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文学的共同体，两者相互依存，同构共生。不过现如今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存在诸多问题，文学创作认为文学批评机械化、同质化严重，甚至趋炎逢迎，不能真实地评析文学作品的价值，文学批评又认为文学创作过于套路，毫无新颖，没有佳作。事实上，两者之间都应坚持以人为本，为读者服务，共同担负起构建时代精神的责任来。
关键词：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隔膜
1引言
写作是表达人类思想和情感的方式，应伴随人们一生，然而在我国写作止于高中结束，很多人到了工作岗位可能连写一份工作报告都要去网上照抄照搬，而文学创作只是小众行为。近些年，文学创作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长篇小说每年出版量达到3000部，这些小说种类繁多，成功地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真实表现了现代人们的生活，在我国文学界出现百花盛开的局面。与此同时，文学批评也随之复兴，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做出褒贬评析，在文学共同体中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不过随着文学批评与政权的逐渐分离，文学创作似乎得到了自由，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友谊的裂缝也越来越宽。
2唇齿相依，却彼此隔膜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两者都在文学范畴里，不过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文学创作是一个个人化的过程，相对独立，文学批评却要从整体视角下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是否符合文化传统或文化背景。没有文学创作，谈不上文学批评，所以文学创作是文学批评生存的土壤，为文学批评提供养料。而文学批评则是文学创作的生长剂，为文学创作催生助长，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先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互依存，这在文学创作者和文字批评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共识。
文学创作者往往期待文学批评者能够读出自己作品里的细腻情感和作品里蕴含的真正价值及理念等，以此来使自己的作品得到公众的认可，扩大自身的知名度，激发自己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不过文学批评家并不会按照创作者的期望对其作品进行评析，由于文学批评者接受到的文学教育各不相同，面对众多的作品，只能按照自己所学到的批评套路对作品进行评论，要么搬来一些概念和生僻词语，要么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对作品里的内容却提到很少，有时根本没有参照文本，因此这种批评很难按照文学创作者的预期达到效果，自然让作家非常失望。所以在写作技术方面，作家们往往对文学批评家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文学批评在他们眼中成了鸡肋[1]。不过文学批评者也经常对文学创作表示不满，指出文学界虽然创作出的作品数量和种类繁多，尤其现在多媒体时代，所有人都可以创作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却总是缺乏新意，不能使人眼前一亮，不能使人为之呐喊，真正鼓舞人心的作品太少等。文学创作者与文学批评者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友谊的船说翻就翻，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逐渐形成了一层无法超越的隔膜。
3敷衍与痴爱，责任同构
文学的边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进一步延伸，文学批评也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向前一步，文学创作失去文学批评，虽然不会对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变，但也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划出痕迹[2]。同样没有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则会是纸上空谈，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它们的最终服务目标，都是人。它们其实是对等互助、同生共构的关系。
然而在许多作品研讨会上，我们不难看到存在太多的敷衍现象。文学批评者在发言中对作品极力赞赏，他们经常高歌赞美一部作品，称其为“珠宝”、“完美的艺术”等等，也给于作家高度的评价，称其“优秀作家”、“先锋”等等，这些溢美之词太过泛滥，即使谈及作品的不足之处，也会稍稍带过，话锋一转，又转回作品的优势，批评者的这种态度使人很自然联想到红包批评、人情批评，这样反而使读者对作品本身降低了兴趣，也使文学进步的可能性降低，也会使文学界出现的有特色的作品销声匿迹。而文学创作者也会在公众场合公开表达对批评家的感激之情，感谢批评家对自己的栽培，感谢批评家对作品的欣赏，并立志以后会出更好的作品等等。
不过文学创作者在私下里会觉得，创作是个体的行为，是自己的宇宙，与文学批评着没有什么关系，文学批评者的评析对自己的作品并无实质性的用处。而文学批评者在谈到整个文学的形势时，则又义愤填膺，指出整个文坛都比较死寂，没有上好的杰作，整个文学界都为了逢迎读者而写作，太过媚俗。总之，文学创作者与文学批评家的隔膜越来越大，文学创作认为文学批评家对作品的分析太过僵硬，分析不做作品真正的内涵，所以越来越不信任文学批评家，而文学批评家也看不上文学作家，认为作家们按照套路写作，引诱读者进入圈套，或者作家只是把写作当成赚钱的手段，不会有真正的文学营养在里面。因此，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并没有做到并肩同行，同舟共济，文学创作者没有从文学批评家的评析里判断出自己作品的好与坏，而文学批评家也没有从文学作品中发现是否有实质性的进步。
尽管如此，存在即意义，即使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但都无一不可或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要服务于读者，它们是文学的共同体，注定要在每个时代留下脚印，是每个时代人们对文字对情感的表达方式，见证了时代的发展。所以解决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间隙问题，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之间是同生共构的关系[3]，尤其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作家和批评家，应坚持以人为本，致力追求真善美，
文学作品要反映人们的心声[4]，而文学批评也要深入社会实际，分析作品对照现实生活所存在的缺陷，并真诚地揭露出来，这样才能真正提醒作家，使作家进步。因为文学批评只强调作品对读者的娱乐性质，却忽略作品背后的消极因素，那就没有负起文学批评的真正责任，只是敷衍了事。但是，无论是文学创作者还是文学批评家，应建立一种对文学痴爱的态度，文学批评家由于痴爱文学，才不能容忍文学作品里的负面影响，而文学创作者由于对文学痴爱，才应该坦然接受文学批评家真诚的建议，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文学水平上真正地提高。
当我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文学创作应该积极地站出来，贴近实际，洞悉社会问题，参与时代精神的而构建。而文学批评也要介入现实，加强自身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以及对文学的理解，解析文学作品与现实的關系，帮助人们发现现实中的深层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洱.作为写作的文学批评[J].上海文化，2017（1）：103-127.
[2]毛郭平.问题·原因·对策——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J].西北民族大学报.2020（5）：182-188.
[3]毛郭平.“多元对等互动”视角下的文学批评[J].学习与探索，2020（2）：170-178.
