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建筑论文范文第1篇
龚剑，1960年11月生。曾任上海市第一建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工程师，现任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职务。龚剑参加了上海商城、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等一系列中国标志性超高层建筑的建设工作。
从上海商城到上海中心，不断超越的里程碑
1949年以前，上海的国际饭店一直是中国最高的楼，83.8米。直到1968年，国内才有了一栋比国际饭店高的楼，是86.5米的广州宾馆，它跃升为当时中国内地最高建筑。1976年，广州又建了120米高的白云宾馆，这是中国第一栋超过100米的楼。为什么100米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数据呢?1972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高层建筑会议上，专门讨论并提出了高层建筑的分类和定义，100米是一个界限。40层以上，100米以上，就称为超高层建筑。在这个高度之下称为高层建筑和多层建筑。
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国内高层、超高层建筑发展的一个小高潮。上海首栋超过国际饭店的楼，是1983年建成的上海宾馆，由上海建工建造。后来，上海又出现了新锦江大酒店、海伦宾馆、花园饭店、希尔顿酒店、华亭宾馆等一批全国著名的高层建筑，这些建筑都是我们上海建工建造的。它们的出现，对于我们国家的高层和超高层建筑发展来说，意义重大。这批建筑中间，高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就是上海商城，工程建设时称上海展览中心北馆，它是我们建筑施工行业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工程。
上海商城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最早引入外资的工程项目之一，它由美国建筑大师约翰·波特曼设计，故也被人称为波特曼大楼，是一座大型的公共建筑。它主楼高168米，现在看来并不高，但当时从120米突然之间达到了160多米，还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高度。上海建工下属的一建集团倾注了三个工程管理部来建设这个项目，因为我们国家之前从来没有建造过这么高的大楼，而且它又是有外国人参与投资的工程。由于当时国内的施工机械能力不足，上海商城建造所用的垂直运输塔吊、混凝土固定泵、人货两用电梯等设备，全部都采用进口，不是德国的就是瑞典的。这个项目还有一点比较特殊，我们工程结算经费用的是美金，这是比较少见的，现在国内都只能用人民币结算。
上海商城是引进外资项目，所以施工时采用的是“项目管理”模式。我们原来的管理模式通常是“工地主任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建造房子的时候，我们派出去的人员只负责建楼，担任这个项目的工地主任，其他经济等方面都和他没有关系，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我为什么说上海商城项目有意义，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原来的管理方式，采用了“项目经理制”，就是由项目经理来管理工程，经济、工期、成本等等，一揽子都是他负责。可以说这是我们上海建工最早接触到项目管理法的一个工程，这是我国工程项目管理转型的一个开端。
所以说，上海商城是当时规模最大，高度最高，是上海建筑工程最早引进外资，同时又是采用先进的项目法管理的工程。不仅如此，这个项目当中的技术难点也非常多。上海商城对于我们集团开拓超高层建筑市场而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程项目，它代表了当时国内超高层建造技术的最高水平。20世纪80年代的工程项目群体当中，上海商城是最亮的一个，是经典工程的代表。
上海商城之后，我们国家的超高层建筑发展又迎来了几次高潮，我就讲两个关键时间节点。20世纪90年代，上海建工承建了两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它们在中国率先突破了400米高度。中国第一个超过400米高度的构筑物是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它是浦东改革开放后率先建造的一个地标性工程，高468米，建成时是世界第三高塔;中国第一个超过400米高度的建筑物是金茂大厦，高420.5米，建成时是世界第三高楼。其实那个时候中国的高楼已经可以跟世界上所有的楼相媲美了。2000年以来，上海建工又建造了中国首次突破600米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作为构筑物的广州塔，610米高，建成时是世界第一高塔，现在是世界第二高塔;作为建筑物的上海中心大厦，632米高，现在是世界第二高楼，从目前国内建筑的发展情况来看，它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中国第一高度。从数量上来说，我们国家现在肯定可以算得上是超高层建筑大国。在目前众多的工程项目中，我认为上海中心大厦在工程建造方面又将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工程，它的技术难度等各个方面和以前相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各个阶段里程碑式的超高层建筑项目，基本都出自上海建工集团。可以说，上海建工超高层工程建造的发展史，就是三十多年来中国超高层建筑飞速发展的缩影。
从桩基到模架，不断实现的技术创新
建造一座超高层建筑分为很多阶段，每一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技术难题。首先，地基要承载得起。上海是软土地基，外行都会问，这么多的高楼建在那里，地面沉降怎么办?其实不用担心，它们都是通过桩支撑在深厚的地层中。超高层通常都是用钢管桩或者钻孔灌注桩打到地下80多米深，每一根桩承受的重量可以达到千吨甚至更大。金茂大厦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工程都采用了大直径的钢管桩，当时这也是一项非常关键的技術。但钢管桩打设施噪音很大，建造金茂大厦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时浦东刚开发开放，打桩对周围环境还不会产生大的影响;而在建造上海中心大厦的时候，陆家嘴金融中心都已经形成，周围有酒店也有住宅，打桩根本不可能实行。过去在软土地基上建400米以上的大楼，尚无采用钻孔灌注桩的先例，我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和现场试验，开发了很多新的施工工艺，证明了钻孔灌注桩是能够建造500米、600米级的超高层的。上海中心工程实践的成功，说明我们桩基方面的技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得到了发展。
接下来要做地下室。上海中心的地下室有5层，深33米，开发的基坑面积达3万平方米。金茂大厦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都是地下3层，上海中心大厦深了这么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这又是一个大难题。后来我们用了一些比较巧妙的方式，比如以前地下基坑施工需要采用临时结构进行支撑，等到做正式结构时，再将临时支撑通过爆破或机械方法拆除。现在我们直接用楼层结构来代替临时支撑，楼板与临时支撑变成一体化，大大节省了投资，并且不会产生很多废弃物的外排。采用这种方法还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基坑周边的环境，减少因基坑变形导致的四周地面或管线的下沉。另外，原先陆家嘴中心区域开发的时候，所有的超高层建筑都是相对独立建造的，地下空间没有很好地利用。上海中心开建以后，为了充分利用地下空间，我们又做了很多互联互通的地下空间拓建工程，把整个陆家嘴中心地区的地下室打通了，这个施工难度也是非常高的。拓建工程我们都是采用非开挖的施工方式，用顶管在地下掘进，做成一个个通道。所以说，地下工程的集成开发技术已经成为上海建工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
第三是主体结构的施工。比如上海中心主楼的基础，是一个很大的混凝土结构，厚6米，长121米，一次混凝土的浇筑量达到6万立方米。上海建工在混凝土方面的研发上技术力量也非常强，屡创国内外建筑工程大体积混凝土一次连续浇筑的世界纪录。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体积混凝土一次浇筑2.89万立方米，是当时建筑工程的世界纪录。这个世界纪录又被我们自己刷新，一次连续浇筑混凝土总量达到了6万立方米。大体积混凝土浇筑难在哪里呢?体量大的话，水泥会在浇筑过程中温升产生水化热，温度上升与下降过程中，一旦处理不当，收缩会不均匀，就有可能产生有害裂缝，这种情况是灾难性的。所以裂缝控制至关重要，而体量越大，裂缝控制越难。1983年我刚进单位时，一个75立方米的基础浇筑了近2天时间。上海中心大厦1个小时混凝土供应量达1000立方米，现在的技术力量和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建造上海中心的时候，我们调用了集团材料公司的6个搅拌站，来为这个工程供应混凝土，500多辆混凝土搅拌车在现场排队等待浇筑，场面非常壮观。这么大体量的混凝土，单个企业像这样进行浇筑，现在也只有我们上海建工才做到过。我们不但创造了建筑工程大体积混凝土一次连续浇筑方量的世界纪录，而且浇筑完成后的裂缝控制完全达到了预期目标。
