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通信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以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为样本，从经营协同、财务协同和管理协同三个维度对该并购案例的长期协同效应分别进行了分类分析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长期内产生了管理协同效应，获得了财务协同效应，但是较管理协同效应来看长期财务协同效应不显著，并购后2年未产生经营协同效应，并购后3—5年协同效应凸显，并购后6—10年协同效应逐渐丧失。整体来说，在整合期间协同效应逐渐凸显，但长期来看发展后劲不足。
关键词：中资银行;海外并购;招商银行;永隆银行;协同效应
引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各国商业银行纷纷走出国门逐渐开展全球化经营的道路，通过海外并购快速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已经成为全球重要银行的必然选择。近些年，中资银行进行海外扩张的需求日渐攀升，海外并购涉及的交易金额和规模不断刷新纪录。在银行业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下，中资银行更加注重海外并购的整合提升和整体效应的提高，即“1+1>2”的协同效应。
招商银行并购香港永隆银行作为中资银行海外并购史上一个大规模的、典型的案例，比较具有代表性。本文通过对这一典型银行业并购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以财务分析角度，从经营协同、财务协同、管理协同这三个层次进行深入研究，探索海外并购业务给银行带来的协同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协同效应进行综合评价。
一、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长期协同效应的分类分析
企业在并购之后，双方通过优势互补，资源进行持续地匹配、整合，并购之后的公司整体功能能够得以增强，从而带来公司总体价值的提升。本文选取招行2005—2018年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从管理协同、经营协同和财务协同三个维度共计18个财務指标上对招行并购的长期协同效应进行分类评估研究。
第一，管理协同效应分析。表1中，从衡量营运能力指标看，并购后招行的总资产周转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股东权益周转率呈下降趋势，现金资产周转率处于波动上升趋势，说明招行所有者资产的运营效应在降低，投资带来的收益逐渐减少，但并购提升了招行的现金资产周转效率。从费用控制水平指标看，招行在2009年后成本费用利润率处于下降趋势，成本费用率处于上升趋势，说明随着并购年限增长，招行费用控制水平有所下降，并购提升了招行的成本费用管理效率，管理协同效应较为显著。
第二，经营协同效应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息收益率三个盈利指标在2009年出现了较大的下降，这是受金融危机的深化影响，加上并购永隆银行后资产迅速增加引起的。其余四项成长能力指标在并购后两年内波动较大，但在2010年后较为稳定且水平均明显低于并购前水平，说明这次并购提升招行成长能力不太明显。
第三，财务协同效应分析。分析表3可知，2010年起招行长期偿债能力开始回暖，说明并购后的整合较成功，并购提升了招行长期偿债能力，但2007—2010年流动比率比值较低，2011年之后流动比率达到并购前水平，短期偿债能力回归正常。从节税能力指标看，2010年后招行实际所得税率略有提升并保持稳定，说明在并购后第一年由于业务往来和税法差异产生了节税效应，但是从并购第二年开始并没有很明显的提升节税能力。总体上看，招行并购后通过持续整合，财务协同效应逐渐显现。
二、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长期协同效应的综合分析
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AHP）构建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长期协同效应评价层次结构模型，以此进行管理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和财务协同效应的综合分析。本文通过调查问卷方法确定各层元素对上一层的重要性，总共面向高校教师和校外专家发放了20份问卷，要求专家对同一层级因素进行两两比较并打分，最终回收20份问卷，并且全部有效，而后将回收问卷结果录入AHP软件可直接计算出各类指标权重。对招商银行2005—2018年间的财务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处理后的数据确定的权重相乘再累计求和得到每一年协同效应综合得分（如下页表4 所示）。
从表4可知，招行并购前三年协同效应综合得分平均为0.4019，并购后协同效应年平均得分为0.4938，较并购前三年平均得分提升了22.9%。总体来说，此次并购比较成功。
三、结论
招行并购永隆银行在长期内产生了管理协同效应与财务协同效应，但相比较下财务协同效应较弱，而经营协同效应在并购后的2年内都未产生，并购后3—5年协同效应凸显，并购后6—10年协同效应逐渐丧失。整体来说，此次并购产生了长期协同效应，实现了与永隆银行的较好融合。通过此次并购，招行提高了公司盈利能力与综合竞争力。但是并购后期协同效应不显著，招行应该与永隆银行继续加强联动，以增强协同效应。
四、启示
第一，银行要根据自己的经营业务与战略目标合理选择被收购方。在选择被收购方时要考虑其核心业务是否能与自身业务优势互补，是否能有助于自身战略目标的实现。在本案例中，招商银行通过收购永隆银行来扩张香港市场，并以此为跳板继而扩张海外市场。
第二，准确把握并购时机。良好的并购时机可以使中资银行获得绩效的提升，从而提升并购效果。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的当年遇到了金融危机，这使得招行在并购后盈利水平受到影响。并购后双方资源整合以获得协同效应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关键时期遇到恶劣的经济形势会对双方造成不利影响。
第三，强化并购双方长期整合能力。海外并购的完成并不代表并购本身的成功，并购之后两家银行的金融资产、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和管理制度的糅合是烦琐却又极为重要的，如果这些方面整合不到位，可能会导致双方的经营业绩下降，不能实现并购的协同效果。
参考文献：
[1] 云昕，辛玲，刘莹，乔晗.优酷土豆并购案例分析——基于事件分析法和会计指标分析法[J].管理评论，2015，（9）：231-240.
[2] 顾晓敏，孙爱丽.并购重组与价值创造：目标公司的协同效应分析[J].管理世界，2015，（3）：10-17.
[3] 马永波.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协同效应研究[J].会计研究，2016，（11）：7-12.
[4] 刘丽华，陶蕴彬.医疗器械行业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分析——以Y企业并购S集团为例[J].财务与会计，2018，（10）：51-53.
[5] 江林忆.企业并购整合的财务协同效应及实现路径分析[J].会计研究，2016，（7）：64-65.