[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信息：肖一诺，女，2000年10月，汉，湖南省衡山县人，大学本科，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文艺学等。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现代文学教学中“怎么教”问题是教师们在教学改革中实验最多、用力最为集中的方面，本文试图总结近三十年教学实践和有关教学论文作以梳理归纳，以期对现代文学教学的实践与改革有所启迪和帮助。
【关键词】现代文学 教学法
如果说“教什么”是教师们在具体的教学中首先考虑的问题，那么，“怎么教”这一为了达到既定目标、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则是教师们在教学改革中实验最多、用力最为集中的方面。这既如黄修己所反复“呼吁”的——“现代文学教学也要百花齐放”[1]，也如范志强所认定的——“相对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更为重要”[2]，更多的现代文学教师的探索与实验已经在他们的教学论文中留下了充分的证明。
就近三十年的主要教学论文来看，现代文学的教师们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繁杂而又多样。据初步统计，大约有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发现式教学、开放式教学、研究型教学、创造型教学、比较教学法、教师讲述分析法、师生共同分析法、学生讲析教师小结法、学生独立分析法、舞台演出法、诗文朗诵法以及电化教学、影视剧的播放、多媒体与网络的利用等20余种。如果按照它们在论文中出现的频率和教师们论述的深浅度来考察，比较具体、常见的则有如下六种：（一）启发式教学。它在杨占升的《改进教学漫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周筱华《以学生为主体探索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新思路》（《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等论文中曾经被多次提及，而又在曹安娜的《现代文学启发式教学的探索》中（《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而总括他们的观点，这种方法强调师生间的双向互补与互动，主张以疑问、询问、设问、反问或者课堂讨论的方式开展教学。（二）讨论式教学。这种方法与启发式教学紧密相连，它除了在上述曹安娜、周筱华的文章中被同时论述外，卫奉一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之浅见》（《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论文则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即它在包含启发式教学的师生间互动的情况下，更加强调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锋，并且，这种方法还要求教师应有对讨论内容的统筹安排，学生则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三）比较教学法。这种方法在王志明的《电影电视与现代文学教学》（《广西高教研究》1999年第2期）和上述卫奉一的文章中被从一般比较的意义上进行理解，他们要比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改编前后的异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本差异、同一时代不同流派的社团及其作家作品、同一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以及同一时代不同作家的作品等等;而田玲华的《比较文学方法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芦海英的《文学比较介入现代文学教学探析》（《淮海工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则把比较文学中的一些方法和思路借鉴到现代文学的教学中来，她们所强调的是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中外作家作品之间、同类主题不同作家的创作之间以及不同的人物形象之间的比较。（四）开放式教学。这种方法曾经在陆嘉明的《开放型交叉系统教学法初探——现代文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性思考和实践》（《苏州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中较早地得到了系统的论述，而后的梁丹译、姜彩燕等也都分别著文进行了大力肯定与提倡。从他们的表述来看，无论是“教学内容实行开放”，还是“思维方式实行开放”，抑或是“教学形式实行开放”，其实最根本的就是把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起来。（五）电化教学。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所谓“电化教学”，其实就是通过放电影、电视、录象或录音的方式來辅助教学，它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文学教学中被普遍地运用。王圣杰的《现代文学课的形象思维教学》（《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宋凤英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方法初探》（《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2002年第3期）等论文都认为电化教学具有形象、直观的特点，它既能够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也能够加深对现代文学原著的理解，同时还能够使课堂教学向课外延伸。（六）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比电化教学更为先进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它主要是利用以录音机、幻灯机、投影仪、电影、电视录像、计算机等设备所构成的“多媒体”制作课件进行教学。由于它能够集声音、视频、图像、文字、动画等各种信息于一体，因而在中国的计算机和因特网得到迅速发展的90年代末期以后，便很快被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各科教师所使用。对此，李柏青的《运用多媒体课件优化〈现代文学〉教学》（《琼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姜彩燕的《现代文学教学中的美感教育与历史认知》等论文都结合自己的教学进行了总结和探讨，并且，他们都认为多媒体课件具有简便快捷、内容丰富和形象生动的特征，既解放了教师，也解放了学生。
参考文献：
[1]黄修己：《现代文学教学也要百花齐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2]范志强：《从创新教育谈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近年来，史料工作日益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史料学转向”的呼声甚高。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新发动”，“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和方法路径主要有三：其一，转向史料（学）研究，开始具有自觉的史料意识并在借鉴中西史料学技艺基础上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其二，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新史料的发掘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拓新;其三，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实证传统回归。“史料学转向”有助于夯实学科基础，拓宽研究版图，反拨空疏学风，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新发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17ZDA279）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会带来研究视野的改变或产生一种新的框架效应。“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正有这样的作用。以往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重视多半止于其“资料”或“材料”价值;后来有学者提出“古典化”、“历史化”或“史学化”的构想，主要无非是对于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的规范、成熟的学风和方法的追慕。而“史料学转向”这种新的观念表达，则很好地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它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术话题，更可能带来一种真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
一、“史料学转向”：现象及概念
1990年代，随着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迁，整个学界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理论的建构与争鸣让位于学术化传统的赓续，重视史料爬梳、“从史料再出发”的学术趋势初现端倪，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新世纪以来，这种学术动向竟成兴盛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在这种大势所趋中渐生变化。
1991年《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曾組织“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刊发了张颐武等人的文章。① 作为对80年代马良春、樊骏等学者“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倡导的响应，这组笔谈较早地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设史料学的构想。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解志熙也曾提出过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与 “平常心”问题。此后，重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根基、操作规范的“古典化”等遂成为一种理想形态的学术诉求。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学转向”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方面，史料研究的论题被刘增杰、钱理群、杨义、黄修己、洪子诚、吴秀明、王尧、谢泳、李怡等学者不断申述和反复提及，他们或从史料研究的意义价值、文学史写作与史料叙述的关系等各个不同维度切入，呼吁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或身体力行，投身到具体的文学史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中去。一些曾经以理论思辨和前沿批评见长的学者，如程光炜、吴俊等也调整治学理路、转移研究重心，实现由批评家身份向史学家身份的转换沉潜，形成了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乾嘉学派”②。另一方面，一系列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等不同层次的项目基金也开始向史料学选题倾斜，以“文献整理与研究”、“史料数据库建设”为名的课题在数量上有显著增加。《新文学史料》、《史料与阐释》、《现代中文学刊》可谓史料论文专刊，《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也越来越多地刊发与史料相关的文章。有学者统计九家主流文学研究刊物在2007—2017年间刊发史料文章的数据趋势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在近十年间呈现稳步缓慢增长的趋势，从2007年的87篇上升至2017年179篇……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也呈现大致相同的趋势，从2007年的169篇上升至2017年218篇。”③ 上述现象充分表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视史料的研究倾向已然异军突起，并成为一个颇成态势和气候的潮流性现象，且影响和成果仍处于持续扩大的态势之中。
解志熙以“古典化”命名现代文学研究重史料、重学术规范的倾向。程光炜以“历史化”指称当代文学学科从批评状态向实证状态的转变，并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逐渐成熟和高水平化主要归功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化”，而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可以看得清楚的学问。”④ 郜元宝则以“史学化”概括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意识增强、史料研究兴盛的趋势，呼吁文学研究在“由文向史”、“由文向学”的转向之余，“牢牢抓住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演变的关系。”⑤ 2017年第10期《学术月刊》更是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聚焦》为题发表一组笔谈，首次以“史料学转向”一词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生的从“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学术潮流。这一概念后来又被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沿用。⑥
就“史料学转向”的命名组合方式而言，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书中以“语言学转向”一词来命名西方哲学界从关心理论和观念到关心语言的重大转折，后被广泛沿用至文学理论、美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图像学转向”等相类似的说法。所谓“转向”，往往指一种研究范式的变革性转折。从这种意义上说，“史料学转向”比“古典化”、“历史化”、“史学化”等概念内涵更深刻。但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究竟为何？至今尚无比较明晰的申述。笔者认为，“史料学转向”至少包含三重向度：其一是转向史料（学）研究，即研究重心转向史料工作，同时在技艺上借鉴中西史料学;其二是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发现新史料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等的拓新问题;其三是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实证传统回归。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使用“转向”一词，毋宁是将之视为一场学术“新发动”。它不仅仅是对于一种过往的，或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更指向未来，内含着对一种理想治学理路和学术形态的期许。
