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顾范文

2024-05-05

历史的回顾范文(精选12篇)

历史的回顾 第1篇

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科技发展,历史回顾

引言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曾经是光辉灿烂,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不论是从科学还是从技术角度来说, 中国对世界的文明发展史都作过杰出的贡献。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曾被马克思称作“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1]。然而, 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在中国到来, 中国却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在近代, 我国的科学技术大大地落后于西方。在现代科学技术中, 几乎所有学科均不是起源于中国, 而且在中国也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与应用。中国人民不仅饱尝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与欺凌, 而且也承受了科技落后所带来的苦难。在二十世纪初, 不少学者基于希望改变中国长期落后受辱的局面, 探讨我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提出了“科学救国”的口号, 使人民大众逐渐意识到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 大大地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我国科学技术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世纪已经过去, 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 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也历经坎坷。经过这一百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风风雨雨, 中国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强大的科学技术, 才能使祖国强大。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 总结昨天是为了走好今天的路。本文以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的视觉, 回顾了二十世纪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 简要阐述了二十世纪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 分析了所经历的曲折历程, 并不避浅陋地提出了一些粗浅看法与思考。

1 二十世纪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回顾

在二十世纪的百年中, 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落后于西方许多的艰难条件下,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世纪之初, 国人已意识到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对国家强大的重要性, 同时也逐渐意识到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极大危害。五四运动不仅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它所倡导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对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二十世纪末, 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也经历了风雨和曲折。人们相信, 经历二十世纪的洗礼, 中国人民将更加热爱科学、崇尚科学。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将激励中国人民为国家强大、科技振兴而努力。

1.1 世纪之初废除科举制度

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对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是推进而是阻碍。我国的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之初, 已远远落后于西方。长期的封建统治不仅使我们的国家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 人民备受列强凌辱, 而且根本没有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环境。从洋务运动时期起, 就不断有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校的建议, 但直到1905年清政府才明令取消科举考试制度, 正式建立了新的学制[2]。到1911年, 全国有小学86318所, 中学832所, 大学122所[3]。同时, 西方国家为了传教的需要, 以教会名义在中国兴办了一些大学, 比较著名的有:燕京、齐鲁、东吴、震旦、协和等。由于废科举, 兴学校, 因而包括科学技术各个门类的教科书的编辑工作, 也随即开展起来, 出现了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批出版机构。

1.2 辛亥革命推动了科学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在制度上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给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曙光。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发生于近代中国的深刻的社会革命, 而且也是一次影响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 就是推动了近代科学及科学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从而构成近代中国科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辛亥革命使国人充分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 “科学救国”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1.3 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

辛亥革命虽然打倒了清王朝, 但是政权却落到了袁世凯之流的北洋军阀手中。二十世纪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这段长达四十年的时期, 国家政权比较混乱, 但是, 谁也阻挡不了中国的前进, 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也比较活跃, 新文化运动展示了人们追求真理的精神。伟大的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 反对君主、追求民主, 反对封建、崇尚科学。五四精神在我国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五四运动前后, 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已逐步与西方融合, 出现了发展的开端。

1.4 外强侵略与连年内战使科学技术难以发展

随后的几十年, 中国内战外侵不断, 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求索。有的远离家乡, 有的深避山涧, 在夹缝中生存, 在艰难中探索。中国科学技术失去了发展的机遇, 这个时期, 在西方国家, 现代科学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而且在大学已经开始普及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原子能技术、无线电技术等现代技术已经进入应用阶段。一些现代交通工具如汽车、火车的生产已经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而我国, 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工业发展虽有萌芽状态, 但是, 由于长期战乱, 缺少基本的和平发展环境, 技术难以发展, 科学的传播与研究也难以进行。

1.5 新中国的建立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

了良好的和平环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从总体上说, 中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人心向上, 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一批海外留学人员相继回国, 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有了良好的发展条件。这个时期, 提出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并制定了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由于与原苏联的特殊关系, 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同时, 对大学进行了较大调整, 建立了不少新的学科, 科学技术事业不断发展。经过几个五年计划, 国家工业基础基本建立,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 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然主要是学习、传播、移植。虽然建国初期国家经济相当困难,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国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 也产生了不少的科研成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1.6“文化大革命”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一场“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刚刚恢复与发展的国民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且使刚出现曙光的中国科学技术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从表面上看, 这个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也在某些方面有些进展, 但是, 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绩, 而只是原有技术加上在逆境中奋斗的知识分子的汗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我国人民必须付出更多的汗水与辛劳追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

1.7 改革开放重新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改革开放不仅使面临崩溃边沿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而且通过重新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迎来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的时候, 人民逐步地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了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先进分子, 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那个学了知识就被批斗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努力地学习科学技术, 不断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经过改革开放, 学习西方现代的科学技术, 包括管理科学知识与技术, 我国科学技术逐步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融为一体。但是, 由于长期的落后, 以及落后的管理体制, 我国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落后许多。比如在二十世纪后期兴起的IT产业的基本制造领域, 我们连仿制技术也难以达到。这不仅需要我们深化体制改革, 也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奋斗, 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

2 二十世纪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特征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 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总结一下二十世纪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特征。作为一家之言, 挂一漏万, 本文总结其三点基本特征。

2.1 艰难中起步

封建王朝、封建专制, 缺少民主, 缺少自由, 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 建立起一个新的封建王朝, 只不过是进入一个新的“由胜利、稳定、发展、腐败、到被推翻”的循环。长期的封建统治, 使我国科学技术远远地落后于西方。许多人从不同角度探讨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 有的甚至把汉字也作为我国科学技术落后原因之一, 但总的说来,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 长期的封建统治是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4]。实际上, 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同时, 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变得十分困难, 这又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锁链中薄弱的一环。而现代科学技术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我国科学技术从近代开始一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尽管如此, 中国人民盼望国家强大, 为反对封建专制, 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终于在世纪之初迫使清政府废除科举, 兴办学校, 教授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艰难起步的。但是, 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5]。他还指出人类历史上, 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6]。我国由于资本主义未得不到真正发展, 所以科学技术起步之初进展缓慢。

2.2 曲折中发展

我国的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向西方学习, 起源于兴办学校。但是, 随后几十年的战乱, 我国的科学技术经历了曲折。又由于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锁链中薄弱的一环, 从而使社会主义可能较早地取得胜利。但由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 不可能一开始就完善, 加上封建思想的影响, 我国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经历曲折。建国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遭受了极大的损害。但是, 一个世纪以来, 不论遭遇战争还是人为的伤害, 中国知识分子发展科学技术的决心未变, 科学强国的坚强信念未变。在曲折中, 使中国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今天, 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庞大体系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科学家已逐渐走向世界科学技术的舞台。

2.3 差距尚存

虽然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 由于现代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加上一段时间内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不足, 甚至出现认识上的偏差, 以及机制等原因, 我国科学技术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在当今世界的主要科技领域, 我们都有较大差距。比如, 在计算机领域, 到二十世纪末, 我们还不能生产计算机内核芯片, 全部依赖进口或外资企业, 这是多么大的差距;西方登月已经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还没有登上月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前苏联就成功地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而在二十世纪末, 我国的载人航天计划还在计划之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几乎所有重大理论都与我们无缘;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没有一个本土中国人等等。这些差距也许需要几代中国人的努力, 但是, 只要我们看到差距, 充分认识这种差距, 乐观进取, 但不狂妄自大, 创造良好的机制, 我国一定能够产生一流的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技术一定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254.

[2]张小莉.试析清政府"新政"时期教育政策的调整[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3, 5 (2) :51-56.

[3]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2:297.

[4]谢轶群.民国多少事[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8.

[5]张旭.论马克思的科技与生产力思想[J].理论学刊, 2003 (2) :41-43.

