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1篇
［摘要］文章论述中国与东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理念和文化形态，提出泛北部湾文化概念；进而提出应当发掘泛北部湾文化蕴含的文化力以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实施路径是：发掘文化产业资源，开发文化产业项目，打造文化经济形态。
［关键词］ 泛北部湾文化；中国—东盟；文化力；文化产业
［作者简介］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沿海企业与科技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研究方向：区域文化、文化产业。南宁，5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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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11月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议定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不断加快。2005年12月1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出席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年度会议时提出把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确定为双方新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文化正式作为合作专项，提升了双方合作层次。开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文化问题研究，已成为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任务之一。
一、中国与东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理念和文化形态
（一）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意识的强化
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虽然是近邻，但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各自在对外关系上的联系不算十分紧密。这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半叶里，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当时分别处于英、法、日、美和西班牙等國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也长期处于内战和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战争之中，国家关系主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60～70年代以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加快，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面临共同的发展问题，区域性合作发展推动了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意识的形成与强化。1967年，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5国联合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984年文莱加入；1995～1999年，越南等4国加入；2001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开始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2003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与东盟开始国家政治合作以及社会、安全、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全方位合作。至此，中国与东盟在“促进本地区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把东南亚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和平的社会”等方面，形成了相同的区域性认同，并紧密联系在一起，结成“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这种区域认同意识的强化，自然是跟地理的、时代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相关，但更重要的是有文化认同的维系。没有文化的认同，区域性认同是不完整的，也不会坚牢。长期以来，中国与东盟多国共存的文化理念是区域性认同和区域性联盟形成的基石。
（二）文化认同理念下的三种文化形态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往最早可溯自1000多年前。由于民族起源、文化交流、历史承传和风习濡染等原因，中国与东盟各国也形成了一些跨国界多民族所共具的文化形态与文化认同理念，如华人文化、儒家文化、汉字文化等。这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笔者在2006年9月出席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论坛作的主题发言将其归纳为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 。三种文化及其文化认同理念，涉及中国与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在这些国家的文化观念上获得普遍的认同。文化认同理念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互动的重要基础。
（三）泛北部湾文化的特征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多样与多彩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亚洲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绚丽景观。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结成区域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伴随着一种区域性文化，这就是泛北部湾文化。
1.泛北部湾文化是中国南方环北部湾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一体化合作发展的跨国性的区域文化
泛北部湾文化是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与东南亚构成的泛北部湾区域的文化，涉及中国与东盟共11个国家、几百个民族、数亿人口，是东亚文化圈中的一个亚文化圈。
2.泛北部湾文化是多元型文化
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与东南亚构成的泛北部湾区域，包含有中华（儒家）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东南亚土著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区域。泛北部湾文化又具有较大的共同性或类似性。泛北部湾地区是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交会之地。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上述的多元文化在泛北部湾区域的传播中相互渗透、互相影响，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各自的面貌都有改变，各自的文化中都包含了其他文化的因子。比如，佛教文化传到中国后，形成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中华佛教。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国家中，由于受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影响，其形态与在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化也很不一样，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的形态虽然基本教义的精神不变，但文化形态和一些教义解释已有不同。这种具有许多文化共同性的文化多元，产生了泛北部湾文化的特色，即多元的风貌、和谐的内涵、发展的价值观和民族特色。
3.泛北部湾文化是以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理念为核心和纽带的区域性认同的文化
泛北部湾文化的多元性中又包含有共同性，这尤其表现在中国与东盟多国共同具有区域认同的文化形态，即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盛行。例如，中国壮族、傣族、布依族和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印度的近20个民族有亲缘关系，共同构成的以水稻耕作制度为核心的 “那”文化（又称稻作文化），体现在泛北部湾区域多国多民族长期形成的生产制度、家庭制度、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语言、地名等多方面，是包含跨国界多民族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形态，涉及约1亿人口。而包含中国儒家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的儒佛文化，传入东南亚的地域以中南半岛5国和新加坡为主，连同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涉及人口达数亿，若连同日本、朝鲜和韩国，覆盖面更广。华人文化更是涉及东南亚各国，目前全球各国的华人有将近3000万，其中90%集中在东盟10国，人口总数约为2500万人。尤其重要的是，华人经济在东南亚国家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华人文化影响广泛，大大超出本身的2000多万人口的范围。因而可以说，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理念是泛北部湾文化的核心，并成为中国—东盟区域性认同的文化的纽带。
二、以文化认同理念发掘泛北部湾文化生产力是当务之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既是经济合作，也是战略合作，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发展离不开文化力的参与和推动。
（一）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来自文化的参与
在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际势力间的军备竞赛、政治霸权的竞争，正在演变为文化霸权的竞争。文化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小的标志之一。文化产业是文化力的重要构成成分，它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当今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与传统工业经济本质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知识而不是资本。知识和信息，即文化，替代了资本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创新，是资本扩张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调查，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近10年里“新经济”增长的动力，有2/3是来自创新。