二、转向史料（学）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史料学转向”首先表现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开始有了一种史料敏觉性并普遍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即共同意识到史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奠基工程并在治学实践中投入这项工程。具体表现为史料的搜集、整理、汇编等工作开始得到普遍重视，且大规模和系统地展开;开始自觉地将文献史料学的方法（如目录、版本等）视为治学方法;开始在史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史料学学科的建设上进行探索。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我们会发现很长时间里，只有少数学者具有史料敏觉性，史料研究工作也多限于局部。如，现代时期，我们最大规模的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莫过于1930年代赵家璧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纂。最具史料敏觉性且努力于史料整理的学者莫过于阿英等少数人。50年代初，开明书店的《新文学选集》叢书、新华书店的《人民文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白皮书”、“绿皮书”等似乎是现代文学文献的系统出版，但其实另有建构新的文学规范、教育青年读者等目的，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献、史料的系统整理。不过，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开始启动。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也开始了较有规模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等。然而，随着政治、思想领域接连展开的批判运动，刚刚起步的史料工作又被迫中断。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批判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歪曲甚至伪造事实，以至“以论代史”的不良风气，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眼光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资料建设上来了”⑦。于是，史料工作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和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文学史资料汇编和丛书的相继问世;一大批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大量新史料的发掘及作家回忆录、传记、年谱的编撰;版本、校勘、考证等史料整理工作的稳步推进等，无一不在彰显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⑧。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编纂、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人参加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更是规模宏大、影响广泛。而桑逢康的《〈女神〉汇校本》、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等成果的出现，则标志着80年代的史料工作已逐步从史料汇编走向专著化。但此期的史料工作成绩和价值仍只为少数学者所关注和认可，多数学者都沉浸在方法热或理论、思潮的追踪之中。90年代，受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成绩反而大不如80年代。
新世纪以来，整个学界才有了真正的史料意识的觉醒，才真正有了向史料研究的转向，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共研文学史料的盛况，史料工作也实现了由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全面开花”。如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知识产权出版社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的重版）、《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孔范今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吴俊主编）等大型资料汇编丛书。史料学的建构也成绩斐然，如出版了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徐鹏绪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等专著。
所谓转向史料（学）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充分借鉴古典史料学或传统朴学的基本技艺。王瑶先生有言：“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⑨ 这是说传统的史料学技艺也应被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
首先，在史料的搜集、掌控上，要借鉴辑佚学和目录学技艺。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常须辑佚的技艺，但与古典文献学不同的是，现当代文学的辑佚主要针对的是“集外文”，即散佚在作家单集或全集之外的文字。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辑佚必须“先刊后书”，即先寻之于报刊，再寻之于他书。这种辑佚也表现出“发现”的曲折性，如需要通过笔名、文学广告等线索去搜辑佚文，同时需要结合考证学的方法，使辑佚免于简陋。目录学实为治学程序之首，现代文学的目录实践较之古典目录，范围应该更广，不只涉及书籍目录，更有报纸、期刊目录，图像目录等。但现代文学的目录形式则不如古典目录形式的多样性，往往有目无录。古典文献目录的功能更丰富，除了对书籍的整序之外，更涉及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知识谱系问题;现代文学文献目录更注重其情报信息功能，即倾向于对知识的控制和检索。所以，现当代文学目录实践还必须向古典文献目录传统回归，从而开拓其研究空间。其次，在史料的整理、鉴别上，要借鉴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技艺。现代文学版本的关注对象比传统版本学更广，除了书籍，还需关注报刊、电子文本等不同传媒载体。版本鉴别的聚焦点除了书刊中的正文本，还有图像、序跋、广告等副文本内容。研究的重心也从版本内容构成转向文本内容构成。校勘学则是文本细部的鉴别技艺，古籍校勘主要是复原性校勘，要求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多法并举;现代文学校勘则既有复原性校勘，更有汇异性校勘，而后者只需采用对校法和汇校法。由于现代文学校勘研究重心的转移，我们更应进行作家本人修改造成的异文的对校和汇校，甚至要关注与版本学相关的文本变异问题。再次，在史料的辨析和利用上，要借鉴辨伪学、考证学的技艺。现代文学史料中存在大量因盗印、剽窃、归属、虚构等造成的伪书和伪事，可借鉴和挪用古典文献辨伪中总结出来的“辨伪律”和辨伪法，也可以总结出适用于本学科的辨伪法，如利用作家手稿、作家自叙、文本互见等方法去辨伪。因为史料学或文献学的学科分支如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都需要考证，所以就不存在孤立的考证学，但也可以把考证学列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有独立的研究内容、规律和技艺等。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既可以吸收传统考据学的家法，更需要利用20世纪已经现代化的考证学技艺，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史料保障。
三、转向新史料研究
如果说“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从“非史料性”研究转向“史料（学）”研究，那么“转向新史料研究”则是史料学内部的转向，是史料研究自身的“学科突围”。这里的“新”不仅仅是史料内容的新，不仅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对陌生史料、稀见史料的利用和发掘，更意味着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拓新。如在研究对象上由传统的正文本、手稿、日记等常见史料形态拓展到副文本、拟文本、口述史料等新型史料形态;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沿用传统文献史料学技艺之外，加入田野调查、e考据等现代新型研究方法。
学术的发展往往与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宽密切相关。在近现代，史学界新史料的“四大发现”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促进了学术的大发展。傅斯年则在理论层面加以阐发：“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随着史观的变化、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史料的概念和范围也在发生变化，抱定历史不放，忽视新材料的价值，也会造成治学的局限。史家既要重视常见书和普通史料，也要注意发掘和利用新史料。”⑩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意识到了新史料的重要性，早在2009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就举办了以“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很多研究者在史料研究实践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对现代文学副文本史料的研究。传统的史料研究多关注文献的正文本部分，而副文本即正文本周边的辅助性文本因素从史料角度来说可能也很重要。当我们将环绕文本周边的这些副文本因素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就能为全面呈现历史现场提供了可能。“副文本具有天然的文献学背景，所以它又可以看作现代文学重要的史料来源地。” 副文本往往极具时效性地记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以其纪实性、真实性的特征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序跋多反映作家与作家、批评家、编辑、出版人的关系，涉及到作家参与的论争等，是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尤其是文事交际关系的重要史料;广告往往会介绍作品内容、特点、装帧、修改、版本、出版机构、发行人等信息，是研究作品生产机制、传播接受的史料依据。“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为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全新的史料园地，细化、深化了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除此之外，档案、作家检讨书、口述史料等也在近年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都丰富了史料来源，拓宽了史料边界。目前，仍有数目可观的作家日记、书信、录音和档案等史料未被系统整理，转向“新史料研究”的工作仍有探索的空间。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已不满足于袭用传统的文献学技艺，他们或是将旧方法赋予新含义，或是开启全新的研究视域，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投向更深广的文化背景，对作家、作品赖以产生的各种因素和历史关系做综合性分析，往往也推进了史料研究。张均从事的“本事研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范例。以往的“本事研究”多见于中国传统诗学研究领域，是研究特定原发性事件被文学作品所改写、增删、挪移、重组以建构新的文本世界的过程。张均将其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选择以真实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如《暴风骤雨》《红岩》《林海雪原》等），考据其叙事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探寻其最初的创作缘起和历史事实，细勘本事在进入故事的过程中经历的“凸显、隐匿和移动的叙事调整”，从而在“本事”与“故事”的异同比较中探寻叙事策略和因果机制，在“内”“外”联动、“考”“释”并举中实现文本叙事与历史语境的有效对接。这种研究当然不单纯是史料研究，但从史料学角度看，其实是开启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新领域。此外，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史料考订、程光炜的80年代文学史料的“考古式”研究等，都在史料研究取徑和方法创新上有所突破。
“新史料”转向还应面对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子史料问题。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数据库电子史料纷纷涌现，在为资料的搜集检索提供便捷的同时，也给史料研究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针对日益丰富的多样态史料，台北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于2005年率先提出“e考据”方法，在学界影响深远。他认为，随着图书出版行业的信息化发展，再加上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一个有条件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许已悄然来临。” 大数据使搜集资料的手段变得更加迅捷，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然而，对“电子史料”的各种局限也应该有清醒的认知。资料的丰富、检索的便捷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速效，但史料的丰富性、芜杂性与学者精力有限性的矛盾也因此越来越凸显。可以说，如何从海量、繁杂的信息中去芜存精，如何提升研究主体精准处理、运用史料的能力，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下史料研究工作的难点。电子史料的出现，对研究者鉴别史料真伪、判断史料价值、宏观加工处理史料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传统史料研究方法现代化和学科化改造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综合、分析和批判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大数据时代下的史料新变。
