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格局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打造国家软实力、传播中国主流文化、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战略选择。建设和谐世界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包括宇观层面——和谐世界、宏观层面——和谐地区、中观层面——和谐社会、微观层面——和谐组织、渺观层面——和谐个体这五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层面的系统构建。构建和谐世界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重在建设。
关键词：和谐世界；软实力；系统构建
文献标识码：A
和谐世界战略理念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昭示了21世纪中国新的世界观、国际秩序观、国家安全观，是不断发展完善与系统化的全球大战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治智慧、胆识和决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本文试图依据唯物辩证法的“整体性”精神和运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的分析框架，对和谐世界这一战略理念作系统解析，阐释其内在义理，领悟其精妙韵味，体悟其价值情感和逻辑力量之美。
一、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打造国家软实力、传播中国主流文化、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一项战略选择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不仅系统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而且是在全球化时代打造与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文化实力，用文化交流方式去传播中国主流文化，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一项战略选择。
国家的实力，既包括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和国防力量等硬实力，也包括核心价值体系、国民素质、政治经济制度和国际形象等软实力，是“硬”、“软”实力的有机统一。而且，当今世界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力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地位不断凸显。最早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的学者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S·奈教授。“软实力”是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来实现发展目标，而不是靠武力威胁、武力报复以及经济制裁。国家实力有许多表现，“软实力”并不表示软弱。当今世界的格局是一“超”多极，美国以其综合国力形成的超级大国地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他国家无法企及与动摇。美国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其吸引的移民数、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数、美国的出版物、音乐制品、电子网址数、诺贝尔奖获奖数、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出口数上，均位居世界首位。另外，还体现在对于各种文化的包容、社会的责任感和人们之间的诚实与信任。美国的文化产业就是美国经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软实力”是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把“软实力”纳入到国家战略中。“软实力”产生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政治行为准则和政策。一个国家的行为要在世界眼光里具有合法性，必须通过自己的文化、价值体制和制度的力量来塑造和规范世界秩序，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和经济制裁，否则就会使其国家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国际形象受损。在全球化时代，在世界秩序正在进行调整和重组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国家发展必须重视“软实力”的打造和提升，否则将会在全球化浪潮中坐失良机。约瑟夫·S·奈教授以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为例，“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击毙了多少敌人，而是我们的联盟扩大了多少”[1]。奈教授猛烈抨击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政策，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并没有真正消除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反而使美国的软实力蒙受巨大损失，使美国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一些国家，甚至包括意大利、西班牙都在疏远美国。
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充分展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是，中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相比还有相当距离，中国文化实力与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还不匹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世界政治中离开中国不行；在世界经济中离开中国也不行；可在文化方面，情况就不是如此了，不仅中国文化产业对外贸易还保持着巨大的逆差，而且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也很难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2]分析中国文化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存在差别的原因，“首先在思想上我们还没有把文化影响力放到提升国家形象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层面，有的人还是把文化当作经济的附属品，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影响力也能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资本’。文化软实力跟不上，会在国际交往中增加许多误解，不能让世界有效接受中国的价值观和了解中国‘和谐文化’的精神，这种‘声誉资本’的缺失会增大改革的风险，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比如中国的国家形象会直接影响到外国对华投资的质量，中国企业融入国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向中国提供高技术方面的支持等。”[2]“其次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有些还不够，一些观点和政策还没有适应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与‘和谐世界’的战略理念，以致不能有效地在中外文化差异的客观背景下有针对性地实施对外文化传播。”[2]要正确对待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要承认人类的普遍价值，认识到文明的多样性与共同性特征，真正体现“和而不同”的思想。强调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特征，就是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多样性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相互融合、相互共存、相互学习。“要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不能绝对地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对立起来，把中华文化复兴简单地理解成为战胜或吞并其他文化；而是要努力壮大中华文化，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有机的组成部分，使各种文明之间达到‘和而不同’。”[2]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和谐世界”战略理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和谐文化、和谐思维、和谐理念、和谐精神的灵魂和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们要善于运用新的文化交流方式去传播中国主流文化，打造与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文化实力。
二、和谐世界理念的系统解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系统，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是辩证法的两个基本观点，强调从事物的运动、变化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恩格斯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结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因而，“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3]。整体性精神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精神，它要求我们把握实践对象的
“总画面”“总联系”，并在“总联系”中把握各部分的细节，把握各部分在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和谐世界”战略理念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这一“整体性精神”。
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是同现代实践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相适应的，而系统方法是现代科学思维方法之一。系统方法以系统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是运用系统来分析和综合事物，把对象作为多方面、多要素联系的动态整体来研究的思维方法。整体性方法要求人们从对事物属性、要素的认识进入到对“组织性”、“相关性”、“有机性”的认识，从对事物的单向研究进入到多向研究，从线性研究进入到非线性研究，从而开拓对事物整体性研究的新领域。钱学森是我国系统思维科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由若干层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组成的有机整体。物质世界划分为宇观世界、宏观世界、中观世界、微观世界和渺观世界五个层次，通过研究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笔者试图借鉴钱学森的分析框架对“构建和谐世界”这一战略理念作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的系统解析，进而阐释和领悟“和谐世界”理念的内在义理和精妙韵味。笔者认为，构建和谐世界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和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和谐世界的建设应包括宇观层面——和谐世界、宏观层面——和谐地区、中观层面——和谐社会、微观层面——和谐组织、渺观层面——和谐个体这五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层面的系统构建。
1．宇观层面——构建和谐世界
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作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2006年4月23日，胡锦涛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协商会议上作了题为《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演讲，进一步具体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思想。他指出，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和谐、强调和谐、促进和谐。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胡锦涛强调，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各国和平共处，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实现不同文明和谐进步。胡锦涛在2007年新年贺词中也指出，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际形势，中国人民真诚希望同世界各国人民互利合作、和谐相处，共同奏响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旋律，并重申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世界各国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性，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贡献力量。据此我们认为，和谐世界本质上是21世纪中国新的国际秩序观、世界观、天下观、国家安全观，是正在不断发展完善与系统化的中国的全球大战略。
“和谐世界”的内涵极其丰富和深刻：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通过公平、有效的安全机制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公正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主权平等，国际关系以法制和多边主义为基础，世界上的事务由各国协商解决；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互利合作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的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谐世界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取长补短，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和谐世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要建设和谐世界就必须充分尊重世界各国的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包括发展水平、发展模式、社会制度、价值观和国情的多样性。本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精神来处理彼此关系，必须追求最大程度上的世界和平、稳定和共同安全，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天人合一”的精神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坚持经济交往的互利互赢和国家主权平等，反对大国中心与大国主义、霸权主义；要超越东西方传统意识形态，同时，各国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受到国际法的约束与规范，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建立合理的、新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就是和谐世界理念所推崇和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
