培育社会体育组织等都是政府应积极履行的职责。
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于2014年12月正式成立，以专业类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的角色同政府合作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相关事务。通过提高服务的精细化与专业性，已经得到社区居民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22]。其成功经历具有独特的代表性和推广性，值得深入挖掘有益经验为我国社区体育发展提供新思路。
3.3.4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研究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是城市公共服务有效实现的有力依托和重要载体，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功能即满足广大社区居民的体育健身文化需求。因此，在探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时，以社区为切入点能从根本上把握具体需求，从而实现体育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23]。
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一个涉及公共服务提供主体、服务对象、服务类型、服务方式及程度等诸多内容的复杂系统，现阶段相关研究尚未能够也无需集各方面于一处进行综合研究。因为目前我国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社区居民个性化多样化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求与实际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不足形成的供需矛盾。
郑卫民等指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供给还存在许多缺陷，例如政府供给主体单一、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方式简单和供给缺乏管理机制制度保障等[19]。这其中不仅有传统体育管理体制的影响，更反映出政府对待体育的态度偏差。一方面，“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造成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处于多方管理却无人问责的两难境地;另一方面，政府单一单向提供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必然无法迎合不断拓展的需求内涵和外延。服务的供给能否满足使用者的主观需要决定着对其满意度，居民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又决定着其發展的水平和未来的方向。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必然是促进全民健身计划落实和实现体育强国道路上必须力克的难题。
为此，专家学者借鉴融合多学科理论知识，从多种角度出发探讨我国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路径。目前，供需关系理论为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该理论认为需求是供给的动力和源泉，供给必须以需求为前提，供需二者才能达到一种动态平衡，此时资源配置也达到最优状态。需求的量及结构同时决定着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内容、方式和主体。而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存在其与居民体育健身需求严重脱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供非所需”的问题[24]，这正是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模式和政绩导向的供给模式下存在的“特殊问题”[25]。反之，供民所需，关注民生的民需取向供给方式才是提高供给效应、满足居民体育需求最有效的途径。
城市社区居民多样性、多层次的体育公共服务需求以及国家和市场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有限性必然要求多主体合作供给，协商管理，高效沟通，致力于形成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共同治理”及“寓管理于服务”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模式。还应构建并完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供需偏好耦合机制，积极践行供给服务的供给侧改革，以“供给”反促“需求”[26]。为保障社区体育功能服务的良性运行和持续健康发展，加大公共政策法规保障力度，创新社区体育运行机制，促进社区体育组织独立运行等必要措施也亟待实施[27]。
对社区体育服务公众满意度情况进行科学评价是检验社区体育服务建设实际成果的有效途径之一[28]，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相关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陈旸、姚绩伟等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研制用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问卷和量表，大大丰富了相关研究的内容，也为科学评价服务质量提供了有用工具[29-30]。但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区域差异性较大，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作为一种个体的主观评价，极易受社会经济因素等其他因素的干扰，现有测量工具的外部适用性仍值得检验。
3.4 后奥运时期我国社区体育研究脉络
本研究利用CiteSpace中的突发性探测技术，并结合关键词的时区图，试图清晰地勾勒出后奥运时期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在生成关键词共词网络图谱后，选择控制面板中的“Burstness”模块，具体参数保持默认，准许生成16个突发性关键词。如图5所示，各关键词在不同的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激增情况，表明该现象或话题在此时期备受关注。返回到关键词的共词网络图谱，在菜单栏上点击“Timezone View”标志，生成社区体育研究的时区图，控制面板中各项参数设置如下：阈值、字体大小、节点大小分别为5，17，14，最终得到后奥运时期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时区图（图6）。
结合突发性探测与时区图来看，早期更多地集中于社区体育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和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一体化建设的研究，这一点恰好是符合当时我国社区体育处于萌芽阶段的境况。在全国范围内了解社区体育发展的现状是发现社区体育现存问题并制定社区体育后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基础。公共体育设施是群众体育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却存在着“不足”与“浪费”并存的不合理情况，现有设施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学校中的设施占比最高但开放率低、闲置率高。促进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一体化发展，达成提高学校体育资源利用率和社会公众体育服务满意度的双赢目标。