收稿日期：2020-03-06
作者简介：谭中明（1963-），男，湖南安化人，教授，博士，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倪雅梅（1995-），女，江西鹰潭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国际商务研究;马庆（1995-），女，安徽安庆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国际商务研究。
协同通信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小学书法教学 美术教学 协同发展 美育
书法和美术教学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小学阶段同时开设这两门课程很有必要性，因为二者可以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一、当前小学书法与美术教学现状
(一)书法与美术课程开设难以保证
合肥市目前仍有学校未同时开设书法和美术课程，部分学校未把书法课列入周课表计入课时，而是结合社团课的形式开展，导致参与书法学习的学生比例很低。同时，不同年级学生混合上课，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每到学期末，美术课因“主科”老师占课，不能按时结课和系统复习。
(二)对书法与美术教育的重视度不够
教育主管部门对书法和美术教学的重视程度和监督力度不够。学校缺乏专业的教学功能室，书法或美术教师配备不够，相关书法教学的设施设备不齐全。经常出现“全能教师”，书法和美术教师带语数英学科，而将自身专业抛诸脑后，专业才能无处施展，存在感逐渐消失。当前家长的重视度不够，2020年2-4月份疫情期间的线上课，美术作业不做强制要求，上传作业的学生寥寥无几，这与家长的重视与监督有关。
(三)书法与美术教学缺乏交互
在小学阶段，书法和美术学科属于“小”学科，在周课表中所占课时极少，通常书法和美术老师会跨年级代课，甚至要带整个年级的课，每周多达17-20节课。备课、制作教具、开展教研活动和批改作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加之担任兼职岗，用于教学研究、学科组之间交流的时间很少。书法和美术学科的老师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甚少，往往各行其道、缺乏交互。
二、小学书法与美术协同教学的重要性
(一)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书法与美术缺一不可
书法教学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鲁迅先生曾说：“饰文字为观美，华夏所独。”我国现阶段的小学书法教学，从所需的工具材料、学习者的执笔及书写姿势、书写的方法技能等方面展开，进而呈现笔画、偏旁及汉字的教法，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全面系统地传承了书法艺术。同时还介绍了中国汉字的起源、书体的演变、书法家的小故事、著名碑帖的赏析等，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美术教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展示平台。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使各艺术品类异彩纷呈，灿若星河，中国美术是其中一颗璀璨的珍珠。中国画作为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传神写照的人物画、意境深远的山水画、意味隽永的花鸟画及绚丽多彩的民间绘画构成。中国传统绘画，是基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中融合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素养、审美方式、思维习惯、美术思想、哲学观和价值观。小学阶段的美术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中国传统美术内容，如中国民间美术、篆刻和中国画。小学美术教师要充分发掘和应用中国画这一艺术宝库，系统全面地向学生展示祖国传统绘画的精神和魅力，激发学生对传统绘画的热爱之情。
书法和美术同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我国的书法、中国画、篆刻和民间美术，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部自2011年起力促书法走进课堂，将书法提升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课程，以中国独创的毛笔书写中国独有的汉字艺术，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从教育功能看，书法与美术各司其职
小学阶段应重视行为规范、学习兴趣、恒心毅力等德育教育，而书法教学正具有此项功能。例如，楷书是法度完善的字体，小学生学习楷书，利于学规范、打基础。在书法教学过程中，小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审美能力及动手实践能力等能够得以培养。同时，借助书法家的小故事还能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书法课堂相对安静，课堂氛围好，能够增强学生的恒心毅力，易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平静的学习状态和持之以恒的精神。
小学美术关注美术与生活的联系、对社会的贡献，引导学生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美术教材多以学生熟悉或感兴趣的事物、工具、材料为切入点，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性。美术作业多呈现绘画和手工的方式，对作品进行欣赏评述，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审美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从教学实践的过程看，书法与美术教学具有互补互促性
元初赵孟頫云 “须知书画本来同”，文徵明也有“时将书法作画法，墨花洒出皆神工”，可见中国书法和绘画是紧密联系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书画同源，相互借鉴融合，彼此渗透。中国古代画家们用笔将书法的结构运用到绘画中去，以加强表现力和艺术趣味。比如使用毛笔、中国画颜料和宣纸来作画，其中涉及运笔、用笔、题款，而这正是书法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学生学习了运笔的方法及题款的常识，再学习中国画，容易入手，事半功倍。
三、小学书法与美术协同教学的策略探究
(一)确保小学同时开设书法与美术课程，并提升学科地位
教育部门应当加大资金投入，给学校配备专业的功能室、教学设备及用具材料。配齐专业院校毕业的教师，并多提供培训学习机会，时常监督检查学校书法和美术的开展情况和教学效果。学校要确保书法和美术必要的教学课时，不占用专业教室，多倾听书法和美术教师的诉求，配备适当的教辅材料，开展丰富多样的书画活动，确保教研活动按时开展。
(二)提高社会对书法与美术教育的认识
书法和美术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艺術，能给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对提升气质、审美力、创造力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小学阶段开展书法和美术课程也应从弘扬文化的角度看，增强渗透性，提高认知度，可以在社会上多举办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如公益写春联、画年画、书画比赛等，这对书法和美术教学的开展大有裨益，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三)加强小学书法与美术教学的结合渗透力
同样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书法和美术有很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美术在小学教材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书法教师和美术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将内容相互延伸，拓展交融。比如美术教师在教授人美版四年级下册《用彩墨画鱼》时将毛笔的运用与书法的执笔运笔结合教学，国画作品中的题款可以结合楷书、行书等书体讲解。书法教师在书法教学中也可以穿插讲授书法家的小故事，同时欣赏名家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激励学生树立志向，提升美的修养。
综上所述，小学阶段同时开设书法和美术课程是十分必要的，书法教师和美术教师应多沟通交流，建立关联机制，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协同提升教学效果，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浩，沈伟，李俊，等.书法篆刻与教学[M].辽宁：辽宁美术出版社，2007：11-14.
[2]薄松年，陈少丰，张同霞.中国美术史教程[M].西安：山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137-139.
[3]张玲玲.浅谈培训视角下小学书法教育呈现的状态[J].求知导刊，2016(2).
[4]顾郁艳.浅谈当今小学书法教学[J].亚太教育，2015(8).
责任编辑：唐丹丹