2．宏观层面的构建——和谐地区
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是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类全球性和区域性合作生机勃勃，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但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种种原因导致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时起时伏，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许多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甚至基本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在一些地区还相当活跃。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污染性疾病等跨国性问题日益突出。众所周知，和谐世界是由各个和谐地区所构成的。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际形势，我国政府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导下积极倡导和推进“和谐地区”建设，先后提出建设“和谐中东”、“和谐东亚”、“和谐亚洲”、“和谐非洲”等战略理念，并积极实践和大力推进。由于我国政府的积极努力，朝核问题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在北京成功闭幕，在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共同文件中，六方重申要以和平方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重申将认真履行在共同声明中作出的承诺。其中，朝方同意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包括后处理设施；朝方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重返朝鲜并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验证。在第十六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构建一个政治上互信互存、经济上互利互赢、安全上互助互济、文化上互鉴互进的和谐东亚形成共识，中国政府为共建和平、繁荣、和谐的东亚作出积极的贡献。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会议圆满召开并取得丰硕成果，确立了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对中非未来三年合作进行全面规划，进一步深化了平等互信、互利互赢的友好合作关系，彰显了国际社会追求和平和谐的主流，无疑有力推进了和谐世界的进程，也是我国政府推行“和谐外交”，携手共建和谐世界的生动实践。只有通过建设“和谐地区”，才能使这些地区和国家处于战火、贫困、疾病等磨难中的民众早日走出困境，使他们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享和平与发展的成果。
3．中观层面的构建——和谐社会
中观层面的构建主体特指当今国际关系最主要的行为体即主权国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措施，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谁建设、靠谁建设、怎样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体现了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实质。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要使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障，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重点，要着力发展社会事业，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社会共同建设六个重大原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为此，一是要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二是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三是要建设强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四是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针对当前影响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央决定从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等方面提出多项操作性很强的政策措施，力促社会和谐。
4．微观层面的构建——和谐组织
社会是由若干组织所组成的社会有机体，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包括城市、社区、政府机关、企业、文化教育团体和社会的各个单位部门。这些组织是社会有机体的基础。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基层，要健全社会组织和加强基层基础工作，通过推进和谐组织建设(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企业、和谐家庭、和谐校园等)来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
和谐组织建设要求加强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在学习型组织里，学习不仅是学习者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组织工作效率、提升组织文化品质、增强组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谐组织建设在高校就是要建设和谐校园。高校是社会的晴雨表，党和国家非常重视高等教育，高校的发展面临着非常好的内外部形势。当然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存在一些影响校园稳定的不和谐因素，比如办学经费的短缺问题，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规模、质量和效益的协调问题，形成特色及竞争力的问题，校内组织机构的调整及权力配置问题，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协调问题，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处理问题，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问题，教育资源优化配置问题，人事制度改革与教师评聘问题等等，这诸多问题影响和制约了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处理不好会造成高校“本体性”的失落和“价值危机”的发生，由此对高校发展造成危害和破坏。因此，高校各级党组织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学校的一切工作，把推进学校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持用发展，特别是内涵发展的思想来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对于高校而言，在建设和谐校园的各种要素中，由共同的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和谐与思想和谐，是更高层次的和谐，对和谐校园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守以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根本，依据自身条件和优势，转变办学理念，创新办学制度和管理制度，寻求有利于形成自身办学特点，提升自身办学质量和效益的机制和路径，才能有利于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强化微观层面的和谐组织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基础性工作，不能一劳永逸，必须毫不懈怠，不断推进。如果不扎扎实实地下苦功建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和谐组织，而奢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异于痴人说梦，所谓构建和谐世界更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5．渺观层面的构建——和谐个体
个体是社会的细胞。有生命的个体存在是任何社会历史存在的首要基础和前提。从哲学上说，以人为本是贯穿于人的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则。以人为本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现实的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满足的人，追求自身主体性发挥的人，追求自身全面发展的人。“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的生存、安全、自尊、发展等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充分地尊重人、理解人、肯定人、丰富人、发展人、完善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内在价值尺度。”[4]“人文关怀的宗旨在于‘助人自助’，使人达到‘充分的存在’，能够对生存环境和主体自身进行自觉的自我调节和控制，能够合理利用自主选择的权利，达到自我完善和功能的充分发挥。”[4]“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的发展为本，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需要，培养人的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4]渺观层面的和谐个体的构建主要是指生命个体自身的身心平衡与和谐。这是因为人既是一种生理意义上的存在即自然存在物，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一种具有无限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存在即社会存在物。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被外力塑造的自然过程，也是一个自主、自决的能动性创造过程。从生命本体性看待人的可能发展，人的能动性才是人的存在的更根本性的力量。在全球化、网络化、市场化、利益多元化、就业方式组织形式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财富拥有量越来越多，但精神生活反而越来越沉重，人与人之间缺少关爱和信任，人们的心灵因寻找不到家园而疲惫不堪，对此我们要不断地提出心灵的拷问和价值思考，去探寻心灵的归依和生命的意义，-去探寻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去探寻人的幸福、和睦。构建和谐个体必须强化主体意识，提高主体素质。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注重人的心理和谐，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最终形成人人促和谐的生动局面。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强化终身学习的理念，坚持“知识、素质、能力、德行”的有机统一，用广博的知识充实自身，用优秀文化提升自身，用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涵养自身，通过不断完善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素质、科学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来缓解来自经济、就业、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压力，提高应对生活的能力，从而理解幸福的含义，体验幸福的境界，具有创造幸福的能力，成为拥有较高生命质量的高素质、高品位的人，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构建和谐世界是一个必须不懈追求、长期奋斗的理想目标，重在建设
构建和谐世界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必须不懈追求、长期奋斗的理想目标，重在建设。构建和谐世界不仅是一种理想、目标、结果，而且是一种方略、做法、
机制。我们不但要研究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诸领域的相互适应、协调发展，而且要研究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渗透、交融和互动。不但要把建设和谐世界作为一个系统，在广阔的领域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来加以推进，而且要明确立足点，把握出发点，抓好着力点。
首先，建设和谐社会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立足点。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必须立足国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又好又快地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其次，建设和谐地区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出发点。要积极奉行和谐的外交政策，建设和谐周边，为我国的科学、和平、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这其中尤其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围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加强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中国和平稳定大业。
再次，建设和谐的大国关系、“南北关系”和“南南关系”，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着力点。要进一步增强大国之间的战略协调与战略对话，增信释疑，避免拉帮结派与零和博弈，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要利用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尤其要发挥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以国际法和国际多边制裁来有效威慑威胁世界和平、破坏和谐世界的国际不法行为。
