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

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精选10篇）

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 第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社会健康,成本

一、前言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特别是对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利用上, 如果不采取科学的管理措施, 将增加社会健康成本, 进而使得经济增长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当前我们应该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的统筹发展, 以此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社会健康成本的关系

1. 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类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因而科学的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处理, 就会大大降低经济与环境的矛盾。如果从长远来看, 环境的影响远远大于经济, 因为环境不但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影响, 而且会对未来子孙后代产生影响, 因而人类在地球上要想更好的生活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而经济发展的目的旨在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 这需要建立在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上。就好像一些人在年轻的时候拼命的工作赚钱, 结果到老了花光积蓄去看病, 我们回头想想为什么要这样呢?政府当前越来越重视环境, 知道了环境破坏的后果, 于是开始向社会宣传保护环境, 并且正在花费巨资来治理环境, 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到最初的那样。现在我们都明白赖以生存的环境对人们的健康有多大的影响, 只有环境好了才能长久的把经济发展下去, 而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带来的经济增长只是一时的, 无法长久下去。

2. 经济增长与社会健康的关系。

人们往往会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破坏环境, 当环境破坏对人产生严重的影响后才会悔悟。我们知道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但是环境破坏了, 人们的生活质量就会大大降低, 甚至危及人的健康。因而需要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转变, 保持环境与经济的并行发展, 两者都不能偏废, 只有在健康的环境下发展经济才是正确的。

三、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社会健康成本实证分析

1. 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分析。

所谓健康成本, 主要是指人们为了更好的出行、更好的食物、更好的呼吸以及更好的生活时, 要承担的对应的昂贵的代价, 同时结果也不一定能够实现。由于健康成本本身的昂贵性, 通常我们承担不起这么昂贵的费用来达到健康生活的目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当前我们的社会并不健康, 而且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让我们真正过上更好的生活。所谓环境成本主要是我们所消耗的环境资源, 比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矿场资源、土地资源, 以及被破坏污染的大气等, 这些都是环境成本的范畴。

2. 经济增长的社会健康成本分析。

经济增长主要为社会环境带来两个方面的较大的影响:其一是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社会各项保障也在加速的建立与完善, 同时社会各项政策的制定也使得居民的健康支出额度大大增长;其二, 经济高速增长也牺牲了自然环境, 使得自然环境受到很大程度的污染, 比如水污染与大气污染等都对人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此外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会被新的生活方式所取代, 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压力, 同时也会带来很多的不利影响。

四、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平衡的有效措施

1. 正视发展现状。

随着当前改革开放的加深, 我国的环境问题、社会健康问题正在面临新的挑战, 因而我们应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正视当前的情况:解决当前的社会发展问题为出发点, 进而降低经济发展对环境与社会健康的影响, 对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科学的规划, 同时也要依据我国当前发展的状况, 合理的制定出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制度, 而且也要深入的研究我国国民的生存现状与发展状况, 从而能够对经济增长情况做出全面的评估;此外还要加大经济管理力度, 以此来增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2.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

单一化经济发展模式会限制社会的长远发展, 进而对当代价值观的构建产生影响, 政府要通过对当前社会、环境的研究, 不断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求创新, 并对当前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问题上进行深入的反思, 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构想, 在这种理念下应该加强资源与环境的统筹发展。此外我们还要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激励, 提倡用科学技术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通过科技的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进而促进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 特别是对于资源环境与环境保护方面, 加大信息技术的利用率, 不断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 进而带动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最终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3. 建立环境与社会健康保障体系。

因为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与社会健康的问题往往无法挽回, 因而只有采取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法才能实现环境的逐渐恢复。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后代负责, 为他们留下一个健康的家园。所以我们应该构建起环境与社会健康保障体系, 加大环境与社会健康成本管理的投入, 加大对健康发展的重视, 以此来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的协同发展, 同时降低资源的利用成本, 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

五、结束语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而环境是这一切的基础, 环境不但与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极大的影响着我们的生存。因而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 应该对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 同时要加大对环境的治理, 让美好的生活环境与科学的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 进而创造出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 第2篇

浅论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的关系

近年来,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且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目的.也进行了全新的思考.人们已经意识到经济增长与发展是一种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不断相互作用的进程.

作 者：王杰峰 作者单位：辽宁财政高等专科学校,辽宁,丹东,118001刊 名：辽宁财专学报英文刊名：LIAONING FINANCIAL COLLEGE JOURNAL年，卷(期)：5(5)分类号：F810.451关键词：经济波动 社会保障 政策选择

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关系浅析 第3篇

关键词：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127-02

一、一般与特殊的基本哲学原理

一般与特殊是哲学中唯物辩证法的关系范畴。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一方面，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特殊性离不开一般性，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怎样特殊，它总是和同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不包含普遍性的事物是没有的。

这个原理引导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不但要看到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以更好的把握、预见未来而且要善于思考，针对具体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找出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以便于分析产生特殊的原因，为提出更加适宜的方法打好基础。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特殊性及原因

理论上，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稳定期”，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由于某种原因而导致生活发生困难的人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应该呈“此曾彼减”的关系。即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居民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社会低收入人口减少，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也会相应减少，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往往下降；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或衰退时，居民收入水平出现停滞或者下降，此时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人数增多，导致社会保障支出上升。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刚建立不久，处于不断改革完善之中，而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经济处于调整转型期，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扩大，使得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呈现出与传统理论所描述相背离的现象，即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趋势，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却不断增加。我国的社会保障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特殊性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进入恢复、发展和改革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支出逐年增加。

其次是国有企业改革。至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逐步改革，原来以单位为主的企业保障功能逐步弱化，我国加快了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步伐，同时为了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按时足额发放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应保尽保”，各级财政加大了调整支出结构的力度，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幅度增加，支出水平逐步上升。

最后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我国的总体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在所有可以获得你较数据的国家中，是最严重的”。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是在扩大的，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样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的社会保障政策在缩小贫富差距和维护社会稳定上应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总体水平必然要提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增长速度快于同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尤其是98年以来，均加大了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增长率大大高于GDP增长率。实际上，社会保障滞后或者过快与经济发展的步伐都会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因此要更具我国的实际情况，保持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三、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

以上通过运用一般与特殊的哲学辩证思维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障发展趋势的特殊性，并简要分析几点特殊的原因。实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促进经济的发展。须从实际出发多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一般趋势特点，也要具有中国的特色，符合我国的实际需要。

首先在制度本身，进一步完善“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模式，加大力度解决好隐性债务、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问题，可以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划拨部分资金弥补不足，如可从新增税收及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节余中多拿一些钱用于对空帐的补助；通过发行福利彩票、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长期特种债券等方式解决；通过国有资本存量变现来负担转轨成本。同时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做好社会保障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

其次做好社会保障的政策法律建设工作，政策管理与法律管理相结合。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制还很不健全，法制管理的主要任务是立法和执法，应该根据宪法和配合其他专门法律制定出台社会保障专门法，对政府、单位及个人的权利义务做出法律规定，明确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并且使社会保障行政法与其他行政法、劳动法、民法等相衔接。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执法的法制化的保证措施，形成完善的系统，正真实现法制化管理。