协同通信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本文在分析协同商务与系统集成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协同商务的企业信息化集成体系，描述了集成平台的特点、总体功能模型和运行管理模式。该模型能够很好地满足企业在实施协同产品商务时对应用集成的要求。
［关键词］ 协同商务；企业信息化；信息系统；集成
［
一、引言
对于相当一部分企业来说，各种管理软件已经普遍使用，信息化的内部要素（包括ERP、CRM、SCM、OA、BI、网上门户、电子支付系统和物流配送系统等）已基本建成。但是，这些要素之间仍未被集成起来，每一个信息系统都是孤立的，出现了诸如信息膨胀、信息孤岛、信息非结构化等问题。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企业已不满足于单个信息系统的效果，他们希望从这些系统中挖掘更多的数据，通过系统集成，使各系统的信息可以无缝地在系统间顺畅流通。正是在这种需求的带动下，逐渐演化形成了一种新的商务模式——协同商务（Collaborative Commerce，CC）。
协同商务最初由Gartner Group提出，将其誉为“下一代的电子商务”，它是“一种激励具有共同商业利益的价值链上的合作伙伴的商业战略，其主要通过信息共享来实现”，是“一种允许企业内部、企业与其业务伙伴之间或者贸易社区（Trading Community）的参与者之间协同交互的基于Internet技术的新型商务模式”。协同商务系统与传统信息系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强调信息的集成和共享，以代替原来单纯的数据交换。
二、集成平台研究现状
早期企业集成平台的研究集中在企业应用集成(EAI)上。主要解决企业异构软件系统之间的数据集成和互操作问题，为企业提供基本的信息服务、通讯服务、应用编程接口、应用开发工具和集成管理工具等。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项目有:欧共体CCF项目、ANSA(AdvancedNet-worked Systems Architecture)和欧共体ESPRIT/ISA项目共同研制的开发环境ANSAware等。
随着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特别是Internet技术和分布式对象技术的飞速发展，企业集成平台的研究和应用也不断地深入和发展。集成范围扩展到企业业务运作的各个方面，已经由单纯的企业应用过渡到企业商务集成，可支持企业内和企业间数据集成、业务集成、应用集成和服务集成。其主要趋势为:从支持企业内集成扩展到企业间集成，从硬性集成到柔性集成，从数据和应用集成过渡到过程和服务集成，从点到点集成到端到端集成，从后台运行到可视化操作和配置等。
从目前情况来看，集成平台研究主要是针对企业已有的业务流程或商业合作过程，通过集成平台所提供的方法和工具，实现相关信息资源的集成和协作。其集成内容、方式己经预先存在，集成平台只是在集成方法和工具上给予支持，使原来手工方式的交流和协作可以通过平台来完成。但对于协同商务环境，当前的系统结构和集成平台还没有能力提供一种面向协同应用的体系结构和协同工作机制，存在着诸如缺乏开放性、灵活性和集成性，协同机制薄弱，基于Intranet/Internet技术的融合能力薄弱等问题。
为了使分布且异构的应用程序之间能以一种共同的方式提供和获得服务，从而实现分布式状态下企业应用的“软集成（Ｓoft Ｉntegration )”，本文将建立一个全面支持协同商务的平台模型，满足企业不同阶段的集成需求。该集成平台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实现信息集成和应用集成的软件框架环境，实现了全企业范围内信息的透明共享与管理，大大降低了集成的复杂度，提高了集成的有效性。它通过提供信息集成服务、应用集成服务、流程集成服务和管理监控服务，为企业协同商务的实施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三、基于协同商务的企业信息化集成
1. 集成平台的特点
协同商务是一种允许企业内部、企业与其业务伙伴之间或者贸易社区（Trading Community）的参与者之间协同交互的基于Internet技术的新型商务模式。从企业外部看，系统商务需要合作伙伴间动态协作交互，需要在协同商务生命周期内将正确的信息在正确的时间传递给正确的人；从企业内部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各信息系统模块的整合己经成为企业信息化的关键。协同商务是以当前已有的企业信息系统为基础的，涉及企业管理各个方面的完整的产品线或产品族，其中包括ERP系统、CRM系统、SCM系统、CAD/CAM/CAPP系统、PDM系统等等，也是已有数据和系统集成的框架。因此可以说基于协同商务的企业信息系统集成是一种基于Web环境以动态电子商务为导向的企业信息化集成系统，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1）基于Web环境。要求企业信息化充分利用Intranet/Internet技术，形成B/S结构，发挥浏览器的优越性，将浏览器作为管理软件与外部环境进行数据交换的主要接口之一，以保证企业信息化的各项管理系统在统一的平台集成、运行。
（2）以动态电子商务为导向。要求企业信息化建设进入高级阶段，用电子商务中所贯穿的以市场服务、客户满意为中心的理念来统领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此时企业原有的仅作为销售渠道的、简单的卖与买的电子商务已不能满足消费者和企业间开展复杂业务合作的需求，这就要求能够在实时条件下实现应用的动态集成，以实现电子商务向企业业务策略不断变化的动态电子商务演变。
（3）良好的集成性和易封装性。集成性指的是合作伙伴之间关键商务信息和商务系统的集成。平台应能够为所有关键的商务数据、系统和应用提供一个公共的集成环境，使合作伙伴之间可以透明地交换和共享信息。同时，为了能够方便地与企业遗留系统进行集成，要求采用简单可行、易于实现的遗留系统封装技术。
（4）优化性。优化性指对企业核心的内部和外部商业流程的优化。平台不但对商业伙伴之间的连接性和集成性进行维护，同时也应该对企业商业流程提供管理和优化功能。
除此之外，由于协同商务的特点，开展协同商务的企业合作伙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平台必须采用适当的安全措施，不能泄露彼此的商业机密。同时要注意企业信息集成涉及大量的标准和协议，如产品模型数据交换标准(Standard for the Exchange of Product model data，STEP)、可扩展标记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和虚拟现实造型语言( Virtual 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VRML)等，要保证企业不同领域中的信息应用都能得到满足，就必须解决标准间的映射和协调问题。
2. 集成平台的总体功能模型
在协同集成的原则指导下构建企业信息化集成平台，在功能模块的组合上需要实现两点：
（1）在流程上横向的序列化结构与纵向的树状结构相结合，以实现各功能模块之间的数据交换畅通，保证其共享互动。
（2）在各模块、功能之间要实现设计的松散耦合，接口和数据交换实现统一的格式便于维护和扩展，避免功能重叠设置。
从图1中可以看出基于协同商务的企业信息化集成平台功能模型包括６层：
（1）基础层。为平台提供底层支持，包括虚拟专网、广域网、分布式数据库、操作系统等。
（2）协议层。支持平台的通用协议合标准规范，包括TCP/IP协议、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文件传输协议（FTP）、XML、STEP、VRML、简单对象访问协议（SOAP）、统一描述发现集成协议（UDDI）、Web服务描述协议（WSDL）等。
（3）核心服务层。为工具层中工具系统的建立提供所需的底层数据和应用操作功能，主要包括服务描述服务、数据管理服务、资源共享服务、信息集成服务等。
（4）支持工具层。为建立集成应用系统提供一组可裁减的工具集，主要包括Web服务工具、工作流管理工具、共享资源管理工具集以及协同支持工具集等。各个工具可以方便地集成到各应用系统中。
（5）业务应用服务层。包括一些面向用户的支持协同商务的集成性应用系统，由一个或多个企业应用以及平台提供的工具系统集成。在遵循企业业务规则的前提下，支持企业协作伙伴之间的业务协议规范和复杂的业务流程，并且可以与企业内部的业务流程结合起来，实现无障碍的操作。
（6）表示层。即企业信息集成平台门户，为用户提供统一的、集成化的环境和服务，是支持企业间开展协同商务的通道。
四、结 论
随着全球化市场的到来，协同商务得到了企业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对企业应用集成提出了更新的要求。本文在深入分析了企业应用集成与协同商务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协同商务的企业信息系统集成模型，构建了其总体功能模型，能够很好地满足协同商务对企业应用集成的需求，使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可以顺利地、无障碍地实现全方位的协作，为企业顺利实现协同产品商务、提升核心竞争力创造有利的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
［1］ 俞立平. 企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2］ AMT协同商务专家组. 协同商务（CC）初阶［R］. AMT企业资源管理研究中心，2003.
［3］ 吴应良，吴炜. 一种面向协同电子商务的企业应用集成系统体系结构［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3，（23）.
［4］ 谢晓轩，张浩，夏敬华等. 企业应用集成综述［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2，（22）.
［5］ 黄双喜，范玉顺. 支持协同产品商务的企业集成平台设计［J］.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03，（4）.
［6］ 陈继忠，田凌，童秉枢. 面向协同产品商务的企业信息集成平台研究［J］.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05，（8）.
