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课程论文范文第1篇
开放经济系统中资源的流动规律决定了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保险的脆弱性,地方农业保险公司可以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效地结合,对资源进行再配置,促进农业与非农业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农业经济系统效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本文结合我国国情,分析了目前建立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可行性和障碍,进而对建立地方农业保险公司提出了设想和建议｡
[关键词]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地方农业保险公司;资源再配置
王建伟(1971—),男,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站博士后,湖南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金融管理､保险与精算｡(北京410079)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4AJY007)､湖南省社科联科研项目“我国中小保险机构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603020C)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农业保险①,具有分散农业风险､稳定农民收入､为农业信贷提供“担保”､促进农业产业化､均衡收入再分配､提高国民整体福利等功效,同时也是WTO规则支持农业发展的“绿箱”政策之一,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将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也越来越为理论界和决策部门所重视｡然而,在我国的社会风险补偿体系中,农业保险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鲜有成功的案例｡此前,很多学者通过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模式提出了若干构想,其共识在于农业保险必须要有国家政策支持,并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对于具体应该实施什么样的农业保险组织制度并未达成一致｡本文拟从开放经济系统中资源流动的规律出发,通过将市场“无形的手”与政府“有形的手”有机结合,深入研究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构建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为其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一､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构建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必要性分析
所谓“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主要指的是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之间(以农业和工业为代表)的部门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形成的“地理上的经济二元结构”｡我国农业保险即处在这样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下面我们从资源流动的规律分析当前“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发展地方农业保险的理论意义｡
(一)封闭/开放状态下的资源流动与农业保险的脆弱性分析
在封闭的农业系统中(如图1),地区间的资源流动②处于相互孤立的状态｡此时,由于缺乏资源流通,农业生产力的低下造成农民的可支配剩余收入很少,使其难以建立庞大的农业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有限,农业生产和再生产的系统崩溃风险较大,农业安全的脆弱性十分突出｡与封闭系统相比,开放系统中(尤其在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资源的自由流动将进一步降低农业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农业保险经营的脆弱性进一步加剧｡
由于开放系统中资源､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并遵循市场化原则通过“无形的手”的作用来配置资源,从而导致资源和要素自然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和地区(如图2､图3)｡这使得农业保险经营的脆弱性相比封闭系统更加突出,保险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首先,在市场“无形的手”作用下,资源将持续不断地流向非农系统和发达地区,造成农业保险基金不足,人才流失,最终导致农业保险的资源不足,补偿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实现｡其次,农业保险参保主体出现较高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统一缴费制度下,发达地区缴纳的保费多而赔付少,欠发达地区缴纳的保费少而赔付多,从而使得发达地区的农户丧失投保积极性,而欠发达地区的农户产生依赖性甚至不道德行为｡最后,商业保险公司的趋利性决定其不愿进入如此低效的保险市场｡
我国农业保险的特点表现为:风险发生地域广阔､保险标的分散､农户保险意识较低,以及高风险､高赔付等,这导致保险经营的收费､核保､理赔等工作相比城市中的保险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之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受到限制,单纯的农业保险利润空间相对狭窄｡因此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商业保险公司往往选择不进入或退出市场｡
基于以上原因,在片面遵循效率原则的情况下,农业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更加明显,这使得农业保险的脆弱性进一步恶化,保险的经济“调节器”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整个农业系统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二)政府“干预”下资源的再配置与农业保险稳健性的增强
1.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政府“干预”资源配置可以增强“扩散效应”｡开放系统中,资源自由流动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使得各种经济要素向发达的非农系统集中,产生“凝聚效应”,而“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由于“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凝聚效应”会使地区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进一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此时消极等待发达地区产生的“扩散效应”来消除差别是不可取的,需要政府通过将发达地区､非农系统的部分资源输入欠发达的农业系统中,增强“扩散效应”,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提高农业系统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农业系统的生产效率与非农系统的生产效率达到动态的平衡时,农业与非农业才能够实现协调发展｡