第三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督管理。社会保障能够得以健康有序的发展，离不开有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做后盾的，因此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很有必要。主要是在三个层次上监督到位：一是宏观层次，政府要对社会保障基金从征收到支付各个环节的监督管理以及对基金管理人投资运营的监督管理要到位，严格审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机构，科学设计养老金目标替代率、社会保障基金缴费率等工作。二是中观层次，主要是对社会保障费得征收到支付的全过程的监督管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费率规定，对所有缴纳对象征收社会保险费，将这些社会保险费纳入财政专户。在支付环节方面，严格按照计发办法和计发条件发放保险金。三是在微观层次上，指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管理的监督，国家要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方向、投资比例及投资时间等，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总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方面配套工作都要做好。社会保障的许多一般理论，其他国家的一般经验是要采纳运用，但在采纳运用时，多从辩证的思维出发，考虑我国的特殊情况，从具体实际来分析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难题，社会保障发展才会逐步完善，最终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珍.社会保障理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12

[2]孙光德，董克用.社会保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 第4篇

一、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的效应

税收对经济增长存在着很大的影响, 政府在制定税率的同时也是需要从更多的数量角度考察税收对经济的影响, 以便做出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税收政策, 税收对经济的影响的分析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 通过对经济中的各种变量的分析, 最后综合分析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

(一) 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来说。国家的税率越高, 单位家庭中选择的劳动就会越少, 主要的原因是税收的提高使人们的劳动回报率降低, 劳动回报率的降低就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从而直接导致劳动供给的降低。

(二) 从消费率方面来看。消费率就是指国民的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 税率的提高直接导致单位家庭中可支配的收入降低, 家庭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就导致消费的积极性的降低, 直接影响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例, 即税收的增长对消费率的增长有着抑制的作用。

(三) 对于投资率的影响。税收对投资率的影响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因为消费对投资率的影响是呈一个反向抛物线的关系, 即当税率低于某一个值时, 税率与投资率成正比, 但是若税率一旦高于某一值后, 税率与投资率就会呈反比。税收在一定程度上是会降低家庭的可支出的收入, 但是另一方面税收的增加又会加强国家对公共投资的调配, 增加投资的回报率。

根据分析, 笔者对我国的税收对劳动、生产性公共支出以及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分析, 进而分析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分析来看, 税收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差别较大, 单从短期的影响来看, 税率的增长使家庭的可支配的收入变少, 对消费和投资的收入也变少, 也就会直接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降低经济的增长效应, 从短期来看, 税率的增长是不利于经济的增长的。从长期来看, 税率的增加, 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就提高了国家的生产性的公共支出, 也就意味着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 国家通过宏观调配的手段, 运用公共投资来提高生产劳动以及资本的边际效益, 增加未来的国民收入, 从长期来看, 税率的增加有利于消费与投资的增长, 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 增加社会福利水平。

二、税收的福利水平的分析

对税收的福利水平的分析是衡量宏观的财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所以对于税收对福利水平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研究过程也是严谨的与理性的。所以本文对税收的福利水平的分析过程中借鉴Lucas的方法, 并且在我国的诸多相关研究中都是采用的Lucas的方法, 对于福利水平的研究来说是非常专业的研究方法。

Lucas的研究方法是根据方程来计算税收的社会福利水平的, 其方程是:

在此方程中, CA (t) 表示基准经济中的消费路径, 而lA (t) 则表示休闲路径, CB (t) 与, lB (t) 表示税率更改后的消费路径和休闲路径, 而ε则是一个税收福利的损失大小的表现, 也就是说当ε大于0时, 则税收的更改是一个积极的状态, 但当ε小于0时, 则说明税收的改革是一个消极的状态。

由上面的方程对当下的福利水平进行计算后可以得出税收对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 也就是说税收与社会福利水平是正相关的关系, 税率越高, 社会福利水平越高, 也就是说在样本的经济状况下, 通过对税收的增加可以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增长。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税率的增长越高, 在样本经济中的休闲就会越多;税率越高则社会的经济增长就会越高。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是受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的, 因此对于税率的增减来说, 增加税率则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 降低税率则会抑制社会福利水平的增长。

三、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水平

税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却很大, 因此在制定税收政策时, 不仅仅是只看经济增长或者是社会福利水平, 必须要结合这两个方面。

研究税收对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不仅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 也要对社会福利水平的角度进行分析, 除此之外还要结合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水平共同研究其影响程度, 国家对税收政策的改革也不能一蹴而就, 不能单单只是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 要从社会的多个方面进行, 研究、探讨, 税收是关乎社会经济水平和人们的生活享受水平等等的大事件, 因此国家要做好多方面的衡量, 为了国家的利益与社会人民的利益, 作出正确的调控。

同时, 当基准参数取值在与现实经济大体相符的范围内变化时, 考察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税收的社会福利损失。

笔者以我国的1980-2006年的经济作为研究的样本经济, 作出了一个政府的公共支出的生长模型, 从这个模型中简要的分析估算我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损失, 通过这个模型的分析, 可以得出在样本经济中税收的增加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在样本经济中我们将收入税率增加到10%, 则经济的增长就可以增加3%, 而此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则是100%的, 所以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状态下, 税收的增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 因此国家通过增加税收来提高经济效益这一方式是可行的。同时, 经济模型不能一概而论, 不能直接应用到现实的经济中, 经济模型的分析与现实经济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所以如何更加完善经济模型分析, 使经济模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一直是研究人员努力的方向。再者经济模型的选取的样本经济是一定时期内的, 与当下的经济状态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因此从经济模型中得出的数据与结论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 本文对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只能提供一些参考, 不能揭示具体的数据来说明具体的影响的程度。

四、结语

本文只是考察了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情形, 而对经济处于转移动态过程中的情形却没有予以考察。事实上, 考察经济处于转移动态过程中的情形也很重要。这是因为, 经济处于转移动态持续的时间较长。如果考虑到转移动态的情形, 两种框架下的福利损失差别不大。因此, 我们可以将转移动态过程中税收福利损失的估算作为本文的一个重要拓展。本文对税收的分析相对来说是片面的, 不能够全面的概括我国当前所有地区的情况, 不同的地区的经济状况也是有所区别, 因此本文只是对税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损失进行简略的分析, 希望对相关的行业或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控做一个仅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 对于具体的状况, 要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状况, 进行具体的分析。

参考文献

[1]严成樑, 龚六堂.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分析[J].经济科学, 2010, 02:69-79.