地上的混凝土结构部分最关键的是模架技术。因为混凝土是流态的，它的硬化成型过程需要通过模架完成，将混凝土浇筑在模板中，等混凝土硬化后再把模板拆除形成结构，这就是模架的功能。从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到上海中心大厦，上海建工一代代的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技术也发展了近30年了。上海中心这个项目，我们开发出了国内外独创的用液压作为动力的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技术。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最新原创技术，我们有系统的发明专利体系，它是一套非常现代化的智能控制模架装备。我们的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有几个特点，操控非常平稳、全封闭式，恐高的人在这个平台上也不会感到害怕。还有环保方面的扬尘问题、光污染和声污染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得到解决。整体钢平台模架又非常工整，标准化程度很高，人在上面施工如同在平地上。运用这套工艺，施工一层、爬升一次，我们最快可以做到两天施工一层，所以现在建造的速度已经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了。我们的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还能够堆放整层的钢筋，重量可以达到上百吨，施工功效很高。整体钢平台模架由我们上海建工自行设计、制作、安装、拆除，然后周转使用，这是一套适用性非常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装备。
混凝土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混凝土输送到需要的高空位置。大楼如果建造到600米，就要把混凝土输送到600米，怎么进行呢?用混凝土泵车，把混凝土放在泵车斗中，泵车施加压力，通过输送管把混凝土送到浇筑位置。上海建工在混凝土的超高泵送方面也是屡创世界纪录。原来全国最高的上海商城，混凝土泵送高度168米;杨浦大桥的泵送高度是208米;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的泵送高度是350米;金茂大厦混凝土的一次泵送高度达到了382.5米，创造了当时混凝土一次泵送高度的世界纪录。建造上海商城时，我们购买了国外的泵车来满足168米高的泵送需要。国产泵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只能购买国外进口的泵车。后来一直到建造金茂大厦，我们所有的大型施工机械设备清一色全是采用进口的，但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工程投标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我们面临一个选择，国外的泵车肯定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是价格会比国内的泵车贵上许多，大约国产的三台泵车价钱相当于国外进口的二台泵车的价钱，怎么选择?最后我们选择了国内的三一重工泵车产品，三一重工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他们也非常争气，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工程生产制造的混凝土泵车完成了任务，混凝土一次泵送高度达到了492米的国内最高纪录，突破了建造金茂大厦时的高度。之后通过科研与系统试验，三一重工又生产制造了新型泵车以及内径150毫米的输送管用于上海中心大厦建设，我们把混凝土泵送到了610米的实体结构高度，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我们联合三一还进一步开发了能够将混凝土泵送到1000米高度的混凝土泵车。当然，现在国内还没有千米级的高楼，但是研究必须先行一步，技术上我们要有前瞻性，要有系统的储备技术。
从理念到实践，超高层也能创造绿色品牌
我们超高层行业和桥梁行业不太一样，大家通常认为建造桥梁是为老百姓出行创造便利的，所以一般不会有负面反映。对于超高层一直是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超高层该建，另一种认为超高层不绿色、浪费，因此不该建，争论始终没有停止。但不论是从世界范围还是中国范围来看，超高层始终在发展，国内外大量的城市不断涌现超高层建筑，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它们的存在是有现实价值的。比如上海中心大厦整个一栋楼，约58万平方米，它的建筑面积比上海外滩从外白渡桥一直到延安路这一段所有建筑面积的总和还要大，而它的占地面积却只有2万平方米。所以这样一个垂直建筑，对于上海这座用地紧张、追求效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来说，一定是适用的。
上海中心跟其他的大楼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创新点，它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高的綠色超高层建筑。绿色是指什么呢?四个节约和一个环保，也就是节能、节材、节水、节地以及环境保护。比如上海中心大厦的玻璃幕墙有内外两层，这在国内的超高层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结构不完全是为了造型美观，它的节能指标也是相当出色的。不论是运行过程中的能源、综合水资源节约，还是延展式网络深层地下空间开发与利用等方面，上海中心的各项统计数据都指向它是一个绿色的建筑。这栋楼一天消耗的能量，比原来预想的大幅度减少，这就是绿色建筑所产生的效应。高楼通常是层叠式的，一层层叠加上去，到了楼里面就会感到空间压抑与拘束。上海中心大厦在双层玻璃幕墙立面间设计了分段开放式的中庭，楼内不同高度的中庭区域形成了独立的生物气候区，改善了大厦空气质量，提供了人们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消除了大楼空间的紧张感，所有这些设计成就了上海中心绿色垂直城市的理念。上海中心大厦经过严格的认证，达到了美国绿色建筑最高等级的铂金级认证以及中国绿色建筑最高等级的三星级认证。这栋大楼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栋超过400米的双认证绿色建筑，它证明了超高层建筑也是能够创造绿色品牌的。“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每年会评选一个世界最佳建筑，上海中心大厦获得了2016年的世界最佳高层建筑奖。在芝加哥召开的高层建筑会议上，评委会在总结中这样说：不要认为上海中心大厦是这一年度规模最大的、高度最高的，因此才拿到这个奖，主要是它融合了大量先进的绿色建筑理念，是这些因素让它成为了世界最佳。上海中心大厦绿色建筑的成效在国际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它已经成为世界绿色超高层建筑的典范。
上海建工之所以能不断刷新建筑新高度、打造绿色品牌，主要是源于持续的技术攻关和科技创新。上海建工历来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我们在建造大楼的过程中，同时还承担着大量的科研工作，以此支持重大工程建设。超高层建筑工程建造是我们的传统强项，获得了大量的科技成果。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都先后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金茂大厦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直到现在这个奖项还是我们国家超高层建筑工程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们还率先承担了国家科技部的“千米级超高层”支撑计划项目，这也说明上海建工在国内超高层建筑工程建造方面走在了行业的前列。国家千米级超高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在上海中心大厦得到了全方位的应用，整体钢平台模架装备技术还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项目验收评审时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项目研究成果被科技部指定到北京展览馆参加五年一度的国家科技成果展。
上海建工与其他企业相比，在科技创新方面成绩突出，很大原因在于我们拥有独立从事科研的集团工程研究总院。研究总院设在上海浦江镇，有专职员工约180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居多。工程研究总院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集团重大科研项目课题的研发以及集团重大工程项目的科技支撑。上海建工集团下属许多独立法人的子公司，他们都先后成立了研究院，因此我们集团工程研究总院是按两级研发机构进行建设的。一级研发机构包括总院的咨询机构、综合机构、研发机构、产业化机构;二级研发机构就是集团下属子公司的研究院，上下两级研发机构各有所长，都有所为有所不为，采用联动发展的合作模式。这一模式开创了科技创新的新局面，预示着上海建工科技创新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崭新时期。集团有工程研究总院技术助力，大幅提升了科研水平及工程支撑能力;通过不断的技术交流活动显著提升了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上海建工科技创新工作为行业的科技进步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从建造大国到建造强国，数字化提升软实力
