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范文

2023-12-29

华文文学范文第1篇

摘 要:

台湾当局在侨务领域积极展开侨务外宣工作,输出台湾的软实力成就。经过多年的发展,台湾当局逐步建立专门的外宣负责机构和外宣体系,这种侨务外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台湾侨务工作的发展,加强了海外侨胞与台湾的联系,提升了台湾在海外侨胞中的形象,其某些方式和手段,也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关键词:

软实力;侨务外宣;侨务政策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确立,软实力建设日益成为提升国家形象与国际地位的重要途径。其中,对外宣传工作就是展示和推进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众所周知,侨务工作与对外宣传密不可分,因此,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来争取海外侨胞的支持和认同,也是侨务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长期以来,我国台湾地区在其侨务对外宣传中推动以软实力为主的发展战略,积极通过各种宣传媒介,竭力提升其“国际生存空间”优势,以图获得更多海外侨胞的认同与支持。本文着重分析台湾侨务外宣的历史演变、实施过程及其特点,同时也试图对大陆的侨务外宣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一 软实力与对外宣传

软实力是相对于硬权力的权力衡量指标,它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从行为角度讲,软权力是吸引力。从资源角度讲,软权力是那些产生这种吸引力的资产。”[1]6在这里,软权力指的就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软性能力,即某种吸引力,如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和制度,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权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化。”[2]107在信息化时代,软权力正在逐步成为一种占据主导型的权力类型。与硬权力不同,软权力突出权力的柔性化、非强迫化,因而更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软权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3]263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软权力就是软实力,它实际上强调的就是一种主动的吸引力,而非外在的强制力。

在软实力中,信息资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传播则体现了信息资源的掌控力和影响力,一般而言,软实力越强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拥有很大的传播力,能控制和主导信息资源的输出与流动,从而对其它国家或地区施加影响,因此,要达成软实力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效果,必须构建良好的传播实力,获得对信息资源的控制。对外宣传就是指一种对外传播,即向其它国家或地区进行传播活动,改善在外界心中的传统形象。当前,“所有的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事宣传活动,并把这作为它们在和平时期政府职能的一部分。”[4]25-26同样,在现代社会中,对外宣传也是任何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它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环节。

在本文中,侨务外宣是指围绕侨务工作而展开的各种对外宣传活动,主要就是通过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宣传媒介,面向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群体,积极展示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提供海外侨胞所需的各种信息资源,并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同时,也积极展示海外侨社发展、侨胞活动等相关信息,传递海外侨胞的心声和意愿。总之,侨务外宣就是要围绕侨务工作的大局,充分利用一切有效的宣传媒介,树立良好的国家或地区形象,做好为侨服务,推动侨务政策的顺利实施。

二 台湾侨务外宣体系的演变

自清末民初以来,历届政府都关注对海外侨胞的宣慰与安抚,华侨通讯社即在此期间成立。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出于其立足、生存之需,对侨务外宣尤其重视,在“侨委会”下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收集侨务资讯,又陆续建立宏观周报、宏观电视,以至后来的宏观网络等。至今为止,台湾当局在侨务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对外宣传体系。

(一)从华侨通讯社到《宏观周报》

1941年,国民政府组建了华侨通讯社,隶属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简称“侨委会”)。作为“侨委会”的新闻发布机构,华侨通讯社主要负责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宣传工作,其创立主要目的是“报导祖国及海外侨民侨社实况,沟通海外侨情,激发侨胞爱国热情,争取抗战建国的必胜必成”。[5]华侨通讯社通过发行侨务通讯稿,提供给当时国内的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使用,同时,也兼顾发行海外航空版新闻稿,供海外华文媒体采纳。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以后,华侨通讯社继续得以保留,依然承担原有的对外宣传职能。1980年,台湾当局为了扩大侨务文宣工作,又增加出版《海光周报》,定期寄赠给海外的侨团、侨报、侨校、以及侨胞参阅。1993年7月,《海光周报》更名为《海光报》继续发行。1994年8月,《海光报》再次更名为《宏观报》。2000年3月,改名为《宏观周报》,至今不辍,成为台湾岛内唯一以海外华人华侨为发行对象的报纸。目前,《宏观周报》每期发行量约为4万份,由台湾当局定期寄赠给海外侨社、侨校、外国主流大学、社会图书馆及其驻外机构,遍及全球近400个赠报点。此外,还将《宏观周报》的新闻稿件免费提供给海外华文媒体使用。

作为影响海外侨胞的重要文宣媒体,《宏观周报》的内容主要包括:焦点新闻、台湾要闻、两岸三地及重要地方新闻、侨教华商经贸、侨社动态、医药生活广场及青少年园地、文艺副刊及旅游天地等。另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原有的副刊版面,鼓励海外的侨胞、侨校投稿,增强报纸与侨胞之间的互动。台湾当局为了适应数字化媒体的发展,扩大海外文宣效益,还增设了《宏观数字多媒体周报》。

(二)宏观电视和宏观广播的成立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侨务施政,台湾当局对侨务外宣工作不断进行调整,逐渐转向播送多元化的外宣节目,服务海外侨胞,以期让更多的海外侨胞及国际友人认识台湾、认同台湾、支持台湾。2000年3月1日,台湾“侨委会”成立了第一个“国家级”对外电视频道——“宏观电视”(http:∥www.mactv.com.tw),同样供海外受众免费收看。“宏观电视”的卫星传送信号范围包括了亚洲、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中东、南非等地区,并加强与海外华文电视合作,授权业者转播“台湾宏观电视”,使“台湾宏观电视”节目深入海外侨社。宏观电视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为台湾打开了一扇面向全球的窗口,特别是让原籍属于台湾的海外侨胞有了了解台湾的渠道。

“宏观电视”原来由“侨委会”负责制作播出,2007年后,随着台湾“党政军”力量退出媒体,“宏观电视”的制播权转交由公共电视基金会负责, 全天24 小时报导台湾的政经、社会、文化现状。 由于“宏观电视”的主要任务在于反制中国大陆对海外侨社的“文宣统战”,与单纯的文化性电视频道不同,“宏观电视”更是一个以海外的华人社群为对象,具有文化、教育、政治等多元功能的电视频道。在公共电视的节目制作中,“宏观电视”更多地向全球观众提供台湾地方文化、推介台湾自然景观,宣扬其社会价值。台湾当局试图借此提升其影响力,其目的颇为彰显。