什么是创新？有学者将当代的创新特征概括为9种：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知识创新、网络创新、技术创新、投资创新、经营创新、企业文化创新 。每一种创新，其实都是文化力的体现。
（二）文化力对区域合作发展的巨大作用
文化力是一种凝聚力。共同的文化理念能凝聚起相同文化基因的人们共同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汇聚起巨大的开发力、变革力。这对于区域合作中整合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文化力是导向力。文化代表人类生存的智慧，对未来发展有重要的引导性意义。中国—东盟区域认同和区域合作发展，是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智慧在当代的升华。泛北部湾文化就是这种文化智慧升华的结晶。它将引导中国与东盟各国实现“本地区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 “把东南亚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和平的社会”的目标。
文化力是辐射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对经济的辐射，改变了人类的进程。这在几百年前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中尤其看得清楚。当代高科技的发展，又使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变革，人类开始了信息工业时代。
文化力是精神力，也是物质力。文化不仅仅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也具有属于经济基础的物质力。过去，文化仅仅在思想引导和精神支柱上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今天，文化价值已由精神裂变为物质，成为具有精神和物质两重属性的东西。文化产业的出现，使人们看到了文化确实在变为实实在在的物质资产。一幅名画可以卖到几千万元。几年前，毕加索的一幅油画《手臂交叉的女郎》拍卖价达到了5560萬美元，而这仅仅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五的名画价格。专利、著作权、商标品牌、技术标准、互联网域名等等，都是实实实在在的资产。
（三）以文化认同理念发掘泛北部湾文化生产力
1.发掘资源与市场
通过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文化理念，可以发现，泛北部湾区域不仅有宽阔的地域、众多的人口、还有丰富的资源，并正在孕育成巨大的市场。
2.开拓文化产业经营空间
通过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文化理念，可以发现，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文化产业有着巨大的经营空间。2006年9月18～19日在中国南宁召开的“首届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来自中国和东盟10个国家的文化官员、文化产业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就中国和东盟各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合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对 “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达成了普遍共识。在论坛闭幕式上，各国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南宁宣言》。宣言认为，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能够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文化产业将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推动各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地理上相邻，拥有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同时拥有不断增长、潜力巨大的文化消费空间，这是各国合作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坚实基础。由此可知，泛北部湾文化孕育了巨大的产业经营空间。
3.容纳丰富的文化产业项目
通过中国—东盟区域认同文化理念，可以发现，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可以容纳丰富的文化产业项目。笔者在2006年9月出席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论坛作的主题发言中，对开发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的文化产业项目提出了初步的意见 。
三、以泛北部湾文化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施途径
（一）传播泛北部湾文化理念，促成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认同和经贸合作
泛北部湾文化是中国—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利益基础上聚合而成的文化形态，包容了中国—东盟各国寻求合作发展的利益方向，即和平与发展，目标是使这一地区的国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人民享有富裕文明安宁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国与东盟宣布在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经济行动，而要真正建立起这一自由贸易区，那就不是仅仅有经济贸易的合作就能实现的，它必须有文化做支撑。因而，首先要传播体现中国—东盟区域国家利益的泛北部湾文化理念，让这一区域文化认同理念在中国—东盟区域内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才能转化为经济贸易活动中的推动力和润滑剂，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国家利益。
文化的作用就在于，文化不仅有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有参与经济结构的物质力，还有保证经济活动安全、持续、高效发展的引导力。正是由于泛北部湾区域的文化认同理念传播，改变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利益观念，形成合作发展，共创未来的中国—东盟区域利益需求。
（二）联合开发泛北部湾文化圈的文化资源，以项目开发为依托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并延伸相关产业
笔者在《文化认同理念与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 里已列出了合作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些具体项目和实施途径，这里不再赘述。在实践中，广西的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5种延伸产业方式，值得关注：
1.演艺产业促进文化与经济互动
柳州市演艺剧团举办“金嗓子杯”鱼峰歌圩、“长虹世纪杯”首届社区文艺会演、“宏华杯”家家乐家庭文艺会演等全市性大型社区文化活动，通过企业赞助解决活动经费，争取到金嗓子公司、长虹房产开发公司、宏华公司等企业赞助开展演艺活动，观众达21万人，又为企业树立了品牌。
2.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结合产生效益
柳州市文化保护与旅游产业结合，对文物资源经过修缮，形成柳州市东门城楼、柳侯祠、胡志明旧居、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纪念馆、乐群社、美国飞虎队旧址、白莲洞古人类遗址等文化旅游产业景观，吸引游人18.4万人。贺州市文化局通过对沙田龙井村居民风景点、浮山风景点的投资吸引电视连续剧《酒是故乡醇》、《围屋里的女人》选景拍摄，提高景点的知名度，又引来桂林、广东等地旅游投资者投资建设，当地村民旅游收入明显提高。百色市培育品牌，发展旅游和产业，通过右江河谷沿线的“三月三”壮族歌圩，那坡县的黑衣壮歌演唱，隆林县德峨乡的苗族跳坡节活动、大树脚“五月河”民族风情歌舞，靖西县的壮族抛绣球活动，给当地的旅游及经济活动带来了比较大的积极影响。防城港市推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哈节”吸引汇集越南、北海、钦州等地的歌手，开展中越河界对歌交流，促进当地经济商贸的交往。
3.发展商业演出业
柳州市演出市场培育，各专业剧团级团到福建、广东、湖南等地进行演出，几年里演出530场。引进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民族歌舞团及朝鲜血海歌舞团等25个演出团体，共演出79场，观众12万人，收益40万元。广西演出公司开拓演出市场，策划经营新疆歌舞团大型歌舞《天山欢歌》在广西、云南等地演出17场，观众达11万人次，收入43.33万元。梧州市粤剧团在完成上级布置的宣传演出任务的同时，大力发展艺术生产经营，在剩余的7个月的时间里在广西、广东进行商业演出129场。玉林市全市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商业性演出906场。玉林市杂技团到新加坡等国进行演出，2004年到福建等地演出153场，观众17万人次，收入18万元；市粤剧团到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演出127场，歌舞团赴香港参加回归五周年巡演，演出126场，观众28万人次，收入82.8万元 。几年来来宾市在桂林“乐满地”、杭州千岛湖、徐州森林公园等地商业演出4000多场，观众40多万人次。桂林市杂技团赴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商业演出获得经济效益。引进国外演出人员与团体为游客商业演出1000场。组织艺术团体赴香港商业演出13场。
4.利用文化产业脱贫致富
灵山县文体局先后在县城和19个镇、5个村建成乡村电子信息馆，全县各级电子信息馆共有365台微机，各种科技、文化、影视光盘3万多张，已接受群众上网查询信息800多人次，并有光盘和图书出租，初步形成县、镇、村三级电子住处服务网络，为实现富民兴县，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起积极作用。通过网上上信息，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种养结构自觉性得到了增强。那隆镇灵二村村民骆佐葵、张平香通过上网浏览，获悉海南省琼中市急需大量优质荔枝、龙眼果苗和深圳市龙岗区大棚镇需要美化绿化风景树的信息，马上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对方，双方很快达成供求合约。仅两个月，向海南省琼中市销售了优质果苗320万株，向深圳销售近万株荔枝、龙眼树销售收入达400万元。三海镇十里村委农民梁作奎，通过网上查询到广东空心菜籽需求量大、价格看好，结果每亩收入3000多元，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村里有38户农户种植空心菜，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
5.文化产业与节庆会展结合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最成功的例子。几年来，南宁的会展经济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该节已和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一样，成为我国著名的3个国际性艺术节之一，蜚声海内外。
（三）借助泛北部湾文化打造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态——文化经济形态，提升产业层次、形态结构和经济效益
上世纪90年代，未来学家托夫勒的一本著作《权力的转移》传来中国，书中说到了人类社会的权力经历了由暴力到资本到知识的转移过程。如今，世界正如托夫勒所描绘的，由资本权力时代进入了知识权力时代、文化权力时代。信息社会靠文化力，靠智慧和创新。