经济繁荣与经济政策 第5篇

经济政策能否同科技进步一样，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作为一个参数?如果可以，这个参数能有多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政策能够“制造”出多少或多长时间的经济繁荣?詹姆斯・托宾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值得一读，它会给我们一些启迪。

宏观经济政策常常是大众传播媒介议论的中心。首先，所谓“宏观”，其实可能“微”到每个人，比如，收入政策，财政政策都可能导致“我的钱有多少要以税收的形式回归政府”;其次，制订政策者往往是权力者，而“权力总是吸引着忠告和批评”，这也恰恰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魅力。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常常引起热烈的争议，不仅因为经济复苏带给它的荣誉，也因为繁荣后的萧条带来的困惑。但是，无论如何，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凯恩斯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托宾先生概括为：第一原则就是明确地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去实现实际经济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和国民总产出的实际增长;第二个原则，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能动的，它能够对实际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政策选择下发展道路的设计作出灵活的反应;第三个原则，凯恩斯主义希望确定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第四，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乐观地认为，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就足以实现名义和实际的双重目标，即同时获得充分就业和价格或通货膨胀的稳定。托宾先生希望并预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会出现新的理智的综合，以取代引起不和的争论和混乱的辩驳。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将在争论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经济政策在时间选择上是有“幸运”因素的。某种经济政策是否会对经济运行发生效果，时间或曰“机遇”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某种经济政策会成为“幸运儿”，严格地讲，应该是一组政策选择。政策选择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国际经济环境，主要经济强国的政策制约，经济波动周期，经济政策本身的时效和惯性，乃至选择或者挑选一种政策组合的能力，等等。而这些，往往会凝集在某一个时点上，这就是政策的时间选择。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确“制造”过繁荣，而幸运的是，它的时间选择。

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我胡乱设想，在经济政策系列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国民经济是心脏，那么，财政―货币政策就是动脉，是两条并列的动脉。托宾先生发问：是否有可能依靠不同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来维持总需求呢?财政刺激是否更确实属于货币刺激的一个有效替代品?他认为，在保持需求刺激或约束的总剂量不变的同时，用货币政策取代财政政策，或者反之，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改变政策组合，是一件微妙的和不确定的事情。我想，这也是无论你如何计算或精心选择一种政策组合，它总会有遗憾的原因。

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 第6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关系

1 山东省社会保障总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分析

1.1 2001~2013年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情况

社会保障支出是指政府通过财政向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暂时或永久性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作机会或生活面临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支出。通常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分为两个部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险支出。基于国家统计年鉴上给出的数据资料的不同, 本文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在统计上也采用不同的口径。2002年及以前, 主要采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指标, 2003~2006年采用财政抚恤和社会救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四项指标, 2007~2010年采用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两项指标, 2011~2013采用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支出三项指标。

二十世纪80年代初开始, 山东省以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试点, 先后启动了养老、失业、生育、工伤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由于当时的社会保障改革刚刚起步, 原来以单位为主的保障功能逐渐弱化, 因此扩大覆盖范围的工作难以开展。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 2001年、2002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仅为20.25亿元和27.78亿元, 社会保障总支出也仅分别为220.13亿元和273.70亿元, 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总额较小, 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也较小。

伴随着社会保障改革的深化, 养老、医疗、失业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步伐也开始大大加快。如图1和表1所示, 社会保障覆盖面范围逐步扩大:2003年社会保障总支出达到了419.67亿元,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达到了146.70亿元, 是2002年的5.3倍。随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逐年增加, 2008年达到了1116.17亿元, 2011年为2153.35亿元, 2013年突破了3078.18亿元, 比2001年增加了2858.05, 12年的时间翻了近13倍。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03年达到了3.47%, 2004年略有下降为3.22%, 随后的时间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 在2013年达到了5.57%, 和2001年相比翻了一番。

数据来源:2014年山东省统计年鉴.

因此, 不管单纯看社会保障支出数额, 还是看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 山东省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山东省的社会保障事业刚刚起步, 还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 需要逐渐完善。

1.2 2001~2013年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本分析

已知经济的健康成长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但是经济发展有其规律, 并非总是沿着一条波浪的轨迹前进, 所以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从某种角度上说, 社会保障可以减少经济震荡带来的影响, 保障民众的生活水平, 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发展。

就增长趋势来看, 由图2的折线趋势可知, 2001~2013年社会保障支出和GDP的变化趋势几乎是同步的, 都是逐年稳步上升。这说明两者呈正相关的关系, GDP的增长必然会使社会保障支出增加。

2 基于计量分析方法的二者关系的具体分析

2.1 变量选取

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和协整检验方法的要求, 本文选取2001~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社会保障支出 (SS) 的数据作为具体研究对象。由于对原数列取自然对数不影响原序列的平稳性, 同时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和两个序列的异方差性, 减少数据波动, 对社会保障支出SS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取自然对数得到Ln SS和Ln GDP。 (具体见表2)

2.2 单位根检验

Engle和Granger指出两个或多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 但是协整变量必须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所以本文对表1中的数据及Ln SS和Ln GDP的一阶差分变量和二阶差分变量采用

从表3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Ln GDP的T值-1.886928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3.144920, Ln SS的T值-2.003724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3.175352, Ln SS和Ln GDP的原始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不平稳。Ln GDP的一阶差分变量的T值-1.845461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3.175352, Ln GDP的一阶差分变量不平稳。Ln SS的一阶差分变量的T值-4.009955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3.175352, Ln SS的一阶差分变量平稳, 但是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平稳性要求两个变量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 所以Ln SS和Ln GDP的一阶差分变量不符合要求。Ln SS的二阶差分变量T值-4.592815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3.320969, Ln GDP的二阶差分变量T值-3.881186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3.259808, Ln SS和Ln GDP的二阶差分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平稳。

2.3 Granger因果检验

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SS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两个变量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需要进行验证,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 则称它们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

从表4可以看出, 对于原假设“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不是GDP增长的原因”在滞后期为2和滞后期为3的时候接受原假设, 即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不是GDP的增长原因。对于原假设“GDP的增长不是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的原因”在滞后期为2的时候拒绝原假设, 在滞后期为3的时候接受原假设, 即GDP的增长是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的原因。因此, GDP的增长在长期效应 (滞后期为2) 上将会刺激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2.4 协整检验

通过前边的验证, 得到了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支出增加是单向的促进关系, 所以选择Ln SS作为被解释变量, 选择Ln GDP为解释变量。通过前边单位根检验, 已知Ln SS和Ln GDP都是二阶平稳变量, 因此本文将运用E-G两步法对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利用Eviews7.2作为计量分析软件, 第一步, 以Ln SS为被解释变量, 以Ln GDP为解释变量, 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从得到的回归方程可知,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SS对山东省GDP的弹性系数为1.380708, 即GDP每增长1%, 平均来说SS将增加1.380708。

第二步, 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从协整理论的思想来看, 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 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所解释, 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因变量不能被自变量所解释的部分构成一个残差序列, 这个残差序列应该是平稳的。如果残差序列不平稳, 则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平稳性, 结果显示P值为0.0145, 显示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存在单位根, 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则回归方程的设定是合理的, 说明Ln SS和Ln GDP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3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基本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 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支出是单向的拉动关系, 即GDP每增长1%, 社会保障支出随之增加1.380708%, 但是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 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这说明山东省的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良性循环。

