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环境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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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人与环境关系论文

人与环境关系探析

摘 要：人与环境的关系一直都是哲学家们构建自身理论体系基础的首要问题，从孟德斯鸠、爱尔维修再到黑格尔都十分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并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况对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都具有各自时代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构建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将实践引入人与环境关系之中，十分深刻的分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人与环境关系进行考察探究可以进一步明晰当下我们对待环境的应有态度，促进社会进步发展。

关键词：人与环境;关系;社会

无论是古代先哲还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离不開对人与环境问题的探索。对于环境的考察首先需要厘清环境是在何种意义上讲的，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自在自然环境和人化自然环境。自在自然就是完全没有人的参与的，仅通过自然界的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人化自然就是人进入自然环境中，通过不断寻找自然规律，对自然环境加以改变后的自然环境。

一、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历史认识

(一)十八世纪早期唯物主义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有益探索

对人和环境关系的探索自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已经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思考，他们在认真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决定论”，他们对环境的认识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的政治法律环境，代表人物孟德斯鸠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对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孟德斯鸠的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能解释复杂的社会生活，最终归于宿命论。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爱尔维修提出环境和教育对人的性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他认为社会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人们的道德风尚，而他所指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环境，政治法律又是由人制定的，从而得出了“意见支配环境”的结论。爱尔维修这一观点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一方面认为环境决定人，政治和法律环境决定人们的道德风尚，另一方面又认为是人的理性制定出了法律，于是他将这一切归因于天才人物的理性，正是天才人物的理性才能够制定出政治法律制度从而改变人的意见，进而起到改变社会环境的作用，他的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爱尔维修对人与环境问题的混乱关键在于他始终停留于对人的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这一系列上层建筑的分析上，而没有深入探索决定这些上层建筑的决定因素在哪里;其次，他只认识到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本身就是一种消极的反映论，他只看到了环境对人的制约却忽视了人的创造性、主观能动性，他根本看不到环境是通过人的实践而不断变化的。

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都试图在人与环境的问题上寻找正确的方向，最终却都归于失败，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只看到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却忽视了人的伟大力量、忽视了人具有的主观能动性，没有看到自然环境正是由人来不断改变的。

(二)十九世纪学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与环境关系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们承认政治法律制度与人的道德风尚之间的关系，但并不认为是人的意见决定政治法律制度，于是对政治法律制度得以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探索，由此推出是新工具的发明导致新产业形成和发展，而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财产关系的变化，政治法律制度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一变化。但是，他们在解释是什么引起了新工具的发明时，却无法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找到合理因素，便又将这一切归结为天才人物的智慧，再一次回到“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的老路上了。他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较之于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更加深入，但是由于没能跳出思维的局限，回到现实中去考察，最终还是未能找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探讨没有简单地停留在上层建筑，而是开始注意到财产关系等经济基础的作用。

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在法国动荡的大革命历史中看到了阶级斗争对人和环境关系的影响，巨大的阶级斗争继改变了政治法律制度，也对人的意见有所影响，他们也认识到财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阶级斗争。但是当分析到引起财产变化的原因时，他们又会将这归因于人的天性的“恶”所引起的“征服”。他们同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试图深入分析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产生变化的根源，却依旧无法摆脱唯心史观的视角，因此仍然无法找到其根源。

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认为环境不起决定性作用，是客观的、被动的，而人是积极的、主动的，他认为人在环境面前不是消极的观察者，而是积极的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观环境，从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于是他提出了“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他显出那环境可以使他得到满足，对他不能保持任何独立自在的力量。”①黑格尔的人化环境的思想打破了之前人物对环境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由谁决定的谁的二元论，将实践的观点引入说明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并不是被动地依赖于自然，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

二、马克思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

马克思在探索人与环境关系时，对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的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他对环境问题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对环境具有依赖性的观点，但他也认识到虽然这种依赖性存在，但并不能过度看重这种依赖性或者将这种依赖性绝对化。法国唯物主义者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过分看重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他在手稿中论述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自、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②人是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是相对于自然而存在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人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人又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自然界，两者是相对而言的，而人的行动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的，不按规律办事，只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始从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角度考察，同样对法国学者的“教育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马克思提出环境和教育确实对人有影响，但是环境和教育本身也是在变化的，而它们的变化正是人造成的。他指出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不能仅仅简单化为是谁决定谁的机械决定论，而将实践引入其中，认为人与环境是在实践这个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的过程。《提纲》中指出实践作为中介，连接着人与环境两者之间的改变，在人通过实践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当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也不可避免得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实践角度出发，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将人与环境关系的考察放在了具体的社会历史中，马克思把人、自然界、社会存在、社会基本矛盾、人与环境关系都放在社会历史中去研究，这样社会历史性就成为解释全部哲学问题的原则。他还指出“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③，我们丝毫不能忽视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继承性。

