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音乐论文范文第1篇
2、中西方音乐审美的联系与碰撞
3、中国民族音乐中的音乐美学因素分析
4、王光祈音乐美学的文化符号探究
5、中西方文化对其音乐发展的影响
6、小提琴艺术与音乐美学的联系研究
7、文化自信视野下陕西传统音乐“声音景观”的美学探究
8、从中国“大屋顶”和西方穹顶的艺术美 看中西方美学思想差异
9、中西方美学观对舞台灯光的影响
10、“和谐”美学思想与中西方绘画特点的形成
11、合唱声音观念的演变与演唱的选择
12、思学践行 厚德善成
13、民族声乐表演教学的美学要求
14、民族音乐视角下中国钢琴作品探究
15、中西音乐文化中的审美意识
16、论传统音乐文化在高校钢琴艺术教育中的传承
17、美学视域下的古希腊建筑艺术与先秦建筑艺术比较研究
18、音乐美学视觉下的当代音乐教育
19、自然教育观中西比较及在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20、中西音乐美学基本思想在音乐文化精神关照下的比较分析
21、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
22、新世纪以来音乐美学研究述评
23、浅论“和”在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异同
24、从文化视角看待中西方音乐的差异
25、从中国传统音乐的口传心授看中西音乐的审美观
26、现代音乐与佛教音乐的对话
27、“和律论”音乐美学与中国民族音乐再探
28、论《雨打芭蕉》“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
29、“中国乐派的当代美学精神”释义
30、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之差异
31、浅析中西方音乐美学中的自律论
32、试析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
33、从音乐美学角度看中小学音乐教科书的编写
34、论钢琴独奏曲《春舞》的审美表达
35、中西方传统音乐审美观之比较
36、孔子和柏拉图的音乐美学思想比较
37、在《乐记》中探讨中西方音乐美学
38、中国古典音乐的独特审美追求浅析
39、在情感与智慧中书写爱的篇章
40、从音乐美学视角分析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分析
41、音乐表演美学理论研究的进程与启示
42、浅论音乐教育与哲学观的辩证关系
43、论音乐演奏的审美控制
44、形式主义视域下嵇康《声无哀乐论》的心声观
45、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理念拓展的意义
46、王建民古筝作品的审美特征研究
47、钢琴教育中美学观的培养路径研究
48、中西方传统音乐美学比较略论
49、文明倡议时代背景下的音乐教育研究
中西音乐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游记》 《格列佛游记》 讽刺艺术
《西游记》是中国明代作家吴承恩创作的长篇小说，题材、形象塑造及审美情趣等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格列佛游记》是18世纪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代表作，小说深刻揭露了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等领域的种种腐败事迹。两部作品在时代背景、文化风俗和地理位置都不相同，但在一些写作手法和艺术构造上却有着相似之处，代表着中西方文学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中西文化的一致性。
一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的艺术特征
1 《西游记》的艺术特征
首先，在塑造人物方面，《西游记》中的人物都是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既有魔气仙气又有人气，这些都是一体的。其次，故事情节的巧妙性，小说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都通过一个个尖锐的矛盾构成，同时又彰显人物性格，尤其在故事情节中，作者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和故事情节对当时封建社会中人人敬畏的天庭、地府及庞大的官僚机构予以了讽刺幽默，让读者在欣赏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时，也会反思当时的社会。
2 《格列佛游记》的艺术特征
《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国王虽然只比他的臣民高出一个指甲，却狂妄地自命为头顶天的宇宙统治者，以自身无常的喜怒决定老百姓的命运;而大臣们只要凭借高超的跳绳技巧就可获得国王的宠爱或重要官职，作者借用这种愚蠢的选拔官员方式讽刺了英国统治者的昏庸、朝廷官员的无德无才和英国教会的虚伪，以及当时由教会因无谓的冲突而发生的种种无谓的战争。可以说，小人国实质就是当时英国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
二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讽刺艺术的比较
1 相同之处
