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艺术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我国价值哲学研究中还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第一，需要的客观性问题。我国的满足需要论不同于西方的满足需要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认为需要都是客观的。需要并非都是客观的，以需要都是客观的为基础论证价值的客观性是片面的。第二，需要的合理性问题。主体需要并非都是合理的。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和理论混乱；如果把这种观点的逻辑贯彻到底。在实践上就会产生误导。第三，事实混同于价值及其原因问题。在价值哲学理论中，认为满足需要就有价值，实际上是把事实混同于价值，其思想根源正是快乐主义。第四，使用价值与哲学价值的区别问题。我国一些学者之所以用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理论上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用马克思说的使用价值来理解哲学价值。这种理解是不能成立的。从哲学价值的本质来说，价值必定是善的；使用价值则指物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而需要并非天然合理，满足需要并非都是善的。从外延来说，使用价值主要指物的有用性，通常指功利价值，哲学价值则不仅包括功利价值，还包括超功利的真理、道德、审美价值等。把使用价值混同于哲学价值，根本原因也是由于使用价值能满足需要，能产生快感，这种看法从思想根源上说也是快乐主义。
[关键词]客观性
合理性
事实与价值
使用价值与哲学价值
快乐主义
[文献标识码]A
一、主体需要并非都是客观的
我国价值哲学中居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满足需要论。我国的满足需要论不同于西方的满足需要论的一个特点是，认为需要都是客观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需要本质上是客观的，它不依主体意志或其他任何意识为转移。”认为需要不同于对需要的意识，主体需要是客观的，欲望、欲求、愿望是主观的，是需要的反映。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认为价值是客观的。这是我国一些学者坚持以满足需要界定价值的重要理论依据。
西方持满足需要论的学者，如詹姆士、文德尔班、培里等都是主观主义价值论者。在他们看来，人的需要、欲望、兴趣等都是主观的东西，根本没必要区分需要与欲望或欲求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例如，培里既持兴趣价值论，又持欲望对象论，也持满足需要论。在培里看来，满足需要也就是满足欲望，他把需要与欲望或欲求都看作主观的东西。所以，在西方价值哲学中满足需要论和欲望对象论都是公认的主观主义价值论。
我国持满足需要论的学者，认为主体需要全部都是客观的，是为了论证价值是客观的。他们力图坚持价值的客观性。这种主观的愿望是应当肯定的。他们所持的满足需要论坚持价值客观性，这是我国满足需要论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一而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需要与欲望不同，是对的。但认为主体需要都是客观的，则是片面的。需要是主体在自身与外在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具有稳定取向的内在趋势。需要的产生，既受主体内在因素的影响，又受外在因素的影响：既有物质因素的影响，也有精神因素的影响；既有生理因素的影响，也有心理因素的影响。所以主体需要是复杂的，有自然需要，也有社会需要；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有生理需要，也有心理需要。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需要不仅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生理学范畴，也是心理学范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对需要范畴作过深入的分析研究，提出需要层次论。他把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的需要层次理论，既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既有生理需要，也有心理需要；既有客观需要，也有主观需要。他所说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是客观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等则主要是主观需要。这说明，从心理学理论来看。主体既有客观需要，又有主观需要。应当承认，现实生活中的确既有客观需要，也有主观需要。所谓客观需要就是不依主体意志或意识为转移的需要，如物质的、生理的、安全的需要等。所谓主观需要则是指由主观的情感、兴趣、爱好、认识、信仰等因素所引发的，由主体的意志或意识所决定的需要。有些主观的需要，如情感的需要，往往与客观的因素如生理因素有关，但情感的需要并非完全由生理因素决定的，其自身由于感情上的积淀形成的心理定势具有重要作用。有些持满足需要论的学者认为：“人的需要本身是客观的，但人的需要的具体内容中有主观的因素，人的需要主要地采取了主观的表现形式，以欲望、目的等观念形式出现”。他们还说，价值“就在于它属于客观的属性相对于主观的需要而具有的‘意义”’。他们所说的“主观的需要”，指“需要的主观内容和主观表现形式”。这些学者也承认“人的需要的具体内容中有主观的因素”。其实，不仅人的需要的具体内容中存在着主观的因素，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既有客观的需要，也有主观的需要。而客观需要也往往采取主观的动机、企图、欲望、目的等形式表现出来，使主体需要更为复杂。所以，认为主体需要都是客观的是不符合实际的、片面的。西方学者认为需要都是主观的，这种看法否认存在着客观需要，夸大了需要的主观性，是片面的：我国一些学者与此相反，认为主体需要都是客观的，不承认主体确实存在着主观需要，则是夸大了需要的客观性，同样也是片面的。这两种看法是两个极端，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体需要是复杂的，认为主体需要都是客观的，忽视存在着主观需要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主观武断。以此为基础理解价值，难以确证价值的客观性，也难以保证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二、实践证明需要并非天然合理
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的观点，是以主体需要都是合理的为前提的。
我国持满足需要论的学者认为：“对主体的生存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或能够按照主体的尺度满足主体需要，即为正价值，反之则是负价值。”在持此观点的学者看来，“能够按照主体的尺度满足主体的需要”，就是“对主体的生存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就是正价值。很显然，他们认为主体需要都是合理的，满足主体的任何需要都是有正价值的。主体需要是否天然合理?对此人们早有论述。
我国古代战国时期儒家孟子曾说：“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意即善是合理的欲求，或善是值得欲求的东西。善即价值；欲，即欲求，是需要的表现。可见，在孟子看来，欲求或需要有合理与否之分。只有满足合理的欲求或需要才是有价值的，并非满足任何欲求或需要都有价值。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未来社会应“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他说要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而不是满足“一切需要”。可见，在恩格斯看来，主体需要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在这里。恩格斯也指出需要并非都是合理的。
张岱年说：“需要也有高下之分”。“人们都承认，有些需要是比较高级的，有些需要是比较低级的。”他指出追求声色货利、贪财好色的需要就是低级的需要。袁贵仁说：“人的需要并非都是天然合理的，都是必须满足的。有些属正当需要，也就是有利于人和人类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
“能够满足主体的正当需要的客体就是对主体有价值的，不能满足或者有碍于正当需要满足的客体就是没有价值的。”“人还有不正当的需要，这类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客观上就有害于人和人类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特别是有害于他人和社会的整体发展。所以，对于不正当需要，不仅不应当满足而且要加以限制。满足不正当需要的是没有价值的，相反，不满足这种需要或限制这种需要得到满足的则是有价值的。”李连科说：“个体有着复杂的、各式各样的需要。”“按社会价值区分，有合理的、有益的、健康的需要和不合理的、有害的、病态的(如吸毒、卖淫、同性恋等)需要。”
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给善下过定义，他说：“善被定义为合理欲望的满足。”善，指价值，欲望是主体需要的外在表现。他这里说的欲望实际上包括需要在内，这是在西方学者中习惯的用法。所以，在罗尔斯看来，人的欲望、需要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在《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还论述了善是合理需要的满足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古今中外其他许多著名学者的以上论述，充分说明主体需要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主体需要并非天然合理。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杜威就曾批评满足需要论。他说：“享受这些事物，认为是善，并不保证这些事物只会带来善的后果。”他所说的“享受这些事物”，指的就是满足需要或要求。他说满足需要并不保证只会带来善的后果，也就是说满足需要并不一定都有价值，因为满足需要也可能带来恶的后果，所以，不能用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
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逻辑矛盾。因为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是一个全称判断。即凡是能满足主体需要的都有价值。但主体需要并非天然合理，实际上，只有满足主体健康的合理的需要才有价值；满足不健康不合理的需要则是负价值。所以，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正确的说法是“满足主体健康的合理的需要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特称判断。把这种特称判断换成全称判断。就会出现“满足主体不健康不合理的需要也是有价值的”这样的价值判断，这显然是荒谬的。可见，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的观点，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和理论上的混乱。很显然，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不是一种对哲学价值的科学界定。如果把这种观点的逻辑贯彻到底，就会作出满足吸毒贩毒、嫖娼卖淫之类黄赌毒等腐朽丑恶的需要也是有价值的荒谬的结论，就会产生误导，就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的健康成长，特别是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见，持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混乱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持满足需要论的学者竭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们反驳说，“需要并非天然合理”的批评，在逻辑上难免陷入用价值界定价值的自我循环，因为健康、正当、合理本身就是一个价值概念；而作为这种区分的标准和根据还是整个需要体系。这种反驳，其理由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需要是否有健康、正当、合理之分，这是满足需要论本身逻辑内涵所要求的内在前提。满足需要论的内涵是：凡能满足主体的需要的客体，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全称命题，这个命题内涵着主体的需要都是健康的、正当的、合理的前提。揭示这个前提是分析这个界定内在的逻辑内涵所要求的，不存在逻辑上的自我循环问题。只有认为“价值是合理需要的满足”，才存在逻辑上的自我循环。但国内并没有人用“合理需要的满足”来界定价值；而且这样界定价值，本身也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因为合理与不合理的确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要解决满足需要的内在矛盾，最根本的是否定满足需要论。