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人与环境问题的探讨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不仅指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它们的关系看成是人决定环境还是环境决定人，而应辩证看待，并且他敏锐得发现，是实践作为中间环节连接着人与环境。在提出实践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考察，要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而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

三、对我国正确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1.更加关注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的作用

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都是以人的本质作为基础的，人是具有共性的、特殊性的、个性的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马克思看到了人作为一“类”所具有的共同性质，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发现人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又把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放到历史中研究，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是马克思对人的全面的认识。在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深刻阐释了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在处理人與环境的关系中，关注“人”的重要性。

2.以实践为基础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谁决定谁的问题，即便如此，当今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将之看成简单的机械决定论，这是因为我们都忽视了实践这一媒介在人与环境关系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用实践解决社会性问题。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革命的历史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可以创造历史的活动，在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问题上，这需要全国各族人民通力合作，每个人都能够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解决包括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就全国而言，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会影响到我国各方面的发展。资源短缺、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采取措施保护，不进行和平的调节，会酿成惨重的后果，最后伤害的反倒是我们自己。所以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政策与行动并行，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到同一片蓝天。

3.注重人与环境关系的社会历史性

马克思特别强调必须把人与环境的关系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考察。看待我国人与环境的关系也不能忽视我们所处的阶段和现状，我国正处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迫切发展经济，而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从而导致了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影响了我们迫切需要快速发展经济计划，而且已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如果不加以解决，后果将更加严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对环境问题更应该加强关注，尽快解决。为此，我国提出了一些列保护环境和解决资源的法律法规，并提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都显示了国家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

(二)实践意义

马克思人与环境关系思想有利于人们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对增强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当今社会，人们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人们忽视了自然界有自身修复和平衡发展的规律，当自然无法平复自身时，就开始展开对人类报复。所以，我们在自然面前不能随心所欲，而应该注重人对自然的受动性，以保护自然就是珍爱我们自己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

1.为建设美丽中国指明方向

马克思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刻分析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人在自然面前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美丽中国建设注重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关系到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环境对个体的制约作用，我们不仅要优化自然环境，同时还要注重社会环境的优化，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需要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高，生态环境的保护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优化，社会大环境的优化同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高是相互促进的。自然界的青山绿水是人们最宝贵的财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不是喊口号，而是应该让人们真正了解自然、认识自然与人的密切关系，把保护生态环境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使人们发自内心愿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只有当人们真正理解自然环境的问题实际就是人的问题时，人和自然的关系才能和谐。我们不能走西方社会发展的老路，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2.为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指南

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首先，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在正确的生态观念指导下才能更好的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其次，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社会是密切联系的，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优化。教育环境对国民的影响最为直接，要优化教育环境，重视对在校学生生态道德教育，还要利用线上线下两条途径加大生态道德的宣传力度，提升国民生态道德意识;第三，政府要加强环境立法，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同时也要重视做好农村退耕还林的相关补贴工作，使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的价值观念。个人、企业、政府为改善人与环境关系共同努力，使之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这是符合和谐社会建设内涵的，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决定了人与环境关系的走向，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在开发自然资源时要时刻坚持底线思维，不能竭泽而渔，以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开发自然资源，重视环境保护，只有在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谭长贵.从系统观语境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

〔责任编辑：侯庆海〕

作者：田圆圆

第二篇：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

摘 要：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两种基本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关系，它关乎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存在，规定着人类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正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才展开了人与人关系以及人类历史的画卷。人与人的关系关乎社会秩序，它探究如何以合理的组织形式实现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维系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虽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它们也有各自的话语权和各自适用范围。然而近现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权被人与人关系所剥夺，认为没有人与人的关系就没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发生了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这种殖民化的后果是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被遮蔽，生态危机则是这种殖民化的逻辑后果。关键词：人;自然;关系;殖民化