两部小说都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讽刺，都对宗教进行了嘲弄与讽刺，都是通过描述荒诞的异族异国讽刺社会现实。例如，在《西游记》中，作者尽情地嘲弄和讽刺了当时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唐太宗明明已经到了知人事听天命的年龄了，可魏征为了让帝王多活数年，就利用和当时地府判官“八拜之交”的交情私自篡改了生死薄，从而使唐太宗回到阳世并延年二十余载。此外，《西游记》中的人间帝王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几乎都沉迷女色或者崇信道教，找不到一个称职的皇帝。再如，在第九十八回，唐僧四人一路降妖除魔、历经种种苦难，终于抵达西天看见佛祖，他们一心希望能早日求得真经回去交付唐太宗，却因阿傩、伽叶想要获得报酬而遭到了阻碍：阿傩、伽叶一再强调如果不给他们报酬，就不将经文传授给唐僧师徒。唐僧虽觉得二人无理，却想着师徒四人已经历了多种磨难，没必要因为这等小事而功亏一篑，最终忍痛将紫金钵盂送给二人，才得到经文。从阿傩、伽叶二人的行为可以看出，这正是当时私自受贿的典型反映，由此折射了封建社会帝王和官僚贪婪昏庸的姿态——他们运用自身势力迫害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师徒四人在取经路途中遇到的种种事迹都是对当时封建社会最真实的写照。可以说，《西游记》中所描绘的天上人间，对现实的揭露和对统治者的讽刺十分生动有力。在小说中，没有一片干净的乐土。作为封建社会庄重和威严的代表，天庭和阴曹地府本应被民间百姓和达官贵人所敬畏，但在小说中，读者看到的却只有官官相护的腐败，和贪赃行贿等典型黑暗现实。
在《格列佛游记》中，作者所描述的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马国，象征的是18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社会，其中充满着各种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通过国王和下属臣民之间的互动可看出当时的人类本性：小人国国王只比他的臣民高出一个指甲，却狂妄地把自己称为宇宙的统治者;一些无才无德的大臣们想在朝廷内获得一席之位，主要是通过高超的跳绳技巧获得国王的宠爱。小说中的财务部长选任极其讽刺搞笑，国王举办了一个跳绳比赛，如果想担任财务部长，只需在跳绳过程中翻跟斗——谁能让国王开怀大笑，谁就能胜任此职位。从这种荒诞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想通过这个可笑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的英国社会乱象。又如，格列佛在向大人国国王介绍英国历史和制度时，大人国所表现的态度是英国到处充满了贪婪、黑暗以及残暴。作者利用国王的话语，全面讽刺了当时的英国社会现状。此外，作者还在小说的第三个部分将讽刺之箭射向了当时英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作者认为，这些所谓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沉迷于幻想，脱离现实生活，他们研究出的事物稀奇古怪，没有一点意义可言;他们只是一些沽名钓誉之徒，通过欺骗人民而牟取暴利。主人公格列佛在慧驷国的遭遇是小说最为突出的一部分。在慧驷国，人们被马统治着，“耶胡”是慧驷国人名的称呼，“耶胡”的仇恨胜过他们仇恨任何别的动物。在这里，作者把矛头转向整个人类，意图说明，人类为了食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改变自身性格、变得懦弱下贱。小说最后，也是作者对人类的反省和重新审视，他悲观于不断堕落的人类道德情感，内心散发出深切的失望和悲观，也正是因为这种消极心理，让作者深深厌恶同类。
在《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两部作品中，都对当时的宗教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嘲弄。其中，宗教色彩在《西游记》中更为浓重，文中处处可见对宗教的讽刺。例如，小说中的很多章节，如五庄观偷吃人参果遇难、车迟国斗法，斥责的是道教和妖术的可笑，作者把道士描写成尖酸狡诈、小肚鸡肠、贼眉鼠眼的反面形象。在“车迟国斗法”一章中，鹿力、虎力和羊力来到车迟国后，不但被国王尊称为国师，还允许他们在全国传播道教，把众佛教徒驱赶至道家做苦力。大部分佛教徒被残害致死，唐僧师徒抵达车迟国后亲眼看见佛教教徒被官兵暴力虐打，悟空在了解了事情详细之后，立刻和唐僧三人前往车迟国降妖，最终妖怪现出原形，被打的落荒而逃。作者之所以会以车迟国为例，是因为在小说的社会背景下，即明朝时明世宗十分痴迷道教，给予朝廷内的道士高官俸禄，这些描写都具有当时真实社会的影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一定程度上，控诉了当时无情的黑暗社会现实。而在《格列佛游记》中，作品的主要矛盾点则在于教会、新教和天主教这两个当时分歧最大的教派，这也是当时英国教会频发矛盾的两个组织。在作者看来，当时英国社会内斗外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意义的争论导致的。可以说，当时英国的现象和小人国的争论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通过对《格列佛游记》和《西游记》对比可知，中国文学艺术特征注重描绘自然现象及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愿望，整个故事的核心为事件，而人物的刻画会跟随故事的实际发展。西方文学特征则为善于折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神的形象和性格日趋人格化，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如果说，中国文学是历史化的变形而成为后人世代敬仰的道德楷模，那么西方文学则是人所向往的美之理想。此外，中国因传统文化影响造成了轻个体自我、重群体关系的文化心态，个人在中国文学中不可避免地承担着由社会界定的具体功能角色，只有在他人的整体背景下，个人才是相对完整的个体。反之，西方文化恰好是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存在价值，基本以个人为中心，尤其在文学艺术形式上，惯性地用个人英雄为主的叙事模式。此外，中国文学在叙事方面还惯用类型化，能夸张渲染突出人物思想性格，促使人物形成一种鲜明的性格倾向，有利于在作品中作为矛盾冲突推动故事进程。而西方除了塑造人物之外，还善于通过人物类比当时社会真实境况，反映出作品强烈的写实性，进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2 不同之处