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世界。和谐文化是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文化精神、文化理念。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在全社会培育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树立共同理想就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题；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打牢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我们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团结向上，共同前进，充分发挥和谐文化在不断推进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收稿日期：2007—02—08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SjB720009)作者简介：顾瑞漒(1953—)，男，江苏泰兴人，扬州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参考文献：
[1]丁元竹．“软实力”产生于文化吸引力[J]．新华文摘，2007(1)：115—116．
[2]张玉玲．打造与经济大国相适应的文化实力——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N]．光明日报，2007—01—24(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
[4]王健．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人文关怀[N]．光明日报，2007—01—23(9)．
(责任编辑 铉 云)
世界经济格局论文范文第2篇
(2011年9月)
府谷县位于陕西省最北端，地处秦晋蒙三省区接壤地带，东与山西保德、河曲两县隔河相望,北与内蒙古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接壤，西、南与神木县毗邻。全县总面积3229平方公里，总人口24.5万;是陕西能源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陕西省规划建设的火电载能工业园区。近年来，府谷积极推进资源转化，着力打造产业集群，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全县GDP和财政收入以年均30%和80%的速度增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由全省第35位跃居第3位，先后跻身“陕西十强”、“西部百强”、“全国百强县”行列，成为陕西省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一极。
府谷县直工委下辖4个党委，31个党总支，209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345名。近年来，我们在市直工委的精心指导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统领，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市、县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促进府谷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今年，我们针对党建工作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对全县机关单位党员实行“双联双管”，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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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应城市化进程，把党建工作重心放到社区中去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我县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比如：城中村现象，居民与村民同城，农村管理与城市管理交叉，部分经济发达村“尾大不掉”难以管理等问题。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难度和压力加大。社区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社区党建承载的任务也越来越重。
据不完全统计，我县县城居住人口已迫近30万人，县城人口14万人。全县12000多名党员，县城党员已占近40%,其中流动党员占8%。由于流动党员数目的增大，这些党员的流动性强、工作单位变动快，传统的“单位党建”模式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务。同时，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的党员大多只在工作单位发挥作用，一旦回到社区就往往呈现出一种“无形化”的状态，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迫切需要将社区内所有党组织和党员都聚集到社区建设上来，因此如何立足于社区党建创新，带动各类社区组织发展建设，扎扎实实帮助居民群众化解矛盾、做好服务，方能从源头上筑牢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为此县委决定对全县机关单位党员实行“双联双管”，即对机关单位党员实行工作单位和居住地双向登记、双向联系、双向管理，使党员在工作单位和居住地参加双重学习教育，接受双重管理服务。这样，党建社区化、党建工作区域化，党建重心下沉，形成了城乡统筹、镇、
2 机关、社区一体化党建工作全覆盖的新格局。党组织可以把几个方面的力量和资源整合起来，连结起来，使之互联、互动、互补、形成服务群众的网络和体系，进而为和谐村镇、和谐社区、和谐社会提供组织保障。区域大党建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县委为核心，以机关工委、镇党委为实施主体、以区域范围内党组织(包括居民社区党组织、各类单位党组织、基层党组织)为基础，社区内全体党员(包括在职党员、离退休党员、流动党员等)为主体，形成农村到城镇，机关到社区，党政群组织齐抓共管更具有开放性、整合性的区域党建新格局。
二、推行双联双管，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新探索
今年，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和谐社区建设，积极开展“做社区建设的主人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基层”主题实践活动，在全县在职党员中推行了以单位党组织和居住地社区党组织双向联系、双重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双联双管”活动，有效地延伸了在职党员的教育管理链条，提高了社区党建工作水平，推动了和谐社区建设。
1、全面推行“双联双管”模式。我们通过建立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组织党员填写《府谷县机关单位党员双联双管报到函》和《府谷县机关单位党员基本情况登记表》、督促检查、反馈意见等工作程序，使全县党员既接受所在单位党组织主体管理，同时在“八小时以外”能够接受本人居住地社区党组织协助管理，积极参加所居住社区党组织安排的活动，完成社区党组织分配的
3 工作和公益活动，全力服务机关建设和社区建设。我们还要求社区党组织要切实发挥好服务群众、维护稳定、凝聚人心等重要作用，做到“三建三定”(即社区建党总支、小区建党支部、楼层建党小组，党员定时、定点、定内容过组织生活)，不断完善社区党员教育管理机制。我们统一印制的《府谷县机关单位党员双联双管报到函》，对在职党员所从事的职业、技术特长等信息进行详细登记，制定台账，集中半个月时间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目前全县3400多名在职党员已全部到居住地社区报到。社区党组织每年召开两次由驻社区单位党组织参加的联席会，建立沟通联系平台，对在职党员在社区的表现以《在职党员社区表现反馈卡》的形式每半年向单位党组织反馈一次，针对在职党员在社区的表现，双方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和改进意见。
2、强化一个“管”字。县委把在职党员在社区的表现与党建目标考核、评优评先、党员干部选拔任用实行“三挂钩”，强化单位和在职党员落实“双联双管”制度的责任意识。在优化党员队伍建设过程中，我县科学建立党员考核评议制度。以党支部为单位，按照党员互评、群众评议、支部评议三个层次，每年对党员进行一次考核评议，评定结果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并对各党总支、支部最终考核评议结果进行认真审议。同时，县上按照“双联双管”有关规定，全面落实入党考察、评优评先和领导干部考核考察“三进”社区工作。有关部门对机关单位党员“双联双管”工作进行检查和不定期抽查暗访，
4 社区党组织也把机关单位党员服务社区的表现情况及时反馈给单位党组织，作为年终目标考核和评优树模的重要内容。我们投资20万余元在全县10个社区设置了“在职党员监督台”，在职党员全部在监督台予以标注，让在职党员置于社区居民的监督之下。社区党组织根据在职党员的特点、专业技术特长和社区建设的需要，设置了政策宣传、法律咨询、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治安稳定五大类，17个社区服务岗位，引导在职党员“建言献策在社区”、“发挥特长在社区”、“树立形象在社区”充分发挥在社区服务中的带头作用。
3、建立健全教育管理机制。为了加强对“双联双管”工作的领导，我们成立党员教育管理领导小组，通过举办培训班、上党课、召开座谈会、自学、实践锻炼等教育管理途径，让广大党员接受教育。建立健全机关单位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机制，引导和组织机关单位党员积极转变作风、不断创先争优、努力服务基层。我们对全县党员队伍进行调查摸底，将党员信息资料建档入库，通过建立和完善党员管理信息库，让党员按照要求接转其组织关系和参加组织生活，同时我们按照干部档案管理有关规定，严格党员档案管理制度，建立包括会议记录、重要建议卡、大事记、学习成绩登记、文书材料收集、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考核记录等在内的党员写实档案。
4、科学规范组织关系管理。我县本着立足实际、灵活掌握、发挥特长的原则，大胆创新党员组织关系管理，让全县流动性较
5 大的特殊类型党员及时过上组织生活：农村流动党员，原则上由所在村党支部管理，若离开原组织关系所在地，在新单位连续工作时间超过一年并签订劳动合同的，经本人申请可将组织关系转到新单位党组织。改制企业职工中的党员，可将组织关系转到户口所在地党组织、社区党组织或新单位党组织。离退休老干部党员组织关系原则上仍保留在原工作单位，或可转入离退休干部党委。复转军人中的党员如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将组织关系转到所在单位党组织;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将组织关系转入户口所在地党组织。辞职、失业人员中的党员原则上由人事关系所在地党组织管理。留职停薪、待岗、下岗、出国离境的党员，除特殊情况下，一般应由原所在单位党组织管理。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各类社会职业群体中的党员，应由所属行业党组织管理。
5、夯实教育管理经费保障。我县把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和党员教育培训经费正式列入财政预算。县财政每年依据党员人数，按每名党员每年100元标准预算122.16万元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按每名党员每年30元标准预算36.648万元党员教育培训经费;为县直工委、各镇党委、园区党工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委预算140万元党建工作经费，并随着财力和党员人数的增减变动进行调整。科学规定经费的使用办法和范围，确保经费专款专用。2010年，府谷县还筹集资金130余万元，设立“府谷县生活困难党员帮扶基金”，着眼于党员队伍中的“弱势群体”，用实际行动来帮助贫困党员的生活。
三、几点启示：
1、党建重心向社区转移，是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如何立足于社区党建创新，带动各类社区组织发展建设，扎扎实实帮助居民群众化解矛盾、做好服务，方能从源头上筑牢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2、如何避免群众对党建工作描述的“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搞形式”的现象，建立党建工作长效机制是困扰各级党组织的新课题。选择只有一个：就是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听民声、传民意、解民忧。
世界经济格局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德育评价作为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核心构成部分之一，既是提升德育实效的有力抓手，又是培养满足新发展格局下复合型人才需求的重要手段。目前，高职院校德育评价依然面临评价主体单一、价值取向偏差等问题。新发展格局下，高职院校应从延伸评价主体、转变价值取向、明确评价指标、创新评价方法层面出发，重塑德育评价范式，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人才支撑。具体实践中，政府和高职院校等主体应坚持人本主义，转变传统德育评价理念;强化统筹规划，完善德育评价制度体系;利用技术赋能，推进德育评价数字化发展;形成三方合力，提升德育工作者评价素养。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高职院校;人本主义;德育;评价范式
在全面考量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十四五”规划强调要致力于构筑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逐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离不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有效供给。为适应新发展格局需求，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出台《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要立足于学生不同发展时期的身心特点，研究制定德育教育目标要求，将师生、家长等主体纳入德育评价体系中。这凸显出德育评价对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培养契合新发展格局需求的高职学生具有重要作用。但就实际情况而言，高职院校德育评价普遍在评价主体、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政府、高职院校等相关方亟需重构德育评价范式，祛除德育评价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顽瘴痼疾，以德育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适应经济发展新格局需要的人才。
一、德育评价范式理论概述
（一）德育评价范式的概念
德育评价是评价工作者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或准则，依托于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系统性收集有关信息，在辨析信息是否为事实后，进而判断道德品质价值的过程[1]。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首先提出“范式”的概念及理论，并将其外延为一定时期内科学共同体的相同约定及模式理念[2]。而就德育评价范式而言，其概念是指德育评价共同体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共同的评价理论、模式以及理念，最后将其进行系统化整合后形成的基本操作模式、实践准则以及价值理念[3]。职业教育领域的德育评价范式，是指职业院校中从事实践探索、理论研究等工作的德育共同体，根据一定的评价原则与方法来解决高职学生德育评价实践过程中各类矛盾与问题。
（二）德育评价范式的类型
依据德育评价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演进，可将德育评价范式划分为三大类型，即经验范式、科学范式及人文范式。
经验范式是一种以主观主义价值取向为基础的评价范式，指的是评价工作者利用问答鉴定及察言观行等方式判断受教育者道德水平高低。就价值取向而言，经验范式是在主观主义主导下，评价工作者基于自身主观经验对评价对象的道德水平加以衡量。就评价主体而言，这种范式德育评价主体具备单一性特点，一般仅有行政人员或教师拥有评价权利。就评价标准而言，经验范式能够充分体现出统治阶级的价值诉求。就评价方法而言，经验范式侧重于运用情境测验以及察言观行等方法，較为注重受教育者所产生的道德行为。就评价结果而言，经验范式评价结果一般适用于选拔优秀人才及考核官员。
