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技术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媒体;数字媒体技术;运用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媒体行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进而由传统媒体阶段迈进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环境下，以小众、高效、快捷等为特征的传播方式，取代了传统以大众、单向、大面积等为特征的传播方式，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媒介信息的传播、互动[1]。
基于数字媒体技术的新媒体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推动了全面媒体行业的发展变革。然而，数字媒体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旧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由此可见，对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开展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数字媒体技术发展现状
数字媒体技术在我国即便刚刚起步，但已然得到国家的广泛重视。
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针对数字媒体技术发展颁布了各式各样的政策并为其设立有专项资金，培养人才队伍，为数字媒体技术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与基础服务。
另一方面，Y合我国实际国情，将数字媒体技术开展不同分类及系统分析，其中包括数字音频、数字视频及相关生成、阐述数字内容的一系列技术。
现阶段，我国已确立了数字媒体内容的主要领域，即为发展面向文化娱乐消费市场、广播电视事业，以音频、视频信息服务为主体的数字媒体关键技术及现代传媒信息综合内容平台，同时确立了数字影音、数字出版等相关重点领域。
2 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媒体行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进而由传统媒体阶段迈进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相关技术人员在新媒体环境下，要紧紧跟随社会前进步伐，强化改革创新，强化对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学习引入，切实推进数字媒体技术的科学合理应用。如何进一步促进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媒体技术的有效运用可以将下述内容作为切入点。
2.1 数字媒体技术在数字影视中的运用
数字影视是基于数字媒体技术催生的一个全新领域，其主要涵盖数字电视、数字电影、网络媒体视频等。近年来，数字媒体技术已然在影视制作、传播等领域得到广泛推广，一方面让人们体验到了数字媒体所创造的便捷性、趣味性，一方面促进了影视作品的制作、传播，并明显表现于影视制作、影视发行以及影视上映等方面。
在影视制作方面，首先，数字媒体技术可极大水平缩减影视制作成本，并为影视制作提供便捷可靠的技术，切实提升影视制作效率;其次，通过运用数字媒体技术，可对现实拍摄中某些难以完成的影像进行模拟，进而增强影视创作的艺术性、可视性。
在影视发行方面，首先，通过运用数字媒体技术，可依托先进的通讯技术实现各地区的同步上映，极大水平缩减影视在发行过程中投入的成本，为影视创造更良好的经济效益;其次，依托数字化影视链对影视创作予以发行，可防止数字影视在拷贝环节对画质造成的营销，实现对影视创作的长久保存，进一步推动影视文化的传承、发展[3]。
在影视上映方面，依托建立数字化影视终端可对影视创作实现数字化呈现，相较于传统模拟影视创作，数字媒体技术既能够使影视创作具备更高像素的影视画面，还可获取良好的互动性，为用户创造极大的便利。
2.2 数字媒体技术在广播节目中的运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创造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由此为传媒技术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于此过程中，以数字媒体技术为前提的新媒体催生的广告市场规模同样在不断扩大，国内众多地区广播电视均在不断寻求改革创新，并致力于推进传统媒体、数字媒体、新媒体之间的有效相融。
数字媒体技术在广播节目中的运用，以某地区广播电台为例，首先是汇集多种不同平台的新媒体系统。结合广播电台传播特征，选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上的应用软件，又由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上的应用软件较为有限，因而还要求在电子计算机上提供Web途径的媒体入口，进一步使非移动用户可实现在线网络收听。其次是应用软件、Web客户端功能结构。在线收听，以IP地质、3G技术、4G技术为前提的收听功能，声音是广播电台的主要传播形式，而现阶段大部分移动设备均未有配备FM收听模块，再加上FM收听受无限接受范围很大程度影响。因而，应用软件、Web客户端配备的网络电台模块便可实现对此方面问题的有效解决。
新媒体业务要想提高受众的关注度，应当与传统广播数据内容取得紧密联系，所以新媒体平台在播出广播节目时，还可对其他多媒体数据进行实时推动，诸如商家信息、实时路况等。统一交互平台，广播电台现阶段推行的交互方式包括有电话热线、微信、微博等。对电台主持人而言，在各式各样交互平台中进行转换势必会面临诸多便利，因而，通过数字媒体技术集成一个统一交互平台，如此一来，电台主持人便可对各种信息进行统一接收。
2.3 数字媒体技术在网络教学中的运用
在传统教学中，主要推行的是灌输式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氛围枯燥，进而对教学成效造成不利影响。数字媒体技术在网络教学资源中的运用，可切实提升教学内容的生动趣味性，教师可借助多媒体平台与学生开展交流互动，营造一个轻松、活力的学习环境，调动起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数字媒体技术凭借其交互性特征及庞大的信息资源，可为学生制定科学针对的教学计划，提高教学过程中的引导性、互动性，真正意义上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在网络教学期间，教师应当注重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及相关课程标准开展教学软件选择、设计，依托制作各种内容、各种难度的教学模块，使每位学生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自身适用的教学模块。
与此同时，在教学模块设计过程中，教师应当强化对数字媒体技术的科学合理运用，为模块教学提供多元丰富的关联引申内容及实际应用案例，一方面作用于加深学生学习印象，一方面作用于提高学生对知识内容的有效认识，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摆脱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束缚，推动学生理论知识、思维能力的协调发展，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表现平台，可对自身才能、潜能予以施展。
3 结论
总而言之，伴随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媒体技术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推广，为了确保新媒体实现更好的发展，务必要强化对数字媒体技术的学习。鉴于此，相关技术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提高对数字媒体技术内涵特征的有效认识，强化对数字媒体技术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推进数字媒体技术的科学合理应用，并推动数字媒体技术的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帅.数字媒体技术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应用[J].西部广播电视，2017，27(10)：20-21.