从叙事角度及善恶观念分析，《格利佛游记》为第一人称，而《西游记》是第三人称，《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是作者大力歌颂的正面人物，其形象在不断地和妖魔鬼怪的斗争中逐渐成熟、充实、完善。作品着重通过描写孙悟空在取经途中如何降妖伏怪，展示悟空的性格，突出悟空的智慧。而《格列佛游记》中的情节虽然离奇，但作品的主人公格列佛主要扮演的是一个记录者和观察者的角色，他不是一个思考者和行动者。叙述者在整个大的反讽语境中不仅仅是反讽的工具，自己也往往难免成为反讽的对象。此外，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抑恶扬善”、“彰善瘅恶”，“善”被放在非常重要、非常崇高的地位，而“恶”则完全不能与善相提并论，“恶”是需要完全否定和抛弃的，这与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恶”在西方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西方文化讲的是善恶二元论，一个克服不了一个，而且善和恶是辩证的，不仅对立还能转化。
从小说体裁上来看，《格列佛游记》虽然是一部奇幻小说，但它里面却构造了像教科书一般的世界，历史、地理和文明都存在的世界，整部小说作品都是站在英国现实社会情况的基础上加以构造的，小说中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里会触碰到的领域，如医药、数学、物理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物形象，使其更具有真切感，以至于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会自我代入联想，以为作者所构造的人物都是真实鲜活的个体。由此体现出作者高水平的艺术手法。而吴承恩《西游记》中各种牛鬼蛇神的出现则是小说中最特别的主体，为小说增添了奇幻感。《西游记》虽然是一部古典神魔小说，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现实的反映。在艺术上，《西游记》始终坚持真与幻之间的统一，作者将自己对现实世界所想全部幻化成一个个人物，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刻画人物，缩短了传统人类、神灵和物质之间的距离。比如，小说塑造的孙悟空，他代表着正义的力量，不屈不挠、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同时，也代表了作者对这个社会的理想，即手持金箍棒横扫一众恶势力和妖魔。虽然这是一种极度的个人英雄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英雄是当时人民心中的保卫者;而英雄在取经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在，则是社会中恶势力的象征，他们凶残贪婪的特点也是封建社会黑暗势力的象征。
三 结语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西方文学史上都有极其高的地位，吴承恩和斯威特都以讽刺的艺术手法来抨击当时封建社会的现状，里面塑造的人物和场景也是作者的理想。虽然这两部作品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经历不同，但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却是相同的;作品语言风格婉而多讽，威而能谐;艺术构造，虚实结合，恰到好处;都把当时的社会场景用讽刺夸张象征等手法展现了出来。中西方的文学特征在这两部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4D046，课题名称：新媒体视野中的西方网络文学生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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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家荣：《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贡献之我见——兼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学术界》，2013年第4期。
(邹晓伟，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讲师)
中西音乐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西方;教育体制;差异
教育体制是指教育规范和教育机构的结合体。教育机构主要包含教育管理机构和教育实施机构，教育规范是可以使教育机构建立并让教育机构正常运行的一种制度。教育体制属于一种制度、一种体制、一种文化，是教育领域发展的产物。经济、文化、地域、环境的不同导致了教育体制的不同，不同的教育在历史发展中具有不同的魅力，对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近年来，出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不愿意在本国的高等院校继续深造，反而选择出国深造，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 我国教育体制的弊端
中国的教育体制过于僵硬，高考制度让很多学生及其家长无奈，除现行不同地方招生分数的差异问题，还有加分项目的问题，给广大的考生带来烦恼和困惑。中国的高考就像千军万马在过独木桥，我们不能选择社会，只能让自己去适应社会，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断努力，让自己在人生转折点有一个华丽的转身，迈入自己心仪的大学校园。中国的教育体制过于重视学生的分数、成绩，忽略了学生个人特长以及潜力的发挥和培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好多同学抱怨高考涵盖了过多的课程，学生并没有意识到那些课程中有许多知识点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学的。高考虽然没有赢得广大考生的喜爱，但这也是当前选拔人才最为可靠、稳妥的一种制度。