科学范式是一种以科学主义价值取向为基础的评价范式，指的是评价工作者利用科学领域中知识测验方法对受教育者思想道德水平进行评价，同时量化为精准数值。就价值取向而言，科学范式主要是以科学主义为主导，强调以科技理性与数量化评价为主，主张依托于较为精湛的技术工具来衡量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发展水平。就评价主体而言，科学范式被强势主体所主导，学生及其家长、社区等不在评价主体范围内。就评价标准而言，科学范式充分体现出国家与社会在秩序方面的实际需求，侧重于规范价值，表现出强势主体的价值诉求，但忽略了被评价者的合理诉求。就评价方法而言，科学范式以实证主义方法为主，主张借助等级或精准的数字来评价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就评价结果而言，科学范式结果一般用于对评价对象进行鉴定与甄别，但忽略了德育评价所具有的育人与激励功能。
人文范式是一种以人文主义价值取向为基础的评价范式，指的是从人的价值出发，注重人与人之间在评价过程中的交流，倡导利用多元化的方式全方位掌握受教育者道德成长特征及相关信息。就价值取向而言，其遵循人文主义，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就评价主体而言，人文范式评价主体具备多元性特点，着重强调受教育者的自我评价、社会评价及家长评价，将家庭、社会、学校三者纳入德育评价体系内。就评价方法而言，人文范式更注重评价过程中主体和客体间交互作用，以全方位认识了解评价对象。就评价标准而言，评价工作者采取整合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的方式，形成符合常理并更具实效性的德育评价标准。就评价结果而言，人文范式结果主要用于确定受教育者道德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成长需求，从而有效助推受教育者的道德发展[4]。
二、新发展格局下高职院校德育评价范式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评价主体单一，评价趋于形式化
现阶段，我国高职院校德育评价主体多以教师为主，仅有教师具备评价学生思想道德及文化素养的权利，学生、家长、社区等主体均不具备评价权利。因此，逐渐形成一种封闭的德育评价模式，最终造成评价主体单一性与相关方利益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加之，教师需处理较多日常行政工作，无法确保每位学生均能得到全面、详细的德育评价。更有甚者直接让学生干部全权负责德育评价工作，致使学校德育评价工作流于形式，并且学生的主观意愿将极大影响德育评价效果。由于国家、社会及家庭等主体游离于高职学生德育评价体系外，高职院校获取德育评价信息渠道较少，仅局限于学生日常生活表现及考试成绩的高低，这使得德育评价结果表现出较强的片面性。
（二）价值取向待转变，评价侧重结论性
价值取向可依据评价主体侧重点不同分为两种类型，即工具取向及人本取向。工具取向将德育评价作为一种鉴别、管理学生的工具，忽略学生在德育评价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而以人本取向为根本的德育评价则充分尊重学生在德育评价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其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学生自动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复合型人才。但我国高职院校大多将德育评价作为一种管理学生的工具，仅将其用来考核并鉴定学生学习成果，忽略德育评价所具有的激励功能、诊断功能及调控功能。若高职院校将德育评价目的仅局限于约束学生言行举止，将极易导致德育评价逐渐向管理主义倾斜。就德育评价而言，其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衡量学生品德水平高低，而是促进学生品德持续向好发展。但在科学范式主导下，高职院校德育评价过于注重学生道德水平的结论性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类评级。此类倾向于管理主义处理评价结果的方式使得德育评价目标实施受到限制，导致新发展格局下德育价值难以实现，对学生品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5]。
（三）评价指标简略，评价欠缺合理性
目前，部分高职院校德育评价仍面临评价指标较为单一和简略的问题，过于注重对学生理论课程成绩的考察。一方面，部分高职院校尚无法将德育评价所涉及的思政教育、素质教育等相关部分进行衔接，致使德育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具体完善。教育工作者在制定德育评价内容时，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方面的评价，忽视对学生创新、实践及品德行为等方面的评价。另一方面，德育品质并非单纯强调学生的行为表现，而是需要将学生心理状态及行为生活习惯相统一。就具体实践来看，多数高职院校在评价学生德育水平过程中，评价指标与标准仅止步于行为表现层面，使得德育评价内容缺乏科学合理性。同时，学校通常以学生对道德的认知来衡量学生道德水平，亦或是以学生某一次道德表现行为判断其道德水平高低，将学生品德的心理倾向与行为习惯相分离，在评价时仅评价其中某一方面。
（四）评价方法简单，评价缺乏有效性
事实上，德育评价不仅涉及认知领域的评价，还涉及被教育者的价值观及行为规范等非认知领域的评价。另外，考虑到德育活动具备多变性、内隐性等特点，德育评价相较于一般教育评价更为复杂。但目前，我国不少高职院校依旧参照原有教育活动中知识测验和考核的方法，将德育评价简单视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尚未针对新发展格局需求以及德育评价特殊性制定相对应的考核办法。这种被“知识中心主义”所支配的科学范式评价类型，将德育评价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评价混为一谈，仅利用理论知识检验或理论课考试的方法来衡量学生德育水平。传统德育评价方法将知识评价与素质评价、内在评价与外在评价、个体评价与社会评价三方面的统一性予以割裂，极大降低了高职院校德育评价的有效性，难以发挥高职学生德育评价在构筑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新发展格局下重塑德育评价范式的创新思路
本文尝试从评价主体、价值取向、评价指标等层面入手，构筑高职学生德育评价范式，以化解高职学生德育评价活动面临的困境，基于新发展格局高职院校重塑德育评价范式的创新思路见图1。
（一）从“封闭”转向“开放”：以延伸德育评价主体为着力点
新发展格局下，高职院校亟需改变单向德育评价模式，推动单一德育评价主体转变为多元化评价主体，对学生进行更为全面及客观地评价。其一，赋予学生评价权利。高职院校在坚持教师评价的基础上，需尊重学生在德育評价范式中的主体地位，赋予学生必要的评价权利，加速重构以学生互评和自评为主、以教师和家长评价为辅的德育评价新范式，促使德育评价与新发展格局形成同频共振。其二，提高家长评价重视度。学校在深化德育评价改革过程中，应提高对家长评价的重视度。作为高职学生德育课堂评价的有效补充，家长评价有助于任课教师更为全面地了解学生在课堂以外的表现，与德育课堂评价之间形成良好衔接。家长立足于真实生活场景，对学生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行为习惯、情感价值观等加以真实评价。教师可将此作为客观依据，适时调整教学方法与目标，更具针对性地推动高职学生道德发展。其三，增强企业综合评价能力。用人单位、企业师傅不仅可以对学生在实习阶段的技能水平进行阶段性评价，还可以对其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进而有效提高德育评价结果的全面性与客观性。
（二）从“工具”转向“人本”：以转变德育评价价值取向为切入点
在价值取向支配和影响下，社会个体通过对价值理想的追求，可充分激发自身内在潜能[6]。当前高职院校大多是基于工具价值取向进行德育评价，过于强调德育评价的社会规范价值，忽视了评价实践活动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具有的内在价值。这与当今社会人本德育价值理念相背离，难以有效解决新发展格局下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问题。因此，高职院校在重塑德育评价范式时，需要将服务新发展格局作为出发点，推动工具化价值取向转变为人本化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德育评价的激励与导向作用，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究其根本，道德教育的本质不在于保障人们恪守道德规范，而在于不断提高人的自身价值。鉴于此，高职院校应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对技能人才的要求，逐步转变德育评价价值取向，以人本主义取向为基础，创新发展德育评价范式，通过评价实践活动促使学生激发内在潜能。
（三）从“单一”转向“多元”：以明确德育评价指标为关键点
高职院校在重塑德育评价范式时，要从院系德育工作与学生德育表现方面出发，基于科学性、系统性基本原则，自上而下建立多维德育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一方面，明确院系德育工作评价指标。管理者引导与激励、教师言传身教、辅导员队伍建设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德育工作的实效性[7]。因此，高职院校不仅要重视对院系德育工作效果进行评价，还要对院系德育工作的实践过程进行全面考评，从多方面制订细化的评价指标和标准，为德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指引。另一方面，明确学生德育表现评价指标。学校既要将学生德育课程学习成绩作为定量评价指标，也需不断加大对学生德育实践表现的考察力度。就德育理论学习成绩而言，学校不仅要以德育理论课程学分作为评价参考，还要依据演讲比赛、课堂讨论等多元化活动的成绩对学生德育表现进行客观评价。就学生自主德育实践而言，高职院校应成立德育工作小组或相关部门，根据学生在各类社会公益活动中的德育实践表现，展开定时定量评价。
（四）从“实证”转向“建构”：以创新德育评价方法为突破点
高职院校要不断创新德育评价范式，对学生在真实生活情境中展现出的道德行为与认知进行综合评价。其一，强调质性评价。教师可通过开放式访谈、分析学生档案记录等质性评价方法，全面掌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信息，在提升“经验事实”准确性与真实性基础上，对学生道德成长的实际情况进行主观审视。创新德育评价形式并非要放弃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量化评价方法，而是要将量化评价方法与质性评价方法相结合，实现德育评价人文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其二，重视价值关联。高职院校在创新德育评价范式的过程中，应尊重不同利益主体的相关需求，通过多元化的价值选择需求来实现价值一致，采取不同阶层和群体均认可的德育评价方法，有效提升“价值判断”的认同度与可接受度。其三，关注评价情境。建构主义强调知识并非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表征，而是个体依据自身经验对客观世界所作的一种假设与解释，并且意义建构极为依赖于特定场景。因此，在建构价值主义取向下，高职院校需将学生在真实生活情境中的德育表现作为评价内容，采取多元评价方法来反映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德育评价信效度，培养适合新发展格局需求的时代新人。
四、新发展格局下重塑德育评价范式的实现路径
（一）坚持人本主义，加快转变传统德育评价理念
当下，高职院校应以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导向，加快转变德育评价理念，基于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和整体性思维，利用多元化方式全面掌握学生“知、情、意、信、行”方面的发展情况，依托于德育评价全方位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求。高职院校在转变德育评价理念过程中，需紧扣建立新发展格局的实际需求，增强德育评价工作适应性，提高对德育内化与外化统一的重视度，发挥德育教育在构筑新发展格局中的先导性作用。一方面，学校要明确道德认知在高职学生道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注重对学生道德认知能力的考察与评价;另一方面，需要侧重于提高学生道德理论的转化能力，通过开展多元化活动的方式，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高职院校唯有适时转变德育评价理念，方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契合新发展格局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需要。
（二）强化统筹规划，持续完善德育评价制度体系
政府、高职院校等主体应充分发挥制度规范的导向功能，优化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健全配套政策。教育部等部门应针对高职学生德育评价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制定具有较强可行性的实施方案，既要为高职院校重塑德育评价范式指明方向，还要予以必要的教育资源支撑。同时，政府应着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为高职院校有效落实政策部署提供方向与路径。另一方面，调整立法规范。立法部门应重视外部环境变化，充分考量经济社会转型、价值多元化等因素对高职院校德育工作带来的影响与冲击，进一步明晰质性评价在高职院校德育评价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要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实施细则，保障德育评价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切实提升德育工作实效性。
（三）利用技术赋能，深入推进德育评价数字化发展
高职院校应面向新发展格局，运用信息技术手段破除传统德育评价局限，逐步打造新发展格局下人才集聚高地。一方面，学校需要将高职学生网络思想纳入德育评价范畴内，对学生在网络空间环境中所展现的行为规范、文明素养以及安全意识等方面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学校应借助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对高职学生思想状况、道德素养开展及时高效的信息收集工作，为德育评价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在此基础上，可利用信息化手段探索开发德育评价软件，将采集到的学生信息录入信息库，实现评价活动的数据化与可视化，以便对学生道德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评价。教师应依据德育评价结果采取“因人施教”指导策略，为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评价反馈与可行性建议。
（四）形成三方合力，全面提升德育工作者评价素养
就政府而言，需制定和完善德育评价政策，充分发挥德育評价政策对提升德育评价工作人员综合素养的导向作用，确保德育评价政策得以有效落实，保证德育评价工作人员表现出与政策导向一致的德育评价行为。就高职院校而言，应逐步由考试文化向评价文化转变，创造良好的外部评价文化与环境，弱化科学主义惯性对德育评价工作者的影响。学校不仅要通过强化培训的方式，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还应由备课组、教研组及校外专业力量为德育工作者落实评价活动提供必要支持。就德育工作人员而言，既要根据自身知识储备和面临的实践困境来明确学习重点及内容，持续强化专业学习，也要将所学知识与技能应用于德育评价实践活动中，合理选择评价方法与工具。
参 考 文 献
[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434.
[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28.
[3]陆启越.德育评价范式：内涵、类型及演变[J].大学教育科学，2021（1）：78-84.
[4]王薛平.理解与对话：从哲学解释学看当前德育评价的困境[J].现代教育科学，2019（2）：53-58.
[5]苏启敏.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6.
[6]阮青.价值哲学[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60-162.
[7]范海燕，崔淑芳，孟凡云，等.基于绩效与过程管理的高职院校德育评价体系的构建[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8（4）：64-65.
