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华文文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文化诗学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理论焦点之一。把文化诗学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是一些学者追求的目标;同样，把文化诗学引入华文文学研究，也是我们的理论期待与批评尝试。作为一种理论资源与方法学，文化诗学将在何种程度和哪些方面给予华文文学的诗学建构以启发和丰富?这是我们所关切的。
第一篇：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网络华文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 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存在密切关系。因特网为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提供了比过去多的机会，并促进了海内外华文作家之间的交流。网络华文文学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 网络文学 华文文学 全球化
1.引言
不论在任何时代，文学的创作、传播和鉴赏都是以一定的媒介为依托的。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区分，在电子技术获得广泛应用之后又出现了文学的新品种——电子文学(如广播剧脚本、电视剧脚本等)。如今，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登上了历史舞台，网络文学也因此应运而生。在全球范围内，网络文学的作者、读者及相关网络商的活动，从一开始就随网络的互联而拓展。随着Internet的建立，网上信息的跨国流动成为家常便饭，世界各国的华人因此得以共享网络文学资源，这种共享的便利程度是传统的印刷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网络文学是相互关联、彼此呼应的。如《新语丝》正在朝成为国际网站的方向发展，其读者有1/3左右来自中国大陆。美国的阿瑟、亦歌，北京的老猫、洪亮，上海的一华，天津的Sunny，长沙的Dove，哈尔滨的叶振宪等都对它的建设颇有贡献。2000年初，都会报(CityMedia)与热巢网(CityHot)共同主办“当代华人极短篇大展暨线上征文比赛”，通过自身和网络同学会共三个网站同时展出台湾、大陆和香港两岸三地的作品，并进行征文比赛，相关网址为www.cityhot.com。时至今日，赛伯空间虽然还没有可以和屈子、李杜、鲁迅等文化巨人比肩的大师，但已是新秀迭出、“星光灿烂”。这些人甚至以其成就吸引了精明的书商，通过网络文学的印刷版将自己的光辉投射到赛伯空间之外。反向的运动是传统华文作家纷纷上网，借助于网络的国际互联使自己拥有“世界性”。上述双向运动同样发生在评论界，其结果是横跨现实空间与赛伯空间的华文文学世界的形成。
2.网络华文文学发展的平台
若想让网络成为文学新家园，不仅文学主体要上网，而且文学对象也要上网。文学对象上网至少包括三种含义：其一，描写对象上网，或者说，文学主体在网上可以找到创作素材。其二，奉献对象上网，这意味着文学主体可以指望自己的作品在网上找到受众、觅得知音。其三，师法对象上网，亦即形成一支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创作队伍，并有可供学习的范作、可供遵循的惯例。因此，文学在网络上的繁荣有赖于网民队伍的扩大。可喜的是，网民增长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时至今日，网络化的华文文学已经拥有自己的读者群。比起传统文学的读者来，他们更富有参与精神，更强烈地追求精神自由，更不甘于为现实世界所束缚。“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已难以形容他们在网上漫游的速度，“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无法概括他们的冲浪精神。正是这些读者以旺盛的需求呼唤着文学创作的推陈出新，并且为这种推陈出新提供强大的预备队。当然，没有必要过分夸大网民读者与传统读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由于传统作品“上网”和网络文学“下网”的缘故，二者的区别正在缩小。
网络文学是以网络作为平台而发展起来的。它的繁荣离不开网络商的支持。近年来，网络商与文学界的互动日益频繁，文学站点亦有不少向商业化方向发展。例如，在海外，《花招》成了公司，兼顾服饰、饮食、保健、理财、美容、旅游;在国内，喻汉文将“黄金书屋”(www.goldbook.com，曾被评为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个人主页之一)卖给了门户网站多米来。在文学网站成长过程中，文学与商机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关系到网络华文文学的命运。1996年底，《新语丝》面临着被商业公司“亚美网络”吞并的危险。这种外部威胁导致了内部分裂：《新语丝》的创办人方舟子毅然决然地在纽约正式将它注册成非赢利机构，另一些人却因此退出《新语丝》，去为亚美网络办《国风》。自那时以来，方舟子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有效地避免了商业网站“烧钱”的通病。目前，该网站有两个镜像站点(国际版www.xys.org，国内版www.xys2.org)，其点击数合计约40万，在海外中文网站里名列前茅。由于访问量大，带来的广告收入完全可维持运行费用。上述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3.网络华文文学的特色
如果我们不是一般地谈论“网络文学”，而是着眼于“网络华文文学”的话，可以从所使用的语言、所认同的传统、所形成的观念三方面把握其特色。
(1)跨语言参照：工具与目标。
促使《华夏文摘》、《郁金香》等杂志的编委及其作者群在谋生之余孜孜不倦地耕耘于电子文学领域的动力，与其说是身居异邦的怀旧心理，还不如说是难以消释的文化情结，即对于华文或汉语的认同。对于这些人来说，外语用得再熟练也毕竟是“外”语，只有汉语才是母语，它不仅构筑了他们的文化家园，而且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存在。这种存在导致网上华文文学初露头角，其影响逐步扩大到整个汉语文化圈。作为华文文学写作手段的汉语，在网络化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成为有别于传统口语和书面语的电子语。这种电子语也许是口语化的书面语(像在众多文学网站上经常可以见到的那样)，也许是书面化的口头语(主要见于字符界面的聊天室)，自然也可能是比较纯粹的书面语(最常用于将印刷媒体上的文学作品搬上网)，或者是货真价实的口头语(利用音频流技术进行实时传递)。与此相应，我们可以区分出网上的书面文学、口头文学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口语化书面文学、书面化口语文学。姑且不谈实时聊天是否正在创造一种崭新的口头文学，也不论接龙写作是否正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复兴集体创作的古老传统，令人欣慰的是，汉语(尤其是有简、繁体之分的汉字)网上传输这一瓶颈一旦被突破，超越媒体、跨越平台的华文文学世界便将呈现出勃勃生机。
(2)跨义法参照：怀旧与思新。
在1996年7月多伦多“电脑网络与中国文化”会议上，方舟子将网络文学称为“流放文学”，认为其特点是“怀旧”和“描写文化冲突”。就海外留学生的作品而言，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这些作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边缘人”，他们游移于母国文化和父国文化之间，对二者都有所认同，但也都难以完全认同。他们目睹父国之长而叹母国之短，有感父国之短而思母国之长。这构成了网络华文文学的早期特色。在《新语丝》发刊辞中，方舟子(2000)写道：“我们相信，这张网伸到汉字的发源地，让亲人们听到我们的心声的日子不会太远。”果然，没几年工夫，互联网便连到了中国，《新语丝》也成了第一份回归祖国的中文网络刊物。中国本土所兴起的网络文学，与其说是“怀旧”，还不如说是“思新”，浸淫着对“另类生存”的追求与渴望。世界各民族不仅有不同的语言，而且有不同的义法(包括道德、礼仪、法律等社会规范)，由此形成了迥然有别的文化。网络促进了跨文化接触的频繁化。这一点对于网络华文文学所表现的思想倾向相当重要。中国本土的“网络写手”，或许是由于经常上网的缘故，不仅对于世界各地的风云变幻更加洞若观火，而且更多地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思想观念，更常追踪(甚至追逐)时尚。中国的现实世界还在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奋斗时，赛伯空间却已弥漫着某种后现代情调，这不能不对网络文学的基调有所影响。当然，正如笨狸所指出的：“不可否认，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不是网络文化的主流，网络上连具有反叛精神的真正黑客，其目的也不是摧毁不是解构，而是发现问题、找出问题，是一种以重构为诉求的积极性的技术嘲弄。”(2000：39)网络华文文学所追求的“新”，同样应是一种积极的建设。
(3)跨行业参照：父根与母根。
对于网络文学的定义，国内已经有所探讨。李寻欢认为网络文学不是“写网络的文学”，也不等同于“网络上的文学”，准确定义应该是“网人在网络上发表的供网人阅读的文学”。网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是文学，其真正意义就是使文学重回民间。有网友反对李寻欢将网络文学的基点看成网络的“父根意识”，主张“母根意识”(即文学意识)。他运用归谬法来反驳李寻欢的定义，举出的例子是：当年“楚辞是楚人在竹简上发表的供楚人阅读的作品”，而1000年以后，唐宋时期的人读写在纸上的楚辞时，它还算不算文学呢?至如今，我们在电脑上读楚辞，它是不是也算文学呢?有鉴于此，他认为网络文学主要是个应用上的现象描述而非学术上的现象描述，它的概念内涵及外延将由事实来归纳给予而不是由演绎来强行定义，这就势必使它的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使用。
上述不同角度的考察表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参照，对形成网络华文文学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参照并非网络时代所特有，但是网络本身加速了参照的进程，强化了参照的力度，并且提高了参照的价值。必须看到：网络化正在促进华文文学形态由文本向超文本的转变。对于超文本来说，有意义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而是它们之间的链接。正是这种链接将《新语丝》导向《枫华园》，将《花招》导向《橄榄树》。它在显露所谓互文性的同时，为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的整体性提供了直接的证明。