协同通信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随着新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小学数学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充分重视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通过有效的引导与帮助，切实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动性。由于数学语言决定着学生的数学专业性与数学思维，应用数学语言进行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充分适应数学教材资源，在数学教学过程中，使学生积极踊跃的进行数学实践，动手操作，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养成良好的数学思维。所以本文在此背景下，简要分析小学数学教学中的“言”与“思”的协同发展，并提出具体的教学策略，有效促进小学数学教学可持续延展与创新，希冀有效提高数学课堂教学效率。
关键词：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思维能力；思辩水平
一、 引言
语言是思维的重要载体，思维是语言的表现因素，语言的表达决定着学生数学思维能力。所以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培养并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切实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结合新课程标准要求，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使学生掌握数学语言表达技巧，能够使学生有条理性、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从而将获取知识与语言有效结合。
二、 巧用数学教材资源，拓展学生语言使用范围
数学语言是数学思维的前提，也是数学思维的应用工具。要想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首先要提高学生的数学语言表达技巧。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应当紧密结合新课程标准要求，以及学生的思维认知，在课堂上拓展学生的数学学习视野，巧妙地应用各类数学教学资源，切实增强数学语言的应用训练，拓展学生的数学语言使用范围。在小学数学教材中，有众多的情景图画以及叙事故事，教师可以以此创设丰富多样的数学教学情境，有助于为学生语言情景训练提供良好的素材与发展空间。例如：教师带领学生认识分数时，可以出示情境图“图片中有两位小朋友在野外就餐，有一个蛋糕，两瓶水和四个苹果”教师鼓励学生找出图片中隐含的数学信息，并且想一下提出哪些物品可以平均分，然后引导学生思考探究，当学生经过一番观察与讨论后，教师再引出教学内容，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数学教材插图的观察与分析、思考与归纳水平，学生不止增强了数学知识，也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教师在此基础上应用数学教材提问“同学们，你们从图表中看到了什么？能提出什么问题呢？通过算一算与比一比，你发现了什么知识呢？”通过教师的有效提问，切实培养学生的數学语言表达能力，有助于学生思维循序渐进的发展创新。
三、 巧妙应用计算说理，提高学生语言思辩水平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社会各界也极为重视学生核心素质的培养。对于数学教学而言，应当充分关注学生的计算能力与数学核心素养。由于讲清计算过程是一件较为复杂困难的事情，但是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计算教学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所以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复述计算过程中的算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20以内进位加法时，要求学生说出8+6的算理“因为8+2等于10，可以将6分为2和4，8+2=10，10+4=14”引导学生说出算理复述计算过程，学生思维能够更加清晰。
四、 说明训练操作步骤，培养学生语言流畅度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求学生说明训练操作步骤，有助于促使学生的语言和思维条理化。由于操作是一项手与脑协同发展的活动，使学生描述其过程，能够加速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理解与吸收，提高学生的创新性。教师引导学生动手操作时，要求学生手脑结合，能够运用流畅的语言表达出来，将感知思维转换为内部的思维认知有助于深化的理解数学知识点。例如：教师在讲解《圆的面积计算》这节知识点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同学们，你们考虑一下，我们现在将一个圆平均分成若干份，你会怎样分呢？剪下来的圆可以拼成哪些图形呢？”然后引导学生动手操作，当学生经过实验后，教师再次提问“同学们，剪下后的圆可以拼成长方形，那么与圆的面积有什么关系呢？长方形中的长与宽是圆中的哪一部分呢？”然后在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探究，教师说出圆的面积计算公式推导过程，应用数学语言表述动手操作的过程以及注意事项，有助于加深学生对于圆的面积计算公式的理解和认知，提高对公式的应用水平。
五、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看出，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教师必须全面结合新课程标准要求，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有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通过有效的引导，切实促进“言”与“思”协同发展，提高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有助于学生现时掌握数学学习技巧，从而提高数学核心素养。
参考文献：
[1]罗中琼.如何提高学生的数学语言表达能力[J].青海教育，2006（Z1）.
[2]高向斌.新课程标准下小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J].教学与管理，2005（28）.
[3]张灵静.培养小学生学习数学兴趣的几点做法[J].云南教育，2005（09）.
[4]张根昌，赵书超.小学数学教学言与思的发展[J].邢台学院学报，2005（03）.
作者简介：
倪飘飘，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南苑小学。
协同通信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而创新应用能力则是工程类科技人才必备的核心能力，课程设计改革作为创新应用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必须逐步推进与加强。本文通过分析高等素质教育中课程设计改革的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并根据当前应用创新型人才的特征及当代对科技人才的要求，深入探索基于深度产教融合的课程设计改革与实施方案，明确了课程设计改革和协同育人机制建设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
【关键词】课程设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
课程设计是大学某一课程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是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在学校教育环境中使学生获得实践能力、促进其知识迁移的、进而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具有教育性经验的计划。通过课程设计可以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且加深对所学专业知识的感性理解，提高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了更好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应高度重视实践环节的改革与实施，不断地调整实践教学环节的整体建设思路，打造灵活高效的创新实践机制，引进丰富先进的创新实践方向，培育适应地方经济建设的工程技术人才。
一、工程類应用型人才培养教育理念
遵行“强素质、重实践、求创新、育全人”的教育理念，本着“理论结合实际、培养创新人才”的宗旨，加大力度培养工程应用型人才。另外，教育理念需要不断更新，协同育人机制需要不断深化，通过强化校企合作，共同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模式，充分挖掘企业技术内涵，调动企业的技术支持，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应用促实践，以技术促教育，进一步健全应用型人才培育方案。
通过教学实践环节的改革，充分发挥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技术力量，在实践目标上紧追社会技术需求与人才需求，在实践内容上紧扣技术最新前沿，在展开形式上突出可选性与多样化，推进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从实践环节入手，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工程设计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特别是在课程设计的运行管理方面更应该加大力度，提高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加深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全面提高高等人才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
二、课程设计教学改革与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关系
课程设计教学改革与协同育人机制建设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相互照应的。课程设计改革的内容与形式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充和支撑了协同育人机制；协同育人机制的建设是课程设计教学改革的保障。总结有以下几条关系：
（1）通过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创新，加强和补充协同育人机制建设