除了“宏观电视”之外,台湾当局还设立了“宏观广播”,全面强化海外文宣力量。从2010年,“侨委会”就与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简称“央广”)合作推出“透视大侨社”节目,对外传播台湾的侨务政策及最新侨讯,协助有关部门推展侨务工作。此外,“宏观广播”每半年还推出“侨情实时通”节目,现场实时答复侨胞提问,成为“侨委会”与海外侨胞沟通的平台。节目内容分为二个单元:“全球侨讯”以报导亚洲、欧洲、北美洲、中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区域最新的侨社新闻为主;“侨务快递”则以专题报导或专访形式,将“侨委会”举办的各式活动、执行的侨务工作以及重要讯息,透过“中央广播电台“的国际频道,向全球的海外侨胞传播。

(三)宏观网络媒体的成立

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台湾当局开始调整侨务外宣体系,重点发展网络媒体。为了提升网络的宣传服务功能,台湾当局特别注意整合侨务外宣媒体,在2006年,台当局就成立了“侨社新闻网”,每月上传超过400条的海外华人新闻,运用影音科技,结合文字、影像,提供给海外侨胞点播收看,并可自行下载使用。2002年11月,台湾“宏观网络电视”的网络直播与随选视讯平台正式开播,免费提供海外侨胞上网收看“台湾宏观电视”,甚至还可以提供5,000人同时上网,其随选视讯功能(VOD)可随时点选“台湾宏观电视”在一周内的首播节目、一个月内的新闻杂志型节目。如此规模在当时的全球传媒界也属领先。

“宏观影音电子报”前身为“宏观电子报”,成立于1999年6月,以“心系台湾,放眼世界”作为服务宗旨,通过互联网传播,提供多元化的实时新闻信息。“电子报”还传送最新新闻信息与图片,提供海外华文媒体刊登,以促进台湾和海外的信息交流。为迈向网络化服务的目标,“电子报”通过网络连结“台湾宏观电视”新闻性节目,提供立体化的影音新闻,并将“宏观周报”按期转载于电子报,方便海外侨胞阅读周报。同时也保留“电子报”原有的侨务新闻、实时新闻、重要文稿、一周评论、最新消息专区、气象讯息、宏观快讯、读者投书及新闻检索等内容。从此,“电子报”正式转变为具有多媒体性质的“宏观影音电子报”。

(四)海外华文媒体的合作

一直以来,台湾在海外培植、拥有大量的华文媒体,这些媒体对扩大台湾影响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在1976年,台湾报人王惕吾在美国就创办了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至今该报在美国华文报业的占有率仍然相当高。除了《世界日报》外,《美洲中国时报》《国际日报》《台湾日报》《台湾时报》以及《太平洋时报》等华文媒体也相继创办,对当时的台湾移民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华文广播、电视先后大量出现,1990年代,网络平台也开始以动态影音的方式,实时传递各项新闻,以飨海外侨胞。[6]67

对于这些海外的华文媒体,一直以来,台湾当局积极深耕培植,视为影响海外侨胞的重要资源。鉴于此,台湾方面专门加强与海外电视媒体合作,授权转播“台湾宏观电视’,使节目深入到海外侨社。“侨委会”为协助海外华文媒体发展,还设立了专门的经费补助,并邀请海外华文媒体回台湾参访,以便对台湾作有针对性的文宣报导,为其所用。此外,台“侨委会”还购买“中央通讯社”新闻稿源,免费提供给海外华文媒体使用。据统计,在2004年,申请该项新闻稿源服务的海外华文媒体就达到了132家。“侨委会”还建立“海外华文印刷媒体电子网络传版系统”,通过网络传播的形式,专门向一些海外的中小华文媒体提供新闻稿源服务。[7]15

海外华文媒体作为台湾侨务外宣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岛内的大众媒体一起共同构成了台湾主要的侨务外宣力量,对台湾的侨务外宣工作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海外华文媒体积极参与传播台湾当局的侨务政策、侨务动向等,提供海外侨胞需要的信息资讯,成为海外侨胞了解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窗口,由此也加深了部分海外侨胞与台湾的联系。

三 台湾侨务外宣的主要特征

(一)官方控制下的侨务外宣机构

“侨委会” 作为台湾最高的侨务行政机构,一直在侨务外宣领域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早期成立华侨通讯社,到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宏观家族体系”,包括了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全方位的宣传媒介,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传播技术,及时传达台湾在侨务方面的政策动向等资讯。在“侨委会”的领导下,台湾的侨务外宣媒体也拥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并在节目制作上直接受到“侨委会”的管理,充分体现出了台湾当局在侨务领域的政治意图。

“侨委会”作为台湾侨务外宣工作的主管机构,直接负责外宣媒体的政策舆论导向,以及处理外宣媒体的日常事务,如加强与外界的联络、沟通、协调等。但是,在具体的节目制作过程中,“侨委会”很少会直接侵犯媒体的专业运作,即坚持所有权与制播权的分离,例如“宏观电视”转交由独立的公共电视基金会制作播出以后,“侨委会”就不再负责对宏观电视的具体节目制作,电视媒体的专业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从而也使得宏观电视的侨务外宣品质有了极大的提升。

(二)软性的侨务外宣工作

在台湾,侨务外宣主要为台湾当局的政治利益服务。但是在具体的侨务外宣方面,却展现出较为软性的色彩,即扮演的是服务者与供给者的角色,而且更加强调对华人华侨在信息咨询方面的提供,例如台湾的“宏观家族”,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提供了大量的各种新闻资讯,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信息,能在第一时间让海外侨胞及时了解台湾发生的新闻资讯,满足海外侨胞获悉台湾资讯的需求。再如 “台湾股市实时行情信息”,在每日开盘及收盘各播出30分钟,供海外侨胞了解台湾股市的最新动态,增加投资商机。为配合推展台湾观光,“侨委会”还特别制作播出了观光旅游节目——“台湾逗阵行”。台湾的侨务外宣甚至借用了先进的数字化网络技术,让台湾和国际社会保持了信息的同步化,例如“侨委会”就专门制作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宣短片、新闻杂志型节目,深度介绍台湾当局的施政情况,仅在2009年,就制作了“侨委会—邀您看台湾”系列文宣短片。这些节目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海外侨胞对台湾的了解和认识。