3.2 政策建议

3.2.1 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 为社会保障提供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

目前山东省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经济平稳增长, 这不仅可以为社会保障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而且还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对此, 政府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 既要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巩固经济回升好势头, 又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进一步扩大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3.2.2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

首先是要加快扩大社会保障各项目的覆盖面, 特别是要做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重点保障项目的覆盖工作;从社会保障对象上看, 要重视对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户、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等群体的参保工作。其次是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机制。目前山东省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依赖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要实现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各方负担就要合理, 政府负担的费用一般不超过30%;雇主、雇员负担的保险费用按工资一定比例缴纳, 雇主负担的总比例在25%~30%, 雇员负担的总比例不低于13%;要在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的同时, 加强对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管理, 确保及时足额上缴。最后是要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搞好基金监管。社会保障基金是实现社会保障目标的经济基础, 可以帮助社会成员应付各种经济风险。我们可以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与高风险金融工具如股票、国外债券等规定一个上限, 其目的是为了规避风险。同时要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督管理工作, 规范保障基金的收缴、支出及运营, 建立公开、透明、安全的基金管理监督体系, 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科学、合理、高效地运用。

3.2.3 协调好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发展增长和社会保障事业建设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增长为社会保障事业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而社会保障互济以及再分配的功能既可以缩小贫富差距, 保障民众生活, 又可以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运行。因此, 要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支出, 提高企业 (单位) 、职工的经济承受能力, 促进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保障工作也要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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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元刚.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研究[J].理论前沿, 2007 (15) :18-19.

[3]李想.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关系研究[J].经济视角 (下旬刊) , 2013 (08) :124-125.

[4]石泓, 王英盈, 林艳.黑龙江省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14 (17) :60-63.

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 第7篇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并存的“天津模式”

改革开放之初, 天津是首批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但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天津都显得有些“沉寂”。最近几年, 尤其是在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 天津又一次焕发活力, 开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天津模式”呼之欲出。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 “天津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近年来, 天津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从2005年到2010年, 全市生产总值由3905.64亿元增长到9108.83亿元, 增加了1.33倍, 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4.7%、15.5%、16.5%、16.5%和17.4%。2010年, 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068.81亿元, 比2009年增长30.1%, 是2005年的3.2倍。同时,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6%左右, 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0.12%和1.41%, 节能降耗保持在全国领先水平。另外, 再从天津在全国的位次变化情况来看, 2007年到2010年, 天津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第11位提升到第1位,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第21位提高到第2位, 实际直接利用外资增速由第17位提高到第5位。

(二) 城乡统筹效果显著

2010年, 滨海新区生产总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5.2%, 继续发挥着龙头带动作用。各功能区建设全面展开, 建设建成了中新生态城、于家堡金融区、响螺湾商务区、南港重化基地和临港重装基地等项目, 建立了6个国家循环经济试点, 形成了5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同时, 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近年来, 新增设施农业20多万亩, 规划建设了15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33个现代畜牧养殖示范园区, 并整合了31个区县示范工业园区。2010年, 天津市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到152个, 进入产业化体系的农户比重达到86.1%。累计竣工农民返迁住宅1150万平方米, 先后有20万农民迁入新居。

(三) 社会稳定状况良好

据相关部门统计, 近年来天津市社会稳定状况良好。在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的社会治安指数综合评定中, 天津始终保持全国社会治安最好地区之一。天津市涉法涉诉进京上访人数位列全国第31名;全市刑事案件和严重暴力犯罪数量在四个直辖市中始终保持最低。2008年12月, 在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进行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和推选活动中, 天津位居全国第4名, 其中市民治安幸福感指标排名全国第一。在英国经济学人信息社 (EIU) 2009年发布的全球最佳生活城市调查中, 天津排名第72位, 居于内地城市之首。2010年12月, 天津市公安局委托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天津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和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三家权威调查机构共同对社会公众安全感和社会治安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 发放的60300份问卷统计结果显示, 2010年天津城乡居民安全感和社会治安满意度分别为93.9%和94.2%。

天津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的原因探析

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天津的城乡社会稳定状况仍然能够保持如此好的成绩?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经济结构演变没有导致社会阶层急剧分化

从1990年到2010年, 天津的生产总值结构由8.8:57.7:33.5演进为1.6:53.1:45.3,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比重下降了7.2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重提高了11.8个百分点, 但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始终占到全市生产总值的50%以上。从社会劳动生产率来看, 2000年以来天津社会劳动生产率相对稳定, 可见天津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是靠天津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来实现的。从三次产业贡献率来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天津的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在高位运行。2010年, 天津市三次产业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0.35%、63.5%和36.15%, 与2009年相比, 第一产业下降了0.05%, 第二产业上升了2%, 第三产业则下降了1.95%。可见, 第二产业对天津GDP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 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 就业结构总体呈现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规律, 提升产业结构能够带动就业增长。但是, 天津却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公有制经济在经济结构中比重较大, 国有资产占天津市企业总资产的比例一直在40%左右。通常情况下, 国有企业并不能有效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也就是说, 天津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育不成熟导致第二产业的发展没有能够很好地带动就业结构的变化, 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被第三产业吸收了。第二, 天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靠大项目好项目的投资拉动, 如100万吨乙烯炼化一体化项目、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和新一代运载火箭等一批大项目在短短两三年内纷纷落地滨海新区。但是, 这些高科技项目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是很微小的。再结合就业、人口流动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来分析, 可以发现, 天津经济结构的演变不会对城乡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 其原因在于:首先, 庞大的工业比重塑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 他们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其次, 服务业发展缓慢, 缺乏对潜在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最后, 民营经济不发达, 阶层利益分化不明显。

(二) 有效遏制并化解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

对于不发达地区来说, 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农民失地、就业增收困难和生活缺乏基本保障等问题都会影响社会稳定。为了预防和遏制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 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天津市实施了“以宅基地换房建设示范小城镇”战略, 并在宅基地复垦之后, 建设起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和工业园区, 取得了良好效果。所谓宅基地换房, 就是在国家法律框架内, 在坚持农民自愿、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的前提下, 重新规划和建设适宜产业集聚和生态宜居的新型小城镇。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 农民可以用宅基地换取小城镇中的一套住宅, 而原有的宅基地则统一组织整理复耕, 建设花卉大棚、蔬菜大棚等现代化的农业设施和示范工业园区。目前, 天津市共启动了4批38个宅基地换房示范区, 涉及32镇352村约61.5万农村人口, 投资超过2000亿元, 建设面积达5000万平方米。截止到2010年底, 工业园区签约项目532个, 开工170个。同时, 每年建成设施农业都在10万亩以上, 还建成了一批现代养殖示范园。这种发展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 既维护了城乡社会稳定, 又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东丽区华明镇为例, 该镇自2006年启动“宅基地换房”以来, 先后有4.2万农民搬进新楼房, 复垦土地140公顷, 建成农业示范园区2100亩、工业园区7.33平方公里, 两个园区为镇内居民提供就业岗位8000个。农业示范园区内建成405个高标准二代节能温室, 年产有机蔬菜130吨。工业园区一期工程12个项目开工建设, 38个生产型项目入驻, 亿元以上项目达到6家, 低碳新兴产业投资总额达到150亿元。华明镇全镇年收入1.2亿元, 居民“四金” (股金、薪金、租金和保障金) 覆盖率达到90%以上。2010年4月, 华明镇在全世界87个城市106个报名项目中脱颖而出, 入选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最佳实践区。