在信息时代，资本的性质发生变化。知识是所有生产者共同具有。这就打破了过去以暴力和强权垄断人类共有资源发展经济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形成了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即文化經济，创新成为经营者的首要素质。
借助泛北部湾文化，可以打造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态——文化经济形态，即以知识创新为生产经营核心的产业形态。在文化经济产业中，智力附加值在产品价格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构成利润的重心。这种高附加值是以高技术为基础的，但同时又有高技术的应用和服务。这里的“应用”和“服务”，显然，就是文化。科技与文化成为经济生产的主角而形成文化经济。文化经济由此提升了产业层次、产业形态、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借助泛北部湾文化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新形态——文化经济形态，可以帮助中国和东盟地区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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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2篇
大多数学者认为, 区域经济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具备优化完善的产业结构及布局, 在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下实现各项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实现区域经济的优化, 在对区域内现有自然资源以及经济条件等进行优化分配与科学利用, 势必能够有效推动农村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因此,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重点探究如何与优化区域经济推动农村经济区域化发展。
2 优化区域经济发展
2.1 积极加强宏观调控
在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深入优化的过程中, 首先需要政府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发挥自身应有效用, 适当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 虽然已经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市场并未实现完全充分发育, 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市场化水平不尽相同。因此, 为有效提高市场发育度, 政府需要通过积极立足当地实际情况, 制定出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如通过对农业企业适当减免税收, 为农业技术研究类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补贴和技术支持等, 以此在有效弥补市场机制自身缺陷的同时, 可以达到优化区域经济发展, 推动农村经济区域化发展的目的。
2.2 淡化行政区划色彩
无论是区域经济的优化发展还是农村经济区域化发展, 经济区域功能始终是重点。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尽可能减弱行政区域规划的干扰影响, 通过消除各部门以及地域之间的界限, 在对不同地域间的资源进行充分整合与优势互补下, 加强城市地区之间的产业与市场联动, 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通过扶持当地的龙头农业企业, 利用政府的引导作用为企业以及其他技术平台等之间建立其沟通交流与互惠合作的平台, 进而以较低的成本促进形成产业优势。从法律等方面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管理, 利用联动发展的方式实现区域经济以及农村经济区域化的同步发展。
2.3 平衡和调整区域利益
总体来看,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资源优势, 使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领先于我国中西部地区, 而这也使得我国各区域之间存在利益不均衡的问题。为此, 我国东部地区应当在充分发挥自身现有优势条件下, 主动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自贸区、免税区建设等, 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导向茶叶, 并通过加大外资注入力度, 与国内外优势企业展开合作与良性竞争, 以此推动区域经济的优化发展。而我国中部地区分散着诸多农业大省, 其纵贯南北和承东启西的重要地理位置也成为该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资源, 中部地区可以通过加快改进和优化传统工业技术, 积极引进和推广运用现代化农业技术, 进而推动农业经济区域化发展。西部地区则可以充分借助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 立足自身实际情况发展特色区域经济, 以此有效平衡和调整各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 实现各区域共同发展。
3 推动农村经济区域化发展
3.1 加强各地区合作
在优化区域经济发展, 推动农村经济区域化发展的过程中, 首先需要积极加强各地区之间的合作。相比于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 中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生活水平不高, 人口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失衡等问题, 其对于农产品以及初级产品出口的依靠性极高。特别是在部分中部地区因水资源匮乏、地势险要等劣势自然条件, 更是加剧了其经济落后程度。因此在对区域经济进行优化发展下, 需要对落后经济区域中的现有优势资源以及各积极要素进行充分整合利用, 通过积极引进东部地区中的现代化农业技术和先进的农业发展理念, 如循环农业经济等, 运用中西部地区的能源优势, 对产业结构进行相应调整, 从而在实现区域经济优化发展的基础上能够深化推动农村经济区域化发展。
3.2 产业布局一体化
实现农村经济区域化发展也是彻底摘掉中部农村经济“贫困帽”的必然举措。为此, 中部农村经济区域需要结合现有各产业, 充分发挥其集群效应, 通过集聚大量产业群, 推动产业布局一体化。例如可以由当地政府以及农业部门负责对其近些年来的气象条件、农业墒情以及先进农业技术成果等进行深入分析, 在对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源进行统筹调配下, 统一规划组织开展农业生产。集中进行农产品的收购、销售, 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 从而有效实现农业致富。另外, 考虑到区域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通常科学技术水平也相对较高, 因此中部农村地区需要在积极引进其他地区先进科学技术和高素质优质人才下, 实现农产品的产业链发展和深加工, 如加工成绿色有机食品、绿色保健食品等, 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村经济区域化发展。
3.3 城乡建设一体化
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同样也是推动农村经济区域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各地政府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尽可能多地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必要资金、物力和人力下, 加快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速率。从政策、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入手尽量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 并通过积极落实大学生村干部等计划, 鼓励年轻有为的优秀群体投身于现代化农村和农业建设中, 通过合理利用各项城市资源, 在将其与农村资源进行相互整合与优势互补下, 促进优化区域经济和农业经济区域化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 在实现区域经济优化发展的过程中, 需要通过政府适当加强宏观调控, 并想方设法突破地域和部门之间的界限, 在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和结构优化调整下, 平衡好各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通过积极加强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合作交流, 推进产业布局一体化以及城乡建设一体化, 以此有效实现优化区域经济发展, 推动农村经济区域化发展的目标。
摘要：因受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布局结构等多方面的影响,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尚不平衡, 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因此, 本文将通过着眼于优化区域经济, 尝试探寻能够有效实现区域经济优化的具体路径, 为推动农村经济区域化发展提出相应的指导建议。
关键词：优化区域经济,农村经济,区域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冯佺光.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D].西南大学, 2012.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3篇
跨行政区城市合作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在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建立起利益共享和互利共贏机制，就可找到实现优势互补和区域合作的新途径。
近日，青岛市市南区举行“双招双引”政企对接会。其中，华夏基石（中国）企业总部基地作为市南区重点推介的项目之一，将于今年底前完成80%的招商及企业入驻。作为市南区打造总部经济的“超级马力”，华夏基石的落户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来青岛投资发展，助力青岛成为“北方的深圳”。在市南区设立北方总部的华夏基石，将在青岛莱西市打造青岛基石科技产业协同创新区，这也是市南区人民政府与莱西市人民政府、深圳华夏基石产业服务集团三方共同合作的样板。这是市南区开启“飞地经济”大时代的开端，也是青岛布局“飞地模式”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次全新尝试。
让旧动能“腾笼”，为新动能“筑巢”。突破了地理局限的市南，正在描绘未来。对于市南区来说，未来可以借力突破土地资源的限制，打造“总部+飞地”的全新模式。近年来，全国各地合作建立的“飞地”园区众多，模式多样，发展路径不尽相同。从国内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都是在推动区域协调向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挺进”。让不同地区之间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互补、要素互补，发展“飞地经济”是一个重要选择。“飞地经济”有利于进一步打破行政界线，突破现有的行政利益掣肘，探索行政许可跨区域互认，实现统一、联通的“大市场”。未来，这种区域合作模式有可能主导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一次区域格局大洗牌。