建筑行业的数字化建造技术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上海建工在业内也率先致力于数字化建造技术的研究，并将其放在了集团科技发展战略层面，我们集团在这方面应该是走在了全行业的前列。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建设，数字化建造技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可以解决几个方面问题。第一，理论研究的问题。数字化建造技术产生的大量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工程建设是否在可控的范围内。比如在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方面，通过专门的虚拟仿真软件对混凝土裂缝进行分析后，分析结果可以用于浇筑过程中的裂缝控制。第二，数字化建造技术可以改变传统建造方式。举个例子，要保证金茂大厦伸臂桁架层大型钢结构现场一次拼装顺利进行，我们原来是先在工厂进行足尺预拼装，然后编号、拆除，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安装，这个方法不会出现问题，但功效很低。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方法，运用BIM系统建立构件三维模型，通过计算机进行模型拼配来解决问题，功效大幅提升。上海中心大厦建造时已经完全舍弃了足尺构件预拼装的方式。第三，数字化建造技术还可以解决工程管理问题。现在我国超高层建造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我们的工程管理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提升，特别是安全管理方面，人工干预居多，信息化程度还比较落后。“十三五”期间，我们申请了国家科技部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针对超高层安全施工风险控制技术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方法来控制施工现场人员的安全行为、机械设施的安全运行、现场施工过程对环境的影响等。举个例子，我们国内的安全施工措施有的比国外的还要严密，但作业人员的伤亡还是经常发生，主要原因就是自我安全意识不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希望开发出相应的安全控制平台系统来辅助管理，对作业人员的行为进行监控，当作业人员处于不安全状态时通过智能穿戴装置进行提醒，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超高层建造的大国，但还不能说是一个建造强国。我认为从大国到强国，工程技術理论水平还要提高，管理方式还要革新，而数字化建造技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抓手，这也正是我们上海建工目前的战略所在。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软实力和硬技术都会大幅提升。建工集团将不懈努力，为中国成为建造强国做出我们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 捷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直接影响着建筑的质量，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本文主要对目前我国的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分析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的必要性，以期为建筑结构设计提供更好的建议。
关键字：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必要性
1.引言
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受到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国家资源储量、建筑施工水平、建筑材料质量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建筑结构安全度实质上是对于国家综合建筑实力和水平的反映。从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的本质来说，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就需要增加建筑结构设计的成本支出，增加建筑施工预算，同时包括建筑耗材等各个方面的费用也会有所增加。同时，建筑安全度的升高会使得建筑的安全系数增加，提高建筑的整体质量水平。因此，也可以说，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的实质就是在建筑施工成本和建筑质量之间进行权衡，并且根据实际的具体施工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进行选取。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经济基础薄弱，并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缺乏有效的财富积累，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的建筑结构设计的安全度收到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一般设置的安全度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民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建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仍然处于相对降低的水平，目前的建筑设计安全度水平已经与我国的综合国力水平不相符，因此，从我国的基本国强出发，分析提高我国目前的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是很有必要的。
2.较低的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存在很大的隐患
根据对目前我国的建筑安全事故的分析可以看出，很多的事故发生都是由于在建筑结构设计的初期，由于设计负责人对于建筑结构安全度的要求过低，具体的建筑物参数要求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等原因，造成了很多巨大的安全事故。这主要是由于在建筑物施工的时间段，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建筑技术水平相对比较薄弱，因此，在实际的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只是要求结构满足最低的参数要求，并没有严格的建筑安全度相关的技术规范，这些无疑都是造成以后安全事故的原因。在这些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交付使用时，就为以后的安全事故埋下了隐患，极易造成建筑施工项目不能按照工期完成，造成一些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会造成重大的经济财产损失，甚至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这些也将会给业主造成重大的损失，让业主在整个过程中都担负着重大的风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大量关于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与建筑预算成本之间的争执，分析主要原因就是在安全度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取舍。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建筑设施的安全度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建筑物都是在超过建筑设计时的安全系数运行的，因此，假如目前依旧采用传统的建筑结构设计安全规范，就会严重的阻碍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财产和人员伤亡，因此，目前阶段，提高我国的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是十分有必要的，是维护业主的经济利益、保证国家和谐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迫切需要。在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综合国力日盛、建筑技术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采取有效的建筑设计安全规范，强化建筑设计安全标准势在必行。
3.低安全度建筑物不利于技术改造
在建筑物的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建筑物的技术改造。这些主要对于建筑的富于安全度有着较高的要求。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节省改造的成本、加快改造的速度，建筑物的技术改造都会沿用原建筑物的部件，因此，这就对建筑物的富余安全度提出了要求。目前我国的建筑物普遍存在着这个方面的问题，即建筑物的富余安全度十分有限，有些甚至没有任何富余安全度，这些都会给建筑物的技术改造来了很大的困难，严重影响技术改造的选择以及技术改造的进程，而且即便成功的进行了技术改造，但是对于技术改造后期的安全度也难以有很好的保障，这也是我国目前的建筑物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这些因素严重的制约了我国建筑物的改造进程，增加了我国的建筑物的成本。而且目前我国的建筑物结构设计安全度，与西方相比存在的差距还很大。就以建筑物的技术改造为例，在西方的建筑物技术改造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大型的机械设备对建筑物进行较大幅度的搬移、拆解等工作，这些技术上的便利性能够大幅度的提高建筑技术改造的效率，降低建筑物的造价成本，是目前大部分工厂进行建筑物改造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此，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从长远看来，能够有效的降低建筑的整体成本造价，有利于在后期对建筑物进行快速有效的技术改造，总整体上可以起到节约建筑物造价成本、节约建筑材料资源的效果，这也是目前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需要。
4.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是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
在建国初期到改革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也正是由于较为薄弱的经济状况和当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当时较低的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这些建筑物在较为恶劣的条件下经历了几十年的使用后，其建筑状况都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建筑物基本都很难再继续进行使用或者对其进行技术改造，甚至有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安全隐患，这其中也不乏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建筑物的质量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然而在今天，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基本国情也与改革开放前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也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我国基本国情的需要。