概言之，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侧面充分发掘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丰富潜质，开拓研究版图，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在新时代、新挑战面前，史料研究工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材料”的发现、甄别、整理，还应扩大史料视野，开拓史学边际，尝试新的方法，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文献资料的准确呈现、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
四、转向实证性研究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按照以往的学术理念，史料工作往往与文学史写作联系更密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则与史料无干。然而，在“史料学转向”的趋势下，严而有据、文则求实的实证性研究诉求应该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层面，乃至作为一种“方法”带来理论创新，即实证性研究可以成为整个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向和趋归。
一直以来，文献史料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及作用并不十分显著。批评注重时效性，向来以对当下文学热点的即时追踪和敏锐、鲜活的阐发见长。尤其是80年代，批评活跃，往往热衷于凭借西方理论和方法参与制造“文学的轰动效应”，在扩宽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使得在此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流于空疏浮泛。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批评化”的弊端显而易见。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混淆结果使学科性向批评性转移，变成在时间性当中唯新是举的追踪，结果是这一学科的话语规范和叙事规范始终没有被完善地建立起来。” 有感于学术失范与学风空疏，近年来，在“史料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许多研究者开始反思和调整，主动向实证研究回归。解志熙是较早尝试将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化用至现代文学文本批评中的学者。他认为，如果在研究工作中“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也就是说‘古典化’一些，倒可能有助于学科的成熟。”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批评性校读法”，认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固然需要批评家及读者的创造性想象与体会，但也不能脱离语言实际去穿凿附会、望文生义，而应该在文本精读、细读上下功夫，善于倾听作家的“话里”之音和“弦外”之意，才有可能对文本的意义乃至作家的意图做出相对准确的把握和认知。故而，他主张将考据、注释等传统文献学的“校注法”引伸入现代文学批评中，在比对校勘、里外互证中达到对文本的全面解读和价值评析。这种“批评性的校读法”对现当代文学的实证性研究很有启发：在保守的意义上，由于这种方法始终坚持对史料的高度把握和还原，注意文本语言意义的解释限度，因而“有助于预防各种主观主义批评的过度阐释以至于逞臆妄说”，弥补了空疏学风造成的游谈无根之弊;而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方法主张对文本上下文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并力图在揣摩特定文本的语言修辞策略基础上辨析作家的话里话外之音，“从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说的表面意义并突破单一文本语境的封闭性，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人里的分析。” 他的《考文叙事录》等著作正是这种实证性研究的具体成果。我们提出的“版本批评”，以考识作品版本本性为起始，在此基础上进入文本阐释视域，强调对文本的阐释与批评必须建立在对版本物质形态表征和内容构成特性的考察基础之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证性研究的取向。此外，商金林针对文本精读提出的“以献定文” 等观点，也是强调对文本的解读要有相应的史料依据，力图矫治学术研究中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主观主义批评风气。
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理论先导、以论带（代）史的风气。上个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建制之初，文学史编纂便被提上日程。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学史写作出现“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倾向，往往先预设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寻找相关的材料去支撑说明之。80年代，曾出现过一段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以论带（代）史的学术风气又有所回潮。只是这个“论”不再是当年的政治理论，而是西方文艺理论。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也多致力于在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评价阐释上作“翻案文章”，忽略了对史料的钩沉考证和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梳理。而要反拨文学史著述“重论轻史”、“理念先行”之风，重视史料尤为关键。在这方面，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材料与注释》，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於可训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等都堪称典范。这些文学史著作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发掘、爬梳、整理，占有尽可能详实和准确的文学史料，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对象产生的历史语境，并在史料的甄别比照、选择中构造出用史实说话的文学史线索和秩序。其意义正如於可训所说：“希望通过复活中国史学这种古老的著述体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学术重考据、重实证的朴学精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追求自身的科学性，构造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
转向实证性研究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的整体性嬗变，是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和回归，意味着学术研究日趋稳健与沉实。但也需注意，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彻底摈弃批评或者完全搁置价值判断，“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唯有做到多维互补，方能让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体性的批评激情和客体性的学理规范之间达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均衡。
“史料学转向”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在对传统朴学方法的辩证扬弃中进行文学史料的系统发掘、整理和考辨，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夯实学科基础;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是在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新变上锐意开掘，从而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宽版图，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转向实证性的研究则是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强调考据传统和学术规范，反对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有利于反拨批评化、即兴式的空疏学风，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质。因此，“史料学转向”不仅意味着现当代文学学科已进入“自觉历史化”的成熟稳健状态，也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场意味深远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这种学术发动将带来全新的研究契机和厚实的研究成绩。
注释：
① 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起点与机遇》;孟繁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史学的建立》;韩毓海：《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建设“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意义》，《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2期。
②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的研究为例》，《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③ 吴秀明、史婷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④ 程光炜：《主持人语》，《文艺爭鸣》2020年第2期。
⑤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⑥ 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⑦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⑧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⑨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⑩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张均：《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附录：《“e考据时代”的出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谢冕等：《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
解志熙：《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20页。
商金林：《现代文学文本精读重在以献定文》，《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於可训：《构建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编纂拾得》，《於可训文集》第4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
洪子诚、李浴洋、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马天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金宏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元明清文学是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采取分期综述、纵横对比、按体分类、以点带面的方式，可以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巩固教学成果，为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元明清文学;诗文;小说;戏曲;词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进入元明清阶段以后，与前期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等阶段相比较，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同。以上阶段的教学，从学科的属性来看，先秦两汉文学具有经史杂糅的特征;就文学的发展进程而言，魏晋南北朝文学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从文类的形态上看，唐宋文学最为成熟的当然是唐诗、宋词，其他文类尚处于萌芽或发展状态。因此，元明清文学以前，文学史讲授的重点是以诗文这两大文类为主。而元明清文学涉及到的作家作品众多，教学重点转入以小说、戏曲教学为主，学生需要课下阅读大量的经典作品，尤其是小说等作品的篇幅往往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这些知识。在元明清文学的教学安排上，一般来说，大多数高校的安排是一个学期，最多的是64课时，最少的则可能是32课时。因此，探讨元明清文学教学的新模式，如何高效完成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工作，就成为了中国文学史教学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是文学研究的三大领域。相比其他两个领域，文学史有其特殊之处，它含有文学和史学双重属性，其旨趣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将各历史阶段的重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发展大势系统而条理地呈现出来，因而讲授文学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既对毎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情况有所了解，又对中国文学创作的整体发展脉络有所认识，进而提升解析文本和文献的能力，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所以，如何向学生展示元明清近七百年作家作品、历史事件、文学思想、发展态势、经验教训等等，便成了元明清文学史教学的出发点。
