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形态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电视节目的改版似乎已经成为惯例。一档节目在显示商业价值的同时，主动呼应行政力量的诉求，该节目的生命力会得到显著提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样的“合作关系”并不稳定，电视节目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获得市场关注后总试图摆脱行政干预，而行政力量在节目流于同质和庸俗时总会插手叫停，节目更替现象由此诞生。
【关键词】电视栏目 大众文化 意识形态
电视节目以年度为单位进行改版或者调整，在国内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一方面因为部分节目不适应受众需求，另一方面，众多节目的“短命”也反映了“快餐文化”对媒体的影响。在节目的调整过程中，从业人员经常陷入两难：传播内容需要达到审美趣味的泛化，以获得更高的收视率，同时，受到从业者自身定位和政策需求的影响，传播内容又必须承担一定的提升品位的教化功能，反映在具体节目上，就是“夺眼球”与“夺品位”的对抗。在这一基础上，两种运营方式产生：一是既不放弃大众，又照顾到小众，从业者期望获得“两者兼顾”的制作模式，但显然，这样一种理想化的平衡，在电视媒体这一平台上很难被定义；二是根据不同的平台，对两者做明显的偏重。即大众播出平台和小众播出平台的分离，但这种做法显然也存在弊端：大众平台容易陷入哗众取宠的制作模式，从而受到业界和政策环境的制约；小众平台缺乏盈利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其发展的可能。
以2011年上海电视节目调整为例，10档被淘汰的节目虽然处于收视率的下降通道中，但并非是收视率最低和下降幅度最大的节目。如果观察节目内容的走向，以及播出平台的定位，不难发现被淘汰节目与播出平台的品牌文化产生了冲突，或者无法在高端与低端之间找到自身的生存空间。
一、大众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传达主流意识
在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经常面临两种声音。以电视节目为例，一方面，几乎每一个吸引大量受众的新节目都会受到所谓专家学者的非议、批判，这一点在选秀类节目展开后几乎达到了顶点；另一方面，在大众中的市场与认同，使节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生命力缘于对大众文化的呼应。大众文化借助商品经济和现代传媒生成、壮大，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运作。利润、市场、效率永远是大众文化的风向标和动力杠杆。说到底，是商品价值规律和商业文化决定着大众文化及其价值取向。
以此为基础产生的节目必然具备大众文化的普遍特征。里查德·汉密尔顿曾进一步把大众文化的特征系统的归纳为：普及的、短暂的、易忘的、低廉的、大量生产的、为年轻人的、浮化的、性感的、欺骗性的、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西方著名社会学家洛文塔尔称大众文化“是一种取悦消费者的商品”。①基于汉密尔顿的观点，我们可以为电视栏目的“走马灯式更换”找到依据，即追求开播时的高收视率，在新鲜感消失时果断撤离。这样一种特征在市场经济中显得尤为明显，新名词、新场景、新主持频频出现，在吸引大众眼球的同时，掩盖了节目创造力的缺乏，这种缺乏一旦引发大众的审美疲劳，便又推出新名词、新场景、新主持，形成最省力的更替手段。《智力大冲浪》变成《新智力大冲浪》，便是一个范例。
不可否认，如果电视媒体放任大众需求，就会如赫胥黎担忧的那样，其内容很快就会变成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波兹曼则认为，电视之所以成为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借助电视，人们看的以及想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画面稍纵即逝但是斑斓夺目。电视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这样在电视这一平台上，大众文化的消费功能正一步步蚕食着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教化功能，主导文化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不受侵犯，必须与大众文化进行抗衡或者妥协。
1957年，美国学者麦克唐纳在《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中，从很多方面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猛烈批评。他提出，大众文化破坏了高雅文化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寄生文化，从高雅文化中汲取营养，却没有任何回报。②电视节目显然不愿意承认这个观点，他们并不认为短暂、功利是新节目上马的主要原因。必须承认，看似玩闹，形似简单的感观愉悦节目，其实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表达着某些价值观和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看法，以《中国达人秀》为例，尽管目的不同（意识形态希望树立弱者自强的意识，媒体希望获得关注度），但由于在形式上达成了某种一致，这一类型的节目为业界所力推。如果其无法传达主流意识，不具备教化功能，仅仅是博眼球，则容易暴露在批评的炮火中。这些批评可能会对大众产生影响，使其认为收看这些节目是降低品位的表现，导致节目收视率的走低，从而影响其生命力。
正因为电视媒体有这样的考量，人们很容易对电视传递的大众文化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一个观点是，大众文化在策反戏谑精英文化的同时，也从精英文化身上吸收自身所需的营养，增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去精英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加强了自身的精英化。尽管波兹曼担忧电视会在娱乐中至死，但显然，现阶段“至死”的可能性被大大削弱了。
二、主流意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大众文化
在2011年节目调整方案出炉后，我们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如果说收视率下降是重要的考核标准，那《当代军人》、《时代先锋》一类的节目为什么依然屹立不倒？显然，这与主导文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关，即便节目的收视群体极为小众，它也必须占领发言平台。这种占领是不允许任何形式解构的，但这种占领对电视产业本身形成了制约——它无法吸引受众，产生经济收益。因此，在娱乐至死的可能性受到牵制的同时，电视媒体又必须关注“严肃至死”的可能性。于是，一些原本定位较为小众的节目开始往大众上靠，以迎合更多的口味。而这种转变的“度”极难把握，很容易导致节目的同质化，并模糊节目的定位。
以被停的东方卫视的新闻评论节目《深度105》为例，起初节目以新闻体验为主，重在对新闻事件的分析和解读，例如第一期是对藏羚羊生存的关注，这样的制作方式有别于其他的新闻专题，但制作难度大，受众需要慢慢品味，无法达到快餐式的传播效果。为了迅速获得受众，节目进行多次改版，到最后一年，基本上成了国内各大重要案件的详细介绍。尽管这些内容看似吸引眼球，但实际上与其他新闻专题类节目严重同质化，例如《案件聚焦》、《七分之一》等，这样的变革非但没有迅速获得受众，反而使得原有的高端群体流失。
我们发现，新闻的题材和内容越来越软化，播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一些法制栏目，为了充分调动受众观看的兴趣，大量使用文学化和电影化的讲述方式，设置悬念，将一个侦探题材的新闻讲述成一个恐怖片或者侦探片。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中央电视台的《走进科学》，原本应当更具专业化的节目，因承载普及的重任，把普通的事件刻意笼罩上神秘的色彩，而这种神秘又必须在节目中揭去。这直接导致观众在一起一落中产生心理落差，反而消解了节目的严肃性。可见，以主导文化作为电视栏目开创的根基，如果没有政治力量或者意识形态的强力支持，在市场的冲击下，节目很容易被大众文化掳去，尽管这可能导致节目的同质化，无法提高收视率，但节目制作者还是会以此为方向，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在这一点上，波兹曼和英尼斯有过类似的预言：波兹曼说，知识分子们不断地用批判手法促使电视成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企图将电视从庸俗提升到崇高，但对电视而言，这是它们负担不起的使命；英尼斯说，如果强行用电视表达诸如新闻、政治、宗教、教育等严肃主题，人类就会在娱乐中走向灭亡。当然，人们希望从电视中获得新闻、政治、宗教、教育等严肃主题，但这种主题是建立在人们审美需要的基础上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受众，这些原本属于精英的主题不得不降低层次，以达到一种最大程度的审美泛化。而这种降低可能扭曲了其要表达的本来意义。于是，行政力量预留了对扭曲的容忍限度，一旦这种传播偏离了节目设置的初衷，便通过栏目的调整进行改变。在内地，大众传媒受行政、商业双重力量制约，在大多数情况下，行政力量是制约大众传媒最为关键的因素。
三、行政力量和商业力量的“合谋”
一旦大众文化和政治主导的意识形态达成了某种一致，表面上看起来实现了“寓教于乐”，相关的电视栏目披上全民盛宴的外衣，学界、民间很容易在媒体的鼓动下好评如潮。一方面，大众觉得自己是传媒的主体，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具有对抗精英权威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精英觉得成功实现了对大众的引导，同样实现了对文化的理性诉求。
确实，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人为地划一道鸿沟，让受众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显然是武断的。在当今的电视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两者的融汇和相互妥协。一旦一档节目在显示商业价值的同时，主动呼应行政力量的诉求，在表面上有实现提升大众素质的作用，那这档节目就会成为典范，各种工具都会被利用起来，引诱大众参与，使这档节目的文化成为主流。但这样的“合作关系”并不稳定，电视节目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获得市场关注时总试图摆脱行政干预，而行政力量在节目流于同质和庸俗时总会插手叫停。于是，节目在发展过程中，要么因市场价值过低被抛弃，要么因过于低俗被抛弃，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节目频繁的更替。
参考文献
①约翰·斯道雷 著，杨竹山 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②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实习编辑：李紫薇
中西文化形态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一、地域文化创意产品现状研究——以桂林为调查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科技的进步, 文化的趋同性。地域特色逐渐消失, 旅游产品趋向于相似性, 没有创新的地方文化特色产品占领市场。
目前桂林市场上所具有桂林特色文化创意产品少之又少, 很多旅游纪念品与全国各地旅游纪念品趋向于同一性, 而且大多都是装饰品, 不实用。在挖掘其内在文化背景的同时, 应该寻求其更好的产品载体。经过市场实地调查, 收集整合分析桂林现有地方特色的产品。桂林特色摆件直接的运用具象的桂林山水元素于产品表面上, 以及一些小饰品是用少数民族的材料及工艺方式, 没有突出显现出桂林的特色, 中国的少数民族有很多, 很容易混淆现代的人, 所以现在全国各地的旅游纪念品趋向于相似的状态, 桂林实用型产品主要是运用了地方的手工艺, 元素, 元素抽取运用比较简单直接, 没有融入产品本身。
二、设计思维及设计点
1、经过前期调研, 运用“5W2H”分析方法进行设计定位
1) WHAT (什么) :利用竹材材质设计一套具有桂林特色的厨具。2) WHERE (何处) :桂林, 家里, 人们每天在家呆的时间较长, 经常触碰到的是家居产品。3) WHY (为什么) :人们生活品质的需求, 桂林的文化需要传播, 美丽的桂林山水需要分享, 而不是秀丽的桂林山水只能待在外面, 不能走进人们的生活里。4) WHO (谁) :刚到桂林生活, 工作的人, 刚到桂林生活的人是因为喜欢桂林的生活方式, 喜欢桂林的环境, 喜欢桂林的山水。5) WHEN (什么时候) :做家务的时候, 在做家务时能感受到桂林山水的特点, 时做家务更加轻松;让在桂林工作的年轻人感觉到家的温暖。6) HOW (怎么做) :通过提取桂林山水的特点, 形式追随功能的理念, 把桂林山水的特点运用到厨具产品中。7) HOW MUCH (多少) :一系列具有桂林山水特色的家居产品。
2、产品功能分析