课程设计教学改革属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创新，打破传统课程设计模式，通过校企合作开展教学实践环节，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从课程的安排、实践环节的设计、人员的管理、学生的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是协同育人机制的扩展与补充。
（2）发挥协同创新的主体作用，加强内涵建设
校企合作形式多样化，但是都是基于相互促进、互相扶持的理念，学校应该支持企业的技术发展和人才的需求；同时企业也应该支持高校的教育事业，积极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提高毕业生的能力，为企业更好地服务。学校应该发挥协同创新的主体作用，通过具体的工作逐步加强协同育人的内涵建设。
（3）校企协同开展课程设计改革试点，创新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设计的模式一成不变，必然导致教学效果的落后，引入企业的理念与项目，进行课程设计改革，是对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三、工程类课程设计改革实践
1.工程类课程设计改革的必要性
课程设计必须紧扣课程的重要知识点，让学生把框架知识具体化、书本知识灵活化、概念知识工程化。目前高校都很重视课程设计环节的科学性与发展性，积极推进老师和学生的积极参与，重点提高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成为了工程类课程不可或缺的培养形式，但也存在诸多教学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课程设计内容、形式单一，可选性差，先进性、实用性不够，难易程度欠阶梯性，需要增加应用性背景强的项目，提高学生的工程能力及就业竞争力。大多数工程类课程的课程设计题目为一个，所有学生做相同的内容，主要是通过设计原理是否正确、硬件的布局是否合理、焊接的工艺如何、软件是否可以调试运行、是否做了提高部分、答辩等指标判断学生是否很好地完成了实践学习任务、是否熟练掌握了所学的知识。
（2）课程设计与职业规划、未来就业方向联系不够紧密。课程设计往往是“就书论书”，和教材内容联系紧密，将教材内容系统化、综合化，主要是辅助课堂知识进行验证性或者演示型的重演，加深和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认识，但往往没有站在学生就业的角度长远考虑，不能突出课程设计的就业引导特点。应该在课程设计等实践环节体现专业职业规划与未来就业方向，引入企业工程师可以从不同角度培养学生的职业理念与素养，这样才能循序渐进地让学生对专业形成感性认识，积极正确地为就业准备。
（3）课程设计不能很好地支持大学生创新与创业。课程设计的指导老师往往是本校的专职的老师，大部分缺乏企业工作经验或者项目开发经验，不能很好地指导学生进行贴近生产和应用的项目，课程设计的内容往往做不到与时俱进，不利于大学生创新与创业。
引入企业的技术课题可以带动和挖掘技术人才的兴趣点，开阔视野，提高就业的方向引导，有利于提醒学生进行就业前的热身，提高就业质量。
2.工程类课程设计改革核心内容
为了解决目前实践环节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及质量，以课程设计教学改革为契机，结合课程设计的工程应用特点，建设校企合作平台，通过聘请产学研合作企业工程师参与课程设计等实践环节，强化协同育人机制建设，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为国家和地方培养具有综合工程实践能力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建设协同育人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将导师、项目、平台整合起来，扩大与扩充育人载体，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和技术推广服务工作，推进高校学科专业与产业、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需求的无缝对接，并反哺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建设优质资源共享、协调合作的协同育人机制。
（2）加强校企深度产教融合，为课程设计改革实施保驾护航
学校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和周边企业广泛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发挥学科优势资源，助力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与产业化进程，大力推进产教深度合作，并从中获取教学实践创新点，灵活运用到课程设计及其他实践教学环节，吸引工程师参与教学实践有助于校企文化融合，将职业素养训练、职业规范渗透到日常管理，促进学生基础行为习惯的养成，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更好地为企业储备高层次技术人才，达到校企合作的共赢，这也是产教融合的目的和精髓所在。
（3）切实保障复合型教学队伍的建设
为保障课程设计教学改革的长期正常实施，必须建立一个高水平的复合型教学团队，由专人协调教学队伍人员的变动和补充，保證教学力量的质量和稳定性。依托复合型教学团队，校企共同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参与课程设计的教学实施，共同参与课程资源的配套设计与培养质量评价，做到全员兼顾、因材施教。
（4）推进课程设计改革必须紧密配合实验室设施的建设
推进共建实验室、科技团队等育人载体，努力实现高水平科学研究与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相互支撑，构建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合作机制。学院实验室设备按照学科建设要求进行逐步建设，并逐步得到扩充和完善，通过企业协助建设、联合共建等形式进一步满足课程设计改革需求。
3.工程类课程设计教学改革实施方案与目标
课程设计教学改革实践可以首先通过试点运行，再逐步在课内实验、毕业设计、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等实践教学方向推广。需配套制定课程设计运行管理制度、人员管理制度、设备管理制度，配合相应的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课程设计教学改革的实施方案和实施办法有以下几点：
（1）以1-2个专业开始试行：
（3）课程设计多样化，一门课程的对应课程设计题目不仅仅设立一个，必须设立多个，可供学生选择。
（4）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引入产学研单位的工程师参与课程设计指导，课程设计题目部分由校内老师进行设计确定，部分由校外导师设立确定。
（5）课程设计相关设备、元器件等提前由老师制定好采购计划。
（6）完善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
（7）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及相关的管理机制。
项目实施中间也会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与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行以及持续性运行。
（2）制定详细的课程设计协同育人计划，保证计划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3）课程设计内容的具体化，并保证内容的不断更新，包括大纲、日历、设备清单等。
（4）校内老师和校外老师的认定与管理制度的建立，课时认定制度的建立。
（5）课程设计学分认定标准与管理制度。
（6）混合题目的课程设计管理，教学、验收场地的安排等。
4.工程类课程设计教学改革的实施特点
课程设计改革场所在校内实验室进行，聘请校外导师前来协同上课，将选择难度较大企业题目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安排相应的实验室进行上课，采用一边做一边讲的模式，进行项目的开发与实践。
（1）题目多样化
课程设计题目分校内题目和企业题目，校内题目由校内老师提供，企业题目由企业导师给出，项目任务布置、项目实战阶段、产品案例分享、企业需求介绍及职业规划、课程设计总结。
（2）双导师讲解。
企业导师项目提交到学院，校内老师熟悉项目之后，共同承担课程设计的教学任务，包括考勤、讲解、操作指导等。
（3）软硬件结合。
硬件实验平台由学校统一安排或者由企业提供，由导师进行基础的讲解和操作示范。
（4）全程跟踪教学。
在课程设计进行中、或者课余，学生有问题可以通过面对面、网络平台的形式随时提问，由导师答疑解惑，协助学生解决困难，完成课程设计要求的功能。
（5）多重考核形式。
学生的考核成绩由双导师共同评分，并且按照平时、作品、报告、答辩等多重指标进行考核评分。
（6）多成果验收
课程设计成果包括课程设计方案书、软硬件作品、报告、答辩演示文档等。
（7）辅导方法
通过课内统一辅导、分散辅导、课外答疑、网络答疑等形式辅导学生完成课程设计内容。
（8）验收与考核
课程设计结束主要验收报告和作品，并且设计答辩环节以区分学生掌握的程度，综合平时成绩，给出最终考核分数，由校内老师统一录入教务管理系统。
四、结语
在课程设计环节引入了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有利于打破课程设计的传统模式，改变单一制作题目、做仿真、做老套设计的课程设计方式，提出了丰富多彩、应用性强的课程设计方案，工程类课程设计改革方案可以逐步在各实践教学环节展开，进一步丰富协同育人机制。
（1）采用协同育人模式，让企业、机构等加入到教学实践环节，丰富了培养方式。
（2）课程设计内容的应用性、可选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职业能动性。
（3）课程设计系统性、实用性增强了，企业导师保证了项目的可操作性。
（4）课程设计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实践环节，后续可以进一步推广，并应用到毕业设计等培养环节的教学质量的提高。
（5）实践环节的深化改革，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发展与推进。
综上所述，基于课程设计的教学改革案例不仅仅从理念上改变了一贯的课程设计及教学实践的模式，并且有效利用产学研合作平台，发挥产教融合培养模式的优势，加强协同育人机制建设，通过脚踏实地的操作与管理，可进一步保证切实完成教学改革的整体工程，有利于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柳友荣，项桂娥等.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5（05）.
[2]潘玲珍.基于产教融合的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03）.
[3]王丹中，赵佩华.产教融合视阈下高职院校协同育人机制探索[J]. 中国高等教育，2014（11）.
[4]王辉.校企协作助推产教融合：美国社区学院校企协作“项目群”的兴起[J]. 高等教育研究，2015（03）.
[5]汪霞.课程设计的几个基本问题[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11）.
[6]吴爱华，刘晓宇.深入推进科教结合协同育人[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03）.