为了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提高公众满意度，必须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31]。完善的体系不仅包括公共设施的供给与管理，还包括活动组织与指导、体育公共服务管理等一系列相关环节，形成一个多方协作配合的复杂系统。其中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历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只有合理的供给才能实现需求的 有效满足。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经验表明以社区为切入点进行体育公共服务更加贴合社会的需求，更能有效满足社会公众的体育需求，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开始进入学界和政府的视野。
可以看出，后奥运时期，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追溯本质的深化研究过程。从最初的现状调查到体育公共服务研究，再深入到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这其中反映出的是对社区体育本质认识的演变，也是由宏观理论层面逐渐向实践可操作化层面的进步。从以往针对社区体育中某一问题提出表象的解决措施到系统建设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是一个“治标”向“治本”的质变转换。
3.5 我国社区体育未来研究趋势
放大后的时区图显示了2015—2017年我国社区体育研究中关注较多的现象和议题。通过图7可以看出，继续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广场舞扰民现象、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打造全人群健身圈、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体育组织改革是未来我国社区体育的主要关注点。
广场舞扰民现象从表征上可理解为广场舞参与者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权利冲突，但其深层原因既包括城市社区体育公共空间供需矛盾与治理缺失[32]，还包括以广场舞为代表的社区体育运动缺乏必要的组织和管理[33]。 为有效解决此类现象，需要多方联动治理。首先，需要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多途径解决设施场地的历史欠债问题，将社区体育空间供给纳入法治化轨道[32]，提高现有公共体育设施利用率，积极落实体育公共空间的供给侧改革[33]。其次，需要加快完善社区体育活动和场地设施的组织管理办法，这就需求政府、社区体育组织、个人等多主体建立信任机制，形成协同治理机制[34]，在体育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可积极鼓励社区体育组织或社会体育组织进行自治，促进社区体育良性运行。
地理信息系统（GIS）作为城市体育空间研究中的一种新兴方法，为国内外合理规划体育空间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35]。陈旸、杜长亮等运用GIS技术对社区体育设施的选址进行研究，开创了我国社区体育设施供给的新视角[36-37]。公共体育设施服务是公益性服务中的重要内容，满足尽可能多的体育需求，让群众均等地享受公益服務是其最终目标。但如何实现公共体育设施的雨露均沾，如何高效惠及社会公众仍是一道难题。国外较早地利用了GIS技术对体育设施的可达性等进行研究，利用缓冲区算法反推健身圈的辐射范围[38-39]，诸如此类的新方法、新手段为优化社区建成环境，提高社区健身环境建言献策。近来，金银日等利用GIS 技术对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的可达性和公平性进行了计算，研究结果发现公共体育设施的数量与其可达性并无正向关系，基层公共体育设施的公平性及可达性仍有待大幅提高[40]。新兴技术的介入可有效促进社区体育设施乃至整个公共体育设施供给的合理化，提高供给的实际效益。但GIS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尚属初级阶段，想要为决策制定提供科学指导还有待进一步成熟深化。
4 结语
北京奥运会后，社区体育研究方兴未艾。体育院校和高等院校的体育院系中的研究人员是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主力军，并且彼此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协作互助的科研氛围有利于优势互补、开拓视野，提高该领域的研究水平。社区体育发展现状及对策、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一体化发展、体育公共服务、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此期间社区体育研究的热点话题。社区体育现状研究是发现问题的必要过程，发现现状研究中表象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科学系统的解决办法是促进社区体育发展的主要途径。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二者存在时序性的互补关系，一体化发展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体育公共服务和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我国体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影响着整个社会对体育的感受与态度，切实提高体育公共服务质量需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着手，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居民满意度是体育公共服务的集中表现。政府培育社会体育组织，切实提高其独立工作能力是完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组织基础，更是整个体系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15分钟健身圈”和社区体育设施的供不应求都在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社区体育设施，体育设施供给摆脱传统的单纯数量供给，兼顾数量、效率、结构和质量的新理念逐渐引起关注，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的体育设施研究打开了供给格局新局面。
十年期间，我国社区体育研究在内容上经历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成熟完善过程，研究内容更加切合实际;研究方法和手段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科学化过程，研究成果更具指导意义。未来，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加强社区体育发展的顶层设计，学习借鉴体育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引进公共管理等多领域的先进理论和思想，不断提升社区建成环境和健身环境是社区体育研究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王凯珍，阮云龙.新世纪中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趋势[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4-6.