2.政府“干预”可以改善农业保险的脆弱性,保障其经营的稳健性｡所谓的“干预”是指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宏观调控,并非直接参与其经营管理｡一般来说,政府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调控农业保险的经营:一是通过技术手段改变农业系统现有的风险特征,提高农业系统整体的抗风险能力,降低了农业保险经营的赔付率;二是利用财政手段,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国家和政府(本质上是非农系统),降低农业系统内部风险管理成本,间接提高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效率和承保能力;三是发挥金融职能,加强农村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提高农业系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经营过程中的信息中介能力和资产转换能力｡尽管政府的介入短期内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市场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但通过间接调控资源向农业系统流动(如图2的输入､图3的实线),的确能增强“扩散效应”,使得农业系统的效率提高,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增强｡
综上所述,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资源遵循效率原则的自由流动使得农业保险经营必然存在脆弱性问题,有必要引入政府的“干预”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为了协调二元经济结构下区域间的经济差异以及规避由此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我们强调必须通过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的“干预”,组建地方农业保险公司｡
二､构建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现实可行性分析
目前,农业保险在保障和促进我国农业发展方面起到的预期作用已被普遍接受,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成为各级政府日益关心的问题,国家宏观环境和微观层面也在为建立农业保险体系积极地准备,这些都为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一)宏观经济导向为发展地方农业保险公司提供了政策保证｡一方面,国家政策导向鼓励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近来,中共中央在许多关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文件中都会提到“积极鼓励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且给予农户一定的保费补贴”｡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旗帜带领下,也都积极地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如四川省政府办公厅要求各级政府部门以及保险监管部门等要在农村保险业务的机构审批､农村代办员的资格授予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在2006年至2010年逐步建立起覆盖全省的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可见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建立保障农村､农民的农业保险制度相当重视,有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政府后盾,各地方的农业保险公司就可能迅速发展起来｡
(二)农业保险试点经营初现成效｡我国目前是典型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在全国搞“一刀切”的模式来发展农业保险,形式灵活的地方农业保险相对来说比较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同时中央和各级政府也提倡采取试点的方法由点及面来推广农业保险,如四川选择了眉山､资阳和内江三市作为农业保险的试点,而湖南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则采取“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开展生猪养殖保险､郴州市“隆平模式”进行的水稻制种保险,这些农业保险试点更有利于国家和地方政府人､财､物的集中投入,减少不必要的损耗,使得地方农业保险能够在短时间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显示其示范效应,为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三)商业保险公司多年的实践经验提供了技术支持｡从国内来看,保险公司经过多年经营,在机构设置､费率厘定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和经验｡入世以来,外国保险公司在经营理念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也提高了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经营管理技术水平｡
(四)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为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了契机｡目前我国的银保合作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有很多的网点,我们可以考虑让地方农业保险公司利用这些金融机构来开展保险业务,从而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与农村金融机构联系起来还可以营造更加完善的金融环境,国内外有很多实践或理论都提到,可以将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的贷款与农民是否购买农业保险联系起来,一方面可以扩大承包面积,增加保费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金融机构本身农业贷款的风险性｡
当然也必须看到,当前发展地方农业保险公司还存在一些障碍｡首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农业保险尚未有比较明确的政策､法律法规作为发展依据和保障,各保险公司在开展农业保险的过程中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其次,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抑制现象越来越严重,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保险的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民交纳保费的能力有限,导致整个农业生产陷入恶性循环;再次,农业保险从产品开发到经营模式的定位不明确,使其缺乏针对性强的自主创新;最后,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还缺乏巨灾支持保护体系和风险分散机制以及检查监督的职能部门｡
三､构建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设想和建议
本文所提出的地方农业保险公司,是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政府参与,以保障本地区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为目标的,将商业化经营与政策支持有效结合的新型农业保险组织｡它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地方性是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重要特色｡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地方性”就在于它是以行政区域进行划分的,在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各行政区以及行政区内各部门的发展水平､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区别,开展农业保险的条件也不一而同,这要求我们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模式在全国开展农业保险,而各行政区的各项指标和条件我们是比较容易把握的,因此开展农业保险试点经营时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第二,地方农业保险公司是“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有机结合的产物｡地方农业保险公司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商业化运作集于一身,既有政府“干预”来改善原有农业保险经营的脆弱性,又遵循市场机制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第三,政府的“干预”是适度的｡政府直接参与经营会带来较高的委托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弱化农业保险公司的功能角色定位,在这些方面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的成本更高,故两者在现实中都只能充当宏观政策制定者和导向者,起“守夜人”的作用,而将公司的经营交给市场｡