生态危机的发生和自然环境的残破作为当代世界的一个严重事件，暴露了人与自然关系已经陷于严重的不和谐状态，而且这种不和谐状态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在世生存。基于此，谋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化解生态危机对人类存在造成的困境就成为世人普遍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寻求消除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各种谋划中，深入追问造成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原因是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关键。尽管人们对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缘由作出了各种版本的解读，但笔者认为，近现代以来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所谓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是指现代人用人与人的关系侵占并替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人与人的关系的附庸和中介，从而取消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立话语权。正是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造成了自然世界对人类在世生存的本体论关照的缺失，致使现代人把谋求人类自身内部的秩序当作终极目的，把对自然世界的促逼视为人的本真存在。生态危机的发生正是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殖民化的逻辑后果。因此，对被人与人关系遮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去蔽，重新确证人与自然关系在人类生活中的本体性地位，是建构尊重自然之生活态度的有效途径。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地位

自人类被抛到这个世界之后，从事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就成为人类不可剥夺的天命。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两种基本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两种关系构成了人类真实的生活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直接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关系，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否定自然存在物的直接存在形态，使其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第二，从形上学高度确证自然世界对人类存在的本体论性质，以实现自然世界对人类在世生存的终极关照，达成维持人与自然世界共在的目的。前者是目的与手段的生产关系，属于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后者是人与终极存在的内在关联关系，即人的本质与自然世界的本质的关系，属于人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世界。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仅要从自然世界中获得维持自己生存的物质资源，还要在此基础上理解自然世界的本质，从这个世界的本质中获得指导人类生活的本体性原则，以使人与自然关系除了生物性生存关系外，还能够保持一种超越生物关系的价值关系，从而担保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生存不同于动物的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人类改造自然界活动的组织形式，即人类要组织起来以“群”的形式实现改造自然界的目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牵涉的内容主要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所追求的目的是生产组织形式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如人类社会内部生活秩序的完善与正义、劳动成果的公正性分配、社会制度的道义性安排等，以保证人与人之间能够平等地占有改造自然界的成果，使改造自然界的成果能够满足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整个人类的需要，以及后代人的生存需要。

人与自然关系所包含的两方面的内容，使得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也具有两种规定性：人与自然的物质生产关系中的“人”指认的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人群，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人们必须组织起来才有对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形上学关系中的“人”指认的是人类整体，这个整体并不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数量概念，而是“质”的概念，亦指人类的自我意识、人性或人的本质。当人们指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出来，创造出了人之为人的一切本质时，这种创造人本质的实践活动应该指认的是人与自然的形上学关系。因为人只有以自然世界为参照对象，与整个动物界作比较，才能将作为“类”的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性和人的本质只有在与动物作比较中才能得以确认。人与人关系中的人往往指认的是个人或群体，人与人的关系表示的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而不是类的关系。在人与人关系中所确证的人的本性，也只能是人的个性、群体性、阶级性，而不能是整个人类的本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处于同一层面上，它们之间可以发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至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形上学关系，则根本不在同一个言说层次上。只有人与自然的形上学关系对人与人关系的指导作用，而不存在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形上学关系的干涉。

人从自然世界中获取自己生存的物质资料，以及运用人与人关系组织这种获取物质资料的活动，实际上都属于生物竞争法则支配权限内的活动，都没有超越生物必然性限制的范围。因为在生物界中所有结群性动物几乎都能够利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配合关系，即利用一定的群体组织形式捕获所需要的食物对象。而人与自然的形上学关系由于超越了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探究的是自然世界本质对人的本质的内在关联，因此，人对自然世界的本体论把握才是人超越生物界的活动，才属于人作为人的意义生活和价值生活。人以自然世界为参照而确证自己的人之为人的本质，也就是以自然世界为参照确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同于动物的存在方式，在本体论层面上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确保人类的生活合乎自然宇宙本体性的要求。人只有从人与自然的形上学关系中反照和反作用于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才能使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具有人类学的意义。

人类怎样理解自然世界，也就怎样理解人类自我，理解自然世界与认知人类自我具有同一性。如果人将自然世界仅仅看作是一个物质世界，看作是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资源库和能源场，那么人也就将自己的类自我视为满足吃喝的生物性自我;如果人将自然世界做本体论理解，也就将自己的类自我理解为具有超越生物属性的本体性自我，理解为真正的人之为人的自我。马丁•布伯在《我与你》这部著作中指出，人对世界持双重态度，因之世界也为他呈现出双重世界。人对世界的双重态度：其一是“我”将世界视为“它”，从而建构起“我—它”关系;其二是“我”将世界视为“你”，从而建构起“我—你”关系。“我—它”关系中的“它”是指物或物的世界，“我—你”关系中的“你”是指作为本体的自然世界，即作为绝对者的世界。而这两种关系中的“我”的确认则栖居于与“它”和与“你”的关联中，说出了“它”或“你”，也就随之确证了“我”。“一旦讲出了‘你’，‘我—你’中之‘我’也就随之溢出。一旦讲出了‘它’，‘我—它’中之‘我’也就随之溢出。”[1]18马丁•布伯认为，尽管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存留于“它”的世界中，但人对“你”的渴望又使人不断地反抗和超越“它”，并且只有进入“你”的世界，才使人成为其人。“人呵，伫立在真理的一切庄严中聆听这样的昭示：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1]51