[2]Bederson B B，Shneiderman B.The Craft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Reading and Reflections[M].San Francisco：Morgan Kaufmann，2003.
[3]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 33（2）：242-253.
[4]陈瑶瑶，倪依克.2008年以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 Ⅲ的计量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2016，52（2）：12-18.
[5]李立峰，王洪彪.中国公共体育服务研究10年（2007-2016）：热点、趋势与展望——基于CiteSpaceⅢ的可视化分析[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7，36（3）：39-47.
[6]王俊杰，王培勇，徐坚，等.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外太极拳运动研究热点与演化分析[J].体育科学，2012，32（10）：77-84.
[7]高明，段卉，韩尚洁.基于CiteSpaceIII的国外体育教育研究计量学分析[J].体育科学， 2015（1）：4-12.
[8]夏培玲，王璟.国际体育政策研究热点问题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5）：27-31.
[9]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计量学研究的发展与创新[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282.
[10]高菲菲.陕南地区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 24（4）：49-51.
[11]苟清华，杨军，劉冬冬，等.成都市社区体育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8，34（10）：27-29.
[12]范振国，张宏，梁恒.广东省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9， 26（2）：148-151.
[13]鲍巨彬，付丽敏.河北省社区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制约因素[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 36（6）：51-53.
[14]黄健，谢忠萍.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一体化发展模式的构建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0， 31（5）：94-96.
[15]饶平，梁朱贵，蒋德龙，等.学校体育资源的重审与共享[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 26（3）：231-233.
[16]赵妤.试论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深度融合[J].体育文化导刊，2009（8）：29-32.
[17]李骁天，王凯珍，毛振明.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外对比[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24（6）：504-509.
[18]郑卫民，任保国，刘德新.新时期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探索[J].体育与科学，2012， 33（1）：87-91.
[19]马德浩，季浏，MADe-hao，等.英国、美国、俄罗斯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方式[J].体育学刊， 2016，23（3）：66-72.
[20]刘玉.发达国家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实践及启示[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 37（3）：1-5.
[21]王占坤.发达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体育科学，2017（5）：32-47.
[22]祝良，张伟.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模式、机制及经验研究——以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为例[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7，33（1）.
[23]栾丽霞，张晓洁.基于网络治理理论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38（9）：25-29.
[24]戴健.中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8-102.
[25]胡庆山，王健.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审思与现实困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 38（4）：20-24.
[26]陈德旭， 郭修金.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偏好及耦合机制构建——以上海市为例[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11）：41-47.
[27]丁鸿祥.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2，32（1）：19-22.
[28]姚绩伟，何潮，许文鑫，等.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三维结构要素及其关系[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40（2）：14-20.
[29]陈旸，左珊.基于粗糙集理论的社区体育服务公众满意度评价实证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8（1）：95-101.
[30]姚绩伟，杨涛，丁秀诗.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量表的研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3，28（6）：477-482.
[31]李建国.体育强国的基础——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J].体育科研，2009，30（4）：15-18.
[32]梁勤超，李源，石振国.“广场舞扰民”的深层原因及其治理[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 39（1）：26-31.
[33]于秋芬.社区体育运动开展中权利冲突分析——以广场舞纠纷为视角[J].体育与科学， 2014（2）：83-87.