第二，主体需要是否健康、正当、合理，不是以需要体系作为标准和根据，而是以社会实践作为标准和根据。社会生活实践证明，主体需要非常复杂，满足主体的一些需要，有利于主体生存发展完善，对主体是有价值的；满足主体的另一些需要，不利于主体生存发展完善，对主体则有负价值。例如满足主体黄赌毒之类的需要，对主体、个人、家庭、亲友、社会，都是有害的。社会生活中黄色淫秽书刊音像成为公害，屡禁不止，就是因为一些人有这方面的强烈需要。实践证明，满足一些人的这种需要，对其本人和社会都是有害的，都是负价值。人类社会千百万次的实践证明，并非主体的任何需要都是应当满足的，都是健康的、正当的、合理的，并非满足主体任何需要都有价值。社会实践有力地证明了需要并非天然合理，所以，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的观点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也是有害的。只要实事求是、尊重实践，坚持逻辑一贯性，就会认识满足需要论的理论混乱。
三、把事实混同于价值。实质是快乐主义
在价值哲学理论中，认为满足需要就有价值，实际上是把事实混同于价值。区分事实和价值是价值哲学的起点。广义的事实指一切客观存在，包括价值存在即价值事实在内。价值哲学所说的事实，是相对于价值而言，是狭义的事实。事实是实然，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价值是应然，是应当存在的东西，是值得享有的东西。事实无所谓善恶，而价值则必定是善的。一种事物能满足某种需要，这是一种事实、一种实然；并非都是应当存在的东西，也并非都是善的。所以，满足需要是事实，而不是价值。认为能满足需要就有价值，就是把事实混同于价值，就是理论上的混乱。
杜威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当我们说：某些东西为人们所享受时，这是在陈述一件事实。陈述某种已经存在着的东西；这不是在判断那件事实的价值。”他所说的“某些东西为人们所享受”，就是“某种东西满足了某种要求”，即某种东西满足了某种需要。可见，他认为满足某种需要是事实。而不是价值。因为说某些东西满足了某种需要，是陈述一种已存在着的东西，即事实的陈述，而不是价值判断。杜威说：“这样一个命题和陈述某种东西是甜的或酸的，是红的或黑的这样一个命题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也就是说，某种东西满足了某种需要，是在陈述一种已经存在着的东西，是事实的陈述而不是价值判断。所以，认为满足需要就有价值，是把事实混同于价值。
持满足需要论的学者之所以把满足需要这一事实混同于价值，是因为当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满足感，即“情绪上的满足”或“占有感觉”，人们就会感到愉快或喜爱，因而就认为满足需要就有价值。杜威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在经验主义理论看来，“情绪上的满足占有感觉在传统的经验主义中所占的地位。价值是为喜爱和享受所构成的；被人享受就等于说是具有价值。”他认为，这种理论认为满足需要就有价值，因为在这种理论看来，价值是为喜爱和享受所构成的，即价值是为喜爱和享受所决定的。享受之所以有价值，正是由于受到喜爱；而喜爱则源于感到愉快。归根到底，认为满足需要或被人享受就等于说是具有价值，最根本的是因为满足需要或被人享受能使人感到快乐。这种思想正是西方快乐主义伦理学的思想。快乐主义必然导致主观主义价值论。杜威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这种经验主义的理论便竭尽一切可能地强调说价值是具有纯主观特征的。”他坚持认为情绪上的满足就具有价值的西方经验主义价值理论，竭力强调“价值是具有纯主观特征的”。可见西方持满足需要
论的学者自己也竭力强调其观点是具有纯主观特征的，即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价值论。这是因为：“一个关于欲望与爱好的心理学的理论就被认为包括了全部价值论的基础了；在这个心理学的理论中，直接的情感和直接的感觉是两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心理学中关于欲望和爱好的理论，成为这种价值论的基础，而情感上的喜爱与欲望得到满足的满足感是两相对应的。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满足需要能使人快乐，因而就有价值。所以西方满足需要论者直言不讳地强调他们的观点是纯主观主义价值论，这就不足为奇了。西方满足需要论者的表白，揭露了满足需要论的实质，也使人们看到满足需要论的思想根源。
我国持满足需要论的学者之所以无视需要并非天然合理，坚持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认为满足需要能使主体快乐，认为使主体快乐本身都是合理的，都是善的，都是有价值的，因而他们坚持满足需要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西方的快乐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经有了。古希腊的昔勒尼学派就认为：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寻求快乐是人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古希腊的伊壁鸠鲁也认为，快乐本身就是善，就是生活追求的目的。所以，快乐主义在西方源远流长，是一种古老的观点。英国伦理学家摩尔曾指出快乐主义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即把事实与价值混同。快乐主义认为只有快乐是善的或值得想望的，同时又把值得想望的与“所想望的”混同起来。“实际想望的”不等于“值得想望的”。人们都想望快乐，并不是一切快乐都是值得想望的。摩尔说：“值得想望的东西仅仅意味着应当想望或该想望的事物。”“‘值得想望的’实际上意味着‘这样的东西，对它的想望必定是善的’。”绝不能把“实际所想望的东西”当作“值得想望的东西”。这里的关键在于。价值是“值得想望的”，价值必定是善的。而人们实际想望的并非都是值得想望的，并非都是善的。人们自发地都倾向于趋乐避苦，自发地倾向于寻求快乐。现实生活中，快乐是多种多样的，有使人健康向上的快乐，也有使人堕落的快乐，人们实际上所追求的快乐，并非都是善的，都是值得追求的。
当代西方伦理学也批判快乐主义。澳大利亚伦理学家J·斯马特认为，快乐主义会导致主观地理解道德。从价值哲学来说，快乐主义会导致主观主义价值论。所以，斯马特竭力使自己的行为功利主义摆脱传统的快乐主义的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一些学者已认识到快乐主义的危害。同时也可以看到，以快乐主义为基础，只能导致主观主义价值论。西方学者之所以认为满足需要论是主观主义价值论，最根本的是因为满足需要论实质上是快乐主义。
西方快乐主义以个人自我中心思想为基础。西方一些学者之所以坚持认为主体需要都是合理的，坚持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往往是从个人或个人情感出发，以个人为价值主体。这样就会不顾对社会、对人民的不良影响，只要满足需要能使自己快乐，便认为是有价值的。这是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满足需要就有价值的根本原因。我国持满足需要论的学者都坚持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坚持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相统一，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他们也难免受到西方快乐主义的影响，因而在价值理论上接受满足需要论。而快乐主义是人们的本能决定的趋乐避苦的自发倾向的表现，所以满足需要论符合人们趋乐避苦的自发倾向，因而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这是我国价值哲学中满足需要论居主导地位的深刻的思想根源。
四、不能把使用价值混同于哲学价值
我国一些学者之所以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从理论上说是因为他们从使用价值去理解哲学价值，把使用价值混同于哲学价值。这是我国满足需要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在谈到有关“使用价值”时说：“人们只是给予这些物以专门的(种类的)名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些物能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用来表明，他们在实际地利用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对他们有用”。根据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有的学者便认为应“从对象(物)的存在和属性与主体(人)需要的关系中理解‘价值”’。显然，这是用马克思所论述的使用价值来理解哲学价值，实际上是把使用价值混同于哲学价值。这种理解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最根本的是这种理解背离了哲学价值的本质。马克思说：“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使用价值的特点是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但主体需要并非都是合理的，能满足某种需要的东西并非都是善的；而哲学价值则必定是善的。能满足主体某种需要的东西都有使用价值，但并非能满足主体需要的东西都有哲学价值。
其次，通常说的使用价值指物的有用性，指功利价值，而哲学价值则不仅包括功利价值，还包括超功利的真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等，哲学价值比使用价值涵盖更广。功利价值是工具价值、手段价值，是最基本的价值，是真、善、美的基础，又是较低层次的价值。哲学价值是功利价值与真、善、美的统一。只重视功利价值，只讲利、只问是否有用，忽视真、善、美，就会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失去对人类远大理想和崇高价值的追求，就会陷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正是关心现实利益，关心兑现价值胜过关心崇高理想。把使用价值混同于哲学价值，认为只要能满足需要就有价值，不论需要是否合理，这正是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特点，满足需要论就是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提出来的。把使用价值混同于哲学价值，认为满足需要就有价值，无法与实用主义划清界限。从这一点说也不能把使用价值当作哲学价值。这里的关键是要真正理解哲学价值的本质。哲学价值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地说，价值包括正价值与负价值，包括善与恶。狭义地说，价值指正价值、善。通常说的“价值”或某物“有价值”，这里的价值指正价值、善。人们追求价值也是追求正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必定是善的。价值的本质在于能促进主体特别是社会主体生存发展完善，主要是能促进主体特别是社会主义发展完善，使主体、使人类社会更美好。这是哲学价值的本质，是哲学价值区别于其他一切价值包括使用价值的关键所在。使用价值虽然能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对主体有用，但并非都是善的，所以不能把使用价值当作哲学价值。
马克思说：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为什么一些学者把使用价值当作哲学价值?根本原因是，使用价值指事物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能满足某种需要就能引起快感。因而就具有价值。所以满足需要能引起快感，是一些人将使用价值混同于哲学价值的根本原因。从这里可以看出，把使用价值混同于哲学价值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西方伦理学上的快乐主义思想决定的。可见我国的满足需要论从思想根源上说是快乐主义。
我国艺术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回顾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探路历程，我们发现，作为一门新兴综合性边缘学科的我国经济哲学，虽处于开创时期，但已初具规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展望新世纪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发展前景，我们认为，它将成为一个学术热点。
关键词：
经济哲学；探路历程；发展前景
我国艺术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区域学术文化交流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作为长江领域重要的两大地域文化，彼此之间从古至今交流交融都很密切。清代初年“湖广填四川”更是加剧了两地文化的联结与融合，因此，将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整合研究，举办“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不啻是跨地域文化学术研究的新探索。“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已成功举办五届，现已成为地域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品牌。为总结经验，特对“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的缘起、演进、主要研究成果及未来展望做一分析梳理，以期能吸引、邀请到更多海内外学者及机构参与到论坛中来，进而将论坛推向世界，以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地域文化；研究与探索；“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述要