二、中西方教育体制存在的差异
对中西方教育体制进行客观评价，会发现各有特色。本文主要针对中西方教育体制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目的是为了吸取西方教育体制的优点，克服我国教育体制的缺点，发扬我国教育体制的优良传统。
(一)中西方的教育方式有所不同
同样的教学内容，中方与西方的教学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别。中国课堂上，主体是教师，教师往往会将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难点、重点完整地展示给学生，每一种题目都有相应的解答模式，学生通常是将解答模式死记硬背，解题思想过于僵硬。长此以往，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独立解答问题的能力等均会有所下降，不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我国的教育模式，虽然可以明显提高学生的成绩，但却让学生的思想变得过于僵硬，抑制了思维的拓展，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
(二)政府对于学校的管理模式不同
在中国，政府对于学校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发言权，每一个学校都在政府的影响下，学校设置团委、党委，学校领导除了实行聘任制，还可以由上级直接任命，可直接被任命为最高负责人，外行人管理内行人的现象在我国的学校普遍存在，极易引发教师、学生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校的发展。
(三)中西方的教学性质有所差别
在中国，学生基本都会选择公立学校上学，优秀的师资力量基本集中在公立学校。近年来，我国兴起了许多私立学校，他们教学质量、师资力量各有千秋，是否可以推动我国教育体制的发展，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公立学校可以由国家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与物质保障，对于学校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国的教育体制存在一个较大的弊端，学校的数量以及教学质量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经济发达的地区有较多的学校，具备较为雄厚的教学资源，然而，经济落后、欠发达地区的师资力量以及教育基础均较为薄弱，经济落后的地区仅仅有少数的学生可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导致我国的教育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西方的学校有三种：社区学校、私立学校以及公立学校，社区学校和公立学校都是由地方政府或者国家出资，学生承担的学费较低，可以接受专业技术以及科学知识的教育，私立学校的学费虽然昂贵，但是教学质量非常高。
(四)中西方人才培养模式有差异
西方人才培养以“宽进严出”为主，学生上大学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在上学期间，若没有良好的表现，就很难毕业。纵观我国的教学模式，学生在高中时期承受了较大的学习压力，历经挫折与困难才迈入大学的校园，进入大学后，就变得十分松懈，学校也没有起到监督、管理作用，甚至有一部分学校为了提高本校的就业率以及毕业率，弄虚作假，不利于学生道德品质以及人格魅力的形成。高等学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高技术的综合型人才，而不是提高就业率与毕业率。
三、对我国教育体制发展提出的建议
(一)借鉴西方教育体制中的优点
学校教育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也要培养一个学生思维能力、学习能力。我们应当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应该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时期的想象力是丰富的，我们不应该禁锢学生的思想，要拓宽学生的视野。在大学时期，应该加大对学生的管理力度，注重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对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成为我国当前高等院校在权力配置中的重点，在我国的高等院校中，权力配置存在着职责分配不清楚、分工不明确、界限模糊的问題。在我国的高等院校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严重失衡，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较小，行政权力过多的干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的发展。
(三)均衡城乡与地区之间的教育经费
我国应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央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方面的投入，缩小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拉近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同时还可以尝试东西部合作办学的方式，将东部一些优质的教学资源引入西部，增强西部师资力量，提高西部教育工作者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水平，培养出一批符合西部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四、结束语