[34]梁勤超，李源，石振国.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社区体育公共空间供需矛盾及其化解[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7，32（3）：208-212.
[35]潘凤英.广场舞纠纷背后的理性思考和对策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5，35（4）：25-27.
[36]杨剑，郭正茂，季浏.中国城市体育空间研究述评与展望[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6， 31（6）：461-467.
[37]陈旸.基于GIS的社区体育服务设施布局优化研究[J].经济地理，2010，30（8）：1254-1258.
[38]杜长亮，顾校飞，李南.社区公共体育设施选址规划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6，52（3）：13-20.
[39]Owen N，Cerin E， Leslie E，et al.Neighborhood walkability and the walking behavior of Australian adults[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2007，33（5）：387-395.
[40]Chaix B，Méline J，Duncan S，et al.GPS tracking in neighborhood and health studies： a step forward for environmental exposure assessment， a step backward for causal inference[J].Health & Place，2013，21（5）：46-51.
[41]金银日，姚颂平，刘东宁.基于GIS的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评价[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7，41（3）：42-47.
社区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我国社区教育多元治理体制的逻辑起点是满足转型时期社会多样化学习需求、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社区教育多元治理体制构建主要关注的内容是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其构建动力由多种复杂的力量交织作用。其中，国家引导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主导力量，市场机制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推动力量，社会力量的自身演变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生成逻辑：构建动力
一、引言
隨着我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我国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社区教育不仅承担着继续教育的重要功能，还对社会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然而，传统单一的社区教育“自上而下”的权力配置方式和资源配置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的治理环境，社区教育管理需要向社区教育治理转型。治理的本质应该是“建立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会认同之上的合作”。事实上，我国政府和学界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从管理型社会到治理型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家正在逐渐分权并探索国家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首先，与之前单一的管理方式相比，社区教育治理首次强调在社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政府、社区组织（企业组织）、社区民众等不同类型和不同领域的参与主体。其次，由于社区教育需要一定程度地满足教育对象的需求才算有效，所以，社区教育有效治理功能的发挥需有赖于治理权威和利益交换的存在，并藉此建构起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相互联系且彼此影响的治理框架，通过共同互动合作促成社区教育发展共同目标的实现。最后，在社区教育治理中存在多元的参与主体，在治理权力运行过程中是一种平行的关系，通过共同协商，各参与主体确立对社区教育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人才培养的共同认知，并在自我利益权衡下做出自主选择，而非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由此可见，在社区教育治理之中需要明确多元主体之间的边界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合作。
二、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生成逻辑
1.转型时期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社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关。当前，新经济和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社区教育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开展学校教育之外的各种正规及非正规教育活动满足社区民众的内在学习需求。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利益群体增多，群体的需求也变得十分多样化。一些下岗职工和在职人员期望通过获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开发自身潜在人力资本，满足当前新经济的实际需求。社区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可以满足此类人群在步入社会后的新的受教育需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最直接获取教育的渠道。成人对社区教育的需求更加真实、理性，他们期望接受针对性较强的社区教育服务，从而发展更多的技能，产生更高的生活期望，变得更加自尊和自信，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速度相对经济飞速发展的速度稍显滞后，引起社会失衡现象增多，人们可能在价值观念、工作生活方式等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出现心理焦虑、情绪受挫、相对剥夺感等心理问题，这些心理状态极容易对人造成误导，导致行为失控，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因此，公民期望通过参加丰富多彩的社区教育，找到城市社区的归属感，消除孤独感。可以说，社区内不同群体参与社区教育的动机不同，需求多元，他们的心理意愿是决定社区教育项目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且城市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文化心态存在，我国的社区教育管理仍然以政府为主导，整个社会力量的介入和保障十分有限，尚未形成包含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在内的各行为主体问资源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的协作性网络组织。