总体而言,政府支持下建立的地方农业保险公司,能够增加农业系统的收入,提高农业系统的安全性及运行效率,缩小与发达非农系统之间的差距,进而弱化国内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从根本上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是一条解决公平与效率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下面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出构建设想｡
(一)地方农业保险宏观体系的建立
地方农业保险公司是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导下由地方政府直接主导､服务“三农”､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新型农业保险公司｡整个农业保险体系如图4所示｡
1.中央政府的“调控”,实现了整体的资源配置｡中央政府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关,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指挥者,因此要大力发挥政府输入所带来的“扩散效应”｡首先,中央政府要建立健全国家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其次,中央政府要为地方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国家再保险或者农业巨灾保险基金,分散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部分风险;最后,中央政府要与其领导的银监会､保监会/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及地方政府积极进行协商,共同改善农村金融环境､优化地方财政政策与措施､改善现有农村的自然条件等,力图为资源要素的输入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
2.地方政府的介入,从微观实现“输血”和“造血”｡作为直接主导者,地方政府首先需要为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建立注入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可由各级地方财政拨款或整合各项支农资金;其次,地方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前面提到的信息传递､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气象工作的协助,为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客观环境;此外地方政府还要充当各方利益的协调者,比如要将农业保险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规划中统筹安排,与畜牧防疫部门协调将保险防疫纳入农业防疫体系､充分发挥救灾防灾部门保险辅助社会管理的职能等,从而降低农业保险机构的经营风险｡
3.农业保险监管机构是农业保险的直接监督管理机构｡该机构可以由现有的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兼任,也可以单独成立｡其职责主要是对地方农业保险公司进行业务监督和管理,如定期审查农业保险开展情况以及经营状况,同时还要协调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如银保合作业务往来的规范性等｡
(二)地方农业保险公司微观组织的建立
地方农业保险公司在具体的构建中,要借鉴当前各类金融机构改革的经验,充分发挥其自身特有的优势｡
1.地方农业保险公司应采取灵活的经营组织模式,但最基本的思路是要坚持地方政府的适度“干预”与商业化经营并举｡一方面,完全商业化运作带来农业保险经营的脆弱性;另一方面,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经营的低效率,因此,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建立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又要独立于政府的行政干预｡然而,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因此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农业保险公司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参与程度不尽相同,实施不同的经营模式｡
2.逐步完善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治理结构｡尽管地方农业保险公司是政策性的组织机构,但是我们主张其在实际运行中以商业运作为主,因此其经营管理等业务基本上是依照企业经营的法律规范来进行｡在其组建之初,政府出资但是却不能入股,而其他保险公司可以入股(发达地区)或者采取农民自身的合作互助(经济欠发达地区)方式,唯一不同的是,它在税收等方面会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双重优待｡作为一个法人机构,地方农业保险公司除了政府补贴之外都要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做到责权利的统一｡
3.地方农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地方农业保险公司成立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农业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保险服务,因此,公司最初的主营业务就是狭义的农业保险——种养两险以及农村大型机械保险,并且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随着农业保险在农村的日益发展,我们可以考虑引入“大农险”,为农民提供“一站式”的保险服务,不断将农业保险产品推陈出新,但在此经营过程中我们仍需要将政策支持的农业保险业务与商业性农业保险业务分开,实行独立核算｡
4.地方农业保险公司与各类农村金融机构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分支机构遍布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保险公司可以利用其网点资源,向广大农民介绍农业保险,实施农业存款保险制度,提高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意识,促进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反过来,农业保险的开展又为农民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提供了后盾和损失保障,还可以考虑将参与农业保险与否,作为衡量农民贷款额度和信用的一个参考标准等｡
注释:
①文章中农业保险是指专门为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业生产者应对生产过程中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而提供的保障｡
②本文中的资源泛指包括人力､货币､物力以及技术等诸多生产要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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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课程论文范文第2篇
2011年国家审计署部署对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将地方政府债务分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府可能负有救助责任的债务三大类。我个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这种分类表示认同，但这种分类是已形成的直接债务，它未包含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