(三) 注重改善民计民生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民生问题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 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因此,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把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 天津市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重点工作, 努力解决好就业、收入、住房、社保和医疗等问题。天津市财政支出连续向民生领域倾斜:2009年, 全市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财政支出1035亿元, 占总支出的70.5%;2010年, 全市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财政支出预算1351.3亿元, 占总支出的74%, 其中, 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医疗、环保和城乡社区事务等支出分别增长20.2%、28.6%、87.8%和38.9%。

在财政大力倾斜的同时, 又连续实施了四个20项民心工程, 实施了一大批改善民计民生的政策和措施。在就业方面, 采取了多种措施提高就业率。比如, 下力量抓就业培训, 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加大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 积极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措施。2010年, 全市新增就业45.15万人,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6%。在住房问题上, 制定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五年规划, 通过采取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经济租赁房和廉租房四种形式, 重点解决了中低收入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2009年, 建设保障性住房770万平方米;2010年, 又新建保障性住房680万平方米, 并为7.8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了租房补贴。在提高群众收入方面, 制定了18项增加群众收入的措施和10条解决困难群众生活的政策, 连续6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 并把最低工资标准由820元调整为920元。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 建立了统筹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在全国率先做到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一体化, 城镇职工五项基本保险、城乡居民两项保险全部实行市级统筹。同时, 还建立了覆盖城乡的老年人按月领取生活费补助制度, 实施了困难家庭帮扶和重症患者救助制度, 提高了城乡低保、特困救助和优抚对象抚恤标准。上述种种改善民计民生的做法, 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普遍盼望解决的问题, 为天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加强社会管理, 天津市及时出台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 积极稳妥地制定了一批关于规范征地、拆迁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措施, 建立了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农民工工资第三方监管机制和民营企业危机管理服务机制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维护稳定保障机制, 充分维护各方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

在完善规章条例和制度建设的同时, 天津市也在不断探索新的社会管理方法。针对信访问题, 天津市建立起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格局, 全力推进领导干部接访、机关干部下访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切实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2009年, 全市调解矛盾纠纷27893起, 化解率达到93%。公安部门不断深化“四级接待群众来访日”制度, 2010年共接待受理群众反映问题8131次, 结案信访率达99%。截止到2011年5月10日, 天津共举办了100次“市局局长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 设立接待站点1996个。针对社会治安问题, 天津市构筑了以民防、警防和技防为主要内容的“三张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每天投入500余部警车、3600余名警力和23.8万民防力量展开巡逻防控, 并在全市安装技防系统1.2万多个、视频探头25万个、GPS卫星定位监控报警系统1.6万个, 初步构筑起了全域覆盖、全时处警的动态防控体系。针对人口管理问题, 建立了16个区县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482个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 与2125个警务室共同提供“一站式”服务。另外, 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建立了网络警务室、社区警民QQ群、派出所电子万事通以及专门的宣传防范网站。

进一步促进天津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协调并进的建议

尽管天津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仍然能够保持社会稳定非常难得, 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潜在的风险。倘若不能妥善处理好“强市”与“富民”的关系、发展工业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 当前良好的经济社会形势就可能会受到影响。今后, 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调优调高第二产业, 发展高端战略性新兴制造业。这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从现实条件来看, 天津仍处于重化工业、现代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集聚扩张阶段, 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方向转变的过程尚未结束。未来一段时期, 工业和投资仍是推动天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因此, 工业拉动的发展特点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只能顺势而为, 在发展中进行调整。具体来讲, 一是要尽快建立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 营造自主创新氛围, 把引进与创新相结合, 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进而探索高新技术发展的新模式;二是要加快产业融合、产业集群, 进一步提升航天航空、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轻工纺织和国防科技等八大优势产业, 努力构建新的产业链, 提升产业能级和竞争优势;三是要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 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 想方设法提高居民收入。这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近年来, 天津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2010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幅分别为13.5%和10.5%。但是, 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 还存在一定差距。2010年, 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天津的1.2倍, 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天津的1.31倍。因此, 天津居民收入水平相对偏低的情况亟需改善。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就意味着消费市场不发达, 相应地, 服务业的发展也将受到制约, 扩大内需的动力就不足。另外, 根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社会保障属于保健因素,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只能消除人们的不满, 却不能带来足够的满意感, 而高收入则属于激励因素, 能够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 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 今后天津应该继续改善民生、把富民强市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 不但要继续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更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现代农业, 合理提高工资水平, 适当降低税费负担。

第三, 加快发展服务业。这是保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协调并进的长久之计。2010年, 天津市第三产业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5.3%, 略高于全国43.4%的平均水平, 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8.1%, 低于全国42.9%的平均水平。因此, 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快推动滨海新区的服务业发展。以滨海新区现代制造业为依托, 对进入滨海新区发展的高端服务业和现代流通服务业项目给予更有力的支持, 从而带动市区和其他区县联动发展服务业。二是加快扩大服务业投资。在以后的发展中, 应有计划地提高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分配比重, 加大服务业资金支持力度。三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链中的“血液”作用, 实现现代物流与制造业的有机结合。四是优化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在财政支持、价格扶持、融资担保和土地供应等方面给予服务业企业相应的优惠政策。

摘要：国际经验表明,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往往难以保持社会稳定, 但天津的实践却说明了地方经济增长与城乡社会稳定是可以协调并存的。其原因在于, 天津的经济结构演变没有导致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 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同时, 注重改善民计民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并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但是, 这种地方经济增长与城乡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天津模式”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在今后的发展中, 应该妥善处理好“强市”与“富民”的关系、发展工业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城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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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78期进修一班第3课题组.加快发展天津服务业[J].求知, 2010, (10) .