4.网络华文文学的处境
现阶段网络华文文学的处境，是在精英与大众、网内与网外、中国与世界等关系中显现出来的。网络文学的倡导者肯定它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而网络文学的非议者则对此加以质疑。其实，网络应用普及的真正意义，在于对“精英”与“大众”的传统划分的挑战。与此相应，网络文学兴起的真正价值，也在于对“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传统划分的挑战。如果上述两种划分至今多少还有点意义的话，那么，由于划分而形成的矛盾两极事实上已经处于不断的变动中。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人类知识更新明显加快，原先的计算机高手只要短时间不学习、钻研新技术就可能落伍，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包括文艺在内的其它领域，知识更新同样逐渐成为对于“精英”们的严峻要求。相比之下，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大众转化为精英的门槛相当高的话(封建时代举子们可能科场屡败而终身无成)，信息时代为人们自学成才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促进了精英与大众之界限的模糊化、动态化。与此相适应，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事实上，在世界各国，网民几乎都构成了整个人口中平均文化水准较高的群体，理当追求较高雅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网络应用正在迅速普及，随着信息家电的开发，上网正成为一种普通生活技能，这又孕育着使网络文化朝通俗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们认定高雅文化体现的是社会精英的追求、通俗文化体现的则是大众所秉承的观念的话，那么，精英与大众之界限的模糊化、动态化必然影响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分野，使二者的划分变动不居。其实，“精英”抑或“大众”，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选择。消解二者的区分，并不是“数字化生存”的目标，“个性化”才体现其精髓。
5.结语
从“世界华文文学”到“华文文学世界”的发展进程，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一致的。一元化与多元化的矛盾，不仅存在于华文文学内部，而且存在于华文文学与其它语种的文学之间。面对着Internet上英语文学、文化的强势或者霸权，华文文学在新世纪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网上华文文学是否必须走职业化老路以培养自己的“正规军”，是否必须仰仗联合国通用网络语言开发计划来维护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基，如何摆脱“儿女情长，风云气短”的现状进入新境界值得进一步探讨。概言之，21世纪的华文文学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在“压力转化为动力”的意义上，对创作和研究来说都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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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笨狸.缘分[J].程序员，200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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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鸣奋.比特挑战缪斯——网络与艺术[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12.
作者：杨占河
第二篇：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
文化诗学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理论焦点之一。把文化诗学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是一些学者追求的目标;同样，把文化诗学引入华文文学研究，也是我们的理论期待与批评尝试。作为一种理论资源与方法学，文化诗学将在何种程度和哪些方面给予华文文学的诗学建构以启发和丰富?这是我们所关切的。这里，我们尝试提出“华人文化诗学”概念和初步构想，期待华文学界的批评。
突出华人性与批评重心的转移
提升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品质的关键，在于加强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它包括形式诗学和文化诗学两个层面。文化诗学是近年文学研究从形式分析向文化深入的一种新的范式转移。虽然华文文学的形式分析远未充分和成熟，但仍然无法回避文化诗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诱惑。因为它是进入华文文学内面世界的一个有效通道，是华文文学自洽性的理论需要。
“华人文化诗学”是由“文化诗学”延伸出来的概念。当我们尝试以文化诗学的观念和方法进入华人文学的批评实践时，我们首先遇到两个问题：一、华人文学何为?作为少数、弱势的华人族群，为何执着于自己母语或非母语的文学?二、华人文学书写如何迥异于其他“散居族裔”文学的“华人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答案的寻索，把我们导向华人文化诗学。在这个意义上，华人文化诗学不是论者随意的附加，而是内在于华人历史变迁和华人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之中的。
环顾当今世界，华人和黑人、犹太人，都是影响最大的“散居族裔”。战后半个多世纪来，黑人学、犹太学和华人学的相继兴起，是后殖民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们各有自己族裔形成的特定历史和命运遭遇。在以白人为中心的权力话语结构中，后崛起的这些少数族裔，都以他们强烈的族性文化，为自己在这个多元和多极的世界中定位。因此，对他们历史的研究，也是对他们文化和文化行为的研究。美国的非裔黑人文学研究者，曾经引入怀特、詹姆逊、福科的理论，分析非裔美国黑人文学的叙述文本。在《蓝调、意识形态和非裔美国文学》、《非裔美国文学》等著作中，成功地揭示出非裔美国文学中的“潜文本/潜文化”，从而以对“黑人性”和黑人文化行为的分析，把黑人文学批评提升到黑人文化诗学的境界。同样，犹太文学以其享誉世界的崇高成就日益获得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从犹太族裔流散的历史、文化渊源、身份变移、母题转换以及文化融合和文化超越等方面，来揭示犹太文学中的文化政治行为和族性表现，从而走向犹太文化诗学。这些研究都启示我們，作为少数族裔的文学书写，不仅只是单纯的审美活动，还包含着更复杂的文化政治意蕴。在研究华人族裔文学时，分析和认识其表现文化中的“华人性”和文化行为的政治意义以及“华人性”的诗学呈现方式，是华人文化诗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题中之义。
“华人文化诗学”的提出首先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主体性、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我们认为华文文学是华人性的一种表征方式，华文书写是最为重要的华人表征文化实践之一，对华文文学“华人性”的形成、变迁、结构形态及其美学呈现形式的研究构成“华人文化诗学”的核心命题。华人文化诗学是凸显华人主体的诗学建构。华人在文学书写中的主体性地位，构成“华人性”的首要涵义。华人散居世界的历史波折、身份变移、文化迁易、生存吁求、冲突和融合等，形塑了华人文学的主要内容。华人既是这一文学书写的创造主体，又是这一文学的书写的描绘客体。它从文学创造的精神层面和文学表现的对象层面共同构成了华人文学的主体性内涵。其次，“华人性”是华人表现文化的一种族属性表征。它是在华人从原乡到异邦身份变移和文化迁易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现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之体现，成为区隔不同族裔之间族属性特征的标志。第三，“华人性”还是华人文学反映华人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一系列特殊文学命题。诸如华人对文化原乡(文化中国)的审美想象问题;华人文学现代化建构中的中华性、本土性和世界性关系问题;华人原乡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的继承、借用和转化问题;华人文学母题中的漂泊/寻根与中华文学游子/乡愁母题的联系与变化问题;华人家族母题中父子符号的文化冲突象征与母子符号的文化融和象征问题;华人文学意象系统(如东南亚华人文学的热带草木意象和欧美华人文学的都市意象)与华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诗学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特殊命题所呈现的“华人性”特征，为华人文化诗学拓展了广阔的批评空间。对这些问题的充分诠释，不是单纯的审美分析所能完成，而必须打通文本内外，将文本分析放诸具体历史语境的权力话语结构之中，即通过文化诗学的路径，才能抵达这些特殊命题诠释的深层。
“华人文化诗学”强调“共同诗学”、“地方知识”以及“个人知识”的整合，既重视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共同的诗学规律，从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的文学创作中抽象出海外华文文学共同的美学与普遍的特征，又关注不同地域、国别、不同阶层、性别、个体的文化差异即特殊性。长期以来，华文文学研究一直偏重于对以抽象的“中华性”为中心的“共同诗学”的追寻，而多少忽视了对“地方知识”和“个人知识”的具体阐释。在这种普遍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对“华人性”的认识有可能产生同质化和抽象化的弊端。在“华人文化诗学”的视域中，“华人性”则是一个普遍与特殊统一的概念，它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概念。一方面，“华人性”包含了普遍的“中华性”，也蕴涵着“本土性”、“个人性”等具体的特殊的内涵;另一方面，“华人性”又是不断建构的历史性范畴。对“华人性”的认识与阐释必须返回到海外华人生存的具体性之中，返回到华文文学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政治场域之中。