厨具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家居产品, 厨具给我们带来家的感觉, 家的温暖, 运用系列厨具为载体, 把桂林山水的特点表达出来为方向。
而家居中所需要的厨具产品很多, 根据桂林做菜的方式分析, 桂林里具有湘菜的特点又有粤菜味道, 还有广西本地所具有的做菜方式, 桂林的菜种有很多, 做菜的方式各样, 外地人也带来了特殊的做菜方式。
而做菜少不了的基本方式有煎、炒、闷、炖、蒸, 而做菜的前期工作就是切, 剁, 刨丝等方式, 总结所具有基本功能的产品如下图。
3、设计思维
经过前面的调查分析, 主要是运用桂林的山水运用到厨具上, 让厨具更具有桂林特色, 让厨具给在桂林工作的人带来温暖, 更喜欢做菜, 生活更有品质和情趣。
1) 思维发散
通过对桂林比较有名的山水进行头脑发散, 提取更具有桂林特色的山水元素。
2) 元素提取
经过对桂林山水思维发散抽取比较具有桂林山水特点的山水进行元素的分析提炼。经过第一次, 第二次反复草图方案迭代最终经过建模渲染最终得出六件产品如下图。
三、结语
此次指导的设计以形式与功能相结合为设计理念, 将桂林山水元素在合适的产品中表达出来, 以桂林山水的地域文化为背景, 结合厨房用具这一载体。设计出既具有山水特色形态的外观, 又带有功能性的厨具产品。为深层次指导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做了一次很好的示范, 为文化创意产品今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摘要：通过文化因素对产品形态设计的影响, 深入探析产品形态设计的内涵与发展因素。提出以民族文化为基础, 运用现代化设计表现手法, 促进本民族设计, 做出真正属于本民族且迎合时代的设计。
关键词：产品形态设计,地域文化,民族设计
参考文献
[1] 张恒国.马克笔工业产品设计表现技法[M].人民邮电出版社.
[2] 艾森.产品设计手绘技法[M].中国青年出版社.
[3] 梁韵.旅游产品开发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艺术科技, 2015-02.
中西文化形态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张道一先生在论述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时曾将物质与精神两者之间或综合性的双重形态的文化称之为“本元文化”，指出民间艺术“是同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就其主流来说，多带有实用性，既保持着本原文化的特点，又是本元的。虽然有一部分也带有‘纯艺术’的特点，但仍距其实用性分离不远。”①在这里，张道一先生不仅强调了民间艺术的实用特征和本元文化特点，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的关系。前苏联艺术理论家B·E·古谢夫在论述民间创作时也说 ：“民间创作同时既是艺术又不是艺术 ;其中，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这种统一包含在形象——艺术的形式之中。”②也就是说，民间艺术创作处在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缘，其审美功能并未从生活功能等其他功能当中分离出来。民间艺术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同原始艺术一样，其实用性的功能或其他非审美因素常常是主要的，它自然地保持了原始艺术的混合性，或如莫·卡冈所说的“原始艺术的复功用性”③，即艺术的审美因素与非审美因素的交织统一。民间的各种餐饮厨炊用具、日常起居用品、生产工具等各种繁杂的用具用品，不仅与原始造物并无质的区别，而且具有突出的审美因素。一件刻花陶罐、青花鱼盘，带有雕刻的纺车、木制提盒，其审美功能并非主要的，但又确确实实地被我们视为艺术的创造。也许这种审美的因素或功能是不自觉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民间艺术继承了原始艺术那种实用——审美的，或者说功利——艺术的复功用性质。这是艺术的审美功能与日常生活功能的统一，或者换句话说，在人们生活方式的实践活动中，又渗透了强烈的审美创造，它是一种生活化的艺术。
从民间艺术的存在形态来看，具有与现实生活重合的性质，张道一先生称其为“原发性”。民间艺术的原发性不仅在于民间艺术的产生是自发的，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广大民众对生活的直接需要，而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审美创造活动。④民间艺术这种生活的原发性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最大限度地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有时甚至就是现实生活本身，而与精神性审美功能为主的艺术创造有着较大的不同。民间艺术与原始艺术的混合性不同，二者虽然在特征上有相同之处，毕竟二者是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的创造，艺术创造主体在认识、思维等观念上的差异及心理上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民间艺术虽然同样包含了艺术与非审美因素、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生产活动相统一的性质，但主体的认识却不像原始艺术起源一样混沌统一。正如朱狄先生对博厄斯原始思维与原始艺术的分析，判定一件作品是否是艺术，“困难不是在作品本身，而是在创造这件作品的主体以及鉴赏作品的主体。或者更精确地说困难在于鉴赏主体无法辨明创造主体在创造作品时是否出现过审美态度，在什么地方出现了审美态度。”⑤博厄斯的认识也启示我们，审美创造心理是判定艺术创造活动的标准之一。实际上，在原始艺术创造中不仅有实用与审美统一的创造，而且也有以审美为主的艺术创造，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民间艺术来说，在实用生活的创造中结合了审美的艺术创造自是情理之中的，更不消说那些纯然形态的艺术创造。我们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民间艺术生活的原发性不在于生活当中是否存在艺术，而在于艺术的创造是为了满足现实生活的充实和需求。民间艺术如鲁迅所说，是“生产者的艺术”⑥，而不像纯粹艺术那样是“消闲者的艺术”，以精神性的审美功能为目的。民间艺术许多情况下是为生活而艺术，具有艺术的多种功能。
大量的民间艺术创造首要满足的是民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这是人类自然生命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将人的生物性存在与民间艺术造物活动联系起来。遍布民间的房屋宅舍、家具陈设、日用器具、生产工具、运输工具，以及服饰穿戴、饮食起居，莫不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其中所隐含的艺术审美创造是难以排除的。更为明显的是，人类需要的丰富性、多层次性又使民间艺术的创造更为丰富、全面和广泛，即使是物质生活实用产品的创造，也使产品的样式、形制、功能等更为丰富和拓展。那些丰富的亭桥牌楼、庙宇宅舍、箱柜几橱、锅碗瓢盆、服饰鞋帽、车轿舟船、纺车织机莫不是实用生活丰富、完善的结果。一件木工画线的墨斗，虽然功能单一，却颇能显示木匠的心灵手巧和设计构思，不论是牛角珍木，还是其造型和附着其上的雕刻无不匠心独具，这不能不说是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完美结合。而那些可供把玩陈设的刻花蝈蝈葫芦、泥人耍货、荷包，其实就是实用功能向审美功能的转化或艺术的雅化。这仍然是由人的本质属性，或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所导致，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是造物实用功能的多样化和实用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化的动力。
当然，这种生活形态的艺术创造并不仅仅体现在以物质实用功能为主的造物活动中，它同样体现在民众的精神活动中。如同宗教与巫术的起源一样，它们并不是纯艺术的形式和艺术作品，而实际上只是宗教或巫术观念的形式或媒介，艺术因素只是融汇交织其中。广布民间的各种游艺、社火、秧歌、皮影、傩舞面具表演，无论是娱玩表演的形式，还是表演的道具，都不妨碍人们将其称为艺术。而在民众看来，或者从历史的起源来看，它是人们祈福禳灾、酬神娱神，与天地自然和神灵沟通的形式和桥梁。而这些表演无论在岁时节日，还是在春播秋收，都是民众生产或生活内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对这些游艺活动的认识也并非是艺术的、审美的，不管这种看似艺术化的演示是严肃、庄重的，还是喜庆、诙谐的。这正如M·巴赫京对西方中世纪狂欢节的分析：“它处在艺术和生活的交界处。实质上，这是生活本身，不过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游戏的形式。人们不是观看狂欢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在其中，因为按其观念它是全民的。在狂欢节进行期间，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除了狂欢节的生活以外没有其他生活。”⑦ 如同原始巫术、神话脱离了宗教观念而成为艺术一样，民间的祭祀、信仰、祈禳、占卜、巫术等活动和道具，在同它的精神性目的产生离异之后，径直变成了以审美或娱玩功能为主的艺术产品。门神衍化出大量的木版年画及其他装饰，释放晦气的风筝变成娱玩、健身和观赏的艺术，汉代以燃灯祭祀太一遂开后世闹花灯之先河，龙的信仰产生了赛龙舟、耍龙灯的习俗。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提高，当然还有科技的进步，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那些负载沉重、内涵丰富的观念和意识的产品，逐渐消解了历史的涵义，变成了以审美或娱乐为主的艺术产品或形式，虽然这种观念和内涵的转换、淡漠，仍是令人深思的，但却是历史的结果。
民俗学的研究也同样告诉我们，与民俗文化交织一体的民间艺术形式，既构成了民俗活动的内容，丰富、加强了民俗活动的情境，同时与民俗一样，是民众民俗生活整体和民俗动态过程的一部分，是民众生活形态的展现。民俗大多是作为文化事象来研究的，同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民俗整体”即民俗生活的重视也不乏其人，他们都曾将民俗理解或推崇为“民俗生活”、“生活文化”等民众生活过程的研究。高丙中博士提出并尤其强调了“民俗整体”的研究，他说，民俗整体“看中的不是被挤干了生活液汁的民俗事象，而是活生生的民俗事件 ;不是作为文化现象的民俗，而是作为生活事实的民俗。”⑧他指出，民俗整体研究以生活过程为取向，不仅看到静态的民俗，还要把握民俗与民俗主体和发生情境之间构成的活动整体，要着眼于生活，面向生活，面向人的活动，关心民俗的现实性，而不是仅仅注重民俗静态的、传统的、已经完成的文化的事象。民间艺术与民俗关系密切，以审美造型为主的民间艺术常常是民俗活动的媒介和道具，表现为文化的符号、图式，同时又是可视、可触、可感的艺术形象或形态。然而，如前所述，那些被我们看来是优秀民间艺术创造的形态和样式，在民众看来却是生活的内容和形式，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当这些艺术化的形态和样式伴随着民众生存生活的时候，像民俗一样，它同样体现为动态的、活动的过程，因为生活是动态的。民俗活动过程中的民间艺术样式不仅是民俗活动的内容、民俗的物化形式，更是动态的、流动的、连续的。因而民间艺术无论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还是在规范化、模式化的民俗生活中，它的存在形态以及艺术审美等精神文化内涵和功能、心理体验、知觉感受等，便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同样也是丰富的，那么对它的研究就应该是全方位的、多侧面的。一件十几斤重的、上梁供奉用的大面花——圣虫，造型、彩绘的神秘、富丽和想象的浪漫、夸张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然而，只有在焚香化纸的供奉中，上梁的鞭炮轰鸣和喜歌的高唱声中，以及儿童的争抢声中，才真正实现了它的民俗生活价值。镜中的剪纸、皮影、纸马和挂在墙上的傩面具、风筝在博物馆陈列的时候，与在焚化、表演、放飞的民俗活动中呈现的形态又有质的不同。诸如此类的民间艺术品类和样式，只有在原生态的民众生活和民俗活动的情境和过程中，才能体现其本质特征，因为它是民众生活内容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和强调民间艺术在民众日常生活、民俗活动中的动态活动特征，并以此说明民间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民间艺术是民众生活形态的内容和展示。
无论是民间艺术与民俗生活相连，还是脱离民俗与日常生活有关，与造物活动和原始艺术的性质有关，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是难以割舍的。然而民间艺术的现代发展向我们昭示了民间艺术品类的缺失和创作的冷清，这是否意味着民间艺术的现代衰落与转型?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其中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的关系越来越远是重要原因之一。民间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主宰在逐渐让位，民间艺术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随着生活的改变也在改变。我们在这里指出民间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目的在于认识民间文化生态系统中生活的链条是民间艺术生存的重要环节。