农村改革的历史回顾 第2篇

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是从1978年进行的。这一年底,安徽凤阳率先实行大包干。这一经验得到推广后,联产承包责任制便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回顾我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1984年止。这个阶段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结束过去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在坚持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把农户的物质利益与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第二阶段,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1992年止。这个阶段,农村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发展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政府鼓励农民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经济,确立农户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在农村实行的政策是:逐步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等。第三阶段,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到2002年10月止。这一阶段,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减轻农民负担,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进乡镇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初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的农村经济体制。第四阶段,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到现在。这一阶段,农村改革的重点是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视程度最高、改革力度最大、投入资金最多、产生效果最明显。

回顾南极探险的历史 第3篇

在向南极深处推进的过程中,他们设置了一些小规模的爆炸,记录炸弹穿过冰层和从冰下返回的震波回声。在靠近南极洲东部中心一处冰层极薄处,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冰下山脉——高达近3000米的甘布尔泽夫山脉,其最高的峰顶一直延伸到他们的脚下。这座冰下山脉有着与阿尔卑斯山脉相类似的地形,巉岩林立,幽谷深邃。但千万年来,它一直隐藏在世人视线之外,因为在它的上面,终年覆盖着至少几百米的厚厚冰层,最厚的地方甚至达到3.2千米。

20世纪70年代初,科学探险者用雷达发现了被封闭在冰层和岩床之间的冰下水体。由于水体上方冰层的巨大压力,以及来自于岩床下面的地热,这些几百米甚至几千米深的冰下湖居然没有结冰,而是一直保持着液态水的状态。

由于当时还没有GPS定位系统,苏联在南极的科考站要求建立在飞行员的视线范围内,否则飞机经过时可能迷失在这片没有任何地面标志物的白茫茫天地中。巧的是,南极著名的冰下湖泊沃斯托克湖正好位于科考站下方。

与南极另外几个大型水下湖泊一样,沃斯托克湖位于水下岩床的凹洼处,湖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水流的注入和流出过程都非常缓慢。但近年来,一些科考团队在对其他冰下湖的探查中,发现了一个动态的冰下水系,甚至还发现了将这些湖泊连结在一起的冰下河道。

伦敦大学的邓肯·威汉姆和他的团队是南极冰下大规模水系的活动的最早发现者。2006年,他们发现了南极东部冰架上升与下降的起伏活动,就像冰层在呼吸一样。当某处冰层下沉时,离此处几百千米的地方,就会有相对应的兀然隆起。研究人员由此推断认为,这是水流从某个冰下湖涌向另外一个冰下湖时发生的现象。这一发现揭开了南极冰下湖活动的一个大秘密。

南极探险研究人员在南极总共发现了约400个冰下湖,推翻了之前人们对冰下世界的认知:冰层下面并非直接就是岩床,而是中间有着一个完整的冰下水系。冰下湖的水量之多令人吃惊。

性激素治疗的历史与回顾 第4篇

绝经是妇女的生殖能力停止的时间, 此时, 妇女的卵巢功能停止, 所分泌的类固醇激素水平急剧降低, 引起机体发生许多生理变化。尽管绝经是一个自然现象, 但绝经后的低雌激素状况将会给妇女带来许多的生理和心理不适, 包括围绝经期的潮热、失眠、盗汗、情绪波动, 以及长期雌激素缺乏产生的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症和泌尿生殖道问题。妇女的平均绝经年龄为50岁,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 妇女在绝经后要生活很长时间, 几乎占其生命的1/3时间, 对于老年妇女及其医生来说均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即如何正确处理由于雌激素缺乏所带来的健康问题。我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 据统计, 2005年底我国65岁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55亿, 占总人口比例的7.7%, 预计老年人口总数将进一步快速增长, 我国50岁以上的妇女预计在2010和2030年这个比例将分别升为11.28%和17.08%。绝经后妇女的健康问题不容忽视。绝经后, 由于心血管疾病、肿瘤等许多疾病的发病率上升导致死亡率升高, 还有伴随绝经出现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所带来的不适和疾病, 也将影响其生活质量和生活自理能力。自第1届WHO关于绝经的专题会议召开, 开始对人群的绝经状况, 包括绝经年龄、绝经后变化等方面进行研究, 并意识到在接近绝经的妇女接受避孕的重要意义。目前, 性激素治疗 (hormone therapy, HT) 在缓解围绝经期症候群、预防骨质疏松和防治泌尿生殖道问题中的作用得到肯定, 而对预防冠心病和认知功能障碍的作用尚存在争议[1]。

2 性激素治疗的发展历程

绝经后妇女性激素治疗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其受益与风险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循证医学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目前, HT仍是中老年妇女缓解绝经症状、预防骨质疏松的有效治疗方案。

早在1896年法国人就认识到绝经后一段时间会出现一系列症状, 引起人们身体的不适, 并定义为更年期综合征 (climacteric syndrome) 。发现所有绝经前妇女在切除子宫和卵巢后比手术前感觉更糟, 同时有人采用干燥的动物卵巢来治疗。1932年Geist和Spielman首先提出用雌激素治疗绝经症状。1935~1941年Albright和Reifenstein提出雌激素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 并认识到卵巢功能衰退不仅仅引起绝经症状, 而且会引发一系列退化过程, 这一退化过程可通过使用雌激素得到控制。1963年Robert Wilson 发表文章认为绝经不是与年龄相关的自然疾病, 服用雌激素可代替逐渐降低的卵巢激素, 进而起到治疗其他疾病的作用, 这被认为是HT开始的标志。随后HT迅速普及, 不仅用于治疗潮热等绝经后症状、保持年轻和延缓衰老, 而且用于防治骨质疏松、骨折和心脏病等老年慢性病, 并于1975年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处方药。70年代中后期, 研究发现单独使用雌激素HT的绝经后妇女其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增加, 雌激素的临床应用随之陷入低潮, 使得HT使用下降了40%。1971年国际健康基金会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首次关于HT的大会, 会议名为“Aging and Estrogens”, 针对当时单一雌激素HT导致的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升高的情况, 强调有子宫的妇女在补充雌激素时应加用孕激素, 这样可以明显降低单一雌激素HT引起的内膜癌的发生。上一世纪80年代以后, 针对有子宫的妇女HT需要周期性加用孕激素, 同时为避免周期性的阴道流血, 也可采用连续联合应用雌、孕激素的方案。随着妇女平均寿命的延长, 绝经后的问题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HT因其对围绝经期综合征及骨、心血管、脑等系统的保护而受到广泛推广, 甚至有人提出终身应用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 美国心脏病协会及内科医生和妇产科协会均认为HT已足够完善, 又将其用于预防和治疗老年女性的心脏疾患及骨质疏松。到2001年, 至少1000多万的女性长期使用HT, 再次出现HT热潮[2]。2002年, 一项名为妇女健康启动 (WHI) 的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因发现HT可能增加中风、心血管疾病及乳腺癌的风险而被提前中止, 这项研究由于样本量大 (16608人) , 且为多中心 (40个中心) 前瞻性研究, 结果不仅否认了HT在心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和改善妇女认知能力障碍中的作用, 而且HT有增加乳腺癌、血栓和中风的危险, HT的弊大于利[3]。同时, 英国的一项百万妇女乳腺癌研究也发现[4]:服用任何类型的HT, 均增加妇女发生乳腺癌的危险。至此, HT的安全性再次引起反思, HT的使用者发生恐慌, HT的使用再次跌入低谷, 针对这些问题, 国际绝经学会、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绝经学组多次讨论, 为今后的HT使用制定新的策略和指南, 并对HT与肿瘤尤其是乳腺癌风险进行前瞻性研究。

3 性激素治疗在妇科肿瘤患者的使用

随着现代诊断技术和治疗手段的迅速发展, 妇科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得以明显延长, 但是, 长期雌激素缺乏所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也困绕着患者, 而性激素治疗可以明显缓解因肿瘤治疗导致的雌激素缺乏症状, 改善和提高这些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 多数生殖道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与性激素尤其是雌激素密切相关, 因而, 如何在保证肿瘤不复发的情况下避免激素缺乏对健康的负面影响, 即如何平衡生存质量和肿瘤复发的杠杆, 是妇科肿瘤医生和患者常常面临的难题, 多数情况下, 无论是肿瘤医生还是妇科医生将建议这些妇女避免使用性激素治疗[5]。