作者简介：郎玉屏（1971-），女，汉族，四川遂宁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史在读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研究员，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及思想史；刘兴全（1965-），男，汉族，四川资阳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民族史及文化史，四川成都610041一、古代地域文化及其学术交流在中华文化发展衍变的历史长河中，地域文化缤纷绚烂，精彩纷呈，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尚书·禹贡》和《山海经》中已有关于中国地域的描述，分别记载了各地的山川河流、物产矿藏、民族民俗、神话传说等，一些学者视其为相关地域文化的发轫之作。先秦时期是我国地域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宋代的地域文化则向高深发展，产生了儒学的地域化。“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彼时四起的众多学派都以地域命名，如洛学、关学、闽学、蜀学等。虽然各学派都以自己的地域命名，且相互之间所持学术观点并不相同，但彼此从未停止相互交流与借鉴。乾道三年（1167年），闽学代表人物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武夷山赴湖南岳麓山，与湖湘学派张栻讨论《中庸》之义，竟“三日夜而不能合”，开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此即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此次会讲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各自都给予对方以关键影响，据朱子回忆，“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宋史·道学传》载：“（张拭）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朱张会讲开宋代学术研讨之盛况， 其地位与“鹅湖之会”不相上下，是不同学派相互吸收对方学术思想的一个典范，推动了当时闽学和湘学的交流与融合，在理学史上和书院史上都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究其实，任何文化从来就不会孤立存在而总是相互联系并发展。各地域文化相互交流与影响，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彼此融合，最终都先后汇入中国文化大海，呈现多源同归景象。这使得中国文化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统一性，地域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地域文化的互相渗透与借鉴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互补。多源同归与多元互补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坚实基础。
近千年之后，当代学者沿着古代学者的路径，又一次开启了地域学术文化新的交流与融合。“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作为长江领域重要的两大地域文化，彼此之间从古至今交流交融都很密切。清代初年“湖广填四川”更是加剧了两地文化的联结与融合，因此，将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整合研究，举办“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不啻是跨地域文化学术研究的新探索。二、跨地域学术文化研究的演进我国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一直在不同规模和层次上进行， 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如此有系统和有组织的地域文化学术交流却不多见。为贯彻文化强国战略及加强文化自信研究，湖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四所高校联合发起、共同主办并轮流承办“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川湘两地高校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敏锐的文化洞察，举办“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研讨两地学术文化的渊源与发展，探寻其个性与共性，开启了湘学蜀学研究的新方式。“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自2012年肇始，已经成功举办五届，大体沿着宏观外围到微观内层这样的脉络演进：蜀湘学派渊源与双边交流——长江流域多边文化交流——蜀湘学派与区域学术文化融合——蜀湘文献整理——海外汉学研究。地域文化之间的学术交流与融合也在这个过程中以新的形式向纵深发展。
首届论坛于2012年12月1日至2日在湖南大學岳麓书院举行，共有50多人参会，主要是川湘两省高校在蜀学与湘学领域中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如湖南大学的朱汉民教授，四川省社科院的谭继和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的祁和辉教授，四川大学的舒大纲教授，湘潭大学的王继平教授等。学者们的论文主要围绕湘学与蜀学渊源、历史上湘学蜀学的交流与发展、川湘杰出人物精神气质比较等主题开展研究与探讨。首届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0多篇，朱汉民教授将其编辑成《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并于2013年10月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于岳麓书院国学文库。
虽然我国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一直在进行，但此次却与历史上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其鲜明特性便是地域文化间的交流融合愈加表现出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一面。
2013年10月18至19日，第二届论坛由四所发起高校主办，杭州师范大学协办，西南民族大学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联合承办，论坛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举行。参会人员扩大至四川、湖南、浙江、重庆、湖北、江苏等省市部分高校和相关科研单位，参会人数增至80余人，收到论文80余篇。会议主题由川湘两地的双边交流扩展为长江流域的多边交流，与会学者围绕“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这一主题，针对“长江流域区域文化探源”“长江流域区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蜀学、湘学、浙学研究”“三国文化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学者们的论文涉及经学、家学、艺术、人物个案及民俗信仰等方面，视角新颖且颇具深度，泛区域文化交流的概念正在逐渐形成。本届论坛的论文由西南民族大学徐希平教授主编，于2014年10月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副标题是《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收录于西南民族大学国学研究中心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2014年12月6日至7日，“湘学、蜀学与区域学术文化研讨会暨第三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高层论坛”在湘潭大学举行，同期举行的还有湘潭大学历史系成立三十周年庆。来自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华中师大、上海师大等10余家高校和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此次论坛以“湘学、蜀学与区域学术文化的融合”为主题，对湘学、蜀学、浙学、徽学、粤学、闽学等区域学术及其交流互动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各地域文化究其实质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在互动交流中发展完善的，某一地域文化的发展，通常都要依靠其他地域，并牵动其他地域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因此，本次论坛进一步推动了长江流域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淮扬文化及其岭南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促使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还对促进各地社会经济的交流与互动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届论坛结束后，湘潭大学王继平教授主编《中国史论集》（上、中、下），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
研究地域学术文化，其历史典籍和历史遗存的搜集、整理及展示是其重要工作。因此，2015年10月17日-18日在四川大学举行第四届“湘学·蜀学及湖湘文化与巴蜀文化高层论坛”，其主题便是“推进巴蜀文献整理，加强区域文化交流——《巴蜀全书》阶段性成果研讨暨第四届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端论坛”。《巴蜀全书》是2010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在此次会议上，《巴蜀全书》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廖平全集》也举行了首发式。与会的各位学者还就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的个性与共性、成就与特质、特殊内涵及当代价值进行了探讨。此次参会的有《巴蜀全书》的编纂、评审专家以及来自美国、日本、北京、上海、成都、重庆、长沙、湘潭、南充、台湾等地的100余位学者，会议论文集正在编辑准备出版。
新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研究已成为重要的学术现象和生长点，为加强海外汉学研究，促进学术交流，第五届“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将主题延伸到了“海外汉学”专题。2016年11月12-13日，“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之“2016海外汉学专题论坛”在湖南大学岳麓書院屈子祠举行。来自美国、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香港与大陆的7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海外巴蜀文化研究”“海外湖湘文化研究”“海外中国文学及中文教育研究”“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等专题展开学术探讨与思想交流。三、地域学术文化融合研究的成果“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已经举办五届，其主要研究成果涉及地域学术文化学术源流、地域学术文化代表人物、地域学术文化的历史典籍、地域学术文化间的交流互动与海外研究，以及经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涵盖四大成果。
1.地域学术文化学术源流
对地域学术文化的研究，探究其学术源流是研究的根基和必须之作。“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首先对湘学的源流与学统及巴蜀学术源流做了深入研究，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湘学的源流与学统》和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的《巴蜀学术源流史述略》即是此方面的代表作。对两位教授此学术源流的综述，请参见笔者2016年8月2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之小文《跨地域文化研究的新探索》，在此不再赘述。