头部企业打造北方总部基地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青岛这座城市焕发出勃勃生机，各行各业迸发出青春的活力。1984年，青岛成为中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借此迎来了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工业制造”到“青岛样板”，多年来的不断发展让青岛在国内乃至国际有了一张张专属“名片”。作为青岛历史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市南区见证了青岛由一座“小渔村”走向国际大都市的光辉历程，也见证了青岛发展的每一个荣耀瞬间。
正因如此，青岛市南区在“双招双引”的过程中频频收获世界500强企业和国内龙头企业的青睐。作为中国目前最专业、规模最大的专业咨询机构之一，华夏基石是市南区运用平台思维招引落地的成果。由原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旧址改造而成的37号公园，是华夏基石在青岛市南区打造的北方总部基地。它将延续市南区的百年“金融基因”，为市南区总部经济建设和青岛城市品牌发展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青岛市政府的智库专家，华夏基石在协助青岛市探索产业发展机遇、完善区域产业规划的同时，将帮助青岛市实现转型、迭代升级。”华夏基石产业运营总经理秦溪表示，围绕“大健康、时尚+新零售”两大产业核心，公司将打造“产业链孵化/加速器+上市公司北方总部基地”，整合关联的头部企业以及上市公司集聚市南，打造上市公司在市南区的北方总部基地。通过头部企业落地，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华夏基石已引进2家头部企业、5家上市公司和2家深圳行业协会在青岛设立区域总部和分支机构。商业则以满足园区企业配套服务为主旨，同时打造差异化、多元化的青岛新网红商圈及夜间经济聚集地。
北方总部设在青岛市南区的华夏基石，将整合青岛区市优质资源，打造企业总部基地、建筑工业互联网产业协同区、食品工业互联网产业协同区，全产业链赋能平台与创新协同产业生态，形成市南规划资源，莱西与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承载资源;市南导入资源，莱西与青岛片区转化资源的三极联动格局。同时，以青岛为支点，以青烟威潍日为延展，以山东为主阵地，以沿黄流域为覆盖目标，为沿黄流域新基建和“新农村建设”全面赋能。以青岛莱西为总部基地，华夏基石将基于赋能平台开展新业务孵化，沿着“一带一路”总体规划，辐射中亚、东南亚、印度、非洲、欧洲等海外市场，打造“中心+分布”式企业总部基地与加工生产基地。
“牵手”打造协同发展新样板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与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老青岛显然已经无法承载快速发展的需求。占据青岛市核心区域的市南区，辖区面积30.01平方公里，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91%以上，区内聚集了众多优质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区域性总部达50余家，是目前青岛乃至山东总部经济最为集中的区域。然而，由于可开发土地达到上限，近年来，创新资源外溢，凸显市南区土地资源短缺瓶颈。
莱西面积达1568.2平方公里，相当于52个市南区，作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具备优良的生态、环境、土地资源和产业发展优势，近年来新能源智能智造等先进制造业发展迅猛。不过在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上，莱西在青岛各区市中并不突出。
在全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这趟高速列车中，“飞地经济”将成为市南区的重要引擎。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冯云廷认为，“跨行政区城市合作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在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建立起利益共享和互利共赢机制，就可找到实现优势互补和区域合作的新途径。”市南和莱西产业结构差距较大，双方的合作不仅可以破解“飞出地”市南区的发展土地之困，而且将为“飞入地”莱西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双方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区域间资源要素的交流，打造跨区市协同发展的新样板。
青岛破题土地资源瓶颈
对于青岛来说，这并不是“飞地经济”的首次亮相。早在2019年，青岛在发展“飞地经济”上已经做出一些尝试。比如在乡村振兴攻势中，推行“飞地”投资或入股产业园建设模式;在突破平度莱西攻势中，实施灵活的“产业飞地”政策，支持两市试点实施“人才飞地”政策。数据显示，2019年平度莱西先后引进飞地项目32个、总投资263亿元，带动两市投资创近年新高。
在破解产业空间不足的问题上，发展“飞地经济”是解决青岛土地资源瓶颈的重要方式。为助力新旧动能转换，储备优质载体空间，崂山区与莱西市合作的“飞地”项目占地面积约2000亩。巨峰科创网上竞拍的地块为项目一期，拍得地块约700亩，未来将用于建设崂山产业化基地。这代表着崂山区首个“飞地”项目一一高科技工业园巨峰产业化基地正式落户莱西。项目建成后可为崂山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约60万平方米载体，同时也能带动莱西当地经济发展。
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则与石家庄市行唐县设立石家庄（行唐）功能区，这是前湾保税港区在省外的第三个“飞地”。该功能区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计划用3至6年建成以保税功能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新兴产业聚集高地和华北地区重要物流枢纽。此前，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已在河北邯郸、石家庄行唐、黑龙江齐齐哈尔建立了3个省外功能区，下一步还将在内蒙古、新疆等地设立类似功能区，发展“飞地经济”。这些功能区将成为自贸功能政策的复制区、推广区，把最优惠的投资贸易政策、最便捷齐全的通关功能辐射到各地。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是县？因为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资源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要素，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同样是由于土地的原因，县与县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
资源要素的流动，促成了“飞地经济”的诞生。
全国探索飞地合作模式显成效
“飞地经济”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它曾被各方寄予美好的期望，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过去十多年的探索中，全国各地合作建立了众多的飞地园区，虽然大小不一，模式多样，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却鲜有“飞地”真正飞起来。
“飞地经济”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近年来，国内城市越来越青睐“飞地经济”，一些地区对发展“飞地经济”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比如北京亦庄开发区与河北省廊坊市开展合作，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亦庄企业传统生产制造环节，为亦庄开发区转型升级拓展空间;江苏省苏南地区对苏北地区、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对粤西北地区进行帮扶，通过合作共建产业园，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四川省成都市与阿坝州共建“成阿工业园区”，通过异地发展工业，阿坝州得到相应的生态补偿，对市场化的补偿方式进行了探索。
在国内一众城市中，深圳是发展“飞地经济”的先锋部队。由于土地资源匮乏、产业空间不足，深圳天生就是“飞地经济”的拥趸。如今，从大湾区到中西部，再到东北，都可以看到“影子深圳”，如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湖南衡阳白沙洲工业园区（深圳工业园）、新疆喀什深圳产业园、陕西深陕（富平）新興产业示范园等。从“深圳东”到“深圳北”，再到“深圳西”，深圳已建立起多片“飞地”。在形式创新和机制探索方面，深圳的“飞地经济”已经成为全国样板。
今年，“学深圳、赶深圳”的浪潮，在青岛形成激荡全市的发展强音。未来，青岛市南区也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破解产业空间瓶颈的方向，为大青岛格局烙上“市南印记”。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4篇
2010年，长株潭三市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占全省的42.2%、38.4%、43.2%和45.9%，日益成为湖南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区域。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点推进环长株潭城市群等区域发展。这标志着加快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已成为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长株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区域内国土面积2.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13.2%。到2010年末，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内集中了全省3/4的研发人员、80%的科技成果。自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该区域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发展质量明显提升。
(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区规模逐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6.3%，比2005年提高11.3个百分点。随着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布局加快拓展，城市群呈现融城之势。长沙形成了一主(河东主城区)、两次(河西新城和河东星马新城)、四组团(暮云、捞霞、高星、含浦)式发展布局，并积极向株洲、湘潭方向拓展。株洲在河西向湘潭方向拓展，天台—粟西组团，规划建设成13平方公里的新城区，并沿长株潭高速公路两侧发展，北上与长沙对接。湘潭则向北朝长沙方向拓展，沿江规划建设20平方公里的新城区，东面则与株洲对接。融城格局使得三市联系更为紧密，互补性日益增强。
(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示范带动作用逐步显现。2010年，长株潭城市群实现财政总收入715.8亿元，比上年增长26.8%，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总量占到全省的38.4%;实现GDP 6715.91亿元，增长15.5%，总量占全省的42.2%，增速分别比上年和当年全省平均水平快1个百分点。在三次产业结构中，长株潭城市群农业历史悠久，工业门类齐全，第三产业比较发达，一些领域的优势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在农业发展上，传统的粮棉油和具有特色的蔬菜、水产品、林特产品等品种繁多，附加值高，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421.9亿元，占全省的18.0%。在工业发展上，建筑、装备制造、钢铁有色、卷烟制造等行业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3681.87亿元，占全省的50.3%。在服务业发展上，以长沙为中心，商贸、运输、邮电、金融、科教、旅游、房