注释:
①④张道一 ：《张道一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2-503页，第587-588页。/②③⑦[苏]莫·卡冈，凌继尧、金亚娜译：《艺术形态学》，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10页、第190页、第210页。/⑤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8页。/⑥鲁迅：《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⑧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中西文化形态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文章介绍了形态构成的基本概念，按照形态构成要素对竹产品的形态构成特点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得出线性竹材更适合竹产品的材料设计特性。本文根据现代社会个性化产品需求趋势，提出了传统竹工艺在现代竹产品设计中应用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
竹产品 形态构成 设计
文献标识码：A
由于竹子独特的形态特征，被广泛应用于生活器具的生产设计之中。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的一句名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揭示了竹子在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竹子作为一种特殊的质体，从古至今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更融入到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甚至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竹文化。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东亚过去被称为“竹子”文明，中国则被称为“竹子文明的国度”，可见竹子对国人生活的影响之深。竹子的功能性特征主要通过各类竹产品进行表现，随着社会需求的演变，竹产品的功能属性也在不断地更新迭代，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竹产品形态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一 产品形态构成概念
形态包括“形”与“态”两个方面，“形”主要是指产品的形状、外形等物质化的客观表现，“态”主要是指产品的态势、神态等精神化的心理体验。二者一起构成了产品对人的整体感知体验。对于任何产品来说，形态是给人的第一认知体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对产品的最终评价。
构成的最大特征就是分解与重构，新形态就是在分解与重新组合的过程中产生。构成就是以既有的事物或形态为素材进行研究，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感受和分析，对素材按照一定的想法和秩序进行分解与重构，从而建立起一种理想的事物结构关系，或再造成为一种新的形态组合形式。
形态构成主要包括形态要素和构成法则两个方面的内容。形态要素主要包括点、线、面、体，这些形态要素形成了产品造型中的形态语言，也是产品设计中形态创新的源泉。产品形态的干变万化都是利用形态要素的特征变化和组合来进行呈现。对美的追求和创作是产品形态构成的重要目的之一，构成法则是形态造型语言的“语法”，诸如节奏感、韵律感、生命感、体量感、空间感等都是构建新鲜形态的手法。由于形态要素的多样化，在构建美的形态时需要对各个要素进行差异化的合理安排，合理利用和调节各种形态要素，运用恰当的构成法则进行新形态的创造，构建丰富变化的产品形态。
二 竹产品的形态构成分析
竹产品的原材料是各种原竹，通过对原竹进行多样化的形态分解和重构，得到新的造型形态和功能形态，满足人们的装饰需求和功能需求。按照构成要素分，原竹可以加工分解成点、线、面、体等多种形态原料，进而经过编制、连接等加工得到最终的产品。原竹的材料特性与木材等其他材料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最大的特点就是竹材的中空性。原竹的切分方式可分为横向切分、纵向切分和横纵切分，得到多种形态特征的原料(如图1-图3)。由于运用的竹材料形态不同，最终的竹产品呈现的形态构成样式也有较大差异。
(一)点材竹产品形态构成
在形态构成要素中，点的体量感最小，但是点材具有活泼、灵动、精巧的特点，点的形态构成方式也更加灵活多变。点的聚集能够形成空间的集群化效果，依据点的集聚方式不同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空间秩序感和韵律感。从加工工艺来看，从原竹加工成点材，再进行产品制作，加工过程繁琐，加工难度较大。古代受制于加工工具的短缺，我们看到的竹产品中点材形态较少，主要以原竹或线材为主的竹编产品。现在加工技术的提高，生产点材竹产品已经没有技术难度，生活中点材竹产品也经常看到，通过一小竹块拼接而成的麻将席，以及竹杯垫就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点材竹产品(如图4-图5)。
(二)线材竹产品形态构成
线的形态变化主要体现在线型的不同，线具有情感特征，直线给人理智、肯定、爽朗的感觉;曲线给人活泼、含蓄的印象;粗线使人感到豪放和强壮;细线则让人联想到尖锐和敏感。线形态竹材是竹产品中最为常见的形态样式，也是竹材一种“原始”状态的一种利用，这与原竹便于加工成更细的材料有很大关系。线性竹材既可以像竹杖、扁担、竹凳(如图6)等直接利用，也可以加工成竹条和竹篾，作为竹材“面性”利用的原材料，用来制作“面性”或者“体性”的竹类产品。线性竹产品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竹编产品(如图7)，竹编是传统竹产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竹编工艺主要以线性竹材为主，以手工进行编制而成。竹条和竹篾具有很好的柔韧性，加上匠人巧妙的编制技法，创作出了许多形态优美，功能丰富的竹产品。
(三)面材竹产品形态构成
面最大的形态特征就是空间的围合和转折，面的大小、方向、色彩、肌理的变化营造出不一样的形态美感。现在面性竹产品主要是对竹材的重新加工而得到的新型材料，与原来直接对原竹进行切分利用不同，面性竹材是将原竹切分成竹条，修整后加入黏结剂，热压成型的竹胶板(如图8)。这种面性竹材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竹材的利用空间，让竹材可以运用到更多的产品中，但是这种材料的成产过程会产生很大的环境污染，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竹代木”的目的，这与竹材原有的低碳环保特性相违背，更没有体现绿色设计的理念。
(四)体材竹产品形态构成
体量感是体形态要素的主要特征，由于竹材本身的尺度特征，原始大体量的竹材是不存在的，体形态的竹产品主要依靠点线面形态的竹材堆积而成，实际上是其他形态竹材的聚集，在实际竹产品生产制作中运用得较少。因为原竹本身不具备大体量材料的特性，新型的竹板材经过空间围合能够营造体积感很强的产品形态，但是这一样需要对原竹进行复杂的加工，同样不符合竹材利于的环保理念。
随着人们环保理念的增强，低碳环保绿色设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口号，竹子资源丰富，生长周期短，“以竹代木”成为可能，但是“以竹代木”不是简单把竹材加工成木材进行利用，因为加工成竹胶板等材料的过程本身就存在很大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线性竹材最能体现竹材自身特色和使用方式，也更加符合对竹子绿色环保的开发理念。线性竹材是最为主要的竹材利用方式，面性竹材、点性竹材和块性竹材只起到补充作用。
三 现代竹产品的设计趋势
(一)竹产品的功能性
中国竹资源丰富，竹材获取方便，普通老百姓就地取材创作出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器具，大量的竹产品出现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满足了普通居民的生活需求，竹产品朴素化的特征在传统竹产品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产品形态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产品功能服务的，产品形态既为使用功能提供了物态的客观实体，也为人们提供了具有美感的视觉功能。竹子在中国被赋予了很多精神的内涵，优秀的竹产品既具有优良的使用功能也具有丰富的视觉功能，竹产品在人们使用的过程中既满足了功能的需求，又让使用者体验到了竹材独有的文化魅力。
(二)传统竹工艺在现代竹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为了追求生产效率，现代化的竹材加工设备越来越多，简单粗陋的批量化竹产品涌向了市场，传统竹工艺品中所蕴含的精巧、细腻、自然的形态美感很难在现代竹产品中感受到。有人认为，手工制作的产品要比机器生产的产品更有情感，因为手工艺品是靠匠人的双手制成的，手与心相连，匠人通过双手随时可以感知到产品缺陷，并及时进行改进调整，更重要的是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个性化是工艺品独有的特征，匠人的灵感随时都有可能被激发，改变工艺品的一些细节和功能。机器永远只与机器相连，批量化的产品追求的是标准化，在一个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社会，批量化的产品生产模式已经渐渐式微。优秀的传统竹工艺可以为现代竹产品提供个性化的形态元素，改变现代竹产品造型单一，品质粗陋的现状，这也符合现代人们的需求，同时还能实现传统竹工艺的传承和保护。
(三)挖掘竹产品的非物质形态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竹子具有鲜明的文化符号，竹产品除了功能性之外还具有丰富的非物质因素，体现出很强的情感特性。在竹产品生产设计中融入情感设计能增强产品的亲和力，提高消费者对竹产品的认知度。通过情感化设计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个性化的设计和服务，这也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特点，有利于竹产品高附加值的实现。
四 结语
竹产品独有的形态特征和环保特性受到越来越多使用者的青睐，国内外产品设计师也越来越喜欢利用竹材进行产品设计，没有竹资源的国家也再次尝试引进栽植竹子，可见竹材在未来产品设计中的潜力非常巨大。竹产品设计需要从对竹子本身的研究开始，了解竹子的形态特征，懂得竹材的工艺特性，通过对产品需求的分析，找到竹材与产品需求之间的结合点，通过设计师的创新设计，提高竹产品的整体设计水平。
中西文化形态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在媒介融合时代背景下，融媒体形态实质上是不同媒介形态聚合关系形成的媒介系统，系统范式的研究就是梳理系统内要素“关系”的过程，不断嵌入媒介环境中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媒介资源的关系赋形、关系赋权和关系赋能。关系嵌入下的融媒体形态逐渐具有了平台组织的属性。随着关系的不断聚合，关系本身开始呈现数据化态势，以大数据为特征的融媒体生态环境逐渐开始生成。
关键词：融媒体形态;系统范式;关系;平台
系统论强调以整体、全面和历史的眼光观察和认知世界。世间万物都是由诸要素结构而成，系统所具有的功能并不取决于各组合要素本身，而是取决于系统要素间的结构性作用，即要素之间的关系。系统论的实质是关系作用，而关系则是影响系统演化的重要基础和结构性保障。在融媒体技术环境中，传播活动呈现出要素复杂、关系多元、非线性链接等特征，关系嵌入成为融媒体生态系统建构的全新路径，由此激活了媒介系统与其他社会复杂系统的作用与融合，着眼于关系理论的系统范式成为推动有关融媒体形态研究观察与推理的框架和依据。
一、媒介系统范式研究的理论基础
媒介系统是构成要素围绕着其功能建立起来的关系整体，相对于媒介系统中的各实体要素，“关系”表现为媒介环境中随处可见的动态平衡中的规则性存在，要素的实体性存在与“关系”的规则性存在具有共生性，要素的生成意味着“关系”的同时嵌入。社会学者艾尔·巴比将范式作为社会理论的要素加以分析，他认为“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强调“解釋其所看到的东西”。以媒介系统范式研究关系理论，是强调关系的动态性调适与平衡且对内部要素加以分析考察的基本视角。王怡红将系统范式定义为：以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与框架，运用系统原理解释不同事物间通过不同方式发生的互动、关联、差异与张力。关系理论的渊源开端于“结构主义生物学”，之所以引起包括传播学在内学术共同体的广泛关注，是因为人作为生命体生存于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社会系统作为整体的环境反映着内部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对此，帕罗阿尔托小组、贝克斯特、斯图尔特等从人际系统出发，对交流及“关系”加以理解和研究。①