[2] 高小芳.浅谈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研究――以 底钟笆游 例[J].数字技术与应用，2015，13(11)：249.
[3] 武佳楠，王文佳，王攀安，等.浅谈数字媒体技术在影视制作中的应用与发展[J].商情，2017，27(14)：162-163.
媒体技术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兴传播平台不断涌现，我们已进入全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面对新兴媒体带来的强烈冲击，加速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型已是大势所趋。现阶段我国传统主流媒体转型变革的具体实践已经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通过入驻新媒体平台、建设自主可控的新闻客户端、转变话语风格、双向互动传播、体制化改革以及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为新闻传播赋能等途径，作出了有益转型，为未来深度融合发展和其他正在寻求变革的传统主流媒体提供了有效经验。
关键词：传统主流媒体；全媒体时代；转型；新型主流媒体
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新兴传播平台的强势发展，让整个社会进入了全媒体时代。纵观近年来全媒体的发展，微博、微信、今日头条、斗鱼直播、抖音、快手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快速崛起，媒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快速发展变革的媒体环境中更好地扮演起舆论压舱石、社会黏合剂、价值风向标的角色，是对传统主流媒体转型变革能力的重要考验。近年来，各级传统主流媒体纷纷进行转型变革，以期让主流声音传得更开、更广。
一、全媒体概念与全媒体时代传播特征解析
（一）全媒体的概念
全媒体指媒介信息传播采用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利用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报纸、杂志、网站等不同媒介形态，通过融合的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以及互联网络进行传播，最终实现用户以电视、电脑、手机等多种终端均可完成信息的融合接收，实现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终端获得任何想要的信息[1]。“四全媒体”即“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是对全媒体概念更深层次的解读。
（二）全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
全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具有全时间段、全范围、全员参与、高传播效率的特征。信息传播不受时空限制，随时随地追踪新闻信息，人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新闻事件的发展过程。新闻信息的传播形式更加多元，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更加立体也更为全面，进一步扩大了受众范围，丰富了用户的感官体验，使用户对新闻信息的理解更加透彻。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受众的角色升级为用户，从传统媒体时代的被动角色转化为主动角色，每个人都有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另外，全媒体时代，新型传播平台在突发事件报道方面具有效率优势，UGC的用户生产信息模式和手机移动终端快速便捷拍摄编辑功能的加持，使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得到传播，信息的瞬间扩散能力增强，传播范围、传播频率都超过传统媒体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便利，信息传播更加高效。
二、传统主流媒体的概念解析
主流媒体的概念在业界和学界存在较大分歧，主流媒体的定义还没有基本统一。综合来讲，主流媒体是实力强大，面向主流受众，能够引导社会舆论，具有强大公信力的媒体。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兴媒体的不断涌现对传播领域的媒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传播生态发生重大变革。因此产生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概念，而主流媒体也有所衍生，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型主流媒体两大概念应运而生。
传统主流媒体依托主流媒体的概念，其传播形态包括纸媒报刊、广播、电视，是实力、影响力、公信力较强和权威性较高的官方媒体。在全媒体时代，与传统主流媒体相对应的是新型主流媒体。所谓的新型主流媒体是新型媒体的主流化或主流媒体的新型化，是指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实力强、具有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2]。这是当下媒体转型的顶层设计，是传统主流媒体转型变革的终极目标。
三、传统主流媒体转型的必然性
全媒体时代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給传统主流媒体带来了强烈冲击。移动互联网促使受众阅读习惯和信息获取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媒体的受众已大规模迁移到互联网媒体。受社会环境和快节奏生活的影响，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公众的阅读习惯呈现出碎片化阅读的特征，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手机随时随地进行信息获取，新媒体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传统主流媒体面临着传播渠道匮乏、信息传播时效性不足、用户流失等发展困境。因此，传统主流媒体及旧的传播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用户对时效性的要求，只有主动融入新媒体，借助新的传播方式自我革新，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传统主流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肩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舆论引导的责任。但是在全媒体时代，舆论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曾经由传统主流媒体主导的舆论结构被打破，互联网正在成为最大的舆论场。新兴传播平台已逐渐成为收集新闻和信息、讨论公共事务以及促进舆论形成的“超级舆论中心”。传统主流媒体具有的话语优势和议程设置功能正逐渐减弱，这无疑是对传统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重大考验。顺应全媒体时代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巩固和壮大主流舆论阵地，有效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传统主流媒体在新时代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传统主流媒体在全媒体时代的转型变革实践
事实上，我国传统主流媒体的转型变革已实践多年，媒体融合进程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接下来将继续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学界关于传统主流媒体的转型的相关研究多指涉传统主流媒体应如何实现转型，其转型路径、融合发展策略是什么的研究领域，对传统主流媒体转型变革一路走来已经取得的成果缺少总结分析。所以，笔者从这一新角度出发，探讨传统主流媒体在全媒体时代进行的有益的转型变革，回顾变革之路并进行归纳总结，为未来发展和其他正在寻求变革的传统主流媒体提供有效经验。
传统主流媒体在全媒体布局中合作入驻第三方平台，打造新媒体账号，借助新媒体平台拓展传播渠道，并且大力建设自主可控的新闻客户端，形成了微博、微信、短视频、新闻客户端等全渠道传播新态势，有效扩大了其影响能力和覆盖范围。
（一）入駐新媒体平台，加速与新媒体融合，拓展传播渠道
为加快媒体融合、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传统主流媒体纷纷建设新媒体中心，入驻新媒体平台，开设新媒体官方账号，拓展其匮乏单一的传播渠道，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型。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新华网、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等一众传统主流媒体入驻微博、微信、今日头条客户端、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例如，人民日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既是传统主流媒体的典型代表，也是全媒体转型的典型代表。人民日报在微博注册官方账号，截至202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微博粉丝量达1.31亿人次，全时间段全网传播弥补了人民日报报刊文字版的时空局限，人民日报微博每天发布大量“短、平、快”的最新要闻，传播时事热点，关注社会民生。另外，人民日报微博拓展了其传播形态，不仅有图文，还采用音视频、直播、可视化信息传播等传播方式。人民日报微博因其主流媒体的身份而深受大家信赖，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并且微博的开通及运营发展一改以往其在大众心目中严肃刻板的形象。人民日报入驻微信社交媒体平台，推出微信小程序，创建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呈现的内容有深度、有温度，覆盖范围广泛，与用户不同时间段的阅读习惯相契合。人民日报还入驻今日头条客户端和抖音短视频平台，开通官方账号，打造新闻传播全媒体矩阵。积极入驻新媒体平台是传统主流媒体丰富全媒体渠道、扩展舆论阵地的重要转型实践，为创建智能全媒体传播模式和把握舆论主动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观察”是四川广播电视台于2017年创建的新媒体账号，凭借“四处观察”的网络梗，成功实现了传统主流媒体的“破圈”。“四川观察”是传统主流媒体融入新媒体环境的产物，它虽然起源于传统电视台，却跳脱传统思维，凭借强烈的网感、丰富多样的内容、极快的更新速度塑造了一个活泼亲民的形象[3]。“四川观察”紧跟社会热点，发布大量新鲜的、极具新闻价值的重要资讯，时效性强，报道客观公正，深受网友信赖，其短视频账号更新速度非常快。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5月中旬，“四川观察”在抖音平台上已有11063个短视频作品，平均每天发布20余条短视频，每隔一小时左右就会发布一条，粉丝量达4.67亿人次。“四川观察”在内容和形式上根据新媒体时代的特征进行大胆创新，所传播的内容既丰富又专业，在保持新闻所需的严肃性的同时，提升趣味性和吸引力，很好地把握住了话语权和舆论引导权。