地产、文化娱乐、信息服务和社区服务等发展优势明显，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2612.14亿元，占全省的41.8%。在第二产业保持对国民经济有力支撑的同时，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日益增大，一产业占比逐年下降。2010年长株潭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比为6.3:54.8:38.9，而全省为14.7:46.0:39.3。这说明长株潭
二、三产业相对全省而言比较发达。
(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投资环境逐步改善。2010年长株潭城市群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511.88亿元，比上年增长28.4%，高于全省0.8个百分点，占全省的45.9%。其中，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867.46亿元，比上年增长20.5%。先后建成了一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公路交通、通信、电力、饮水和水利防洪能力明显提高，城市配套设施不断完善。长沙市亿元以上的在建项目(不包括房地产)达374个，计划投资规模2632.87亿元。随着轨道交通工程、湘江过江通道工程、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等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长沙的基础设施将更加完善。株洲市共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7.3亿元，增长46.1%。新开工5条高速公路，武广高铁株洲西站投入运营，干线公路改建提速，炎帝大道、时代大道等建成通车，湘江风光带建设顺利推进，城市品位明显提升。湘潭市交通、通讯、电力、环保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80亿元以上，城际轨道交通等一批重大项目加速启动和推进，综合交通体系建设驶入快车道。长株潭市际市域两个“1小时经济圈”加速形成。随着长株潭三市通讯升位并网、金融同城和城际轻轨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三市经济融合，为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环境。
(四)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渠道不断拓宽。2010年，长株潭城市群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1201元和9296元，较全省平均水平高出4635元和3674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6%、17.9%，增速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快2.8个和3.4个百分点。其中，长株潭三市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为14069.74元、12965.65 元和 11951.08元，较上年分别增长11.7%、19.5%和10.9%。随着长株潭新型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居民就业渠道拓宽，工资性收入大幅增长。2010年，长株潭三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为5354元、3793.64元和3600.45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9.5%、22.6%和25%。加上“新农合”广泛覆盖、“新农保”逐步推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减免等政策的实施，推动农民进一步增收，为长株潭城乡居民提高生活水平、拓展消费领域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有力保障。2010年，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为14452元和6306元,分别比上年增长7.2%和9.3%。
二、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长株潭城市群总体实力还不强，产业结构不优。长株潭城市群总体人口超千万，但总体实力与人口相当的北京、上海相差甚远，与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的差距也较大。2010年，长株潭地区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48.7%和39.8%、63.3%和70.6%。由于总体实力不强，难以发挥城市群的带动、辐射作用。从产
业结构看，长株潭优势产业链尚未形成，传统产业比重偏大，区域内钢铁、机械、有色等传统重化工业比重较高。2010年，长株潭城市群规模以上工业中重工业企业个数和重工业总产值占了全省70%以上,而优势产业仅占全省优势产业的43.9%。
(二)城镇功能拓展不够，公共服务相对滞后，制约城镇扩容提质。近年来，长株潭城市群建设和发展有了较大进步，但仍存在资源整合差、功能不全、配套落后、产业薄弱等不足，城市群吸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制度和服务发展不够完善，制约了城镇扩容提质和城市化进程。最新数据显示，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率为56.3%，相比珠三角的70%还差13.7个百分点，离2015年实现城市化率70%以上的目标任务还比较艰巨。
(三)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缺乏强大带动力的产业集群和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
一、
二、三产业结构由2005年的8.9：45.3：45.8调整到2010年的6.3：54.8：38.9。呈现“
二、
三、一”的产业结构，区域内一些支柱产业并不切合本地的资源或区位条件，对当地发展带动不强。化工、冶金等支柱产业的发展空间有限，自主知识产权不多，对引领未来的战略性产业开发不够，已有的科技优势还没有形成产业优势。
(四)资源节约压力较大，湘江生态环境亟待改善。湘江流域云集了电力、冶金、化工、煤炭、建材、纺织、食品、造纸等工业，这类工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消耗自然资源，并使景观生态不断受到侵袭和损害的过程。湘江近年枯水频发，沿江城市的供水、航运交通、工农业生产等均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与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五)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从国外主要城市群的发展经验看，各城市间密切的产业分工协作关系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特征，政府的规划协调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当前来看，长株潭协同发展的规划虽已颁布，但有效实施仍缺乏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三市及各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也一定程度存在。另外，城市群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互补性不强，降低了区域经济竞争力。
三、推进长株潭城市群加快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完善利益协调、补偿机制。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要形成合力，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协作形成的共同进步的基础之上。由于各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主体功能定位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地方收入的差距，特别是要使产业在区域内的转移、能源资源的转移以及环境的保护治理都会改变各市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
利益共享、补偿机制，实现地方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从而实现各方共赢。
(二)加强制度创新和科技投入，提升城市群的综合实力。只有持续不断的创新力，才会有强有力的综合实力和强大的带动力与发展力。目前，长株潭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总体实力较强，高层次科技人才优势明显，但是科技转化能力不足，未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因此，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动提供更多的平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效率，推动各城市经济科学、快速、可持续发展。
(三)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城市群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大对长株潭基础设施的投入，进一步加快交通、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通过综合制度创新，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加快城市群吸纳资金、技术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步伐，增强中心城区的集聚辐射能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四)依托重点企业，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工业化是城市群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长株潭城市群要以构建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为抓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从目前城市群的现状来看，产业集中度不高、产业分工协作不紧密、产业链不够长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因此，各城市要打破地区、行业界限，站在经济一体化高度，发挥资源优势、产业优势，构建产业集群和产业分工。要针对这一区域支柱产业、重点企业对经济的辐射力和带动力不强的弱点，进一步拉长支柱产业、特色产业的产业链，加强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形成产业整体优势。要充分发挥各城市产业比较优势，做大做强经济总量。
(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两型”建设是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的核心内容。而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为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属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形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提高全民意识，培养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新理念，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和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加大科技、资金投入，淘汰落后技术和生产方法，开发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技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长株潭试验区。