协同通信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借助加权TOPSIS法、联立方程法、互动协同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处于增长态势，但系统间差距处于扩大趋势，同时该区域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分层特征，但不同层次省市的俱乐部趋同存在明显差异;②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具有内生性，且两者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同时该区域绿色城镇化对旅游业的驱动效应强于后者对前者的作用;③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关系处于不协同阶段，同时该区域11省市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可分为稳定型与跃升型，此外该区域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形成“东强西弱+局部塌陷”的总体格局;④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对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整体上，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与其关系呈拉长的倒“U”型，存在门槛效应，而旅游业发展水平与其具有较强的正向驱动关系。
关键词：绿色城镇化;旅游业;互动协同;长江经济带
当前，我国城镇的生态环境质量虽呈现持续好转的总体态势，但也存在成效不稳、容易反弹、局部恶化的问题。同时在城镇化尚处于加速阶段的背景下，推进绿色城镇化成为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表征区域在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平衡点的基础上，实现低碳、循环、包容性发展。[1]由此判断，绿色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实现路径。旅游业是典型的绿色产业，具有产业集聚性、社会影响性、文化溢出性等特征，可从多个维度作用于绿色城镇化建设;同理，绿色城镇化建设也会从产业优化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社会文明提升、生态环境改善等多个方面促进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基于旅游业视角探究两者关系成为绿色城镇化动力来源研究的焦点，该问题的探讨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直接响应，凸显后疫情时期新格局背景下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
一、文献综述
鉴于拉美国家畸形城镇化饱受诟病，致使较多学者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融入“生态城市”的概念，进而形成绿色理念。该理念形成后，演化为两条研究路径，一是绿色理念的丰富与完善，如提出“精明增长”与新城镇主义;二是将该理念与建筑、规划进行衔接，形成绿色建筑与绿色规划等细分研究领域。绿色理念形成与发展为国内绿色城镇化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国内学者注重从认识论角度分析绿色城镇化的内涵、困境与路径。多数学者认为绿色城镇化应以生态文明为引领，凸显以人为本的核心特征，并通过绿色、创新、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以利益共享、福利普惠、绿色和谐为目标的空间再生产。镜鉴绿色城镇化内涵，较多学者发现，绿色城镇化建设面临着工业化思维尚未扭转、产业低碳化不足、基础设施绿色化欠缺、环境正义彰显较弱等方面的困境。[2]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建设全过程、绿色生产方式嵌入全产业、空间设施绿色更新、环境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成为破解上述困境的共识性路径。[3][4]为了更好地把握绿色城镇化的演进规律，关于绿色城镇化水平测度的研究开始出现，但总体数量偏少。这些研究聚焦不同维度的绿色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指标体系的准则层主要包括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等维度，要素层主要涉及生态经济、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具体指标。[5][6]这样的设计考虑了系统性，而忽视了准则层内部构成维度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而难以表征准则层不同维度的重要程度，最终可能导致测度结果出现偏差。
旅游业与其他系统的关系研究发轫于其对区域经济单向驱动或阻滞作用的分析，Rodenburg发现，不同规模的旅游企业发展促进了巴厘岛经济发展，而Fleming和Toepper指出，旅游业的脆弱性会影响经济的稳定性。随后旅游业与生态环境单维度互动作用研究，引导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旅游业与其他系统互动关系研究范式的构建，如Timothy和Nyaupane基于发展中国家案例分析得出，旅游业发展促进了文化遗产活化与保护，同时多角度文化遗产保护也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随着自组织理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的引入，旅游业与城镇化多维度互动研究受到重视，如唐鸿、彭邦文、赵磊等学者借助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了张家界、云南、我国31省市旅游业与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互动协同关系。[7-9]这些研究遵循“互动协同关系理论建构—互动协同关系验证—政策建议提出”的研究范式，可较好地剖析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过程和方向，然而这样的研究可能存在逻辑链条断裂。具体而言，两个系统关系的实證检验部分应分为两个步骤，其一，从要素作用系统视角，测度两个系统之间是否具备互动作用;其二，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算系统间互动协同作用方向与程度，这样才符合“存在—验证”的逻辑规律。然而现有这方面研究均是在默认存在关系的前提下，直接转入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可能导致测度结果存在一定偏颇，仅有的少量关于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关系剖析的文献，也是沿用了上述范式。综览既有文献，现有研究已在绿色城镇化理论框架构建、实证测度与对策建议以及旅游业与其他系统互动关系分析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为本文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证结果佐证，但还存在3个方面的不足。其一，现有的关于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评价的文献，没有对准则层不同维度重要性进行区分，且缺少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以绿色为导向的生态发展观指导;其二，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实证分析还停滞于省市层面，没有聚焦城市群、经济带等协作区，而作为注重产业分工协作、设施互联互通、生态共保共治、服务便利同享的长江经济带，肩负着打造美丽中国样板的重任，因此该区域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发展对其他重大国家战略区域的绿色发展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其三，研究范式陷于先入为主地认为存在互动关系和直接验证系统互动协同作用的方向与程度的窠臼，缺乏对两者是否存在互动性的验证，导致逻辑链条不完整。鉴于此，本文以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关系厘清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借助加权TOPSIS法全面把握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建设与旅游业发展水平情况，同时利用联立方程法验证两大系统是否存在互动作用，最后采用互动协同模型测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效应的时空演变规律，以期了解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发展阶段及空间特征演进过程，进而有利于提出促进该区域两大系统向耦合共振、协调共轭的高水平互动协同阶段演化的对策建议。
二、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作用机理分析
本文立足生态文明思想，引入芒纳星河的可持续发展三角，并借鉴刘君言和陈梦玫关于可持续发展维度分类与关系研究，形成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新可持续发展三角。该三角包括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正义、环境强可持续性，三者通过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追求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新平衡与增长点。[10]具体而言，经济效率是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社会公平与正义是制度保障和伦理限制，环境可持续性是刚性约束与生态福利。参考现有相关文献关于绿色城镇化指标体系主要涉及维度，同时考量不同维度城镇化过程，本文将绿色城镇化系统解构为经济绿色城镇化、社会绿色城镇化、空间绿色城镇化和环境绿色城镇化，分别表征经济发展有效性、社会包容性、空间公平性与生态可持续性，同时力求绿色城镇化体现以人为本和绿色发展理念。基于新可持续发展三角，经济效率对应经济绿色城镇化，社会公平与正义对应社会绿色城镇化与空间绿色城镇化，环境可持续性对应环境绿色城镇化。依据新可持续发展三角的相互关系，可推理出绿色城镇化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和重要程度划分，即在环境绿色城镇化强约束下，经济绿色城镇化在系统中处于重要位置，社会绿色城镇化与空间绿色城镇化处于相对关键地位。另外，既有的关于旅游业与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等方面的研究对旅游业系统的构成进行了梳理，大致沿着“资源—市场—效应”的视角将旅游业系统分解为旅游业支撑条件、旅游市场需求、旅游产业效应等3个方面，分别表征旅游业发展的依赖要素、旅游客源数量、产业直接与间接作用。其中旅游业支撑条件是旅游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基础条件，旅游市场需求是旅游业发展的内在条件，旅游产业效应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旅游业支撑条件与旅游市场需求多是通过旅游产业效应作为传导路径与其他系统发生关联。鉴于旅游业综合性，旅游业可通过要素集聚与产业升级、资源开发与文化活化、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技能提升与扩大就业，发挥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多维度功能。