4.1经济发展为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奠定了基础。随着我国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建筑技术水平的发展，目前已经具备了为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奠定坚实物质基本的条件，因此，必须将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来抓，做到尽快的落实。而且，经过以上的分析也可以发现，对于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的提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能够提高业主的经济效益，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系数，同时也能够有效的降低建筑的整体工程预算成本，降低能源资源的消耗，有利于更好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4.2社会安全意识的提高促进人们对于较高安全度的需求。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对于建筑物结构设计安全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迫切希望能够有效的提高建筑物的安全系数，降低建筑物的事故发生的概率。因此，也可以说，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于建筑物结构设计安全度的提高。在另外一个方面，近年来，自然灾害在世界各个国家都造成了很严重的经济和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发生在美国的飓风、日本及中国的多起地震等。地震的频发也提高了人们对于建筑物安全的意识，在经济实力允许的范围内，人们希望能够对建筑物结构设计的安全度进行提高，以更好的降低自然灾害对于人员造成的伤亡以及财产损失。
4.结束语
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不仅仅是建筑设计本身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基本国情、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迫切需求。在实际的建筑物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要牢牢的记住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的重要性，不断的推进我国的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水平。
参考文献
[1] 安颖.大幅度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的必要性[J].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10月
[2] 牛学有.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度的若干理念[J].民营科技，2008年第1期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第3篇
看世界：女导演成为今年春天的一景，3月份薛晓璐执导的《北京遇上西雅图》票房过5亿；4月底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青春》上映6天票房就过3亿，5月份杨采妮的新片《圣诞玫瑰》上映，似乎形成了一股女导演潮，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陈念萱：我自己是女人，当然乐观其成，尤其是国内外电影圈总围绕着导演与女明星之间的性关系，作为入门必然条件看待，而偏移了关注焦点的本质，对于真正有演技的部分刻意忽略，我相信从事这行业的女性演员或导演，内心深处必然有许多无法公然讨论的不乐意。
我看了《致青春》与《圣诞玫瑰》，有关这三部电影的相关评论也看了许多，总结一个论调（不论评者是男是女）：技巧不够成熟，刚好赶上风潮等等。似乎很少人愿意认真地肯定或者刻意地回避肯定，而钻进够不够“专业”的死胡同里，貌似自己是最专业的“影评人”，让我不得不冲动又好奇地要问：换你来拍好不好？姑且不论电影好不好，单单是要完成一部电影的难度，从筹备到人员调度甚至杀青后的剪辑，都是能杀死许多脑细胞的工作量，非常人能及。我自己做过发行，因此也接触了后制的部分，尤其是宣传短片的剪辑经验，让我体会了这看似不重要也不被关注的隐性工作，其实掌握了整个电影的成功命脉。若说拍片可以累垮半条命，那么剪辑，其实可能用掉的时间与精力更多。若非真有热诚，谁会愿意担当这样的工作重任？打扮得美美地做明星，岂不轻松愉快得多？即便是这背后要付出的代价也很可观。
杨早：这里面当然有赶巧的成分。但考虑到从去年到今年的票房井喷，除了银幕数增加，“口红效应”似乎也在呈现。在上半年的“感情档”（三八节、情人节、清明节、端午节），女导演的作品比较应时，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当然以上这些原因，也可能纯属虚构，不过，女性主理的作品比较倾向于感情细微处与生活，凑到一堆儿就比较显眼。
看世界：华人女导演中很多是“演而优则导”，比如徐静蕾、赵薇、杨采妮，这是特别的现象还是一般的路径呢？
陈念萱：不只是女演员，包括男演员，演而优则导，不论中外，都是电影从业人员的渴望与梦想。近年来好莱坞甚至流行编剧、摄影录音师做导演，台湾有好几个资深摄影师都做了导演，录音师接拍广告片的也大有人在。毕竟，电影属于综合性艺术工业，彼此间的专业必有共通之处，否则很难合作，长期下来，只要对这行业有热情够认真，很容易便学会了其他原本不懂的专业，进入这行业，等于在艺术战场上入学。我参观过法国里昂音乐学院，里面的学生，无论选择哪个行业，都必须有通识教育的观念，选修并参与其他不同专业的课程，一起在这拥有百余实验剧场的城市里定期发表作品。这个观念很简单，就算不够专业也该理解别人都在做些什么，如此则必须仰赖团队合作的呈现，才不至于发生沟通障碍，而让一件作品陷入七零八落的尴尬情境。近年来两岸三地的导演越来越多，是个好现象，表示大男人沙文主义在中文世界里，有了不错的改善。
杨早：男导演中也有很多是演而优则导。好莱坞每年都会评“权力榜”，一个人权力增加后，就会有掌控整部电影的想法，你还没有提到章子怡担当监制呢。当然也有周迅这种专心演戏的。总之演而优则导一直是电影圈的某种不完全规律，甚至，就像不成功的球员会成为成功的教练产；演而不优则导，也是可以的，只要有人肯投资。
看世界：与男导演相比，女导演会有不同的视角，尤其在情感、家庭题材中，女导演的优势还有哪些？您认为电影有性别吗？
陈念萱：曾经在侯孝贤导演片中演出过的好友姜秀琼导演，拍摄过纪录片与剧情片，也在台拿过许多大奖并得到业界相当的肯定。她得到的好评之一便是：“男导演无法掌握的情感细致度，尤其是家庭题材，姜导有非常独到而细腻的表现，对于掌握演员，她已经拥有非常成熟的技巧。”作为电影人，性别，只是一种特质，在许多电影人必备的多样特质中难以回避的一种，能够用到的任何一种特质，都是好素材，没有优劣顺序。我相信导演要考量的，便是如何整合一群特质各异的人，完成概念与意识表白的鲜明旗帜，目的达到，就是成功的管理。曾经在看《八又二分之一》时，非常同情费里尼的江郎才尽，然而电影圈对他的尊敬，显示在多年后的情境重现，尤其是几乎陷入忧郁症的费里尼，逃避媒体与无法完成的工作，躲到服装设计师工作室里的那一幕，老友问：“导演的工作是什么？”非常简单，只要说：“是，或，不是。”但就连这么简单的工作，他都无法胜任，何故？电影是多媒材集体创作，主轴精神都在导演一人身上，这个灵魂若失去，便毫无意义。创作本身就是一个考验内心深处的折磨，若非笃定的热情，很难持续。无论男女，胆敢从事这工作，已相当不易。
杨早：我同意电影有性别，但并非截然两分。记得以前上电影课，老师讲过，从有电影开始，女性就是“被看”的对象，男观众和女观众都会自觉代入男性视角去凝视影片中的女性，不管玛丽莲·梦露式的性感，还是奥黛丽·赫本式的高贵，都处于摄影机的凝视之下。女性当导演，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挣脱这种模式，当然也可能选择妥协。《致青春》中郑微比较强势主动，就有可能被解读为女导演的某种情怀。
不过老师又说，真正掌控电影“眼睛”的是摄影师，这是电影世界里最后一个性别堡垒。有很多女导演，但几乎没有女摄影师。所以可以讨论电影性别，但不必打标签，毕竟电影是一种团队事业。
看世界：电影产业目前还是男性主导，女性导演要获得成就和认可非常困难。国内有人认为，女导演的成功要靠超强明星阵容和广博的人脉，您怎么看？
陈念萱：就我所知，《致青春》并没有大量使用超强明星阵容，照样表现不俗。明星是靠作品成气候，而非作品靠明星扬名立万，这永远是投资者的迷思，跟导演的创作精神无关。
杨早：女性导演的不容易，也在于她们还处于男权主导的从业环境之中。男权社会不喜欢看到女强人，不喜欢让女性发号施令，所以许鞍华说过她的团队“从未把她当成女人”，似乎女性需要隐藏性别才能处于掌控地位。至于“超强明星阵容和广博的人脉”，难道男导演成功不需要？
看世界：作为资深影评人，您最欣赏的华人女导演是谁？为什么？国外的女导演您最认可的又是哪位？
陈念萱：多年前在纽约林肯中心的意大利影展中，看过一个新锐导演的作品，自编自导自演，主题是特种行业的母女关系。很遗憾，我忘了那位女导演的名字，当时受到相当的震撼，但因刚在戛纳影展十天内看完五十余部电影，又继续在纽约看了百部电影，脑子不晕也难。
这种谁“最”的问题，最难回答。我看作品，是看导演想说什么，若看见了，其余的不重要。
杨早：许鞍华。她的戏路特别广，关注也很深，但又与生活密切关连。能够如此完整而深刻地书写本土经验，又能对异域的生活进行探索的，华人导演里独一份。国外女导演也很少，我印象比较深的大概是卡嘉·冯·加纳和索菲亚·科波拉。
看世界：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女导演的作品有哪些？为什么？
陈念萱：姜秀琼导演的《乘着光影旅行》，虽然是部纪录片，其浓度与想要说的内容非常丰盛，这部电影让我与姜导变成了朋友。
杨早：索菲亚·科波拉《迷失东京》，凯瑟琳·毕格罗《拆弹部队》，许鞍华《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卡嘉·冯·加纳《碧波女贼》。再加上尹丽川《牛郎织女》、薛晓璐《海洋天堂》。我想这些电影共同的特点都是：冷静地书写某种生活。