一、分期综述：总论元明清文学的历史脉络
文学史研究是以历史的方法展开的文学研究，其研究的对象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因而兼具文学和史学的双重属性。编年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即按照时间顺序排比史料，在系年序列中再现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凸显历史面貌。贯彻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便是编年史的研究方法，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即为典范之作。其优势在于排比史料，以准确的史实，逐年展示文学史的连续性，从而在时间轴上展示文学史的连续景观。当然“系年”方法用在教学上肯定行不通，教材体例和教学课时都对此有比较明显的限制，但我们仍可吸取其精髓，将它改造成适合教学的模式。在讲授明代文学时，总论部分就运用了这种编年的方式，按照明代皇帝的年号将明朝近三百年的时间划分成若干期（有些时间短的年号就直接合并，时间长的年号还会分割），逐次详论每一期的历史大事、文化思潮以及文学风貌。这样学生对明朝的历史走向、思想变革等问题都了然于胸，反过来也促进了学生对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理解，为“知人论世”作好了一定的鋪垫。
经过这个过程，学生相当于沿着历史的足迹把明朝的文学线索清理了一遍，对明朝各个方面的文学状况形成一种综合认识，这是学生建构知识框架，在下一阶段的学习中理解更多的信息、记忆更多的知识以及提出更多问题的基础。这种以史的观念建构起的框架富有稳定性，因为它立足于过去的事实而不是某些时髦的理论，所以它是稳定的，不会因为研究风气的变迁而废弃;同时它又富有弹性，因为史的内涵十分丰富，各种现象都能通过史的视野加以观照，所以它是灵活包容的，运用它理解一些问题不会显得生搬硬套。反观现在的一些学生，在看待一部作品时，只知道机械地套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框架，不得要领，在这样的情况下，帮助他们树立这种历史框架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新的教学尝试需要从具体的细节做起，比如在讲授这一部分内容时，也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包括记忆明朝的年号，弄清各个文学家之间的代际关系，大体了解各文学家之间交游的情况，知道一些著名文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生活经历等等，这些虽然不是教材涉及的重点，但却是文学史上最基本的事实。如果学生不掌握以上基本内容，只是硬性记忆教材介绍的艺术特征来应付考试，那么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将毫无意义。
二、纵横对比：纳入中华文明史的整体框架
讲文学史要有时空大局观，讲某一个朝代，要能够在纵向上联系其前后朝代作对比，在横向上能将文学和其他文化领域的发展情况放在一起对照。
还是以明代文学为例，在讲到明代小说时，先带领学生回顾一下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的发展历程，这可以使学生意识到明代章回体小说形成的里程碑式意义。然后，简要介绍清代小说对它的继承和发展，说明明代小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这样，学生能以全面的历史眼光来看待明代小说，理解它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明发展的积极意义。这样一来，他们对明代的“四大奇书”有了更多的重视，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在学习具体作品时，能“瞻前顾后”，寻找这些作品与前代和后代小说之间的一些关系与传承，提岀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总体上看，这种大处着眼的讲授方式，与就事论事的传统讲授方式相比，在促进学生的思考方面更有实际效果。
同样的方式还可以用于明代戏曲及诗文的教学上，将其纳入中国戏曲史及中国散文史的大视阈中来讨论，甚至有些内容适当纳入古今文学演变的框架内讲授，比如明末的小品文，它的生命并没有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而停止，在20世纪初，它的价值又被周作人重新提出[1]，
并且成为了影响现代文学创作的一股重要思潮。讲述这类问题能够打通古今壁垒，有助于培养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以上是纵向的对比。在横向上我们也可以将文学和该时期的其他学术领域及文艺领域的发展状况进行对照。这种方式在明代文学的讲授中同样适用，因为明代是文学精神特别发达的一个时代，在各个领域都能看到文学影响的痕迹，通过论述文学和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也能使学生更好地认识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状况。比如，在总论明代文学时，便讲到了当时文学对经学、史学、子学的渗透，比如《诗经》的解读趋于文学化[2]、演义历史成为新的风尚[3]、
评点诸子散文的书籍大量产生等现象[4]，使学生对当时整个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风气都有了大致的了解。
三、按体分类：归并教材各章节的同类问题
现在通行的文学史教材在介绍明代文学时，多是将明朝分成前中后三期，然后又将各期分成若干章节，对其中的主要文学家及文学作品进行详细论述。这种体例很适合文学史的编写，但在教学时也没有必要完全地墨守成规。适当调整教材的章节、依据文学体类而非历史分期进行讲述，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依据文学体类来对作品进行分体介绍，能够使文学史上一些争讼的问题显得更加明晰，各体文学发展的脉络更加清楚。明代文学根据体裁可以分成诗文、戏曲、小说三类，将这三类分别讲述，各自的侧重点又有不同。
例如诗文部分，主要是集中介绍明代各个时期诗、文两个方面文艺思潮的变迁，指出各个流派之间的同异、因革的关系。这依据的是一种线性的思维，目的是给学生呈现出延绵不绝的诗文发展图景。
对于戏曲部分，则釆用了以点带面的讲述方式，以《牡丹亭》这部伟大的作品为中心展开，其他的内容则如众星拱月围绕着它。明前期的戏剧是作为《牡丹亭》的铺垫而讲述、汤显祖的其他作品是作为《牡丹亭》的参考而介绍，还有之后的沈汤之争、临川派后劲作品都是作为《牡丹亭》的对照来分析。由此以《牡丹亭》这个中心引出了整个明代戏曲的大体面貌，学生既深入了解了《牡丹亭》，同时又对戏曲史有大致认识。
至于小说部分的讲述，也很适合采用这种分体介绍的方式。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明代小说是一代之文学，受到极大重视，因此习惯的讲法是把每一部作品专门列为一个专题来讲，以便使学生对这些名著能有更深刻的体悟。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对这种安排做了改动，在介绍明代章回体小说时，将当时“四大奇书”——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合并一处综论。即从这四本书中提取出若干个共同的问题，在每个问题下，对四大奇书进行比照，体现它们之间的异同，显示出随着时代变迁章回体小说形态不断成熟的轨迹。比如，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这个问题上，一般的讲法都是按照教材上的分析，拈出小說中的塑造的人物形象，结合具体的文本加以分析，其遵循的一般思路是文学理论中强调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安排下来固无不可，但是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甚至会陷入讲故事的泥潭，无形中浪费了大量的课时，而学生在实际的学习中收获不大，甚至因为教学理念的同一化导致文本分析的重复，使学生产生厌倦之感。鉴于以上情况，笔者按照写作时间的顺序依次讲述四大奇书的相关内容和各自的人物刻画手法，展示出从元末《三国演义》性格单一的人物形象到明末《金瓶梅》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这一发展历程，使学生对明朝三百年间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笔法的进步有了更直观的体悟。正是抓住人物形象与小说笔法的演进这一核心，四大奇书之间就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四部小说名著，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激发了学生探究的兴趣，节约了讲授的课时，为其他教学内容的安排腾挪出了更多的时间。其他方面，笔者还归纳了一些问题，如虚实关系的处理、整体结构的安排、具体情节的叙述、审美旨趣的倾向、语言艺术的特色等，也都是依照这个思路进行讲述，从而将四大奇书艺术特色的各个方面都囊括殆尽，学生不仅加深了对每部作品艺术风格的认识，也形成了对明代小说发展的整体印象，达到了融会贯通的效果。当然，将四大奇书合述仅适用于对艺术特色的介绍，在涉及每部书的形成过程、思想内容等方面的时候，还是要将它们分开来讲解的。
需要指出的是，纯粹的分体介绍相比于分期介绍也有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它割裂了同一时期各种文体发展的相互联系，难以对某一个时期整体的文学发展状况全面观照。不过，上文已指出，在教学时，我们一开始就对明代作了历史、文化以及文学方面的分期综述，使学生预先具备了相关的历史知识，这可以弥补分体介绍的不足。因而，采取上述教学安排的前提，需要重视明代文学总论部分的讲授，这与先秦两汉文学的讲授明显不同。因为先秦两汉文学的文本对学生来说，阅读的难度较大，因而笔者在讲授的过程中，采取的是先分后总而不是先总后分的方法，即先从具体的作品和文献入手，细读文本和文献，获得感性认知，然后反过来再加以总结，升华总论的内容。总之，教无定法，我们要积极调用各种线索串联文学史知识，并把它们传递给学生，从而使学生认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形成自己的知识框架，汲取各种知识信息，达到对中国文学史理解上的融会贯通。这是我们讲授文学史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四、以点带面：凸显文学创作的历史语境
任何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语境，“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也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而展开的具体的文学批评方法。
以元代文学为例，从蒙元王朝1234年立国，到1368年被朱元璋的义队军推翻，经历了134年的历史。在这一段历史的文学进程中，元代文学的审美情趣迥异于传统的“温柔敦厚”而一变为“自然显畅”，其中的答案，只能从时世推移的沧桑巨变中寻求。又比如，传统的文学批评中一般认为“诗庄词媚”，而曲的当行本色是什么？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蒙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流、文人地位的下降、戏剧的“自娱”与“娱人”需要，皆是构成元曲“自然”审美风格的原因。再比如，元曲中出现了〔唐歹合〕〔拙音速〕〔阿忽合〕等曲牌，也是多元文化交流、少数民族音乐进入中原的结果。
在清词和清诗的教学部分，由于文学史教材中对于清诗、清词部分的介绍比较有限，而诗词乃是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笔者在文学史教材的基础上，布置《清词史》《清词丛论》《清诗史》《清诗流派史》等专业书籍作为课外阅读的内容，有利于学生了解文学史的宏观背景。
在文学史教学中，面对朝代更替，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历史分期与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朝代的更迭没有使文学史呈现出截然的一刀两断的面貌与风格，然而每一次更替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方向。如前所述，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对明清易代大背景作出历史脉络的梳理，对整个清朝的诗词作整体的讲述，描述其异于其他朝代的特点，注重纠正学生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譬如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长期灌输中，很多学生会认为长篇小说是清代文学的代表，而清词是清代文学的末流，没有多少可观之处，甚至很多研究生也抱持这样的观点。而事实上无论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清词都足够与宋词双峰并峙，而这正是教学中应该致力矫正的方面。在纠正一些常见的错误观念时，需要给学生呈现文献证据，对于历史人物的分析，也尽可能让学生直观感受到不同的评价。尤其对钱谦益等被清廷打上“贰臣”标签的诗人，须结合他们的诗歌作出说明，客观公正的历史观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
遗民诗人群体是清初一个庞大的士人集体，在这个大集体中又包含了许多小集体，且不同集体的诗作也带有其自身特点。而教材因为篇幅原因，会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清诗的“神韵”“肌理”“格调”“性灵”四大诗派，忽视了对遗民诗人群体的关注。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区分、了解遗民诗人群体，笔者对南宋末年与明末清初的两大遗民群体进行了对比。随着时代的发展，对遗民群体的评价也必然会出现变化。在这一环节，让学生细读作品进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体会当时作者的遭际与抱负，从而对原有的价值观念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
五、余论
维果茨基认为，在学生原有的知识基础上，借助他人的指导可以解决超出自己原有水平解决问题，这个潜在的能力发展区域就是最近发展区[5]。虽然这个概念是在儿童认知领域提出的，但在具體的高等教育教学中也同样适用。因为它同样反映了教学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关系，教学促进发展，教学应该走在发展的前面，而不是在学生已知的领域中打转。该理论阐明了个体心理发展的社会起源，突出了教学的作用，同时也彰显了教师的主导地位以及教师在教育中不可代替的引导作用。在这样的教学观念下，既需要考虑到学生的现有知识水平，又需要适当提高知识难度。在讲授清代诗词的过程中，兼顾学生的知识接受范围，又适当加以扩展、联系、比较，提升学生对清代诗词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受到戏说历史和流行影视的影响，学生对稗官野史体现出较大的好奇心，出现史实不清、评价随意的倾向，这在教学中是应当加以矫正的。
总之，相对此前其他历史阶段的文学史教学，元明清阶段的教学内容明显增多。如果按照教材内容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将难以在规定的教学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遑论保证教学效果。因此笔者对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作了一些初步探索，还很不成熟，祈请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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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98-404.