（二）建设自有平台，自主掌握核心竞争力
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中央级媒体有141个APP，其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有APP数量为82个，人民日报社为27个，新华社为19个；38家省级以上广电机构（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有214个APP。通过平台化发展的模式，传统主流媒体可以在内容、用户、技术、渠道等方面实现自主可控，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传统主流媒体致力于为自身存在优势的内容资源搭建自主可控平台，从而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湖南广电创立的芒果TV以及近年来总台打造的“央视频”都是其现象级成果。以“央视频”为例，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组建，并于2019年11月推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5G新媒体平台“央视频”，这是国家级视听媒体纵深融合的有益探索。“央视频”强力打造优质视频社交媒体，在形态上，“央视频”以短视频为主，同时伴有长视频和移动直播。“央视频”全面汇聚高清资源，可实现4K高清电视投屏，让用户拥有极致专享体验；是强大的电视直播工具，汇聚央视、卫视频道，手机上也可以同步观看各大卫视在播内容，将大屏与小屏进行联动，是用户的专属掌上电视；拥有独家直播，是央视旗下权威直播工具，涉猎体育赛事、民生动态；打造账号森林，汇集总台内外优质创作机构和创作内容，开放共建“央视频”客户端；拥有极具新媒体特征的算法推荐功能，了解用户喜好，提供优质个性化推荐。“央视频”APP的开发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守正创新，把新媒体新平台建设好运用好”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媒体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澎湃新闻”APP新闻客户端的创立与发展也是传统主流媒体向新型主流媒体整体转型的标志性案例。“澎湃新闻”最早在2014年7月上线，是东方早报团队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新媒体平台。“澎湃新闻”致力于打造原创新闻，创造出大量优质原创新闻和深度报道，随后，其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能够覆盖甚至超越东方早报。因此，上海报业集团决定，从2017年1月1日起，东方早报休刊，东方早报告别纸质时代，将原有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功能全部转移到“澎湃新闻”，开创了向互联网彻底转型的先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澎湃新闻”APP已有679万次安装，发展成为一个集资讯热点、热点视频、国际资讯、时政评论于一体且极具思想性的新型主流媒体平台，获得了大量网友的青睐，是传统主流媒体建设自主平台，向新型主流媒体整体转型的成功典范。
（三）转变话语风格
传统主流媒体在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型、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向多元媒介转化的过程中，最为显著的转变之一就是话语风格的转变，以往教科书式、严肃、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话语方式转变为接地气、亲切、口语化、形象化、故事化的话语方式。例如，《主播说联播》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开发的短视频栏目，于2019年7月29日正式上线，作为《新闻联播》节目的衍生品，对《新闻联播》当天播出的某个重大时政新闻或热点事件的内容进行重新解读。在一分多钟的竖屏短视频节目里，“国脸”们悉数登场，用平民化的语言、轻松的表达、精辟的点评、恰当的音乐，成功吸引了年轻群体的注意力[4]。主持人一改严肃、播音腔浓厚的屏幕形象，亲切自然地进行交流式新闻解读，“网言网语”金句频出，例如康辉的“No zuo no die”，语言幽默、个性化十足，匹配当下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信息观看习惯。《主播说联播》采用亲切自然、接地气的表达方式，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取得了广受好评的传播效果。
（四）大力發展信息技术，为新闻传播赋能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源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传统主流媒体要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型变革，技术的支持必不可少。众多传统主流媒体都在顺应全媒体时代的发展趋势，加强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算法推荐、5G、4K、8K、VR、AR等信息技术已被传统主流媒体充分运用并创新发展，为新闻传播注入新血液、新能量，形成了新体态。例如，新华社和搜狗联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的3D版AI合成主播。这是人工智能与新闻采编深度融合的突破性成果，为媒体深度融合开辟了新的空间。
2020年的全国两会，因疫情防控需要，许多采访报道都运用了高科技技术，凸显了传统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成果。两会报道新标配包括新华社研发的 5G全息异地同屏访谈，以及人民日报应用的AR采访眼镜+智能云剪辑。在中兴通讯5G全息互动采访系统的助力下，首个5G全息异地同屏访谈重磅来袭。北京总部演播厅和武汉、广州、昆明等地的采访摄影棚无缝对接，通过全息成像技术，以与真人相同的比例显示，达到异地同屏采访效果，沉浸式地交流关于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情况。为升级优化视频报道，人民日报智慧媒体研究院推出全新5G+AI模式，用“智能”开启不一样的两会报道。人民日报为采访团队配备5G+AR采访眼镜，帮助记者实时获取人物信息资料，只需简单的手势或语音控制，便能以第一视角进行视频录制和现场直播。前方记者与后方共享素材后，等待短短几分钟，新上岗的“智能剪辑师”就能迅速剪辑视频，自动匹配字幕，此外，去除视频抖动、修复视频画质等更为复杂的后期操作也不在话下。当视频内容较长时，“智能剪辑师”还能自动搜索人物，定位关键信息的时间点，大大提升了剪辑效率，让制作更加智能。
传统主流媒体除了以上转型实践，还注重与用户加强互动，如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区用生动活泼、时尚前卫的网络语言回复网友，与网友形成强联系互动，将单向传播深化为双向互动传播，公众对其官方账号的关注和青睐程度不断提高，其影响力不断扩大。还有体制化改革，建立“中央厨房”，改编重组新闻团队，形成一体化的采编分发人才队伍，一拨人马高效协同工作，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五、结语
全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的转型变革是顺应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传统主流媒体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型发展是对传媒转型的顶层设计和诉求。事实证明，近年来，传统主流媒体已经进行了许多有益的转型实践，并取得了瞩目的突破性成果。未来传统主流媒体还应继续开展媒体深度融合实践，构建全媒体矩阵，守好舆论阵地和舆论主导权，传播好主流声音。
参考文献：
[1] 郭文涛.媒介融合下传统电视新闻媒体的发展[J].神州（上），2018（28）：252-253.
[2] 谭天，林籽舟.新型主流媒体的界定、构成与实现[J].新闻爱好者，2015（07）：23-26.
[3] 卢雪尧.新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的“破圈”与启示——以“四川观察”为例[J].青年记者，2020（35）：83-84.
[4] 刘涛.传统主流媒体时政新闻短视频报道突围路径——以央视《主播说联播》为例[J].新闻世界，2021（01）：30-34.
作者简介：刘颖（2000—），女，辽宁朝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
媒体技术论文范文第3篇
在全媒体的时代发展下,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 只有做到融合才能达到共赢。虽然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于传统媒体来将是挑战, 但对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
新媒体在其内容、传播渠道以及交流等方面还是离不开传统媒体的, 目前的互联网电视、手机电视等都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传统电视内容, 新媒体之所以领先于传统媒体, 是因为新媒体在依靠着存放于网络平台上的新的技术, 即便是可以与微博、微信等新的形势完全沟通, 但是这都寄存在传统媒体的平台之上进行整合以及再造。与此同时, 新媒体对于受众的发言权非常重视, 但是网络上虚假性的新闻和信息使网络传播的可信度下降。但对于传统媒体而言, 专业的知识层面、优秀的工作团队、持证上岗的专业人员是新媒体在社会责任感这方面不可比拟的。传统媒体虽然在传播渠道方面以及互动性等方面也不能与新媒体比较, 但是, 传统媒体在传播内容的真实性、权威性等方面是值得新媒体学习的地方。
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策略
(一) 创新内容的融合策略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均需要将内容放在首位。对于传统媒体, 结合自己的实际, 需要不断地在采编播的环节中做到内容优先。利用自身团队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媒体素养来制定严格的管理机制, 对于一篇报道来说, 内容一定要做到真实, 消息来源一定要可靠, 对消息的理解和把控一定要标准, 对大众的引导和影响一定要正确。为了体现对受众的吸引力, 必须要创造高品质的内容。在新媒体的影响下, 一些传统媒体的受众和消费者将被转移, 原因是新媒体提供的内容更符合观众的需求。新媒体要确定观众的需求, 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 让媒体和观众保持高度的关注。借鉴这一优势, 传统媒体必须保持现有的对内容真实度为前提, 随着新媒体信息的全面融合, 发挥新的媒体信息宽度, 实现资源整合。在对该主题感兴趣的观众的挖掘中, 可以在微博、微信, 社交网站等工具中应用新媒体, 以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为目的进性编辑和制作信息, 从而形成互动。从新媒体的发展来看, 考虑到其信誉和权威的局限性, 可以利用传统媒体在这一领域的优势, 通过二次处理发布信息, 引导观众积极参与讨论。