此处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四川省社科院谭继和研究员的《巴蜀文化概说》，该文从另一角度梳理了巴蜀文化的概貌。其研究指出，学术界一般认定1929年是现代巴蜀文化研究的起点，郭沫若是提出巴蜀文化研究概念的第一人，那时的“巴蜀文化”概念，主要是指秦汉以前的巴蜀考古文化。20世纪60年代，徐中苏、蒙文通等初步扩大其研究范围。20世纪80年代，由于三星堆的惊世发现，苏秉琦和李学勤等提出了“自成一系”、独具特色的“古蜀文化区系”概念。继之谭洛非、谭继和等提出巴蜀文化应突破狭义的“四川史前文化”的概念，扩大为由古及今的广义的“泛巴蜀文化”概念。现在，学术界一般使用广义的“巴蜀文化”概念，其研究以1929年为起点，迄今已有84年历史。
除了对论坛两大主体地域文化学术源流进行研究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姜涛研究员及安徽文史研究馆翁飞研究员分别对淮扬文化、安徽文化产生背景和文化特质进行了分析、界定和溯源；华南师范大学宋德华教授分析了岭南学与岭南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构建岭南学的几点考虑。
研究地域学术文化的源流与根底，内涵与特质，必定会促进地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为中华多元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做出地域文化应有的贡献。同时，研究地域学术文化之文心和神韵，找到地域文化软实力之根，将是今后地域文化研究的深远课题。
2.地域学术文化代表人物
研究地域学术文化，对其学派关键代表人物进行研究亦是重点内容。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各学派关键代表人物始终是我国思想文化、精神理念的创造者、主导者与传播者。因此，本论坛与会学者对湖湘巴蜀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张栻、胡宏、王船山、曾国藩、王闿运、司马相如、李白、苏轼、魏了翁、廖平等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从不同角度、不同立意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湘学学者更多地集中于对王船山和曾国藩的研究，而蜀学则集中于对苏轼和廖平的研究。
王船山是我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但本论坛的多数学者却独辟蹊径，更多关注于船山思想之外的成就与领域。湖南师范大学张晶萍教授研究，王船山跻身于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行列是相当晚近的事。其梳理了嘉道以前船山记忆与形象的演变，探讨了船山记忆由私人记忆转变成官方记忆、进入官方历史公共书写的过程，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反思官方历史公共书写与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学界重新检讨地域文化的发展模式提供借鉴。在船山遗留下来的800余万字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留下如曾国藩家书之类直接反映船山家风思想的书信，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力祥副教授却从经典诠释中探究到了船山的家风思想特征：厚德隆礼，既重视个人内在的德行修养，又重视外在的礼之践行，如此实现其家风思想由内而外的度越，凸显出儒家思想的典型特色。此外，王夫之西晋诗歌批评的独特性（曾毅）、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秦亮）以及船山的习性论（申健）也在论坛得以研究。
湖湘文化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是晚清一代重臣，随着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评价，学术界开始对曾国藩等洋务派人物进行重新审视。评价历史人物，对其简单肯定或否定，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应将其放在其所生活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中。湘潭大学王继平教授研究曾国藩多年，其用七句话对曾氏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评价，即曾国藩是封建政治文化的坚定卫道者，汉宋之学的折衷者，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者，晚清军事制度的变革者，晚清人才的培育者，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的开先河者，“湘运”之开启者。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时期的一个转型人物，将其放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历史环境中，对其言行、事功加以具体分析，看其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其时代所做的贡献，才能还其历史真相。家训文化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的另一重大贡献便是其以家书的形式将中国传统仕宦家训推向了巅峰，吸引了后世大批追随者和研究者。湖南师范大学李育民教授论述了曾国藩的治家理念和思想：家道之兴，全在肃、雍；八字为本，力行孝友；进德修业，人学并进；勤俭自持，养生有道。此外，曾氏的船政及海防思想（王明前）、其对江南机器制造局及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柏晓斐）等洋务事业及其处理天津教案所反映出的外交思想（罗玉明）都分别得以深入探讨。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及不同主题对曾氏进行研究分析，丰富了我们对这位晚清重臣的进一步认识和了解。
巴蜀文化代表人物苏轼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大师，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其在诗词、散文、书画方面均取得很高的成就，正因为如此，学者们对苏轼的研究也涉及方方面面。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傅永吉研究了东坡的儒士人格。东坡以儒家仁德政治之精神，儒士积极入世之人格，包容道释两家精神世界，将人性的广袤、厚重、博大的高度、宽度、深度拓展到极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潘玥馆员等却认为，苏轼并非一生旷达乐观，尤其是其绍圣时期的流放阶段，在思乡强烈、困窘无友、遁世思想等情绪交织下的唏嘘感概及希望不再蝇营狗苟地俯仰尘息，成为其思想的主要方面。研究目的是让读者能全面体会苏轼的丰富人生。纵观苏轼一生，际遇不顺，坎壈缠身，又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其人格个性也必定是复杂多面的。因此，东坡早期的佛禅因缘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西南民族大学梁银林教授研究认为，地域文化背景、家庭宗教氛围、天性慧敏好奇三大因素为苏轼早年喜好佛道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条件，使其在少年时代便与佛禅有了更多接触。苏轼以后在学佛修禅道路上走远走好，并以文学方式成就“佛禅功业”，固然与其仕途坎坷、天涯漂泊有莫大关系，但与其早期所接受的佛禅文化的润染也密不可分。另外，苏东坡成长经历之要素及其对当代中国教育的启示（徐希平）、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唐明贵）、苏轼的草书笔法理论（王万洪）等研究都取得不俗的成果。苏轼是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其文学、艺术、儒学等皆有很高的成就，期待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对苏轼、苏学的研究之中。
作为巴蜀文化另一代表人物，廖平是清末民初的经学大师，其著作宏富，遍及群经，是我国近代学术转型时期的关键人物。在第四届论坛上，《廖平全集》首发。《廖平全集》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广泛收藏廖平现存各类文献，分别予以新式标点，每种还有提要简介，撮其要妙，详其流变，考其异同，试图给读者以客观引导。廖平的生平与事业、学术变迁起迄、廖平的著作等得以深入扎实的研究（舒大刚）。廖平的经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即渊源于廖氏，尽人皆知。廖氏经学复杂多变，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时势变迁及时代风气。但其多变之中，有不变存焉。尊经、尊孔，做孔经的守护者，为儒学辩护，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同时，廖氏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反复论及“通经致用”，其成书于民国初年的《尊孔篇》，归根结底在于“救世”，体现出其时代之下的经世情怀（杨世文）。廖平“经学六变”说法进行重新分期，并提出廖平经学早中晚三期分期新说（吴龙灿）；廖平“谷梁学”“公羊学”、“左传学”及其相互间的影响（郑伟助）、廖平的文献学思想及其实践（刘思文）也得到相当程度的研究。不过，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注意，即研究廖平的学者均来自四川，期待以后的研究者来源地更多元化，视角更多元化，以此不断促进对廖平及其后学的研究。
3.地域学术文化的历史典籍
每一地域学术文化都有自己的历史典藏，“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阅读和研究历史典籍是我国历史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本论坛上，与会学者也在各自的领域对相关地域的历史典藏做了不俗的研究。
《华阳国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著作，记载了许多西南民族的资料，四川外国语大学张勇副教授根据《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和论述，从夷夏观、民族统一观、民族地理观等方面探讨了常璩的民族思想。张勇指出，常璩的民族思想既对儒家传统民族思想有所继承和运用，也对区域民族地理观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地方志有着历史之延续性、内容之广博性、材料之真实性等诸多特点，是地域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同样，地域文化代表人物的著作也是如此。魏了翁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蜀学集大成者，四川大学古籍所李冬梅副研究员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周易集义》为例，对其该本《易》学名著从成书始末、刊刻经过、体例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考辨。虽《周易集义》撰著之时，正值魏了翁废黜谪居靖州期间，文献稀缺，无人商榷，但《周易集义》融汇濂洛诸家《易》说，合一程邵，承续朱子，集解成编，仍不失为一部上乘的集解式《易》学名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魏了翁“南方共宗鹤山老”的理学地位。
《桃花源记》也在此论坛得以研究（祁和辉），《桃花源记》并非作者主观臆想虚构，其中论述的时间“晋太元中”、地点“武陵”、人物“南阳刘子骥”均为写实。《桃花源记并诗》的现实模本在武陵郡、武陵山、武陵蛮、五溪蛮世居故乡，不在“武陵”范围以外。《淮南子》是我国西汉时期成书的一部哲学著作，胡适评价“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西南民族大学孙纪文教授认为，《淮南子》的深层结构与战国以来的文化整合思潮密不可分，其特殊的地理因素，自由言说的写作群体等基础条件构成了淮南文化圈思想活跃的平台，这亦是《淮南子》思想交汇的支撑点。学者对经典文籍的研究和探讨，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對地域文化的深层了解和认知。
4.地域學术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
在本论坛上，不少学者对地域学术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各地同一时期的政治、同一时期的学者、同一时期的书院教育等进行了对比研究。