那么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有哪些呢，个人认为比较复杂，它既包括各级政府对当地群众百姓公益事业的欠账，也包括占用预算资金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等等。前者在账目上没有数据体现，而后者则在账上可以看见。因此审计地方政府债务时我们就要密切关注财政总预算账中的暂付款。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强财政资金调度管理确保预算执行的通知》要求各地，将财政总预算中的暂付款压缩到占预算支出4.17%以内。据本人对几个县区的了解，各地财政总预算中的暂付款多的占当年预算支出的65.73%，为当年地方可用财力的131.66%，少的也有占当年财政收入的35%，为当年地方可用财力的85%。经分析某县暂付款主要由下面几方面构成：重点工程借款占28.05%、垫付企业增值税占8%、预拨企业税收优惠奖励占3%、单位及乡镇借款占12.63%、收入调度暂付款占43.9%、其他暂付款占4.42%。由于暂付款数额不断的增加从而导致财政资金周转越来越困难，制约了财政经济健康运行，进一步加剧了财政风险，直接导致了占用、调用和借用大量的财政专项资金。如此一来，势必形成潜在隐患和资金风险。
因此，本人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不能仅从政府直接层面看问题，还应当关注隐形债务。密切注意随着财政暂付款逐渐扩大规模，要消化这些暂付款，除积极发展地方财力外，向银行举债或向社会筹资也是其有效途径，而后者就将形成地方性直接债务。（作者单位：吉安县审计局）
地方课程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幼儿园园本课程广泛兴起于本世纪初，特别是2003年幼儿园园本教研制度建设项目的推进之后，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始建构自己的园本课程。一些地方教育部门还将园本课程建设纳入对幼儿园考核评估和园长个人资格晋升评定的内容中。2015年颁布的《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要求园长把文化育人作为办园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强调园长要重视利用自然环境和社会（社区）资源，丰富幼儿园教育活动。于是，近年来，深入挖掘利用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园本课程日益增多;而与此同时，一些有影响的国外学前教育模式和方法也进入幼儿园，融入课程实践。多种复杂的因素形成了当今园本课程建设十分活跃、园本课程实践形态特别多样的局面。实地走访和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当今园本课程随意性大、简单化的做法依然存在，而且普遍化甚至成人化的现象也很明显，其科学性及质量保证堪忧。
为了广泛深入了解园本课程实践的现实状况，“当前我国幼儿园课程实践的突出问题与解决路径研究”课题组近期进行了大范围的问卷调查，共收到来自园长、教师的有效问卷21603份，覆盖全国除青海、西藏外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从一线实践者的视角较好地反映了园本课程的结构比例、课程编制、课程来源和实施效果等方面的现实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了令人鼓舞的新形势，也发现了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园本课程实践的基本状况
调查发现，在实践层面幼儿园园本课程占比高，自由度大，有自由创造的空间，幼儿园自主开发了多种来源的园本课程，除少部分借助外援，更多的是由园长和教师自行开发、自主决策。园本课程建设空前活跃和自由，但园本课程的质量和效果良莠不齐。
● 園本课程占比高，自由度大
调查结果显示，97.0%的幼儿园设置了自己的园本课程，极少数幼儿园没有自己的园本课程。可以说，如今园本课程在幼儿园已经“普及”，几乎是园园尽有。从园本课程在课程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占比在一半以上的幼儿园占74.1%，其中，有6.3%的幼儿园其课程全部为园本课程，有22.1%的幼儿园园本课程占比在80%～90%，有18.1%的幼儿园园本课程占比在60%～70%，可见，园本课程在幼儿园课程中占比之高，可以说是想有多少有多少。
在调查中，请园长和教师回答“你园园本课程的比例大吗”这个问题时，有39.2%的园长和教师认为自己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比例比较大或特别大，而有60.8%的园长和教师认为自己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比例一般、比较少或很少。由此可见，虽然园本课程在幼儿园课程中占比已经很高，但仍然有相当多（六成多）的园长和教师认为比例不高，这种课程认知将会使园本课程的比例越来越高，园本课程比例继续增大的趋势依然持续。
● 园本课程以园长和教师自行开发为主，随意性大
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是园本课程建设的主体，这是园本课程的重要特点之一。如今，在课程实践中园长和教师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使用的课程资源中园长和教师自编的园本课程占比59.7%，请外援专家的幼儿园占23%。这主要受经费影响和署名影响。一部分幼儿园经费有限，很难请到专家支持;也有相当多的幼儿园考虑的是园长的独立成果、教师的独立成果在职称评定和各种荣誉获得中的作用、评价标准等。
相关结果显示，相当多的园本课程存在简单模仿（占比81.6%）、盲目架构（占比68.3%）、随意拼凑（占比67.5%），形式主义和盲目跟风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进一步了解和分析幼儿园的园本课程文本可以看到，大多数幼儿园的园本课程并不是按照课程研制和开发的程序进行的，而是将教师的教案、案例、经验文章等汇集成册，缺少系统的思考，更谈不上按课程的逻辑研制园本课程。
● 特色活动是园本课程的实践载体和主要形式
调查发现，高达95.0%的幼儿园开展了特色活动，并将其作为载体实施园本课程，因此可以说，特色活动是园本课程的实践载体和主要形式。从特色活动所占的比例来看，占比100%的幼儿园有4.3%，即幼儿园园本课程全部是特色活动;特色活动占比80%～90%的幼儿园占18.4%，特色活动占比60%～70%的幼儿园占18.9%，特色活动在园本课程中约占一半的幼儿园占比最多，达到30.0%。综合考查特色活动在园本课程中占比一半以上的幼儿园比例大约占到71.6%。可见，特色活动在幼儿园中不仅普遍，而且大多数幼儿园特色活动占比都比较高。
幼儿园的特色活动多种多样，包括艺术、体育、阅读、文化等多种类别。其中，体育类占比64.6%，美术类占比59.1%，音乐类占比48.6%，传统文化类占比50.8%，绘本阅读类占比63.0%，数学类占比32.6%，科学类占比40.5%，其他类为18.9%。从幼儿园特色活动的来源看，依托园本文化和历史传承占比57.9%，依托当地文化和自然资源占比58.0%，来源于园所课题研究的占比56.8%，依托引进园外课程资源的特色活动占比34.7%，其他来源的占比15.0%。可见，幼儿园特色活动的种类和来源多种多样。
● 园本课程的实践效果和质量不够理想
从园本课程的效果来看，有61.4%的园长和教师认为自己幼儿园的园本课程比较好或特别好，有38.7%的园长和教师认为自己园的园本课程效果一般或不好。从特色活动的效果来看，66.9%的园长和教师认为比较好和特别好，有33.1%的园长和教师认为效果一般或不好。应该说，园长和教师付出很多努力研发和编写的园本课程、设计实施的特色活动，在评价时或多或少会带有积极肯定的感情色彩，一定程度的高估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三成多近四成的一般或消极评价，值得警醒和反思。
透视园本课程的内部质量，存在着明显的不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甚至“成人化”的现象。研究结果也显示，园本课程内容忽视儿童兴趣的占69.3%，脱离儿童生活经验的占64.4%，违背儿童年龄特点的占56.6%。园本课程的质量亟待提高。
园本课程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与思考
国家文件对园本课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专家们对园本课程的界定和理解也不尽相同，园长和教师对园本课程的理解和实践更是差别巨大。鉴于本次调查所反映的现实状况，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我们重视和深入思考，一些基本观点需要再次明确和强调。
● 园本课程之“本”应在儿童