华人叙事的文化政治诠释
“文化诗学”强调重新认识文学的文化政治功能。文学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与记忆方式之一。按照葛林伯雷的看法，在复杂的文化网络中，通过作者的具体行为的体现、文学自身对于构成行为规范的密码的表现以及文学对这些密码的反省观照，文学承担着话语的流播、论辩与文化的塑造功能，这种塑造是双向的政治性的活动。文学是一种建构活动即格林布拉特所谓的“自我塑造”，而自我的建构是主体与社会文化网络之间的斗争与协商。一方面，文化网络以“一整套摄控机制”(control mechanisms)对个体进行摄控;另一方面，文学以一种特殊的感性形式瓦解或者巩固文化系统的“摄控机制”。这就是文学话语的文化政治功能或意识形态性。
同样的，“华人文化诗学”也把海外华人的华文书写视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它尤其关注与“华人性”密切相关的华人身份政治命题，关注华人主体与其置身其中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之间的斗争与协商。
研究新叙事理论的英国学者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谈到“身份的制造”这一隐含着文化政治的命题时，对于身份的建构持有两个基本观点：一、身份由差异造成、二、身份存在于叙事之中。“我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或者“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华人文学尤其是华裔美国英语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家族史和自传书写文本。这一现象说明，家族母题的选择与偏爱有其内在的文化动力———通过叙事阐释华人华裔与其他族群共同创造的历史，实现族群建构的自我认同。
按照马克·柯里的理论，叙事建构身份，而身份由差异构成。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建构身份的叙事，应是一种“差异叙事”。对于不同的族群，“差异叙事”是族性的表现。华人文学正是通过差异的族性叙事，呈现出华人族裔迥异于其他族裔的“华人性”特征。这里所谓的“华人性”，首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漫长历史的文化积淀之中，是溶解在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信仰、习俗与行为之中的一种共同文化心理、文化性格与文化精神。同时，“华人性”又是华人离散的独特命运和生存现实所酿造。华人的离散与聚合，导致华人文化的“散存结构”。分布于异邦文化夹缝之中的华人文化，必须通过对于自己族性文化的建构和播散，表现出强烈鲜明的“华人性”，才能在异邦文化的夹缝中建构自我和获得存在的位置。华人文学作为散居华人播迁历史和生存状态的心灵记录和精神依托，成为“华人性”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因此，“华人性”又不仅是单纯的文化命题，而有了丰富的文化政治意蕴。
长期以来，对华文文学政治纬度的忽视，一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一大缺陷。成功的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批评，其重要的突破是打通形式诗学分析与意识形态批评的门阈，实现新批评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学批评的对话，辩证和统合。这个被有些学者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或“意识形态形式诗学”，成为文化诗学最基本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诚如美国著名的黑人文学研究者裴克所言：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福科的知识考古学认为，知识存在于话语之中。人们可以在这种形式本身中追寻其形式的谱系和发现其形式的规则。因此，对于裴克的研究来说，如果没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修练，就不可能精妙地分析黑人叙事文本中的内面形式结构;如果没有后结构主义的视域，也就难以穿透文本的盔甲，抵达幽暗的“政治无意识”。相同的道理，从华人文学的印象批评到华人美学的建构再到华人文化诗学的形塑，“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无疑是必经之路。它直接开启了研究华人文学书写与华人政治的关系之门，有助于我们理解“华人文学何为”这一关键性问题。
把华人文学书写不仅视为海外华人的审美创作活动，而且看作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从记忆政治的层面看，华人文学作为一种少数族裔的话语，一种边缘的声音，其意义在于对抗沉默、遗忘、遮蔽与隐藏，争取华族和华族文化的地位从臣属进入正统，使华人离散的经验，进入历史的记忆。如果没有“天使岛诗歌”的铭刻与再现，那么美国华人移民的一段悲惨历史，将可能被遗忘或遮蔽。恰如单德兴所言：“天使岛及《埃仑诗集》一方面印记了‘当时典型的华裔美国经验’，另一方面也成为‘记忆场域’。”(何文敬、单德兴：《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6版第6页)《埃仑诗集》整理、出版和写入历史无疑是美国华裔经验被历史记载的标志。对于美国华人而言，天使岛书写显然具有记忆政治的意义。其二，從认同政治的角度看，华人作为离散的族裔，面临认同的重新建构，华人文学既作为华人历史文化的产物，又参与了华人历史/文化的建构，华人文学书写便具有了认同政治和身份政治的意义。身份存在于叙事之中，“我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或者“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马克·柯里的观点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与认识“华文文学何为”这一关涉到华文文学批评命脉的根本问题。
我们提出“华人文化诗学”概念，意图之一在于终结华文文学研究的纯文学批评传统，终结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与华文文学批评的“中国学派”相比，近年来海外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华文文学批评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突破。陈鹏翔的《政治/他者的偷窥仪式》、何国忠的《马华文学———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的变奏》、黄锦树的《中国性与表演性》、林建国的《方修论》、刘育龙的《诗与政治的辩证式对话》、安焕然的《马华文学的背后》以及许文龙的《召唤民族文化与政治抵抗资本》等一系列文章的相继出现，表明马华的马华文学批评已经大步走出传统批评的格局。在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方面，这一转向表现得同样显明。单德兴的专著《铭刻与再现》以及与何文敬合编的《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都体现出对华人文化政治的高度关切。在这些研究中，华裔叙事成为再现华裔美国史、建构少数话语的一种重要方式，其文化政治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的确，“政治的回归”无疑是建构“华人文化诗学”的必经之路。“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很长一段时期，华文文学批评受到形式主义的纯审美观念的统治，偏向于以本质主义的“文学性”观念为依据评判华文文学，却有意无意地忽视华人文本与政治的关联。这无疑导致华文文学批评的贫血症。其实所谓“纯审美”只是一种虚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所以审美问题实际上是发生在感性领域的规训与反规训的文化政治问题。这里的“政治”显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内在于所有的生活领域并决定人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即包括阶级(阶层)、性别、族群、文化等等在内的某种权力结构关系。这种权力结构关系是“华人文本”生产与传播的存在论条件，而且内在于华人文本的叙事结构、抒情形式、文类偏好、修辞风格乃至更加隐蔽的语言纹理之中。不同于传统的华文文学批评，“华人文化诗学”致力于揭示这种隐蔽的权力结构关系，或力图把华人文本的生产与传播重新置于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构成的充满历史张力的场域与脉络中予以阐释，并且把华文文学视为在复杂的权力结构网络中华人表征实践的文本化形式，视为意义生产与华人主体发明的重要场所。
华人文化诗学的阐释策略
伊格尔顿和杰姆逊都用“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来解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重新建构了文学形式与社会意识形态的隐秘关联，打通了文学研究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后结构主义则打破了结构主义和新批评那种稳定而静态的文本结构，瓦解了二元对立原则所构成的稳定系统，封闭的文本被文本间性和意义的播散所取代。在福科看来，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因而，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性话语、法律话语、历史知识、文学乃至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话语都是如此。“文化诗学”或新历史主义批评事实上是后结构主义的遗产，美国学者弗兰克·林特利查曾经直接把葛林伯雷的“文化诗学”称为“福科的遗产”。因而，“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构成了“文化诗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华人文学诗学提倡“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并非是倒退回旧历史主义的阐释框架中去，而是主张从文本到政治和从政治到文化的双向互通：“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无疑是以形式诗学为分析基础的，但与传统的形式诗学研究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寻求如詹姆逊所说的“揭示文本内部一些断续的和异质的形式的功能存在。”([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即华人文学在文类、美学修辞、形式结构、情节、意象、母题以及各种文化符码的选择模式中，隐含着的华族意识形态和政治无意识。美国华裔文学书写中的杂粹文化符码(杂粹食物、杂种人、杂粹语言、杂粹神话和传说，等等)，便隐含着建构华裔文化属性，重写美国历史的华裔意识形态内容。菲华文学中父与子的主题(典型如柯清淡的小说)，呈现着菲华社会的文化冲突。而马华文学中的漫游书写(如李永平的小说)以及“失踪与寻找”的情节模式(如黄锦树的小说)，所隐含的潜文本则是“离心与隐匿”的华人身份;马华文学文本中大面积呈现的民族文化符码，正如许文荣所分析的，具有抵抗官方同质文化霸权的政治意味。而在泰华文学的大家族中，湄南河的书写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湄南河形象”是泰华文学的一个典型的标识;它是泰华文学情感与想象的发源地，也是构成泰华文学写实主义传统的重要的历史风俗画的背景，更是形塑泰华文学独特的地缘美学的人文地理要素，与潮汕文化共同构成泰华文学的精神原乡。至于新加坡华人文学文本中常见的鱼尾狮意象的文化政治意味，更是人所共知的了。形式本身所潜隐的意识形态，使华人文学书写同时具有着复杂的文化政治意味。