看世界：电影在您的精神生活中占了多大比例？平均一年您要观影多少部？您是自己选择电影还是因为影评的需要而去看电影呢？
陈念萱：因为看试片变成工作之一，每周看两三部电影是常态，甚至因旅行而错过的试片，我都会自己买票进戏院补看。我想，这应该已经不是工作，而是精神粮食了，电影是我的学校，失去学习，人生无意义，对我而言。
杨早：比例相当大。但观影需要硬时间，所以跟生活状态关系很大。比如2010年因为有工作需要，观影接近150部。2011、2012年没有工作需要了，加上孩子占的时间比较多，观影都在40～50部。这里面自己想看的电影，与为了关注文化现状而看新片/相关影片，大概一半一半。
看世界：在家看电影和去影院看电影，各占多大比例？
陈念萱：只看大银幕，是对作品的尊重。我曾经因为电影发行工作而被迫看录影带，有回接着看大银幕，发现自己的评价落差非常大，从此尽量避免看小屏幕，以免造成观影偏差。
杨早：去影院看电影不超过15部。大多数电影不值得花去影院的时间与精力。
看世界：两岸三地都有不少出色的女性导演，比如香港导演许鞍华、台湾导演张艾嘉、内地导演胡玫、李少红，虽然同是华语圈的女性导演，但文化的差异还是会对创作表达上产生一些影响，您认同吗？
陈念萱：成长环境与价值观，对每个人都会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古今中外皆然，否则就不会有共业这样的说法了。
杨早：当然。许鞍华是个异数，应该说她已经超越一般“女导演”的范畴。张艾嘉有女性自觉意识，但总觉得那种自觉是在承认男权的前提下表达的，老有种委屈感，或许她要表现的女性生活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委屈感。胡玫是个猛将，我猜她追求的大概是黑格尔所说“伟大的头脑是半雄半雌的”，当然我也不知道她能做多少主。李少红是大龄女文青，符合一般人对女导演的想像，现在这拨“演而导”的新晋女导演都比较像她。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第4篇
由于教师权威削弱、家教失当、衔接脱节、社会转型等因素，当下一年级学生的养成教育面临新挑战。养成教育越来越难，教师也越来越费力。我看到，开学一个月，很多教师的嗓子都哑了，但往往收效不佳。
教育乏力，抱怨无益。如何破解养成教育难题呢？要筛选出最优化的养成教育策略，必须聚焦成功教师的成功经验。
我对众多一年级优秀班主任的养成教育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养成教育的秘诀就是善待善用“第一”——第一次、第一个、第一天……选对了第一，重视了第一，养成教育才能事半功倍。
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面临着许多人生的“第一次”。教师不能为了赶时间而匆匆忙忙、马马虎虎，也不能为了单纯的学科教学而忽略那些养成教育的细节。教师应该和学生一样感同身受，去审慎地对待那一个又一个“第一”。
第一手段：故事干预
儿童天然地习惯于故事性思维。在今天，讲故事、听故事的方式已经改变。但是，只有儿童才保持着接近原始状态的听故事的需求这一人类的本能。儿童与故事，故事与儿童，本是人类历史之网中不可分解的“结”。好故事对儿童具有一种天然的力量。儿童被深深吸引，听得如痴如醉，乐此不疲。
故事属于儿童，儿童也属于故事。故事对于一年级儿童的养成价值需要进一步得到澄清。讲故事对一年级的儿童来说就像食物一样不可或缺。
优秀的故事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童年旨趣。首先，故事具有“濡化意义”。躺在蜜罐中长大的孩子缺少了爱心和孝心，只爱自己，不爱父母。事实告诉我们，这种缘于天然的爱也需要学习。现在的儿童特别需要学习表达爱、感悟爱和回报爱。一年级班主任老师作为爱心的播种者，要让儿童懂得，自己从父母那里获得爱，也要以爱相回报。孩子的心就像一片广袤的土地，种植爱心和亲情，才会收获友爱、同情与孝心。利用故事来启发一年级的孩子，是最便利、最有效的方式。可以说，接受好的故事就是接受最好的养成教育，“喂故事”的时间就是爱的时间。
其次，故事具有“协调旨趣”。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找寻一种叙事，一年级的孩子也不例外。“叙事”是消除心理混乱的一种方法。讲故事的冲动是而且一直是追求某种“生命协调”的愿望。在这个充满断裂的时代，好的故事让一年级的孩子找到自己正确的“故事身份”，获得心理与行动的秩序化。儿童会将故事和自己的体验相对照，重新思考故事中的人物。这是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刻。在儿童的阅读世界里，他们的现实生活和故事中的世界是一个整体。孩子听完一个故事，一个人沉醉在幻想世界的那一刻，正是他们与故事世界融为一体的一刻，也是孩子们真正在阅读故事的一刻。
不管怎么说，故事的世界是孩子最容易理解的世界。那里有孩子的想法和心情。阅读之后的感悟与教育，是一种没有任何抵抗的主动接受。好的儿童故事中，拥有孩子们“啊，我的世界”这种洋溢亲切感的、可以走进去的世界。走进这个世界，孩子就是故事中的人物，故事中的人物本该就是儿童自己。儿童会凭着一种生命的本能与直觉，与故事中的人物进行对照，发现差距，见贤思齐，主动向故事中的榜样看齐。这种道德成长是一种最柔软的内化方式，因而是一种最自然的过程。
道家思想重直觉，讲求自然，推崇返璞归真。如果在给一年级孩子讲故事的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养成教育功效。在好的故事里，情感和思想是融为一体的，是有生命的“药”。C. P. 埃斯蒂斯在《和狼群一起奔跑的女人》一书中将故事比作“药”。故事的确具有良药一般的“疗愈”作用，帮助儿童的失衡行为获得平衡和完整。正如《故事知道怎么办》的作者苏珊·佩罗所说：“故事知道怎么办，因为故事总有妙招。故事就像水，能够找到直抵灵魂深处的道路，能够透过裂缝渗入坚不可摧的墙壁，能使万物重新焕发青春的光彩；故事就像水，对儿童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苏珊·佩罗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让儿子能够养成细致做家务活的好习惯，作者讲了一个《爱帮人的小棕仙》的故事：
有两个小男孩，他们的妈妈去世了，爸爸独自艰辛地抚养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和大清早还要煮饭、打扫卫生。有一天奶奶来看他们，老大就问奶奶，为什么爸爸脾气总是那么大，总是那么不快乐。奶奶说，可能是因为小棕仙没有到家里来帮爸爸做家务！于是，小男孩想方设法去找小棕仙。他最终获得启示——自己就是小棕仙，帮爸爸做家务的小棕仙。天还没亮，小男孩便开始了忙碌，打扫厨房，准备柴火和擦地。就在天刚刚亮的时候，他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静静躺在床上听着。爸爸来到厨房，咦？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了！爸爸开心地大叫起来：“噢，真是快乐的一天啊，小棕仙到我们家来了！”
讲完这个故事后的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作者的儿子就起床开始细心地擦洗浴缸了。故事在幼儿养成教育方面的确具有一种神奇而又自然的教育效果。在养成教育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我们启动故事思维，因为故事知道怎么办。
第一顺序：先严后爱
面对一年级孩子的时候，教师往往“慈悲为怀”，或许是受到那些浪漫过分的文学家的蛊惑，把所有的孩童简单地视作纯洁无瑕的天使。他们对于儿童的心性过于乐观，对于教育的理解过于浪漫。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释放出全部的慈爱与柔情，耗尽了所有的耐心与热情。他们只为树立好教师的形象，只为赢得好教师的名声。
一开始，学生和家长都很受用。可是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很多只爱不严的教师会面临种种意想不到的尴尬与无法改变的窘境。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满腔热情地接受了一年级班主任的工作。面对一群活泼的学生，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充满了慈爱。孩子们对她也特别亲，课后也总是围着她，喜欢跟她聊天、做游戏。但渐渐地，她发现孩子们在上课时越来越随意，随便说话的人多起来，做小动作的也多起来。布置的学习任务有不少人开始大打折扣。这位年轻的班主任私下找学生了解情况，听到的竟是这样的回答：“老师，你对我们那么好，就算没完成，也不会严厉批评我们，所以就不太怕你喽。”这位女班主任震惊了。她一改以往的温和，变得严厉起来。一发现学生的问题，就劈头盖脸地批评一通。学生和她的心理距离疏远了，班级纪律和学生的习惯却没有好起来。这位教师之所以“好心没好报”，是因为她对学生先爱后严，颠倒了养成教育的第一顺序。看来，遵守先严后爱的第一顺序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养成教育中被我们长期忽视的重要秘诀。
儒家教育倡导“严刚为首”，强调家教一定要严。《菜根谭》有言：“恩宜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因此，一年级养成教育的顺序应该是先严后爱，这就是“第一顺序”。
值得注意的是，预言“儿童的世纪”在20世纪即将到来的教育家爱伦·凯曾说：“严厉的管理只在小孩的最初几年中是不可少的，因为这是一种预备。有几种习惯一定要在这时期中养成，方可施行高级的训育。”爱伦·凯所强调的道理与“威宜自严而宽”的道理是一致的，这样学生就不会怨恨你；对人施恩要由淡而厚，这样学生就感怀你的恩德。一开始就严，才能立规矩、树威信，养成教育才能顺利达成，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对一年级新生进行养成教育的时候，前一个月不能“心太软”，而要把“慈爱”深藏心底，一定要控制住内心本能的冲动；要和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释放出足够的威严。一个月之后，学生对你有敬畏感之后，才可以渐强地释放你原本极力控制的慈爱，逐渐地缩短和孩子之间的心理距离。如此，孩子对你才会既敬又爱，你才会真正成为孩子敬爱的老师，养成教育才更容易走向成功。
第一仪式：刷新每一天
养成教育最忌“麻木”。儿童一麻木，就会漫不经心，事事拖沓。而要达成养成教育的最佳效果，需要儿童每做一事都“肃然振作”。因此，教师的一个重要努力，就是让每个孩子感到他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完成的每一个任务都是新的。
求新求异是儿童的天性。每一个孩子都是本能的缪斯，拥有无限的艺术潜能。儿童的世界，魔幻无边，变化万千。丰富的语言可以任意拆分、组合，所有的东西都会忘记自己原来的形貌，添上一层暗影变换用途，然后再重新分割，组成新的形状。在他们的世界，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相融，再分解；一切都充满了新的意义，值得细细品味。