(二) 创新渠道融合策略
在全媒体的时代背景下, 新媒体使读者的阅读爱好和惯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与传统媒体相比, 新媒体的优势体现在信息覆盖范围广泛, 信息及时访问方便, 信息交换方便, 交流成本低,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限制。为了利用这些好处促进传统媒体的发展, 我们需要积极配合, 来建立起一个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整合的数字技术平台, 将传统媒体产生的所有媒体资源都汇入新媒体的平台之中, 为观众提供方便的各类新闻内容。同时, 还积极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推广传统媒体, 降低通信成本, 同时推动观众覆盖扩张。
(三) 创新观念融合策略
在整个媒体之中, 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和影响都非常大, 这使得传统媒体的生活空间变的更小, 变得难以生存。针对这类情况, 传统媒体必须要积极的调整态度, 以创新的方式迎接新形势下的各种各样的挑战。目前, 一些传统媒体经过分析认为媒体错误的认为媒介融合就是以网络等作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整合的唯一手段。这个错误的观点有必要解决, 有必要把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融合在一起, 要求传统媒体将时代的潮流融合的观念更新为一种新的积极的态度, 新媒体的融合要做到不仅发挥好自身的优势, 还要提高战略品牌, 在整个过程中, 新媒体也当然需要积极的转变, 从而建立起更多的网络真实度的媒体形象和品牌的理念。
例如在今年的“两会”报道中, 各个媒体在微博上的实时报道使受众身临其境到两会的现场, 音频、视频等多媒体的内容成为了普遍的报道现象。在两会期间, 《人民日报》的首次启用H5产品, 通过利用个人的微信来创造出两会的场景, 通过微信的朋友圈、发红包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人们参与到与两会的互动当中。这款H5产品的点击量在不超过一天的时间里就达到了600万。数百家媒体都相应的在微博上报道了两会的情况, 在所有的媒体当中, 纸媒占据了多数, 所发布的数量也创造了历史。这些数据说明了纸媒等传统媒体正在积极的转型, 在以微博为首的新媒体技术的载体里, 只有创新和变化才会有新的机遇。
(四) 创新经营融合策略
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 经营和管理要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传统媒体的经营和管理缺乏着创新意识的突破, 这一点在媒体融合上是要以新媒体为标准, 作为两者融合的经营管理的策略。对于媒体的从业人员,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要做到以就业机制和赏罚机制为主体, 留住能为其发展的人才。其次, 传统媒体也应发展其专业的媒体团队去挖掘具有故事性的新闻事故, 采用新媒体运用图片、视频等方式来博取受众的眼球, 如果由受众需要查阅的信息内容, 可以设置成为缴费阅读的项目来提高自己的质量。
三、结语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最终关系就是要做到, 媒体的融合, 共同发展才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全媒体在发展的同时还需要兼顾着各个媒体的个性的发展, 要做到有机的结合和成长。
摘要：新媒体的出现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挑战, 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同样刺激着新媒体的前进之路。在全媒体时代下,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不只是面临着挑战和困难, 还会有新的机会在等待。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需要相互融合, 实现优势互补。
关键词：传统媒体,新媒体,融合,转型
参考文献
[1] 谢慧.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效结合——以四川卫视“5.12汶川地震2周年大型公益活动”为例[J].中国广告, 2010 (07) .
媒体技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大众传媒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
最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人们正在不知不觉间见证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下是这场变革中的三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通过卫星电视直播，中外国家元首围绕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激烈辩论；第二个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数万人通过手机短信和诸如QQ、MSN这样的即时通信软件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同一时期，网民通过互联网组织了反对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在线签名活动，2005年5月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2次就这些活动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第三个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1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11650万人至12950万人之间，接近总人口的10%。[2]
以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为代表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将对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中国外交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３]同时尽管有学者承认在所谓的非民主国家（nondemocratic）里要准确评估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倾向于认定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精英保持着对于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中国也不例外，大众传媒不过是政府对外宣传（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之类新兴媒体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倾向于在某些时候以关闭某个有争议网站服务器的方式来控制事态恶化。[４]
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因为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因此在信息发布方面拥有特殊的优势，同时媒体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在研究中国的具体案例后，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在线公众舆论成为了一种足以影响外交决策社会力量，尽管最终的决策仍然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学者更加乐观的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推动中国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处于传统决策圈之外的人能够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价的方式在线表达其不同看法。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中国通过传媒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相对比较缓慢。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就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出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大众传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的决策。本文尝试通过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外交决策模式和权力分配的变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