为此，华人文化诗学还应选择自己诠释的策略。格林布拉特指出：“办法是不断返回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部分共鸣性的文本上。”([美]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社科院外文所编：《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文版社1993年版，第81页)这段话提出了文化诗学两个互相关联的阐释策略：其一是历史语境的重建;其二是文本互涉的阐释方法，这也是华人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所谓“不断地返回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强调的是文本生产的历史语境。这里，格林布拉特显然吸取了克利福德·吉尔兹在《文化的阐释》和《地方知识》中提出的文化人类学的阐释策略，即以“文化特有者的内部眼界”重建文本生产的历史语境———在不同的研究个案中，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特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的诠释是必须的，但不能完全沉缅于文化特有者的心境和理解，而是“文化特有者的内部眼界”与批评阐释语境的交叠、对话与论辩。的确，华人文化诗学对华文文学的阐释，也需這种交叠语境的建构。一方面努力获取各种社会历史材料，不断返回到文化生产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另一方面不断反思阐释者自身所处的现实语境，反省批评的位置。在中国从事华人文学研究，无疑具有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和学术背景而产生的独特立场与视域，从而形成迥异于域外华人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这样的立场和视域，可能产生对华人文学深刻的洞见，也可能出现某种盲视。正如域外的华人文学研究学派所同样也可能在优势与劣势并具的情况下，产生洞见和存在盲视。反省批评因位置而产生的洞见与盲视对于华人文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沉降到一部分共鸣性文本上”指的是文本互涉的批评方法。这一互文性的分析，包括文学文本之间的文本间性的建立，也包括文学文本与其他非文学性的社会文本间关系的建立。将华人文学文本放置“/还原”到其生产与传播的历史场景之中，阐释诸文本之间的相互对话、呼应、质疑与解构关系，或许正是分析华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变迁以及“流动的华人性”的一个有效方法。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例，华美女作家创造了一系列“共鸣性文本”———如汤婷婷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伍慧明的《骨》以及任璧莲的《梦娜在应许之乡》等等———这些文本显然构成某种呼应与对话关系：这一系列的以母与女之间的世代冲突与文化纠葛为核心的“家庭叙事”之间具有或显或隐的“共鸣”关系，是可以彼此参读的。“沉降到这些共鸣性的文本上”，是阐释华美女性文学自我属性建构和族裔属性重建主题的一个有效方法。许多时候，阐释诸文本之间的质疑与解构关系更是饶有兴味的———它更能凸显不同世代、阶层、性别乃至不同背景的个体对“华人性”的认知差异。赵健秀与汤婷婷之间的论争以及文本中所显示出的中国性想象的巨大差异已经人所共知。在马华文学史上，新世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旅台作家群的文本与温瑞安、温任平兄弟作品之间的质疑与解构关系，以及以小黑为代表的马来本土作家与旅台文学的南洋历史叙事之间的共鸣与分歧，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当代马华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而在新世代的文本中(如黄锦树的小说与林幸谦的诗文之间)这种彼此质疑的关系同样存在。华人文本之间的相互质疑与解构关系，表明“华人属性”是多元复杂的没有终点的历史建构，它是流动的、复调的，我们不能把它理解成某种同质化的静态的一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说，“互文性”隐含着自我与它者的结构关系的密码。因而“互文性”的阐释可以提供我们真正进入华人文本及其生存状态的有效路径。
华文文学作为“散居”的世界华人播迁历史和生存状态的精神记录和心灵化石，只有进入特定的历史语境，才能有效地解读。因此，把华文文学的文本历史化和文化化，对文本进行互文性的双重解读，即透过文本进入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再返回文本，这种互文性对于华文文学文本多重价值的充分揭示和发挥，有着根本的意义。这是文化诗学对华文文学理论建构最重要的启示。
建构以“华人性”为研究核心，以“形式诗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统合为基本研究方法的“华人文化诗学”，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视域中审视与诠释华人文学书写的族裔属性建构意义及其美学呈现形式，应是我们拓展华文文学批评空间的一个有效途径。
作者：刘小新 刘登翰
第三篇：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生成及其特征
摘 要：移民史研究和“境外”新词的创造，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发展经历了从中国境外文学向海外华文文学辐射，从着重政治功利向注重审美价值的转换两个阶段。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对象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还应把华人文学包括进去。中国文学、华文文学、华人文学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有新意，但去中国化的倾向不可取。
关键词：中国文学;华文文学;华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世界华文文学
本文着眼于20世纪至当下华文文学的整体，以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和转型为贯穿线索，在时间维度上跨越一个多世纪，将世界华文文学置于语种文学整体中，探讨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发生的背景、学科发展的历程、学科研究的对象，世界华文文学的几种话语体系的辨析，以及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品格和特征的阐释。
一门新兴学科的崛起
80年代以降，中国在世界事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出现了留学热和“洋插队”现象。中国学术界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也在不断扩大视野，由文学史走向民族史、移民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研究，由单一的作家作品论研究走向语种的文学研究。
学科建立的依据
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渐进入中国社会科学学界视线。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正式列入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同属三级学科进行课题申报，不像过去那样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子课题。这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崛起得到公认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然，对这门学科能否独立存在，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华文文学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独立出来，有相应的理论做支撑：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出现了一些如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跨文化、差异表达这些能指符号，尤其是源于希腊的“离散”一词，成了世界华文文学应用文化研究方法探讨身份问题的理论支持。此外，中国的海外移民史研究在身份认同上的界定，关系到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性质，也就是与中国文学不同的学科特征以及文化变迁的母体上，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参照系。据有关资料显示，从中国迁到海外的移民，开始时有普遍的怀乡心态，不愿意注销原来的国籍;或为了适应现状的需要，实行双重国籍制。可自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宣布取消双重国籍，华侨便去掉了“侨”字而成了移居国的外籍华人。随着从移居到定居，不再有过客心态的“华侨”从此变成“华人”，后来又有“华裔”①，即国外出生在“他乡”受教育的下一代。他们与“华人”最大的不同是“文化中国”意识淡薄。不管是“华人”还是“华裔”作家，其书写的文学从此不再是中国文学的支脉，而是成了地地道道居住国文学的一部分。