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决定着人的生存，又规定着人的本质性存在，而人与人的关系仅仅是实现生存关系的组织形式，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就具有本源性、基础性、根本性、本体性作用;而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来说，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当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时，就道破了人与自然关系对人与人关系的支配作用。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生产力范畴，人与人的关系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尽管人与人的关系能够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也仅仅局限在加工、改变自然物直接存在形态的领域内，而根本不能凌驾于人与自然的形上学关系之上。

二、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侵犯

对人与自然关系这种更为本源的性质，古代人的理解是较为贴切的。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古希腊文化，都表达了人从自然世界的本体存在中获得指导人类社会生活原则、规定人与人关系的见解。从哲学观念上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受命于天”和“道法自然”观念，阐释了自然世界本身所蕴涵的内在机理乃是人道之本原，人的所作所为都应该根据这种本原而发生，合乎“天命”或合乎“自然”的亦是合乎道德的和应当的，违背“天命”或“自然”则是大逆不道的。在古希腊，人们普遍认为自然宇宙是一个充满灵魂的活的有机体，它在为自身立法的同时也把秩序加于属于它的所有事物，以及人身上;而人则是对自然宇宙的分有，不仅分有它的机体和灵魂，同时也分有它的理性和人性。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人的灵魂和理性均来源于自然宇宙的灵魂和理性，斯多葛学派则提出“人是宇宙之火的一朵火花”，人类应该“顺应自然而生活”，千万不要僭越宇宙之最伟大灵魂为人类安排的自然秩序。从社会观念上讲，中国古代人关于“社会”这一概念的原初规定是，人们为了祭祀神灵而聚集在一起。“‘社会’一词最早出现于《旧唐书•玄宗本纪》，书中就有‘村闾社会’的说法，这是所见到的‘社’、‘会’二字的最早连用。其涵义是指人们为了祭神而聚合到一起。”[2]而先民祭祀的这些神灵往往是自然神，如天神、地神、山神、海神等，它们表达着自然世界意志，代表着令先民敬畏的自然世界。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先民在使用“社会”一词时的心态和他们对社会本质的体认，即人与人组成关系而结成社会完全是为了讨好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世界。既然人类社会的发生是取悦于自然神意的结果，那么作为本体的自然宇宙就内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目的之内，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古代人为什么在进行改造自然界活动时总是先从事祭祀活动的因由。古代人将自然世界看作是活的、有灵魂和有意志的存在，其中隐喻着人与人的关系守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优先于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观念。无独有偶，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经过考证指出，古希腊人关于人与人关系的“伦理” 概念的含义是指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后引申为人的“住所”、“居留”，进而才转化为风俗、习惯和伦理。古希腊人关于“伦理”概念的这种含义的演进也在暗示人们，“伦理”意味着人对大地和“居所”的看守，表达着人与野兽进而人与自然的共同居留，这其中也隐喻着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发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大于人与人关系的价值的伦理情怀。

然而，近代发生的启蒙运动，把古代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这种价值秩序彻底倒转，从而开始了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过程。笛卡儿经过理性的普遍怀疑，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从而确定了人本身的“自我”观念是人与自然关系发生的逻辑在先的起点。人是能思维的主体、自然是仅具有广延属性的客体，就成为现代性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规定。人与自然的本体论关系由此转化为认识论关系，产生了对人与自然形上学关系的遗忘。康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人类自我，认为人与自然关系仅仅属于纯粹理性的领域，而纯粹理性能够运用先验范畴确保人为自然立法;人与人的关系则属于实践理性的本体论领域，人只有作为由人与人关系构成的“目的王国”的成员才能成为人之为人的存在。康德把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价值秩序规定为：实践理性高于纯粹理性，人首先在人与人关系的本体存在中为自身立法，才能确保为自然立法，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大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黑格尔更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明确了“自我”这个概念的社会性质，他认为，当个体形成“自我”概念时，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人与人的关系。“我”是相对于“你”和“他”而言的，“我”是在与“你”、与“他”的关系中确认的，没有“你”和“他”的人与人关系，就不能形成“自我”的概念。黑格尔同时还指出，自然世界的一切皆是人类自我的对象化，自然界就是自我异化的精神，人类自我的精神才是自然世界的真理性和终极目的。卢卡奇则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无论把什么看成自然，这一自然总是与人相关的，也不论人与自然的联结采取什么形式，即不论自然的形式是什么，自然的内容、范围和客观性总是受社会制约的。”[3]我国有些学者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中介着人与人的关系。“人改造自然的行为是人类的社会性的行为;人与自然的协调只能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来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状况的评价是以人的价值为尺度的。所以，当我们提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实际上把人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把自然定义为人的对象性存在，从而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了人与人的关系之中。”[4]