事实上，虽然社区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随着转型时期社会力量的壮大和需求变化，社区教育对象对这种政府主导式的“自上而下”的推动模式并不十分认同。社区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制度保障等基本服务，然而，由于公共服务需求的急剧增长与政府公共服务供应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社区教育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由政府向市场、社会组织等适当转移，才能有效地满足公众的多元化学习需求，解决社区产品失衡、社区教育服务不足等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大环境下，要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社区教育，进一步强调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变革和创新。在治理主体的相互关系中，政府要始终发挥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保障和服务功能，管理手段应更加注重法治的作用，加强对社区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和设计，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真正达到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共同治理。
2.传统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的现实困境
教育管理体制是指教育组织体系和教育规范的集合体。教育组织体系包括教育管理机构和教育实施机构，是教育管理体制的实物载体，而教育规范是确保教育组织体系有效运行的规章制度，反映一定时期社会的教育规律。因此可以说，教育组织体系和教育规范是统一体，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教育组织体系和一定的教育规范相组合就形成了教育管理体制。孙绵涛教授认为，教育管理体制包括教育行政体制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而我国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包括社区教育行政体制和开展社区教育的学校（学院）的内部管理体制。
诚然，在整个社会中，政府作为权利的拥有者必然也要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事业并不完善的状况下，社区教育需要取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财政保障。纵观我国社区教育发展史，政府行为对社区教育发展的推动最大。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区教育委员会。随着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区教育现已经形成政府主导的两级政府（市、区）、三级管理（区、街道、社区）的管理体制。市级社区教育委员会负责本地区的社区教育整体规划，通过建立领导负责制，明确各机构的制度规范，协调政府各部门、企业、社会组织问的关系，做好社区教育发展的保障工作；区级社区教育委员会侧重对本区社区具体事务的管理，作为工作机构，具体为本区制定详细具体的社区教育发展计划、工作计划、工作方案等，实施对街道、社区学校的统筹管理和运作。然而在实践层面，由于受民众以及驻区单位对社区教育认识不足、政府角色定位不清、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资源开发不充分等因素影响，社区教育管理仍然遭遇了诸多难题。究其原因，单一的社区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无法回避制度制定者和实施者的有限理性。政府直接管理社区教育具体事务的行为会使其他主体在参与服务和管理时显得十分被动，加上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和激励机制，难以调动社会组织、社区民众积极参与进来，社区教育服务供给低效。事实上，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的复杂多变使得传统的社区教育管理方式表现失灵，严重影响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效率。政府应该在提供社区教育教育公共产品的方式上有所调整，以适应社会需求多元化的需要。可以说，构建多元的社区教育治理体制，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社区教育，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应有之义。
三、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构建动力
我国的社区教育是在国家对教育改革和发展进行总体布局的背景下组建发展起来的，各地政府根据地区的财政状况、实际发展条件和需求，构建了适合地方发展的社区教育模式，但基本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活动。而本文关于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探讨，试图利用教育管理体制的理论知识，并结合我国社区教育管理的实际状况，厘清社区教育行政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从而为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实体构建搭建一个规范的框架，从国家主导、市场机制、社会参与三个视角阐述政府、组织（社区教育行政机构、社区学校）、社会公众之间应处的位置和相关规范，从而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稳定三角模型（如图1所示），推动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变革，促进社区教育健康发展。
1.国家：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主导力量
不管是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条件还是从我国传统的组织文化来看，国家都理应在其管辖范围内对社区教育进行整体规划和资源整合分配。国家对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实体构建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表现为：第一，国家的资源支持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重要保障。随着社区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强，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须作为支配力量对社区教育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投入。从我国社区教育资源整合的视角看，国家有着天然的统筹、协调、调动资源的独特优势，在构建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各部门为社区教育发展提供财力、技术等，从而满足不同人群对社区教育的多样化需要。第二，政府的宏观指导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必要手段。随着我国对社区教育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社区教育应放在整个社会系统开展，通过社会各界为社区教育发展提供和整合各类资源。国家通过政策的导入，制定社区教育发展目标，明确发展方向，推动社会更多的力量参与到社区教育发展中，促进现代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转变。第三，国家的制度供给是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内在要求。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构建还亟待制度的输入和创新，国家作为权利的代表应给予社区教育更多的制度资源。事实证明，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与党和政府的教育制度息息相关，纵观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的演变历程，我国经历了将社区教育定位为弥补学校教育不足、推进终身教育到目前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构建学习型社会为目标的发展阶段。