这种从“战后初期的‘华侨不变论’，到60年代的‘华人同化论’，走向80年代王赓武的‘华人多重认同论’”②的移民史研究，是大陆学者研究海外华文作家身份转型的一种重要理论资源。
至于台港澳文学，中国有关部门创造了原先在《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没有的一个新词“境外”。“境外”，并不等于自然的国土疆界之外，而是包括一国领域以内而尚未实施行政管辖的部分。如台湾地区，从地理的自然界线来说是中国领土，但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没有对其实施管辖权。现在的中国领土香港、澳门地区，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也仍属于“境外”③。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文学”再有什么不同于大陆文学的地方，也绝不能称为“海外华文文学”。“境外”一词的出现，有助于我们认识台湾、香港、澳门文学的特质。
此外，还有极为丰富、远不同于中国大陆文学的作家作品资料，有素质较高的一批研究人员，有与学科相关较有影响的研究专著，有《华文文学》理论刊物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世界华文文学概论》，这均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立的另一重要依据。
面对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跨文化的沟通已成为一种常态。不能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设置专业，更不能以民族中心的方法去限制学科的生存和发展。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回归为原先就是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特点，北京大学甚至延边大学等近百所学校先后开设过华文文学课程。2003年，南京大学有了大陆第一个华文文学博士学位授权的学科点。如今在中国大陆台港澳四地，至少有1/5的硕士、博士论文在研究世界华文文学。
从中国现当文学脱颖出来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其课程的开设及博士点的建立，经历了选择和接受、融合和发展，最后到阐释和创新阶段。至于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华文文学研讨会④，在中国大陆已举办过近20届，这也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立的一个必要步骤。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得力于全球性的“中文热”不断升温。不可否认，华文文学如今已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早在60、70年代，华文文学已引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部分学者的关注。1979年9月，由安格尔和聂华苓共同主持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邀请了世界各地华文作家，举行“中国文学创作前途座谈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从中国台湾到美国定居的作家首次相聚在一起。在这个会上，聂华苓提出的“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⑤，为建立以中文创作与民族想象文学共同体作了舆论准备。
文学交流本不分国界，也不分政治信仰，将不同性质的文学纳入华夏文化和研究视域，是一种大趋势。1986年7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德国鲁尔大学在德国莱圣斯堡举办“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mmonwealth of Chinese Literature)，这也是华文文学这门学科建立的“史前史”。这里讲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也可译成“华人共和联邦文学”⑥，和本文说的“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意思。共同的血缘和语言，本是建立世界华文文学这门学科的情感纽带。“大同世界”之所以能建立，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们使用的都是汉语，有着共同的中华文化渊源;此外，它是跨界的，这便集合了不同国家和不同区域炎黄子孙生存的历史与经验。这种跨界的建构，更集中体现在2011年，由大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台湾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联合举办“共享文学时空”研讨会，全球五大洲30多个国家400多位文友共同研讨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前景，可见既有全球性，又有本土性;既有延续性，又有交融性⑦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已日渐成为一门显学。
学科发展的历程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中国境外文学向海外华文文学辐射;二是从着重政治功利向注重审美价值的转换。
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出现，首当其冲是流放在海外的台湾文学。过了一年之后，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研究者们越来越感到“台港文学”乃至“台港澳文学”难于适应形势的需要，因而“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开始流行起来。1984年汕头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筹建及次年《华文文学》试刊号的问世，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到了1986年2月，在北京出版的第1期《四海》上，中国大陆作家秦牧正式打出“世界华文文学”的旗号。但对“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概念，学术界并没有马上接受。
不受意识形态束缚而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方面，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有他们的经验。由于没有“大中原”心态的束缚，他们早就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推介。华文文学本已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一样，在全球形成了一种体系，因而该会将新华文学、马华文学、菲华文学、泰华文学，甚至亚华文学、欧华文学、美华文学与作为母体的中国文学沟通起来的做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改革开放大潮在90年代汹涌澎湃，对外交流的窗口也越开越大，不受政治宰制的中国大陆学者已开始注意到要扩大研究范围，关注中国以外的华侨、华人、外籍人士用汉语为表达工具，反映华人在其居住国生活或以母国生活作背景的作品。1993年在庐山召开的第六届会议上，不再将本属中国文学的台港澳文学与属外国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并置在一起。于是在这次会议上，正式使用了“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名称。
“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原先名称的简化，因为这种命名提升了过去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品位：“它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置诸于全球多极和多元的文化语境之中，使‘台港澳’暨‘海外’的华文文学，不再只是地域的圈定，而同时是一种文化的圈定，作为全球多元文化之一维，纳入在世界华文文学一体的共同结构之中，使这一命名同时包含了文化的迁移、扩散、冲突、融合、新变、同构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发展的可能性。以这样更为开阔的立场和视野，重新审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便更适于发现和把握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置身复杂的文化冲突前沿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体现了鲜明的学科意识，和对这一学科本质特征的认识。”⑧
作为一门学科的命名，不仅展示出长期被遮蔽的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而且启示人们无论是学术视野还是研究方法，都应大幅度更新，尤其注重审美价值。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方法本应多种多样：既可用社会的方法，也可用历史学的方法;既可以是民族的，也可以是地域的;既可以是文学的，也可以从语言学角度入手。有不少人用文化视角去研究华文文学的“文化身份”，去探讨华文文学的文化旨归;或去研究华文文学作品中的漂泊者形象，把握华族文化与别族文化在文学相遇的反差。有的则用符号学或结构主义的方法，去阐述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一些问题。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到“港台文学”“台港文学”“台港澳文学”，再到“海外华文文学”，直到“世界华文文学”名称的使用，标志着从课题性的命名到一门新兴学科的崛起。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