除了介绍台湾各种信息资源之外,台湾的侨务外宣媒体也积极推动与海外侨胞之间的联系,例如“宏观电视”以介绍全球华人与华社动态为主,以“服务侨胞”为宗旨,专门设有华人地球村网站,跨洋制作了“四海侨心”连续剧,大力宣扬海外侨胞艰苦奋斗以及如何在异地生根、争取权益等历程。[8]从2009 年6 月至10 月,“侨委会”举办了“看见梦想─华人金侨奖短片征选活动”,吸引了世界许多地方华人的关注。通过这种全球性的纽带联结,拉拢了许多海外华侨华人社团。此外,台湾的侨务外宣还重视输出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软实力优势,进而取得海外侨胞的认可和支持。在各种报纸、电视、广播以及网络媒体上,都能经常性地见到各种介绍台湾在近年来取得的各项建设成就,如强调特有的“民主灯塔”、中华文化、科技创新、影视文化等。可以看出,台湾当局的侨务外宣不是简单的政策性输出,更是一种多元化的传播营销,依靠文化、教育、卫生等载体,对海外侨胞实施软实力影响。

(三)多元化的侨务外宣体系

目前来看,台湾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多元的侨务外宣体系。除了传统的平面媒体之外,先后成立的“宏观数字多媒体周报”、“宏观周报实时新闻网”、“宏观电视”、“宏观网络电视”、“侨社新闻网”、“宏观广播”等,整合成统一的“侨委会宏观家族”,从而形成了台湾在侨务外宣领域的宏观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说,台湾的侨务外宣体系已经初步完备,形成了拥有报纸、电视、广播以及网络的多媒体宣传平台,并且经过统一整合之后,构成了相互支撑、互为一体的多元化宣传媒介。在播出技术方面,也体现出了较高的专业化水平,注意运用先进的数字多媒体技术,尤其借助了互联网平台,将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集中整合,大大提升了侨务资讯的传播和流动。在节目内容规划上,以“宏观家族”为代表的媒体,从侨胞的需求和外宣特点出发,陆续设置了丰富的内容节目,如中华文化、旅游资讯、美食文化、人文艺术等,并且通过汉语、闽南方言、粤语、英语等多个语种进行播放,提高了海外侨胞对相关节目的兴趣。

但是,由于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局限,加上缺乏具有国际性的跨国媒体,台湾所依托的侨务外宣媒体都产生于台湾岛内,对海外华人群体的辐射力还是相当有限。近年来,台湾侨务机构为了加强和海外华文媒体合作,不得不拨出巨额经费,资助海外华文媒体赴台采访,无偿提供节目资讯供海外华文媒体播出,与海外华文媒体共同举办相关活动,从而借助海外华文媒体的天然优势,以期弥补台湾侨务外宣工作的不足。

四 台湾侨务外宣的影响与对策

对外宣传可以提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形象,改变国际社会的固有看法。侨务外宣通过对外宣传,可以更好地做好海外华人华侨的工作,提升海外华人华侨与国家的联系,增强海外华人华侨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长期以来,台湾当局不断提升侨务外宣工作的力度,就试图全面展示和输出台湾的软实力成就,进而提升台湾在海外华人华侨中的影响力。

(一)强化侨胞的认同与支持

一直以来,台湾当局在侨务外宣中坚持“加强海外文宣工作,凝聚侨胞共识”。从“两蒋”时期开始,台湾当局就利用专门的侨务宣传机构,谋求国民党政权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合法性。近年来,台湾方面企图拓展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继续打开海外侨胞市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台湾当局不断试图完善现有的侨务外宣体系,尽可能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宣传媒介来获得海外侨胞对台湾的认同和支持。例如在2011年,台湾的侨务外宣媒体就不遗余力地配合台湾当局的“中华民国百年庆典”,在海外侨社中展开各种纪念活动,试图拉拢海外侨胞。通过多年努力,以宏观电视为代表的“宏观家族”已成为各地侨胞及国际友人认识台湾、认同台湾,进而支持台湾的文宣利器。[9]59

尽管如此,在两岸关系格局中,随着大陆影响力的日益提升,特别是大陆外宣媒体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台湾侨务外宣无法逆转其海外影响力日益下滑的趋势,即便通过任何外宣工具,强调“认同台湾、支持台湾”,也无法改变“一个中国原则”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既成事实。

(二)展现台湾的软实力成就

近年来,台湾当局迫于其面临的各种压力,开始试图通过外宣媒体来展示台湾的软实力成就,其对外营销实质就是推行所谓“文化外交”,即试图通过对外宣传的方式,向海外侨胞介绍台湾在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试图强化台湾在海外侨胞中的正面形象,为其合法性奠定基础。

在对外交往中,台湾将软实力确立为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台湾的所谓民主制度、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公民伦理、中华文化等,来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在侨务工作中,台湾当局也越来越倾向于将侨务外宣与软实力相结合,积极利用大众传媒宣传台湾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专门针对海外的华侨华人群体,开设了中华文化、台湾美食、旅游观光、文化创意、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等节目,借此让海外侨胞更多地了解台湾的优势,提升台湾在海外侨胞中的地位。应该说,台湾当局在侨务外宣中所采取的软实力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发挥了台湾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让相当多的海外侨胞通过侨务外宣,逐步认识到了台湾的软实力优势,从而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三)针对侨务外宣的政策建议

台湾当局大力推动侨务外宣,展现自己的软实力成就,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争夺海外华人华侨资源,提升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在当前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格局下,两岸在侨务外宣领域,也应该坚持“求同存异”,积极携手共进,共同在侨务外宣中展示“一个中国”的国家形象。

首先,两岸的侨务外宣要遵守“一个中国”的基本框架。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下,双方在侨务外宣领域基本还是各自为阵,各说各话,在缺少协调与信任机制的前提下,很容易造成一种彼此争夺侨务资源的态势,不利于两岸关系稳定的和平发展,更会对两岸的“一中共识”格局带来冲击。因此,拓展侨务外宣不能成为谋求台湾“去中国化”的途径,更不能试图借助侨务外宣,在海外社会中推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两岸在侨务外宣领域应该确立“一中”框架,通过各自的侨务资源来整合海外华人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其次,对于台湾方面开展的“侨务外宣”活动,大陆方面也要积极进行政策评估,主动借鉴台湾方面一些可取的侨务外宣模式,加快将大陆巨大的软实力优势转化为侨务资源优势,特别是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大陆也可以积极运用多元化的宣传媒介,积极向海外华人华侨介绍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项成就。要善于学会运用外宣工作的特点,将传统的媒介宣传工具变为信息的服务平台,使得我们的外宣工作更加富有人情化,从而推动海外华人社会对我们侨务工作的认同与支持。

最后,两岸可以在侨务外宣领域逐步展开合作。当前,两岸关系日益深化,两岸的侨务外宣工作也可以在多方面展开合作,诸如推动两岸所属的侨务外宣媒体建立信息分享平台,共同交换侨务资源,举办相关的外宣工作会议,联合组织海外华文媒体的采访活动等等。总之,侨务外宣工作对两岸意义重大,两岸应该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从“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最后实现“利益一体化”。沿着这个合作路径,两岸侨务外宣就可以产生一种积极的合力效应,达成凝聚侨心、侨情的目的,最终形成海外华人华侨对“一个中国”的共同归属感。

参考文献:

[1] Joseph S Nye, J r 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M].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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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M].张 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张徽贞.华侨通讯社[EB/OL].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8215.