近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不仅表现在哲学世界观层面上，还深入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生产活动领域。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即现代性社会使商品的“交换价值”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从而颠倒了商品价值的等级体系，确立起以交换价值为权力意志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资本逻辑。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目的不是创造使用价值，满足生活需要和简单再生产，而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创造利润，使资本本身永无止境地得以积累。交换价值发生在人与人关系的情境中，因为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才能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则更多地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物质生产关系，它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创造出来的。当商品的交换价值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宰，并支配商品的使用价值时，即现代社会按照“资本的逻辑”纯粹为了交换而进行商品生产时，在物质生产领域中人与人关系也对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殖民化。

近现代社会之所以发生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是因为现代人抛弃了人与自然世界的本体论关系，认为那是大而无当的问题，属于被现代哲学清除之列。就像胡塞尔所说：“它将所有那些人们归之于或严或宽的形而上学概念的问题，其中包括所有那些被含糊地称作是‘最高的和终极的问题’统统丢弃了。”[5]随着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形上学关系的遗忘，自然世界不再具有终极价值，而被看作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自然有二义：广义的自然是指具有无穷多样性的一切存在物，它与宇宙、物质、存在、客观实在这些范畴是同义的;狭义的自然是指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的物质世界，或称自然界。它是各种物质系统的总和，通常分为非生命系统和生命系统两大类。”[6]既然自然世界是死一般的物质存在，那么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也就仅仅是改造“物”和利用“物”的关系，其中再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供言说和可供追寻。人与自然的关系沉沦为改造物和利用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就仅仅具有生物学属性，因此必须由人与人的关系对其社会化，才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生物界提升出来。只有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真实的关系。在这种现代性思维逻辑和价值逻辑的支配下，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殖民化就成为必然发生的过程，而且也被现代人认定为是价值合理与应当的过程。

三、人与自然关系被殖民化的后果

在古希腊哲人的观念中，人与自然世界的形上学问题是有关最高和终极的学问，它具有诸学问之王后的美称，只有形上学的精神才能够赋予一切知识、一切其他学问以终极的意义。但是，随着现代哲学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现代社会把人与自然世界的这种本体论关系彻底抛弃了，将哲学的头颅彻底砍掉了。哲学丧失了自己的头颅，人类生活必然会迷失自己前进的方向。也就是说，剥夺了人与自然关系本身的独立话语权，并用人与人关系的言说代替人与自然关系的言说，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灾难性后果。

首先，人与自然关系领域所牵涉的关于人类存在命运和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生存智慧问题被遮蔽，人与自然关系本体论关系中所蕴涵的用于指导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被遗忘，结果使现代人像浮萍一样生活在一个没有生存根基的社会状态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产生了盲目和反动。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关系所直接指认的问题，是关于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存在以及怎样存在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包括自然世界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自然存在物是实现人类生存目的的手段等工具理性的思考，还应该包括从自然世界形上学存在中获得指导人类生活本体论原则、人与自然世界共在的哲学理性思考。其中，人类怎样进行物质生活，即怎样生产物质产品，怎样分配和交换物质产品，要受人与人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而人与自然世界共在，人在自然世界面前的正当行为的规定，用于指导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生存的基本法则，主要涉及人与自然的形上学关系，并且应该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中引申出来，而与人与人的关系根本无涉。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合理决定着人类的存在命运，而人与人的关系的是否合理则主要牵涉到人类社会秩序的正当性。认识人类能否存在与确认人类生活秩序的正义性并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涉及的问题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独立话语权，而且这种独立的话语权是不能被另一方剥夺和取代的。但是，当人与自然关系被人与人关系殖民化后，用对人与人关系的言说置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言说，那么关于人类在自然世界面前的存在大智慧问题就必然被遮蔽。正是这种生存大智慧问题被现代人所遗忘，造成现代人不再对自然世界怀有任何敬重心和敬畏感，只知道一味地向自然世界索取，谋求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