承办：地方调查队管理办公室
执笔：雷芙蓉 赵海军
核稿：张映欣
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5篇
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是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古今中外的经济史表明,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经济现象和规律。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虽然是由聚集经济引起的,但是,其根源在于某一地区因非移动性要素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而导致该地区聚集经济的形成,并通过其自我增强的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过程,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持续地高于其他地区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关键词]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聚集经济
程启智(1953—),男,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管制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汪剑平(1973—),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江西省发改委工业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管制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武汉430073)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陆省份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但区域经济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非平衡发展和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由此引起了人们对非平衡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本文从理论上深入分析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及其根源,对于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非平衡发展: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
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并非一国一区域的经济现象,而是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
上古时期,四大文明古国分别发源于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和黄河,即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早期例证。中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尚处于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愚昧而又落后;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空前繁荣,在许多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上的农业经济中心。但是,明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窒息了内部的经济活力,同时,随着欧洲商业文明的产生,地中海沿岸因其优越的港口地理位置而垄断了东西方贸易,于是,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相继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
产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它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变革使英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随之世界经济中心也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英国。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出现了“英国病”,其经济出现停滞并开始走向衰落。此时,由于发电机的发明,德国率先开启了电气化时代,其经济呈高速发展态势。于是德国想取代英国的中心地位,据此前后挑起了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因遭受战争的破坏最小,并趁机大发战争横财,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上升。
二战后的初期,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经济实力均受到了严重削弱,美国则独霸世界经济之首,其工业生产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1/2以上,出口贸易占l/3、黄金储备约占1/4。但在世界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支配下,在随后的50多年里,随着德、英、法、意等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它们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就相应发生了改变。基本态势是:美国经济增长逐步下降,英国经济继续衰落,法国和意大利经济有所增长,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快速而呈跳跃式上升。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日本,其次是联邦德国。战后,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呈现出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规律性,而且,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表现出发展的非平衡性规律。继日本之后,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
在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当今世界更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伴随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四小龙”增长奇迹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进入21世纪以来,被誉为“金砖四国”(BRICs)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因其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受世人瞩目。高盛公司甚至预言:BRICs将于2050年统领世界经济风骚。
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不仅体现在世界范围内,而且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如中国经济发展中也表现出其绝对的规律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实际上早在古代和近代就存在。宋代以前,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在北方,但从东汉末年开始,由于北方长期处于战乱,南方相对稳定,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近代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经济首先从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港口侵入中国,使这些地区的现代商品经济比内陆地区发展得更早更快,至此,中国开始出现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国际政治局势的考虑,国家向北方的内陆省份投资倾斜,于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南北问题”,即北方较南方发展更快。但实践表明,撇开政治因素,这一倾斜政策并不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由于在优惠政策支持下获得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加上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商品经济传承优势,而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相对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滞后。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表现在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上,而且还表现在省域经济内部的发展差距上,后者不平衡性甚至比前者更大。据肖金成对2001年中国22个省域内(除4个直辖市、港澳台和5个自治区外)的经济发展差距研究,发现省会城市所在地区与该省人均GDP最低的地区的平均差距为4.45倍①。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差距最大的既不是东中西部的差距(2001 年东西部的平均差距为1.44 倍),也不是城乡之间的差距(2002 年城乡之间的平均差距为3.1倍),而是省域经济范围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差距。
通过以上古今中外粗略的经济史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经济现象和规律。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公平发展的价值观,但是公平发展的价值观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原因,对于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显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经济聚集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讲,城市就是聚集的结果,因此它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为有利于探讨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几个概念我们有必要界定清楚。
聚集不仅是系统要素的一种特征性组织结构,也是系统进化的特征性演变过程。一般系统进化理论将这种过程称为会聚(Convergence)②。它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趋向于连锁,超越原有组织层次的功能复杂性优化极点,从而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系统,并且有选择地“忽视”下层系统的动态细节。