[6]吕萍芳.华文媒体与美国洛杉矶台湾移民社会初探[J].中兴史学,2008,(14).

[7]张富美.2004年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报告[M].台北:“侨务委员会”,2005.

[8]李鸿阶.台湾侨务政策新变化及其政策建议[EB/OL].(2003-06-18)[2011-07-11].http://www.fjql.org/qszl/xsyj9.htm.

[9]96年侨务委员会会议实录[M].台北:“侨务委员会”,2007.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Taiwan Based on Soft Power Perspectives

AI Ming-jia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 Quanzhou , 362021, China)

The Taiwan authorities carry out the work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order to output the advantage of soft power in Taiwan. After many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Taiwan authorities has founded a special propaganda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gradually, which in a certain degre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Taiwan, strengthe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aiwan, improved the image of Taiwan in overseas Chinese.The wa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worth studying and borrowing for us ——China Mainland.

Key words: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policy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责任编辑 龚桂明】

华文文学范文第2篇

摘要:网络技术的更新迭代,重塑了媒体的生态格局,舆论构成与发展方向。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不断融合,新闻报道尤其是主题报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主题报道是主流媒体借助新闻媒介将重要政治和新闻议题传播给公众,承担着权威信息发布和主流舆论引导的功能。面对日益变化的媒体环境,主题报道亟待转变理念、立足大众、夯实内容、创新形态,更好地提升主题传播的效果效能,寻找主题报道新突破。

关键词:主题报道 融媒体 创新思维 《我和我的祖国》

融媒体时代,本质上就是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不断融合,实现媒介之间的优势互补。这种兼容不仅是指传播形式的改变,同时表现出整合内容资源、叠加技术赋能、追踪传播轨迹、反馈传播效果等新特征。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调研时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科学论断为融媒体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主题报道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形态,特指围绕党和政府的重要决策、中心工作、时代主题以及社会热点进行的重大题材报道,是巩固社会舆论场域、做好思想政治宣传、发挥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要手段。一直以来,主题报道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进行了广泛实践。然而,报纸版面设计单一、内容缺乏新意、受众参与性不高,依赖固有套路的主题报道呈现出程式化、概念化、刻板化的局面,挫伤了主流媒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随着新兴媒体的出现,可供人们选择的媒介平台逐渐增多,受众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偏好难以捉摸,这些新变化加剧了主题报道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一些媒体率先而动,借力融媒体形式打造出系列主题“爆款”。2019年两会系列报道期间,出现了微视频、H5、动态长图、数据新闻等多种样态的报道形式。其中以人民网推出的《两会夜归人》VLOG短视频征集活动最具亮点,该活动将两会报道与新媒体平台深度结合,用第三人视角重新审视两会进程,不仅创造出高质量、“有干货”的内容報道,而且得到网民的持续转发,相关微博话题量和点击量超过千万。因此,主题报道需要打破藩篱、推陈出新,充分结合融媒体时代的发展规律,明确主流媒体的功能定位和责任担当,运用“新思维”打造出符合大众期待的新闻产品。

一、用户思维:探索内容创新,主题报道引发情感共振

传统媒体时代,受众以被动姿态接受各类传播信息。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的渗透,受众拥有了自主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品味、需求进行自由选择,对于信息内容提出了更高标准。也就是说,用户作为融媒体时代的核心要素,传播内容要与其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相匹配。当受众对某种题材产生兴趣,媒体就要想办法利用这类话题,用贴近受众的语言习惯和真挚的情感共鸣吸引用户,并形成长效机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以80、9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与互联网共生,他们对一板一眼的文字报道不再富有热情。一方面,相较于长篇累牍的单向灌输,直观化、视觉化、生活化的叙事文本更受青睐。复杂如政府工作报告,也会采用“一张图带你了解政府报告”“新规颁布,你的生活将出现以下变化”“小编带你回看新政”等贴近大众的网络语言解释新规。另一方面,高大全式政策解读生硬乏力,依托故事性带来情感张立的做法正在逐渐流行。针对“改革开放40年”的专题报道,江苏卫视就通过放大怀旧的力量,用寻找老物件的节目形式唤起人们对祖国40年的共同记忆,直指“小我”与“大我”的飞速成长,把宏大主题内化于寻常生活中。在碎片化、社交化、泛娱乐化的融媒体环境下,主题报道必须树立“用户至上”的理念,从受众视角研究内容的生产、制作与表达,紧紧抓住情感这条主线,把政策理论和社会题材还原于现实生活,由表及里、以小见大,让严肃报道焕发青春活力。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建国专题是各大新闻媒体的首要工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另辟蹊径,选择春节这个重要时间节点,聚焦春运返乡的热门话题,融合回家、旅途、团圆、祖国、游子等多种元素,顺势推出了“我和我的祖国”快闪节目,激发大众的爱国热情。首先,此次报道采用短视频的形式,搭配《我和我的祖国》的经典曲目,选择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深圳北站、武汉黄鹤楼、成都宽窄巷子等8个特色场景,把当地风土人情与祖国发展相结合,隐喻国家繁盛人民富强。其次,节目避免采访者自说自话,积极邀请形形色色的平凡人在镜头前表达真情实感,突出思乡心切、艰苦奋斗、幸福展望等关键词,引发受众深刻共鸣。最后,节目内容不仅在央视新闻频道滚动播出,现场参与观众还可以将录制内容上传至社交网络,用短平快的形式进行二度扩散,在欢度佳节中祝福祖国、祈愿祖国。快闪节目通过抓取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用歌曲做引子、用短视频做切入、用具体采访和家乡变化做内核、用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做叠加传播,在千篇一律的爱国专题中独树一帜,成为了建国70周年主题报道的首个“爆款”。

二、产品思维:借力技术东风,丰富主题报道形式

在媒体融合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如何将“有意义”的报道做得“有意思”,是当前主流媒体共同面对的难题。立足用户视角,主题报道要充分考虑受众市场、受众习惯、受众心理等具体偏好。借助对用户需求的深入了解,打造成熟的新闻产品才是题中之要。过去报纸版面的头版头条风光不再,以视频、直播、信息图和H5等为主的可视化表达更直观、更简单、更有趣味、更便于阅读,当然也更易受到关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传播让主题报道成果可以随时随地获取,通过手机客户端、VLOG短视频、4G高清直播、AI合成主播等,技术赋能新闻报道为用户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