我国的教育体制仍然存在不足，当前过于僵硬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的思维方式过于单一，解决问题的方法过于死板，创造力严重匮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应当不断研究、学习其他国家的教育体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教育体制，不断地完善我国教育体制，切实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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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音乐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建筑;和谐美;文化内涵;中西差异
从古至今，中西方建筑文化在思维方式、视觉感受、艺术观念等方面有许多不同，这种不同，造成了中西传统建筑艺术的审美差异。在对自然界、社会和艺术中的美进行探索和研究之后，中国和西方都形成了以和谐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又使中西建筑艺术和谐美形成了不同的审美特点。
和谐美不仅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感受。人们在观赏建筑时产生的和谐的心理感受，更多是由当时的审美思想所决定的，而审美观念的产生，与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虽然中西传统建筑都很注重形式美，讲究建筑物的比例、尺度、均衡和秩序等，但在这相似的形式美原则下，中西方传统建筑的和谐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中国传统建筑和谐美的文化内涵
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的美学思想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虽有不少派别，但最重要的还是儒道两家。儒家注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的美学思想中，十分强调“和”，也就是和谐，并将艺术上的和谐上升到人与社会的和谐，认为只有人的“身心之和”、社会的“人际之和”以及“天人之和”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道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倡导以人心的和谐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和”在道德观念上，就是“善”，而在它们的美学思想中，“美”就是“善”，以善为美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社会文化结构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因此形成了以“和”为主的古代社会数千年的审美定式。中国建筑艺术的和谐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之濡染，是和谐这一哲学思想在建筑艺术中的集中反映和体现，在建筑理念的有机整体观中表现出来。中国的建筑艺术讲究建筑整体的和谐。中国建筑艺术的和谐美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之上的，影响着建筑营造的各个方面，比如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也代表着中国建筑最基本的哲学内涵(图1、2)。
中国古代哲学的起源也与“数”有关，不同于西方的抽象，中国古代的“数”很具象。通过“数”的等差变化来表现和谐与秩序，如房屋的进深、台基以及装饰图案的用量等。“数”的和谐形式在中国古代成为了仁政的标志，被赋予了礼的内容。如“城方九里;诸侯城按七、五、三里递减。王城门高五雄，城高七难，隅高九雄;诸侯城按三、五、七递减。”这种对“数”的和谐关系的追求，几乎渗透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人审美标准的一部分(图3)。
二、西方传统建筑和谐美的文化内涵
西方传统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一样，也呈现出了和谐美的审美特点，但西方传统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美有着不同的审美特征与文化内涵。中西方古代社会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古希腊是西方美学的源头，而古希腊和谐的美学思想是随着自然哲学的起步出现的。一些哲学家在探索和研究宇宙的同时，对美和艺术进行了思辨，形成了以和谐为核心的美学思想。西方美学中最开始提出和谐美的，是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比例构成美的和谐理论。他认为“数”构成了宇宙万物以及宇宙的和谐，由此在和谐中产生了美。美也就是由一定的数量关系构成的和谐，凡是符合某种“数”的比例的，就是和谐，从而产生美感。
柏拉图把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美就是“数”的和谐的思想，上升为精神层面的内在的和谐，认为事物的美是从美的理念派生出来的，而美的理念就是“美本身”，他指出内在的和谐才是和谐美的深层内涵。亚里士多德则把它改造成为关于具体事物典型形式的和谐说：“一种东西要成为美的东西，无论它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还是一个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其组成部分的排列要有某种一定的大小。美是同大小和秩序有关的。”
在基督教统治一切的中世纪，美学与神学产生了联系，认为上帝的美才是最崇高的美，事物与艺术的美是低级的。“和谐之所以美，就因为它代表有限事物所能达到的最近于上帝的那种整一。”“现实世界仿佛是由上帝按照数学原则创造出来的，所以才显出整一、和谐与秩序。”而基督教在否认现世的美和艺术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艺术的存在，并将其服务于宗教神学，因此比较重视形式(图4)。