尽管现代科学技术也在探究自然界的规律，但这种探究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是：现代科学将自然世界图像化，将自然世界看作是一幅摆置到人类面前并被人类所摆置的图像;现代技术则向自然世界提出蛮横要求，在促逼、摆置、订造意义上将自然世界资源化和能源化。即现代科学技术不是探究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和人的本真存在，而是变成服务于人与人之间交换关系的工具。尽管现代自然哲学也在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它却把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当作人与自然关系的真相，提出人是自然的主人，人之为人的存在就是对自然世界的征服和统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施行殖民主义，用人与人关系的话语言说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现代人在改造自然界的世界活动中失去了行为合理性标准，误把满足人自身的物质需要和对自然物的蛮横剥夺视为目的合理与价值合理的行为，结果导致了现代人对自然世界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的发生。

其次，现代人丧失了维护自然世界和谐、稳定和美丽的道德责任，使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获得了道德合理性与社会正当性的辩护。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必然导致现代人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替代并取消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把伦理关系仅仅局限在人与人之间，否定并排斥人与自然之间所存在的伦理性。既然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折射或中介着人与人的关系，那么人只对人的存在和行为负责就等于对人与自然关系负责，人与人之间关系解决处理好了就等于解决处理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没有必要再从人与自然关系中生发什么道德关系。因此，在现代性的视阈中始终否认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伦理关系，即使在生态危机发生的今天，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建立直接的伦理关系成为当代人的普遍诉求时，坚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实行殖民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仍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仅仅存在间接的伦理关系，人为自然世界承担道德义务仅仅是为他人承担着道德义务，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规定并决定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

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凌驾于人与自然关系之上，用人与人的关系规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使现代人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人类对待自然的任何态度和任何行为不经人与自然关系的考量而天然具有合法性;人类对自然世界的任何态度和任何行为、甚至是恶劣态度和掠夺行为都是天经地义、合理而又正当的。正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这种殖民主义倾向，为现代人任意破坏自然环境和肆意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道德合理性理由，使对自然世界的掠夺和破坏成为一种有价值且值得欲求的行为。尤其是在商品的交换价值支配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一“资本的逻辑”作用下，现代性社会为了利润而生产，为了利润而消费，为了利润而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所视为魔鬼的贪婪物欲充分激发出来。现代性社会所产生的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的经济运行和物质生活模式，引发了人们有目共睹的生态灾难。

最后，人类在自然面前迷失了自我。人与自然关系被人与人之间关系殖民化，致使现代人不再以自然世界为参照对象确证人类自我，而是用人与人关系规定人的本质，从而造成了人类自我与自然世界的分裂，使人类自我成为仅仅向人与人关系认同的社会自我。如前所述，在人与人关系中形成的社会自我是一种个体性或群体性的自我，在人与自然形上学关系中形成的自我才真正是人的类自我。随着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现代人就用人与人关系中形成的社会自我取代人与自然关系中产生的类自我，认为社会关系中的自我才是人的真实自我，就像我国哲学教科书所说那样，“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成为其人”。然而，不能发生替代关系的地方发生了替代关系，这一错位不可避免地造成人类自我的迷失，使人类真正的自我隐匿或被遮蔽。用人与人关系规定的社会自我，由于它从人与人关系中生发而来，又复归于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它必然仅仅关注人和社会的福祉，而不关心自然世界的死活，不关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即单纯的社会自我本身隐含着对自然世界破坏的张力，因为现代人始终将社会看作是反自然的，将社会视为对抗自然世界的产物。因此，一旦用社会自我完全取代人在自然面前的自我，自然世界被破坏得不堪入目就成为必然。

揭示现代社会发生的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目的是反对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主义，争取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立话语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言说属于自己的真实内容。人与自然关系只有在言说了属于自己的本真性内容之后，使人类能够从中获取指导人类生活、维持人与自然世界共在的形上学法则，才能担保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价值合理性与社会正当性，才能维护人与自然世界的共在。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想否认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实际上，笔者始终坚持并认为，人与人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胡塞尔所说的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的本真存在。只不过是，为了解蔽被人与人关系遮蔽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本真性，为了争取人与自然关系在人类“生活世界”中的应用地位和话语权利，才有意凸显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和本体论位置。

参考文献：

[1] 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2]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现代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3.

[3]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56.

[4]傅华.生态伦理学探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5.

[5]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

[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1253.