从形式上来看，所谓外交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国政府用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系列声明、决定、政策和反应。[５]从内容上来说，外交政策包含三个部分：一国政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实现的目标，在背后促成这些目标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和价值的手段与方法。[６]在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看来，理解、预测和应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决定和行动的前提就是要辨别出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要素。[７]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之前，需要先明确中国外交政策决策体系的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体系可以分为三大主要机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中决策机构的演变可以看作是整个决策过程特点变化的标志。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根据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陈毅为外事小组组长。[８]该小组在文革期间被撤销，1981年重新恢复，1993年3月，江泽民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目前胡锦涛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唐家璇任副组长、秘书长。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开始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出任。同时该小组的人员构成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其职能被确定为负责对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９]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可以据此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应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集体决策而非个人决策。这就是说最终政策的选择并非由个别领导人说了算，而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第二，它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决策过程，因为咨询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有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合法地位，另外，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外交政策的领域也有不断扩散的可能。但实际的运转情况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预期，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经历了深刻和重要的变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该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占据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或者说个人权威是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０]在这一时期，有2个经典的案例：第一个经典案例是有关是20世纪50年代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根据已经公开的档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讨论中说服他的同事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鲜的艰难决定。[1１]第二个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尽管当时国内处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时期，尽管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在深思熟虑后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２]
在这一时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占据了决策体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个决策过程成为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的过程。与此同时，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冷战这一国际大背景也让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众传媒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功能就是报道政府新闻和政策。
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持续到1993年，这一阶段邓小平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并且领导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时期外交政策决策的主要特点是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的过渡和转换。邓小平本人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源自个人超凡魅力开展工作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对外政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决策者。作为决策核心的表现在于，这一时期中国重大的对外决，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决策，以及各项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与外交政策的指导方方针，都是由作为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确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１３]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为标志，显示出这一阶段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集体决策机制的逐渐回归。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大众传媒也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传媒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下面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大陆扩大了影响，并改变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社会：在冷战期间，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接入互联网最主要的障碍。[１４]同时，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和运行更加注重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例如在2004年，通过对于宪法的修订，重新赋予国家主席以国事权。[１５]这一修订让制度与中国外交的实际实践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首脑外交属于体制外型化的尴尬局面。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人口的构成上。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革命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革命时期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领导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就意味着外交决策模式将会发生变化。超凡魅力领导人个人化色彩较浓的决策模式逐渐从历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外交决策过程。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局限，但是整个决策过程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决策过程。虽然公开的资料有限，相关公开的资料仍能让人一见端倪。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的决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发生之后，首先的反应是召开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紧急会议，最终对美国的反应以及引导国内舆论的措施，都是在会议上讨论之后做出的，总书记仍然掌握最后的权力，但是这种决定是在各方讨论后综合各方意见做出的。[１６]
第三个变化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外交政策领域进一步得到扩散，外交政策的领域涉及到武器贸易、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外国专家、情报和信息、公共外交、贸易和技术转让等。为此，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国家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战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加入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外交政策领域的扩散客观上需要相关外交决策信息资源的开拓，媒体无疑是一个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第四个变化是互联网以前所未见的通讯高速度在中国的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1997年整个中国大陆共有299,000台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拨号或者是专线方式上网，到2004年则达到了22,503,000台，截至2006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创纪录的49,500,000台；在网络用户方面，1997年全中国有420,000人以各种方式上网，整个网民数量在2006年增加至1.4亿人左右，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上网。