[4]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483-512.
[5]麻彦坤.维果茨基与现代西方心理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60.
[责任编辑：陈立民]
文学学术论文范文第5篇
2014年10月，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和文化学者吉狄马加获南非“2014姆基瓦人道主义奖”，并被授予“世界性人民文化的卓越捍卫者”称号。颁奖词中称，这是为了表彰他在诗歌艺术领域的卓越造诣和在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此奖曾授予纳尔逊·曼德拉和劳尔·卡斯特罗。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吉狄马加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为土地和生命而写作”，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引领和推动国际诗歌创作发展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其奠基性、开拓性和创造性贡献世人公认，获此殊荣，当之无愧。他在颁奖仪式书面致答辞中强调：“我将把这一崇高的来自非洲的奖励，看成是你们对伟大的中国和对勤劳、智慧、善良的中国人民的一种友好的方式和致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南非人民对抗殖民主义侵略和强权的每一个时期，都坚定地站在南非人民所从事的正义事业的一边，直至黑暗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如果说荣获“姆基瓦人道主义奖”能充分说明吉狄马加与非洲最紧密的精神联系，那么他的获奖答辞则清楚地指出了自己获奖的基础和前提，是我们考察他与非洲紧密精神联系时应当深思的。
情系非洲“黑人兄弟”
吉狄马加1985年24岁时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即获得国家级诗歌大奖的《初恋的歌》，就有不少直接或间接书写非洲的篇什，其中1983年写的《古老的土地》，30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和诗人的高度评价。“我站在凉山群峰护卫的山野上，/脚下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片埋下了祖先头颅的土地。/古老的土地，/比历史更悠久的土地，/世上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土地。/……我仿佛看见黑人，那些黑色的兄弟，/正踩着非洲沉沉的身躯，/他们的脚踏响了土地，那是一片非洲鼓一般的土地，/那是和他们的皮肤一样黝黑的土地，/眼里流出一个鲜红的黎明。”这首诗真实生动地描绘了非洲人民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活力，把他们生活的沉重、不屈的奋斗和美好的梦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的最后写道：“古老的土地，/比历史更悠久的土地，/世上不知有多少这样古老的土地。/在活着的时候，或是死了，/我的头颅，那彝人的头颅，/将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热爱世界上所有“古老的土地”，不论生与死都在头颅“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当然会打动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包括非洲“黑人兄弟”。作品问世不久，吉狄马加在接受埃及《十月》杂志记者泽西拉·比耶利博士访问时，又应比耶利的要求，专门朗读了这首诗，于是埃及和非洲各国人民迅速地听到了中国诗人的心声，感受到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灵犀相通，中国梦和非洲梦有共同性。进入21世纪后，这首诗在国外以不同的语言文字传播，引起了更广泛更强烈的反响。亚非拉和欧美诗人不时提到这首诗，因为诗中不仅表达了对“黑人兄弟”的深情厚谊，还表达了刻骨铭心的“人类友爱”。正是这种博大的“人类友爱”，缩短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灵距离，这首诗才引起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普遍共鸣，并成为世人公认的经典。
非洲人杰地灵，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现在非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面临不少本土性和全球性问题。吉狄马加始终情系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及“黑色兄弟”的福祉，并写诗分享其欢乐，分担其忧愁。
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面临着精神信仰的缺失和物质主义的侵蚀，许多独特的本土元素逐步消失了，吉狄马加为此曾再三写诗表达忧思。如《最后的酒徒》：“你的血液中布满了冲突/我说不清你是不是酋长的儿子/但羊皮的气息却弥漫在你的发间/你注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草原失去的影子/会让你一生哀哀地嘶鸣。”2007年8月《南方周末》记者问他：“酋长”、“羊皮”、“精神病患者”这些词对一个彝族诗人意味着什么？他说，“精神病患者”是一个象征，指人类现代化过程中“自身的精神失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恐怕全球都如此，彝族也不例外，很多值得留存的东西、个性的东西开始泯灭了。”接着他又援引高尔基的话说：“非洲死一个部落酋长，相当于在欧洲毁掉一个博物馆，这无疑是一件最叫人心痛的事。”中国彝人一一非洲人一一全人类，都面临“精神失衡”，这是被美国评论家称为“中国西部一位伟大灵魂”的诗人无法消除的心结。2007年吉狄马加写的另一首诗《我听说》，也心忧如焚：“我听说/在南美安第斯山的丛林中/蜻蜓翅膀的一次震颤/能引发太平洋上空的/一场暴雨/我不知道/在我的故乡大凉山吉勒布特/一只绵羊的死亡/会不会冻醒东非原野上的猎豹/虽然我没有在一个瞬间/看见过这样的奇迹/但我却相信，这个世界的万物/一定隐藏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前面一首诗担忧非洲精神“失衡”，文化个性“泯灭”；后一首诗则以自己故乡绵羊的“死亡”和东非猎豹能否“冻醒”为喻，同样沿着中国彝人一一非洲人一一全人类的诗学思维路线，表达是对中非和全球物种消失、生态失衡的焦虑。非洲战火绵延，暴力不止，饥饿和瘟疫时刻威胁着人类，因此吉狄马加在《科洛希姆斗兽场》、《鹿回头》、《回望二十世纪》、《那是我们的父辈》等许多诗篇中不断呐喊，呼吁结束战争、停止暴力、解救被饥饿、瘟疫和艾滋病逼到死亡边缘的人们。“我知道科洛希姆斗兽场/可以容纳六万观众/他们在那里欣赏/杀人的欢畅/我知道这不是远古的神话/丧尽天良的杀戮/亘古以来就从未消亡/从波兰平原库特诺的焚尸炉/到如今黑种民族/在南非遭受的屈辱”，“我将我的脸庞/贴在科洛希姆斗兽场的/老墙上/当刀剑的撞击停息/当呻吟再没有回响”；“……非洲的饥饿直到今天还张着绝望的嘴/我曾相信过上帝的公平，然而在这个星球上/还生活着许许多多不幸的人们/公平和正义却从未降临在他们的头上。”这类让人读后难以抑制惊悚、震撼、愤懑的诗性画面，蕴藉着博大的人类之爱，也显现了对非洲人民无比强烈的兄弟之情。
高度评价非洲现代文学及“黑人性运动”