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 第8篇

改革开放后, 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了对环境的保护, 这种技术逐渐趋于成熟, 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使得经济和环保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环境社会学是一门对环境体系和社会体系的联系进行研究的学科, 而生态现代化是其主要的构成部分。如今, 环境保护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生态现代化凸显出了其重要作用, 因此对其与经济等方面的研究非常必要。

2 我国生态现代化实施现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我国的经济逐渐转型, 走上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体制道路, 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政策, 如对于企业利用废弃物品作为生产材料的予以减税、将生态项目列为重点保护等, 这些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环保事业的发展。

我国在2011年的环境保护产业总值逐渐升高 (>10000亿元) , 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也在增加 (约为2.7%左右) , 较10年前增长了10倍之多[1]。虽然这种增长速度较高, 但是在具体的发展和实施过程中仍旧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 因此环保技术不高, 社会意识不强。政策制定后执行力较弱, 没有全面发挥出作用。我国一直遵循着科学发展观, 将生态文明作为重要的推广工作, 在发展经济时考虑了人口、经济结构、土地开发等, 规定企业在经营和发展时需要注重环保和节能等问题。

3 经济增长过程中生态现代化和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

3.1 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实际不符

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有了生态化的趋势, 然而较先进国家仍旧有很大的差距。生态现代化最初被英国、法国等国家采用, 而其国家具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其实是生态现代化后对于社会有了一定的改变, 但是我国由于处于发展中, 且与西方国家的制度、政治背景等方面不同, 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问题的制约使得相关理论不能更好地为我国发展生态经济服务。

3.2 生态现代化水平低

生态现代化对于技术的要求较高, 因此其需要创新性和高水平实施。其对于我国的环保事业和节约资源方面带来很大的影响, 相关部门也开始了对这种实施的重视。然而目前我国的技术较低, 并且受到了先进国家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影响, 很多西方专家认为在建设、施工、石化、运输等方面应实施低碳技术, 其包含了很多技术 (>60种, 重点技术40多个) , 在使用这些技术时我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2]。

3.3 经济不够成熟, 影响生态现代化发展

我国的经济不断地在发展, 目前处于世界的前3名中, 然而由于人口较多, 因此GDP仍旧非常低, 在世界人均GDP的排名中为100多名。其对人们建立环保意识有着很消极的影响。虽然我国人均能源使用量在近10年来逐渐减少, 但是总数依旧升高, 由20世纪90年代的9.9亿t增长到了2011年的32.5亿t, 这对于生态现代化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4 协调经济增长、生态现代化、环境保护关系的对策

4.1 加强研究适合我国的相关理论

由于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 因此对于很多方面的分析不够充分。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是由西方国家提出的, 比较适合其发展。我国应结合具体的中国国情, 如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生产经营特点、经济类型、发展规模等等[3]。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生态现代化理论发挥其真正的效果和意义, 并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实施的过程中提供可靠科学且有效的理论支持和参考依据。

4.2 提高生态现代化水平和技术

生态现代化对于技术的要求严格, 这就预示着政府及管理部门应提高相关技术。我国应加强对环境的监督和评价方面的技术, 重视相关的监测站的技术员工、机器、基础设施、投入金额等, 提高工作人员检测污染源头和环境的能力, 制定合理科学的监测方式、制度、内容等, 使得环境监测进行得更加顺利, 为生态现代化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并提高生态技术和水平。

4.3 扩大经济规模, 降低能源消耗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核心, 保证经济增长、扩大经济规模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在发展经济时, 应充分考虑到其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以实现生态现代化。目前, 提高人均GDP较为重要, 不仅能够帮助我国更好地提供生产力, 还能协调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的关系。高水平的生产力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使得人们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树立环保意识, 这能够带动生态现代化的发展, 使其发展道路愈加顺畅。

5 结语

如今, 我国逐渐加强了对生态现代化的重视, 因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实施生态现代化的过程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需要充足可靠的理论支持和正确的实施方式, 这激励着相关技术的提高。相关部门应加强环境监测能力, 加大理论研发力度, 提高生态技术水平, 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 实现对环境的保护, 避免破坏大自然和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走上生态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摘要：指出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对于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 因此对于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愈加重视。我国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在增强, 但是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推广生态现代化的过程中, 由于我国经济的特殊性, 会存在着阻碍。基于环境社会学视角对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生态现代化进行研究, 以促进我国生态现代化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生态现代化,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陈瑜.“两型社会”背景下区域生态现代化评价与路径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 2010.

[2]金娟.北部湾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学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2011.

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 第9篇

一、新疆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概述

这部分主要描述90年代以来新疆总体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和逐步改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来以单位为主的保障功能逐渐弱化.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刚刚起步.覆盖范围一时难以扩大。因此这一时期新疆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较低1998年为1.79亿元,也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后来随着改革深化,随着加快了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社会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步伐。社会保障覆盖面范围逐步扩大:(图表1)2002年达到了23.64元,而2003年下降为18.88亿元,随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逐年增加,2006年达到了32.3亿元,2007年为90.93亿元,2008年突破了109.06亿元,到2009年增加到了177.49元。

二、新疆经济增长状况

这部分主要描述从1998年来,新疆经济发展状况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状况。

1、经济总量规模大幅提升

图表2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规模大幅提升。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新疆GDP总量仅为1106.95亿元(人民币),2001年上升到1491.16亿元的水平,2003年又上升到1886.35亿元的水平。随后,每年在不同程度的增加.到2007年,新疆GDP总量已达到3523.16亿元。2008年GDP总量为4183.21亿元,2009年GDP总量又达到了4277.05亿元。

2、人均GDP逐步提高

随着经济总量规模的大幅提升.新疆人均GDP也逐步提高。(图表3)1998年新疆人均GDP是6174元。到2002年上升了8457元,2004年达到11337元,比1998年突破了4000元,2004年为11337元,2006年为15000元,2007年为16999元,2008年达到了19797元,2009年19942元比1998年突破了1万多元。

三、新疆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社会保障弹性是指社会保障变化率与经济变化率(通常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增长率表示)之比,是用来反映社会保障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的相对变化反应程度的指标。其公式为:Es=(AS/S)/(A人均GDP/人均GDP),其中豇为社会保障弹性;S为社会保障支出总量,AS为其增量,人均GD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 D P为其增量。

利用社会保障弹性,可以评价社会保障支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性,并从动态方面考察社会保障的适度规模,反映社会保障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一致,使之保持适当比例、协调发展。?社会保障弹性为我们制定经济增长政策提供了依据,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发挥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消除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图表4)

我们以1998~2009年为样本区间来考察新疆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支出之间的关系,并选取区间内GDP及社会保障支出额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Eview6.0软件,对计量模型Log(L)=a+b Log(Y)+e进行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为:

最终得到的回归效果较好,并且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变量的Prob值均为0,通过加权二乘回归W L S得出,R 2=0.983730,Adjusted R2=0.982104,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也较高,方程与变量的显著性较好,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而且D-W值为1.225881,由此可见,新疆G D P与总就业人数之间紧密相关,也就是新疆就业增长对新疆G D P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从回归结果来看,1998-2009年新疆的G D P的社会保障支出弹性约为0.35,即社会保障支出每增1%,GDP相应增加0.35%。这一结果说明,几年来新疆经济的高增长促进了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相应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也同样带动了新疆经济的增长。