2000年前后,主题报道就开始进行技术化尝试。以传统媒介为基础,逐步建立自身门户网站,将精华内容和深度报道置于网站头条,为受众提供数字阅读的便利。这种模式仅仅是常规报道的复刻,并不具备新意。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主题报道意识到双向互动的重要性,陆续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开设独立板块,依据新媒体传播规律打造出内容报道的新样貌。像图文、音频、超链接,这些新形式在保证客观事实的同时,把网友观点、大众讨论直接呈现在报道环节,使得主题报道具有参与感和趣味性。而进入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技术、内容、经营多方面深度融合,移动端、网络端、智能化纷至杳来,愈加丰富的融媒体产品让主题报道焕然一新。因此,综合用户的切身需要,满足用户的使用体验,从“写报道”向“做产品”推进,打造出兼具技术优势和社会意义的新颖形态,是主题报道的发展要求。

2019年两会报道中,中央电视台就应用了时下最先进的技术功能,为观众带来了全息式的深度体验。比如,在部长通道处设置了VR摄像机,不仅产出了VR图集、VR视频、VR VLOG多种形态的报道内容,当观众在手机上阅读时,还可以通过佩戴直播眼镜,感受现场庄重严肃的会场氛围。同时,应用于VLOG的《一分钟速览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现场》报道,采用延时摄影和全景覆盖,综合短视频、VR技术、优质内容三方资源,让信息接收者直接参与到两会报道。此外,中央电视台跟互联网公司百度达成意向合作,启用了AI机器人“小度”担任大会报道的助理主持。这个智能机器人存储了丰富的两会知识,能帮助人们随时了解政策条文、事实原委以及发展变化,让两会报道呈现出更加深刻的内涵,极大地调动起观众的好奇心。

三、服务思维:打破单向壁垒,提高报道受欢迎程度

主题报道的核心任务是传播党政工作的最新纲领,常以系列报道和专题报道形式出现,具有统领社会全局、占据思想高地、引导大众舆论的重要作用。过去,这种报道往往是单方面的信息灌输,信息接收者只能被动接受,没有发言权。然而,融媒体时代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地域限制被打破,媒体与观众可以近距离互动、交流。信息传播不再是一蹴而就,既能让信息接收者向媒体部门表达个人看法,交流因果关系,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促使传播者和被传播者之间双向互动;同时,对于优质有趣的传播内容,还能利用便捷的网络分享机制形成二次传播,在全域内达成广泛共识,凝聚传播能量。也就是说,主题报道的完成不止是一次简单的新闻发布,而要自始至终贯穿服务思维,综合考虑信息的传播效果,用时效性、交互性和相关性策划出深入人心的报道。

一是要注重时效性。不论媒介形态怎样变化,公众对新鲜感的追求是不会变的。主题报道尤其是重大社会事件选题,通常受到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如何在最快时间内制造话题,最快效率获取一手资料,最大范围地覆盖潜在受众,是主题报道的首要环节。面对传播渠道日益移动化的现实,客户端跟随、5G+4K在线直播、实时剪裁均是及时报道的具体体现。

二是要优化相关性。许多主题报道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依照中央媒体的具体精神二度重现,忽视了本土性、接近性,这就导致了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甚至语句用词都照搬不误。按照传播学的观点,距离越近、关系越密切的新闻事实更受读者欢迎。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員辽阔、风俗迥异的国家,这种相关性更加突显。所以,主题报道要学会本土化建设,通过大数据运算法则发现受众感兴趣的议题,开辟有创意、有重点、有人情的内容设置,避免因盲目重复带来的用户流失。

三是要强调交互性。融媒体时代的传受互动为主题报道带来了新的活力,使原本闭环式的“高屋建瓴”变成开放式的“共融共生”,制造者、传播者和受众可以融为一体。观众在电视频道看到的主题报道会在网络媒体同步直播,直播内容又能利用社交平台进行二次扩散,经由扩散取得的反馈再度呈现在电视报道中。那么,在互动机制的基础上,增加互动频率、提升互动趣味、丰富互动效果是主题报道深入发展的有效途径。

建国70周年之际,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全国59家主流新媒体、海外华文媒体,推出了一款交互式H5产品《同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用户在手机客户端点击H5页面,天津城市地标和人文风情缓缓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的调研场景以及数千名南开学子齐唱《我和我的祖国》的嘹亮歌声同时展开。视频结束后,任一用户可以录制1分钟《我和我的祖国》的歌曲副歌,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分享唱段,抒发爱国情怀。仅3月3日推出当天,《同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便吸引超过100W的阅读量,并在社交网络平台迅速传播。截止目前,超过1000万人的歌声经由H5页面发布,他们既有来自天津企事业单位的一线基层员工,也有身在异乡心寄祖国的海外学子,尽管天南海北、身份迥异,却共同用录制歌曲的形式表达对祖国的一片赤诚。H5《同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将天津元素植入到爱国背景中,运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吸引受众主动参与,发挥移动社交媒体的裂变传播功能,并通过报、网、声、屏多渠道全息覆盖,真正创造了主题报道的新模式。

四、整合思维:多平台联动,主题传播全域化覆盖

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重塑了传媒生态,这种相互借力既是一种结果,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即在信息爆炸、众声喧哗的时代,新闻内容想要抓取受众眼球,必须树立整合思维,对不同媒介形式加以利用,从线上到线下、从平面到立体、整体到局部,通过“组合拳”发挥融媒体优势。近年来,主题报道的内涵不断扩大,时事政治、地区发展、社会议题、科技前沿,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成为主题报道的重要素材。与此同时,受众对内容需求也从广泛涉猎升级到深刻专业。依靠单一平台达成有效传播已经不合时宜。自2009年桃源县政务微博开通,全国各级媒体争相入驻新浪微博,到如今遍地开花的“两微一端一视频”的传播渠道,多平台、齐发力、共合作成为主题报道的普遍共识。此外,传统媒体也持续发力。在原有载体如电视、报纸中增添全新功能,利用二维码、AR扫描等手段增加内容的可看性,进一步促进线上线下的深度合作。