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思想是提倡科学与理性，反对宗教神学。这时期的艺术家们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符合客观的形式美原则的创作才是美的。阿尔伯蒂的美的标准：第一是数字，第二是比例，第三是分布。這些概念的综合，就是和谐。古典主义时期自然科学开始发展，这时期的美学思想更加崇尚理性与秩序。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学方面，笛卡尔认为艺术创作不应该是凭借经验和感觉的，而应像数学一样清晰、明确(图5)。
西方的美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而“数”的和谐是西方古代一直没有脱离的美学思想。西方人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沉迷于追求事物的本质，由此形成了思辨理性的精神，在不断的探索和研究之后，归纳出了形式美的规律，诸如比例、尺度、均衡、韵律、对称、统一等，来追求艺术的和谐美。
三、结语
古代中西虽然都以和谐为审美理想，但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国的传统审美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主要追求人人之和，而西方传统审美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主要追求人神之和。中西传统的和谐观，一种更偏重人文，一种更偏重科学。中西方的文化背景与时代发展的不同，使得中西方传统建筑的审美特征也有所不同。因此中西方传统建筑虽然都具备和谐美的审美特征，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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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
齐伟民，吉林建筑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
崔杨光辉，吉林建筑大学艺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中西音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文章从分析中西哲学中形而上学不可通约问题的原因，即西方对哲学概念的曲解和西方哲学的科学化着手，认为自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形而上学已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而相对的非体系化的中国古典哲学更便于认知和与应用；指出“通约性”问题并非出现在中国形而上学系统内，而是由于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自身匮乏完备性造成的。
【关键词】形而上学 通约性 形上本体哲学
中西哲学的比较始终是一种颇具困难的工作，问题关键即双方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的可能与否。本文试图从中西形而上学各自立场对双方传统中的部分问题加以讨论：既考量西方比较哲学界的前沿成果，也强调汉语背景的最新形而上学思考；既吸收西方学界的前沿观点，也探讨其中隐在的问题。在凸现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根本观念同时，发现比较哲学领域的最大通约性。
中西比较哲学中形而上学不可通约问题的本质
所谓通约性，借用集合论的说法，即A和B两个集合有交叉。交叉部分便具备通约性，非交叉部分则不可通约。
对不同文化系统的哲学，西方比较学界相关通约性问题有以下几种态度：传统问题上的绝对与温和的不可通约性态度，以及差异的传统之间具有诸多共同性的观点；非传统问题上缺乏调节性的共通标准不可通约性态度，和中间立场的既不强烈秉持不可通约性也不认同完全共通性的态度。在形而上学方面，西方比较哲学界通常的态度是极端的，认为中国哲学的文献常关乎“智慧”，属“邀请性”的，西方哲学则是体系化论证和理论式的，双方不可通约。①
形成中西哲学不可通约性局面的原因其实并非仅仅哲学自身的问题，更为尖锐的是，西方比较哲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有意无意间的殖民化态度所造成的人为障碍。事实上，西方形而上学是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或西方到底有没有客观本质的形而上学，才是双方哲学间发生“绝对不可通约”的根本。
就中西方哲学的“通约性”而言，研究者所标榜的西方哲学体系化和中国哲学论证匮乏化的差异，其实完全不是哲学或形而上学进行中西比较时横亘两者之间的隔绝问题。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体系化或系统化不过是一类模型或理论，自身就有相当大的局限，在将它们与客观现实相对应时，只能贴合部分自然现象而非全部。相反，恰恰非体系化的中国古典哲学才更游刃有余于认知与应用。说到底，导致西方哲学整体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两点：对哲学概念的曲解、②哲学的科学化。后者也被认为是哲学的形式逻辑本质化。③
中西比较哲学中形而上学的通约性“建构”
我们说了，造成中西形而上学不可通约的原因在于人的主观态度，即人对“自我”态度的放大，它与人根本性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并非必然因果，换言之，不可通约的结果是人对客观真实存在性结果的极度轻视所造成，即对自身各种重要存在性经验极端武断否决的恶果。在这样的态度下，人不仅不断曲解哲学概念，还试图以科学取代哲学。因此，要想建构中西形而上学的通约，必须斧正这两方面问题。