世界经济格局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中国股票市场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背景，以超常规发展为模式，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加转轨市场。由于其初始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基础性制度的缺失，导致股市文化赖以依存的制度基础缺失，健康的股市文化难以形成，股市文化扭曲。因此，构建中国股票市场的股市文化，是股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议题。中国股市文化的构建应以互利文化为前提，以投资文化为基础，以诚信文化为核心，以正义文化为保障，从而实现中国股票市场的生态文明与和谐发展。
关键词：股票市场；股市文化；股市文化构建
作者简介： 马书琴（1963—），女，山东东平人，法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从事证券投资与经济伦理研究。
股市文化是在股票市场投融资活动中，由投资者、融资者、政府监管者以及中介机构形成的共同体中体现出来并反映其投资理念、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文化规则的集合。股市文化蕴含着中国股票市场成长的历史积淀，集中表达着这一特定市场文化体系的核心价值。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下的新兴加转轨市场。股票市场短短18年的成长历程中，由于其初始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基础性制度的缺失，导致股市文化赖以依存的制度基础缺失，缺乏孕育健康、理性与和谐的股市文化的土壤，股市文化扭曲。
一、中国股票市场的基础性制度缺失
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投融资功能，股票市场的本色应是一个有效的投融资场所。股票市场有效的投融资行为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上市公司的价值再发现、投资者分散风险及获利的目标需求。从中国股票市场的初始制度安排来看，我们是从为国有企业的脱贫解困筹集资金的立场进行制度供给的，重融资而轻投资的功能定位缺陷，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对投资者的制度设计与制度保护。从股市成立之初的股市为国企扭亏服务、绩优企业与亏损企业捆绑上市，到国有股减持以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的巨额缺口、为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服务，再到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大小非解禁、H股回归大陆股市以实现央企整合，中国股票市场的融资与再融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2007年以来，随着沪深股市的持续上涨，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迅速膨胀，对国有企业与国民经济的贡献迅速提升。
与此同时，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制度缺失。股市的功能对于投资者而言，就是通过买卖股票和建立投资组合来转移和分散风险，以促进个人财富的保值增值，即增加财产性收入。也就是说，追逐利益，获取财富是投资者投资股市的唯一目的。很显然，中国股票市场的政策设计者并没有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设计其投资获利以及风险防范的行为途径，股票市场利益博弈的天平始终倾斜于融资者。1997年机构投资者大力培育后，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和央企）和机构投资者（尤其是社保基金）共同成为股票市场中的强势群体，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和投资信心屡遭重创。（1）现行股票发行制度使得上市公司股票发行市盈率高企，发行价格一步到位（甚至超高价发行），没有为二级市场投资者预留投资空间，二级市场投资者要想获利只能冒险参与投机性炒作。（2）现行股票交易制度中，投资者股票交易费用即使与欧美成熟的股票市场相比仍明显偏高，使得投资者无法依靠价值投资长期分享上市公司的红利收益（这在成熟的股票市场是投资者投资的主要动力），只能靠投机性炒作获取短期价差收益，因而，无形中增大了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成本之高使股市完全成为一个资金推动型的投机场所，股票买卖已成为一场“零和游戏”，甚至是“负和游戏”。
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缺陷，导致投资者投资理念与投资行为扭曲。（1）股市的功能定位缺陷引发对股票市场的赌场与赌性争议。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两次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发话炮轰股市，说出了“中国股市很像一个赌场”的名言。2006年3月，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吴敬琏依然坚持他的“股市赌场论”。吴敬琏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其观点和看法可以上达政府，下传百姓，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力极大。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至今影响和左右着政府与民众对这一市场的理性认识。（2）股市的功能定位缺陷导致股票市场对投资者理解存在歧义。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股票市场，不仅没有为投资者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与制度保护，而且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使得投资者被冠以投机取巧的“投机者”，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在意识上也不自觉地认同了自己的低微形象。（3）政府主导下存在严重功能缺陷的股票市场，投资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投机文化成为主流。投机文化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是，投资者关注股票价差收益而忽视上市公司红利配送；投资者主导趋势为短线炒作而不是长线投资；不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的高换手率反映了其投机炒作的行为动机，沪深证券交易所2007—2008年第一季度股票交易的高换手率就证明了这一点。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2007年末曾指出：“在股市投资者的结构中，从事长线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为数过少。从衡量短线投资程度的主要指标换手率看，今年1—8月我国A股的月换手率多数超过100%（相当于在一个月内将所有的流通股换手了一遍）。在一个健康的股市中，从事长线投资（持股半年以上）及短线投资的投资者之间应当保持着动态的平衡，而在我国股市中不仅散户的数量众多，而且绝大多数散户及机构投资者（各类基金）都在从事短线投资。”［1］投机文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的目的，一大批绩差公司跻身到股市中来，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少之甚少。股票市场优质投资资源的匮乏，使投资者失去了价值投资的土壤，短线投机性炒作成为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投机文化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危害是导致股票市场的常态是非理性的投机状态，甚至在某一时段呈现出过度投机的状态。
二、中国股票市场的文化扭曲
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最为严重的制度缺陷就是股权分置。股权分置是指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的中国股市独有的情况。股权分置把上市公司变成了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体，而不是利益共同体，使股票市场的发展缺乏一个具有共同利益趋向的制度平台。为谋求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基于互利原则的共同利益，实现上市公司股权全流通，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基本上采用的是单一的送股模式来实现大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支付对价，而流通股股东对大股东对价的支付则按“锁一爬二”的政策在随后的36个月中逐步实现，即“大非小非”解禁后的持续减持。大小非解禁是中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中遗留下来的最致命威胁与最重大隐患，也是2007年10月以来沪深股指持续暴跌的罪魁祸首。大小非解禁彻底逆转了中国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并摧毁了中国股市的估值体系。大小非解禁彻底改变了中国股票市场投融资双方的力量格局，使以往金融资本主导的股票市场演变为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共同主导的博弈场所。随着最近几年大非解禁潮的到来，大股东利益开始和上市公司流通股价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股东具备了操纵和控制股价的基本利益动力。大股东有可能通过调整其公开信息的发布内容，来影响上市公司股价，从而获得更大的增值收益。伴随而来的缺乏道德约束的信息披露违规违法、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无疑会加剧中小股东的投资风险，有效的信用体系与诚信文化难以形成。
中国股票市场监管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极大地制约了股市的稳定、健康与和谐发展，股票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难以有效形成，市场规则与市场秩序遭遇挑战。（1）股票市场监管中的体制缺陷——典型的“计划经济”行为特征。我国的股票市场，建立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转轨期，受制于当时的体制和制度环境，股票市场监管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表现为：政府监管中行政干预过多，股市的“政策市”特征明显，有时会导致市场调节功能失灵。我国股票市场成立至今，政策调控和行政干预是主导股票市场运行轨迹的主要力量，也是证券市场监管的核心武器。长久以来的“政策市”使得股票市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和“依赖”关系，导致股市的波动充满了系统性风险。（2）股票市场监管中的目标缺陷——多元化目标矛盾。中国股票市场基于“为国企筹资”的服务责任而成立，政府目标（发展国有企业：从解困、转制、全流通到整合央企）与监管目标（维护三公原则、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和保障市场秩序）合二为一地归由证监会履行职责，不可避免地造成目标间的矛盾与冲突。（3）股票市场监管中的效率缺陷——监管能力与水平障碍。股票市场监管中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监管制约滞后，动态监管缺失，监管的技术手段落后，难以应付重大性、突发性市场异动，未能防患于未然，带来对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损害。
中国股票市场法律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基本法的缺陷上，由此引致股票市场法制保障体系的缺失。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制定并通过、集中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法，目前主要有《公司法》《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后股改时代以及即将到来的全流通时代，股票市场的格局与特征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动态修订与完善将提上议程。
三、新兴加转轨时期中国股市文化的构建思路
从国际资本市场发展的视野看，股票市场至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了。欧美成熟股市（英国、美国）发源于18世纪中后期，亚洲成熟市场（日本、香港）也发源于19世纪中后期，而我国的股票市场则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才有18年的成长历史，目前尚属于新兴加转轨市场。作为新兴市场，我国股票市场股权制度、监管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等基础性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制约着上市公司结构的优化、质量的提高以及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制约着市场功能的发挥、市场运行效率的提高；制约着政府监管质量的提高、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制约着股票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以上因素最终会影响和左右中国股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对其核心观念的确立产生决定作用。我国股票市场还有一个“特色性”特征，它是一个转轨市场。中国股票市场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而建立和发展的，其本身处于不断改革和规范的过程中。转轨市场很容易产生特定时期的认识谬误，制约着人们对股票市场的理性认识，造成股市文化扭曲。因此，构建新兴加转轨时期的中国股票市场的股市文化，是股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议题。
笔者认为，中国股市文化的构建，应以互利文化为前提，以投资文化为基础，以诚信文化为核心，以正义文化为保障，从而实现中国股票市场的生态文明与和谐发展。
1． 中国股票市场股市文化构建的前提是互利文化
互利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股市文化构建的前提。近代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通过对人类道德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分析，揭示出人类基于自利行为的互利本性。
亚当·斯密首先揭示了人的自利行为。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2］亚当·斯密把这一论述在《国富论》中发展成为表述“经济人”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3］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人类出于“自爱”（利己、自利）沉湎于对财富的追求。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利益，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