3.1 乳腺癌

由于肿瘤早期筛查和人们防癌意识的提高, 已使绝大多数患者能够得到早期诊断, 大大地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对这些患者应用HT对提高其生活质量和预防低雌激素有关疾病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 因乳腺癌的发生和发展与激素尤其是雌激素的长期刺激有关, 因此, 乳腺癌患者是否适合应用HT, 一直是人们所思考关注的问题。数个回顾性和对照研究结果表明, 乳腺癌患者应用HT并未发现有增加复发的危险。目前尚无前瞻性研究证明乳腺癌患者应用HT的危险性, 因此, 无确切证据说明乳腺癌患者不能应用HT以提高生活质量。HT仍然是乳腺癌患者在完成治疗后的选择, 但应注意, 在应用HT之前, 医生应和患者进行其风险—效益分析讨论, 征得患者的同意。同时, 应根据肿瘤的生物学活性 (肿瘤小、分级低、淋巴结阴性) 选择复发危险低、肿瘤受体阴性对激素刺激反应性低的乳腺癌患者尝试使用。目前, 关于乳腺癌患者服用性激素治疗的大样本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LIBERATE) 今年已结束, 明年将公布研究结果。

3.2 子宫内膜癌

尽管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逐年上升, 但其总的治愈率已高达85%, 预后较好, 其中25%是绝经前妇女, 5%患者不到40岁。由于手术治疗切除了子宫及双侧附件, 患者将在体内无雌激素的条件下生存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从提高生活质量以避免因缺乏雌激素相关疾病困扰的角度出发, 应该进行HT。但是, 自从1975年明确了单独应用雌激素与宫内膜癌的相关性后, 长期以来, HT也被视为宫内膜癌患者的绝对禁忌证, 其理由是:HT用于雌激素依赖性的宫内膜癌患者, 雌激素将通过刺激子宫内膜增生而导致肿瘤进展与复发。但是, 至今还没有具有科学价值的文献支持这一理由。文献研究表明单纯应用雌激素可以增加患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性, 但是, 加用孕激素后这种危险明显降低。大量临床观察也否定了性激素治疗对子宫内膜癌患者的负面影响的观念, 但是, 这些观察往往集中在早期没有淋巴结转移者, 研究也缺乏对照。因此, 到目前为止, 尚缺乏结论性的结果支持内膜癌患者使用性激素治疗。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认为应依据肿瘤特征和患者的临床需求进行知情告之, 阐明复发的危险性和性激素的益处。对于需要预防骨质疏松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建议采取其他替代方案。

3.3 卵巢癌

卵巢上皮性癌多发生在年老的绝经后妇女, 尽管手术切除性腺, 但是由于肿瘤多系晚期, 5年生存率不到30%, 因此在这些妇女预防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疾病并不现实, 而提高生活质量显得更为重要。至今为止, 无确切证据说明性激素治疗作为卵巢上皮性癌的初始或促进因素, 流行病学资料也不一致。尽管临床结果不同, 但没有实验数据支持雌激素可以刺激静止的卵巢上皮性癌细胞, 也无证据表明卵巢上皮性癌存在雌激素受体, 因此雌激素不可能在其中起到作用。有关卵巢癌患者使用性激素治疗的报道表明, 使用者的存活情况与未使用者没有明显差别, 但使用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3.4 宫颈癌

在青春期, 宫颈组织的发育受到性激素的促进, 正常和异常组织均表达激素受体, 但是, 性激素应用与宫颈癌发生无关。流行病学研究提示性激素治疗能够起到保护作用。近年来宫颈腺癌发病增加, 该类肿瘤类似于子宫内膜癌, 依赖雌激素刺激, 因此在这些肿瘤患者使用HT应该慎重。

3.5 外阴癌、阴道癌

尽管此类肿瘤少见, 病因也不清楚, 在正常和异常的外阴组织发现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和雄激素受体。但是流行病学没有提示性激素治疗与该病的关系, 病例对照研究也未说明增加危险度。因此, 外阴癌和阴道癌患者使用性激素治疗不是禁忌证。

参考文献

[1]王世阆主编.卵巢疾病[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215.

[2]Stampfer MJ, Colditz GA, Willett WC, et al.Postmenopausal estrogenther-apy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Ten-year follow-upfromthe Nurse s Health Study[J].NEng J Med, 1991, 325 (11) :756-762.

[3]Rossouw JE, Anderson GL, Prentice RL, et al.Writing group for the women s healthinitiative investigators.Risks and benefits of estrogen plus progestinin healthy postmenopausal women[J].JAMA, 2002, 288 (3) :321-333.

[4]Anderson GL, Limacher M, Assaf AR, et al.The Women s HealthInitiative Steering Committe.Effects of conjugated equine estrogen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hysterectomy[J].JAMA, 2004, 291 (14) :1701-1712.

心理测量的历史回顾 第5篇

一、中国古代

心理的差异性方面:孔子 “性相近,习相远。” 差异和分类的思想

差异的可测性:孟子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

心理测量的实践活动:表现在对人才的评定和选拔。科举取士制度、民间智力型游戏

二、19世纪:萌芽

1、对智力落后者的研究:

艾斯克罗(法):区别并分类不同程度的智力落后者,发现语言能力是智力水平的可靠指标。

沈干(法):训练语言落后者的先驱,“心理训练法”、沈氏拼图板

比奈(法):致力于推动建立鉴别不能适应正常学校学习但是可教育的儿童的方法

2、冯特:1879年,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使当代心理测量和测验有了标准化的程序。

3、高尔顿:首先提出“测验”和“心理测量”两个术语(1893年),认为通过对感觉器官的辨别能力的测量可估量一个人的智力。发明和设计了许多测验仪器和方法(评定量表、问卷法、自由联想技术),发展出分析个体差异资料的统计方法。

4、卡特尔:研究个别差异,认为唯有通过对感觉器官的辨别力与反应时的测量才可测得智力之功能。

三、社会需要(动力)

1、比奈:心理测验的鼻祖,认为智力是人所具有的极其复杂的能力,非简单的方法所能测量,因此要直接选择广泛而复杂的课题才能测量智力。主张用测验的方法来发现和鉴别智力落后儿童,与西蒙合作完成比奈—西蒙量表(第一个智力测验量表)。

2、团体测验:先是为战争服务,后转向民间。团体测验简化了测验的指导语和施测程序,得以实行大规模的测验计划。

四、我国的发展

20世纪初叶开始发展,“五四”至1928最为昌盛,1929年开始一蹶不振,抗日爆发后,处于停滞状态。1949年至今。几乎从零发展有重新恢复。

西方通货紧缩理论的历史回顾 第6篇

【关键词】通货紧缩;货币理论;有效需求;价格粘性

一、古典的通货紧缩理论

(一)David Hume价格粘性论

古典的通货紧缩理论始于David Hume,David Hume也是第一位分析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制国家通货紧缩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Hume认为,只要作为货币的黄金存量的增长与对其的实际需求增长保持一致,通货紧缩是一种会迅速自我纠正的现象,它是通过国际收支以货币扩张的形式实现这一纠正过程的。

(二)Pehr Niclas Christiernin的价格与工资粘性论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经济学讲师Pehr Niclas Christiernin是第一位研究纸币位制和浮动汇率国家通货紧缩问题的古典学派学者。Christiernin对Hume的价格粘性分析还进行了创新,认为由于价格与工资粘性(工资粘性更大),货币紧缩在降低货币工资与价格前首先使实际工资成本上升,实际利润降低、实际支出减少、,经济活动性趋弱。

(三)Henry Thornton的冲击因素论

Henry Thornton是伦敦银行家,也是英国国会议员,同时也是19世纪在货币理论方面最有名的两本书的作者之一。Thornton对通货紧缩的观点包括:通过紧缩货币来扭转货币过渡发行引起的价格水平上升,但绝不可以通过紧缩货币纠正冲击因素对国际收支的冲击,冲击性通货紧缩会通过货币需求、货币工资粘性、生产效率和资源有效配置率的降低等途径使实体经济活动性和实际产出降低并对国际贸易均衡产生广泛影响,这种情况下的通货紧缩是不需要的,因为冲击因素是暂时的,国际收支会自我纠正。