在社区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我国社区教育面对和需要确认的政策问题不同，政策供给也在发生变化和创新，从而保证了持续发展。社区教育发展呈现出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趋势，从专门人员的配备、管理体制的建立到社区教育经费投入的规定，都体现出社区教育政策在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2.市场：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推动力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提升到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位置，为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方向。市场成为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推动力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经济强调顾客至上的理念，要求社區教育主动回应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市场经济的平等、法治、顾客至上等理念深深影响着我国社区教育治理和社会服务的理念。事实上，社区教育治理体制不断改革和创新的过程就是法治逐步推进的过程，是鼓励政府主动倾听教育需求呼声、回应居民学习诉求的过程。在市场经济理念的影响下，政府可以在尊重居民意愿和创造性的前提下，更好地对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需求进行积极引导、有序组织、合理协调，从而推动社区居民对社区教育的关注，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热情。第二，市场为社区教育公共产品的供给引入竞争机制，催生多元的治理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市场的自主性逐渐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行业企业、社区教育机构、社会组织，为社区教育治理提供了多元的参与主体。基于市场经济的社区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化，可以不断地解构以单一政府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促成整个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形成整个社会来执行、支持和推动社区教育项目的良好局面。第三，市场竞争机制下的多元化投资方式直接影响社区教育的治理和服务方式，促进社会教育治理方式多元化。在社区教育委员会统筹下成立的区社区学院、街道社区学校、居民学习点开展具体的社区教育实践工作，可以采用公开招标、实行项目外包或委托管理等方式优化内部运行机制，为社区教育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模式，从而推动各参与主体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社区教育工作。
3.社会：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构建的内生动力
随着我国政府形态从“管理型政府”到“治理型政府”的职能转变，社会力量逐渐发展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成为推动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内生动力。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我国社区教育治理模式组建多样化，并促成了参与主体问的合作伙伴关系生成。促进政府与社会问的沟通与合作成为影响政府在社区教育事务上进行决策的重要力量和动力源泉。社会参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社会的广泛参与和交流，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社区教育课程资源、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多样化需求，达成社区教育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动态匹配。公众参与、志愿者服务、培育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促进社区教育治理体制创新的主要途径，通过完善相关保障体制推动社会有效地参与，社区居民可以接受到更加丰富多样、更加优质的教育，从而提升社区教育的吸引力。第二，社会力量可以有效地促成社区教育治理主体问的合作伙伴关系生成，推动社会教育治理民主化。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方式在逐渐消失，而多元治理的逻辑起点就是要通过公众的参与将社区教育的研究者、组织者、实施者以及受教育者置于一个大的社区教育新系统下。在社区教育治理过程中，政府可以传递决策意图，社区居民可以表达合理的意见要求，社会组织可以逐渐成为政府与社会沟通的桥梁，从而推动相互问的互动合作。第三，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是影响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现有的社区教育社会组织大多有着明确的使命，具备专业的知识，对社区教育治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较为清楚，可以通过赋予他们参与政府的制度化和民主化改革进程的权利，推动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改革。公众的参与也逐渐成为社区教育政策和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真正把社区居民当做社区教育的“规划、组织、实施、监督”的主体，可以充分调动起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对社区教育活动乃至社会治理的政治机制创新都会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结束语
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也是社会和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体制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随着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和居民学习诉求的多样性，传统单一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因此，亟需推动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多重复杂力量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社区教育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由此影响着我国社区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在对海西州社区矫正工作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州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以推动全州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
关键词：海西州；社区矫正；法治；调查