在理论层面，园本课程较多被解释为以“幼儿园之本”为基础的课程，强调园长、教师、课程专家、幼儿和家长及社区人士的共同参与，重视各种资源的充分调动和利用;同时，园本课程建设亦被视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能提高教师的课程意识，拓展教师的专业知识，提高教师课程开发的能力。然而，这些只是园本课程特点和作用的一个方面。追溯校本课程的起源和园本课程的初衷，建构有利于儿童良好发展的课程或者说建构更适宜于儿童良好发展的课程才是园本课程之根本目的。园本课程之本应在儿童，园本课程建设必须确立儿童本位的目标宗旨。
在实践层面，有的园长和教师对园本课程的理解与学界类似，或者说他们比较关注学界的概念界定，能从中抽取一致的看法作为自己实践园本课程的依据;而相当多的园长和教师是自定义自己的园本课程，比较普遍的是把特色活动定义为园本课程，还有些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把本园引进的外来课程也认定为园本课程。更有甚者，园本课程的开发、汇集、编制和出版，首先不是从教育质量和幼儿发展出发，而是从园长、教师个人发展的需要出发，功利性和外部性极强。
曾几何时，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在园本课程实践中已经模糊;充满视野的是园园都有的园本课程文本、比比皆是的特色活动、人人都有的课程研究成果，儿童在这些园本课程的实践和成果中几乎成了配角，形象几乎模糊不清。当下，还有相当多的幼儿园园长、教师认为“本园课程”（本园所做的课程）就是“园本课程”。这种背离儿童本位、儿童立场的理解上的偏差必定带来实践上的误区，路会走偏，而且会越走越远。
● 园本课程应有适宜的结构比例
如前文所述，园本课程在全国各地幼儿园中已经特别普遍，在幼儿园课程中占比已经很高，但鉴于园长和教师当前的认知和需求，仍有扩大的趋势。因此，确定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园本课程三者的适宜结构比例成为必须。调查中，有52.9%的园长和教师对此也有疑惑，也希望国家确定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园本课程三者的结构比例，可谓呼声高，要求强烈。
根据幼儿园课程实践的现状，特别是园长和教师专业水平的实践能力现状，城乡之间、不同性质的幼儿园之间、办园历史长短不同的幼儿园之间、新教师和经验教师之间等等差距巨大，必须停止对园本课程高比例的盲目追求，立足本园的实际情况和教师队伍的真实现状，做自己能做的而且能做好的园本课程，不要更多，而要更好。
建议各级各类幼儿园，将确保幼儿的基本学习和发展放在首位，在现行的受到业界普遍认可的优质课程资源中选择更适合本园的课程作为基础课程，以保证幼儿均衡的学习、全面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研制适当适量的具有地方特点和园所特点、更适合和有利于幼儿良好发展的园本课程。相对而言，那些基础好、教师队伍强的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比例可以大些;而那些基础薄弱、师资力量不足的新建园、农村园、民办园必须优先保证幼儿的基本学习和良好发展，而不是该做的还没做，该有的还没有，盲目地搞园本课程。
● 尊重幼儿年龄特点，优化园本课程内容
在许多年前，我们曾为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成人化”而不懈努力，如今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仍然任务艰巨，而幼儿园教育“成人化”似乎已经远去，但深入研究幼儿园教育实践中的园本课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园本课程的“成人化”随处可见。
如前文所述，特色活动是园本课程的实践载体和主要形式，七成多的幼儿园依托特色活动来实施园本课程。从园本课程和特色活动的来源看，近年来依托园本文化和历史传承、依托當地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进行园本课程建设的幼儿园比较多。幼儿园对当地的资源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收集和系统的梳理，一些幼儿园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识水平对搜集到的资源进行了判断、取舍和转化，从而使这些内容成为课程的一部分;而有些幼儿园则不加选择和转化，或选择和转化不当地用于园本课程，偏、难、深的情况很多，作为教师学习的内容可以，但不适合幼儿学习，从内容到形式“成人化”明显。
在2020年底发布的《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强调，幼儿园应当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获取经验的需要，促进儿童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在幼儿园推行使用的课程教学类资源应当依法进行审定;幼儿园应当充分利用家庭、社区教育资源，拓展儿童生活和学习空间。因此，园本课程的内容要贴近幼儿生活，符合幼儿兴趣和经验水平，是幼儿感兴趣、乐学能学、可感知可体验的内容。
● 着力提高园长和教师的园本课程建设能力
园本课程是以园长、教师为主体建构的课程，园本课程建设与园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园本课程建设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能提高教师的课程意识，加强教师对课程的理解，拓展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园本课程的质量也取决于园长和教师的专业水平，高水平、有经验的优秀园长和教师能够研制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园本课程。
园本课程是课程的一种类型，园本课程建设能力实际上就是课程建设能力。园长和教师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园本课程，深化对课程内涵的理解，夯实课程建设的理论基础，掌握课程建设的方法和技术，按照园本课程的理念、特点和程序建构自己的园本课程。特别是在挖掘和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时，要确立儿童立场，凸显儿童本位，立足儿童发展，充分考虑儿童的年龄特点，让园本课程助力儿童的童年幸福和终身发展。
注：本文系刘占兰主持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0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当前我国幼儿园课程实践的突出问题与解决路径研究”（项目批准文号：GYJ2020006）的终结性成果之一。
地方课程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和硕博士论文库。对我国近年来关于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从必然性、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策略和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对该领域进一步的研究提出展望。
关键词：地方高校 社会服务 综述
一、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地方高校，一般指省属或地市所属的教学型高校。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研究从两方面展开。一是高校服务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是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教育分层、办学定位和特色办学的必然要求。
1、高校服务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大学职能的演变角度。大学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起来的社会机构，大学的职能随着社会需要的发展变化而变化。郑旭(2007)认为，从中世纪的大学到柏林大学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再到威斯康星大学把“直接为社会服务”确定为大学第三功能，可见大学职能的发展历程是社会需求和大学内在规律的统一。大学为社会服务是世界性潮流，是不可逆转的。(2)世界著名大学的经验。马德秀(2004)指出，世界著名大学一般都把服务社会作为核心理念，自觉地为人类社会发展、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如斯坦福大学提出“立志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知识”；剑桥大学的使命是“通过追求国际最高水平的、优秀的教育、知识和研究，为社会作出贡献”；东京大学则期望“通过积极地用研究成果回报社会和工商业，以进一步提升自身存在的价值”。