(四)David Ricardo的通货紧缩理论

作为古典货币理论学家之一,David Ricardo认为货币和价格水平变化对短期和长期的经济总量没有影响。Ricardo对通货紧缩的研究建立在黄金市场价格与法定价格应相等这一政策规则的基础上。他认为,套汇恢复兑换后允许两种价格有所差别,但差别不能过大。差别过大时,可通过把法定价格提高到当时的市场价格来消除差距,而不是把市场价格降低到原来的法定价格。他也建议通过渐进的通货紧缩措施,以避免政策失误使通货紧缩加剧的可能。

(五)Thomas Attwood的通货紧缩理论

伯明翰银行家Thomas Attwood是一位古典的、激进的反通货紧缩论者。他不赞同Ricardo的建议,包括渐进式措施和货币贬值措施来稳定黄金市场。受经济萧条打击的Attwood反对稳定价格目标而提倡充分就业的目标。Attwood认为充分就业是首要的政策目标,一旦达到充分就业目标,当局就应允许价格上升到可容忍范围。Attwood提出的政策选择包括:一是用扩张性的政策,二是宁愿放弃金本位及与之相适应的固定汇率。

(六)Robert Torrens的關税论

早在1812年,Torrens就提出提高国内关税来防止通货紧缩,他也承认这种贸易限制会牺牲国际专业化优势和劳动分工,但认为避免通货紧缩的代价相对于自由贸易利益损失而言,避免通货紧缩更重要。

二、20世纪20年代后的通货紧缩理论

(一)古典学派的财富效应理论

以庇古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认为:经济体系中出现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受到不利需求的冲击,总需求的减少会造成价格总水平的下降。因此也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

(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

最早联系到货币政策来讨论通货紧缩问题是凯恩斯。凯恩斯在1923年发表的《货币政策的可选择目标》一文中系统的评析了两种政策选择的利弊得失,并主张后者,反对恢复金本位。凯恩斯的通货紧缩理论忽略了时间因素和金融市场的作用,这是其局限所在。

(三)奥地利学派的货币扩张论

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主的学者阐述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米塞斯在其1912年《货币与信用理论》中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最初理论框架。该理论把经济周期归结为货币扩张造成过度投资。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扩张通过引起生产结构失调派生了通货紧缩。

(四)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提出之初,并未引起重视,而且被随后出现的“凯恩斯革命”所淹没,几乎被经济学界遗忘了半个世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B.Bernankle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研究成果相结合,重新解释大萧条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分析了一般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以费雪理论为基础的一系列通货紧缩理论过分强调企业净值或自有资本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而忽略了发达的金融市场对经济运行的重要作用。

(五)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

在各种以通货紧缩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中,最早的完整理论应属纯货币数量学说。

弗里德曼是纯货币论者之一,弗里德曼重新表述了货币供给变化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人们所拥有的所有财富在各种资产之间的分配状况取决于各资产的相对收益率。弗里德曼表述的货币数量论中包含货币紧缩导致价格下降传导机制的说明:货币紧缩使货币的边际收益率上升,人们会将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转换成货币资产。

三、20世纪90年代的通货紧缩理论

(一)莱德勒的货币供求论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戴维·莱德勒是货币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认为通货紧缩是物价下降和货币升值的过程,既是一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现象,又是货币供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莱德勒指出,价格水平不仅受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也受实体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价格水平也对货币供应量会有影响,因此分析通货紧缩需考虑实体经济因素。

(二)A·加利·西林等的结构论。

A·加利·西林作为一个久负盛名的美国战略投资家。加利·西林、泼特尔的实体经济因素理论没有重视通货紧缩的短期分析,既忽视了货币金融因素的影响,也忽视了实体经济因素中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因此对通货紧缩的解释具有片面性。

(三)Paul Krugman的激进的货币政策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研究货币金融理论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克鲁格曼认为,为了治理通货紧缩,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这种“预期陷阱”,使公众产生通货紧膨胀的预期,为此中央银行必须公布一个长期的通货膨胀率的目标,使社会公众相信中央银行允许和鼓励一定的通货膨胀。

西方通货紧缩理论产生是基于各国各个时期特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这些理论对解释和研究西方各国不同时期通货紧缩有其指导意义,在整体上研究和把握西方的通货紧缩理论,借以研究研究我国面临经济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通货紧缩理论,以推动和指导我国经济较快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潘石.西方通货紧缩理论评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0(2).

[2]夏闻.经济大师解析经济难题[M].华文出版社,2003.

[3]张永军,李振仲.通货紧缩理论与现实[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

[4]柳永明.通货紧缩理论[M].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7.

广东育成蚕品种的历史回顾(Ⅰ) 第7篇

桑蚕品种南农七号由华南农学院蚕桑系和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蚕业系共同育成,多化性白茧种。该品种的中系原种九白海,由华九×(姬白×海南)F2组合杂交育成。于1953年春开始杂交培育,到F19代主要性状基本稳定。日系原种115南,由新瀛翰×越南杂交育成。于1953年秋开始杂交培育,至F11代主要性状完全稳定。

南农七号属多化性白茧种,是广东省育成的第一个抗逆性强、产茧量高、丝质较优(能缫制E、D、F级生丝)、应用时间长达20年的一代杂交种。单张产茧可达13.3 kg-17.2 kg,比对照种提高46%-83%;担桑产丝提高17.4%-38.1%。从1957年开始在广东省内大量推广,一直应用到1977年。它取代了本省过去的黄茧品种,实现了本省蚕品种的第一次更新换代。

南农七号亲本的选育方法,是华南农学院蚕桑系副教授郑庭杏首先提出利用人为的高温多湿环境条件来进行定向培育,选育适于广东气候环境条件的家蚕新品种。课题组人员作出了合理的亲本选择,通过杂交重组,在后代的选育过程中结合广东的气候环境条件,采用人工调控高温多湿环境进行饲养筛选,实行了科学的严格选择,从而选育出两个多化性原种九白海和115南,经组合配对,比较鉴定而育成的多化性白茧品种。该品种是广东省首次采用杂交育种方法育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蚕品种,也是在中国首次提出和利用高温多湿环境条件进行定向培育,成功获得抗逆性特强的一个典范性的蚕品种。

2.“南农六号”(306×华十)

“南农六号”由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蚕业系和华南农学院蚕桑系共同育成。是广东省首次用杂交育种法育成的二化性白茧种。该品种的中系“306”通过杂交育种方法选育而成,日系“华十”是华东地区当时生产用的原种。中系“306”由亲本“305”[华九×(姬白×海南)F2高温多湿培育系F11代]与“203”[华九×(姬白×海南)F2常温常湿培育系F8代]杂交选育而成。选育于1955年开始,至F9代,主要经济性状基本稳定,与“华十”组配成一代杂交种。从1958年开始在广东省推广应用,主要在二、六造饲养。单张产茧量20-25公斤,茧层率19%-20%,生丝等级可达2A-3A。由于单张产茧和担桑产值均比“瀛文×华十”高,被江苏、浙江等省引进作为夏秋蚕的当家品种之一,应用了20年之久。

3.东34×苏12

东34×苏12由广东省农业厅石牌家蚕原种场 (现广东省蚕业技术推广中心) 育成,二化性白茧种。“该品种的中系“东34”是由母本“34姬”与父本“苏17姬”杂交,从1966年开始选育,采用不停食的饲养方式和活蛹缫丝进行优良个体选择培育而成。育种的实践证明,活蛹缫丝的方法是提高“东34”茧丝净度的极有效办法。

“东34×苏12”品种于1969年在广东蚕区进行试养,1971年在省内推广应用。该品种比“瀛文×华十”、“306×华十”好养、高产,丝质可达2-3A。适宜在广东第一、第二、三造和第七造饲养,是广东省育成并在生产上大量推广应用的第一个二化性白茧种。有力地促进了广东省全年饲养二化性白茧种的步伐,提升了广东养蚕的茧质和丝质,为我省多养二化性高产优质的蚕茧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该种从1973年开始引入华东蚕区作为夏秋用的主要品种,一直应用了近20年,并在1980-1990年期间,被全国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为全国夏秋蚕品种鉴定的第一对照品种。东34被我国蚕业界公认为20世纪夏秋蚕品种的核心亲本,不仅对广东乃至全国的蚕业生产和家蚕育种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1979年获广东省科学大会奖。