“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概念。在西方，“哲学”并非缘起“爱智”的含义而是与“智慧”同义，“智慧”又是什么呢？梳理古希腊前苏格拉底的哲学残篇可发现，有观点认为：智慧不仅是一种能力，而且还是能从根本上判断宇宙根源的能力。概言之，“智慧，即明了一切的能力。”④对此，亚里士多德也表示认同。⑤但在汉语中，“智慧”源自佛教术语，是“开悟”者拥有的能力。这样一来，赫拉克利特对“哲学”概念的调整，就从本质上产生了差异，它至多是对智慧的“试图努力靠近或理解”而不是“获得”，爱好智慧并不等于拥有智慧。所以有人指出，这样的哲学已经从原初的客观性立场“迫降”为一门主观角度的“训练性学科”，⑥虽然赫拉克利特“一切是一”的宇宙观很纯粹。
赫拉克利特之后，巴门尼德不仅提出了极其相似的宇宙观，还首先明确了“存在”的概念，并认为只有“存在”是不需要生产也不会毁灭的，“存在”是完整的、惟一的，也是无限的。⑦这也是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认定巴门尼德为西方“形而上学”鼻祖的原因。后者遗留下的残篇包含两部分：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⑧至于当下西方哲学界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奉为肇始，⑨无疑是一种“近视”。《形而上学》所研究的并非巴门尼德强调的“存在物存在”（being），而且还把“存在物存在”的being当成了“存在物”本身，即beings。⑩我们允许在“爱智慧”的“哲学”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相关学科，比如认知论、伦理学，但不能接受因为其他相关学科的衍生而“阉割”“爱智慧”之“哲学”本质的后果。或者说，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爱智慧”的“哲学”就已经由“知道”退化为“猜测”了。亚里士多德的“是之为是”的科学被译为汉语的“形而上学”显然是个错误。这个错误的翻译同样反映了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在现当代的“变异”上。汉语的“形而上”所指与亚里士多德的“是之为是”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形而上”谓之以“道”，“道”即“存在”（being）；“是之为是”却只是“公理”甚至仅仅是“原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理是最普遍的，是万物的本原”，这样的“是之为是”是“逻辑”不是“存在”（being）。
中国古代并没有“哲学”的说法，当然也更谈不上学科。“哲学”一词进入汉语是转译于日语。不过，前苏格拉底学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对“爱智慧”的“哲学”，都强调“是由整个有组织的知识所组成”的本质，这和中国古代先人大哲对待“知”与“学”，“习”与“用”的态度十分相似。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度，亚里士多德在发展“爱智慧”的“哲学”过程中，过度使用了他所依赖的“物理学”，而且可怕的是他的物理学结论大多是错的，因此必然导致了他“哲学”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大智于这些西方哲学古人。本质地说，古希腊时期伊始，西方哲学就在整体上出现了科学化的倾向。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发现，这些古希腊哲学家都混淆了科学思辨和哲学思辨的界限，不过没人去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但西方一些顶尖物理学家和少数当代哲学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正在向古老的哲学原初“回归”，“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惊人的平行之处。”奥本海姆认为，原子物理学的发展与佛教和印度教思想有诸多一致性，而且物理学所要做的不过是“古代智慧”的某个“例证”或是一种“促进”和“精细化。”玻尔更为直接，强调原子物理学当效法如来佛或老子这类先哲的思想。海森伯从日本的科学研究中看到同样的苗头，认为“东方传统哲学思想和量子力学的哲学本质之间有某种确定的联系”。
现代物理学的这些经验表明，科学特别是物理科学的任务，总是将重心慢慢向哲学迁徙。或言之，不管是任务还是势力范围，这种东方式的哲学本质上始终辖制着科学。虽然科学往往表现出与之抗衡的欲望，但又不得不无奈于自身的局限性。相反，东方特别是中国哲学“却在无限的伸展中始终从容”。在这一点上，整体的西方哲学或西方形而上学根本无法相比，这样的结果不仅反映了科学的局限性，也同时呈现了东方哲学的无限性。
对此，旅澳学者圣童用德国数学家哥德尔的伟大定理“哥德尔定理”作了颇为有力的说明。哥德尔定理通常可以表述为“对任何声称能确证，也就是证明或否证所有算术陈述的一致性形式系统F而言，存在一个既不能在此系统中证明也不能否证的算术命题。因此，形式系统F是不完备的。”通俗地，就是你身陷其中就无法对自身进行“证明”。用“集合论”的观点，就是身为集合A中的元素a，无法对整体的A进行有效认知或证明。虽然哥德尔从数学立场出发，但最后的哥德尔定理却并非只针对数理逻辑问题，而是统摄了整个形式逻辑系统，因此进入了深刻的哲学层面，“哥德尔的研究成果除了不完备性的深奥哲学结论，及其在知识论和人类认知极限上所衍生的影响，还对思想与计算机机械化的问题有重大启示。”它也划定了人类逻辑认知世界的界域，人类对世界的逻辑认知是有限的，这也同时告诉我们知识以及各类科学学科的局限性所在。这些“界限”的划定颇具时空性，只要身在时空之内，对该时空的认知必受局限。表面上，这似乎和大卫·休谟的怀疑论很相似，但休谟本身的诸多观念已经触犯了该定理。同时，康德所谓的“科学”、“形而上学”也难逃哥德尔定理划定的“地牢”。为此，圣童博士对康德的哲学做过如下质疑，认为后者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到底在用什么“部位”去认知那个物自体，是用“大脑（思维/意识）”还是用“心（智慧）”。在圣童看来，人脑的思维/意识是一种“他识”，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而人认知物自体是要借助“自识”的能力，“自识”能力即智慧提供的能力，对哲学或形而上学进行科学化态度的恶果也就得以明示，西方哲学发展的“死穴”也恰恰于此。哲学因为是智慧的学科，所以它只能是那些具有了然一切能力的人的认知结果的“集合”而不当是科学的形式逻辑的推理论证结果的“总合”。科学不仅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充满了错误，即便是今天依然存在一筹莫展的局限。英国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万有理论”至今都无法“完成”的现实就是极好的例证。