宋代书院随着理学高度发展而蓬勃兴盛，在宋代社会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巴蜀湖湘两地的书院教育在宋代成就卓著，颇具特色。两地书院的“三大事业”都极为活跃，巴蜀地域在宋代共有书院27所，湖湘52所，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湖湘的书院都更为兴盛，对后世学术的影响力也更甚。原因之一是地域因素的影响。湖湘位于长江中游，而巴蜀地处长江上游，在宋代一直是对外战争的前缘，巴蜀本土的学者因躲避战乱大量外迁至长江中下游。尤其是在南宋末年，蜀中学者往往沿江外迁，却很少有学者从湖湘地域逆流上溯至巴蜀。学者的流失形成学术迁徙的不均衡性，从而造成学术发展的不平衡。原因之二是学术因素的影响。宋代理学的发展与书院的发展相辅相成，理学的大本营在南宋时期基本集中在湖湘、福建、江西一带，理学大师在此区域著书讲学，培养生徒，理学由此迅猛发展，书院随之兴盛，书院又为理学家弘扬学术提供极好的学术舞台。巴蜀学术却是另一番景象。蜀学在北宋时期主要是以史学、文学及传统经学为学术主流，虽然有“三苏”作为蜀学的领军人物，但却无开门授徒之例。南宋时期巴蜀本土学者仍然是以史学见长，而其代表人物如李焘等却大部分时间游学仕宦于外，很少在本土教授生徒。这就造成巴蜀地域学术的繁荣不及下江的状况。至于蜀中理学人物如张栻、魏了翁，他们虽隶籍于蜀，却是在外时间多余其在巴蜀的时间，张栻更是出蜀之后未曾返回家乡，其在书院教育中的建树当以在巴蜀外为多。此等原因造成蜀中书院的影响力自然稍逊湖湘一筹。但巴蜀、湖湘学者对乡土书院的贡献则同样耀眼，这其中，张栻、魏了翁无疑是功绩最为卓著的人物。其以书院教育培养了大批巴蜀、湖湘两地的学生，学生成才后或兴办书院，或主持书院教学，以其所学回馈书院，对书院教育进行反哺，为两地书院建设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并延续了两地的书院教育（李文泽）。
湘学与浙学之间一直有着多元互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浙学之于湘学的学术冲击，宋、明、清三代浙学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思潮都对湘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陈傅良将浙学的功利思想引入湘学，补充了湖湘的经世传统；明代王阳明以及王门弟子在湖湘的讲学，心学的心性思辨与践履以及实用、实行融入湘学的朱张传统；清代张履祥、陆陇其重道德践履的朱子学，经过唐鉴、曾国藩等湖湘学者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同光理学中兴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张天杰）。
此外，学者们分别以袁子让、何绍基和吕调阳为个案和考察对象，研究了历史上不同时期湘学与蜀学的交流互动（周斌，霞绍晖）。也有学者以湘蜀两地作家创作为例，从文学视野出发对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做了对比研究（贾剑秋）。在学者的交流与互动方面，宜宾学院吴龙灿副研究员对廖平和王闿运的学术异同进行了对比研究，四川大学吴洪泽副研究员论析了王闿运对吴之英的影响。鉴于篇幅，不在此一一赘述。总的说来，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更多的关注于自己所在地域文化或某个地域文化的研究，而较少关注跨区域文化的对比交流研究，因此，有学者以武陵源研究为切入点，提出区域文化研究应注重跨区域文化现象（祈和辉），加大对跨地域士人关系的交往研究有利于拓展地域文化研究范围（罗福惠）。
除以上四个方面外，本论坛亦有不少文章论及经学如《皮锡瑞前期经学研究中的今文学趣向》（吴仰湘）、文献学如《李焘文献学成就初探》（张固也）、民族学如《试论两晋南北朝隋唐的巴蜀民族文化》（赵心愚）、文学如《汉代巴蜀文学三杰与〈文心雕龙〉》（王万洪）等等。学者们的论文思想活跃，见解独特，新论叠出，把蜀学湘学的研究推向纵深，值得人们做进一步的评价与反思。四、跨地域学术文化研究的展望“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五届，取得了很好的学术反响和社会效应，现已成为地域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品牌。注重区域学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历史上中华文化实现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期学术创新、文化建设的积极探索和有效方式。
因此，论坛下一步的发展思路，一是继续坚持已有的方式，加强长江流域文化区、黄河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以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等大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搭建大中华文化的高端研究平台，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共同汲取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
二是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与视野，扩大研究者的参与范围，吸引更多不同学科背景、各有建树的知名学者参会。除研究各地域自身学术文化之外，亦应加强对地域学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跨地域文化现象、跨地域士人交往关系的研究；将研究领域扩大到海外学者对湖湘巴蜀文化及地域文化的研究，以及湖湘巴蜀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邀请海外大学、研究机构与海外学者参与到论坛中来。
三是创造条件，将论坛举办地放在主办学校的海外孔子学院，邀请海内外学者围绕同一议题或相似主题相互讨论，对海外学界研究成果进行正面直接的回应，以此推动西方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学界研究成果，促进中国文化研究的国际化，从而将论坛推向世界，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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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艺术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我国当代的辞书研究主题丰富，重点突出，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内容体系；立足国内辞书理论与编纂实践，积极引进国外成果；研究形式以建设为主，介绍、评论为辅；文献例证式研究占主体，定量、一手调查、语料库资料增多，个案、实验研究少；形成较为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以北京、上海为中心，辐射地域广泛，但偏远地区、澳门、台湾及海外作者较少；研究基础渐趋夯实，学术规范日益提高，我国当代的辞书研究已跨入快速发展时期。
关键词 辞书研究 《辞书研究》 定量分析
《辞书研究》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本辞书学专业刊物，代表着我国辞书研究的最高水平，是发表辞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据2001—2006年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发表的几百篇辞书研究成果中约有五分之一[1]都发表在《辞书研究》上，如果时间前移，比例会更高，因此以《辞书研究》为窗口可一窥我国辞书研究的总体情况。且《辞书研究》自创刊至今已有30多年历史，以《辞书研究》为对象，也可从历时角度一窥我国当代辞书研究的发展轨迹。
《辞书研究》1979年5月创刊，从1979年第1期到2012年第4期共刊文6053篇，既包括学术论文、书评，又包括资料、贺词、题记、消息、报道、会议纪要、获奖名单、答读者问、通讯、补白等。本文剔除非学术论文1450篇[2]，以4603篇文章为统计样本，从“主题分布”“篇章性质”“文章种类”“研究形式”“方式方法”“作者群体”“参考文献”等七个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希望以此实现对我国当代辞书研究的全景式纵览。统计与分析结果如下。
一、我国的辞书研究主题丰富，重点突出，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内容体系
《辞书研究》设有“通论”“辞书评论”“辞书史与辞书学史”“国外辞书界”“人物志” “编写一得”“杂谈”“释义探讨”等栏目。本文参考上述栏目的同时，依据文章内容，按主题性质做了相应调整。如2012年第1期“通论”栏目下有六篇文章，即①《辞书强国——辞书人任重道远的追求》、②《双语词典研究的描写主义视角——以〈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为例》、③《语文辞书中多义释词的使用方式及其改进建议》、④《〈现代汉语词典〉中作格动词释义情况的考察与思考》、⑤《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中的离合词释文浅析——以“洗澡”为例》、⑥《俄国词典编纂的传统与新篇》。本文将①②归入“辞书通论”，将③④⑤归入“释词释义研究”，将⑥归入“国外辞书编纂述评”。再如2012年第4期“杂谈”栏目下有两篇文章：①《郴州和彬县》、②《说“件套”的用法和意义》。根据文章内容，本文将其归入“与辞书相关的语文研究”。经过重新整合归类，本文共归纳出20大类，细化为29小类（见表1）。
由表1可见，我国的辞书通论、辞书编纂、辞书评介、释词释义、辞书词目以及相关的语文研究6大类是辞书研究的主体和重点，比例高达83.57%；其余14大类比例仅为16.43%。
“通论”往往探讨辞书的宏观问题，如《实践是检验辞书编纂工作的唯一标准》（1979.1）、《谈谈语文词典的阶级性问题》（1979.1）、《辞书的文化价值》（2012.3）、《数字化时代下读者的词典意识》（2012.3）等。从历时发展看，我国辞书研究中前些年的通论类文章多把关注点放在构建基本理论、澄清基本认识以及宏观上如何发展我国的辞书事业等方面，近些年的通论类文章视野更加开阔，把更多的现代科技和国际辞书理念等融入其中。通论类文章在《辞书研究》中比例最高（17.69%），其次是“辞书编纂”，比例为17.19%。自创刊以来，差不多凡涉及辞书编纂理论和方法问题，《辞书研究》都开辟过专辑，进行过较为集中的讨论。 “辞书评介”占《辞书研究》的15.38%，是辞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介有的侧重介绍，有的侧重评论，前者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后者则通过评判优劣、总结经验，探索辞书编纂规律，促使编纂质量更上层楼。我国的辞书研究曾不失时机地对一些重头辞书（如《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汉字大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进行过评介，这对辞书的良性发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释词释义是词典的中心问题，《辞书研究》中“释词释义”研究多达426篇，占9.25%。释词释义研究有宏观的，如《西方词典释义类型和释义结构研究》（2001.1）；也有微观的，如《释“亲娘”》（1996.5）等。“辞书词目”研究是对某部辞书及其相关词目的研究，该研究与辞书评介有别。前者重在研究，后者重在评论或介绍；前者常被归入建设性研究，后者常被纳入评论性或介绍性研究。辞书词目研究占《辞书研究》的7.22%，对象既涉及国内辞书也涉及国外辞书，前者如《论〈古代汉语知识辞典〉》（1989.4）、《刍议〈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水名专用字条目》（2008.5），后者如《〈康普顿百科全书〉及其多媒体版结构与内容分析》（2000.5）、《试析〈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新词部分的得与失》（2007.1）。但总体来看所涉国外较少，30多年来仅有27篇文章谈国外辞书词目，占0.59%。一部辞书质量的高低，既依赖于相关的技术发展、辞书编纂者的业务水平，也依赖于相关学科的研究程度，因此相关的语文研究也是辞书研究的重要部分。《辞书研究》中，语文研究共775篇，占16.84%，比例排名第三，可见其在辞书研究中的分量。语文研究除少部分宏观研究，如《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的关系》（1981.1）、《多义词义项的概括和区分》（1981.2）外，更多的是篇幅短小的微观研究，如《谈“究”的一个义项》（1984.2）、《普通话“打”字的读音》（1985.1）等。尽管这些文章篇幅短小，却都是重要的知识点，将其固化入典，可以更好地为人们的语言交际服务。
除主体内容外，我国的辞书研究还包括辞书史和辞书学史研究，这方面贡献较大的有林玉山、邹鄷、徐时仪、方厚枢、祝注先、钱剑夫等。与辞书相关的人物介绍多出现在“人物志”栏目中，介绍有关词典的人物传略、词典学家的回忆录和轶事等。辞书比较研究与辞书评介中的比较性评介也不同，前者侧重研究，后者侧重评介。辞书比较研究非常重要，但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较少，30多年来一共才有18篇文章，占0.39%。此外，辞书与规范、辞书使用、辞书使用教学和辞书市场等方面，《辞书研究》也都有所涉及，但数量都较少，尤其是辞书使用和辞书使用教学方面的研究已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国外也已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我国这方面比较薄弱。其实辞书使用研究我们起步并不晚，1982年潘树广先生就开始了对辞书使用的研究，如《辞书的使用和传播》（1982.1），1983年文平也发表了《词典使用者的需要在不断变化》（1983.3），后来张锦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调查课题组和夏南强、何家宁、苏颖、陈玉珍等人也都做过研究。但30多年来，辞书使用研究一共才有49篇文章，占1.06%。辞书使用教学方面的文章则更少，30多年来仅发表14篇，占辞书研究的0.3%。