4.“广农三号”、“广农四号”

历史的回顾 第8篇

(1) 难度降低, 区分度好。2011年历史江苏卷合理降低试题难度。政治史模块11题, 计39分;经济史模块7题, 计37分;思想文化史模块5题, 计24分。三大模块题量和分值分布趋于平衡, 与新课标和考试说明的要求基本吻合。

(2) 凸显主干知识。2011年江苏卷材料问答题命制突出了历史考试说明中的主干知识, 强调学科知识结构中基本的、核心的内容。比如主观题考查的核心知识包括: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近代中国经济思想文化的变迁、英国政治经济现代化、日本明治维新、无产阶级革命家。

(3) 展示热点, 时代感强。本年江苏卷试题命制没有避讳热点, 如6题辛亥革命、14题德意志帝国宪法、15题罗斯福新政、18题经济全球化。而近期全球热点事件如19题本·拉登被美军击毙、24题日本核泄露等也出现在试卷中, 这在历年高考试题中是很少有的现象。充分体现了新课程改革形势下江苏历史试卷的风采。

(4) 突出能力考查。新材料、新情景题在江苏卷中一年比一年凸显。本年江苏卷试题命制仍然秉承新课程理念, 注重“能力立意”。20道客观题全是材料题, 分别通过文字史料、图片、图表等形式呈现新材料, 创设新情景考查相关内容。以独到的视野和角度, 从关键细节设置问题, 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经验

(1) 有效整合教学资源, 构建符合学科特点和认知规律的学问知识体系。我们根据考纲编写校本教材, 使课本知识由厚变薄、由凌乱变整合。既减轻教与学的压力, 又凸显考点、主干知识, 增强了课堂的有效性。从各种渠道大量补充有效史料, 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类报刊、名家史学著作、网络资源、各地精题史料都是我们资料的来源。知识梳理重清晰, 概念讲解重到位, 一个单元学完之后, 帮助学生将本单元的知识结构及其体系建立起来。专题复习中引导学生提炼该专题发展的脉络;比较该专题不同阶段的特点, 把握其发展特征, 掌握运用新史观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

(2) 整理热点问题, 吸纳最新史观, 关注多角度教学。针对高考新趋向——多种史学范式结合, 社会史观与大众化, 考查考生初步的科学与人文素养, 引入研究性学习等, 我们搜集了相关资料, 整理了有关热点问题, 吸纳最新史观, 关注多角度教学。例如辛亥革命, 从现代化、民族平等及民族主义观念、关注民生与实现国家富强、爱国精神与国家统一、理论与制度的创新等角度加强历史教学。强化以学生为主体, 落实“三讲” (讲重点、讲难点、讲易错易漏易混知识点) 、“三不讲” (学生曾经会的不讲、学生本人能学会的不讲、讲也学不会的不讲) 。

(3) 放手让学生研究高考。高考试题的规范性、导向性不容置疑。老师选择前三年江苏的高考试题, 从关键词、内容 (新颖之处) 、问题思路、能力要求、新问法、史料来源等按题型或考点将其分类汇编。用样题示范让学生随堂操练, 让学生自己做出“标准答案”, 训练学生快速阅读理解材料的能力, 训练学生的历史语言表达能力, 紧扣得分点, 规范答题。让学生在模仿中感受、体会, 摸索思路。

加强学生对高考试题评分标准的研究, 通过对最近几年江苏高考历史试卷及评分标准进行研究学习, 找出高考试题答案具有的共同特点。

(4) 关注命题人的学术背景。考前关注命题人的学术背景, 也是高三老师要做的功课。2011年江苏高考命题人之一刘金源教授研究方向及著作主要涉及全球化和英国史, 特木勒博士主攻元史、中外关系史, 朱小田教授主要学术成果涉及区域江南经济社会史、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等方面。在备考前, 我们把命题人的学术背景与高中历史知识有机地结合, 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反思

(1) 由于校本教材的使用和学习时间的有限, 部分学生对教材重视度不够, 影响了细节知识的掌握和知识体系的构建。忽视历史知识的背诵, 过度地沉浸到题海中。事实上, 有效作答总离不开准确史实的记忆。

(2) 为了赶进度, 没有充分挖掘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课堂学生的自主讲解、试卷的自主批改、错题的自主纠错、参考答案的自主学习等没有完全落到实处。

(3) 最重要的是:给学生自由。老师切忌包办、切忌一讲到底、切忌作业成堆、切忌频繁考试。要尽可能让学生在掌握方法后自学。要求学生尽可能从学法的角度自学教材, 尽可能从比较的角度“自查”弱处。

群众文化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 第9篇

关键词:群众文化,队伍建设,回顾

培训群众文化队伍,是加强群众文化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九五零年八月,全国总工会制订了工会文化宫、俱乐部的组织条例、工作条例和选举条例,对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的性质、服务对象、工作任务、工作范围、经费来源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文化部颁发了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文化站工作的指示,明确了文化馆的性质和任务, 并对加强和改善各级人民政府对文化馆、文化站的领导, 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九五三年,总政治部制定并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俱乐部工作条例(草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团俱乐部工作细则(草案)》,对连队俱乐部的性质、任务、工作人员的产生、组织分工、领导关系、经费开支等; 对团俱乐部的性质、工作任务、工作人员编制和职责等, 都作了明确的、细致的规定。

一九五六年八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群众艺术馆的任务和工作的通知,对它的性质、工作任务、基本工作方法和经费等都作了规定。

一九五七年四月,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了关于少年宫和少年之家工作的几项规定,对它们的工作对象、工作任务、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方法、组织机构、领导关系和房屋、财产、编制、经费,都规定得比较细致、具体。

历史的实践证明:有关的文化主管部门对各自管辖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制定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搞好群众文化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是文化立法性质的工作。规章制度公布后,群众文化主管部门要抓紧督促检査,使之贯彻落实,不能放任自流; 同时,一段时间之后,根据新的形势和发展需要,对原有的规章制度作必要的修改补充,或者制定新的规章制度。

培训群众文化队伍,是加强群众文化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解放以后,群众文化队伍有一部分旧社会群众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同时,有大批的新同志调到群众文化战线,他们对群众文化工作不了解、不熟悉。因此, 对这些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了解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党的文化艺术的方针、政策和群众文化工作的基本知识技能等,就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九五一年二月,全国总工会调训工会文教干部二百十五人,时间为一个半月,参加调训的人员是:五百职工以上的基层的文教委员、俱乐部主任;千名以上的职工业余学校的负责人;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有培养前途的文教积极分子;一万职工以上的省总工会、大市工会文教科长。

一九五三年,文化部颁发的“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的指示”中,对培训干部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在一九五四年,各省、市文化主管部门应对全部文化馆长进行培训,对文化馆、站一般干部应有计划地分批轮训, 训练内容除文教政策、文化馆、站的方针任务与有关的业务知识外,对当前国家建设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各项具体政策的学习也应占适当地比重。在方法上,应结合检査工作,总结经验,以报告讨论为主,辅以必要的专门业务知识的讲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把训练干部、训练群众文化骨干作为加强俱乐部工作建设的一项关键措施。总政治部负责训练各大单位文化部长和军文化处长、师文化科长;各大军区负责训练团俱乐部主任,军以下部队负责训练连队俱乐部主任和文化活动骨干。总政治部第一期文化干部训练班,于一九五四年四至六月举办,授课的主要内容有:《部队文化工作》、《支部工作及其对连队俱东部的领导》、《军队青年团组织和文化工作》、《加强连队俱乐部工作的建设》、《文学艺术的特微》, 以及音乐、舞蹈、电影、美术、摄影、体育常识等。

广东省育成蚕品种的历史回顾(Ⅲ) 第10篇

15夏协一号 (花·丰×8B·5A)