要让学生感到每一个早晨都是一次愉快的邀请，每天的校园因为不一样的体验、感动、发现和生长而永远充满新意。要让学生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每一天，我都是新的，我的体验都是新的，我的记忆也是新的，我不断找到自己的新世界”。让每一个孩子始终保持生命的敏感，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每一次相遇都是新的，每一天的校园都是新的，每一堂课都是新的，满怀生命的激情，张开双眼去观察世界。
养成教育要强化仪式感。仪式关乎一个群体的精神世界，一个超越性的世界。当人们拥有超越性的世界时，人就有了责任，有了敬畏，有了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关于仪式的内容，特别是儒家文化，有一整套严格、完备的仪式。中国古代教育也非常重视仪式。上学有开蒙仪式，写文章有开笔仪式，每天进学堂有拜孔子像的仪式。今天的养成教育也需要仪式的介入，强化孩童的仪式感，才能让我们的孩童长久地保持一种“第一次”的庄重、振奋状态。
每个第一次对于一年级的学生都非常重要，有经验的教师都不会轻易放过。第一次上课、第一次写字、第一次发言……都要让它隆重些、神圣些，让每个孩子都体会到最强烈的仪式感。如第一次集体晨会，班主任强调：“这是你们人生中的第一次集体晨会。”然后，专门为第一次集体晨会举办一个隆重的开幕式，并且明确要求：把队伍排得整整齐齐，必须安安静静。开幕式结束后，要有“及时雨”。做得好的，要奖励；没达标的，要适当惩罚。第一次写字，也要举办开幕式。可以娓娓动听地讲述仓颉造字的故事，可以配乐欣赏著名书法家的作品，还可以观察三到六年级学生写得漂亮的字。让他们认识到写好汉字多么重要，多么有意思。这样的开幕式要隆重，让孩子终生难忘。以后的教育也会很顺利。
第一作业：田间劳作与家务
教育的短视行为是极为有害的。对于儿童来说，他的第一作业绝不是语文和数学作业。他应该有更重要的作业，那就是大地上的劳作。
大地上的劳作是改善人性、砥砺意志、淬砺德行、纯化情感、强化责任的灵丹妙药，能够培养一个好人所必备的基本美德，扩展孩童的心量。亚米契斯说：“身体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年农夫吧。人的堕落，与物的腐败一样。物虽腐败，只要置诸土中，就能分解成清洁的植物的养料。人亦然，虽已堕落，只要与土亲近，就成清洁健全的人。”
儿童心灵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们与动物和植物的合理交往。这种跨越性的合理交往，是以足够的大地生活为前提的。如此看来，被现代教育所淡忘的传统农事劳作，应该重新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因为，现在的孩子在进入小学校园后不能适应学校的养成教育，出现“多动症状”和“散慢倾向”，和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大地上的事情，从来没有在太阳炙烤下进行劳作有关。我们应该创造机会，让学生更多地接触农村的劳动生活，至少要有田间耕作的基本体验。阅读大地、耕耘大地能锻炼人，是最重要的人生作业。实践证明，田间劳作，能够化解孩童心中的娇气、戾气；田间劳作，能够让孩童在艰苦的体验之后学会珍惜与奉献。这种沉甸甸的作业，或许能够解决我们在养成教育中用其他手段难以解决的难题。立足于学生长远的发展目标，我们就能在远眺和回望中分辨出教育中最具发展价值的元素，而不会本末倒置，误失良机。
城市孩子可以找到一些替代性的方式，如做家务。我国台湾学者朱高正先生曾说，我们应该教育孩子“尽职守分”，教孩子洒扫应对，做家务，是孩子分内之事，做不到要给予一定的惩戒。他提出，每个孩子每天至少应该为家庭做45分钟的家务活儿。他还认为只读书不做家务，培养出来的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人。做家务是一种责任感的教育，也是一种探明生活本源的教育，还是一种理解个人与家人的关系的教育。这一切，都是养成教育的基础。
在养成教育的起始阶段，我们不能忘记第一重要的作业便是田间劳作，便是每天帮家里做一节课的家务。可结合课文、节日、活动，布置匹配性的农事作业或家务作业。“第一作业”与养成教育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教师要有一种透视的眼光，看到教育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这种隐性关系。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责任编辑 任国平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第5篇
在各种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描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形象，大多是士兵们可怜地躲在肮脏的战壕内，等待着下一次进攻，这正是为了躲避各种杀伤性新式武器所可能带来的伤害。由新技术研发出的武器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显出前所未有的恐怖：武器的改变，正是这场大战最为显著的特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科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被称为是一场“化学家的战争”，因为在战场上，各方都首次使用了对人体伤害极大的化学武器。不仅如此，包括武器弹药甚至是军装等战略物资的生产也要依靠各国化工产业的支持，因此各国化工产业水平的对比就成为决定战争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德国的大学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大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尤其是化工学家，而英国则相对处于下风。实际上，即使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英国也没有对科学研究提起足够的重视，就连当时的媒体也习惯把从事科学工作的人称为“科学人”而不是“科学家”。在1913年进行的一次非正式调查显示，英国大学聘用的科学人才，相对于他们的科学成就来说，工资明显过低，甚至还不如教堂里的工作人员，而被英国陆军部聘用的化学家的工资与当时劳工的工资相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学习科学的学生数量也远不及德国，而科学领域研究生的数量相比差距则更大，这就促使很多德国人到英国从事科学工作。
英国在科学研究领域处于下风，与当时整个英国“重文轻理”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各国的领导人所接受的还都是人文主义教育。而相比于英国，德国的大学科学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大量科学专业人才，足以支持自身经济的运转并且成为当时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德国的化工产业更是当时世界第一。
因为科学研究领域的繁荣，对于科研器材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德国的电子和冶金工业技术水平也都处于世界前列，在这些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正是德国敢于开战的信心来源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就立刻失去了需要从德国进口的各种原材料，因为缺少足够的卡其色染料，英国甚至无法生产出足够的军装，药品供应也立即被切断，同样失去供应的还有实验室需要的玻璃器皿、天平、显微镜以及其他各种实验仪器——这些在当时几乎全都是由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博世公司生产的。这以后，英国只能依靠从瑞士进口，另外开始试图自己生产，但是对于原材料和一些精细制品的短缺使当时的英国无法制造出一些急需的军工产品，例如枪械的瞄准镜——这让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陷入到了巨大的劣势。英国的科学家(尤其是化学家)对此反应强烈，1915年3月，英国皇家学会和化学学会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战争揭示的化学工业现状》。英国政府不得不对这份备忘录重视起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用来加强政府、大学和工业界之间的联系，增加科学研究与工业研究的投入。但是此时英国科研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员短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德国对于科研的重视要远胜于欧洲其他国家。在德国，征兵的年龄界限相对宽泛，因此科学家和一些优秀学生就可以通过科研来为战争服务而免于被应征入伍，相对于其他参战国家，这在战后被事实证明是非常明智的政策，为德国保留了大量的科学人才。相比于德国，欧洲其他国家对于科研人员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在法国和英国，年龄适合的科研人员同样需要应征入伍，因此，大量的年轻科学家被送上前线。在法国，最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几乎全校学生都被送上战场，另一所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被送上战场的1910届的195名学生，最后只有50人安然从战场返回。
一战中的科学和武器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第一场现代化战争，因为有了此前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积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杀伤力的新式武器纷繁亮相，造成了战场上前所未有的人员伤亡。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也开启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工业化大生产的道路——这种趋势在此前50年发生的同样伤亡惨重的美国内战中已有苗头，但是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这种趋势推向了极致。