(责任编辑 朱凯)

On Colonization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b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AO Mengqin， DOU Jiahui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China)

Key words: human; nature; relationship; colonization

作者：曹孟勤　窦佳卉

第三篇：浅谈人与自然的关系

摘 要：选取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例如山林、盆地、湖泊）中的生产者和生活者为主角，以及由于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例如干旱、酷热、严寒）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为文章主线，展现大自然是以怎样不同的方式融入到生活者、生产者的日常生活中的。反过来，他们又是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性互动的，从而了解在世代相传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中，存在着哪些有智慧的实践经验，可为当今存在于其它地域、领域中的诸如环境问题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些有益的经验和角度。

关键词：人与自然关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共生；利用自然

我国地大物博，拥有令世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山林、湖泊、海岸线等，这种地理上的跨度有助于形成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这是一份源于自然的馈赠。而生长、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运用各自的智慧，适度、巧妙地利用自然，千百年来形成了各种富有地域特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地域差异性和农业多样性也充分体现在其生产和生活过程之中。为了得到这份源于自然的馈赠，生活于各个区域的人们捡拾、捕捞、采集、挖掘，穿越四季、穿梭于山林河川之间，与大自然共同谱写着古老而有生机的智慧。这是一种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并与自然良性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生态环保的农业生产方式得以形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得以延续。

在鸟越皓之所著的《试论环境民俗学》中，亦提到了“前辈们的智慧”，文中这样叙述道：“在柳田国男和折口信夫等民俗学家的思想深度中以及在调查报告书的民俗事象中，发现我们前辈们（柳田称其为‘父辈们的’）的智慧，并体会到正因为这些智慧，我们今天的生活才会顺利地维持至此。”[1]鸟越皓之在文中指出，这些民俗的做法，有很多被不知不觉地融合到人们整体的生活实践中，并且成为了人们共同生活的智慧被继承了下来。而本文所要阐述的人们的智慧指的是生活者或生产者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由于地域不同、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生产模式，在这些具体的模式中，无不体现出人类利用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互动的形式。因此，鸟越皓之这里所提到的“前辈们的智慧”和本文所指的智慧，是大体相同的。

文中一直提到的“自然环境”，并非是指鸟无人烟的江河湖川、山林湿地，这些理应是生物学、生态学、抑或地质学视为珍宝的研究领域；而本文中意的是有人类生活、生产的自然环境，是有人类进行参与的所在，是“经过人类的手加工过的自然环境”，是“不纯的自然”。[2]这样，就是从生活者的角度，通过广布于我国大江南北的、具体的实例，来浅析一下具有如此意义的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借以给其它存在由此关系引发问题的地域、领域提供一些有助益的经验和支持。

自有人类开始，人类就与自然相依为命，人类依靠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互动、与自然共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决非三言两语能简单概括得了的。鸟越皓之曾在文章中将环境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以大论之，概括为了三个大的方面，在看了这一分类后，笔者感触颇多，以往看来复杂、多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瞬间被梳理清晰。诚然，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分类中的三个方面并非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这三个方面，而是有待于相关的学者、研究者进一步补充、丰富、拓展的。但我深感鸟越皓之的前两个分类，对我之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助益颇多，故此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相关的理论。

鸟越皓之提到的第一个领域称其为“传统的生活和生态系”，第二点开始强调自然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自然与人同样是主体。他所提到这两个基本领域，在笔者以生活者的角度观察生产实践时，极容易发现，每当发现类似的、生活中的实例时，这份惊喜之情也促使我们更加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会在具体的实例中阐述这份智慧和惊喜。

在香格里拉松树和栎树自然杂交林中，生长着一种精灵般的植物——松茸。松茸因其生长在松、栎林地，菌蕾期状如鹿茸而得此名，是丽江地产菌类中的山珍。松茸不但味道鲜美，而且还具有益肠胃、理气化痰、驱虫及对糖尿病有独特疗效等功能，是中老年人理想的保健食品。在欧洲、日本自古就视松茸为山珍，日本在古代还把松茸作为百姓向贵族和皇亲国戚进献的贡品之一。松茸是一种纯天然的珍稀名贵食用菌类，被誉为“菌中之王”。[3]

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松茸因其极高的营养价值、苛刻的生长条件及采集条件、短暂的保质期、广阔的市场需求，所有这些都造就了松茸极高的身价，使其不仅一跃成为菌中的佼佼者，更成为食材中的贵族。由此衍生出的，便是靠香格里拉地区靠采集松茸为生的人们。