四、结论及对策

从回归结果来看,1998-2009年新疆的GDP的社会保障支出弹性约为0.35,即社会保障支出每增1%,GDP相应增加0.35%。这一结果说明,几年来新疆经济的高增长促进了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相应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也同样带动了新疆经济的增长。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成员数量较少的“小集体”较之成员数量较多的“大集体”具有更高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新疆幅员辽阔,区域化比较明显,地区问的经济差异使得社会保障对象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也存在差异,相对于中央的统筹规划,地方政府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能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和需求制定不同的计划和措施。提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各地财政上的差异。自治区政府也需要对地方社会保障支出给予财政补贴。

摘要：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世界各国实践表明,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时呈现正相关,有时呈现负相关。目前新疆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到底如何,目前应如何改革新疆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这是目前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先通过叙述新疆目前经济与社会保障支出状况描述,然后通过弹性分析检验了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关系并估计出了社会保障支出对促进新疆经济的贡献,最后还举出了进一步促进完善新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对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经济增长,对策,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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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 第10篇

记者:“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我国节能减排的目标, 请您谈谈目标落实的情况。

齐建国: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 2006年, 全国万元GDP能耗在连续三年上升后下降了1.23%。2007年上半年, 主要耗能行业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都开始大幅度下降, 其中煤炭下降7.76%, 钢铁下降6.49%, 建材下降7.84%, 化工下降5.17%,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降低3.87%, 接近4%的目标。但由于生活消费能耗上升, 服务业和其他产业能耗强度下降缓慢 (例如, 纺织下降0.73%, 电力下降2.57%) , 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只降低2.78%, 但已经比2006年下降幅度提高了一倍以上。从发展趋势看, 节能正朝着完成规划指标的方向迈进。

环境污染物排放方面, 2006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比2005年增加46.3万吨, 同比增长了1.8%, COD的排放量增加17.3万吨, 同比增长了1.2%。虽然这两个指标的增幅都比前几年大幅度下降, 但总量仍然在增长。2007年上半年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03年以后首次出现了下降, 减少了0.88%。虽然距离规划目标尚有距离, 但2007年上半年的环境指标已经朝着实现目标的方向取得了较大进展。

记者:2006年和2007年上半年节能减排目标都还没有实现年度平均指标, 其原因是什么呢?

齐建国:我认为节能减排目标没有实现年度平均指标,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7个方面:

第一, 经济实际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十一五”规划7.5%的指标。2006年GDP增长速度达到11.1%, 比规划高出48%。2007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到11.7%, 比规划高出56%。这使得污染物排放的绝对数量下降面临更大的困难。

第二, 占全国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近70%的耗能高、污染排放强度大的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六大行业在2006年增长速度高达20.6%的情况下, 2007年上半年增长速度仍然超过20%。例如, 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业增长21.3%, 非金属矿制品业增长24.4%,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25.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长21.1%。尽管2007年上半部分重化工产业的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幅度已经超过4%, 但随着技术节能潜力的不断下降, 重化工产业的高速增长仍然使得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下降面临很大压力。

第三, 2006年开始采取的一系列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和重大技术改造项目还没有充分落实到位,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效果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第四, 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 政府的环保责任还没有落实到位, 节能法、环保法等还远没有执行到位。

第五, 在经济高涨, 企业利润率较高的背景下, 相对较低的资源和能源价格, 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还没有对企事业单位形成足够的成本压力, 一些企业对节能减排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六, 随着收入水平和家庭电气化水平的提高, 居民家庭人均能源消费和废弃物排放在上升。

第七, 建筑节能没有取得相应进展。例如, 在国务院号召下,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人均用电量2006年为2471度, 比2005年降低12.06%, 但单位建筑面积用电量却在上升, 2003年为74千瓦时/平方米, 2004年为78千瓦时/平方米, 2005年为81千瓦时/平方米, 2006年与2005年持平。虽然建设部颁布了建筑节能标准, 但在建项目的80%仍然没有执行。

记者:我们注意到进入2007年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力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加大, 以往担心的保护环境和节能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现象没有出现, 相反, 经济增长速度却在加快。也就是说, 节能减排加速了经济增长。出现这一不符合常规经济规律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

齐建国:从我的分析来看, 这种现象的出现, 主要是国家宏观上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 在微观上出现了新的反馈动向。例如, 中央政府推行了在煤炭、钢铁、水泥、化工、电力等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扶大压小”, 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 以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 提升行业技术水平, 实现节能减排。中央政府的这一政策在“扶大”方面与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发展大项目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目标高度一致, “扶大”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政策无异于给地方政府送去了加快经济增长的“久旱甘露”。“扶大”使地方政府有机会通过“压小”而增大经济规模、扩大就业和增加财政收入。于是, 各地方已经掀起了新一轮建大项目的高潮。由于“扶大”在前, “压小”在后, 有些小项目在大项目上马建设之后, 经过技术改造和创新, 环保达标后继续生产;有些小项目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被压下来了, 但设备被转移到了落后地区, 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得以继续使用, 降低了落后地区的投资成本。“扶大压小”在中国创造了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加速产业升级、扩大产能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效应, 起到了拉动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这是在国家环境保护力度加大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企业微观层次上, 根据政策需要压缩关闭的很多小企业和落后产能没有及时关闭和拆迁, 并且出现了正反两种现象。

一是好的现象。一些小企业采取了以循环经济模式为基础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措施, 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了污染物排放。例如在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和资源价格上涨的成本压力下, 一些使用小高炉和小转炉生产的钢铁企业, 针对350~550立方米高炉焦炭消耗高污染排放高的问题, 引进了高炉炉顶余压发电新技术, 实施了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全部回收发电、废水回收循环利用 (实现了零排放、甚至负排放) 、高炉渣制水泥、钢渣分级回收入转炉和微粉制水泥、各种固体废弃物综合回收再利用等循环经济模式, 加强了二次除尘, 大大降低了吨钢综合能耗和污染排放, 实现了清洁生产。其结果是, 循环经济模式降低了单套装置的最小经济规模, 降低了吨钢综合能耗, 实现了增产减排, 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经济效益。这正是多年来我们一直期盼的结果。

二是不好的现象。一些小企业在当地政府的默认下, 以各种名义规避中央政府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 千方百计继续生产。这需要中央政府引起高度重视, 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业绩的考核, 以便切实把落后产能压下去, 实现污染的减排。

上述现象产生的直接结果是, 重化工产业没有因为“扶大压小”而放慢增长速度, 反而通过“扶大”而扩大了产能, 拉动了整体经济加速增长。

记者:从您以上的分析来看, 我国节能减排的形势依然严峻, 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也很艰巨, 根据您的研究, 我国在“十一五”末能够实现节能减排吗?