科研进步改变了战场的每一个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兴起的电灯、铁路、无线通讯技术研究改变了战争方式，然而毒气、高爆炸药、机关枪、坦克、飞机、潜水艇等新式武器的应用才是导致超过1700万士兵和平民命丧战场的最直接原因。
战场上最明显的变化是化学武器的使用。法国在1914年首先在战场上使用了催泪瓦斯，但是从1915年开始，德国凭借强大的化工产业开始使用更恐怖的化學武器。1915年德军在比利时的第二次伊普尔之役中首先使用了具有杀伤性的氯气作为化学武器。最初氯气是作为一种“气幕”来使用，用来掩护发动攻击的士兵，但是这种致命的毒气会灼伤吸入者的呼吸系统，最终这次攻击造成了对方5000名士兵的死亡。一开始交战的各方都没有有效的方式来抵御毒气，只能用衣服浸上水或是尿掩住口鼻，起到过滤的效果，随后才研制出有效的防毒面具。
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化学家们因此都开始努力研发新型可以用于战争的毒气，以及可以克制对方毒气的化学药品。在氯气之后，又出现了无色的剧毒气体光气。1917年，德军又使用了更为致命且不易被察觉的芥子气，这种没有颜色的化学武器尤为危险，往往是通过炮弹发射到敌方的壕沟里释放，它会在12小时内生效，使接触到的人皮肤起泡、呕吐，且灼伤眼睛，甚至造成内出血。芥子气被协约国的士兵俗称为“热东西”，使用芥子气也成为一种打破僵局的有效手段——这使芥子气成为“一战”中双方最需要的化学产品。为了应对，英国政府迅速组织自己的科学家研制相应的化学武器，在英国波顿镇建立了一个武器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直到21世纪仍然在为英国军方服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交战各方总共使用了超过20种化学武器，据统计，超过4%的伤亡与毒气有关，造成了总共超过几十万名士兵和平民的死亡，超过100万人受伤。而正是因为“毒气的进攻和炮弹一样频繁”，使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可以抵挡毒气的面具和其他相关装备的研发也非常活跃。
交战中士兵们使用的枪械也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西线战场上，机关枪往往是解决壕沟加铁丝网战术造成的僵局并且能造成重大伤亡的决定性武器。英军在战壕中使用的手动步枪，每分钟可以射击15发子弹，有效射程达1400米;而4～6人一组，在平地上操作一挺机关枪，火力可以相当于100支步枪;12人操作的加农炮可以发射榴弹，杀伤力更大。英国军队装备了维氏机关枪，而美国在参战后则使用了在1911年研制的容易大规模生产的路易斯机关枪。德国、奥地利、法國等其他国家也都相应研制出了新型的步枪，手榴弹、火焰喷射器等武器被应用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
除了对于武器装备的研究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开启了其他一些领域的科学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指挥官通常需要在距离前线仅几公里的地方指挥，为了尽快传达命令，他们发现无线电通讯设备过于沉重，无法随身携带，而电话线又经常轻易地被折断。为了迅速地传达战斗指令，各方都试过利用传令兵、信号枪、反光镜甚至是狗来传送指令，但是效果都不理想，这项需求开启了改进无线通讯技术的研究。另外，虽然铁路容易受到袭击，但是铁路仍是运送大量战时物资到前线的最快速有效的方式，如何迅速地修建和修复铁路，也成为战时重要的研究课题。无线通讯和铁路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迅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停火，但是由技术的革新所造成的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已经永久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社会看待科学研究的眼光以及科学研究在人类文明的地位也从此改变。
一战后的世界科研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很多科学家命丧战场，这是这场战争对于人类科学研究造成的最直接、最严重打击。有研究者认为，战争造成的惨重人员伤亡使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研究因为人员短缺而几乎陷入了真空。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众多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们被迫转而去研究应用科学，即使在战后他们重新回归纯科学研究或是数学研究，也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对于纯科学研究也是一种巨大损害。
对于德国来说，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研发武器的需要，政府与应用科学研究机构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但是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摧毁了德国的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相反，在德国的洪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等学术中心，德国进行纯科学研究的实力却被相对完整保存了下来，这种实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化工产业的严重落后、战争形式的巨大转变和英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巨大伤亡让英国政府迅速认识到了应用科学研究与新技术研发在战场上的重大作用。在英国顶级科学家(尤其是化学家)的呼吁下，英国教育部发起了“组织与发展科学与工业研究计划”，这个计划最终在1918年转化为科学与工业研究部，为大学科研提供资助。1916年，英国首相成立“英国教育体系自然科学教育委员会”，著名的物理学家J.J.汤姆生(J. J. Thomson)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最终提交了很多报告，建议对英国的大学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正是在这些报告中，建议剑桥大学废除希腊语考试，引入博士学位制度，并且由政府向大学科研直接投资。
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英国的大学引入博士学位制度。一些在德国接受大学教育的英国科学家，体会到了博士制度的优越性，自然会使英国大学也开始学习它的敌对国，而另一方面，美国、加拿大等英语国家也在很早之前就引入了博士制度，这也就成为英语世界大学的一个普遍要求。卢瑟福本人就非常欣赏博士学位制度，他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时就积极地尝试引入博士学位，回到剑桥以后，他仍然对于博士制度有极高的评价，他说，博士学位制度是“英国教育的一个真正伟大的起点，是现代社会中最伟大的革命……”事实上，这是剑桥大学从1895年开始允许在其他大学取得过学位的学生也可以来到剑桥大学深造后又一个重大变革，并且在随后造就了众多重要的科学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全世界各国的科学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场战争使很多杰出的科学家命丧战场，很多研究被中断，很多项发明被用作军事用途，这是人道主义的失败，也是对于人类科学精神的重大打击。但是在另一方面，这场战争把科学研究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转乃至国际地位都史无前例地紧密结合起来，这使科研人员的地位大大提升，也使科学研究职业化，使全世界对于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受到战争的影响，整个欧洲科学研究的势力版图也进行了重组，德国不再是欧洲和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战后整个欧洲开始实行的护照制度，使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科学研究开始出现壁垒，而英国，则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重新站在欧洲科学研究的顶峰。此时，英国的目光也开始逐渐离开传统科学研究的中心欧洲大陆，而向着世界科研的新中心美国转去。
(张丽荐自《三联生活周刊》)
世界建筑论文范文第6篇
刚刚闭幕的G20峰会在一片“和谐”中落幕，在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布什的召集下，20国元首坐到了一起，共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对策。尽管，会上并没有出台有实质性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但却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突破。标志便是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开始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曾经依靠G7就可以主宰的峰会，也随之发生倾斜。
跨越
“他们倾诉，他们抱怨，甚至可以在峰会上炮轰发达国家，但仍然要受制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如此，新兴经济体已经跨出了难得的一步。从曾经唯西方发达国家马首是瞻，到如今能够以自身的姿态发表意见，并呼吁打破旧有的金融格局，并最终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正如巴西财长曼特加所说，成功把G20会议提升至元首级峰会，本身已是重大胜利。
一次危机正在酝酿着金融世界新的秩序，而新的秩序希冀的是让更多的国家，抑或是经济体，有着相同的话语权。尽管，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无比艰难，但毕竟已经产生了某种迹象。