亚当·斯密在揭示了人的自利行为动机后，进而通过对“同情心”“看不见的手”的深刻阐述，揭示了人类的互利本性。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他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不管同情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是怎样产生的，再也没有比满怀激情地看到别人的同感更使我们高兴，也没有比别人相反的表情更使我们震惊。”［2］斯密称之为“相互同情的愉快”，实为人类心灵中“非意识”的“互利本性”。斯密在《国富论》中的 “经济人”表述，也传达了“交换倾向”引致的“人的互利本性”。他说，市场“许多利益的分工，原本不是任何人类智慧的结果，不是人类想求一般富裕的结果……而是由于人性中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3］另外，《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对“看不见的手”作了论述，表达了他的自利从而利他的互利趋向与结果。在《道德情操论》中，他说道：“富人……的天性是自私和贪婪的……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2］在这里，“一只看不见的手”说明的是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的社会目的。而在《国富论》中，“一只看不见的手”说明的则是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以及达到的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
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类的逐利与自利本性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对财富的追求是经济进步的动力。然而，市场经济博弈格局的基础是互利，而不是自利最大化（更不是利用制度缺陷对利益的巧取豪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指出，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帕雷托最优）。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模型也形象地告诉人们，互利与合作是人类从事经济行为的最佳选择。
市场经济的要素市场中，股票市场最能反映出资本的逐利性以及人类追逐财富的欲望，这本无可厚非，因为股票市场的魅力就在于此。但是，股票市场的逐利必须以互利为前提，股票市场中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融资者（上市公司）、政府监管机构以及中介机构等各参与主体的互利与多赢格局应该是股票市场的常态。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使之成为有效的投融资场所。当前股票市场互利文化构建的难点，是对中小投资者这一弱势群体的理性认识与投资收益的制度保护。包括对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中的作用积极肯定，对其作为投资者而非投机者的主体定位积极赞同，对股票发行机制、定价机制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的非公平制度积极调整，对股票流通市场秩序的有效监管与法律保障，等等。美国华尔街有一句名言：“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是保护华尔街”，资本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是华尔街最基本的道德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国家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此举作为我国富民政策的又一延伸，意义十分重大。这一重要的提法对股票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更是意义非凡。它肯定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追逐财富的正义以及利益保护的必要，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通过买卖股票以实现货币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总之，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政府与上市公司、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利与合作，应该是股票市场健康与和谐发展的基本道德原则与文化规则。
2．中国股票市场股市文化构建的基础是投资文化
投资文化是一种成熟的股市文化，欧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股票市场就是这一文化的代表。与投机文化相反，投资者关注上市公司红利配送而忽视股票价差收益；投资者主导趋势为长线投资而不是短线炒作；投资者崇尚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而厌恶投机性炒作和非理性行为；股票市场的低市盈率、低换手率反映了其投资文化的行为动机。
前文所述，我国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缺陷与基础性制度缺失，缺乏孕育投资文化的土壤。众所周知，股票价格的变化首先受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状况的影响，上市公司质量与内在价值决定其股票价格的长期走势与波动范围；股票价格的变化还受股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其价格的形成由市场的实际供求状况决定。在我国股票市场中，从上市公司质量来看，上市公司结构和质量整体水平不高，“从利润、回报率和其它指标来看，70%的内地上市公司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成思危）从股票市场供求来看，供求关系失衡一直是困扰股市健康发展的障碍，尤其是2007年以来的大小非持续解禁与巨量减持，股票市场供求失衡已超越市场承受的底线，市场估值体系崩溃，价值投资理念被市场无情摒弃。总之，上市公司质量和股票市场供求状况都不能支撑股票价格的长期牛市，中国股票市场缺乏持续上升的动力。
投资文化的培育，是中国股市文化构建的基础，也是股票市场持续稳定与健康和谐的保证。为此，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平衡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明确政策预期，减少政府监管的非市场化干扰，培养投资者的价值投资与理性投资的理念与行为，是当前股票市场的重要任务。
3．中国股票市场股市文化构建的核心是诚信文化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道德法则，诚信文化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文化。诚信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各民族的道德要求中；诚信也是一项法律原则，它广泛出现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司法活动中。经济学家刘伟曾对市场经济的诚信法则进行了深刻阐述。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道德秩序最基本的要求是‘守信’。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中所运用的一切交易工具，一切交易方式和交易行为，无不是信用的体现，客观存在的信用经济关系自然要求以‘信任’作为宗旨来构造市场经济道德秩序。”［4］经济学家盛洪对市场经济中的诚信与失信问题，也发表过精彩论述。他说：“记得魁奈曾说过，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写在自己的脑门上，社会福利将会有所增进。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欺骗就是让被欺骗的人付出的成本多于应该付出的，或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获得的。被骗不仅意味着个人的经济损失，而且意味着社会的经济损失。”［5］
诚信在我国股票市场中既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一项法律原则。作为道德规范，诚信要求人们诚实、守信，自觉约束自身行为；作为法律原则，诚信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恪守诺言、讲究信用，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我国股票市场目前却面临着严重的诚信缺失与信用危机。(1)上市公司诚信缺失引发信用危机。上市公司诚信缺失主要表现为违规违法行为的普遍性，如信息披露违规违法、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一些影响巨大的行业龙头企业也不能幸免。如：家电龙头四川长虹转配红股违规上市，银行第一股深发展非法买卖本公司股票，乳品巨头伊利股份五高管非法挪用巨额资金，房地产业旗帜深万科董事长王石夫人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等，此类案件不胜枚举。（2）证券公司和中介服务机构诚信缺失引发信用危机。近年来，证券公司违法经营、中介服务机构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时有发生。有的证券机构违规参与坐庄、操纵股价；部分券商纵容客户透支，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自营和混合操作，严重扰乱交易秩序。另外，与股票市场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为了牟取私利，违背职业道德，为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证明。中介服务机构的诚信缺失对股票市场和投资者信心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远远大于上市公司违规违法，他们是保护股票市场秩序和投资者权益的重要屏障。（3）政策的不可预期引发政府诚信缺失。如果股市本身是可预期的，投资就会取代投机成为市场的主导；如果股市是不可预期的，就会引发短期行为，投机就会成为市场的主宰。我国股市的一大致命问题是：市场的不可预期造就了投机甚至是过度投机，而过度投机的一大诱因是股票市场中政府干预的不可预期，尤其是突发性干预所引致的。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诚信文化作为股票市场的核心文化，首先需要股票市场各参与主体的道德自律，需要股票市场各参与主体诚实善意，恪守诺言，自觉按照股票市场道德准则行事，履行其在股票市场的道德责任与社会责任；其次股票市场的诚信更需要法律约束的保障。失去法律的约束机制，单单是理念上的诚信空壳，难以有效约束损害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非诚信行为，根本无法达到投资者利益平衡，难以体现公平理念。因此，上市公司、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介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义务与诚信责任的充分履行，不仅需要内在约束，还必须依赖于相关配套制度的有力保障，尤其是外部法律环境以及约束机制的完善。
4．中国股票市场股市文化构建的保障是正义文化
“正义”一词的使用由来已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正义是社会性、政治性的品德，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他把正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分配财富和荣誉，即分配的正义；一类是在交往中提供是非的标准，即纠正的正义。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某些制度中，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在个人之间做出任何任意的区分时，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6］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自由的平等原则”，它强调每个人都“平等”地享受政治自由等各种权利；第二个原则是“差别原则”，它强调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必须能够促使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6］。
亚当·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中对正义原则进行论述。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最低限度的基础规则，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底线伦理。“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2］
经济学家盛洪对“正义”作了经济学层面的理解。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正义并不表现为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表现为利益冲突着的双方之间的均衡。在经济学中，正义体现为利益的均衡。它并不偏袒哪一方。既不偏袒生产者，也不偏袒消费者；既不倾向买者，也不倾向卖者。如果简单地、直观地描述一下正义在经济学中的位置，可以说，正义位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点上，在这一点上，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利益达到了均衡。与此同时，资源配置和激励效果都达到了最佳境界［5］。
正义原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原则，也是股票市场“三公”原则的核心要求。《证券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正义文化在股票市场的现实体现就是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与监管保护。《证券法》第一条开宗明义：“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投资者最主要、最基本的六大权利是：投资知情权、资产安全权、公平交易权、投资收益权、管理参与权和股东诉讼权。我国股票市场运行至今只有短短的18年，其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机制是在实践与发展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目前还处于不断地修订、健全与完善之中。证券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在实施中存在很多漏洞和空缺，给了蓄意甚至恶意违规违法者以可乘之机。他们游走于法律与道德的边缘，其行为法不能治或者治之艰难，德虽能究但究之弱效，而其行为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损害后果却极其严重。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民事责任制度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民事赔偿制度的迟滞与弱效，是制约股票市场正义文化培育的主要障碍。
综上所述，蕴涵互利、投资、诚信与正义的股市文化是健康与和谐的股市文化；而健康与和谐的股市文化是股票市场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股票市场稳定、健康与和谐发展的保证。
参 考 文 献
［1］成思危. 健康股市需四方努力除隐忧［N］. 证券日报， 2007-11-05.
［2］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3］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4］刘伟. 经济学导论［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
［5］盛洪. 高尚的帕累托佳境——谈谈经济学理想和道德理想的一致性［J］. 南风窗， 2002， （8）.