在2019年外交部举办的全球推介活动中,山西广播电视台以政府信息为龙头,调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推进短视频、小程序等移动终端建设,将古老的三晋风光重焕色彩,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山西。据悉,山西广播电视台首先确定《世界你好、我叫山西》的宣传主题,用人性化视角超越“煤与醋”的刻板印象,重释山西概念,并于第一时间通过主流频道山西卫视发布了“山西8分钟”的宣传短片。随后,以《全球独家首发!山西八分钟,惊艳全世界!》为名的宣传片在微博、微信同步推送,在社交网络平台引起热烈讨论和大量转发,不足1天时间,其阅读量就突破10W+。为了提升宣传效能,山西广播电视台原创设计了同名小程序,除了加载图文、视频、直播通道,还引入了微商城功能,向受众引荐山西美食和文化遗产,让观看者通过实际行动了解山西、走进山西、感受山西。此外,山西广播电视台还积极探索短视频领域,将宣传片拆分成16条精简华丽的片段,分别在抖音、快手、腾讯视频、优酷视频相继投放,既满足了受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同时延展了主题报道的生命力和持久力。传统媒体为主、新媒体为两翼、社交媒体持续发酵的传播格局,为新时代的主题报道树立了新风尚。

五、结语

总之,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交互性、移动化、可视化等特征日益凸显,不同媒介之间呈现出互相协作、深度耦合的状态,用户的阅读习惯与阅读需求产生质的飞跃,这些冲击为新时代的主题报道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主题报道要积极顺应变化,运用用户思维、产品思维、服务思维以及整合思维,将报道内容做实、报道形态做新、报道效能做强、传播范围做广,为主旋律报道注入新动能。

作者系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张治郭.融媒体环境下主题报道的创新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9(8).

[2]范锐.重大主题报道的可视化探索——以浙江日报的实践为例[J].采写编,2018(4).

[3]姚琦.融媒体时代新闻真实性的实现方式[J].出版广角,2018(16).

[4]丁玎,刘畅.H5《同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引爆互联网[EB/OL].(2019-03-11)[2019-12-01].http://media.people.com. cn/n1/2019/0311/c120837-30970344.html.

[5]路晶晶.融媒背景下如何提升主题报道传播合力——以《直通太原论坛·能博会》特别节目为例[J].科技传播,2019(17).

华文文学范文第3篇

由此可见, 学习华文的作用与意义日益受到各国人士的重视。逐渐地, 越来越多具有一定实力的高等学校, 纷纷设立了海外教育学院, 以供大量的外籍学生学习华文。所以, 华文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教学领域。如何合理有效地教授华文, 如何科学设置华文教育的教学课程, 则成为了华文教育的重要课题。中华乐艺, 从广义上讲, 是包涵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 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不可分割。完整的中华乐艺是华夏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证增设中华乐艺为华文教育课程的必要性。

1 从历史角度看

中华乐艺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的重要显现。适当了解中国悠久的乐文化, 能更生动更透彻地学习和理解华文。

周代是最早对“礼” (祭祀、朝食等仪式) 和“乐” (伴随“礼”进行的乐舞) 作出规定的时代.礼乐制, 是在西周时由周公初步制订的, 经后人不断的增补, 逐渐形成一种十分严格且等级明确的制度。

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 一是规定等级, 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其中乐的地位和分量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信仰、政治、军事、贵族享乐和日常生活等方面乐文化都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比如:祭祀之乐、礼仪之乐、争战之乐、享乐之乐、情爱之乐等等。在信仰方面, 祭祀之乐, 体现了人们对天的崇敬之情。它是指祭祀天神、地鬼和人鬼时所表演的乐舞。由于古时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和认识能力仍十分有限, 因此, 若遇天气大旱或者阴雨不断, 人们就会进行祭祀乐舞, 祈求天神、地祗和人鬼的保护, 以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生活安宁。政治方面, 礼仪之乐是有着极其鲜明的阶级性的, 并且贵贱等级分明。对君王, 对诸侯, 对宾客, 对臣民, 都有着不同的乐舞, 划分细致。《左传》中有这么一个典故:鲁襄公四年, 鲁国大臣穆叔授命出访晋国。晋悼公知道穆叔是重要人物, 并设下盛宴款待穆叔。宴会开始时, 晋悼公命乐队奏《肆夏》乐歌, 穆叔没有理睬。晋悼公又让乐队改奏《文王》乐歌, 穆叔依然无动于衷, 拒不回礼。见此状, 晋悼公又令歌舞队歌《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 穆叔这才起身, 连拜三次, 表示接受, 欣然动筷举杯用餐 (1) 。由此可见, 在乐队的编制方面和乐曲方面, 对不同等级人物的演奏, 有着明确的区分。军事方面, 争战之乐在古时混战的年代, 则是一种很好的鼓舞士气的方法。在乐歌的荡漾中, 将士们的内心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铿锵有力的乐曲, 使得战士们更有作战的精神, 促进了军队的战斗凝聚力的提高。贵族们所具有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 使得他们拥有了享受乐舞之乐的权利。因为有了大量的钱财, 他们能够供养一定量的乐舞表演者, 从而有条件追求奢华的精神享受。另外, 乐还大量的存在于平民百姓之中, 如山歌、情歌小调等。虽然他们的乐并不是富丽堂皇的, 但是他们的乐很朴实很真挚, 大多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真切情感。

因此, 中国古时的乐, 是一种广义中的乐, 是一种艺术。了解这历史悠久的乐艺, 对学习华文有着极大的促进推动作用。

2 从“乐”的特质看:“乐由心生”, 将音乐与语言文字相比, 音乐在某些时候可超越语言文字, 以最感性最直接的方式, 传达着人类内心深处细腻的情感

中国最早对音乐产生过程中, 心与物的理论概括为“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它指出了乐的表现特质, 具有唯物论的认识因素。这种强调音乐的内心意识的见解, 是中国先民对音乐的独特见解。在古代的中国, “乐”常常与“文”相关联, 诗中奏乐, 乐里吟诗。当乐的精湛达到一定地步之时, 甚至可以超越诗文, 成为奏乐者和欣赏者之间的一种重要的精神交流。乐, 还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单独的交流方式, 以乐会友。其中, 人们演奏和欣赏的是乐, 没有了语言的介入, 使得音乐的表达更形象, 但在传达情感上却更加直接, 更加自由。在某些时候, 人内心的感受如果用音乐来表达, 能够超过文字的效果并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就是由“乐”的特质所决定的。所以, 学习华语的外籍学生如果能够把握和运用“乐”的这一特质, 充分利用这一捷径, 在使用文字的方式之外, 运用”乐”来更直接地理解中国文字体会中华文化的韵味。