2、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1)市场经济视角。谢秀英(1999)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高等学校空间区位已经由“点状集积”转向服务市场的区位指向，市场化、社区化、地方化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特征。地方高校应立足地方特点和资源优势。以市场化方式配置生源和服务范围，从而形成向心力，有利于地方人才的培养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2)教育分层视角。教育分层是指高等教育系统产生的层次分化。赵炳起(2007)认为，地方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层次结构中处于底层，应以社会需求为视角，调整战略定位；应以区域化为基础，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王立新(2007)认为，从国家高等教育的布局看，就是要发挥地方高校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地方高校的优势也在于为地方做好服务。(3)办学定位视角。王旭东(2007)认为，地方高校发展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应该区别于部属院校。部属院校的定位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面向国家战略需要、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地方高校应面向地方需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开展适合地方需要的应用研究。(4)特色办学视角。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急速推进的过程中，存在着高校办学模式趋同的现象，这在地方高校尤为明显。郭连军(2005)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构筑地方院校的核心竞争力，关键是高校的区域化，即结合本地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服务地方中办出特色。以区域化为基础打造核心竞争力。
二、我国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关于我国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主要如下：
1、服务经济社会的意识不强。王旭东(2007)指出，目前我国许多地方高校没有认识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仍按原有的办学模式，在人才培养上追求規模、层次；在学科专业建设上追求大而全；在科研研究上不联系实际。只关注课题、论文数量。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对老师基本上不作社会服务方面的要求，考核评价时也不将其列入指标，认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只限于高水平大学建设和高校教学质量，而涉及高校的社会服务只提及科技成果转化。
2、教育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协调程度不够。高校教育结构关系人才培养的专业、规格和适应工作的能力。夏跃平(2005)认为。地方高校的教育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出现矛盾。地方高校的传统学科比重较大，新兴学科比重较低。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力不足，对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推动力不强，而且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供给的需求。
3、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支持程度不够。高校作为高薪技术孵化基地的作用，主要通过发挥技术支持、咨询服务、教育服务、信息交流等功能来实现。夏跃平(2005)指出，地方高校参与经济建设的程度不够，突出表现为高校作为高新技术孵化基地的作用不明显，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在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促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更是存在不足。
4、服务社会的体制和机制不健全。李先武(2005)认为，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依托体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和投资体制不完善方面。运行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对区域高等教育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和地方高等教育的自我调试机制不健全两个方面。如地方政府的经济调节不力、政策导向不明和法规控制相对薄弱；地方高校办学动力不足等。
三、地方高校服务社会的策略与途径
综观各家观点，学者们一致认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应成为地方高校的一种办学理念，贯彻到办学活动的方方面面。
1、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张正艾(2006)认为，地方高校应该强化办学理念中的服务意识，把握好办学定位，树立主动适应社会的服务观；强化人才培养、科技研究、服务社会三大职能意识，树立全方位服务观；强化区域化意识。适应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树立协调发展的服务观；强化效益意识，树立合作双赢的意识；强化政策法规意识，树立可持续的服务观。
2、要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和人才培训服务。王立新(2007)认为，地方高校要围绕服务地方的目标，不断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源源不断地为当地输送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王旭东(2007)指出，地方高校要面向社会开展教学服务，成为区域内重要的人才培训中心；在实用技术技能培训、企事业订单式委托培养、区域内居民文化素质提高等方面取得实效。
3、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技术和文化支撑。有专家(2003)认为，地方高校要紧密围绕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优先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重视发展直接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专业。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更多地为地方经济作咨询顾问、技术指导。要按照地方产业发展规划，依托地方资源，大力兴办科技产业，实现地方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和提高产品科技附加值。增强时地方经济发展产生辐射带动作用。赵怀礼、王志刚(2007)认为。地方高校要向社会开放图书馆、体育馆等设施，与社会共享资源；组织文化活动，开展文化传播，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
4、要建设有利于地方高校开展社会服务的体制机制。王旭东(2007)认为，地方高校要成立社会服务工作专门机构，将社会服务工作纳入学校的规划和计划，统筹规划和具体实施学校的社会服务工作。时教师履行必要的社会服务职责提出明确要求，建立社会服务工作激励机制，将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情况纳入干部教师考核指标体系。结合专业教学和专业实习实践，组织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学生社会服务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和能力。
四、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展望
目前，在我国1700多所高校中，部委院校仅100多所，1600多所高校都属地方院校，地方高校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因此，开展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有利于开辟我国高校服务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推动高校前进的新局面。