夏协一号 (花·丰×8B·5A) 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育成的四元杂交种, 1998年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花 (苏花) 、丰 (丰1) 、5A (54A)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育成。8B由日B× (782×明珠) F2×732) F3育成。该品种优质、高产、强健、易繁, 适宜华南蚕区及热带、亚热带国家春秋期饲育。全龄经过20-21日, 五龄期6日, 虫蛹率91.13%, 万头蚕收茧量16 kg, 全茧量1.633 g, 茧层量0.381 g, 茧层率23.3%, 一茧丝长1 158 m, 解舒率77.9%, 净度92.6分, 纤度2.34 D。农村生产养蚕比对照种的单张产茧量提高17.6%-23.86%。品种育成后, 先后在广东、广西、四川等14个省试养, 均获好评。

16云·山×东·海

“云·山×东·海”是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育成的四元杂交种, 2000年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 适应全国早秋、华南蚕区春、秋期饲育, 具有强健、高产、优质、易繁的生产特性。云为苏花, 山是871, 东是8B, 海由46×8B杂交育成。该品种孵化、眠起、上簇齐一、蚕体粗壮、茧形大且匀正、产量高, 茧丝质性良好, 综合经济性状优良。虫蛹率91.07%—91.27%、万蚕收茧量17.53 kg—17.87 kg、万蚕产丝量2.907 kg、茧层率22.52%—23.67%、出丝率16.30%—18.5%、茧丝长1 183.8 m—1239.4 m、解舒丝长805.9 m—907.1 m、净度92.83—94.98分。品种育成后, 先后在广东、江西、四川等地试养, 均获好评。

17粤枫一号 (东43C·芙蓉×7532·2065)

粤枫一号 (东43C·芙蓉×7532·2065) 由广东省丝绸集团蚕种繁殖试验所育成的夏秋用四元杂交种, 2000年3月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东43C”由东43×研137杂交育成, 2065由206 (秋星) ×5455杂交育成。该品种茧丝质量良好, 万蚕茧层量3.362 kg, 万蚕产丝量2.265 kg, 5龄50kg桑产丝量0.552 kg, 分别比生产品种“两广二号”提高2.98%、5.89%、5.75%。鲜毛茧出丝率15.44%, 一茧丝长980 m, 解舒丝长712 m, 解舒率72.64%, 净度91.13分, 茧丝纤度2.517 D。繁殖容易, 解决了生产品种“两广二号”中系“932”易产生生种和日系“湘晖”难养的问题, 是一个综合经济性状优良、适宜广东省饲养的夏秋用蚕品种。

18华大3号 (57限·芙蓉782·湘晖)

华大3号 (57限·芙蓉782·湘晖) 由华南农业大学育成的四元杂交种, 2002年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品种审定。57限由537×793杂交育成。该品种高产优质, 强健好养, 具有孵化齐一, 发育快齐, 茧形大, 茧层厚, 产量高, 丝质优, 易繁易养的特点。全龄经过22-23日, 全茧量1.75 g, 茧层量0.395 g, 茧层率22.60%, 平均一茧丝长1 055 m, 解舒率72.53%, 纤度2.626 D, 净度93.03分。农村品比饲养, 平均单张产茧量约47 kg, 茧层量较现行品种增11.02%, 10g蚁蚕饲养产值增10.6%, 比对照种增产增收超过15%。品种育成后, 逐步广东蚕区饲养, 2006年获得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二等奖。

19华夏二号 (研·丰×7N·湘F)

华夏二号 (研·丰×7N·湘F) 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育成的四元杂交种, 2002年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品种抗逆性强, 好养, 孵化眠起齐一, 虫蛹统一生命力94.12%, 比对照种“9·芙7·湘”提高2.04%, 万头收茧量16.538 kg, 万头茧层量3.755 kg, 比对照种提高6.22%和7.69%。160ppm NAF溶液添食区, 虫蛹统一生命力92.65%, 比对照种提高13.86%, 全茧量1.64 g、茧层量0.368 g、茧层率22.70%, 比对照种分别提高5.81%、8.55%和2.62%。一茧丝长1 058 m, 解舒率81.19%, 净度94.09分, 各项指标均达到育种指标要求。品种育成后, 逐步广东蚕区饲养。

20粤枫二号 (38·东43C×5457·7玉)

粤枫二号 (38·东43C×5457·7玉) 由广东省蚕业技术推广中心育成的四元杂交种, 2003年2月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品种含多化血统的二化性品种。蚕体较强健、发育齐、饲养容易, 茧层厚、产茧量较高, 茧丝质优良, 解舒率高, 解舒丝长长, 净度优, 杂交原种原蚕好饲养、繁育系数高。蚕期眠性稍慢, 催眠期稍长;全素蚕, 大蚕行动活泼, 盛食期食桑旺盛, 食桑量较多;茧粒大, 茧形长椭圆形, 大小匀整, 茧色洁白, 缩皱中等。实验室饲养, 茧层率可达23%-24%, 茧丝长1 100-1 200 m, 解舒丝长800 m以上, 净度92分以上, 鲜毛茧出丝率17%左右。具有高产、优质、易繁等特点, 是综合性状优良的桑蚕新品种, 可缫制高品位生丝。适宜广东省春秋季或长江流域夏秋季饲养。

21粤枫三号 (932B·丰选×207·7532B)

粤枫三号 (932B·丰选×207·7532B) 由广东省蚕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蚕丝科学系合作育成的四元杂交种, 2006年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2008年获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二等奖, 2010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该品种体质强健、抗氟和大气污染的能力强, 好养, 产茧量高, 茧丝质优良。全茧量1.98 g、茧层量0.454 g、茧层率22.93%, 比对照两广二号分别提高8.20%、11.82%、3.33%;一茧丝长1076 m, 解舒丝长807 m, 鲜毛茧出丝率16.12%, 比对照分别高8.03%、10.10%、6.83%;解舒率75.12%, 纤度约2.7 D, 净度92.57分;平均单张蚕种产茧量47.7 kg。杂交原种原蚕好饲养、繁育系数高, 适宜广东、广西等华南蚕区全年饲养。品种育成后, 逐步在广东等蚕区推广应用。

22粤蚕6号 (丰9·春5×湘A·研7)

粤蚕6号 (丰9·春5×湘A·研7) 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育成的四元杂交种, 2006年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一代杂交种克蚁头数2350—2400头, 抗逆性强, 好养, 孵化眠起齐一, 食桑快, 熟蚕齐一, 营茧快, 茧形大, 茧层厚、产量高、丝质好, 易繁易养, 综合经济性状优良。全龄经过20-21日, 4龄起蚕结茧率达到98.45%, 虫蛹统一生命率达到96.6%, 全茧量1.55 g-1.70 g, 茧层量0.35 g-0.38 g, 茧层率22.0%-22.5%。一茧丝长1 000 m-1 100 m, 解舒率75%, 净度93分。万蚕收茧量15.55 kg、万蚕茧层量3.447 kg, 五龄50kg桑产茧量2.77 kg、50kg桑产丝量0.453 kg, 具有优良的实用经济性状。品种育成后, 逐步在广东等蚕区推广应用。

23粤蚕8号 (春5·越×航诱7·研7)

粤蚕8号 (越·春5×航诱7·研7) 是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育成的四元杂交种, 2009年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一代杂交种抗逆性强, 孵化、发育、眠起齐一, 茧形大, 茧层厚、产量高、丝质好, 是一个易繁易养, 综合经济性状优良的家蚕新品种。4龄起蚕结茧率为99.26%, 虫蛹统一生命率97.81%, 全茧量为1.656 g, 茧层量0.362 g, 茧层率21.90%, 一茧丝长1 007m, 解舒率75.76%, 净度93.06分, 清洁99.38分, 纤度2.466 D。万蚕收茧量16.51 kg、kg桑产茧量53.37 g, 实用经济性状优良。品种育成后, 逐步在广东等蚕区推广应用。

24粤蚕细纤1号 (三·龙×汇·源)