由于采集松茸非常困难，香格里拉的藏民们凌晨就要上山采集松茸了，他们经常骑着摩托车凌晨出发，穿过村庄，步行进入原始森林。每一个藏民在长期与松茸的情缘中，都练就了能够识别松茸的慧眼。在松茸出土后，藏民们会小心翼翼地用地上的松针把菌坑掩盖好，只有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于藏民们而言，这是为了延续自然的馈赠，谨慎地遵守着山林的规矩；而于大众而言，这正是鸟越皓之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共生”的美好体现。

在腾讯网主办的《活着·第四季：香格里拉篇》中，介绍了一位靠松茸“捡拾”生活的藏民阿五。在腾讯网图片站新闻中心的首页上，有这样一段话：“采松茸的苦，卖松茸的焦，不愿放弃这份收入和希望的纠结，让村里这些生性淡定的藏民多少有些迷茫和疲惫。不知道是谁的摩托，廉价的音响震天响的放着慕容晓晓的《爱情买卖》。阿五还在那和着曲子用松茸改歌词，却总觉得对不上。”[4]这样简短的一席话，却将藏民对松茸又爱又恨、采集松茸的艰辛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采松茸的苦”说明了采集松茸的艰辛程度，松茸本身不易寻找，加之产量不多，采集松茸的人又不在少数，所以难上加难；捡拾的同时还不能破坏菌丝，以便其继续生长，才能有日后的采集；松茸的品相要求很高，所以采集的同时不能破坏其品相，而且能不能采集到品相好的松茸，也是个问题。“卖松茸的焦”是指松茸本身的保险期很短，最多只有三天，如若捡拾回的松茸不及时出手，就会一文不值；然而采集松茸的藏民很多，有的全家都从事这一生计，而收松茸的老板却尽量压低价格，这使得原本

就不富裕的藏民很揪心。“用松茸改歌词”恰恰说明了对于藏民来说，松茸已经完全融入其生活、融入其血液，成为藏民生产、生活的一部分。

藏民阿五所在的香格里拉建塘镇吉迪村，是一个拥有500多户藏族人家的贫困村，平均海拔就达3300米，每年7月中旬至9月末的松茸采集是村民全年主要的经济来源。孩子上学、建房子、置办服饰、捐寺庙，所有这些基本都是全家捡菌子“捡”出来的。在阿五的记忆里，小时候松茸就是平常的蘑菇，家家捡了当菜吃，包饺子，吃不完的晒干留着冬天吃，奇香扑鼻。后来日本人发现了迪庆松茸，从此香格里拉松茸声名鹊起，“好的一公斤能卖一两千，一般的也能卖八百元。一家一天能捡两到四公斤”，村里各户相继起了大宅。虽然松茸一直是欧日宴席上品，但迪庆松茸前些年巨大的经济效益主要依赖出口日本。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日本松茸进口大幅下滑，迪庆松茸价格随之暴跌。松茸生长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山林地带，采摘的辛苦可想而之。每年的采摘期不到三个月，可以说产量是相对固定的。每年辛辛苦苦多采个一、二十几公斤只不过是加法，不断下跌的价格是乘法，决定了阿五家收入多少。[5]

即便在这样一个全年经济收入只靠采松茸来维持的贫困村中，藏民们在松茸采集的季节辛苦劳动，遵循着自然不变的法则：遇见童茸不予采集，并将其用松针盖好；捡拾好松茸后，用松针把松茸坑下的菌丝团盖好，以备其继续生长；“对松茸的采集向来有‘三天一采’的乡规民约，即采1天停3天”[6]等。所有这些做法都充分体现着人们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也是对养育一方藏民生活的松茸的尊重，亦充分体现了鸟越皓之人与自然“共生”的观点。

“自古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7]在今人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一种顺应自然、与自然良性互动的生存之道。从古到今，生产者与其周围环境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态环保的农业生产方式，指引着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方式，相信这也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可供参考的模式，对于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如环境问题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应该有一定的助益。这些长久以来由各地域人们生产形成的、良性生产模式的范例，也应该能为我们生产、生活的其它地域、领域提供一些值得学习的经验和角度。作为一个农耕民族，生产者、生活者每天都精心地使用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类似的、巧妙的生产活动和生产智慧，无处不在。

参考文献：

[1]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294.

[2]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295-296.

[3]松茸.百科名片，http：//baike.baidu.com/view/1017082.htm？fromId=131676.

[4][5]胡子.靠松茸“捡拾”生活的藏民阿五[EB/OL].http：//news.qq.com/photon/tpyk/songrong.html.

[6]宋发荣.香格里拉松茸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N].林业调查规划.2007-10-30.

[7]冯梦龙.《醒世恒言》第3卷.

作者简介：

王成铭，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人类学。

作者：王成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