综观近年来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对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已经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探讨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供借鉴的经验。(2)研究侧重于地方高校的共性，结合各地实际以及如何发挥地方高校的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参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尤其是对地方中心城市院校的个性研究不够。(3)策略和途径研究可操作性不强，对于落实这些政策建议的具体机制研究不够。系统、深入的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专题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责编：贾伟
地方课程论文范文第5篇
“高考试题不仅有检测功能、选拔功能，更有引领作用。因为每一份试卷都饱含着命题团队全体成员的无数心血，其中既有对课改理念的渗透、对课程标准的领会，也有对考试大纲的识读、对教科书的理解，更有对中学历史教与学方向性的思考。”[1]因此，认真研究高考试题，悉心领会命题专家的设计意图，将有利于我们解决“学什么”“怎么学”“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学”“为什么教”等基本教学问题。笔者通览2018年高考全国卷I，发现“比较类”试题占有较大比重，如“横向比较类”的第24、25、27、28题等，“纵向比较类”第31、34、35、41、45、47题等，共计83分，从赋分值看约占63.85%。
为什么命题专家如此青睐“比较类”试题？他们到底想向中学一线教师传递哪些信息？“比较”之于“史学”到底有何意义？它与“课标”“考纲”“教科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作为中学历史教师，我们该如何组织此类教学呢？
一、理论探微
什么是“比较”？《辞海》解释为：“确定事物间相同点和相异点的方法。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从而确定其相同与相异之点，便可以对事物作初步的分类。只有在对各个事物的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后，才能把握事物间的内在联系，认识事物的本质。”可见，比较方法普遍存在于各种形式的认知活动中。
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思想与实践源远流长，中西皆然。在我国，“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订立《春秋》，其中就包含着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历史的比较研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是通过对希腊、波斯的比较，写成了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较完备的史学著作《历史》。现代意义上的比较史学兴起于二战后，它是一种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依照一定的规则，对各种历史现象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比较的研究方法。一般认为，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的比较史学的理论和实践，直接推动了当代西方比较史学的发展。布洛赫认为，对历史进行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现象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2]一般认为，马氏是现代意义上的“比较史学”的开山鼻祖。
马克思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3]恩格斯强调：“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产生、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说，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4]列宁认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在各该国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么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高度重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可见，比较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必不可少的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
刘军甚至提出：“比较于史学是自然内在的，自然到呼吸于生命一樣。”“史学没有比较的确是无法想象的。比较于史学不是一种外在的方法，而是一种内在的必需。”[6]可见，“比较”原本就是“史学”的应有之义！
二、试题评析
“历史比较主要作为一种宏观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历史现象（事物、概念、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同求异，求常求变，从中寻求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以扩大和加深对于历史的认识。”[7]可见，历史比较可以分为两类：“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是基于历史“共时性”特征的比较，主要对比不同民族、地区的生活状况、历史进程等，发现它们之间的异同，得出对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有价值的普遍性结论，进而为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史背景，并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纵向比较，是基于历史“历时性”特征的比较，主要对比同一个民族、地区在时间序列中的发展进程，发现其中变和不变的特质，从中总结出可以遵循的规律。
1.试题解析
例1：（2018·全国卷I·24）《墨子》中有关于“圆”“直线”“正方形”“倍”的定义，对杠杆原理、声音传播、小孔成像等也有论述，还有机械制造方面的记载。这反映出，《墨子》（ ）
A.汇集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
B.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C.包含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D.体现了贵族阶层的旨趣
解答本题必须要熟知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基本概况，理解儒、墨、道、法等流派的主要思想主张，隐含了“比较”的要求，即通过横向比较得出墨家思想不同于其他流派的基本特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社会转型期，思想文化高度繁荣，各家各派秉承“救世”“立国”的初衷纷纷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各派因阶级立场、地域文化、思想家个人成长经历、师承关系等原因而异。《墨子》主要阐发墨家思想，不是“百家”“思想精华”的汇编，即使号称集诸子百家思想于一炉的“杂家”学派，也未能汇集百家之精华，故A项错误;因阶级和时代局限，这一时期“百家”各自为政，都未能形成“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故B项错误;C项符合墨家阶级身份即小生产者的立场，且材料中数学、物理学、机械制造等相关信息，源于底层民众社会生活经历，是其丰富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思想“结晶”，体现了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基本观点，故C项正确;D项跨越流派界限，为孔子、老子等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特征，故D项不合题意。参考答案为C。