特定的学科总是有特定的研究范围，不同的研究范围决定了不同学科的性质及其研究方向。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创作是它建构及生成的主要条件，华族文化是其唯一根基。具体说来，华人的内在价值和精神表现，通过小说或散文、诗歌等形式去体现。外部的人文世界与移民后产生的精神焦虑，是互相支撑的。认识到这种特殊性，可更契合海外不同层面的华人心态，在东西方读者中也会引发更多的共鸣和认同。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文学不能缺席。中国文学所包含的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虽与中国大陆文学同根同种同文，但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中国台港澳文学依然呈现出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很多“殊相”，有许多不同的创作特色和风貌。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的另一重要对象是海外华文文学，首先是指东南亚华文文学，蒙古、日本、朝鲜、韩国等东亚华文文学，也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区域。海外华文文学其次是指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各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
具有自身特质、自身品格的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不可能完全“断奶”。对于许多海外作家来说，不管拿什么护照，故乡虽然仍在心中，但他乡已成了第二故乡。海外华文作家对所在国意识形态与生存方式主动或被动的认同、接受，对移居国文化的吸收与思考，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时有背离的情况，均可以自成一格。何况他们有着审美趣味不同的受众，在某一范围内还形成了别人不可取代的影响力。海外华文作家就这样随着公民身份的变化及其生活重心的转换，表现出与中国文学不同的创作立場、价值取向、人生思考和艺术经验。所有这些，都成为对固有的中国文学研究观念的挑战。
还要说明的是，中华文化不能与地理概念的中国文化划等号，因为海外的中华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异化。“另外，不同的居住国、不同的社会环境，其表现出来的中华文化，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海外华文文学因环境因文化的影响，也带有区域性，如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与欧美的华文文学会有差异，这是环境、文化对人对写作的影响使然。”⑨
作为重视研究文学关系的学科，世界华文文学要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的关系，台港澳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关系;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关系。这些研究，多半通过比较方法实现。但不能由此说世界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性质相同，或说世界华文文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比较文学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所使用的不同语言及其文化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一言以蔽之，比较文学的定义就是“国际文学关系史”。而世界华文文学“则是研究同一民族语言、同一文化传统的文学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比较，只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⑩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是华人文学到底应不应该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范畴?华文文学是从语言角度立论，而华人文学其着重点不在语言而在族群。从血统上来讲，中国人也是华人，但如果不在民族认同上入手而从外交方面着眼，华人的概念早已超越了中国人的范围，通常是指中国以外有华族血统的世界公民。与华族血统相关联，华人文学也有用母语写作的情况。他们即使是用英文、马来文、日文写作，也不可能完全排除精神文化还乡的可能。他们常常具有两种心态，两种情感，写作时采用两种视角。华人文学的形态，先天就带有某种混合性。故世界华文文学不应固守“华文”的疆界。华人文学作品不管有无中译本，都应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研究对象。这不仅可以扩展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版图，而且可以起到对照和互为补充的作用。
二是中国大陆文学是不是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中国大陆文学本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发源地与大本营，它拥有数量最大的华文文学创作队伍、编辑队伍、出版队伍和广阔无边的读者群。五千年来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如果完全不研究中国大陆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必然跛脚，而且大陆本土与海外境外作家的对话，就不可能实现。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大陆文学应加盟于华人地区作家的互相对话。这对话，有时可能是各唱各的调，不可能很快达到共识。但不管怎么样，均应突破国别文学研究的局限。“实际上，由‘对话’所呈现出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作的差异，正是它们获得独立生命和价值所在。”{11}
华文文学的“华”，兼指“华文”与“华人”。华文文学本是个多元文化、多重视角的多面体，有互不雷同的层面和维度。确认这种立体状态，把华人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涵盖进去，才能认识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包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学科研究对象还与学科定位紧密相连。有一种“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新概念{12}，其倡导者认为这种文学是附属于文化研究的新学科。这种定位淡化乃至取消了“语种的华文文学”。确实，应当引进文化的研究方法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但世界华文文学终归是“文学”，文化研究不能完全取代文学研究。华文文学当然是一种文化现象，可其关键词是“文学”而非文化。
世界华文文学的几种语话体系
中国文学·华文文学·华人文学
“华人”一词最先出现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13}华文文学在19世纪之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汉语文化圈”就零零星星出现过。后来华文文学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各大洲遍地开花。到了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地区的新马华人创造了“华文文学”的称谓。这个“华文文学”是指全球不论何种国籍的作家，用汉语创作表现华族或其他民族生活的作品。这是一种从语言、文字方面进行规范的语种文学，其内涵比中国文学广泛，即中国文学除用维吾尔文、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外，它单指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文学，而华文文学却包括中国文学之外的海外华文文学。
中国文学当然是由中国陆台港澳作家创作，而华文文学作者却不一定是中国公民，也不一定是华人或华裔，因而华文文学并非像有的学者所定义的“华人作者为华人读者创作有关华人世界的华文作品”{14}。华文文学也有非华人作者，这主要是汉学家和政治家，如美国的葛浩文、韩国的许世旭、德国的马汉茂，还有越南的胡志明和黄文欢、日本的山本哲也、苏联的费德林。尽管这些人写的文章不一定反映华人的生活而是居住国的社会面貌、人文自然景观和特有的生活习俗，但由于它以汉语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故其作品虽不是中国文学但却是华文文学。也就是说，只要用汉语书写，哪怕其内容并无中华民族意识及其乡土情结，当然也更谈不上海外华人的归属感，仍应看成是华文文学。有人将华文文学的“华文”等同于中华文化，这就缩小了华文文学的版图，势必把上述葛浩文、许世旭等人用华文书写的作品剔除出去。
作为另一种概念的华人文学，在前面已作了初步论述，这里再补充如下：华人在种族上泛指炎黄子孙后代，文化上则是指享有相同的思想文化资源及其历史记忆、文化风俗的族群，创作者的国籍及族别是界定它的标准。和华文文学比较，华人文学是一棵大树，华文文学是它长出的枝叶，或者说华文文学是华人文学的一个分支。
具体来说，华人文学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海外华人用华语创作的作品;二是指海外的华人用英文、荷兰文、法文、马来文、印尼文、西班牙文、韩文、日文等书写的文本。这类作品有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京华烟云》《唐人街》。虽说作者不用华文，但仍在惯性的轨道上滑行，将海外生活套入海内故事，充斥着“月是故乡明”的感叹。这类作品表面上写的是海外，其实表现的还是东方之子的情怀。后来者有美国汤婷婷的《女战士》、谭恩美的《喜福会》、哈金的《等待》以及加拿大李群英的《残月楼》、丹尼思钟的《侍妾的儿女们》、荷兰王露露的《莲花剧院》、英国张戎的《鸿》、法国戴小捷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等等。这些作者大多数不是第一代移民和受过系统华文教育的华侨后代，而是掌握了移民国语言的土生华裔人士。据美国华人学者王灵智的介绍，华人文学还有许多处女地有待开垦，如中国、秘鲁混血作家佩特罗·S·朱伦的诗歌，菲律宾的知识分子作家们的“革命书写”，还有欧亚混血作家“水仙花”(伊迪丝·伊顿)用轻快的笔触书写19世纪华美移民满含血泪的故事。{15}这些作品不能划入中国文学的版图，它们具有独立自主的品格。