系统论对于关系范式的研究处在一个不断调适的动态过程中，其视角主要源于系统自身的演进与变迁。研究者运用系统方法把握系统中要素的关系发展，运用互动理论、对话理论以及辩证理论考察社会系统中人际间的交流与传播。
第一代动态平衡系统把“关系”作为基本观点。关系传播学者达克（Steven Duck）认为“关系是一件未竟的事情”，这充分表明系统的动态演进源于关系的不断建构和发展。不过，第一代系统论对于“关系”与“结构”的内涵未能厘清。在多重设定的关系语境中，要素的存在确定了系统的存在基础，“关系”则确保系统处于稳定的结构形态，但显然“关系”本身是不可能被实体化的②，也无法替代实体要素存在并产生影响。
第二代系统论将自组织系统运动结构置于核心位置，认为系统是构成其要素组成的关系网络，以系统运动结构作为一种考察框架。在媒介系统中，媒介系统内的生成网络存在并反复产生同一构成要素时，构成要素和作为关系的网络将同时成立。③以印刷媒介为例，媒介系统中的组织传播机制一旦稳定且报刊以时间为周期不断被印刷、发行后，这种媒介形态及其依存的媒介系统就会稳定下来，直到一种更加新兴的媒介兴起，阻断这种关系网络为止。自组织系统论的关系主义强调使运动系统暂时停止，以寻求一种构成要素与静态关系网络之间潜存的作用关系，这显然与动态变化的系统关系相互矛盾。
第三代自生系统论考察复杂系统时，考虑到系统内生的要素复杂化且由此形成多个单位，要保持自生系统能够维持自我的单位体，多个单位体之间发生的关系叫作“耦合”④。耦合是指彼此作用的单位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程度的一个量度。媒介作为社会系统自生系统的单位体，并不是人的复合体，而是能够不断产生出新的媒介形态的自生系统的单位体。⑤因此，从媒介的系统范式考察“关系”，就是要考察要素不断聚合并不断嵌入系统组织时，系统关系对于媒介形态演进过程产生的动态影响。
从媒介演化的视角来看，在传统的线性传播活动中，优先考虑内容的生产与传播，由此形成的关系仅仅带有附加性意义。随着传播活动的发展，传播介质开始产生出大于传播内容所呈现的意义时，“媒介即讯息”理论便为人们所接受。伴生新兴媒介技术的创新扩散，以新媒体技术赋能推动融媒体形态化，这一革命性媒介形态演化使得媒介形态本身失去了文化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推动媒介系统演化的传播“关系”的生成。⑥
如果说第一代系统论强调了传统线性传播中关系的动态延伸与扩散，由此形成大众传播的信息传播环境，那么第二代系统论则将新兴媒介环境中自组织群落作为考察对象，确定人际关系的数字化建构与意义所在，而第三代系统论基于复杂数据环境下不断涌现的关系加以分析，形成关系的数据化生成与测评。系统论的发展与演进实际上与媒介系统的复杂化过程相吻合，其伴生于媒介系统范式的不断形成与调适。
二、作为媒介资源的关系
关系在社会环境中作为社会资源而存在，对此，有学者认为关系的社会资源属性主要表现为：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这种资源，不为个体直接占有，而是借由个体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所获得。⑦作为特殊媒介资源的关系，并不是个体直接获得的信息资源，而是通过媒介环境中的个体或组织获得的资源，如通过媒介信息获得的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资源。在现代报业充分发展之前，媒介资源是作为一种可以垄断的“关系”存在，如中国古代社会的“邸报”，不仅是一种信息内容的垄断，更是一种“关系”话语的资源垄断。大众传播形态的媒介，因为受到单向度的传播控制，倾向于成为封闭的语言。“封闭的语言不能够进行证明和解释——它只传达决断、宣判和命令”，因此只能算是仪式化的政治符号。⑧封闭语言的媒介传播，其关系内涵被赋予政治、经济、文化的资源属性。
大众传播作为近代以来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活动，潜存着多重作用关系，其中，传播者与受传者在线性关系中所处位置不同，只能借由媒介这一中间介质形成一种间接的作用关系，正因为媒介的连接作用，媒介内容本身遮蔽了传播与受传者之间的作用关系。⑨
直到互联网新媒体出现，媒介中的关系资源才被更为广泛的大众所接触，媒介环境的去边际化使得封闭的语言被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网络媒介重新缔结。媒介资源的潜力尽最大可能地得以释放，媒介关系与社会网络关系近乎同构，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介的融合更是形成一张无限扩张的资源关系网。不断嵌入媒介环境中的关系被赋予的功能特性不断强化，从环境建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媒介资源的关系赋形、关系赋权和关系赋能。
1.关系赋形
关系赋形表现出的是在系统有机构成过程中，关系对于系统要素的序列影响。有机体结构论主要包括两种观点：一是由有机体系统显示各要素、各部分的独特所构成的关系;二是由有机构成网络建构成一个阶层，多个阶层共同建构起有机体。应该说，关系影响到媒介形态本身，即：人际关系影响着口语传播的环境和形态;机械的单向度关系影响着大众传播形态;网络社会关系影响着互联网新媒体形态。关系赋形是基于有机体结构论的立论，强调系统要素从存在到演化最终形成变迁的动态特征。在新兴媒介环境中，关系赋形对于在不同媒介形态之间寻求一种结构上的平衡，并着力建构有利于集中媒介生产要素的服务平台，提供了全新而有意义的建构思路。
当然，关系赋形并不意味着关系对媒介结构的因果作用，关系与结构具有同构性，也就是说媒介关系随着媒介要素的产生同时产生，考察媒介形态，同时也必要考察媒介系统内的关系构成。关系赋形带来的不仅仅是系统内要素的结构关系，还包括因为系统开放引入的系统外要素的作用和影响，由此带来媒介系统的优化与升级。大数据时代，关系聚合形成各种关系的有效接入，为关系赋形提供了技术资源。⑩因此，关系赋形可以看作是媒介系统演化的结构性动力之一，是实现媒介资源有效整合、优化传播环境的动态调适过程。
2.关系赋权
与关系赋形的结构性影响相比，关系赋权强调的是话语权的分配与使用问题。从社会构成来看，媒介作为行使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一种手段，禀赋特有的话语权力。新媒介的出现能够打破原有的垄断局面，建构起新的话语体系。媒介赋权是通过媒介关系实现的，因此被看作是“关系赋权”，关系指向决定了关系赋权的范围与环境。印刷媒介的出现扩大了既往的沟通范围，其重新建构的关系决定了能够识别文字且处在传播链条上的人群，才能在这种收受关系中被赋权。到了广播电视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时代来临，在组织传播行为中，传播者以把关人的角色，进行传播信息的过滤。单向度且经过过滤的关系赋权仍限于传播者的支配权使用，因此，关系赋权仍是垄断性的有限赋权。开启关系赋权大门的钥匙是具有交互性、非线性连接的互联网新媒体环境。1996年，尼葛洛庞帝曾经预言，数字化生存具有天生的“赋权”本质。20年后，互联网对社会中“相对无权者”的关系赋权可以说史無前例。互联网新媒体的赋权意义在于，关系赋权不再具有选择性和垄断性，而是在激活媒介系统内所有要素后，形成的个体之间非线性的交互关系，实现了系统内部“自我关系赋权”的“关系革命”，由此带动媒介话语权释放和个体创造欲望极大程度的激发，关系赋权真正得以在网络社会环境中实现。
3.关系赋能
赋能是“关系转换”过程中生成的能力或能量。洛根在总结麦克卢汉媒介规律时，提出一套使新媒体形态成为可能的赋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ies）理论。赋能技术作用于媒介，形成全新的媒介形态过程，就是关系赋能的过程。其实关系本身作为一种能力，形成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媒介环境中，带动媒介形态的演进和变迁。近几年不断被提起的“互联网+”就是强调以互联网连接一切，对不同行业赋能的过程。印刷媒介时代报纸与商业实体产生互动关系，以广告传播提高商品的认知度和美誉度，促进商品销售，这一过程便是关系赋能的过程。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以自身具有的能量，“把一种新的能力或DNA注入各行各业，使各行各业在新的环境中实现新生”，这是融合媒介时代关系赋能的具体路径。在具体的指标量度问题上，关系的嵌入性可以作为核心的指导性指标，对于“互联网+”过程的关系赋能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将决定媒介演进与变迁的基本方向。
作为媒介系统内具有赋能价值的“关系”，在媒介生态系统演进中通过系统负熵引入推动媒介形态的演进与变迁。
三、关系嵌入下的融媒体组织形态
媒介组织形态是一个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形态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组织行为和组织传播伴生于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断地积蓄以形成特定的表现形态。媒介组织形态一般来说是处在媒介系统内的、在媒介内容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内在行为约定。借用学者彭兰对大众媒体的描述，“大众媒体是在无限的信息中进行有限选择，并人工地将这些信息封装到一个个封闭的‘作品’里”。显而易见，“选择”与“封装”过程是组织传播的过程，采用固定的范式来“选择”与“封装”，则构成了大众传播的媒介组织形态。当然，组织行为本身也是在一定关系下形成的秩序，因此关系嵌入必然影响到媒介组织形态。比如政治关系嵌入后带来对有政治倾向性信息的汰选;经济关系嵌入后带来对于特定商业类信息的汰选。关系嵌入本身就意味着关系赋形、关系赋权和关系赋能等行为的产生，由此产生不同倾向的媒介组织形态。这也充分说明了媒介组织形态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处在一个相对开放且不断演进的社会环境之中，其自身可以视为一个系统的存在。随着关系嵌入的不断增加，作为系统的媒介组织形态也趋向于复杂化，“关系革命”的爆发不仅带来关系传播的兴起，也将媒介组织形态建构纳入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
1.融媒体组织形态的平台化趋势
“关系革命”以再造媒介生态的勇气，将用户引入媒介环境的核心位置，并开启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非线性交互关系链接。媒介组织形态第一次把用户与客户关系嵌入系统中来，实现了全流程系统要素的完整对接。在这种融媒体生态环境中，媒介形态本身的意义被弱化了，媒介内的“部落化”组织形态开始显示意义，这是融媒体组织形态的显著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融媒体无法按既往媒介组织看待，因此有学者从传媒经济学视角，认为融媒体其实只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平台”。融媒体的关系聚合决定了其的确不具备以往媒体的组织形态，而是一种多元关系以媒介形态完成的聚合。
融媒体是一个内容集成和信息发布的系统，更是一个开放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按照这一思路，融媒体平台就是一种嵌入了关系的融媒体组织形态，它通过时空环境完成资源聚合和关系转换以产生意义，由此形成传媒产业价值。因此，“媒介平台就是一个关系的转换器”。随着关系不断嵌入，媒介组织形态趋向于平衡。对媒介平台的内涵解读，不同学者理解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媒介平台包含网络化、链接性、有边界三个层次;有的学者认为媒介平台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和虚拟性。解读的不同，主要缘于考察视角的不同：前者基于形态特征考虑，后者则将组织的功能性作为参考指标。
2.融媒体形态的超链接发展趋势
从作为介质的融媒体平台和作为关系的媒介平台的两个不同层次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融媒体平台介质化体现为媒介泛形态化，将不同媒介形态聚合于同一介质，如移动媒介手机，通过App技术的加载，集成了微博、微信、QQ等多种社交类媒介形态。从社交关系结构上看，微信、微博等均被看作是不同的媒介形态。聚合后的载体，不再禀赋单一媒介功能，而只是一个物理意义的介质。未来的媒介形态，将以介质的同一化与媒介的无形化方式生存，介质则以移动化、便携式和超链接性呈现，可穿戴媒介设备以介质形式出现，成为新型融媒体平台。
作为关系的融媒体传播，呈现出时空与社会嵌合式链接的复杂关系存在。在嵌合过程中，融媒体的时空深深地镌刻着社会的烙印，社会景观一一在传播环境中得以呈现。作为关系嵌入的融媒体平台，则可以看作由相互作用、相互信赖的若干部分聚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融媒体平台实质就是有清晰边际的系统，经过平台要素的无限链接，形成稳定的运行环境。关系的嵌入过程，意味着媒介组织形态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也伴随着要素的模块化建构。媒介平台是融媒体最主要的媒介组织形态，它是基于关系建构的一种新型生态圈，其不限于网络操作平台的外延能夠扩展到线下活动，如网络商务的线下物流、投递等，这些行为甚至使其超越了媒介的狭义范畴，是借由媒介的关系链接与延伸。此外，融媒体平台作为媒介组织形态，其内在的组织具有显著的自组织特征，系统内部各要素自主地完成秩序化过程。