综上，我们认为，我国的辞书研究主题丰富，重点突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内容体系。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以辞书评介为例，我国的辞书评介几十年来始终存在介绍多、评论少，只评不论或评论缺少令人信服的理论魅力等情况；评介多集中于重头的、中高档次的、较为畅销的辞书，对非重点的一般辞书，评介较少；比较性评介薄弱，708篇的辞书评介中，有684篇以单部辞书为对象，对两部或多部辞书进行比较评介的仅有24篇。而其他方面，如对国外辞书词目的研究不够多；对辞书史和辞书学史研究长于史实描述，弱于史实评论及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辞书比较研究不够；辞书使用和辞书使用教学研究薄弱等等，也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立足国内辞书理论与编纂实践，积极引进国外成果
《辞书研究》第1期就发表了杨祖希的《词典学试论》，对词典学的定义、辞书的性质和类型、辞书的选择原则和释义原则等问题进行阐述。随后《辞书研究》又推出一系列探讨词典学理论的文章，如《词典编纂工艺学》（1980.3）、《教学词典的特点和类型》（1981.1）、《双语词典类型初议》（1982.4）等等。从1983年3月开始，《辞书研究》连续14期刊载黄建华的《词典论》，讨论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对构建现代词典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赵洵的《辞书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1985.6）、丰逢奉的《〈康熙字典〉编纂理论初探》（1988.2）、吴光华的《编纂〈汉英大辞典〉的理论探索与实践》（1995.5）等，也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辞书学和辞书编纂的基本理论。黄建华（1996）说：“《辞书研究》除了发表众多的归纳编纂经验的文章之外，始终重视基本理论的探讨和建设，我以为这是它的一大特色。”30多年来，《辞书研究》“偏重理论建构与探讨”的文章占66.15%，也说明了我国的辞书研究相当重视理论建设（见表2）。
我国的辞书研究也非常重视实践方面的总结与研究，这主要集中在辞书编纂方面。辞书编纂研究无论是理论原则介绍（如《论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原则》1982.1），还是具体问题处理（如《破读音的处理问题》1979.2），还是编纂经验交流（如《〈哲学大辞典·外国哲学史卷〉编纂构思》1987.2），无不是从编纂实践出发最终服务于编纂实践。此外，释词释义研究、双语辞书翻译研究、语料库建设与利用研究等等，也都属于偏重实践的研究。《辞书研究》中有33.85%的研究属于“偏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这与辞书研究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直接相关。
从历时走势看，《辞书研究》三个阶段“偏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分别占35.13%、29.75%和36.58%，呈V字形格局。第一阶段（1979—1990年）比例较高，因为该阶段辞书编纂研究（尤其是辞书编纂体会总结）数量多。后两个阶段辞书编纂研究减少，分别由第一个阶段的372篇降至第二阶段（1991—2001年）的228篇、第三阶段（2002—2010年）的195篇。与辞书编纂研究渐少趋势相反，释词释义、语料库建设与利用等偏重实践的研究文章逐渐增多。如语料库建设与利用由第一阶段0篇上升至第二阶段6篇、第三阶段21篇；释词释义研究由第一阶段110篇上升至第二阶段130篇、第三阶段178篇。第二阶段由于辞书编纂研究锐减，而其他偏重实践的文章上升幅度又不大，因此总体比例偏低。第三阶段辞书编纂研究下降幅度已减小，而其他偏重实践的研究又迅速增加，因此导致该阶段比例又迅速回升。
我国的辞书研究立足国内的同时，还积极引进国外成果。该类文章共计320篇，占统计总样本的6.95%，其中国外辞书编纂述评17篇、国外辞书评介176篇、国外与辞书相关的人物评介31篇、国外辞书研究成果评介12篇、对国外某辞书及其相关词目的研究27篇、翻译国外辞书研究成果57篇（见表1）。上述成果的引进，对我国辞书研究的理论建设和编纂实践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研究形式以建设为主，介绍、评论为辅
《辞书研究》包括介绍性文章、评论性文章和建设性文章。“介绍性文章”指对辞书、辞书编纂、辞书机构、辞书出版、辞书市场、辞书研究成果以及与辞书相关的人物等的介绍。“评论性文章”包括对辞书、专著及国内外辞书研究成果等的评价、讨论与商榷。“建设性文章”则主要是提出自己的理论、方法或如何解决某些问题等。统计结果表明，我国的辞书研究始终以建设性文章为主，占73.23%。介绍性文章和评论性文章分别占14.21%和12.56%。从历时走势看，评论性文章比例较为恒定，建设性文章逐渐增多，介绍性文章逐年减少（见表3和图1）。
“在一个学科的起步阶段，对其主要内容（如学科性质、定位、理论、方法等）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进行说明和介绍会相对多一些，进入到发展阶段，介绍性文章会相对减少，建设性文章会相应增加。”（刘艳春 2012）我国辞书研究中介绍性文章的逐年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辞书研究已经逐渐脱离“起步”阶段，跨入到“发展”时期。一个学科，其评论性文章的巨大繁荣往往预示着该学科进入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我国的辞书研究中评论性文章尚不足15%，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辞书研究还远未进入到“成熟”阶段。
四、文献例证式研究占绝对主体，定量、一手调查、语料库资料增多
辞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94.26%，文献例证资料占94.09%（见表4），这与辞书研究的学科性质及其主体研究内容直接相关。辞书研究中的很多研究内容都更适合使用定性方法和文献例证，比如辞书编纂经验介绍、释词释义分析、一个语文知识点的介绍与研究等。
辞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占5.74%，主要集中在辞书出版市场的概况介绍、辞书编纂情况述评、辞书研究成果综述、辞书的比较研究和辞书使用研究等方面，如《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和苏联百科工具书》（1984.3）、《新中国辞书事业三十五年》（1984.5）、《我国2002年辞书学研究述略》（2004.1）、《〈现代汉语词典〉和〈小罗贝尔词典〉的收词对比》（1991.2）、《语文辞书使用情况调查报告》（1999.5）等。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内容如果使用定量方法会更好，却没有使用，比如《中西传统百科全书比较》（1997.5）、《20世纪中国英语类双语词典发展史》（2001.2）、《〈现汉〉ABCD与AB（CD）同时出条初步考察》（2005.3）等等。我国辞书研究中的定量方法尽管增速较快（定量研究与一手调查、语料库资料相比增速最快），但总体使用率低，尚需加强。我国的辞书研究也出现了个案研究和实验研究，但数量很少，前者25篇，后者仅3篇，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具体见图2。
图2 定量、一手调查、语料库逐年比例
《辞书研究》中来自一手调查的资料占5.06%，来自于语料库的占0.85%，一手调查资料和定量研究相似，多集中在综述类研究、辞书比较研究和辞书使用研究类文章中，如《中外工具书之工具书述略》（1999.2）、《英语缩略语词典的现状及对策》（2000.2）、《语文辞书使用情况调查报告》（1999.5）、《英汉双语词典与英语单语词典用户语言需求与信息检索的比较》（2003.6）等。1988年钟嘉陵的《〈全唐诗〉自动辞书的研制与功能》（1988.3）首次使用自制语料库，此后对语料库的介绍、建设、开发等文章陆续在《辞书研究》中出现，如《计算机·数据库·辞书编纂》（1991.1）、《国外的语料库建设》（1992.1）、《语言资料库与双语词典编纂》（1995.1）、《关于建立网络化英汉语料库系统的设想》（1999.2）、《〈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的开发与应用》（2001.2）等。但也有学者认为“词典语料库是西方上世纪70—80年代的产物，而我们直到90年代才有这方面的成果发表，而至今大多仍只限于纸上谈兵，没有投入商业运营的大型词典语料库；而在西方谈语料库的建设和重要性已经是个过时的话题。这些都值得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注意”（章宜华 2010）。
五、形成较为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以北京、上海为中心，辐射地域广泛
核心作者群是发文量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体，他们是该领域学术研究的骨干力量，挖掘、培养和构建学科核心作者群是学科队伍建设的一部分。本文根据文献计量学著名学者普赖斯（Price D.）提出的公式M=0.749Nmax
来计算核心作者群。公式中M是发表论文数，Nmax是所统计年限中发文最多的那位作者的论文数量。只有发文多于M篇的作者才称得上核心作者。自《辞书研究》创刊至2012年末，去除消息、索引等非论文类文章作者，黄建华发文最多，共45篇，将其代入公式，得出M值为5.02。在实际应用中，按照取整原则，M值取5，那么，1979—2012年在《辞书研究》上发表文章5篇以上的作者就是核心作者。统计结果显示，《辞书研究》作者共计3123人，发表文章5篇以上（含5篇）的作者有235人，即核心作者为235人，占总人数的7.5%。可见《辞书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已具有相当规模，他们是《辞书研究》的核心作者，也是我国辞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篇幅所限，本文只给出发文在16篇及以上的作者姓名（见表5）。
《辞书研究》早期作者单位有时标注，有时不标注，因此作者地域分布本文从2001年开始统计。2001—2012年《辞书研究》明确标有单位的作者共计1598位，遍及国内除海南、青海之外的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覆盖面积广泛，但各区域之间分布不均衡，其中，北京发文作者最多（289人，占18.09%），上海次之（140人，占15.02%），发文作者在100人以上的还有江苏、广东、山东和浙江四地，而贵州、宁夏、西藏等地区作者人数极少。港澳台作者共计13人，香港研究者相对较多，共9人，澳门、台湾各2人。来自海外的作者有6人，美国、新加坡各2人，韩国和英国各1人（见表6）。我国的辞书研究今后要积极发动偏远地区，同时吸引更多的澳门、台湾同胞及海外作者积极参与。
六、研究基础渐趋夯实，学术规范日益提高，我国当代的辞书研究已跨入快速发展时期
文献数量的多少，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研究工作的前期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所处阶段的学术规范。孙德金（1999）认为，在论文写作中是否符合学术论文的一般规范，如有无参考文献、引文是否注明出处等，已经成为判断论文有无学术性或学术性强弱的一个尺度。总体来看，《辞书研究》中参考文献用量较低，有参考文献的文章仅占22.05%，平均每篇文章参考文献数为2.19篇。
从历时发展看，《辞书研究》的参考文献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期间实现了两次飞跃。第一阶段是1999年以前，该阶段每一年平均每篇文章的参考文献为0.15（远小于1），有参考文献的文章仅占5.68%；1999年进入到第二阶段，实现一次飞跃，即每一年平均每篇文章的参考文献数量开始大于1，但直至2009年都未超越6，有参考文献的文章比例升至42.76%；2010年进入
到第三阶段，实现再一次飞跃，即每一年平均每篇文章的参考文献数量开始大于10，有参考文献的文章已占到66.95%。
研究基础是一步一步夯实的，比较缓慢，学术规范意识的提高却可以立竿见影地反映出来，我们发现，进入2010年以后参考文献数量和有参考文献的文章比例迅速提升，这恰恰是研究者学术规范意识提高的反映。而参考文献在三个阶段的数量增长和列有参考文献文章所占比例的前后变化，也同时说明了我国当代的辞书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前期基础，并已经从起步阶段跨入快速发展时期。
附 注
[1]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6年，有关辞书研究的论文数据如下：《辞书研究》：111篇，其他180种刊物：305篇（2001年）；《辞书研究》：111篇，其他234种刊物：397篇（2002年）；《辞书研究》：116篇，其他282种刊物：459篇（2003年）；《辞书研究》：112篇，其他299种刊物：523篇（2004年）；《辞书研究》：105篇；其他220种刊物：306篇（2005年）；《辞书研究》：107篇，其他326种刊物：521篇（2006年）。上述数据见方宝花、何华连对我国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辞书学研究的述略，发表在《辞书研究》2002—2007年。本文根据“中国知网”对每篇文章参考文献的反映进行统计，包括一级参考文献和二级参考文献，数量上可能不全，因为有些著作类文献没有被“中国知网”纳入在内，但不影响通过历时对比来说明问题。
[2]包括：发刊词、贺词、题记、消息、报道、会议纪要、会议综述、获奖名单、答读者问、补白、讲话、致词、新词新义集萃、通讯、资料。
[3]本文根据“中国知网”对每篇文章参考文献的反映进行统计，包括一级参考文献和二级参考文献，数量上可能不全，因为有些著作类文献没有被“中国知网”纳入在内，但不影响通过历时对比来说明问题。
参考文献
1.黄建华.视野广阔 贡献突出——《辞书研究》与辞书学理论建设.辞书研究，1996（6）.