不可否认，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关系时有交叉或重叠的地方，但两者仍有自己的楚河汉界。从文本角度来说，华文文学不需要查户口国籍，只要作家以汉语为书写工具就认可，这是从语种文学入手。而华人文学，是指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既用中文又用母国以外的不同语言文字书写的篇章。它从作为创作主体的华族血统的身份出发，其种族血缘关系的认同是最重要的依据。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有互相渗透、互相联结和综合、交叉、分化的趋势。这种趋势造成对它的命名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情况不甚相同，如华人文学，在美国称为“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的将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译为“华裔美国人文学”“华裔美国文学”和“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等。较为科学的说法应该是“美国华裔文学”，因为在这一概念中它首先强调的是美国文学，然后才加以限定，即华裔文学是整个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按照华语的表达习惯，应该是涵盖面大的位于前列，首先强调的内容在前，因而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中文译名应是“美国华裔文学”，这和广泛流行的译名“美國犹太文学”“美国黑人文学”相一致，各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文学的组成部分。{16}
美国的华人文学，最著名的作家是第二代移民出身的汤婷婷与谭恩美。她们不生于中国，在美国接受系统的教育，用英文写作可谓是轻车熟路。她们的作品多以家庭为单位，从中表现不同人群的行为举止所折射的文化异同。其中常出现讲中国神怪故事(包括《西游记》)的母亲形象。这类作者始终不忘记中华文化，但又不囿于中华文化，跳出了以中国人为背景的世俗写法。
作为不是华文文学而是华人文学的作家，著名的不是很多，但也有新出现的任璧莲。她于1991年出版了《Typical American》(《典型美国人》)，用幽黙诙谐的笔调，反映出中国移民在双重文化身份的转换下追求“美国梦”的艰难历程，其中有美国族裔双重价值标准的撞击和折衷，对美国主流社会有关族裔的本质论重新进行了解构。
如果不扩大华文文学的文化研究内涵，或漠视华人文学的存在，或用一刀切的二分法，那就忽视了这些华裔文学所成长的中华文化土壤，也忽略海外华人的种族认同，漠视了他们的创作成绩，这在客观上会挫伤海外华人创作的积极性。{17}
作为“他者”的海外华文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的“海外”是指中国本土之外的地域，“华文”指汉语，“文学”则是表现现实生活的一种样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与中国的联系不再像过去那样紧密的“化外之民”，时刻关注旅居他乡的华人的生存困境，所写作品的本土色彩在增强。然而，正如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张奥列所说，他们“不是为写作去关注当地、关注身边，而是为生存而关注。写作只是这种生存的衍生物、副产品。”{18}由此看出，海外华文作家与中国作家不同之处在于，具有“他者”的双重身份。相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海外华人文化的载体，而不是母国文化在海外的单纯移植。这种与中国文学的异质性或曰差异性，对母国文学而言，无疑是“他者”。而相对于居住国的主流文学而言，作家用异民族的文字即华文写作，这种外在的、另类的“客体”，同样属“他者”。{19}他们写的是具有异国特色的混合性作品，因而海外华文文学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中国文学的留洋和外放，而应视为所在国也就是外国文学的一部分。
不可否认，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是从中国视角或曰从中国本位出发的。这种命名，内涵了内/外、中心/边陲的二元对立。这不仅与地理因素有关，也与价值观念相连。在许多人看来，作为海外的“他者”，永远是绿叶，是中国文学这朵大红花的陪衬。为了改变中国文学是主力军、海外华文文学是同盟军这种传统观念，有的东南亚学者提出“多元文化中心论”，认为中国大陆文学固然是华文文学中心，东南亚也有自己的华文文学中心，如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心、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20}
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有两个文本：一是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本，它反映了华人在国外艰辛的奋斗历程，可作为历史教科书的补充。二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文本。这类作品比前一种艺术性高。它不是一般的“纪录片”，而是“艺术片”，作者用生动的情节讲述了以移民为主题的“海外中国故事”。
海外华文文学同时具有历史文献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不是很多。无论哪种文本，海外华文作家所感受到的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完全相异的价值观的撞击，炎黄子孙为融入社会在陌生国度所产生的心灵落差及情感转化，都是东方经验在海外社会的一种反映。这反映来之不易，因作家的创作得不到居住国官方乃至财团的支持，出版社对他们也没有兴趣，娱乐机构对这些华人作家更无视其存在，故他们的作品只好出口转内销，返回中国大陆或中国台港澳地区发表和出版。即使这样，相对“海内”而言的这种外来文学，仍应将其和中国文学严格区分开来。
“离散”与新移民文学
在华文文学研究中，带有悲凉意味的“离散”是一个关键词。“离散”其词源于希腊语Diasperien，其中前缀dia表示跨越，speiro为散播之意。在中国，离散也翻译为流散，以用来形容离开故土的华人。“离散”的文学描写对象，多为出于各种原因离开故土到异乡生活却仍然保有原有文化习惯的族群。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离散”的语义还存在于跨民族关联(transnational networks)的动态之中。也就是说，行为“越界”(Cronus)的“离散”，意味着对当前生活及社会制度的严重不满，文化边界由此逐步消失而产生了融合以及矛盾现象的出现。
离散文学有一种属个体的离散，流浪者或流亡作家创作的文学，均属这一类。而以离经叛道著称的流亡作家，在国外毕竟是一个异乡人，他们最终逃不出被放逐的命运。浓厚的异国情调，是这类文学的特色。另一种是离散族群的写作。这种写作表现了移民们迁徙或被迫迁徙异国他乡后，尽管想向主流文化看齐，但由于炎黄子孙的文化身份使他们始终无法忘怀长江黄河，从而形成母国文化与外来文化难于弥合的裂痕。作品中所表现的深沉哀伤，是永远无法甩脱的。
正因为华人不断向世界离散，所以只要涉及到华人用华语所创作的作品，就有华文文学写作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前述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可以看作离散式的移民文学。但移民文学的内涵大于海外华文文学，移民文学包含华裔移民用外语，尤其是用英文写的作品。他们使用的不是母国汉语，但与中华文化并没有一刀两断。这种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如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写的诗歌作品，郁达夫创作的小说，还有三四十年代老舍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二马》。这种现代作家在国外跨界双语的写作现象，一直被主流的文学史放逐，移民文学正好将他们涵盖。
移民文学分旧移民文学、新移民文学两种。旧移民文学是指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台湾掀起出国留学的狂潮后，不少滞留不归的海外作家以留学生生活为素材，谱出了一曲曲海外游子在异邦留学、成家立业的悲喜剧。这类作品以失落感为主旋律，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悲情文学，属50年代台湾怀乡文学的延伸和深化，同时是60年代台湾现代文学的一支劲旅。它拓宽了怀乡文学的天地，增添了臺湾当代文学的品种。在沟通两岸和海外华人的感情上，起到了桥梁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国门向世界敞开。在这种情势下，新移民文学应运而生。这类文学的许多作者是留洋深造的学生，因而又可称为新留学生文学。
新移民文学的题材离不开新游牧时代移居者出洋后，为生活所累出现的种种故事，其中渗透了中华传统文化与时髦的外来文化交流后所呈现“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态。无论是华侨、华人或华裔，他们凭借异国风情之“奇”、迎来送往之“离”，以及多元文化激荡之“美”，才得到文坛和读者的重视。这种新移民文学，是对中华文学的一种补充和丰富。
新移民文学一个重要特色是跨区域，即从中国大陆来，然后辐射到海外。随跨区域而来的跨文化，是指它不限于中华文学，而是受异质文化熏陶后和居住国文化交融，“它在文学写作的纯粹性和自我要求方面、在文学写作的超然态度和大胆突破方面，在异质文化对文学观念的渗透和体会方面，新移民文学都自有一种有别于大陆当代文学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说，新移民文学的文化特性，跨占/兼具了‘大陆文化’与海外‘异质文化’两种文化内涵，并升华出一种不同于两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文化的新文化。”{21}如果将新移民文学的研究范围从东方扩展到西方，那这种移民就不仅是民族的转化，而且与“后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
这里还应注意到第二代移民或土生华裔的中文书写，“其艺术视角比起许多中国新移民作家，也明显不同。而新移民作家本身也是有差异的。倘若你认同他乡是故乡，故乡亦他乡，这种时空置换，就是你从客居、漂泊中转而找到归属感。有了这种归属感，你就会淡去‘离散’的情结，注入‘融入’的期待，笔下也就疏离中国叙事了。”{22}
新移民文学同样存在于作为中西文明近代交流第一回廊的中国澳门，那里不仅有葡萄牙文化，也有移民文化。中国澳门几乎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1949年以后，一波又一波新移民从中国香港来，从中国大陆来，从东南亚来，从澳洲、美洲来，这为澳门带来了多彩多姿的文学和繁盛的文化硕果，而且也开辟了移民文学新的生存和发展模式。
海外华人移民通常被形容为“失根的兰花”，但这不等于华文文学就是“空谷幽兰”。研究这种并非“空谷幽兰”的离散诗学及移民文学，必须借助全球化和现代性理论，剖析他们在讲述“西方梦”的同时，如何向世界叙述“中国故事”，以揭示这些作家对世界华文文学史的独特价值与贡献。
“华语语系文学”的生成及局限