经济聚集,静态而言,是指资源、技术、人口、资金、信息、经济活动等构成经济增长的要素在某一地理空间位置即区域的集中;动态而言,是指构成经济增长的要素向某一地理空间位置即区域的移动过程。聚集经济则是指资源、技术、人口、资金、信息、经济活动或者企业、产业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而产生的好处和成本节约的经济现象,亦称聚集经济效益。所以,两者在通用的情况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由于要素的有限性,经济增长的要素集中在某一地区,相对而言,其他地区的要素就会减少,集中程度就会弱化,从而导致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之间不平衡发展和差距扩大。也就是说,经济聚集的必然结果是所谓的极化效应。为什么经济聚集会导致经济非平衡发展?这是由于聚集经济效应作用的结果。
(二)聚集经济效应
聚集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某些指向性相同的或者前向、后向关联性企业集中在一个地区,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比如,炼钢企业与炼焦、炼铁、轧钢、重型机械等企业聚集在一起,可以节约劳动力、运输费用和燃料等。第二,相关产业集中于某一区域,可以共同利用某些辅助企业而降低成本。第三,各种产业在某一区域的集中,可以共享该区域如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第四,人口和产业在地理上的大量集中,将扩大该区域市场的潜在规模。第五,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将使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于是,不仅企业可以很方便地雇用到自己所需要的熟练劳动力,而且也使这些劳动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企业和工作岗位。第六,工商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使经营者之间面对面地打交道,这有助于他们增进信任,以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交往,从而使信息和思想得以自由交流。第七,经济高度聚集的大城市,一般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聚集了各种金融机构,如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它们给所有的企业提供了高效而便利的金融服务。第八,企业和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促进了商业信息的快速交流和技术扩散。如果聚集的企业和员工的数量越多,交流思想的机会也就越多,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实际上,上述几个方面的聚集经济效应还具有不断自我增强的累积效应。一般来说,企业总是希望在最大的市场中生产,以节约运输成本和获得规模经济及其外部经济的好处,但是市场规模的大小一方面依赖于企业和产业进入的数量和规模,另一方面依赖于居民数量和收入水平,而他们又反过来依赖于其工作和消费的可获得性。企业和产业的集中既提高了该区域的经济规模,又提高了工作和消费的可获得性。同时,大量企业和产业的集中,使得该市场区内产品种类丰富而多样化,且价格便宜,消费者由于偏好的多样性和追求生活成本最小化,而选择在该区域内集中,居民的集中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进而又吸引企业和产业进入。这种因果循环累积的自我增强机制,便是聚集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微观机理。③
三、经济聚集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聚集的外生动因
关于聚集经济原因的外生解释,我们可以从要素禀赋和区位差异以及外部经济两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
按照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经济活动倾向于集中在最适宜的要素禀赋区域和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也就是说,企业和产业将根据对要素的需求、价格以及区位条件来选择其投资与开展经济活动的区域。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集中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采掘业倾向于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由此而形成其社会分工,并相互交换其产品,以获得比较利益和绝对利益。应该说,这一理论是能够解释古代和近代的许多经济聚集现象的。例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兴盛,是和大河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相关的;近代许多港口城市如中国香港、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是因为它们拥有便利的交通区位条件。
但是,如果对以非自然要素为对象的产业进行分析时,我们将发现要素禀赋差异无助于说明其产业聚集现象。例如,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我们虽然可以用资本的区域禀赋差异来解释制造业在该地区的集中,但如果要进一步解释这种禀赋差异是如何形成时,我们却是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因为资本禀赋的区域差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他微观经济单位所产生的非市场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经市场交易而对其他微观经济单位造成的成本或收益的影响。其中,有利的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不利的影响被称为外部不经济。这两者也统称外部经济,它最早是由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由于经济聚集具有收益递增效果,但这又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相冲突,所以外部经济是马歇尔用来协调两者矛盾的产物。他认为,经济聚集的发生源自于三个方面的:第一,聚集为具有专业技能的工人提供了劳动力共享的市场;第二,聚集可以为企业提供廉价的专门化的中间投入和服务;第三,聚集有利于信息传播,使企业从技术外溢中获利。
在区域经济学中,人们把这种外部经济在空间结构中的作用分为局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前者又称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cs),是指同一行业的企业或一组密切相关的行业由于聚集在一个特定地点,通过产业功能联系所获得的外部经济。但是,对于该行业来说,这种影响则是内部经济效应。当聚集经济对于企业和产业而言都是外部经济时,就出现了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cs),是指由多个行业(产业)向城市地区集中所形成的聚集经济。城市化经济使得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在大范围内得到共享,而这种共享有效地降低了城市区域内的所有企业的成本,因而使得那些小型企业也有条件从事专业化生产或专业化服务。
(二)经济聚集的内生动因
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聚集的“新产业区”,这些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聚集的新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典型代表。这促使人们对聚集经济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并开始抛弃新古典理论不现实的假设,通过引进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因素,内生地解释了聚集经济的形成原因。
如用内生理论来解释经济聚集的原因时,马歇尔的关于劳动力共享和知识外溢的外部经济理论便与规模收益递增不再相冲突。当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和企业在某一地区集中时,劳资双方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首先,地域性的劳动力共享市场可以减少雇主和雇员双方的搜寻成本。经济聚集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就越大,而劳资双方的搜寻成本则越小,搜寻活动的效率也就越高。其次,地域性的劳动力共享市场可以有效地降低劳资双方的市场风险。从雇主方讲,由于较大劳动力市场总保持着绝对量较大的求职者,因此,当市场不确定时他可以采取富有弹性的生产方式,而无需保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储备。对工人来说,一方面,在经济活动集中的区域工作虽然将面临较强的就业者竞争,失业可能随时发生,但他同时也面临较多的就业机会,一旦失去工作他可以很快地找到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经济集中的区域也给就业者提供了更多的跳槽机会和发展机会。所以,即使在不确定的市场,劳资双方也因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而都能获得递增的收益。
聚集经济的外生理论把知识外溢的作用看成空间成本的降低。但实际上,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改进和效能的提高,其空间摩擦成本越来越趋于下降。所以,空间成本不能充分地解释知识外溢对经济聚集的好处。但从内生的理论来看,知识外溢对经济聚集的作用,是和知识扩散机制相联系的。知识扩散机制主要有三条途径:(1)第一条途径是通过厂商扩大投资实现的,而这时,知识并没有扩散到其他地方,因而知识外溢与空间成本降低无关。拥有新知识的厂商扩大投资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新产品生产获得了较多的利润即创新租金;二是其高额利润诱使其他低利润领域的资本通过市场流入这一新的生产领域。(2)知识扩散的第二条途径是所谓的模仿。当一家企业因拥有新知识而获得成功后,其竞争对手将会想方设法地找出其成功的原因,并进行模仿。(3)第三条途径与第二条相似,即模仿,但实现的机制不同,它不是通过有意地投入资源而获取有关的新知识,而是由于随机的原因,例如通过人员的流动实现,也就是所谓的传染病机制。我们知道,知识分为公共知识和私人知识。对公共知识,通过第一种模仿扩散机制途径是很容易实现的。但对于私人知识来说,该途径就难以获得,而需要通过“边干边学”机制才能实现。阿罗说:“私人知识在很多生产领域的作用都非常突出,其中包括高科技领域。……边干边学是复制私人知识的一种途径,这种复制并不是通过任何直接的资源投入获得的,而是作为生产副产品或联合产品形式出现的。”④实际上,边干边学机制不仅在企业中存在,而且它通过生产联系存在于整个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之中。所以,空间成本不一定是知识扩散的障碍,但知识扩散的机制和实现方式却使它具有空间聚集的意义。
(三)经济聚集的根源
通过以上对经济聚集的内生和外生动因分析,我们发现,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地理空间的聚集,从而使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因素,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要素禀赋因素;二是分工和专业化因素,它与规模经济及其收益递增有关;三是一定规模的外部经济因素,因为当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时,经济活动便会产生收益递增,所以它也是内生的。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分工和专业化,从而一定规模的外部经济,为什么在该地区发生,并形成聚集经济?这必将使我们陷入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之中,因为只有经济活动聚集到一定规模后,才有可能产生收益递增的分工和专业化及其内外部经济。所以,即使是内生的理论并不能在根源上对聚集经济的形成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要想冲出循环论证的怪圈,还需要回到古典的要素禀赋理论上来,但同时需要冲破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