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均是具有耗散结构的复杂巨系统，两者在远离平衡态的情形下，经过系统内部要素间非线性作用，引发系统涨落，最终导致两大系统关系从无序状态转换为有序状态。两者互动协同作用具有时空交互性、动态性与阶段性。接下来，以系统演化的某个阶段为例，从空间+功能视角，沿着系统内生性关联—外部交叉的逻辑来阐述两者之间的互动协同作用机理。首先，在生产空间维度上，基于经济功能视角，经济绿色城镇化借助资金支持与市场扩大双重手段，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如经济绿色城镇化注重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导致产业附加值大幅度增加，进而为旅游业发展所需的支撑条件改善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旅游业通过要素集聚导致产业优化升级，驱动区域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如旅游业介入区域经济，吸引生产要素在区域空间内集聚，产生规模经济，促使区域原有产业链与旅游产业链在深度融合中实现产业绿色化。其次，在生活空间维度上，基于社会功能视角，社会绿色城镇化与空间绿色城镇化建设引导的社会空间、文化空间演化，为旅游业健康发展提供多维度支撑。如社会绿色城镇化注重市域社会建设，通过公共服务体系转型与升级、社区治理模式改革与創新、激励保障体系构建与完善，为旅游业多维度作用发挥提供基础性保障。与此同时，旅游业具有经济上的乘数效应和社会上的幸福增进效应，这将助力绿色城镇化在建设进程中实现空间公平与正义。如旅游业发展必然带来经济财富累积，从外部条件助力社区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社会福利提升。最后，在生态空间维度上，基于环境功能视角，环境绿色城镇化更加注重资源环境约束，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来优化环境，进而为旅游业发展提供生态保障。如地方政府会在强化自然环境保护的基础上，重视通过人工环境建设来正向影响自然环境，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与之高度匹配的人居环境。相应地，旅游业会通过优化美化环境与提升旅游者责任意识，驱动环境绿色城镇化建设。如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低碳理念、天人合一理念编制旅游规划，进而全方位、全要素、全场景推进旅游发展，这也是推进绿色城镇化建设的过程。
三、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为了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关系，本文不仅需要构建绿色城镇化—旅游业系统互动协同的指标评价体系，而且需要厘清所有指标的数据来源，还需要遴选最优的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在遵循系统性、层次性、导向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绿色城镇化与旅游业互动协同作用机理，通过频数统计、理论解析与专家咨询3个步骤来遴选、构建指标体系。第一步，在Web of Science与CNKI数据库中，检索2009—2019年关于两个系统构成的高下载率、引用率的文献，然后对文献中的相关指标进行频数统计，选取反复出现的指标。第二步，参考新型城镇化水平与旅游业健康度指标体系[11]，对形成的指标池进行反对检查，构建初步指标体系。第三步，邀请相关领域的15位专家对初步建立的指标体系进行调整与优化。基于上述3个步骤，最终形成包含经济绿色城镇化、社会绿色城镇化、空间绿色城镇化、环境绿色城镇化、旅游业支撑条件、旅游市场需求、旅游产业效应等7个维度，涉及51个指标的绿色城镇化—旅游业互动协同评价体系。
本文以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51个评价指标的数据作为测算对象。这些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1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统计年鉴或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还有少部分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所有价值型指标的数据以2009年价格基准，进行平减处理。
（二）综合赋权法
本文首先引入客观赋权法——熵值法来测度指标权重。该方法是根据某项指标的指标值间变异程度确定权重，该方法能够拉开不同维度的档次。其赋权步骤包括：数据标准化、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值、确定各指标权重，具体计算公式不再赘述，主要参考时朋飞、吴代龙等学者的研究。[12]
其次，为了避免客观赋权法使得每个系统指标间权重差异过大，本文引入层次分析法与模糊数学评价方法相结合的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再次测算两大系统指标权重。该方法具体包括3个步骤：构建优先关系矩阵、创建模糊一致矩阵、计算各因素排序向量。基于上述3个步骤可得到最底层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
最后，参考刘宏的研究进行综合权重测算[13]，即借助主观赋权法对客观赋权法得出的权重进行调整，使得指标权重更为合理。
（三）加权TOPSIS法
加权TOPSIS法是多属性决策分析法，基本原理是通过测算比较对象靠近或远离正理想解或负理想解的程度，这种距离程度包含在相似性指数概念中，并以相对贴进度的大小表征比较对象在备选方案中的优劣排序，进而支撑决策。由于加权TOPSIS法对样本指标数量、数据分布限制较少，既适用于小样本资料，也适用于多评价单元大系统资料，因此，加权TOPSIS法被广泛应用，主要包括供应链管理与物流、商业与营销管理、安全与环境管理等领域。此方法计算步骤包括：构建规范化矩阵、计算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厘定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测度不同方案分别到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的距离、确定相对贴接近度。其中，第三步最为关键，因为加权TOPSIS法的核心就是比较不同对象或方案与理想解的距离，这个距离直接关系着最优评估对象或方案的选择。具体计算公式不再赘述，此部分计算公式的参考文献与熵值法部分相同。
（四）联立方程模型
本文借鉴经济学中的联立方程模型，来验证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是否具有内生互动关系。该联立方程包括两个回归模型：
gu=c（1）+c（2）*tdl+c（3）*pcgdp+c（4）*ur+
c（5）*cii+c（6）*gcaca+μ（1）
tdl=c（7）+c（8）*gu+c（9）*faoc+c（10）*nta+
c（11）*tlp+φ（2）
其中，本文将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gu）和旅游发展水平（tdl）作为研究模型的内生变量。参考王福胜等学者选取外生变量的方法[14]，本文从已经构建的指标体系中遴选关联度、权重水平高的指标，绿色城镇化系统遴选人均GDP（pcgdp）、城镇失业率（ur）、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cii）以及城区绿化覆盖率（gcaca）作为外生变量;同理旅游业系统选取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原价（faoc）、旅游人次数（nta）和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tlp）作为外生变量。另外，μ、φ为两个模型的误差项。
（五）互动协同模型
本文在参考马宁关于协同模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耦合协调模型，构建符合本文研究的互动协同模型。该模型构建的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借助加权TOPSIS法测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即f（g）、y（t）。
（2）引入协同度模型。借助相关学者研究[15]，并结合本文实际的基础上，建构了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协同度测算模型：
四、研究结果分析
在刻画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发展水平时序特征的基础上，本文验证了该区域两大系统是否存在互动协同关系，接下来从时空视角剖析了该区域两大系统的演化特征，最后解析了单一系统（绿色城镇化或旅游业）对两者互动协同关系的作用。
（一）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基于全局视角，长江经济带2019年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的加权TOPSIS值分别比2009年增加0.1586与0.1892，表明该区域两大系统发展水平均处于增长阶段。基于区域内部视角，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变动趋势的特征为共性与差异性并存。（1）除上海之外，其他省市两大系统的发展水平在波动中上升;同时，上海两大系统发展水平在高水平层次上出现一定回落。（2）两大系统发展均呈现明显分层现象，但11省市的梯队俱乐部趋同差异显著。对于绿色城镇化系统，该区域分为两个梯队。上海、江苏、浙江位居第一梯队，安徽与长江中游、上游省市并存第二梯队。针对旅游业系统，该区域划分为三大层次，上海旅游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一枝独秀，江苏、浙江紧随其后，其他省市则属于第三层次。（3）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绝对量对比存在大趋同小分异的现象，除上海外，其他省市绿色城镇化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都大于旅游业系统，表明长江经济带总体上属于旅游发展滞后型。
（二）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关系验证
本文借助Hausman设定检验对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联立性问题进行检验。从回归结果看，U’（tdl-tdl’）（表征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残差值）系数的t值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为了验证两大系统的作用方向，本文采用3SLS法对两大系统联立方程进行系统性估计，得到估计结果（表1）。由表1可知，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且绿色城镇化系统对旅游业系统的作用效果比旅游业系统对绿色城镇化系统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此外，人均GDP、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绿色城镇化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失业率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旅游固定资产原价、旅游人次数、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对旅游业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较为突出。[16]
（三）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时空关系解析
自2009年以来，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的互动协同度（D）由0.3571跃升到0.3981，表明该区域两大系统一直处于轻度失同阶段，但该区域两大系统的互动协同度呈增长趋势，已逼近濒临失同阶段。转向区域内部单元，该区域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可划分为两大类型——稳定型与跃升型。具体而言，（1）上海长期停滞于勉强协同阶段，而江西、重庆、贵州一直处于中度失同阶段;（2）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份出现互动协同度阶段跨越的现象。其中江苏、浙江两省经长时间演化在2019年进入勉强协同阶段。基于空间视角可知，2009年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从长江下游至上游大致呈现“高—较高—低”的空间分布状态。2019年该区域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仍呈东强西弱的分布格局，但空間差异性明显缩小，勉强协同的省市由上海向四周扩展，濒临失同的省市在长江中游与上游集聚，而江西、重庆、贵州成为该区域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的低值区。