长期在中国台湾受中文教育的史书美，不甘心让中国台湾成为美国的附庸，这使史书美发生一种远离中心的焦虑。“华语语系”(Sinophone)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由时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任教的史书美(Shu-mei Shih)，在2004年发表的用英文写成的论文《全球文学与认同的技术》中提出来的。后来在2007年出版的英语世界第一本以专著形式将华语语系形诸文字的著作《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的表述与呈现》中，作者提出作为“华语语系”的主体，没有必要永远在“花果飘零”情结里自沉，而应该从叶落归根改为落地生根。史书美不像某些人那样言必称“离散”，而是提倡“反离散”。正是在“反离散”框架上，她提出了“华语语系”这一理论范畴，这系专门指称发生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用华语在文学乃至电影、美术等的创作实践。用史书美的原话来说，是指“在中国之外以及处于中国边缘、在数百年的历史中被不断改变并将中国大陆文化在地化的文化生产网络”{23}。
乍看起来，这一理论是史书美借鉴西方学界通用的Anglo-phone(英语语系)、Francophone(法语语系)、Hispanophone(西语语系)、Lusophone(葡语语系)而提出来的，但这并不纯粹是语言和文学方面的探讨，在学术诠释里面包含着“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本来，史书美一直把自己创造的“華语语系”概念看作是反叛这一本质化的“中国性”的重要理论支柱：“华语语系更多时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反中国中心论的场域。”{24}
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研究，是一种跨界研究，其中混杂有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她关注马来西亚及中国台湾等不居于中心地位的文学交流和汇合，扩大了汉语文学的研究空间，这的确有一定的新意。
自史书美提出“华语语系文学”一词并在2006年进入中国大陆以后，引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论争。值得重视的是经过王德威等学者鼓吹和充实，美国主流学界也以极大的热情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无论是史书美还是王德威，其洞见中均有偏见。比如史书美自称是“台裔美国人”，“台湾意识”还有“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使她对中国充满了误读，由误读、偏见产生出一种敌意。她号称提出“华语语系”是为了批判“中国中心论”，可她始终未能对自己凌驾在“中国意识”之上的“台湾意识”进行反思。
排除政治偏见不谈，来自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在内的西方当代批判理论组成的“华语语系文学”，至少概念不够严谨。史书美以这种概念指称中国之外的华语语言文化和群体，以及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群体，可人们要问：“华语语系文学”到底是指华文作家的华语创作，还是华文作家的英语(日语、法语)创作?是指少数民族作家的华语创作，还是原住民作家的民族语言创作?是指华文作家的方言写作，还是外国作家的华语创作?这是一笔糊涂账。如果这些创作可通通算作“华语语系文学”，那岂不蜕化为大家可以言说而大伙又不甚明确所指的概念?{25}当不同立场的研究者把自己认可的代表性的作品往“华语语系”这个大箩筐塞时，这个概念的科学性、规范性必然大幅缩水。王德威也十分清楚这样做所造成的无所不包的混乱，但抵抗“中国性”，是史书美与王德威的共同目标。这与他们的海外生活经验分不开，可正是这种经验，使他们对中国作出曲解乃至反叛。而要反叛强大的中国及其繁荣昌盛的中国文学，要排除中国之外另立体系，另立山头，谈何容易。香港作者黄维樑就指出：“华语语系文学”的“语系”一词是多余的，只会引起不懂汉语或粗糙地说华语的人误解{26}。至于史书美、王德威倡导的“华语语系文学”，其针对性是所谓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政治霸权”，这已脱离了学术讨论的范围。
如果说史书美、王德威在“巧立名目”，也许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作为美国中国文学研究中最有权威性的学者之一的王德威，对史书美有关Sinophone的定义，他没有“照着讲”，而是“接着讲”，表示自己不同意将中国大陆文学排除在“华语语系”之外，他本人的学术研究范围也一直将中国大陆文学视为华文文学的主体，但在立场与知识谱系上，王德威与史书美“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所做的只是“补苴罅漏”的工作。认为“华语语系”即“华夏的声音”的王德威，所看重的对象不是着眼在民族意义上的“现代中国”，而是由马华作家温瑞安在中国台湾提出的有五千年光辉历史的“文化中国”{27}。据此王德威将神州大地以外的华语文学诠释为“花果飘零，灵根自植”{28}。在他看来，“道统外移”造成了台港澳文学分流出去以及海外华文文学四处撒播的碎片化“中国”。他用“后学”观点指出：“华语语系文学与以往海外华侨文学、华文文学最不同之处，就在于反对寻根、归根这样的单向运动轨道。”{29}
“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给中国大陆学者的启示，正在于不能够把“中心”绝对化，以免忽略了离散华人的本土经验，弱化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中国大陆学界与史书美、王德威的分歧虽与政治有关，但更多的是学术争鸣。他们充分肯定海外学界提出的“关注边缘”的思考，当然也无法苟同从“抵抗中心”产生出的分离主义思潮。只有努力展开与海外学者的沟通与境外学者的对话，不全盘吸取别人的观点，有所扬弃有所保留，才能将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突围”出来的新兴学科，为构建世界共通的华文文学意识的多维视野，有必要进一步强调超越不同文明的畛域和不同文化的视野，探讨华文文学共同体的期许与想象，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一个具有国际性、整体性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毫无疑问，从20世纪80年代蹒跚起步到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世界华文文学这门学科，在“突围”中日益走向成熟，其发展前景日新月异，令人乐观。
① 刘登翰、刘小新：《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东南学术》2004年第6期。
②⑧ 刘登翰：《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福建论坛》2002年第5期。本文吸收了他的研究成果。
③ 陈贤茂：《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一词的使用规范》，《世界华文文学》2000年第6期。
④ 世界华文文学同进同出的新兴学科比较文学，其首届的全国性大会，比华文文学会议迟了一年。但由于比较文学有30年代众多成果做基础，故它的发展比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步伐快。
⑤ 也斯：《爱荷华的中国文学座谈会》，台湾：《诗潮》1980年12月，第4集，第28页。
⑥{20} “大同世界”一词，是借用刘绍铭的翻译。他把“大英共和联邦”加以汉化，因此成为“大同世界”。王润华：《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1994年版。
⑦⑩ 许翼心、陈实：《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2期。本文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⑨{18}{22} 张奥列：《海外华文文学该姓啥?》，载2019年3月28日《文学报》。
{11} 刘登翰：《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本文吸收了他的研究成果。
{12} 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载2002年2月26日《文艺报》。
{13} 见南朝宋谢灵运《辩宗论·问答附》：“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夷人悟理有学而诬道有渐，是故權实虽同，其用各异。”
{14} 杜国清：《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方法试论》，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世纪之交的世界华文文学》，《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增刊，1996年版。
{15} 蒲若茜译：《“开花结果在海外——海外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综述》，《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
{16} 王理行、郭英剑：《论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中文译名及其界定》，《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
{17} 梁丽芳：《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
{19} 刘俊：《从台湾到海外》，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
{21}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记忆·语系》，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164页。
{23}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2007)， p.4.
{24} Ibid， p.3.
{25} 参看霍艳：《另一种“傲慢与偏见”——对“华语语系文学”的观察与反思》，载2017年5月31日《文艺报》。
{26} 黄维樑：《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香港，《文学评论》2013年第27期，8月号。
{27} 王德威：《中文写作的越界与回归——谈华语语系文学》，《上海文学》2006年9月号。
{28}{29}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花果飘零，灵根自植》，载2015年7月24日《文艺报》。
(责任编辑：徐瑛)
The Genesis of World Chinese-language
Literary Disciplin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Gu Yuanqing
作者：古远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