3.融媒体形态的超时空关系建构趋势
就时空属性而言，融媒体形态是一个高维时空媒介。对于时空的论述，“超弦理论”（superstring theory）认为，现实时空维数达到了十维，包括人们熟知的三维空间附加时间而成的四维时空维度，在此基础上，还同步存在六个额外且紧缩的维度。在人们生活的高维度时空环境中，高维度时空所产生的复杂性和抽象性必然影响到人们对社会认知存在的局限。融媒体形态本质上就是一种高维媒介，“它比我们过去所面对的那些传统媒介都多出一个维度，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运作空间和价值空间”。可以想象，高维度的融媒体形态如果运用传统媒介经营管理方式加以运营，必然会带来投影与降维的偏差。与此同时，融媒体作为高维度媒介在不断演化着，其超时空的关系建构也难以透过表象加以评测。融媒体平台间的超时空跃迁，实质上也带来时间和空间物质形态的改变，构建出一个“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由此形成空间上关系的“在场感”。时空转换维度发生在从“实”到“虚”再到“实”的关系转换过程中，融媒体传播所面对的，是现实时空界限的逐渐消失，由此形成融媒体时空中“确定性”关系的超越。
当然，不论是时空超越还是时空折叠，都需要融媒体技术赋能才得以实现。关系嵌入下的融媒体叙事时空，是一种超越现实媒介时空的虚拟存在，融媒体叙事时空依赖各种不确定性关系实现“时空拼贴”，从而完成各时空话语的“共时共在、在线在场”。关系嵌入是时空跃迁的主导力量，其附着于融媒体平台的现实时空中，以虚存方式等待融媒体技术的唤起。关系嵌入的融媒体形态，实质上是多重时空的非线性组接与融合，以融媒体平台的现实时空为接入口，强调融媒体时空的一体同构、非线性以及动态化时空跃迁，相比传统的媒介时空建构，更加突显出融媒体技术的独特魅力。由于融媒体时空的一体同构，所呈现出来的媒介现实时空、超链接时空在时序上同步延伸，空间则相互嵌套，关系结构过程中“此时此地”与“此时彼地”彼此嵌套，叙事时空达到了高度统一，叙事窗口也彼此叠合。
四、关系聚合与关系数据化
媒介的演进可以看作是一个媒介关系不断调适的过程。在媒介生态关系中，最原始、最核心的关系是传播信源与信宿的直接沟通。然而随着媒介技术发展，介质化传播开始兴起，伴随介质传播的关系建构趋向于复杂化，信源与信宿之间的直接关系趋向于间接转译，双向沟通也转向单向度的传播。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单向度线性关系和次级关系影响核心关系的建构，内容传播成为主导，关系的层级建构成为传播活动中的普遍范式。关系层级建构体现为中心组织控制、对外辐射延伸的主要特征。
对外辐射的关系建构看似繁杂，实质上只是单向度的辐射，且内容是工业化的标准生产，尽管接收者产生的反应可能千差万别，但构不成沟通回路的传播弱化了关系的存在，在内容得以扩散的同时，传播过程中的核心关系被置换与弱化。大众传播带动的仪式化表现加强了传播过程中组织秩序的建构。戈夫曼以拟剧理论表现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前台和后台的行为差异，大众传播建构的就是前台与后台加以区隔时凸显前台表演效果的媒介生态环境。这一隔离带来的是核心传播关系的戏剧化呈现，因为要保证这种传播仪式的完整和可持续性，前台场景必须获得尊重，后台场景也同时要被遮蔽起来。
真正弱化前台与后台关系并使关系得以聚合的是互联网新媒体生态系统。新媒体环境不再刻意区隔前台与后台的场景划分，个体媒介的属性也使得传播的去仪式化、去魅化成为可能。在匿名化环境下，个体的网络行为或表演具有了后台的特性，或者说前台与后台趋向于一体化;在实名环境下，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仍然能够以前台、后台区隔的媒介化方式生存。事实上，前台与后台关系的弱化或消解意味着原始的直接沟通关系的重现。在关系嵌入的平台环境中，非线性的关系聚合带来的是系统内生的自组织秩序形成。因为场景仪式的弱化，单向度层级传播范式的解构，非线性无限扩张的关系聚合在新媒体平台上，形成了要么关系失序、要么获得一种新结构方式的可能性。
大数据环境中，关系的最大价值在于数据化实现，数据化意味着智能化场景建构，关系的意义超越了关系者本身，成为系统环境中具有导向意义的要素。互联网信息的几何级数量累积带来的是信息爆炸，信息爆炸并没有引发混乱和关系失序，而是在积累到足以引起量变的程度时，催生了关系的数据化革命。关系数据化开端于关系的数字化，但数据化绝对不能等同于数字化。对此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认为：“数字化带来了数据化，但数字化无法取代数据化。数字化和数据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数字化是具体操作过程，是量的积累;数据化则是宏观质的飞跃，能够产生可视化的意义。从数字化到数据化的过程使关系产生了真正的价值，也是大数据带来智能化的逻辑所在。
在具体的产业实践中，电子商务、“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形态取得的成功正是缘于关系数据化的创新。以“计算”推送新闻为核心业务的“今日头条”一上线，立刻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其基于数据挖掘的推荐引擎的特点，强调了用户与信息关系建构上的数据计算与分析。“今日头条”这种弱化信息内容本身，强化关系链接和黏性的产业化发展思路符合新媒体时代的用户需求，成为广受瞩目的业界“黑马”。
关系数据化模式的建构，是网络大数据时代的必然选择，也是信息大爆炸带来的内容传播饱和所引发的媒介系统内部关系的调适。经过调适，内容传播的意义面临不断消解的现实，关系传播则开始生成意义。内容饱和带来了个性化媒介关系的建构形成，不论是社交媒体中关系平台的组织形态、网络新闻媒体中内容平台的运算逻辑，还是网络商务中的服务平台的运营建设，这些平台都依赖关系的数据化应用走上关系主导服务的创新之路。
关系数据化牵动的，还包括“互联网+”的建构与发展。“互联网+”实质是非媒体的媒体化关系过程：它通过赋能技术使非媒体成为融媒体网络链接中的一个节点，进而纳入关系数据化的建构中，使之成为场景的一个入口，参与融媒体形态下的关系传播活动。例如，“共享单车”实质上就是“互联网+交通工具”的媒体化过程，每一辆标识为二维码的单车可以看作是物联网建构单车序列的一个场景入口，通过GPS与移动App共同作用关系，完成单车的媒体化过程，而海量的“共享单车”阵列提供了关系数据化的数据保障，在与服务对象的交互链接中生成价值，为接下来的商务推广、个性服务应用提供了新的视野。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互联网5G技术的全面推广和采用，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与导航技术等的协同融合，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时空综合体系将得以建构，关系数据化将成为引导万物“即插即慧”的重要驱动力。
注释
①王怡红：《关系传播理论的逻辑解释——兼论人际交流研究的主要对象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②早期的系统论者如哈特曼（N. Hartmann）等人基本观点都指向“关系”，但忽视了“关系”是动态平衡的结果，将“关系”本身实体化了。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也尝试通过规则构成法来解释各动态平衡背后的结构主义方法，实际上这种被指定的“关系”本身就成为“结构”。③⑤[日]河本英夫：《第三代系统论：自生系统论》，郭连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67、175页。④[智利]亨博托·梅求若纳、[智利]弗朗西斯克·维若拉：《自生系统论》，[日]河本英夫译，日本国文社，1991年，第117页。⑥⑨张成良：《融媒体传播论》，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24、128、144页。⑦徐琦：《“社会网”理论述评》，《社会》2000年第8期。⑧[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82—83页。⑩谭天：《媒介平台论：新兴媒体的组织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6、34、40页。王爱玲：《媒介技术：赋权与重新赋权》，《文化学刊》2011年第3期。[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喻国明、马慧：《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格局的变迁》，《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0期。[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1页。马化腾等：《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中信出版社，2015年，“前言”第3页。张成良：《新媒体素养论：理念、范畴、途径》，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页。彭兰：《碎片化社会背景下的碎片化传播及其价值实现》，《今传媒》2011年第10期。“关系革命”是喻国明教授在对社会化媒体分析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代表着架构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传播方式的崛起，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基于关系资源构建导致的“社会资本”在社会成员之间重新分配的重大的“关系革命”。参见喻国明：《“关系革命”背景下的媒体角色与功能》，《新闻大学》2011年第2期。谭天：《新媒体不是“媒体”——基于媒介组织形态的分析》，《新闻爱好者》2014年第6期。麦尚文：《全媒体融合模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4页。“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是系统学的一个概念，强调系统内部要素自主地组织化、有机化的过程。“自”指的是客观事物或客观系统，其组织化过程表现出从无到有、由简单到复杂等一系列自主演进的过程。参见秦书生：《自组織的复杂性特征分析》，《系统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喻国明：《融合转型的新趋势：“高维”媒介中的“平台型媒介”——对互联网逻辑下未来传播主流模式的分析与思考》，《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2期。马向阳：《纯粹关系：网络分享时代的社会交往》，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4—73页。
Research on Systematic Paradigm of Convergent Media Form in Relational Embedding
Yu HaifeiZhang Chengliang
Key words：convergent media form; system paradigm; relationship; platform
中西文化形态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本质上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是关于社会的合理秩序及其达成方式的态度和信念系统。在有关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结构、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对政治行为、心理健康的影响。未来应拓展东方或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环境下的研究，探索教育、价值观、媒体接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意识形态动机的调节因素及认知机制：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参与、政治管理等行为的关系。
关键词 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健康；政治行为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西方关于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的心理学研究始于19世纪50年代，但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断，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沉寂了将近20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有关当代政治现象如美国大选的研究，以及一些心理学家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结构的研究使得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开始复苏。