［6］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 国胜铁］
世界经济格局论文范文第5篇
随着世界医学对中医的深入理解和接受,中医药材出口的发展势头不可限量。
随着西医学诸多理论与临床方面问题的瓶颈迭出,和世界医学对中医学的认知加深,自1996年开始,中医逐步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较高的认可度,中医概念在全世界渐渐盛行起来。经过多年积淀,中医药出口在2009年走出了稳步上扬的行情,且在2010年初表现出较高的增长势头,为年度的高位运行奠定了基础。同时,世界中医药市场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中医药材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量也逐步提高。
2009走势稳步上扬
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抑制了出口型企业的发展,在医药行业的出口交货值上也有所反映。2009年上半年受原料药行业出口需求抑制的影响,出口交货值同比一直弱于2008年同期。而随着最后一个季度国外经济企稳迹象明显,出口交货值在12月份创下了78.93亿元的新高。2010年1-2 月份,中医药行业的出口也高温持续,上扬势头明显。
2009年,中药类商品对外贸易实现9.2亿美元顺差,出口增速约为9.8%,略低于进口增速的10%。各单项商品中,位居首位的是药剂提取物,其出口占中药类产品出口总额的44.8%;其次是中药材及饮片,其出口占中药类产品出口总额的37.92%;中成药进出口均呈现逆市上涨趋势,但仍出现自2008年以来的第二次贸易逆差。
2009年,我国中药材进出口全年表现比较突出,进出口额达到6.5亿美元,同比增加7.2%。其中,出口额5.5亿美元,同比增加6.4%;进口额0.9亿美元,同比增加12.2%,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但是,上半年与下半年出口形势却明显不同,呈现出“前低后高”的格局。上半年出口明显乏力,1月份出口额同比下降达30%;下半年开始强力反弹,12月出口额同比上升30%,见证了一年来中药材出口从萎缩走向复苏的历程。尤其是2009年下半年,中药材单月出口额连创新高。这一趋势也延续到了2010年,在年初淡季期间,也实现了60%左右的同比增速,为年度发展开了个好头。
2010机遇叠出
世界范围逐步认可
20年前,我国政府对外签署的卫生协议中很少有中医药内容,政府间开展中医药交流的国家只有几个。近年来,这一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截至2004年底,我国已与美、加、法、英、德等68个国家签订了含有中医药条款的卫生合作协议或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覆盖了世界五大洲,政府间在中医药立法、教育、医疗服务、科学研究等方面交流合作日益密切。中医药也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格外重视,WHO在亚洲设立15个“WHO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其中13个与中医药有关,7个设在中国。2003年,WHO在制定的《全球传统医学发展战略》中特别强调了针灸、中药等传统医药在人类保健中的重要作用。
截至2009年,新加坡、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已经承认中医合法化并将其纳入医保。美国50多个州中,已经有42个州承认中医合法化,这就意味着中医可进入世界多个国家的医疗保险体系。
2010年3月,在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两部中医药古籍《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这为传统中医药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医药已经受到来自世界范围的广泛承认和重视,作为世界传统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已初步形成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格局。中医药正快步走向世界。
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近年来,国际天然药物市场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化学药品市场。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2000年世界天然药物产业约合800亿美元,到2008年则达到2000亿美元,中药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已经形成。近5年,我国中药产品出口总额整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5.5%。
中药除出口到传统的非洲、美国市场外,近年来欧洲市场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超过26%。中成药出口80%集中在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中药提取物的出口80%集中在欧洲和美国。
以“中式成药”为例:2009年,中国出口中式成药到9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出口增幅较大的国家为韩国、贝宁和越南;出口下降较大的国家为印度尼西亚、加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拿大和英国。中成药主要出口地区仍是香港、日本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占我中式成药出口的57%左右。香港是我中成药最大出口地区,出口比例占全部中式成药出口的41%;2009年,对香港出口中成药达6734万美元,同比增长6%左右。
政策与资金大力扶持
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中医药专项资金总计47亿元,中医药事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 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09年是中央财政安排中医药专项资金最多的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入最大的一年,中医药事业迎来了绝好的发展战略机遇。
2010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中医药的重大政策、文件,并召开多个中医药相关会议。具体有: 1月13日,《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颁布; 1月14日,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召开;1月29日,综合性中药新药研究开发技术大平台推进会召开; 2月24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2010年中医药工作要点》等。
中-东自贸区助推发展
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中国和东盟国家人口达19亿,约占世界人口1/3;经济总规模近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1/9。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后,中国与东盟双方约有7000种产品将享受零关税待遇,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占到双方贸易产品的90%。
中国医保商会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中药全球出口总额达13.09亿美元,对东盟出口中药总额约为2亿美元,占全球中药出口总额的15%,与2007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9%。其中,对越南出口7045万美元,同比增长47.22%;对马来西亚出口5465万美元,同比增长49.47%;对新加坡出口3565万美元,同比增长24.12%。越南、泰国传统医药体系较健全,中医药发展较好。以越南为例,规模较大的中药店就有200多家,这些药店销售的药80%以上都是从中国进口,大部分产品主要来自中国知名中药企业。这种对我国中药产业出口有巨大推动作用的终端渠道将会在未来给予我国中药产业深入走向世界提供更大的机会和帮助。
中药材经历了20年的飞速发展,已经逐渐被世界所认知,我国中药材的出口量价也在近5年保持着增势。2009年,我国中医药商品出口数据已经证明了中医药产品的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我国世界出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第一季度,也实现了40%左右的同比增速,为年度发展开了个好头。
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和世界贸易上行一直是重要的发展走势,中国的外贸从去年底开始恢复,一直处于高速向好的趋势,这一全球性的反弹势头也必将对中医药行业产品出口给予巨大的提升助力。中医中药,这项中国传统医学瑰宝,正高速地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相信经过一定时间的茁壮成长,必定会在全球绽放出传统智慧的绚丽花朵。
世界经济格局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本文以我国上海证券市场180指数为样本数据研究了在2013年9月16日第三次扩容之后，融资融券交易对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影响，研究表明，两融标的证券的第三次扩容对市场的流动性市场流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融资融券起到T+0回转交易效果，对市场的波动性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对分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容对市场波动性和波动性的影响逐步减弱。最后，将实证结果与我国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现状相结合，针对融资融券业务的健康发展提出政策启示。
【关键词】 融资融券 流动性 波动性 股票市场
一、引言
融资融券这一交易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是发达国家通行的交易制度。1993年、1994年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已经出现为客户提供透支服务的业务模式，上海交易所在1992年12月24日至1994年12月31日，深圳交易所在1993年11月22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间，都曾执行过回转交易，之后为了控制股市风险，停止回转交易至今。由于法律的不健全以及监管力度不足，频频出现不规范的现象，1996年为了防范市场波动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证监会明令禁止了信用交易。在中国，从2006年6月开始，经过将近四年的积极筹备，中国证监会2010年3月31日审慎推出了融资融券业务。融资融券业务推出三年以来，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投资者风险控制渠道更加灵活，投资者对融资融券的熟知程度得到拓展，其合法权益也得到更好的保护。
融资融券不仅推动了券商行业从依赖传统经纪业务向创新业务转型，还能够为以后期权交易和回转交易的推出提供政策和实践操作层面的指引。从证监会推出融资融券业务开始，国内外学者对融资融券的研究诸多，其中对融资融券对证
券市场的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实证研究结论呈现百家争鸣之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数据样本，实证结果都有差别，这种状态正好见证了融资融券的发展历程，随着融资融券业务和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两融业务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会呈现倒U型，在开始推出阶段，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证券市场交易的活跃度，随着市场成熟度的提高，其影响也逐渐减小。证券市场的波动性的受影响因素诸多，在推出融资融券和两融业务制度出现变化的节点，市场在理论上会对其作出反应，但是实际情况需要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进行检验。
融资融券市场业务的逐步发展引发了学者的关注，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对融券业务是否会加大股价波动进行研究。Diether et al.（2009）研究认为，融券业务并不会使股价加速下跌，反而会降低股价的波动；Charoenrook and Daouk（2005）、Joyce Hsieh et al.（2010）的研究也发现，融券业务不仅会降低股价的波动，还能提高流动性。但是相反地，Chang et al.（2007）的研究却发现融券业务会加速股价波动。从卖空机制的理论逻辑上看融资融券交易一定会对标的证券的价格形成过程产生影响，这一影响是提高了标的股票的定价效率还是仅仅滋生了投机行为、加剧了市场波动？实务界可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证券市场，纷纷效仿欧美成熟证券市场陆续推出了卖空机制。学者们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大部分研究，如Miller（1977）、Hong and Stein（2003）、Saffi and Sigurdsson（2011）等认为，卖空机制导致了证券价格无法及时或充分反应异质信念者的悲观信息，从而导致证券市场价格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研究，如Allen and Gale（1991）、Charoenrook and Daouk（2005）、廖士光和杨朝军（2011）等认为，由于证券市场发展阶段的不同，卖空机制并不总能提高定价效率，相反，可能促进投机，导致价格大幅波动，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运行情况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杨德勇和吴琼（2011）利用事件分析法研究表明在上海证券市场，融资融券交易机制与整个市场的波动性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与市场流动性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顾海峰和孙赞赞（2013）以沪深股市的经验数据作为样本，通过OLS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融资融券与沪深股市波动性和流动性的长期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股市处于不同行情时，融资融券与沪深股市波动性和流动性的长期关系呈现出不同特点。
2013年1月25日，深沪交易所分别发布《关于调整融资融券标的股票范围的通知》。按照“从严到宽、从少到多、逐步扩大”的原则，两市进一步扩大融资融券标的股票范围。其中深市标的股票数量将由目前98只扩展为200只，沪市标的股票从180只扩大至300只。调整后的标的证券名单将于2013年1月31日起正式实施。2013年9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正式实施融资融券业务标的证券范围的第三次扩容，标的股票数量将由原有的494只增加至700只。具体看，沪市标的股票数量由296只增加至400只。深市标的股票数量由198只增加至300只。2013年3月以来，新增融资融券客户近40万人，客户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宽、结构日趋合理，融资融券已成为投资者重要的基础性交易方式。市场相关人士表示，从前两次融资融券标的股票范围扩大的经验来看，每次扩大标的股票范围，客观上会起到增加融资买入的效果，有利于增加市场增量资金流入。因此，本文以上证180指数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3年1月25日—2014年4月30日的融资融券交易量、交易金额、A股交易量等数据，对2013年9月16日第三次扩容之后，融资融券交易对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随着业务的不断成熟，研究结论也会有变化，追踪两融业务的发展历程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对融资融券乃至今后期权业务、回转交易的推出都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本文其它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回顾融资融券制度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分析融资融券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和流动性的影响；第三部分为实证设计：建立计量模型和对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政策启示。