2014年4月，习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社区矫正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对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做出整体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制定社区矫正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形势下，对社区矫正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在对海西州社区矫正工作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州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以推动全州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
一、海西州社区矫正工作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
（一）基本情况梳理
海西州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以来，严格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深入贯彻落实青海省《关于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精神，并结合我州的一些实际情况，不断地创新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同时，在建章立制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工作，如201 0年制定发布了《海西州关于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方案》，对海西州社区矫正体制机制的初步建立和保障工作的正常开展起到了基础性规制作用。
海西州社区矫正工作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实践，现形成了州、市（县、行委）、乡镇（街道）三级工作网络，已在全州8个地区、44个乡镇（街道）全面开展。目前，海西州司法局设立了专门的社区矫正管理局。根据数据统计，全州共有35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9名社会工作者和88名社会志愿者。矫正人员当中被判处缓刑的占多数，达到930%，如图一所示。矫正人员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初中及以下的人占多数，达到72%，如图二所示。
（二）主要做法
1开展集中教育，个别谈话教育，组织公益劳动，增强矫正对象的公德意识。通过开展集中教育，个别谈话教育，组织参加公益劳动，使矫正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矫正不良行为，提升道德品行。全州各地区根据各自实际，针对矫正对象的刑罚种类和年龄、体质、特长及矫正对象的生活工作情况，安排相应的公益劳动，采取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方式，由各社区具体落实。据统计，今年全州共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开展集中教育1633人：组织参加公益劳动1058人。
2.加强队伍建设，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全面规范有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需要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来保障完成，因此，要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就要求工作员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过硬的政法素质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为提高我州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今年全州共派出8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参加了国家心理咨询师培训班，派出2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参加了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培训班，通过参加各类培训，提升了队伍素质，为我州进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3.加强宣传，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我州各地区先后在各类新闻媒体中对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宣传报道，广泛宣传社区矫正工作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宣传增强了全社会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知度，为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
二、海西州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依据缺乏
当前，制约社区矫正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的最大障碍就是法律依据的缺乏。在现阶段，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在这些法律中分别就管制、拘役、假释、剥夺政治权利、暂予监外执行等做了相关规定。但大多数都是些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虽然我州为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文件，如《海西州关于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方案》，但是由于法律依据缺乏，因此也不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二）经费保障不足
社区矫正跟其他任何制度一样都需要通过相应的物质来保障其运行。海西州社区矫正经费尚未形成完善的长效保障机制，缺乏专项资金。很多基层司法所的办公条件很简陋，连基本应有的办公经费都得不到相应的保障，社区矫正设施更是匮乏。这主要是由于管理体制不顺，经费来源渠道不畅，经费运转困难。
（三）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从我州现状来看，社区矫正队伍主要是由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区矫正志愿者构成的，组成结构单一，我州司法所人员严重不足，有的司法所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而有的只有机构，没有人员编制，因此，无法形成有效的矫正网络，同时，社区矫正工作者参加业务培训的机会较少，这些都制约着我州矫正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四）工作衔接不够到位
社区矫正工作涉及的部门比较多，如法院、检察、公安、司法、社区等。但是在当前的具体工作中，由于各个部门之间工作衔接不到位，影响了社区矫正的效果。如法院对罪犯判处非监禁刑生效后，有时没有及时将法律文书抄送个给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将法院已督促落实的帮教措施告知司法行政机关，以至于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这样极有可能出现矫正对象脱管、帮教不及时或帮教措施针对性不强的一些问题。
三、进一步完善海西州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一）完善社区矫正立法
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们的总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法律的刚性支持，那么社区矫正工作就没有指示灯，社区矫正工作就会陷入迷茫和矛盾中。这次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制定社区矫正法，因为统一的立法不但能够强化社区矫正的地位，增强全社会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同度，而且还能解决现有法律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之间出现的冲突和对立。各个部门可以根据统一的立法，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制定相关的规定，从而让社区矫正制度更好地落到实处。另外，立法应该对整个社区矫正制度做出细致的规定，尤其是要加强对具体实施程序和方法的硬性规定，通过一些细致的、硬性的规定指导社区矫正工作全面规范开展，从根本上解决社区矫正工作的随意性。