齐建国:根据我们运用3E模型 (经济、能源与环境模型) 对我国“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预测结果, 通过广泛采取节能措施和提高管理水平, “十一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速度, 有可能从2001~2005年的10.5%降低到5.4%,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降低到0.56, 比“十五”期间的1.1下降近50%。即使如此, 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也将只能比2005年降低17.35%。因此, 要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 还必须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费的弹性系统。这要求采取进一步措施, 加速重化工产业组织结构优化, 加大技术节能力度, 真正挖掘第三产业发展潜力, 进一步放松对一些服务业的控制, 加速发展第三产业 (而不是人为压缩第二产业) 。

与能耗指标不同的是, 环境污染排放指标能否实现, 不是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 而是取决于循环经济发展程度和治理污染投资能否到位。因为在技术上, 使污染排放总量降低10%并不缺乏手段, 关键问题是执法要到位, 迫使企业真正把降低污染排放落到实处。根据3E模型预测数据, 到2010年:废水中主要污染物COD去除量必须达到2464万吨;二氧化硫去除量必须达到2291万吨。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需要占各年GDP约1%的投资治理废水和二氧化硫 (含污染治理和运行费用) 。如果加上其他环保投入 (如, 处理固体废弃物、生活拉圾、核安全与辐射、危险废弃物等) 和生态保护与恢复所需费用, 完成2010年的环境目标需要的环保总投入占同期GDP的比例将高于1.60%的预定目标。如果全国环境保护总投资强度和循环经济投资强度能够满足需要, 则污染减排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记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治理都是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必须用经济手段去解决。违背经济规律, 过分强调行政的力量, 不是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的长效机制。因此, 实现“十一五”节能环保约束性目标, 不应仅仅关注近期效果, 更应考虑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您有哪些政策建议呢?

齐建国:首先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体系。应该明确区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不同经济性质, 认真对待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方面的不同利益追求, 才能使政策的目标与各自利益相一致。

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如果节能不能实现利润的增加, 企业就没有节能的内在动力。因此, 如果政府把节能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 就应该利用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征, 通过政策调整, 使企业节能获得利润的增加或不节能就会增加成本。例如设立能源消费税, 或通过价格管制提高能源供给价格。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 就业压力很大, 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还在日渐扩大, 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 政府不应把发展政策过度地聚焦于能耗控制而忽略了其他战略目标。

污染减排则不同。减少污染排放是企业外部性问题。改善环境会增加社会福利, 但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 引导企业通过污染减排降低成本。在逻辑上只有排放污染物具有较高的成本, 减少排放才能降低成本。因此, 制定有偿的污染排放政策, 并认真执行, 才是污染减排的根本途径。问题的关键在于, 从污染免费排放到污染高价排放, 改变了企业生产的边界条件, 在社会经济系统内加入了新的成本要素, 这必然会使得经济“总成本”提高, 使得价格总水平上升, 必须动员会社会理解和承受这一后果, 并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来减轻低收入群体因环境成本的加入而带来的生活压力。尽管技术进步有时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减少污染排放, 但是, 技术进步本身也需要投资, 大多数情况下, 减少污染物排放都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 从而导致产品价格上升。因此, 必须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 通过强化市场竞争, 并制定相互配套的节能减排政策体系, 才能真正建立长效的节能减排市场运行机制, 而不是过分强调节能减排的短期目标和业绩。国务院已经于2007年6月发布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了43项具体政策措施, 涵盖了结构调整, 加大行政管理力度, 实施节能环保重点工程, 加强节能减排投入, 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 加快建立节能技术服务体系, 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深化循环经济试点, 加强节能减排技术标准建设和监督管理体系, 加大税收、投融资、价格收费等的经济调控手段的改革力度, 加强立法管理和宣传等等诸多方面。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很多制度和体制方面的障碍, 为了使这些政策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与之相配套的体制改革。

第二, 要重新构建国民经济的成本价格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价格是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指挥棒。各种政策, 如果不是通过成本价格机制发生作用, 就不会产生长期效果。成本价格机制是在一定制度和政策框架内形成并运行的。因此, 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 可以重新构建有利于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成本———价格体系, 例如, 通过增加能源税、资源税和消费税的制度创新, 可以提高能源成本在企业产品成本中的比重, 促使企业主动节能。提高污染物排放收费标准, 可以增加环境成本在生产成本中的比例, 从而使得减少污染排放成为降低成本的途径。根据我们的研究, 如果适度提高资源税、能源税和环境税, 就能收到比较好的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放效果。因此, 建议在经过科学的定量测算基础上, 加快我国资源和能源体系的改革, 加速矿产资源和环境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要通过资源税的提高来促进初始资源价格上升, 激励企业节约使用资源。国家通过提高资源税获得的额外收入可以用于补贴低收入群体, 资助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的研究与开发。

要提高废弃物排放成本, 使排放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使排放废弃物成为企业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成为价格形成的一个要素, 从而提高循环利用废弃物的比较经济效益, 使发展循环经济成为企业降低环境使用成本的有效途径, 实现广义节能。

建议“十一五”加快环境税法的建立和实施, 进一步强化废弃物有偿排放制度, 对每种废弃物排放成本标准依据再生利用和安全处理的成本进行动态核定, 强制征收。逐步将我国的废弃物排放成本提高到处理废弃物的成本以上, 使废弃物再生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企业成为盈利企业。这是最有效的减排机制。

第三, 要加大推进产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的力度。产业组织结构代表着产业的规模经济性, 而技术结构决定了一个企业的能耗水平和环境保护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 产业的组织结构直接决定了行业的整体技术结构。如前所述, 我国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重点领域———重化工产业的产业组织结构还很分散, 大量技术落后的小企业充当着行业的主体。不改变这种现状, 节能环保任务难以完成。由于淘汰落后产能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就业问题, 建议中央政府调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点, 把限制所谓“过剩产能”为主导的政策, 加快转向产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为主导的结构调整上来。从限制新项目上马转向鼓励规模经济项目建设, 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 淘汰落后产能。避免以控制“产能过剩”为主导的政策导致竞争不充分, 延缓落后产能的淘汰速度和利用行政性关停并转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国家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的办法, 解决因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压力。

事实上, 近几年重化工产业新上马的大量小规模的落后企业, 多数是为躲避限制产能过剩行业的国家审批而形成的。出于良好设想的项目审批制度对节约能源和污染减排起到了反作用, 因为新建大型规模经济企业需国家审批, 而投资规模小的企业仅由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是“抓大放小”, 激励各地上马了大量技术水平较低的小项目, 导致先进产能无法建立, 保护了落后产能。因此, “扶大压小”的政策要继续加大实施力度, 尤其要加大“压小”的力度。

第四, 要制定详尽的环保技术标准, 强化环境执法, 以环境准入制代替审批制, 通过提高能耗和排污技术标准确保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市场经济同时也是规制经济。规制实际上有两层含义, 一是有足够的法律、规章、标准;二是有必要的执行机制。没有严格的规制, 市场经济就会变成一种没有秩序的混乱状态, 市场将会出现过度竞争和过度垄断并存的局面, 最终导致“劣币驱除良币”。行政主导的管制过度会因为信息不对称、决策失误等导致低效率与腐败。因此, 对过去制定的能源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进行重新完善修订, 加速《循环经济法》等新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是完善市场机制, 实现节能与环保目标的关键性措施。通过法律的形式, 用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控制企业的市场准入, 比审批制更能促进节能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