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西方发达国家应当致力于解决自身的问题，这是遏制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的最好办法。
现行的多边金融机构和国际规则已经遭到历史的摒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当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代表权或投票权。卢拉如此表示。
而对于从发达国家发端的金融危机，卢拉更是颇有微词。“当前的金融危机问题出在发达国家，而不是贫穷国家。如果美国和欧盟不解决自身经济政策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而是寻求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措施，这将于事无补。在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或将会被载入史册。G20峰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倒不是因为它会针对眼前的金融危机采取什么具体措施，而是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建立。”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日前也刊文指出，世界将正式告别以美国为首的战后金融体系，并迎接一个正在不断扩张的经济俱乐部的建立。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这个俱乐部将负责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不管这种俱乐部能否成立，但不排除这种倾向在未来变为可能。一定程度上，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确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但需要警惕的是，不要使这种话语权仅仅止于话语和形式。
幻象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参加了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他们就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金融而达成的行动计划，涉及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等五个领域，并设定了短期和中期目标。目标中力倡了各国在应对危机中加强协作等内容。
如果说新兴经济体在本次峰会中获得了成功，那么这种成功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峰会认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应该拥有更大发言权和代表性”;第二则是峰会要求“应该扩大金融稳定论坛”，以便接纳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
“应该”还是“必须”?对于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的赋予是一厢情愿，还是发达国家希冀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战役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对两者进行剖析，获利者似乎都是曾经主宰着话语权的西方发达经济体。
事实上，赋予新兴经济体更大发言权其实早已是国际金融领域改革的老生常谈。在G20宣言的最初文本中，原本没有出现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多发言权的内容，只是由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竭力争取，最后的公报中才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拥有”等字眼，但并没有明确和具体的执行方案。
与其说，本次峰会是对新兴国家发言权的最新认可，毋宁说是对发达国家影响力的重新确认。本次峰会的召集人是美国现任总统布什，与会国名单更是由发达国家决定，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一目了然。
欧洲最初提议召开金融峰会的时候，所设想的就是欧美之间的会议，只是美国布什总统坚持把新兴经济大国列入邀请名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主动邀请新兴经济体。固然有重视新兴经济体作用的意思，但最为重要的，是防止在欧美双边峰会中，美国成为欧洲大力抨击的目标并因此处于下风。
二是因为峰会的最终宣言更多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图。在峰会召开之前，美国、欧盟和新兴经济体也都提前表达了各自的利益关切和政策目标。如果把他们的这些表达和峰会最终宣言加以比较，不难发现欧盟的意愿在其中体现更多，其次是美国，最后才是新兴经济体。欧盟的四项改革设想全部出现在峰会的最终宣言中，不仅仅是在原则部分，还落实在行动计划中。而美国关于保护金融创新、尊重自由市场等诉求也得到体现。而新兴经济体的最大收获，就是获得了国际金融机构“应该”被改革的承诺。
数据显示，中国持有外汇储备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近6000亿美元，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俄罗斯持有4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列世界第三。这些被称为新兴经济体的国家中，更多地被认为是帮助美国度过危机的重要力量。
G20的宗旨是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实质上，是当发达国家自酿苦酒之后而又需要让你替他埋单的时候，才会赋予你一定的权利。正如布什所言，任何国家勿要妄想把危机关在门外，言外之意是大家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必须要共度危机。
征程
经济的发展就是一场博弈，在促使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做了贡献。显然，前者是最终目的。
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被称为“金砖四国”的经济力量，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看来，正是清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发展潜力巨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仍然是世界上难以取代的经济体，但发展潜力已经今非昔比。
尽管得到了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承诺，但新兴经济体必须意识到这不能表明就已经取得了平等地位。对于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来说，要警惕未来可能出现的诸多不利因素。
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强化，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却没有获得相应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根据此次峰会的结论，1MF等反映旧有权力格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能会在未来的金融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作用，甚至是类似于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
对中国而言，这里存在一个难题。到底是先对IMF等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以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份额，还是同意先扩大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显然，美国和欧洲在现在的IMF中占居绝对的控制地位。如果中国不能够通过改革IMF来获得显著影响，如何能够保证IMF将来不制定出过分反映美欧利益的决策，从而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另外是一个强有力的跨国监管机制的形成，可能对中国的货币和汇率提出挑战和加以限制。例如，峰会倡议各国监管机构应合作建立监管共同体，对所有主要的跨境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加强金融监管，同时要求IMF对所有成员国进行严格和公正的监管评议。这样一来，中国必须警惕，假如具有如此权限的跨国监管机制得以建立，是否会损害中国制定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美国等国希望借助双边压力来改变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战略努力，是否会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更好地实现?
不论战后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否彻底被新的金融秩序所替代，以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金融秩序已日益受到新兴经济体的诟病与冲击。在未来，或许西方发达国家会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然而，新兴经济体尽管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日渐上升，并且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但要达到能和类似美国等经济大国真正的平起平坐，还需不短的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