从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角度，西方心理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至上世纪末为第一阶段。Adorno，Frenkel-Brunswik，Levinson和Sanford（1950）对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成为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起源和经典。受Adorno等经典研究的影响，这一阶段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人格特征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以Jost等提出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为标志，将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推向更深的领域，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为研究重点。2008年左右至今可以归为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研究设计更加科学和深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过程、心理机制及神经生理机制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特别是2009～2012年间，西方心理学界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认知神经机制及政治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等领域为重点，推进了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拟在有关研究成果梳理总结及评价的基础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心理学视域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及结构
2.1 心理学视域下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
英文ideology一词产生于18世纪末，最初是指有关于思想的科学（seience of ideas）。1846年，这一概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使用。在这里，意识形态具有两重不同意义（Jost，2006）：一是相对中立的意义，指用来解释或判断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抽象的、象征性的意义系统；另一方面则是贬义的意义，指歪曲或违反现实的思想网络体系的表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
1950年代起西方政治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逐渐摒弃了否定性的概念而从中立的意义上研究意识形态，即将意识形态作为个体精神世界中相对稳定的、前后连贯的信念系统加以研究。如Adorno等（1950）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意识形态是组织化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观，是一种思考人和社会的方式。Rokeach（1968）认为，意识形态是来源于外部权威的宗教、政治或哲学信念和态度体系，这种信念和态度体系或多或少具有制度化特点并且为一定的群体所共有。Jost（2006）进行有关文献梳理后发现，不管是心理学家还是非心理学家，其对意识形态定义本质上都是心理的，即意识形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综合来说，心理学视域下的意识形态至少包含以下含义：（1）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所认同的群体所共有的信念体系；（2）意识形态包含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3）意识形态具有组织个体的价值观和信念、驱动行为并且赋予行为以意义的作用；（4）从内容上说，意识形态包含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人生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等。
政治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许多有关意识形态研究的文献特指政治意识形态。Tedin（1987）将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定义为一套相互关联的、有关于社会的合理秩序及其达成方式的态度和价值观系统。这一定义因其简单、概括、中立而得到西方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普遍认同。由此可以得出，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哲学信念，即社会和政治的本质以及秩序是什么；第二个层次是工具信念，即如何实现和达到这样的社会和政治。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因其主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从主体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或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两个层次。从已有文献来看，心理学界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即研究和探索特定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原因及机制。虽然有个别心理学家从精神分析和人格角度对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等进行了解释，但不是心理学家研究的重点和主流。其次，从个体层面出发，可以分为普通个体和领导人或政治精英两个层次。根据Jost等（2009）的理论，政治精英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政治精英尤其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者的政治精英的心理机制鲜有实证研究，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来，关于政治精英特别是领导人的信念系统、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s）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但信念系统、操作码等与意识形态虽然同属观念层次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重叠和不一致之处：且在具体研究中，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普通个体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梳理与展望。
2.2 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
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是政治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分歧的焦点是政治意识形态是单维结构还是多维结构。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使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单维的左倾，右倾结构，即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具有两极性，左倾与右倾（美国等国家普遍使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代替“左倾”、“右倾”）分别位于单一维度的正反两极。个体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左倾”还是“右倾”主要取决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1）倡导还是抵制社会变革；（2）拒绝还是接受不平等。
单维的左倾一右倾意识形态结构的观点在理论建构和经验使用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被认为是200年来最简便和有效的区分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但与此同时，有关研究的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常常分别受不同的潜变量的影响，且这些变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与二者分属单维变量两极的理论观点不相符合。许多研究者认为仅用一个维度来阐述公民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是不够的，因而提出了政治意识形态二维或多维结构理论。如Duckitt（2001）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双重过程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单维的结构，而是包含右翼极权主义（RWA）和社会优势取向（sDO）两个维度。右翼极权主义（RWA）以政治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一极，以个人的自由、开放和个人主义为另外一极；社会优势取向（sDO）以经济保守主义及对不平等、权力的信仰为一极，以社会福利、社会关注及平等主义、人道主义为另外一极。但由于SDO和RWA的得分总是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意识形态的二维SDO-RWA结构的观点也受到质疑。
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观点的冲突，一些学者提出了调和性的观点，即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如Federico（2007）提出，具有较好的政治知识和强烈的评估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者更可能遵循单维的结构，相反具有较少的政治知识和较低的评估需要者则更有可能遵循二维或多维的结构。Jost等（2009）提出，对于政治活动能力和动机较强而且经常参与政治活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以及政治知识较为精通者而言，政治意识形态更有可能遵循单维的左倾一右倾结构。
3 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一般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建构、传播方式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等视角研究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心理学家则从另一个视角出发，关注某一特定个体为什么受自由主义的吸引而其他个体却被保守主义所吸引等问题。近年来，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研究证据表明，社会个体不是被动接受上层所建构和传播的意识形态，而是在遗传、人格、环境等因素影响下的重新建构和选择。正如Adomo等（1950）所说，“个体的信念系统不仅仅是匆促忙乱地从意识形态环境中捡起的观念的集合体，而是其人格特点的反映”。
3.1 遗传及生物因素