[１７]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大大加速了信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其次是伴随着互联网、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在线论坛和个人博客的迅速发展，每个单独的个体都能够从众多的工具中寻找到一样最简单和最方便的工具去获取与中国外交政策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这两个效果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提出了三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信息的重新分配。高速和几乎实时的跨国信息流动使得所有互联网的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问题的最新进展，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可能和最高决策者同时甚至更快的了解到同样的信息。同时，网络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从网上得到各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知识，这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一种理解和分析国际现象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能被动的接受来自政府的唯一解释。这意味着政府不再垄断对于国际问题和本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解释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多的考虑如何在政策公布之后说服公众，以赢得更多公众支持。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知识的扩散。如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信息时代，可信任知识的供给将成为新的权力来源。因为信息时代过于充分的信息供给使得人们更加需要有效处理和过滤信息的知识，谁能够提供这种知识，就能够通过提供知识影响接受者的行为，这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权力新来源之一。[１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机构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民众对于官方口径的信赖。
第三个挑战是权力分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趋势。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决策权仍然是高度中心化的，特别是大国。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指出，外交决策中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这一趋势意味着在传统决策圈之外的行为体能够比以前更加方便地影响圈内的行为体以及决策过程，尤其当决策圈外的行为体能够有效动员民众支持的时候。作为应对这种趋势的措施之一，中国外交部2004年3月19日在新闻司下设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主要的职责就在于推动公众更多的了解外交部的工作。
三、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政策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简要的变化情况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表格：
简单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主要开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财政拨款被看作是政府的投入，在管理上，除了全国性的少数媒体之外，都是各地方政府分别管理的。改革开放之后，媒体更多的被看作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说，仍然强调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对于媒体的管理，但是媒体的专业工作方面已经由职业化的编辑遵循和西方新闻媒体比较类似的原则进行管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认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对于媒体的管理，在那时形成了“党管媒体”的认识。这里的媒体是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对于这些媒体的控制是高度中心化的，等级非常森严，在媒体上几乎无法发现学者个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评论。总而言之，可以说当时媒体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大众传媒扮演的就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它只能如实报道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所有信息，而对于决策过程构不成影响。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关于媒体管理政策的敏感话题开始被允许讨论起来，同时部分媒体也开始了比较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但是真正的实践仍然要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媒体被放入市场，通过竞争来促进成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媒体必须依靠自身去赚取继续生存下去的资金，除了少数作为政府喉舌的媒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给媒体提供财政上的支持。[１９]对于大多数被放入市场竞争环境的媒体来说，必须依靠与众不同的风格来吸引足够多的民众以保证发行量。
同时对于媒体的管理模式也从“党管媒体”变为“中央领导，政府管理，媒体行业自我约束，企业或事业单位独立管理”。尽管党对于舆论大方向保持控制的原则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情况仍然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媒体之间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各种报纸的编辑竭尽全力去寻找自己的特色，而且让越来越多的职业编辑来管理报纸的内容。这些编辑所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的新闻理论，并越来越多地试图学习西方同行们的实践经验，结果就是媒体内容更加的开放，声音趋于多元。
这一变化趋势对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影响。
总结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种类型的功能：
第一类功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不仅仅是所有主流媒体的职责，也包括其他媒体，尽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较灵活和多样化的报道。在发挥这种作用时，媒体仅仅报道其从官方来源获得国际新闻，并且不会对政府外交政策发表基于不同立场的评论。
第二类功能是作为知识精英表达其意见的“麦克风”。这些意见包括对外交政策的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从大众传媒的发展中看到了表述其主张、吸引更多的支持者的机会。
这一“麦克风”的作用在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了体现。2006年9月，当朝鲜宣布要进行核试验时，有学者发文认为“朝鲜政策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对其影响有限”。[2０]当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地下核试验之后，有记者就中国对朝政策有效性更加直接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则给出了与学者完全不同的评价。[２１]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效用的不同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记者的提问，这种影响目前可能还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测定，但其存在本身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也使得外交决策过程必须考虑这类因素的存在。
第三类功能是作为政策辩论的“竞技场”，提供一个让持不同政策主张的精英进行辩论的平台。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持不同主张的精英通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进行辩论。媒体对种辩论很欢迎。因为这会吸引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因此当发生某个热点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意鼓励这样的辩论。2002年6月开始的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就是典型的案例。[２２]这种辩论很快就从学术期刊扩散到了网络，借助新兴媒体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并在经历了种种外界影响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时期中国对于日本争常的强硬态度多少受到了这一激烈辩论的影响。
第四类功能是作为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促使缩短反应时间的“加速器”。针对某些热点问题的实时、密集的报道，会让决策者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要加速做出反应的时间和速度，这对于整个决策体系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遇到袭击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24小时之内，外交部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后续处理问题发布了详细的信息。[２３]