因此, 让外籍学生适当地接触中华乐艺了解中华乐艺, 将对其更好地学习华文更透彻地理解华文, 产生独特的促进作用。

3 从艺术类型看:诗文属于文学艺术;乐舞属于表演艺术。教育中综合使用不同的艺术形式, 将会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

文学艺术的形式是静止的无声的, 而表演艺术的形式则是变化的有声的。文学艺术追求的是一种读者接受到文字信息后而产生的内心共鸣。对文学的欣赏, 多是体现在读者内心对作品的感悟。读者通过对文字的理解, 从而体会作者的表达意图和作者的创作情感, 并运用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权衡吸收所得到的信息, 最终得到读者内心主观的见解和感受。这整个过程, 都是一种相对静态的, 比较纯粹的内心活动。同样, 文学创作中, 作者将其往昔沉积的知识和其思维中的独特的部分融为一体, 创作出诗文等等。这创作的过程, 也多是一种内心情感倾注于笔端的过程, 是将内心意识融为文字的过程。所以, 不管是文学欣赏还是文学创作都是对几大感官没有较大刺激的相对静态。

而表演艺术除了同样追求内心的共鸣之外, 还突出了接受信息时感观的直接刺激。与阅览文学书籍相比较, 当人们欣赏乐或舞时, 听觉或视觉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乐音的高低快慢、肢体的松紧缓急, 都很直接地刺激人们的感官神经。

甚至当人们的身份由欣赏者转变为参与者时, 自身嗓音的飘飞或肢体的舞动等等更是主动地刺激了人的众多感官功能。

这样的欣赏甚至参与表演艺术的过程, 便是处于动态之中。因此, 单纯诗文这样的相对静态的欣赏方式或创作方式, 与乐或舞这样动静起伏较大的欣赏甚至参与的方式, 决定了两种不同的艺术类型对人本身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和作用。由此笔者认为, 在华文教学中同时运用两种教育效果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 将有利于促进学生较全面地学习华文感受华文, 使他们能从更多的角度了解中华文化。

4 从教育的角度看:乐教自古便是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历史上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 对乐教极其重视。他积极提倡音乐, 一生不断进行音乐艺术实践。他主张学生应当“多闻”、“多见”, 知识广博, 才能适应社会。孔子六艺包涵:礼、乐、射、御、书、数。孔子认为六艺是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素质, 然后才有七十二贤人之说。也有另一说, 则称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用现在的话讲, 大体上就是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 乐的教学, 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内容, 有着悠久的教学历史。弹琴、击筑、鼓瑟、唱歌, 成了当时的学生要常常钻研学习的课程内容了。

并且, 中国传统家族中的育人目标, 便是把自己的子孙后代培养为君子。古时, “琴棋书画”则为君子所应具备的才艺。“琴棋书画”四个字当中, “琴”放在了第一位, 可见, 乐的地位是比较高的。琴, 在古时, 多指“古琴”。当时许多文人, 都学习古琴演奏古琴, 以陶冶情操, 培养恬静优雅的文人气质。若干文人小聚, 除了交流作诗心得, 也常切磋琴乐技艺, 或是吟诗, 或是弹琴, 或是舞蹈。绵长的乐音, 更让诗作的韵味泛得浓郁。由此可见, 中国传统教育中, 掌握乐文化里的“乐”是成为君子的基本要求之一, 并且“乐”也常常与诗文相关联, 甚至在一定时候成为一个整体。所以, 适当地接触和了解中华乐艺的内容和内涵, 是学习华文的需要。

5 从音乐无国界的特质来看:音乐常常可以突破语言的障碍, 相对畅通地表达出人们内心的丰富情感

语言, 是人类智慧的充分显现。通过语言, 人们能够自由畅快地表达着各自的思维并且相互沟通。因此, 语言成为人类区别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 语言的地域性却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当今世界上留存的语种数量, 整个世界的看法纷纭, 但较多语言专家认同世上存在5000种语言 (2) 。除此之外, 世界上还有许多没有相应文字的语言, 若加上这部分语言的数量, 地球上语种的数量则更加惊人。在一个国家中, 不同的省份, 甚至不同的县市, 都可能有不同的语言。一个地域中的民众, 通常情况下都只是使用着属于他们自己地域或民族的语言。当民众要跨地域、跨国界、甚至跨大洲进行交流时, 几乎都会遇到语言不通的障碍, 人们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就很难进行了。但音乐却是无国界的, 乐音的高低强弱, 节奏的松紧快慢, 都无一渗透表达着人们的感情。音乐它做为中华乐艺的重要内容, 可以相当程度地突破语言的地域性。施予者可较直接的传达着人们的思想感情, 接受者则不会因为语言的障碍而根本无法感知对方的思想表达。

因此, 音乐无国界的特质, 能较好地帮助海外学生接受中华文化、学习中国文字。在这其中, 语言地域性的障碍被降到了最低, 学生们通过聆听具有浓厚中国传统风格的乐曲能够更直观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并促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字的内涵。

中国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广义的中国乐文化包括诗词礼乐舞等等, 是一个庞大的综合体。通过经典诗词的解析、传统礼仪的了解、古代乐舞的欣赏, 海外学生将更直观更全面地接触中国文化促进他们能够深入地理解历史悠久的汉语以避免学生对汉字单纯的临摹和背记。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将增设中华乐艺为华文教育课程是十分必要的, 这将对海外学生学习华文具有不可忽略的促进作用。

摘要:在当今“地球村”时代中, 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及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 使得中文成为了继英语之后又一重要国际语言。由此, 在海外教育学院中设置有效合理的华文教育课程, 则成了影响华文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华乐艺,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增设中华乐艺为华文教育的新课程, 必将对外籍学生学习华文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本文试从五个角度来分析, 力图论证增设中华乐艺为华文教育课程是合理的, 且为必要的。

关键词:中华乐艺,华文教育,课程设置

参考文献

[1] 王治理.传统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2] 姜丽萍.对外汉语教学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8.