（四）长江经济带单一系统对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影响剖析
从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与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的关系呈拉长的倒“U”型，即绿色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的提升，但一旦超过某一门槛值，绿色城镇化的抑制作用出现。以江苏为例，该省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快速提升，但鉴于系统作用时间的滞后性，导致旅游业受到影响后较长时间才出现快速发展，此时旅游业发展水平仍滞后于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两者作用频率不一致，致使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在持续多年平稳变化和小幅度下降后才出现一定程度提升。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应密切监控绿色城镇化建设的速度、进程及问题累积。基于整体视角，两大系统的互动协同水平随着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即提高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旅游发展水平，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攀升，所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均应推进旅游业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处于增长态势，但两大系统绝对差距处于扩大趋势，同时该区域整体上属于旅游业发展滞后型;该区域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具有分层特征，但省市俱乐部趋同存在差异。（2）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存在显著的互动效应，同时该区域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相互推动效应具有差异性，该区域绿色城镇化对旅游业的作用程度强于后者对前者的作用。（3）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的互动协同关系长期处于轻度失同阶段;同时，该区域11省市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也出现分层特征，分为稳定型与跃升型;另外，该区域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的空间差异性得到一定改善，但东强西弱（局部塌陷）的总体格局并未改变。（4）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对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水平提升作用具有迥异性，整体上，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与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效应呈现拉长的倒“U”型关系，即存在门槛效应;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效应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即其发展水平越高，对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效应驱动性越强。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意义。
（一）强化两大系统增长极建设，发挥集聚扩散效应
该区域应继续培育两大系统发展水平的增长极，一方面应借经济、科技、区位、政策等多重叠加优势，推进上海两大系统综合水平继续提升，进而借助“知识溢出”“产业示范”等传导路径影响江苏、浙江、安徽，促使长三角成为整个区域两大系统发展的高地，进而辐射带动整个流域高水平发展;另一方面，结合省区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度时空演化特征，凭借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优势，着力将湖北培育成长江中游的增长极，通过与湖南、江西联动发展，共同促使长江中游两大系统发展水平跃升;此外，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促使重庆在构建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实现重庆两大系统发展水平跃升，与四川共同发挥西部增长极的作用。
（二）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引导绿色城镇化建设
旅游业应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通过产业融合、产城融合等举措，驱动绿色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进而推进两大系统互动协同关系向良性共振阶段演化。首先，长江经济带应基于融合和创新为核心的新动能建立、旅游消费结构性深化、优质生产要素集聚体系构建等措施的落实，驱动该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其次，该区域应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依托，通过旅游产业链与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等产业链在解构、重组和协同的基础上，实现不同产业链的延伸融合，进而驱动经济绿色城镇化建设。最后，该区域应重视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旅游景点集群和旅游综合体建设，形成具有溢出效应的旅游文化空间，进而促进旧城区空间更新和新城区空间完善。
（三）深化流域管理机构沟通合作，构建多维度协作机制
应在构建与培育增长极基础上，通过区域内部多层面合作来解锁“东强西弱+局部塌陷”的空间格局。一方面，以《长江保护法》实施为契机，推动长江经济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协同管理机制构建，如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等部门与长江经济带11省市政府形成合作平台，共同推进整个区域绿色城镇化建设效率提升与长江黄金旅游带建设。另一方面，该区域应通过统一市场体系联建共享、联合推动跨界产业发展、1+N的社会保障政策共建、环境协同治理，实现与绿色城镇化建设、旅游业发展相关的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生态文化旅游廊道建设、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人居环境优化等目标。[17]
（四）强化绿色城镇化反哺效应，跨越两大系统相互掣肘门槛
长江经济带应在继续推进城市空间生产、生态、生活绿色化建设的同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破解绿色城镇化进程的结构性问题，并注重绿色城镇化建设在旅游业发展条件改善、运行效率提升与配套设施完善等方面作用的发挥。其一，该区域应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约束条件，在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修复的进程中，通过提高产业绿色生产率、国土空间利用率、社会服务保障率来促进绿色城镇化建设，实现“质”与“量”的增长。其二，该区域应在绿色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注重与旅游相关生产要素质量提高、城镇旅游基础设施智慧化迭代、城镇空间文旅消费品质提升来满足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进而促进两者发展差距缩小，从而遏制绿色城镇化建设对两大系统互动协同效应产生负向影响。[18]
参考文献：
[1]辜胜阻，李行，吴华君.新时代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4）：107-116.
[2]冯奎，贾璐宇.我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与政策重点[J].经济纵横，2016，（7）：27-32.
[3]劉越，张榆新，闵路路.绿色城镇化提升我国经济活力[J].海派经济学，2017，15（3）：118-134.
[4]高红贵，汪成.生态文明绿色城镇化进程中的困境及对策思考[J].统计与决策，2014，（24）：64-66.
[5]邹荟霞，任建兰，刘凯.中国地级市绿色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变[J].城市问题，2018，276（7）：15-22.
[6]任亚平.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业与绿色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8.
[7]唐鸿，刘雨婧，麻学锋.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效应评价——以张家界为例[J].经济地理，2017，37（2）：216-223.
[8]彭邦文，武友德，曹洪华，等.基于系统耦合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以云南省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16，25（2）：103-114
[9]赵磊，潘婷婷，方成，等.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基于系统耦合协调视角[J].旅游学刊，2020，35（1）：17-34.
[10]刘君言，陈梦玫.生态文明视角下绿色城镇化概念解读——重构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三角[J].现代商业，2015，（27）：183-186.
[11]时朋飞，邓志伟，孙建超，等.中国旅游产业健康度水平特征动态研究——基于2001—2015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珞珈管理评论，2018（1）：203-217.
[12]吴代龙，曹芳东.旅游产业与信息化耦合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江淮论坛，2021，（1）：29-36.
[13]劉宏.综合评价中指标权重确定方法的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1996，（4）：75-80.
[14]王福胜，刘仕煜.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公司治理溢价研究——兼谈如何检验公司治理评价指标的有效性[J].南开管理评论，2009，12（5）：151-160.
[15]马宁.山西省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协同发展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16.
[16]丁黄艳，黄了.基于PVAR模型三峡库区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38（5）：120-128.
[17]屈凯.环境规制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4（6）：90-99.
[18]马强伟.德国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体系以及启示[J].法治研究，2020，（2）：72-86.
（责任编辑 张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