二、融资融券的制度变迁以及对市场的影响
1、我国融资融券的制度变迁
证券信用交易有着数百年的历史，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绝大多建立了信用交易制度。在中国，证券信用交易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证券市场建立之初，地下融资融券暗流涌动。为了向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证券营业部不得不挪用投资者保证金和证券，带来了非常大的市场隐患。所以，1998年通过的《证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第三十六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
信用交易作为证券交易不断发展的趋势，2000年证监会颁布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式贷款管理办法》，规定信用交易可以合法范围内展开。2004年该办法开始实施，诸多综合类大券商可以利用自有证券和基金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不仅盘活了证券公司的证券资产，增强了证券公司的资金流动性，也为券商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开拓了道路。《证券法》实施以后，地下融资融券又以“三方委托理财”等形式出现，更大程度上刺激了券商挪用保证金和证券。面对客观存在的旺盛需求，堵不如疏。2005年10月27日通过的修订后的《证券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必须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这就从法律上为证券信用交易的开展打开了空间。2006年2月6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贯彻实施修订后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有关部门“适时推出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有关方案，为资金合规入市创造条件”。2006年8月1日实施了《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融资融券业务正式启动。同年8月21日，沪深证交所分别发布并实施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8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发布并实施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试点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一系列法规的颁布实施使得融资融券业务的法律体系基本构建。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融资融券业务规则体系，但也还是因欠缺融资融券所须的金融政策和市场基础而使之不能正式运行我国现行的金融经营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正因为如此，银行提供借款必须借款人抵押相应的物，事实上融资融券需要一个必选基础是银行可以发放股票抵押贷款，即一个可选基础是银行实行金融混业，两融制度的变迁过程见表1所示。
2、融资融券对市场的流动性的影响
系统化、规范化的信用交易可以增强证券市场的流动性。融资融券可以放大证券供求，增加证券交易量，起到放大资金的使用效果，对于增加股市流通性和市场活跃性有明显的作用，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流动性风险。证券市场要求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维持一定的交易活跃程度是前提，证券信用交易通过场内存量资金的放大效应不仅能够增加证券市场的供需量，还能活跃市场沉淀的资金，保持股市的活跃。
从1992年12月沪市实施回转交易前后的交易量变化分析，回转交易对交易量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成交量和成交金额都有超出200%以上的增长，股价和成交量都迅速上升。同样在1993年11月的深市，由于此时市场已有了前阶段沪市带动的回升，此时回转交易的效果已经无法再现沪市的情况，但对成交量和成交金额的推进作用仍达到了50%左右。从沪深两市的数据来看，回转交易对成交的促进作用是可以肯定的。融资融券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回转交易的效果，因此从理论上讲，能够对股票市场的流动性有正向作用。
现在的A股市场，蓝筹股长期在谷底徘徊，T+0可以有效地提升市场成交量；有助于券商经纪业务向健康方向发展。尽管其会小幅增加市场波动性，但整体来看收益大于风险，因此，T+0是缓解目前市场面对的主要矛盾的方案之一。通过证券信用账户的融资融券操作，也可以实现变相的T+0功能。例如，投资者判断X股在当日会上涨，但对下一个交易日走势不确定，需要在当日锁定利润，他可以在当日先买入股票，在上涨后融券卖出相同数量的股票，从而锁定利润，之后将先前买入的股票用于归还融券负债。或者投资者判断X股在当日会下跌，他可以先融券卖出，下跌后在较低价位使用资金买回股票，结算后用买回股票偿还融券负债。通过融资融券实现T+0，与通常意义上通过回转交易实现的T+0 的区别在于融资融券受到诸多的限制。比如参与者资格的限制、标的物的限制、保证金的限制，并且会发生一定的费用，存在无券可融的风险。当股市出现单边市场，投资意见趋于统一时，可能会出现无券可融的情况，此时对于T+0型投资者来说，在买入股票后，券商没有相应的股票供其融券卖出。因此，融资融券可以在各类限制下的范围内实现T+0功能，尽管它不如现金账户回转交易那样自由，但大部分的投资者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出T+0的效果。
3、融资融券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融资融券有助于证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有利于证券市场稳定性。证券信用交易可以改变中国证券市场长期以来存在的单边交易状况，由于中国没有做空机制，单边做多的交易规则使得股市只有上涨时候才能赚钱，而股市一旦下跌，交易量就会萎缩，这又导致股市的进一步下跌，而股市一旦下跌，从而引发十分大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信用交易所引致的买空和卖空机制，将扭转中国的单边式交易格局，这是证券市场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证券信用交易有助于完善股价形成机制，发挥市场缓冲器的作用。在完善的证券信用交易制度之下，当市场存在过度投机造成某一股票价格暴涨的同时，投资者可以通过融券卖出这一股票，从而造成这一股票回落；相反，当某一股票被市场过度低估的时候，投资者还能通过融资买入该股票，从而促使股价回升。综上所述，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思路，我们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融资融券标标的证券的的第三次扩容提高了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同时扩容对上海证券市场的波动性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这些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
1、数据说明
上证成份指数（简称上证180指数）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原上证30指数进行了调整并更名而成的，其样本股是在所有A股股票中抽取最具市场代表性的180种样本股票，自2002年7月1日起正式发布。作为上证指数系列核心的上证180指数的编制方案，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反映上海证券市场的概貌和运行状况、具有可操作性和投资性、能够作为投资评价尺度及金融衍生产品基础的基准指数，本文将选取两个样本数据，样本一为第三次融资融券标的扩容之前2013年4月22日—2013年9月16日的数据，样本二为第三次融资融券标的扩容之后2013年9月17日—2014年4月30日的数据。主要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
由图1—3可知，每日融资融券额围绕着均值呈现波动状态，融资融券存量逐渐增多。新选取的股票大部分具有较大的流通市值、较好的流动性和活跃度，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数量分别增加57只和28只，进一步丰富了标的股票的多层次架构。此次标的股票扩大，对吸引增量资金入市，进一步满足市场发展和投资者交易需要，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今年以来，融资融券业务快速增长。数据显示，前8个月累计融资买入1.8万亿元，同比增长332%，占到A股普通交易额的6.2%；累计融券卖出3600亿元，同比增长317%。融资融券余额增加1630亿元，较去年底增长182%。从图表可以看出，自此次融资融券标的股票范围扩容之后，市场上融资余额提高，融券余额没有明显提升。以下将分别对总体样本、样本1和样本2进行回归分析，分析两融第三次扩容对股票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方面的具体影响。
2、计量模型和变量
（1）计量模型的设定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思路，参考杨德勇和吴琼（2011）和顾海峰和孙赞赞（2013）的研究思路，建立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VOL=C1+？茁1×D+？茁2×MP+？茁3×SP+？着1 （1）
LIQ=C2+？准1×D+？准2×MP+？准3×SP+？着2 （2）
（2）变量说明
首先，分析计量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有两类。
其一，流动性指标（LIQ）：反映单位资产换手率给价格带来的影响，或价格产生单位变动所需要的交易量（换手率）。
LIQ=■，其中，L是流动性指标，P1是指数收盘价， 是前一日指数收盘价，AM是指数成交金额，ATM是指数所有成份的流通市值之和。市场换手率（TR）等于市场总成交金额（AM）与总流通市值之比，所以流动性指标L的分子代表换手率。
其二，波动性指标的选择：股票波动性（VOL）以最近一年年化波动率（日收益率的标准差）作为衡量指标（上市不满一年的，自其上市首日起计算）。
年化波动率=期间收益率标准差×■其中，计算周期为日，n为250。
期间收益率标准差：？着n=■，其中，■为期间平均收益率■=■，xi为区间内收益率。
然后，分析模型中的解释变量。
扩容政策变量：采用虚拟变量表示，政策出台之前定义为0，政策出台之后定义为1，具体表示为，
虚拟变量D=0 t？缀（2013.4.22-2013.9.16） 1 t？缀（2013.9.17-2014.4.30） t表示时间。
融资余量金额：融资交易余额（MP）指市场中累计的融资总金额；
当日融资金额：融资当日金额（MPP）是指市场中当日的融资金额；
融券余额：融券余额（SP）是指市场中累计的融券余额；
当日融券卖出额：当日融券卖出额（SPP）是指市场中当日的融券数额。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融资融券扩容前后流动性和波动性的比较
由下表3可见，在标的证券扩容之前，市场流动性均值为约为1，扩容之后流动性均值为1.1，数据显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扩容之后，上证180成份股证券市场流动性提高。
2、融资融券扩容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通过对以上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5，可知，对总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虚拟变量D的系数为正，并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第三次扩容之后，市场对其作出了合理反应，融资融券需求得到释放，更多标的证券进入两融市场，对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为研究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在分样本的估计结果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容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逐步增加，体现为样本2中D的系数无论是显著水平还是数量上均大于样本1的系数。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均符合预期，融资额和融券额度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3、融资融券扩容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在融资融券标的证券第三次扩容之前，上证180指数的日波动性均值为2，在扩容之后，市场波动性为2.1，在融资融券退出至今，融资融券标的也不断扩大，市场信息不断公开，市场机制发展越来越成熟，市场的波动性有减小的趋势，融资融券交易在抑制市场波动性方面有一定的功效。上述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并没有考虑市场自身影响和其他因素，所以不能说明这个结论存在是肯定的。因此，有必要使用其他方法来探求融资融券交易对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影响。
通过对以上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5，可知，对总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虚拟变量D的系数为正，并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第三次扩容之后，市场对其作出了合理反应，融资融券需求得到释放，更多标的证券进入两融市场，对市场的波动性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为研究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在分样本的估计结果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容对市场波动性的抑制效果逐步减弱，体现为样本2中D的系数无论是显著水平还是数量上均小于样本1的系数。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均符合预期，融资额和融券额度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以上证180指数为研究对象，在回顾融资融券制度变迁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采用2013年1月25日—2014年4月30日的融资融券交易量、交易金额、交易量等数据，对2013年9月16日第三次扩容之后，融资融券交易对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随着融资融券投资者数量的增多，券商业务逐渐从传统的经纪业务走出来，向创新型业务拓展，融资融券和股票质押等类贷款业务成为各大券商新的收入支柱。
融资融券的杠杆效用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为大量被股市套牢的投资者盘活了证券资产，可以利用证券市值套出资金，用以申购新股等，可以大大提高了证券市场的流动性，有利于证券市场逐渐走出低谷。
融资融券的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也逐渐完善，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波动性，为T+0交易的推出有很好的指引作用。
虽然融资融券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T+0回转交易的效果，能够较好地稳定市场，并提高了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但是它也有诸多限制，不能与T+0回转交易等同视之，为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融资融券的股票范围可以逐渐放宽至全部股票，至少是大部分股票，在目前的股市这一条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变通实现。例如，投资者当日已买入某只股票，该股票不在正常的融券名单内，但由于投资者已成交买入该股票，券商可以为其提供融券服务，此时不受融券名单的限制；而在其他投资策略情况下，例如先融券卖出再买券归还的策略，则执行正常的融券名单；第二，完善转融通机制，盘活券商证券资产的流动性，更好解决融券不足的问题，更大程度提高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第三，规定当出现融不到券的情况时，可以逐渐先买后卖功能。例如投资者先购买了股票，过后想融券卖出时，发现券商无法满足他的需要，融不到券，此时至少应准许他之前买入的股票在当日划转至信用账户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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