现有的理论在分析要素禀赋时,通常把生产要素分为自然要素和非自然要素,前者如自然资源、土地、位置等;后者如资本、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包括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等等。这样分类,显然无助于分析经济聚集形成的根源,因为:前者虽然基本上是不可移动的要素,但是有些资源如矿产资源,从投入要素来说,它也是可以移动的,即通过开采,它们是可以流动到其他地区;后者除制度、基础设施等因素不可移动外,大多都是可以移动的。这些可移动的要素既然可以流动到其他区域,那么,它们本身就无助于说明这些要素何以流动到该区域而不是它区域聚集,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产生外部经济效应。所以,我们认为分析经济聚集的根本原因,需要把要素按可否移动性,而分为移动性要素和非移动性要素。
本文所说的非移动性要素,是指那些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空间相联系的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而流动到其他区域,或者难以在其他区域复制的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这些非移动性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区域性的绝对或相对优势,那么,由于其特定的区域空间性质,使其拥有了某种垄断性,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便可以产生超额利润。于是,因其非移动性优势而使该区域对其他可移动性要素和经济活动产生了聚集力,并形成聚集经济,这才导致增长极的形成和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所以,非移动性要素才是解释经济聚集从而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根源。对于非移动性要素,我们可以概括地分为以下四大类:
(1)区域性制度,即广义的制度因素。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政府组织及其制定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等,例如深圳特区的优惠政策,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在20世纪80—90年代具有独特的区域优势,而导致全国的生产要素向该地区聚集,从而带来了该地区超速发展。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文化、创业精神等等,例如,温州地区的创业精神和传统,对温州的率先发展所产生的经济聚集作用。
(2)地理位置即区位因素。这主要与交通和区域性贸易有关,比如深圳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贸易关系,其他地方也是无法相比的;近代世界各国优良的港口城市无不率先发展,并产生聚集经济效应,从而成为当时乃至今天都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增长极,如纽约。
(3)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当它们在某一区域出现并具有绝对和相对优势时,也是不可移动或难以复制的。前者如社会稳定,是影响经济聚集从而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什么中东地区难以形成聚集经济,就是因为该地区战乱不断。不仅近现代如此,在古代也一样。例如,为什么在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不断南移,即经济向南方聚集?就是因为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而南方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自然环境因素,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如果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更不用说经济聚集。所以,它是经济聚集和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尤其在现代。
(4)软硬基础设施因素。这里的软基础设施不包括制度,主要是指为经济增长提供优良服务的行业如金融业。为什么区域性的增长极往往出现在大都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其他地方相比,它有着优越的软硬基础设施先决条件。基础设施虽然可以复制,但在一定的时间内是难以复制的,尤其是当软基础设施的优势如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后,更是难以在其他区域复制。
需要说明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非移动性要素在既定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还可以分为可变和不可变的非移动性要素。例如土地数量和地理位置在既定的社会与技术条件下是不可变的,但是,基础设施、制度、社会和自然环境等要素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却是可变的。在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会增加,制度会改进和完善,环境会变得更好,等等,这将使该地区的聚集经济效应累积性地自我增强。当然,可变的非移动性要素也会向不利的方向变化,例如,过度发展会使环境变差,政府不自律会导致寻租日益猖獗,等等。显然,前者将增强该地区聚集力,而后者将减弱其聚集力,甚而导致聚散力的出现。
四、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具体表现为某一地区如中心城市相对其他地区所获得的一个优先而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从而造成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和收入的差距扩大。这个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该地区聚集经济不断自我增强的循环过程,它在时间顺序上可以分为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两个阶段。
初始循环,是指某一地区由于其不可移动性要素禀赋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的或相对的优势,即具有较强的聚集力,而导致其他地区的可移动性要素纷纷向该地区聚集,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并促成该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的初步发展,从而使该地区形成某一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或优先发展的循环过程。所以,区域经济的初始循环,必须要依托该地区不可移动性要素的天赋优势及其垄断效应才能实现。否则,即使你有再多的移动性要素优势如人才和技术优势,但因其他地区的聚集力而使该地区留守不住,最终这些可移动性要素必将“孔雀东南飞”,即流动到有聚集力的地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内地大量的具有优势的移动性要素如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纷纷流动到东南沿海地区,就是其证明。所以,增长极或增长中心形成的真正原因,存在于非移动性要素禀赋之中。
累积循环,是在初始循环的基础上由于其分工和专业化而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收益递增优势,并促进非移动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累加(例如:某地区经济获得优先增长即增长极的形成,必将带动该地区基础设施的增加和制度的完善),由于这两个方面优势的累积,而使其聚集力不断自我增强,从而导致该地区经济获得良性而持续发展的循环过程。所以,累积循环与初始循环不同,它主要不是靠非移动性要素天赋的垄断优势产生的聚集力,而是靠后天的分工和专业化及其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优势实现的。
我们在理论上把区域经济的聚集效应及其优先发展过程,分为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不仅仅是为了便于深入探讨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及其聚集效应形成的真正原因或初始原因,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分析区域经济怎样才能获得持续发展。也就是说,虽然某一地区因其非移动性要素的优势而获得优先发展,但是经济聚集如果没有后续的累积循环,是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至此,我们就可以直观地给出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原因的一个综合性理论框架图。(见图1)
五、两点简单结论
(一)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在现象上表现为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某一地区或中心城市的聚集,从而导致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持续地高于其他地区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聚集,探究其根源,是由于该地区的非移动性要素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并通过自我增强的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过程而形成。
(二)21世纪以来,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陆省份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因此,省域经济如何选择优先发展的区域即具有非移动性要素优势的区域至关重要;但同时,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强化这一优势,以获得聚集经济的累积循环,走上持续发展之路。
注释:
①转引自肖金成著:《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载于《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22—26页。②E•拉兹洛著:《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中文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③ Krugman,P.R.:“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1991,P.490.④Kenneth Arrow: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See Gerald Silverberg and Luc Soete,The E-conomecs of Growth and Technical Chang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P.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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