粤蚕细纤1号 (三·龙×汇·源) 是广东省蚕业技术推广中心育成的强健优质细纤度蚕品种。该品种属国内首个强健性细纤度三眠蚕四元杂交组合。2010年12月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从2003年早春开始, 分别以珠江流域蚕区现行生产应用品种932、7532 (广西蚕业技术推广总站) 、芙蓉、湘晖 (湖南省蚕桑科学研究所育成) 为母本, 以华东优质细纤度三眠蚕品种853白、543B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育成) 为父本杂交配制932×853白、芙蓉×853白、7532×543B (普斑) 、湘晖×543B育种材料 (育种简称为953、芙53、7543、湘43) ;杂交早代采取留种个体一雄交二雌对号测验和留种区落选茧的雌、雄蛾分别与四眠蚕的雄、雌蛾交配的测验方法, 加速三眠蚕显性基因及细纤度基因导入纯合, 同时加强强健性、斑纹选择。2005年选育至F7代时进行一代杂交配合力测定, 从三、龙、汇、泉、源、景6个原种测选出粤蚕细纤1号 (三·龙×汇·源) 最佳杂交组合。在育种中后期同时注重三、龙、汇、源等品种材料纯选改良提高, 使该杂交组合的体质与眠性和茧丝质量在更高水平上得到统一, 育成适应珠江流域全年和长江流域夏秋季饲养的细纤度三眠蚕四元一代杂交种。

粤蚕细纤1号的三眠率98.00%以上;全龄经过19天~20天, 比现行生产品种两广二号缩短1天;虫蛹生命率95.61%, 50Kg桑产茧量3.18Kg, 均比两广二号略高。一茧丝长1146m、解舒丝长838m、解舒率73.04%, 比两广二号分别提高17.54%、38.97%和18.36%。净度95.38分, 茧丝纤度为1.853dtex。断裂强度4.17克力/旦, 伸长率23.3%, 抱合116次, 分别提高12.70%、6.88%、6.42%。

来华留学事业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第11篇

来华留学事业已经走过65个春秋,从1950年初来自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5国的33名来华留学生,发展到2014年203个国家和地区的377054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接收院校从最初的清华大学,扩展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75所院校。在这期间,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8万人次。

一、初始阶段:来华留学与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由于抗美援朝和台湾问题,我国的对外交往受到种种限制,招收来华留学生工作首先从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对华友好的东欧国家开始,逐步扩大到亚非拉友好国家,招生渠道主要是通过上述国家的驻华使馆派遣政府交换生。

1950年底至1951年初,第一批来自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5国的33名东欧学生抵华,进入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学习,开创了新中国接收外国学生的先河,促进了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与联系。1954年万隆会议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得到发展,越南、朝鲜、蒙古、老挝等国家的学生相继来华,推进和稳定了周边外交。20世纪50年代后期,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新独立的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我国秉承国际主义义务,为这些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并以此开展和加强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文化、科技交流与合作,培养知华、友华的后备力量。1959年,我国开始接收非洲留学生。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开始接收少量来自西欧、北美和日本的留学生。自此,来华留学生的国别覆盖整个世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于当年9月19日和22日先后照会各国驻华使馆停止上课,休学1年,约有4000名在华留学生先后回国;应部分留学生要求并征得其使馆同意,少数留学生被批准参与上山下乡运动。因此,参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队伍里出现了“洋面孔”。

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以后,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100多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同年9月,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三世界来华留学生人数递增。

随着来华留学规模的扩大,留学生教育与管理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1953年,教育部提出“学习上严格要求,生活上适当照顾”的方针;1955年9月,教育部又提出“学习上严肃要求,生活上适当照顾,政治上积极影响”的策略;1962年,中央下达《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形成了“学习上严格要求,认真帮助;政治上积极影响,不强加于人;生活上适当照顾,严肃管理”的来华留学教育管理方针。

1950-1978年,我国共培养了1.28万余名留学生。虽然当时我国接收留学生的条件、规模都十分有限,但大部分留学生都成长为帮助我国与各国开展友好工作的骨干力量。

二、结构调整阶段:来华留学与改革开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开启了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新纪元,也进入了中外互派留学生的新时代。1980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在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对于具有规定的学术水平者,可以授予相应的学位”。学位生的出现不仅代表着来华留学生队伍的改变,也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的对外开放。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和来华留学工作进入了积极探索和结构调整阶段。

伴随改革开放政策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国经贸、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单凭中国政府奖学金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来华留学生的需求,高等院校开始招收自费来华留学生,生源扩展到西方发达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层次和质量也逐步提高。1978年到1989年,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也是来华留学工作的春天。来华留学生队伍中不仅出现了公费学位生,也出现了大量自费生。他们体现了来华留学工作的层次、质量和规模的上升,也体现了来华留学工作逐步与世界接轨。在此期间,我国共接收了130多个国家的40221名留学生,其中奖学金生13699名,自费生26522名。从此,自费留学生逐渐成为在华留学生主体。

这一时期,国家批量选派出国留学生、招收自费来华留学生,来华留学生生源覆盖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突出标志,成为推动中外语言文化交往和东西方价值取向沟通融合的载体。来华留学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检验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维护着中国的形象和声誉。

三、发展阶段:来华留学与“三个服务”

1989年下半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止了与我国开展的教育交流合作项目,来华留学工作进入低谷。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加大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来华留学工作逐步恢复。1990年至1994年,中国接收各类留学生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49%。

20世纪90年代,中国相继推出“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实施教育兴国和强国战略,推动高水平大学的发展。同时,高校连续几年扩招,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提前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推动着来华留学工作向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和更加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来华留学工作不仅在规模上有了重大突破,而且进一步将高校明确为招生主体,这意味着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工作的管理职能由政府向非政府机构转变;同时,外国学生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和社会化,逐步淡化在华留学生的“外国人” “客人”和“外交”色彩,拉近了中外学生的距离,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这一时期,来华留学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国外优质资源,为世界培养领袖级人才,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的同时,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服务,为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

为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的法制化管理,规范和简化外国留学生来华申请手续,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中小学接受外国学生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7月21日教育部令第4号)和《高等学校接受外国学生管理规定》(2000年1月31日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令第9号,简称“9号令”)。“9号令”提出了“深化改革、加强管理、保证质量、积极稳妥发展”的方针,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具体负责外国留学生的招生、教育教学及日常管理工作。高等学校招收外国留学生名额不受国家招生计划指标限制。”

这一时期,我国共培养31万余名留学生,其中政府奖学金生18360名,自费生29.2万余名。2000年,在华留学生人数达52150人,这些学生来自166个国家和地区的346所院校。

四、快速发展阶段:来华留学与大学国际化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和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 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推动。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在“美国大学与全球进程”会议上指出,美国的综合国力是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软、硬两种实力,而经济实力取决于高校的科研创新能力和从国外引进优秀尖端人才。

吸引高层次国际学生与学者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更是各国人才竞争和战略争夺的制高点。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输出国而言,输出的不仅是专业知识和教育理念,还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理念。大量接收和培养国际学生,不仅可以提升本国的教育质量,推动本国的教育改革和科技创新,还提供了正面宣传本国国情和价值取向的机会,促进国际理解。从国家长远战略和民族利益考虑,国际学生无疑是促进文化传播和友好往来的潜在人脉资源。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建立,吸引了大批国际学生到中国留学、访学、游学,来华留学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我国逐步成为国际学生流动的重要目的国之一。2001-2009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年均增长率超过20%。2009年,在华学习的各类留学人员达到238184人,其中政府奖学金生18245名,接收留学生的高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已经达到610所。

2007年,教育部制定《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英语授课)质量控制标准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新生学籍和外国留学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实施办法》,来华留学环境得到不断改善,保证了留学生培养质量。此外,教育部较大幅度提高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关于留学生的生活费的支持力度。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此举使来华留学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五、质量提升阶段:来华留学与中国梦

来华留学工作是发挥大国影响、传播中国文化、树立本国形象、推动世界认同的奠基工程,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整体国民素质、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举措,是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投资。来华留学工作必须着眼于我国核心利益、国家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以来华留学工作为抓手,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和科技创新,推动“中国梦”的实现。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不仅在规模,更取决于质量。