政治意识形态的遗传学研究不断证明政治和社会事件态度受遗传因素影响，影响范围在20%～70%之间，这部分地解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个体差异。如Alford，Funk和Hibbing（2005）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卵或异卵双胞胎的研究发现，40%～50%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异可以由遗传因素来解释，同卵双胞胎较异卵双胞胎具有更为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Bouchard和McGue（2003）、Bell，Schermer和Vernon（2009）；Kandler，Bleidom和Riemann （2012）关于双胞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关于政治意识形态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也在近几年开始兴起，如Amodio，Jost，Master和Yee（2007）用事件相关电位法对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被试的认知神经功能进行研究发现，被试的自由主义取向越强，其与冲突相关的扣带前回活动越强，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取向强的个体对惯常反应模式的线索的敏感性更高。Oxley等（2008）的一项实验研究显示，对突发噪音、威胁性视觉图像具有低敏感性生理反应的个体更有可能支持外援、自由移民、和平主义和枪支控制；而对这些刺激表现出高敏感性生理反应的个体则更可能支持国防、死刑、爱国主义和伊拉克战争。Kanai，Feilden，Firth和Rees（2011）对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与脑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ACC（活性碳酸钙）的体积越大越趋向自由主义；右侧扁桃体状神经丛越多则越趋向保守主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神经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生物学基础的认识。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政治意识形态受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影响是学界共识，但二者孰轻孰重、关系怎样则鲜有研究。因此一些学者开始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遗传和环境在政治意识形态形成中的交互作用问题。如SeRle，Dawes，Christakis和Fowler（2010）对个体自陈的政治意识形态状况、刺激寻求有关基因（DRD4-7R）及友谊三者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具有DRD4-7R基因的个体在青少年时代朋友数量越多，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也越强：而没有DRD4-7R基因的个体其朋友数量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相关关系。这一结果符合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于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理论假设。
3.2 人格因素
对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关关系的关注起源于20世纪30～40年代社会科学家对法西斯和反犹太现象的解释。1950年Adomo等开展关于极权主义人格研究，成为人格特征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研究的经典。此后，人格特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Carney等（2008）在左倾，右倾单维意识形态结构和大五人格结构理论框架下对70余年来关于人格特点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发现几十年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对经验的开放性和尽责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最具有相关性，自由主义通常开放性较高而保守主义通常尽责性较强：外倾性、情绪稳定性和随和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不具有显著和稳定的相关关系。为验证文献研究结果，Carney等（2008）开展了一项包含6个类别、样本容量为19884的研究，发现开放性与政治取向的相关系数为-0.25，尽责性与政治取向的相关为-0.07，随和性、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与政治取向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在6类样本中，自由主义者在对经验开放性上的得分的确高于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在尽责性上的得分高于自由主义者。这一研究结果也证明了Jost等（2003a，2003b）提出的关于开放性一封闭性是左倾，右倾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心理变量的观点。
J.Block和J.H.Block（2006）开展了一项关于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时间跨度为20年的纵向研究，发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童年早期即具有人格特征差异，远早于其政治取向的形成。他们发现学前期被老师描述为精力充沛、善于表达情感、合群、自我独立、复原力强和冲动的孩子，23岁时较同龄人更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而学前期被老师描述为相对拘谨、犹豫不决、胆怯、易受伤害、刻板、过度自控的孩子，23岁时较同龄人更趋向政治保守主义。虽然这项研究因不可能控制所有无关变量而受到质疑，但许多学者认为它进一步证明了人格特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Sibley和Duckitt（2010）则在二维SDO-RWA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理论框架下开展了关于大五人格对社会支配取向和右翼极权主义的关系研究，发现随和性和外倾性对社会支配取向有预测作用，而对经验的开放性则对右翼极权主义有预测作用，情绪稳定性和尽责性没有预测作用。4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
Adorno等（1950）提出：“意识形态对于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主要取决于个体的需要及其被满足的程度。”此后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人格和环境变量能影响人的心理需要进而影响其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一些心理学家开展了大量关于意识形态需要及动机基础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和双重过程动机理论。
4.1 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Model）
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建立在单维的左倾一右倾意识形态结构基础之上，起源于1950年Adorno等关于极权主义人格的经典研究。近十年来，以Jost为首的心理学家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验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模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需要和动机所驱动的社会认知，即人们对左倾或右倾意识形态的选择源自于一定的动机性需要。Jost等（2003a，2003b）对12个国家44年来的研究数据进行元分析性回顾整合后得出，意识形态的动机结构由三类主要的心理变量组成：认知性动机、存在性动机和关系性动机。
认知性动机来自于对认知、评估和认知闭合的需要。换句话说，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会由于具有理解、解释和预测某些事件的需要而选择某种意识形态。如在几个国家所开展的调查研究一致发现，在认知闭合需要量表上得分高的个体更有可能持保守主义或右倾的政治意识形态。Jost等（2003a，2009）总结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的对确定性、秩序、结构和闭合性的需要者更可能持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存在性动机来自于应对死亡焦虑、威胁及厌恶情绪的需要。一些关于恐怖事件心理反应的研究证明，当环境不安全感增强时，人们更趋向于支持保守主义。如Bonanno和Jost（2006）在9·11事件发生18个月后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的研究发现，38%的被调查者报告变得更加保守；Wilier（2004）的一项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在2001-2004年间，每当政府提高恐怖主义警戒水平时，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就会上升；Echebarria-Echabe和Femfindez-Guede（2006）研究显示，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恐怖袭击事件的后果之一是，与袭击事件之前的基线相比，调查参与者在极权主义测量中得分更高，更有可能支持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Jost等（2003a）文献回顾发现，对死亡的恐惧、系统性威胁和对危险的觉知与保守主义信念呈正相关。
关系性动机则源自归属和社会认同的需要。Cohen（2003）实验研究发现，实验参与者会由于自己的政党支持某项政策而支持某项政策，不管政策的内容合理与否；而且为了与群体内成员保持一致，会根据自己所在政党的立场而参与精心策划并且有失偏颇的政策信息加工过程。Jost等（2008）在理论整合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关系性动机会使得人们选择某一确定的人际关系或群体所持有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Poteat，Mereish，Liu和Nam（2011）研究发现，同辈友谊群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似性；政治意识形态能预测个体间建立友谊的可能性，且预测效应强于个体对同性恋态度的相似性。
4.2 双重过程动机理论
双重过程动机理论建立在二维的RWA-SDO意识形态结构基础之上，其核心观点是意识形态的两个维度SDO和RWA具有不同的动机基础，社会优势取向（SDO）起源于对权力、支配、优势的动机性需要，右翼极权主义（RWA）则起源于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具体来说，权力动机、强硬和缺乏同情心的人格特质会使得人们将社会性世界知觉为一个充满竞争的、凶狠的世界，进而强化人们对权力、支配、优势的动机性追求，形成社会优势取向（sDO）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服从的人格特质则使人们将世界知觉为充满危险的存在，激发人们的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形成右翼极权主义（RWA）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Duckitt，Wagner，du Plessis和Birum（2002）及Sibley和Duckitt（2009，2010）分别进行了相关的实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RWA和SDO具有不同的人格基础，与双重过程动机理论观点一致。
概括而育，上述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和双重过程动机理论本质上都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在人格、生物、情境等因素影响下的动机驱动性社会认知，所不同的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观点和具体动机结构内容。
5 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体政治行为、心理健康的作用
5.1 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被认为具有激发和鼓动人类政治行为的作用。但随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出现，一些政治学家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激发集体行动的能力，政治行为不再由思想的热情而是由实用主义需要所决定。而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关于政治现象的研究仍然不断证明，政治意识形态对政治行为如选举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如，Jost（2006）对1972～2004年间美国的总统选举行为研究发现，政治思想取向对选举行为有强烈的影响：80%的自认为“自由主义”或“极端自由主义”的被试选择民主党候选人；80%自认为“保守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的被试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在对政治现实和经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Jost（2006）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具有激发政治行为的作用，即个体根据其政治意识形态而采取行动。当然，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Glassman和Kamo（2007）认为，将政治意识形态界定为人类行为的辅助性因素的观点也许更为合适。