原始、奇异、破碎、危险等，是世人对非洲的基本想象；非洲文明、文化、文学落后于世界潮流，几乎是包括文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识。由于长期受西方文学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当代作家对非洲文学所知甚少乃至无所知者比例较大，知之较多认识较深者比例很小，因此在“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这类图书里，谈西方文学者比比皆是，谈包括非洲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者寥若晨星，报刊上关于非洲文学的文章历来罕见。吉狄马加进入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层之后有意改变这种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已成为中国文学创作领域对非洲现代文学最关注、最了解，也对介绍和评论非洲现代文学最热情、最给力的作家和文学领军人。在吉狄马加大约20部著作中，诗集里有许多关于非洲的诗歌，诗文集、演讲集、访谈及随笔集里有大量介绍和评论非洲文学的文章，其中介绍和评论非洲现代作家作品的文章最多。因为他的评论是在全球化演进、现代化嬗变和世界文学潮流起伏消长的大背景上立论的，所以话语中表现了吉狄马加特有的大视角和大气度。他的评论全面、新颖、深刻，给人以闻所未闻的感觉。这对纠正当代文坛漠视非洲文学的错误倾向，扭转众多作家对非洲文学认知缺失的局面，引导广大读者阅读非洲文学作品和扩大世界文学视野，以及推动中外文学交流与对话，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世纪伊始，吉狄马加在2001年第三期《世界文学》上发表重要文章《寻找另一种声音》，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外国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以此文题目为书名，推出“我读外国文学”专集，收录文章37篇，作者有莫言、贾平凹、刘心武、余华、张炜、苏童、冯至、袁可嘉、郑敏、海子、王小波、于坚等36位，无一不是名家。他们文笔从容，文章质地厚重，反映了当时中外文学交流的最高水平。但是名家们大多谈的是读西方文学的体会，谈非西方文学者少，谈的内容也不过三言两语。莫言、残雪谈及拉美文学，吉狄马加之外，没人谈非洲文学。36位作者中既谈西方文学又谈非西方文学，而且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评论非洲文学与拉美文学者，是吉狄马加。吉狄马加文章中表现的世界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观念，以及对非洲文学的评论，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文坛上堪称空谷足音。其要点有三：第一，吉狄马加认为，世界文学“是世界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文学”，不同国度和种族的文学大师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奇迹”，使人们“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他们不朽的作品，也成为人们“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吉狄马加对世界文学这种认识超越了西方文学中心论，他对文学认识价值和精神意义的把握也是十分正确的。第二，吉狄马加高度概括了黑人现代文学对非洲大陆划时代的贡献和对世界不同文明应当共存互鉴的启示作用。他说：“黑人现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不少黑人作家的作品，今天已成为世界人民“公认的经典”，这些作品“把一个真实的非洲和黑人的灵魂呈现给世人”，使人们懂得“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可替代的”，从而“更加关心别人的命运，关心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共存。”第三，吉狄马加特别推崇出生于马尼提克岛的诗人塞泽尔和出生于塞内加尔的诗人桑戈尔，盛赞他们提倡的“黑人性”运动，认为他们摆脱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从黑人文化中吸取灵感，把源于他们祖先流传的神话历史，神圣语言以及残酷的现实生活，都完整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世界，在短暂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了一个现代神话”，对世界上一切弱势群体的文学如何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示范”。他说，自己阅读桑戈尔充满祖先的精神，语言仿佛是非洲祭祀梦呓和祈祷一样既感亲切又感有无穷生命力的文学，“就像一股电流穿透了我的全身”；他还说，阅读被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的阿契贝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的作品，也曾给他“难以估量的影响”。显然，吉狄马加对于误解非洲但不固执己见的人们来说，仍旧有不少启示性。
近十年间，吉狄马加的非洲情怀上升至更高层面，他同非洲的精神联系更为紧密，推动中国和非洲文明、文化、文学的交流互鉴更加不遗余力。单看其演讲，就能证明这种趋向。他2005年11月9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漫谈我的文学观与阅读生活》，2008年10月16日在“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当代世界语境下的中国诗人的写作》，2009年7月10日在中韩作家对话会上的讲演《中国西部文学与今天的世界》，2009年11月23日在鲁迅文学院的演讲《多元民族特质文化与文学的人类意识》，2012年8月10日在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圆桌会议上的演讲《我们的继续存在，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都一再谈论非洲，对非洲文明、文化、文学的论述比以前更全面、更充分、更深入。他谈论非洲现代文学，是站在21世纪这个时代的高度，以全球视野和人类意识观察思考问题的，不像一般作家和诗人那样局限在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等层面；而身为作家与诗人，他评论非洲现代文学，又特别看重黑人精神和黑人心灵的创造性表达，关注文本的精神性、心灵性、地域性和民族性。从上述演讲中可以看到，他对非洲现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感悟和认知，特别是对非洲现代文学世界意义和人类学民族学价值的分析、理解与评说，不少方面超越了有关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其中在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圆桌会议上的演讲就是典型的例证。这篇演讲题为《我们的继续存在，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为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心内容是论证世界土著民族、土著文化和土著文学的“继续存在”对当今人类解救危机和世界减少灾难的伟大意义。其中，最关键的话语就是从非洲诗人艾梅·塞泽尔说起的：“伟大的马提尼克诗人和政治活动家艾梅·塞泽尔呼吁以‘历史权利’，来进一步关注土著民族的文化传承，他所提出的‘黑人性’，无疑是非洲以及世界黑人文化复兴运动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石。艾梅·塞泽尔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启示，那就是我们必须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的权利’，为真正实现和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文化多样性而付诸行动。从21世纪开始以来，将多样性当做一种现代性的象征来用已经成了人类的普遍共识，或者说成了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一种具有道德精神的基本原则。可以说，今天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域的各个古老民族的存在和文化延续，将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因为我们曾长时间缺乏对不同文化和传统的理解及尊重。”中国的世界文学史，有的根本没有论述塞泽尔，有的只作了简单介绍，吉狄马加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对塞泽尔及其倡导的黑人性文化复兴运动作如此崇高的评价，可以说“史无前例”，是多重意义上的超越。如果我们知道吉狄马加2012年还创作过专门献给塞泽尔的诗篇《那是我们的父辈》，读过“塞泽尔，我已经在你的黑人意识里看见了/你对这个世界的悲悯之情/因为凡是亲近过你的灵魂，看见过你的眼睛的生命个体/无论他们是黑种人、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会相信你全部的诗歌/就是一个离去和归来的记忆……”读过这种充满崇高诗情和深邃历史哲理的诗句，我们对非洲现代文学的认识，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当然还有吉狄马加与非洲精神联系的认识，就必然更全面更深刻了。
献给纳尔逊一曼德拉的诗蕴藉着高尚而深邃的精神意义