第五类功能是作为普通民众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政府会鼓励媒体无限制的去表达民众的这种不满。同样无法确定的是中国政府曾经尝试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利用媒体去煽动某种负面的公众舆论，进而利用这种舆论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这一安全阀的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自2001年至2005年，新浪网为中日关系至少建立了10个专题，持续时间最短的是3天，最长的是615天（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新闻报道和频率最密集的则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在39天时间里发布了接近200篇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从内容来看，除了“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之外，其他专题集中报道的都是中日关系中的负面新闻。这些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大规模涉日游行，而此后出现的“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则是在出现了大规模涉日游行之后外交部引导民间情绪所做努力的结果。在这些新闻报道和分析中，正面或相对中立的立场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同时配合人民网上发表的包括《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在内的三篇时评，才最终较有成效地疏导了受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学者关于转变对日政策辩论和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一系列时件高度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一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通过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甚至接近极端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媒体有可能在部分受众中获得共鸣，结果就是能够追求到更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种通过媒体进行宣泄的做法并不理智，而且被高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作妥善的善后工作也会比较困难。
结论：大众传媒的影响及其限度
总而言之，目前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强，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在今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开始有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同种类的媒体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兴趣了解国际问题，并日益强烈的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最重要的变化是今日中国大众传媒已经获得比以往更大的自由来发布不同学者对国际现象的分析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评价。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影响仍然有限。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仍然未充分开放，大众传媒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较难考量。其次是因为外交决策的信息资源分布尚不均衡，体制内政治精英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同时对大众传媒乃至大众直接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无论如何，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使得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大众传媒在决策过程中也会因此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 本文是在提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年10月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18次），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３］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４-１０.
［４］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５］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６］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７］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８］ 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8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580/5581/20010606/483231.html （2006年8月29日）。
［９］ 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该部分以及下面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历史沿革的论述主要依据网络资料整理而得，资料主要来源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44/0509/20243.html（2006年8月29日），该资料来源经求证外交部相关部门人士核实后基本可信。
［１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http://www.hzxjhs.com/dangzhibu/wenti.htm
［1１］ 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300页。
［1２］ 中央电视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bwl/17.htm
［１３］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１４］ 《中国互联网大事记1986-1993》，http://www.cnnic.org.cn/html/Dir/2003/10/22/1002.htm
［１５］ 张清敏：“中国修宪：提升首脑外交”，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8期，第62页。
［１６］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
［１７］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1997年、2004年、200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据统计报告，见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3/10/13/93603.pdf，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4/2004072002.pdf，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pdf/2006/7/19/103651.pdf
［１８］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5-65页。
［１９］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chl&Gid=49335
［２０］ 沈丁立：“朝鲜核试验和中朝关系及中国的选择”，载《青年参考》2006年9月5日，资料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7/4789770.html （2006年10月2日）。
［２１］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２２］ 主张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学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等，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开始进行反驳，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九点质疑”，载《时代潮》2003年第14期；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２３］ 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e/cgngy/chn/fyrth/t235695.htm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简介： 蒋昌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副教授；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讲师，上海，200433）
媒体技术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随着国内数字媒体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数字媒体技术借助数字化、信息化平台，以艺术设计和技术语言的完美结合，成为时代社会数字信息传媒的主要表现方式。本文提出在中职院校的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中要从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优化课程体系、校外实践基地等方面入手，将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的计算机教学和艺术教学紧密的结合起来，从而解决当前课程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课程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模式老套、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较弱等问题。