科学方法在形而上学中的应用。就在西方哲学研究者不断“抱怨”中国（古典）哲学匮乏“体系”性论证而难成理论式“哲学”的同时，一种依照物理学和数学常用的科学方法而建构起来的中国传统本质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却应运而“生”，这就是旅澳学者圣童博士的“形上本体论哲学”。
凭借自然科学“出身”的学术功底，圣童博士以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老子言说的“道”为基础，从西方自然科学理论角度出发，借助“集合论”的概念，以《易经》所提供的“二进制”之逻辑理论对宇宙从“无”到“有”的发生，再由“生命”出现并延续至今的缓慢过程进行了单向（不可逆）顺序的推演，并以统一且自洽的“无缝衔接”构筑出了具有物理学性质的独特“天体模型”，即“形上本体哲学体系”基础构架《形上本体论哲学》，该书是纯粹的纲要性逻辑演绎，在形式上颇似维特根斯坦《形式逻辑哲学》的风格，那种语义式的“论证”基本从行文中删除，从而突显出其强烈的逻辑本质。
在摆脱哥德尔定理的“界限”辖制性问题上，作者采取了数学以及物理学方面常见的“预设”手段，将“研究对象”、“研究者”以及“研究目的”作了明确规定：“研究对象”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研究者”并非“人”而只是一个“虚设”的客观立场。这两点设定不仅将“形上本体哲学”完全区别了西方以往的哲学和中国现当代（从西方舶来的种种）哲学，同时也有效地免除了哥德尔定理所划定的“界限”问题。至于“研究结果”，则强调了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的“通约性”要求。为了避免歧义，该书对诸多名词、术语，比如“本体”等概念都事先给出定义。无论之前不同语种对某些词的词义有如何的规定差异，进入该系统后，都需依从该系统所规定的词义。这样的建构最大限度地强调了整套系统的通约性。
在整体系统推演过程中所使用的“理论”，作者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集合论”他只取用了观念性的内容而并不涉及技术推演。其主要采用的只是《易经》提供的“二进制”推演技术，该理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通行，即便在西方科学系统里也同样得到公认和应用。这样的理论技术选择，就从根本上将该哲学所建构“宇宙模型”的适应性扩展到了目前最大的限度。理论采用的越少，结论所受到的限制越小。
圣童博士已将“形上本体论哲学”体系化地扩展到诗学、美学等分支，这样的扩展结果本身已经有力地印证了“形上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客观性。而我们又必须接受该哲学体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本质。换言之，西方比较哲学界所谓的中国传统哲学匮乏“系统”或“理论体系”的说法至此可以终结。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西方比较哲学界所强调的“通约性”问题并非出现在中国形而上学系统内，而完全是由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自身的完备性匮乏所造成。面对新出现的“形上本体哲学系统”，西方哲学至今未能回归他们古希腊源头本质的形而上学中去，而且背离得越来越远，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哲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进步和西方哲学整体性的败落。虽然西方研究者的错误态度“仅限于”比较哲学范畴，但西方那种自大、殖民的研究态度值得我们注意，特别是工作并生活在西方的一些华裔学者也持同样态度，就更需要我们警惕，这也是主动维护比较哲学学科整体学术纯洁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比较诗学视阈下唐诗‘客观诗本体’及其世界性影响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BWW008）
【注释】
①余纪元，张志伟主编：《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6～532页。
②③④⑥⑦[澳]圣童：《神性本体哲学》，悉尼：澳大利亚汉语书局，2011年，第21页，第27～30页，第23页，第23页，第23页，第13页，第15页，第16页，第16页，第27页，第27页。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第42页。
⑧叶秀山：《哲学要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49～50页。
⑨[美]布鲁斯·昂：《形而上学是什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⑩[美]D.J.奥康诺：《批评的西方哲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91页，第86页，第86页，第79页。
[美]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London： Bantam Books， 1988： p163-179.
[澳]圣童：《形上本体论哲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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