（二）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
在社区矫正制度的初创时期，要想使整个工作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和标准就必须投入充足的人、财、物。因此，主管部门要积极主动向各级党委、政府汇报工作情况，争取获得工作支持，将其纳入政府创新社会管理工程统一规划，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行政经费和社区矫正人员教育矫正经费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在资金保障方面：一方面主管部门要积极主动跟财政部门多沟通多协调，争取落实社区矫正的专项经费。同时，还要强化开展工作必要的一些基层设施建设，改善办公条件，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还可以将罪犯被判处管制、假释等刑罚时拨给监狱的经费相应地从监狱移转给社区矫正机构。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积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发动社区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政府部门可以制定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一些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个人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投资、建设社区矫正必要的基础设施，还可以联合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举办针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专场招聘会，广泛吸纳社区矫正对象，从而为社区矫正人员提供一个就业平台，让他们的生活有保障。
（三）各部门协调配合。整体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
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带头，由公、检、法、司等各有关部门形成合力。建立定期相互通报、互相核实的工作制度，确保不发生脱管、漏管的情况。建立各相关部门参与的全方位联络员制度，加强相关单位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二是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情况通报、信息交流等制度，各相关部门相互间积极主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共同研究解决好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四）强化工作队伍建设
首先，针对我州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不足，结构单一的情况，笔者建议，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纳入政府统一编制的工作人员类别，通过选拔、竞争上岗，统一工资福利水平，或者由政府设立专门的行政机关，负责招聘和管理专门的社会工作人员，对所有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统一管理、统一培训和教育，根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绩实行差额薪酬待遇。此外，要专门培养一批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专业协助的志愿者。针对不同类型的服刑人员，可组建不同的辅助帮教队伍，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更具有针对性，进一步提高矫正质量和效果。
其次，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一是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提供参加培训的机会，多角度完善培训内容，采用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从而提高其工作的科学性和专业性。二是安排社区矫正I作人员到相关单位学习交流，调研取经，以提高其工作的整体水平。
（五）切实做好心理矫正工作
有关研究表明，当代罪犯将近90.1%是有心理问题的，其中82%的罪犯心理问题存在异常或严重异常的状况。因此，对矫正对象做好心理矫正工作是极为重要的。今年，我州对117名社区矫正人员开展了心理辅导。通过心理矫正，可以消除罪犯的心理障碍和不良行为，重新塑造健全的人格，提高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能让他们更好的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避免出现极端的激进的行为，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可以与心理咨询门诊签订协议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还可以组织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培训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组建一批具有专业化水平的心理矫治队伍，为社区矫正人员提供所需的心理咨询服务，着力提升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免疫力，消除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危机和隐患。
（六）发挥社会力量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
社区矫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项社会公共事务，民间组织是主体之一，也是最稳定、最具持续性的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完全能够适应社区矫正工作深层次、宽领域的需求，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社区内的民间组织可以在社区矫正中协调政府.社区群众与服刑人员三者之间的关系，整合广大社会资源投入到社区矫正中。民间组织整合并不会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民间组织只是发挥自身的特长和技能，在一定范围内组织社会力量为服刑人员提供专业矫正工作人员缺失的部分矫正服务，使整个社区矫正工作能给服刑人员带来更多的帮助，更加符合他们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民间组织之类的社会力量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这与服刑人员之间不存在角色冲突和感情抵触，更容易与之建立情感联系，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所面临的问题，能够更好地为服刑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10-23.
[2]河北省社区矫正工作机制与规范运行研究课题组.河北省社区矫正工作机制与规范运行研究[J].河北法学，2010，（6）.
[3]李光勇，社区矫正人员帮扶现状、困境与对策调查研U]北京：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4）.[4]李振湖.社区矫正工作实证调查和分析[J].云南：法制与社会，20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