华文文学范文第4篇

蒙古族的汉语课程同新加坡华文课程所面对的社会语言现实极其相似。两篇论文都提到新加坡教育部2004年的一项家庭用语调查展示的一个事实:“纯说华语的家庭迅速减少, 纯说英语的家庭逐渐增加, 而双语并用的家庭则迅速增加。”华语是新加坡华人的母语, 同蒙古族的蒙古语;英语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 同蒙古族的汉语, 我们称为“国家通用语”或“族际语”;不同的是, 他们把华语 (母语) 称为“第二语言”, 这恰好和蒙古族的汉语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在学科性质上取得了一致。蒙古族的汉语教学所面临的社会语言现实可以这样描述:纯说蒙语的家庭在迅速减少, 纯说汉语的家庭逐渐增加, 而双语并用的家庭在迅速增加。这样一种描述不仅仅是我们在生活和教学中所深切感受到的, 有关统计也在证实相关描述, 内蒙古蒙古族总人口约403万, 语言类型主要分三大类: (1) 牧区纯正蒙古语, 使用人口约占35%; (2) 半农半牧区蒙汉混合语, 使用人口约占45%; (3) 农业区纯汉语 (或以汉语为第一语言) , 人口约占蒙古族总人口的20%。由此可见, 新加坡和内蒙古的蒙古族聚居区社会语言存在相同趋势:双语人口在逐渐增多, 汉语教学面临的现实极其相似。

这样一种现实, 对传统的“一纲一本的课程理念设计”提出挑战, “恐怕无法应付华族社群内部复杂的语言现象”, “应当对课程的服务对象的学习需要有充分的了解, 才能对症下药, 发展出适合不同语言能力、语言背景与学习需要的教学对象的课程。”

再看应对措施: (1) “华语为母语家庭的孩子:华文课程须提供足够的挑战”, “华文对他们而言基本上是一门比较容易应付的科目学习动机比较强烈, 如若课程内容对他们缺乏挑战, 长此以往, 这批学生学习华文的热忱与动力将逐渐减弱。”这与城市蒙古族家庭的孩子情况相同, 但我们的课程严重缺乏“足够的挑战”, 现有课程内容远远不能满足城市蒙古族学生的需要; (2) “英语为母语家庭的孩子:华文课程须奠定其语言基础”, 这与牧区纯蒙古语家庭的孩子相同, 他们从小没有第二语言环境, 第二语的学习起步晚、基础差、困难多, “应优先为他们打下基本的口语基础与阅读能力, 日后有需要的时候, 便可以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蒙古族的汉语课程内容以照顾多数为主, 对这一部分学生又显偏难偏多。 (3) “双语家庭的孩子:华文课程以培养沟通能力为主”, 这是目前蒙古族汉语教学的中心, 这与蒙古族双语家庭占多数比例有直接的关系。

新加坡华文课程设置的构想要相对完善得多。从课程结构层面看, 新加坡的华文课程“应遵循‘必修单元’与‘选修单元’兼具的原则处理”;从课程运作层面看, 新加坡的华文课程“必须凸显‘中央课程’与‘校本课程’互补的方式处理。”据此陈教授提出一个“华文课程的初步框架”:“从语言、文化和综合能力三个范畴列出华文课程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的培养目标以及各目标下相关的课程内容, 并对三个语言源流在不同层次的‘必修单元’和‘选修单元’做了由浅入深、按部就班的初步规划。”以必修和选修的方式来加强课程内容的伸缩度, 从而适应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 这也是蒙古族汉语教学构想的方法之一, 把必修课作为最低标准, 把选修课作为扩展内容, 以求实现“足够的挑战”, 但具体哪些内容作必修课基本要求、哪些内容作选修课扩展要求, 却还没有足够的探讨。陈教授在此方面做得很细致, 很值得学习, 他不仅提出必修选修的分别, 还提出“中央课程和校本课程互补”的原则。大力开发校本课程, 弥补必修课或中央课程无法满足不同源流不同层级学生需求的不足, 这正是蒙古族汉语教学所面临的最实际也是最迫切的任务。

(1) 确定不同层次学生的课程起点。陈教授将母语为华语的学生, 课程起点语言项确定在初级层次的第二个档次, 也就是说, 因为他们的华语基础比较好, 要求较低的第一档次免修。蒙古族城市学生或农业区学生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而蒙汉双语家庭, 特别是牧区纯蒙语家庭的学生一定要先培养基本的听说能力。 (2) 在中级层次, “现当代文学”内容, 陈先生增加了“中英对照简写版”, 要求双语源流和外语源流的学生必修, 这一点很值得借鉴, 蒙古族的中学生虽然既有母语课也有汉语课, 两课也都有现当代文学内容, 但有意识有目的的将两种文字的同一文本加以对照, 在蒙古族的汉语课程当中还没有实现, 这项内容还只是学生或教师的自我行为, 还只限汉语程度较好的学生才能做到, 而双语家庭, 特别是草原牧区的学生很难做到, 陈教授的这一做法给予很多启示:在草原牧区, 如何开发适合本地区学生实际的汉语文校本课程, 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3) 对较高层次的课程内容一般不对外语源流 (或二语源流) 的学生提出要求。例如, 中级层次语言项中的“能阅读本地报章上与当地社会现象相关的言论, 并对作者意见作出评价”和“能够根据个人的兴趣发展写作天分”等, 对外语源流的学生不做要求, 对双语源流的学生只要求选修, 而母语源流的学生都是必修。高级层次语言项对外语源流的学生除两项选修外, 其他六项都不作要求, 而二语源流的学生在此项也是选修多必修少, 对母语源流的学生有三项必修八项选修, 这就极大地满足了汉语基础好的学生的学习需要, 同时也减轻了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的负担。我想这样的安排非常有利于旗县级以上的蒙古族学生, 使他们不再觉得“汉语课没什么可学的”, 特别对提高蒙古族汉语课程标准、提升蒙古族整体汉语素养, 为蒙古族学生早日摆脱语言困扰、顺利实现自我发展将提供良好的平台。

除了语言项之外, 陈先生还分别对文化与信息项在初、中、高三个层次作了详细的安排, 在初级层次, 对三种源流学生要求基本一致, 在中、高层次区别对待, 从而拉开档次、增加伸缩, 既提高了华语课程标准, 提升了华语素养要求, 又不至于给外语源流和双语源流的学生增加负担, 很好的处理了课程内容与学生实际的关系。蒙古族的汉语教学在文化项和信息项做得还不够到位, 至少还不能单独提出来作为一项要求, 陈先生所列信息项中的对网络平台的利用, 在草原牧区现在还达不到, 这一点可能是蒙古族的汉语课程与新加坡华语课程最大的差距。

摘要:蒙古族汉语课程与新加坡华文课程所面对的语言现实和采取的应对措施都极其相似;新加坡华文课程设置的完美构想很好地处理了课程内容与学生语言现实的关系, 为蒙古族汉语课程设置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蒙古族,汉语课程,新加坡华文

参考文献

[1] 两位均为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授。

[2] 参见中央民族大学曹道巴特尔先生博士论文《蒙汉历史接触与蒙古族语言文化变迁》,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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