例2：（2018·全国卷I·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5分）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历史悠久。改革开放以后，村民自治成为中国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材料一：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由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等
材料二：清末，时人认为“地方自治者，为今世界立国之基础……于救亡之事，至为切要”。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大致按行政区划分城镇和乡两级，设立议事会为议决机关，议员由选民互选充任。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20世纪80年代后，村民自治迅速发展，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91万个村民委员会的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大部分农村有9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199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组织。
——据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到明清时期乡约制度的变化，并说明乡约制度的积极作用。（12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历史背景。（9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村民自治的意义。（4分）
本题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为考查主题，取材于《中国乡约制度》《中国近代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等著述，梳理了历宋、明清、近代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管理中基层社会治理的演变历程：古代“乡约制度”、近代“城镇乡地方自治”和新时期“村民自治”的纵向发展脉络，凸显了历史发展的继承性、渐进性、交融性和时代性等基本特征，既用“小现象”即“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基层管理制度”，说明了“大问题”即“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又隐含了对“新课标”中“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史料实证”和“家国情怀”等素养的考查，也从一定程度上关照了“乡村振兴战略”等社会热点问题。参考答案（略）
2.关联“素养”
从对第24题、第41题的解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比较”是提升“素养”的有效路径之一，具体来说：
第一，“横向比较”在强调“共时性”的同时必然关照“异域性”，“纵向比较”在凸显“历时性”的基础上关注“共域性”。可见，只要涉及到“比较”方法就必然需要深谙“时空观念”素养的基本规定性要素，明确历史学科和历史知识赖以依存的基本特质。
第二，通过对各种历史现象、人物和事件的比较研究，求同析异，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是要通过分析具体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揭示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这也正是我们践行“唯物史观”的具体要求。
第三，有助于突破狭隘的民族、地域和文化偏见，公正、客观地看待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以增加史学的现实感，从而认清国情。因为正是通过对各国历史的比较考察，我们才能清醒地认识到各国的长处和短处，进而培养我们的“家国情怀”素养。
第四，有助于我们转换历史思维的角度，开阔视野，学会从多种角度认识问题，促进新的思想观点的产生，得出符合自己认知水平和基于历史史实的“合理”结论，从而推动“历史解释”素养的升华。
第五，有助于促进“史”“论”的有机结合。在史学研究中，既不能片面强调理论，忽视史料;也不能片面强调史料，轻视理论。正确的做法是既要克服空洞的理论化的倾向，又要反对用对史料的分类、排比代替对历史规律的探索的倾向。当我们在掌握了大量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发现历史现象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对此进行解释时，就必然涉及许多理论问题。解释的过程就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比较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我们掌握充分的史实，又需要我们具备相应的理论思维能力，兼具了“历史解释”和“史料实证”素养的培育功能。
总之，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是一个有机整体，“比较”涵盖了历史学科五大素养的具体所指，是中学一线教师践行新课标“素养”提升的重要路径之一。
三、教学示例
“比较”之于“史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素养”炽热的当下更显突出。基于上文对“第24题”的解析，笔者以“儒、墨家思想”为例进行比较教学，按“横比”与“纵比”两个环节进行。其中，“横比”内容根据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8]整理而得（见表1）
“纵比”主要通过对比分析儒、墨学说发展的基本概况设问：儒、墨同为“显学”，为何儒家能成为汉以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指导思想，而墨家却中途失传？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缓和阶级间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更能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且兼收并蓄，宽容开放，善于吸纳各家各派的思想主张，如西汉“董学”、宋明“理学”等里程碑式的发展轨迹即为明证。
可见，中学历史教学中“比较”方法的适时运用，不仅能增进对教科书主干知识的理解，通透知识间的关系与发展轨迹，还能切实提升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養。
总之，基于高考试题“检测”“选拔”功能和“引领作用”的研究，是中学历史教师的“必修课”。据此，我们可以透过对试题中“课改理念”的关联（如何学会学习）、“课程标准”的领悟（试题素养立意），加深对“考纲”的识读（“中外关联”为“横比”，“贯通古今”为“纵比”）和“教材”的理解（“通史+专题”的编写体例），以便我们能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更加明确“学什么”“怎么学”“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学”“为什么教”。2018年高考全国卷I所蕴含的“比较史学”思想与方法为我们打通“学”“教”“考”三大环节提供了切实的“引领作用”，因为无论是学生的“学”，教师的“教”，还是专家的“考”，都绕不开“比较”方法的灵活运用。可以说，“比较”是链接“学”“教”“考”的有力粘合剂，更是促成新课标中“素养”提升的有效路径之一，理应高度关注！
【注释】
[1]何成刚，张汉林，沈为慧：《专家解码：高分突破·历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第1页。
[2]葛懋春，姜义华：《历史比较研究法》，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04页。
[3]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7页。
[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0页。
[5]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3页。
[6]刘军：《比较史学杂谈》，《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7]杨超：《高校世界史教学中西比较教学法的创新与应用》，《继续教育研究》2011年第1期。
[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0-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