在世纪之交有关非洲的诗歌中，吉狄马加的《回望20世纪——献给纳尔逊·曼德拉》是一首大诗、奇诗，富有探索性和独创性的好诗。它在人类几千年历史的坐标上，书写当今世界100年的历史，向世界发出了黄钟大吕般的声音。作品以“你（指20世纪）好像是上帝在无意间遗失的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为总体隐喻，通篇都是“世界太息”和“世纪太息”，其中也包括对非洲人民遭受殖民统治时期悲惨命运的感喟，对非洲黑人土著文化相继消失的嗟叹。此诗的副标题“献给纳尔逊·曼德拉”，寓有深意。曼德拉是世人公认的非洲黑人解放运动领袖，非洲各族人民反抗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伟大旗手，也是20世纪人类精神的代表。纳尔逊·曼德拉这个名字已经是一个不朽的符号，以“献给纳尔逊·曼德拉”为副标题，增添了诗的内涵，扩大了诗美空间，既凸显了非洲人民数不尽的历史灾难和艰苦卓绝的抗争，也彰明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潮和人类的崇高精神。《回望20世纪》70多行，用“我们”10余次，把“你”作为“20世纪”代称用了30余次，这种写法让时间获得了生命，在诗里形成了对话机制，同时也激活并贯通了文路，使全诗情思浩荡、大气淋漓。“你为了马丁·路德·金闻名全世界/却让这个人以被别人枪杀为代价/你在非洲产生过博卡萨这样可以吃人肉的独裁者/同样你也在非洲养育了人类的骄子纳尔逊·曼德拉/你叫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倒塌/你却又叫车臣人和俄罗斯人产生仇恨/还没有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真正和解/你又在科索沃引发了新的危机和冲突/你让人类在极度纵欲的欢娱之后/最后却要承受艾滋病的痛苦和折磨/你的确认人类看到了遗传工程的好处/却又让人类的精神在工业文明的泥沼中异化而死亡……”这首诗内容与全球五大洲相关，与非洲的现实困境和精神危机当然也有切实联系。其文本的话语系统蕴藉深厚，极富张力，表达总在显现与隐藏、有解与无解之间，艺术天地极大。作品并没有舍弃形象意象隐喻象征，同时又把20世纪众多矛盾对立的人或事并置，构成历史悖论，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对抗对撞中呈现百年的历史哲学，从而激发人们的想象与思考，使读者在情感和理智上得到提升。把非洲“吃人肉的独裁者”博卡萨和非洲养育的“人类的骄子”曼德拉比较对照，其思想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认识非洲和世界的复杂性，正可由此进入。面对20世纪数不清的历史悖论，如果读者深入思索，从曼德拉身上就可以找到不少解惑的突破口，看到人类历史的光明面，并且以正确的姿态面对21世纪。
2013年12月5日，纳尔逊·曼德拉逝世，全世界都为他逝世而哀伤，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深切地悼念他，几十亿人民以数千种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悲痛。吉狄马加的方式是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在几天之后写出了出于自己灵魂深处的诗句。这是一首长诗，2013年12月10日，即世人向曼德拉遗体告别之前问世，题目是： 《我们的父亲》。在吉狄马加心中，曼德拉是我们在精神上永远不会死去的父亲，他伟大的人格和巨大精神力量超越国界、种族以及不同的信仰，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对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体系的重构，从而为人类不同种族、族群的和平共处开辟出更广阔的道路。“我仰着头——想念他！/只能长久地望着无尽的夜空/我为那永恒的黑色再没有回声/而感到隐隐的不安，风已停止了吹拂/是在一个片刻，还是在某一个瞬间/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通往天堂的路口/似乎刚刚转过身，在向我们招手/脸上露出微笑，这是属于他的微笑/他的身影开始渐渐地远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灵魂的安息之地/那个叫古努的村落，正准备迎接他的回归……”这是长诗的开篇，用高视角和大视境，写非同寻常的悼念：仰着头长久地望着无尽夜空的想念。然而“永恒的黑色再没有回声”，不经意间“他已经站在通往天堂的路口”，出神入化的描述，凸显了一种中外诗人都在孜孜追求的“神性”，但是吉狄马加追求的这种“神性”，不是属于上帝们的那种“神性”，而是人类尊崇的一种“精神”或“精神性”。你看，那个已经站在通往天堂路口、我们无限想念的人在向我们招手了，而且脸上还露出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属于他的微笑”。可以说，这样开头是神性、人性、诗性的变奏与交响，汇合着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亿万人民群众的无比悲伤与无限崇敬。法国一位文学评论家说，“吉狄马加是一位伟大的讲故事的人。我们信他的故事，我们跟随这些故事，尽管它们是悲剧性的。也正因为它们是悲剧性的。在今日诗歌中拥有故事的敏感，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天赋。”这段话在吉狄马加《我们的父亲》中，也得到了印证。在富有神性的开篇之后，吉狄马加就开始给我们“讲故事”了——从“一个黑色的孩子，开始了漫长的奔跑”讲起，讲“这个有着羊毛一样有着卷发的黑孩子”怎样“沿着他选择的道路”百折不挠地前进，怎样面对“监禁、酷刑、迫害以及随时的死亡”，怎样“带领大家去打开那一扇名字叫做自由的沉重的大门”，怎样“九死一生从未改变”、“始终只有一个目标”，怎样坚信“爱和宽恕能将一切仇恨的坚冰溶化”，最后达到目标时又怎样“用平静而温暖的语言告诉人类——忘记仇恨！”这的确是一个故事，不过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一个顶天立地受到全人类敬爱的人类精神领袖的故事，而吉狄马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极为充分地运用了他已操练、创造了30多年的“吉狄马加诗学”，把这个故事从头至尾由外到内彻底地精神化、心灵化、审美化了。应当说，30年来每一阶段都有不少“标示当代诗歌等高线”、“写得足够大气、诚挚、灵动，充满抒情汁液”（唐晓渡语）的吉狄马加，这些年来还有不少“超越”了“当代诗歌等高线”的好诗、奇诗和大诗，本文论及的《回望20世纪》、《那是我们的父辈》和这首《我们的父亲》，都是这样的诗篇。
诗歌阅读广泛的读者，读吉狄马加悼念曼德拉的诗时，也许会联想到美国诗人玛雅·安杰卢同一时期悼念曼德拉的诗。安杰卢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黑人女性，美国民权运动的知名人士，卓有成就的美国作家和诗人。作为美国黑人女诗人的杰出代表，她1993年曾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诗歌，轰动一时。2013年12月6日，即曼德拉逝世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段时长四分四十秒的录像，内容就是安杰卢“代表美国人民致纳尔逊·曼德拉的颂诗”。此诗题为《他的日子结束了》，开篇为“他的日子结束了”。/结束了。/消息乘着风的翅膀而来，/不愿驮起这份重负。/纳尔逊·曼德拉的日子结束了。//消息传到我们美国，/不意外，可还是不想听到。/我们的世界突然变得黯淡，/我们的天空铅一般沉痛。//他的日子结束了。//我们看见你们，南非的人民，无言地站立，当那最后的门猛然关闭，/再不会有旅人归来了……”全诗也歌唱了曼德拉的伟大人格和精神力量，赞颂了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功绩，表达了对人权、自由、和解、宽容的肯定和热望。两首长诗各有千秋，然而两位诗人在历史观、文化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上的差别也明显或隐蔽地活跃在字里行间，甚至同用“人权”、“民主”、“自由”等词汇，所指也大为不同，需要细心解读。要而言之，安杰卢是以美国为中心视角的，吉狄马加采用的却是中国——非洲—世界共同视角。诗的标题《他的日子结束了》和《我们的父亲》，差异是极为明显的。诗行中的话语差异更明显。按血统说，黑人安杰卢与曼德拉同源，但其诗“他”字连篇，“这里，在美国，我们……”成为标准句型；而吉狄马加笔下，“我们的父亲”却不曾离口，这不是故意做作的称谓，不是矫情，与“黑人兄弟”、“我们的父辈”称谓一样，都表现了特殊的亲情，带有诗人的血温。称呼之内，有文化身份与写作立场问题。“曼德拉是我们在精神上永远不会死去的父亲”，是说曼德拉精神不仅属于他个人和南非，也属于我们中国人和全人类，不仅属于过去和现在，也属于未来。总之，吉狄马加《我们的父亲》是吉狄马加创作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很有可能成为世界诗坛悼念曼德拉诗歌中的经典，因为它不仅表现了中国诗人吉狄马加与非洲的精神联系，也表现了中国人——非洲人——全人类之间的精神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