5.2 政治意识形态与心理健康
政治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二战后的20年间曾被大量讨论并纳入实验研究的范畴。近年来恐怖事件的频繁和升级，使得关于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社会情境，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概括来说，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存在3种主要观点：
（1）政治意识形态能为处于危险中的人们提供价值观、意义和行为指引，从而增强人们在压力情境下有效应对的能力，对创伤后人们的心理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Laufer，Solomon和Levine（2010）对有过恐怖事件经历的以色列年轻人调查研究发现，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创伤后的成长呈正相关；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暴露水平及创伤后的心理成长具有调节效应；政治意识形态还具有中介效应。这一结果支持了政治和宗教信念对逆境下的健康具有积极的效应的观点，强调政治和宗教信念对成长的作用以克服创伤的影响。
（2）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意识形态可能不是起到缓解和保护作用，而是起相反的作用。Laufer和Solomon（2010）对2999名7-10年级经历过恐怖袭击的以色列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持右翼思想的年轻人抑郁症状轻于持左翼思想者；但是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意识形态倾向越强，心理症状水平越高。Oren和Possick（2010）对326名被以色列政府驱逐出加沙地区的犹太人的研究发现，强制驱逐者较自愿撤离者有着更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和PTSD症状水平。
（3）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不一样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保守主义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如自由主义者。如Bonanno和Jost（2006）对9.11幸存者的研究发现，政治保守主义者、右翼极权主义者及保守主义转向者普遍出现PTSD和抑郁水平缓慢增高。但是，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2005～2007年间，61%的共和党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但只有47%的民主党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Subramanian，Huiits和Perkins（2009）通过对来自29个欧洲国家的个人水平数据的研究也发现，持保守主义政治思想者自评健康水平高于持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者。Napier和Jost（2008）研究认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幸福感鸿沟”不仅仅有人口学因素（收入、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的影响，还存在心理学因素的影响。一是自由主义可能由于喜欢反思和内省而容易不满现状：二是保守主义由于认可比较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现状合理化的理由，因此在面对社会不平等时具有缓冲剂的作用。Schlenker，Chambershe和Le（2012）进一步发现保守主义具有更强的个体自理性（personal agency）、更乐观的心态、更超然的道德信仰和更广泛的公平信念，他们认为这些差异更好地解释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幸福鸿沟”。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可能与被试所处的社会环境背景有关。在正常社会情境下，保守主义者由于认可现状而对一般的压力具有缓冲和保护的作用，从而健康水平普遍较高；但在极端压力情境下，保守主义者由于不善于变通、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较差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差的健康水平。
6 评价与展望
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但对它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西方国家近年来的对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复苏，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视角，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理解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生、变化提供了依据，为社会政治精英建构意识形态提供了参考，也为更加深入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启发和方向。但总体来说西方国家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研究方法局限。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的研究多数为相关研究而非因果关系研究，因而不能说明心理因素和意识形态孰因孰果，虽然相关的理论整合已进行了一定的看似合理的解释，但仍需要开展因果关系研究加以验证。另一方面，鉴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具有足够时间跨度的纵向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如Verhulst，Eaves和Hatemi（2012）在对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基础上得出，未来如果能采用多维方法开展专门小组研究，探索人格和政治意识形态从童年期至成人期的发展轨迹，对研究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关系将会是无价的。
二是研究样本集中于西方文化背景，缺乏东方及社会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如Jost等（2003a）所进行的关于保守主义的文献研究跨越了美国、英国、波兰、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但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Freeden（2010）在对Jost等的著作《意识形态及系统公正化的社会和心理基础（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评论中指出，除了少数研究外，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美国的著作，而不是一本可以应用到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人类行为的著作。
中国目前还几乎没有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系统的本土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如何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政治文化环境，拓展本土化研究，对相关理论建构和解决政治教育、社会思潮引领等现实问题都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笔者认为，本土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1）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是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影响因素和作用等研究的基础。目前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大部分在单维的左倾一右倾结构基础之上开展，但如前文所述，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观点，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受中庸、和谐、大同等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西方左右对立的二元区分是否具有适应性。因此，未来本土化的研究需要从中国政治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出发，从理论建构和经验探索两条路径研究中国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特点。
（2）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思想教育引导的科学依据。西方国家关于遗传、环境、人格、需要等因素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效果的研究以单变量研究为主，多数是就某一个因素如人格、情境等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展研究，且对情境因素的探索比较单一，可见的成果主要以对9·11等恐怖事件的影响研究为主。有必要开展多因素多变量研究，将人格因素与情境因素、生物因素结合起来，探索其交互效应；同时对媒体接触、教育、政治知识、价值观、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以研究，建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模型。
（3）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研究。就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而言，Jost等提出的认知性动机和存在性动机都以个体性需要为出发点，即使是关系性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体归属和认同需要的表现。因此，西方意识形态心理机制研究具有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色彩。在社会主义文化环境下，是否存在上述3种动机以外的其他动机？什么情境下，个体会超越上述3种动机而选择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在心理动机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有无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未来的研究需要对这些问题加以探索。
（4）深化政治意识形态与行为关系研究。西方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行为关系的研究集中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与选举行为的研究，研究范围狭窄，且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文化背景有关。事实上，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许具有复杂性，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之间同样可能存在复杂多变的中介和调节变量。本土化研究既要探索中国政治文化环境下政治意识形态与选举行为以外的政治参与、政治管理等行为之间的关系，更要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政治行为的机制及其中介变量、调节变量等问题进行理论与经验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