2.金武刚.定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一项来自3199篇论文的内容分析.社会科学总论，2003（1）.
3.刘艳春.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文章的定量分析——以《语言文字应用》为例.语言文字应用，2012（4）.
4.孙德金.二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文章的定量分析——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6）.
5.许嘉璐.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对语言文字研究和《语言文字应用》的期望.语言文字应用，2002（1）.
6.章宜华.辞书研究——与新时期词典学理论和编纂方法的创新.辞书研究，2010（1）.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024）
（责任编辑 郎晶晶）
我国艺术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哲学 中国文化艺术 中国哲学
一
“哲学”属于西方话语，但在近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它已经成为对我们的精神活动进行描述的文化框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存在的意义上承认并接受了“哲学”。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是对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进行反思，并以“发问”为主要特征的精神批判活动。这是从历史中搜寻的对于哲学的具有普泛性的规定，以此把握人类各种共同体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意义，是有广泛可理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观察视阈。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活动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化紧密相连。
二
自晚清学者黄遵宪把“哲学”这个词从日本介绍到中国，哲学就逐步附着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成为我们的精神文化框架。与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对话主题相适应，在哲学上形成了一个寻找属于中国哲学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当以上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胡适、冯友兰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上所做的工作为代表。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以西方哲学立场优先为特征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与扛鼎之作，而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以及现代新儒家等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则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在这些学院派哲学创作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实用理性的姿态进行了以马克思命名的哲学创作，叫做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在中国哲学的创作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解放以后李泽厚在哲学体系上的探索工作也应属于中国哲学的创作。应该说，一百年多年中国哲学的创作史，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哲学文化框架(这种框架可能是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释解、改造中国本土文化，构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场景需要的“新”哲学的过程。不管这些哲学是否能成为公认的体系，这种创作中国哲学的过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到当代的风景。
第一，“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文化的主题。无论是从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中国近代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哲学自从成为中国的本土话语，便与中国的历史命运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对话，还有已经融入我们政治、精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话。这种“对话”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话题域。第二，就哲学本身的发展来讲，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哲学之述”与“哲学之作”的历史与经验。在哲学的思考方法与叙述方法上，既要汲取科学理性的问题意识，在哲学之“追问”中依人类的思维逻辑去构造合乎理性的解释系统，又要在“形而上”的“根源意识”中寻找人类所拥有的终极情感。
三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的产物，而且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用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且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像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都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四
这种靠拢的趋势，也同哲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西方的自然哲学正在走向与东方思想有许多显著类似的方向，这不仅是由于自然科学发展，而且是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人们困于近视的和无情的实用主义、意志逐渐崩溃，道德逐渐堕落，由于精神生活找不到出路而彷徨无所依归，纷纷把视线转向伟大的东方。他们需要一种信仰，不是对外在神抵的信仰，而是对自己的信仰。他们需要一种伟大的人格理想与和谐的伦理结构，来维持前进的力量。愈来愈多的学者们指出，只有中国精神文明的伟大和谐，才是未来世界的希望。有人预言，中国的精神文明，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的主导。他们甚至宣称，如果不是这样，人类的前途就将十分渺茫。不论这种说法有多少根据，起码艺术上和美学上的表现论在西方的兴起，同这种倾向是一致的。明乎此，我们应该对祖国文明的伟大价值有充分自觉的认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了创造这样高度的精神文明，经历了漫长的、黑暗的年代，付出了沉重的、看不见的代价。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绝不是历史的非生产性的开支。“何期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它不仅已经成为不可征服的中国人民的脊梁，而且愈来愈成为世界文明的希望。
我国艺术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自艺术学荣升为第十三个学科门类后，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探索从未停止，哈尔滨音乐学院在进行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开设了史、论、评三个二级学科。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哈尔滨音乐学院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以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为例，通过对其研究方向、理论架构、课程特征等的分析，力图为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设提出新的思路。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学科;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
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自觉形成了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三个二级学科，但是，许多高校在进行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三个二级学科建设的过程当中备受争议，这也透露出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问题
纵观当前各大高校在对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进行建设的过程中暴露出许多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以“美学史、美学理论”代替艺术史、艺术理论，即以各个时期的美学观点、美学理论为主线，对此时期的艺术作品进行简要分析;第二，以“艺术发展史”代替艺术史，即以艺术的起源、发展、流变为主干，重点讲解艺术在各个时期的演变历程;第三，以“门类史的综合”代替艺术史，即以音乐史、美术史、电影史、戏剧史、舞蹈史等門类艺术的综合或相加为艺术史;第四，以“艺术作品史”代替艺术史，即有目的的选择某一时期具有重大社会、学术影响力的艺术作品串联成为艺术史;第五，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代替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即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方法来解读艺术作品。其实，以上五种现象都具自身的缺陷。首先，美学史、艺术发展史、艺术简史主观选择性较强，容易对艺术作品的选择产生分歧，因为评价艺术作品的标准常常是因人而异，而且也容易出现“部分代替整体”的现象;其次，上述艺术史未能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有机结合，只是单纯的艺术作品分析史;然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对艺术现象、艺术作品并不是普遍适用的;最后，在西方“艺术”的英文是art，其主要指美术，尤其指绘画、雕塑等，而在中国“艺术”的英文实则是arts，是包含美术、音乐、舞蹈在内的众多门类艺术之和，现存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建设多以西方艺术史为主，忽略了本土艺术史的深度挖掘与建构;另外，将门类艺术史的综合或相加当做艺术史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门类艺术史的简单综合或者“拼盘”并不是艺术史的全部，它忽略了门类艺术史与艺术史之间的关系，东南大学教授张道一先生曾在《艺术学不是“拼盘”》中曾指出：“艺术学不是拼盘” ，“研究艺术史是从艺术的历史轨迹中探讨艺术发展的规律”。①
2016年经教育部批准哈尔滨音乐学院正式建立，学院拥有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两个一级学科。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与其他高校所不同的情况：第一，全国音乐学院拥有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高校仅有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在为数不多的音乐院校中，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梯队成员能够基于自身办学特色，建设与其他音乐学院所不同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既不失去“音乐学院”的特色与办学优势，又符合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其二，为更好的建设艺术学，学院专门设立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研究所，哈尔滨音乐学院具有艺术学研究所这一独特的学术平台，教师们能够借助这一平台更好的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其三，哈尔滨音乐学院具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哈尔滨音乐学院现已形成了本、硕、博艺术学理论学科一体化教学模式，更加注重知识体系的连贯性。
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以中国艺术传统为立足点，结合哈尔滨音乐学院办学特色、哈尔滨音乐学院学生教育背景，为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新的思路。
二、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实践
在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三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之上，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觉形成了中国艺术史、艺术哲学与方法论、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心理与艺术治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方向。
（一）艺术史二级学科的新实践
哈尔滨音乐学院二级学科艺术史的研究方向是以中国艺术史为主。2019年4月24日，哈尔滨音乐学院聘任原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李荣有①教授为哈尔滨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此前，李荣有提出了以“乐”为统领、“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的主张，在此基础之上，李荣有教授在哈尔滨音乐学院讲授中国艺术史课程。李荣有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过程中，将中国艺术史课程分为十二个专题，即艺术史导引、艺术史研究方法论、远古艺术史研究、谈乐图文历史性对话、艺术文献研究导引、上古官史艺术文献（《尚书》）、上古官史艺术文献（《考工记》）、上古艺术实证材料研究、私人著作中的艺术文献、“二十五史”中的乐史文献、“二十五史”中的艺术文献、“三通”②中的艺术文献。课程体系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如表所列：
李老师在中国艺术史课程体系之概述中，采用了两个专题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艺术史进行总体性概述。在“艺术史导引”专题中，李老师先对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属性进行分析与讲解：从哲学到美学，直至艺术学是上层建筑的派生与演化过程，学习艺术学不仅仅要具有宏观的理论思维，还应从中国艺术实践传统的角度把握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探究艺术学的奥秘。随后，李老师介绍了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艺术学理论前沿问题。在“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专题中，李老师对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学生讲授了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并且分析了艺术史与艺术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认为研究艺术史不能脱离艺术理论，“论”从“史”出、“史”中含“论”，不能将二者孤立起来，将二者有机结合方为正确之举。艺术学理论专业学生除了明确“史”与“论”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应理清“古”与“今”、“史”与“文”的关系。