关键词 人才培养模式 中职院校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
0 引言
中職院校的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主要是培养同时具有信息技术素养和艺术素养的现代综合性艺术制作人才，以适应新时代的媒体艺术创作的工作。就目前中职阶段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的发展现状来说，存在着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模式老套等问题。针对于这些问题，本文意图为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的教学改革提出一些设想，以期能为社会培养出技术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数字媒体专业学生。
1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的专业特色与人才特色
近年来随着数字媒体行业对人才需求的增长，我国的中职院校逐渐地将学生的综合能力作为主导，并以培养符合时代的新型应用技术人才为主要目标，将当前的游戏开发、最新的编程技术以及先进的专业知识引入当前的学习课程体系之中。依靠着行业内企业的多年数字媒体开发经验和培训能力为基础，对数字媒体专业实施产教结合的模式，同时与校外企业进行合作，突出以开发为主方向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教育，以此来满足中职院校对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与需要，并为此专业学生以后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2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建设的主要内容
2.1 改善教学方法
从近些年来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的一些全国性质大赛来看，不管是动画制作、图像处理还是影视制作等比赛，都要求学生拥有较强的艺术素养与娴熟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这些也正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需要帮学生重点培养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校应该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追求美术创作与计算机应用技能相结合的理念，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艺术素养，在教学中也要采取项目教学与任务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由美术老师和计算机老师相互配合，对学生的艺术与技术进行同步的指导，把教学课程进行一系列的整合，从而完成教学任务。这样就可以完美的弥补计算机老师技术强创意弱，美术教师设计能力强而技术弱的缺点。比如，动漫专业中想要完成一个动画片的项目，首先需要师生共同研究动画作品的历史背景，明确动画片的设计风格，并由美术教师指导学生们进行前期的艺术创作，对动画故事的人物形象进行设计，对人物衣服的样式颜色以及人物的造型进行反复的修改。在这之后，要导入相关的3DMAX或者Maya软件进行建模。在这一环节之中通常由计算机教师和美术老师共同进行，两位老师相互配合，计算机老师负责软件的操作以及使用方面的指导，美术老师负责人物造型的设计以及背景构建方面的指导，然后通过两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协同完成整个作品。作品的创造过程主要包括创意、人物、场景，画面质量、灯光等，这些都是由两位老师一起进行指导的。在课堂上教师通常要进行巡视指导，实时对学生的错误进行改正，并让学生学会修改错误的技巧。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应该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独特的创意思维。在对作品进行设计时，教师不应该过多的影响学生的思路，只是做到点播和辅导工作即可，让学生以自己的创新思路为主，深刻体验到创造的快乐。
2.2 创新教学模式并将市场需求引入课堂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之中，学生们多数以文化课和基础课为主，学习到的内容相对独立，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较少，掌握的知识也没有合理的系统结构。针对这样的情况，各校应该尝试将市场上的需求，引入到课堂之中，并根据实际之中的情况对各类需求进行撰写，同时根据分镜头的方式来搜集相关的音频视频素材，进行内容设计、制作配乐、后期剪辑、加特效等工作。在工作进行时要将这些工作分成一个个小的任务给学生，让学生分步完成。比如，想要做一个陶瓷公司的展示视频，学生首先要进行创意的设计，构建视频风格，以及确定设计的思路，分析陶瓷公司的企业文化与茶具的定位等等，并分析出合理的案例计划书。然后根据茶具的特色对视频的画面基础进行设计，使用相关的软件完成建模，制作出立体的动画。最后给视频加上特效、包装，并配上音，这个项目就完成了。在课堂上可以将讨论、合作、资料调查、情境模拟和角色扮演等活动合理结合并让学生参与，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达到开阔学生眼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增强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目的。
2.3 构建具有开发课程体系的培训基地
强化项目开发的特点，并将其作为专业培训的主要方向。培训中主要的专业课程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网络、算法与数据结构、计算机图形学、操作系统编程、算法与游戏开发技术、面向对象编程等。培训中应该选用最新的、最优秀的、也最具有适用性的教材。在知识快速更新的过程中，为了跟上数字媒体技术行业中新技术发展的步伐，应该组织经验丰富的教师编写教科书并及时对其进行修改。通过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可以让学生参与到数字媒体技术实际的项目流程，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实践工作中加强学生对知识有效利用的能力，从而培养出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综合素质、团队精神的人才。最后一学期的项目实践、毕业实习、参与研发项目、专业实践以及校企合作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最重要的教学环节。通过专业工程项目的练习，学生可以系统地掌握程序开发的知识和流程，以及具体案例的开发过程，从而锻炼他们的实践能力。在实习培训中，也要让学生掌握企业项目的实际管理过程，提高其管理能力以及岗位适应能力。通过实际情况给学生划分单元开发小组，分组的完成相关系统功能和模块设计，编写相应的规划文档以及制定规范性文件，根据相应的程序设计方式，对程序进行优化以及资源打包，从而对多种途径的资源进行系统的整合以方便开发和部署工作。开发报告应包括团队成员的角色、分工、系统分析和关键设计，培养学生在项目开发流程中的管理和实践经验，让学生充分地研究软件系统源代码。指导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实践的情况总结收获。
2.4 合作教育
这些年来，多数中职学校都会采用各种模式对数字媒体技术人才进行培养，并且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为教育理念。在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可以嵌入国外的课程模块，引领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学生打开国际视野。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在教育层面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先进模式和成功经验，引入他们的教学形式、评估标准、方法。合作教育将由外国优秀教师和高级中文教师完成。在每学期的学生动员工作中，适当加入英语综合课程，将引导学生学习英语的口语、阅读、写作、听力能力，帮助学生深入学习英语课程，为英语考试做准备。通过考试的学生可以申请出国留学，第二阶段将以英语的形式进行。在通过系统的学习后，学生将初步学会运用数字媒体技术的基本理论、技巧和方法，可以独立的解决数字媒体领域的实际问题。这种同时兼顾专业能力和外语能力的培养，可以让学生成为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留学的学生毕业后将获得双文凭。根据教学计划可以让学生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技术应用能力，能夠使用一般游戏开发及虚拟现实软件，掌握文献检索方法，谙熟数据查询，并可以拥有独立的学习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管理能力以及科研能力等。
3 结语
通过相关实践可以看出，我国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相关计划的开展，不仅可以完善工程型、应用型复合人才的培养体系，也可以给我国IT企业对本专业的人才进行深度培养提供机会，从而建立起校企合作共融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理念。同时，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不断开阔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人才的视野，为我国媒体产业未来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当前，我国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学还主要停留在对开发能力的培养，注重从程序算法的角度去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笔者希望以后中职院校可以对企业课题进行进一步的精心选择，通过各种方式，把学生设计理念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争取实现学生从校园到就业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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