伴随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来华留学工作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把这一时期的留学工作概括为“一二三四”格局:“一个方针”,即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两个大局”,即把握并统筹好来华留学工作的国内和国际大局;“三个关键”,即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打造品牌,以人为本、建设队伍;“四个体系”,即建设并完善招生宣传体系、奖学金体系、来华留学专业课程体系和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加强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来华留学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教育部于2010年9月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加快推进我国从教育资源大国迈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这项根据国际学生流动的趋势特点以及我国高等院校的容纳能力颁布的计划提出,“到2020年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50万人次”,即在10年内,来华留学生人数要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番。

六、来华留学工作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学生流动受到语言文化、留学费用、教育质量与监管、全球竞争力、就业与移民政策、法制与环境、奖学金项目、人口与资源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国际学生流动的趋势依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向发达国家流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4年公布的数据,2012年全球高等教育阶段国际学生约450万人,最主要的留学目的国依次为美国(约占国际学生总数的16%)、英国(13%)、澳大利亚(6%)、德国(6%)、法国(6%)、加拿大(5%)。同时,涌现出了一批新兴的学生流动目的地,如中国、巴西、智利、印尼、韩国、沙特等。这些国家的国际学生在全球学生流动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而美国的国际学生份额则从2000年的23%跌至2012年的16%;同期,德国下降约3个百分点。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教育取得的斐然成绩以及中国语言文化在国际上获得普遍认同,为来华留学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中美、中俄、中英、中德、中法等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推动着来华留学教育与管理的改革,推动着中国教育质量的提升和教育评估与监管的完善,推动着中外教育合作与交流向深层次发展。

从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中国语言文化的生命力将越来越强劲,掌握与精通中文的国际学生的就业前景越来越好,中国高等教育越来越被国际同行看好,越来越多的国际教育机构和国外院校落户中国,为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来华留学的大潮也对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如何提升来华留学工作的层次和质量;如何处理好规模与质量的关系;如何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国际化进程,为在华留学生创造公平公正、诚信和谐、学位互认、学分互转的良好环境;如何改革与完善专业课程设置;如何打造一支适应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来华留学生教育与管理队伍;如何建立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评估制度等。

回顾过往,65年的来华留学事业满怀着党和国家对来华留学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体现了国家不同时期的战略与决策,浸透着广大留学生管理工作者的心血;展望未来,在中国各级政府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实现50万在华留学生和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战略目标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事司.教育外事工作历史沿革及现行政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于福增.改革开放30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1978-2008)[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

[3]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江苏省河蟹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第12篇

江苏省河蟹产业的发展,大体可归纳为3个历史阶段,即天然资源捕捞阶段(千吨级),人工放流增殖阶段(万吨级)和人工养殖阶段(10万吨级)。

河蟹天然资源的捕捞古已有之,一般于“秋风响,蟹脚痒”时,性成熟的河蟹由湖、河降海产卵之际于江湖中张网设簖捕捞,虽是季节性极强的水产品,资源应还较为丰富。江苏省阳澄湖因近临长江,水草丰盛,底质较硬,所产大闸蟹最为有名,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谓之“金爪蟹”。解放前似无产量记录,有关江苏省统计,经查阅多方资料后有《洪泽湖》一书内载有1949年洪泽湖产蟹2 t的数据。另据江苏省水产局淡水产品分类产量统计资料,江苏省1957年为1 793 t,是为官方公布的第一个统计数字。又据《江苏省渔业史》记载:“全省20世纪50年代平均年产2 000~3 000 t。”虽然是市场价格不是太贵,但仍属餐中的稀罕之物。

由于20世纪50年代兴修水利建造大量闸坝,切断了河蟹的洄游路线,成熟亲蟹不能降海产卵,而蟹苗资源又难以入湖肥育,到1961年江苏省重点产地苏州地区河蟹产量比过去最高产量减少75%,全省产量仅为100~200 t,由此开始了人工放流增殖河蟹的阶段。为了了解减产原因,江苏省太湖水产中心试验站于1962年着手调查,并在浏河闸外发现很多大眼幼体。1963年,在浏河进行纳苗试验,据观察测定:闸外河边表层最大密度为20.83万只/m3。一星期后变为第一期幼蟹,仍有106只/m3,开闸引水,平均纳苗数为576~640只/m3,最大达到1 284只/m3。这一措施使苏州地区当年河蟹产量回升至50 t, 1964年80 t, 1965年100 t, 1966年达到180 t,成为我国开闸纳苗最早成功的先例。

开闸纳苗的效果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捞苗过闸(在不适宜开闸引水时)和人工放流。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长江口上海市崇明县以及江苏省的太仓、常熟县等港口以及部分河口地区成为捞取蟹苗资源进行人工放流的最大基地,先是太湖,然后是洪泽湖、高宝湖、滆湖、白马湖等大中型湖泊,每年于蟹苗汛期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捞苗放流,并延续至整个70年代,致使全省河蟹产量大幅度提高。1974年6 025 t, 1976年8 684 t。仅据1981年我省太湖等十大湖泊统计资料,共投放蟹苗2.7305万kg,占长江蟹苗产量的40%,1982年江苏省河蟹产量达到1.15万t的最高记录。然而不幸的是长江口蟹苗资源在1981年达到利用高峰后就此一蹶不振,再无起色。

70年代初期,我国水产科技工作者未雨绸缪,在天然蟹苗资源逐步开放利用的同时已先后开始进行河蟹人工养殖与育苗技术的试验研究。1973年和1974年,江苏省吴县太湖水产中心试验站率先进行浓缩盐卤淡水稀释培育蟹苗试验,分别育成大眼幼体10多只和100余只。1978年江苏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利用土池天然海水,在2 320 m3池内育成大眼幼体47万只,达到江苏省河蟹育苗的生产性突破。1984年,江苏省赣榆县水产研究所与赣榆县海带育苗场利用对虾工厂化生态系统育苗原理进行天然海水河蟹工厂化育苗试验生产,在339 m3水体中两批共育成大眼幼体2122.8万只,96.4 kg,平均单位水体出苗6.26万只,最高达到15.53万只,已达实用要求,为摆脱依靠天然育苗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80年代初期, 河蟹人工养殖进入探索阶段, 当时报道的多是一些养蟹专业户的自发行为, 饲养的经济效益往往是利用暂养河蟹的季节差价或是将较便宜的天然幼蟹资源, 经过一段时间饲养在秋冬季紧俏时高价出售。当然也不乏科技工作者的探索, 如响水县水产技术指导站在1.28×667 m2池塘中放养1万只大眼幼体, 约经200 d的饲养共获河蟹59 kg, 单产46.1 kg, 个体大小为80~140 g。80年代中期河蟹人工繁殖及育苗技术突破后,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已在设想是否可以考虑河蟹养殖像通常的鱼类那样进行分级培养, 即分幼蟹 (大眼幼体至早期幼蟹) 、蟹种 (后期幼蟹) 和成蟹 (食用蟹) 3个阶段, 并于1985—1986年进行了大眼幼体育成Ⅲ期幼蟹的养殖技术研究, 从培育池和网箱的设计、水质条件、投喂饵料与隐蔽物等方面开展试验, 取得良好的养殖效果。

90年代及以后, 河蟹养殖配套技术逐步发展成熟, 从粗养到精养, 以“大养蟹到养大蟹”, 从一般囤养和天然饲料养殖到种草、投螺、配合饲料应用、微生物制剂使用、微孔管道底层增氧的生态设施渔业。从单养到一般鱼类混养到与青虾、鳜鱼、小龙虾、沙塘鳢等名特水产品混养, 从土池育苗到工厂化育苗又回到土池育苗, 从一般苗种到科学育种到“长江一号”新品种育成应用 (该新品种为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完成, 2龄成蟹生长速度提高了16.70%, 已于2012年4月13日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颁发新品种证书) 。从没有品牌到多种驰名品牌 (如太湖“六帆牌”、兴化“红膏蟹”、“固城湖”、“阳澄湖”等) , 养殖水域和类型也发展到湖泊、水库、池塘、稻田、网围、网箱等多种方式, 养殖面积迅速扩大, 单位产量不断提高, 经济效益持续增长 (如金坛市金城镇韦家村河蟹养殖户孙留生在两只蟹池实行雌雄分养。2011年平均667 m2产雄蟹191 kg, 雌蟹130 kg, 平均667 m2效益1万余元) , 生态效益日益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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