在中国艺术史课程体系之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中，李老师将其分为两个专题。研究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当立足于中国艺术实践传统，在“远古艺术史研究”专题中，李老师分析了中国艺术史从缘起到今日现状这一历史发展脉络中“乐”的重要地位，并且提出了中国艺术史是以“乐”为统领的这一思想主张。随后在“乐图文历史性对话”专题中，李老师深入的阐述了“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该体系是以综合性为前提的，其“思想来源是基于中国传统艺术综合性、包容性的典型特征，包容性是一以贯之的，反映在艺术形式、形态上就是综合性，可以说综合性是中国艺术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属性特征之一。由综合性发展而来的‘乐’‘图’‘文’，分别代表表演艺术、造型艺术、语言艺术，三者共同支撑起来中国艺术史学三大类型范式”。①张道一先生曾对“乐”的范围进行界定，他认为“乐”“可以包括音乐和舞蹈，并且扩及到诗歌”。②李荣有教授认为中国艺术是以“乐”为统领的，“乐”内在的包含有音乐、舞蹈（乐舞）、文学等形式，文学的最初载体就是文字，而文字是由图像生发而来的，因此形成了中国艺术史“乐（舞）”“图”“文”三足鼎立的局面，随后出现的戏曲艺术、电影艺术、电视艺术、广播艺术等门类艺术，其本质仍然是乐、图、文的不同组合与搭配。
李荣有教授在提出以“乐”为统领“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这一宏观体系之后，他将要从艺术文献与艺术实证两个微观角度去建构中国艺术史体系。艺术文献、艺术实证两个角度的挖掘是基于李老师长期从事图谱图像学与书籍文献学的研究，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李老师发现图谱图像学、书籍文献学是中国的学术传统，在汉代以后，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以及文字的成熟，书籍文献学成为主流，而图像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一直流传至今。在此基础之上，李老师从图谱图像学、书籍文献学出发，提出了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两个微观角度，即艺术文献与艺术实证。在艺术文献专题中，李老师首先讲解了中国艺术文献学述要，并从古文献之源、校雠学到文献学、中国现代文献学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艺术文献学的发展脉络。之后，李老师讲解了艺术文献的研究范围、艺术文献的筛选、经典文献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研究方法等，为学生提供了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方法论。李老师选取了《尚书》《考工记》这两部上古官史，将其性质、主要内容、艺术价值、传承情况、注译情况、后世影响以及其中涉及到的艺术文献资料分门别类的进行讲授。
在艺术实证专题方面，李老师认为近代以来学科的精细化分造成了知识体系的不完整性，现在学界常常提及的口述史、田野调查、艺术考古、民俗、图像等，其实质都是艺术实证的某一种。李老师首先讲授了上古艺术实证材料的类别，并且以远古雕塑类艺术品为例，运用艺术实证相关知识来挖掘其艺术价值。随后，他讲解了私人著作中的艺术文献、《二十五史》中的乐史文献、《二十五史》中的艺术文献、《三通》中的艺术文献。李老师认为艺术文献实则也是艺术实证的一种，其较为成熟、体系较为庞大，因此将艺术文献与艺术实证相并列。
（二）艺术理论二级学科的新实践
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理论二级学科下主要包含有艺术哲学与方法论、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心理与艺术治疗、非物质文化遗产五个研究方向。
艺术哲学与方法论：此研究方向的授课教师为马卫星教授③，马卫星教授认为艺术哲学与方法论研究方向是艺术学与哲学交叉的产物，马老师在结合学生教育背景之后，寻找到了艺术哲学与方法论的具体研究方向，即阿多诺艺术社会学。德国学者西奥多·阿多诺是一位哲学家、音乐家、社会学家，他精通音乐、电影、广播、文学、美术等不同的门类艺术，曾先后受到卡夫卡、贝克特、勋伯格、韦伯恩、毕加索等作品的影响，在艺术方面具有极强的造诣。其哲学思想的来源更是甚广：其受到克尔凯郭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与现象学;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康德的伦理学、启蒙理性;黑格尔的辩证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尼采的生命哲学等思想的影响。马老师认为阿多诺的艺术哲学思想研究应当归属于二级学科艺术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范围，因为阿多诺本身既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哲学家，其许多著作都在探讨艺术学相关问题。因此，马老师特地开设了“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阿多诺艺术哲学思想研究”等课程，对阿多诺思想进行深入的解读与阐释。
艺术管理：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管理方向授课教师为马卫星教授、刘可祎教授①。马老师与刘老师认为艺术管理是一个实践性较强的研究方向，因此，两位教授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理论+实践”的模式，实行双导师制度，即“学界导师+业界导师”，并且两位教授结合哈尔滨音乐学院自身的平台优势，充分利用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厅、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博物馆这两个艺术机构，使学生能够在公益性文化事业与营利性文化产业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机构进行实践。马老师认为哈尔滨音乐学院具有得天独厚的艺术管理教学优势，“哈尔滨国际音乐比赛”“哈尔滨之夏”等大型活动都在哈尔滨举行，哈尔滨音乐学院利用这一优势，建立了“研究生实践基地”，在包括大师班、学术讲座、演出、比赛等活动中，学生们可以自主的设计节目单、推广宣传、实际运营，从而提高学生们自主实践能力。在考核体系中，制定了“研究生实践手册”，学生可以将参与活动记录在册，学校统一核定后，将其转换为学分。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管理方向学生已然能够对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厅、“哈尔滨国际音乐比赛”、“哈尔滨之夏”的制票、售票、节目演出、经纪人管理等方面做到了自觉掌握;而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管理方向学生在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博物馆的运营、藝术教育功能的挖掘、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已经形成了有机生态圈。
艺术教育：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教育方向的授课导师为郁正民教授②。郁正民教授认为艺术教育方向学生要以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为主。例如，在学校教育方面，郁老师曾对“哈尔滨早期俄侨学校教育”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社会教育方面，郁老师主要对“农村艺术教育”进行研究。艺术教育方向学生不仅仅要在理论层面达到一定高度，在实践方面也要有所作为，郁老师强调上层的理论知识要与下层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真正的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因此，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教育方向学生在教师主导的情况下，多数学生加入了“爱乐室内乐团”，对社区、学校、社会等进行义务演出，普及艺术教育。
艺术心理与艺术治疗：艺术心理方向的授课教师为宋蓓教授③、艺术治疗方向的授课教师为杜青青教授④，两位教授认为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心理与艺术治疗方向学生应该以音乐艺术为出发点，涉及其他门类艺术，将教育、藝术、心智、脑等多种学科融于一体，对早期阿尔兹海默症、抑郁症、残障人士、老年人生活品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此方向的授课教师为郁正民教授。郁老师认为哈尔滨音乐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向应该依托黑龙江地域文化，深度挖掘黑龙江民间艺术，对黑龙江独特的满族、回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民族文化进行研究，从而对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与保护。
（三）艺术批评二级学科的新实践
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批评二级学科的具体研究方向主要以综合舞台艺术批评为主。
综合舞台艺术是在多种表演艺术的基础之上，对演出活动进行的综合性质批评，主要包括对台词、剧本、灯光、布景、造型、节目内容等，内在的包含了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文学等不同艺术门类，从哲学、美学、艺术学等角度对综合舞台艺术进行批评，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好的艺术效果与审美体验。
三、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新突破
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实践为全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归纳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新突破，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艺术学理论学科梯队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并不是以教师为主，而是以学生为主，学生在课堂之中针对授课内容可以随意讨论、发言。诸如在讲授艺术实证这一专题时，有学生提出艺术实证与图像学之间的关系，针对此问题学生之间开展了激烈的谈论，此种授课方式有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
第二，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综合性的特征，教师提出的以“乐”为统领、“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是基于综合性而言的。当前部分高校将艺术学理论弱化为门类学，或弱化为门类学的“拼盘”，丧失了艺术学理论作为一般艺术学的综合性特征，并且削弱了艺术学理论与社会时代发展的关联性。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梯队教师提出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心理与艺术治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建立在中国艺术传统之上，并且涉及到表演艺术、造型艺术与语言艺术。
第三，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教师在课前充分考察了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学生的学习背景，发现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学生曾有音乐学、音乐表演的教育背景，少量学生具有美术、传媒两个专业背景，因此，教师从音乐、美术、传媒等门类艺术的角度出发，为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学生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梯队教师认为艺术学理论专业的学生应将教育背景作为进入艺术学理论专业的突破口，从门类艺术的角度上升至艺术学理论，即从门类艺术提炼出适用于所有艺术种类的艺术理论，或艺术史、艺术批评。并且，教师为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下的艺术心理与艺术治疗、艺术教育、艺术哲学与方法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领域提供了具体的研究方向。其次，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梯队教师在讲授课程时，也是从门类艺术出发，最后上升至一般艺术学，诸如在讲授《吕氏春秋》时，教师就分为《吕氏春秋》中的乐史文献、《吕氏春秋》中的艺术文献两大类别等。
第四，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研究所的建立，彰显了艺术学理论的不可替代性，明确了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属性。研究所的职能，不仅仅包含学生培养，还应该内在的包含有科研、承办学术交流会议、学报期刊等职能。研究所能够为教师提供较为良好的学术科研平台，教师在研究所中可以形成不同的学科、科研团队，如中国艺术史建构团队、阿多诺研究团队、艺术批评团队、艺术创意团队等，这些团队可以针对某一课题、项目进行团队合作式科研，能够集思广益，最大的发挥教师的科研能力，从而达到教师科研能力的最大公约数，不断创作出具有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研究所还可承办、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学术会议的承办不仅仅可以加强学术交流，更多的可以提高我校的知名度。其次，研究所还可参加学术会议，学术会议的参加不仅仅是选派1-2人去参加，而是以团队的形式去参加，诸如艺术史相关会议，即可要求研究所中的艺术史相关的团队撰写学术会议论文，亦要求艺术史方向的硕士、博士撰写会议论文，以团队的形式参加会议，扩大学术影响力。未来，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在学报、期刊杂志、出版等方面会加强建设，以形成完整的学术链条。
总之，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实践，以我国古老悠久的乐文化传统为切入点，以“乐”“图”“文”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文化传统精髓的现代创新性转化为主导，将20世纪以来逐步分割形成的诸多单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资料信息进行有效整合，使该学科形成了由乐舞一体兼容古代所有表演艺术的门类和以绘画、雕塑为主体兼容古代所有造型艺术的门类为主体，并深入浅出地阐释解读这两大艺术门类孕育生发的共通性原理和功能意义。并且，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实践能够充分挖掘中国艺术传统、黑龙江本土文化，将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博物馆、音乐厅纳入教学体系范畴，引领学生较为直观便捷地进入“从宏观整体角度对艺术进行研究”的中国艺术学的学科范畴。这既符合中国艺术文化的悠久传统，又符合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办学特色，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又有着广泛的普适性，既属于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课程改革的新实践，又可为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