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论文范文第1篇
导语：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在人民币国际化新形势下，商业银行海外业务面临区域发展集中度较高、与人民币国际化布局契合度不高、人民币金融业务服务广度与深度有待提升等挑战。面对挑战，笔者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为商业银行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区域发展策略、金融产品创新及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与商业银行“走出去”形成良性互动
从政策层面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009年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及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我国首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标志，人民币开启了国际化进程。然而，由于存在资本流动适度控制、汇率变化无常及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难选择，2015年，我国提出“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政策目标，并于同年实施“8·11”汇改后，外汇储备大幅下降，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因之亦做出了相应调整。此后，尽管在2016年四季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但人民币国际化仍更加强调坚持市场的自由选择，这一政策主旨也被正式写入了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与此同时，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各行各业，但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主体，仍是我国践行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途径与重要力量。通过商业银行的海外布局与发展，随人民币“走出去”产生的国际贸易金融、投融资及清算等金融服务需求才能得到高效满足。
从数据层面看，商业银行在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其自身也借助母行本币优势获得了独特的发展空间。截至2019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共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3.7万亿元;境外清算机制安排已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实现清算量合计348.17万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我国于2012年启动建设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接入直接参与者42家、间接参与者1103家，覆盖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0年末，我国货物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支付金额约为4.79万亿元，占全部货物贸易金额的15%，较2017年增加46%，占比上升3个百分点。同期，境外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合计达9万亿元，较2017年增加109%。无论是货币互换、清算安排，还是跨境贸易支付，均离不开商业银行的落地执行（见图1、图2）。
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商业银行通过承担落实双边本币互换、执行人民币清算、发展当地人民币清算参加行、提供人民币国际贸易等金融服务，“走出去”显现出一定的发展成效。据《2020年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数据显示，已有超过40家中资银行布局海外，涉及国家及地区超过60个，海外资产规模超过2.3万亿美元，营业收入规模超过540亿美元。以我国五大国有银行为例，截至2019年末，境外营业收入约合3404亿元人民币，占全部营业收入的11%，较2013年增长2.55倍，占比增加5个百分比;但受2020年境外疫情发展影响，收入及占比均出现下降，分别约合3387亿元与10.9%。值得注意的是，据不完全统计，在上述中资银行的海外收入中，中国港澳地区贡献最高，与人民币跨境收付国别比例较为一致（见图3）。
得益于我国市场广阔，经济金融环境稳定，同时，亦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在海外发展过程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效率显著提高，人民币海外接受程度与日俱增，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稳步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2020年三季度數据，人民币外汇储备额约为2445.2亿美元，约合2.13万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四季度增长2.69倍，占比由1.08%提升至2.13%。总体上，人民币的国际化与商业银行的海外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的良性发展循环态势（见图4）。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商业银行海外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及新机遇
商业银行面临的新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及疫情等推动逆全球化趋势，或将提增美元的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承压。疫情暴发初期，全球多个国家以绿色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措施新增投资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收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政策。而抗疫实践及中美贸易摩擦等说明，以自主性为主的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性突显，逆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受到挑战。由于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经济体地位，美元在国际支付结算及全球外汇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占比分别接近40%与60%，排名第一。未来，在危机下，美元或由于高流动性及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地位。此外，中美之间的摩擦或有可能导致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清算渠道、美元资产的流动性及相关汇率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面临一定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区域与商业银行海外重点区域之间的差距。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人民币跨境收付地区的去港澳集中化趋势较为显著，其他地区占比显著上升（见图5）。其中，与周边国家跨境结算同比增长18.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比增长32%。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商业银行海外重点区域仍以中国港澳、欧美及亚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主，在东盟等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尚有欠缺。其中，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末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9家一级分支机构（包括19家子行、47家分行和13家代表处），该区域的覆盖率达50%，仍有近一半尚未覆盖。
境外机构人民币金融产品服务普及度有待提升。根据中国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调查结果显示，从结算、融资、存款、资金、投资及现钞等六大种类金融产品和服务来看，仅约有26%的受访境外金融机构可以提供5种及以上的产品服务。此外，在受访境外企业未能接受人民币结算的原因中，资金来源不足占26%，清算结算渠道不畅占10%。人民币的使用、持有和投资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人民币跨境清算与结算在独立性、安全性、效率等方面均提出了新的需求和要求。
境外机构资产业务增速显著回落，币种结构上人民币占比较低。以上述五大中资银行为例，2013～2019年境外机构资产业务环比增速呈现波动下行，2020年疫情导致境外贷款规模下降4.2%。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境外贷款币种结构仍以美元为主，人民币占比估算在一成左右。形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海外机构在美元及本地货币的负债与资产获得途径有限，而客户结构中参与我国外循环的企业与“走出去”企业占比不高是导致2020年资产规模负增长的可能因素之一（见图6）。
商业银行面临的新机遇
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前五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对上述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分别为4.74万亿元、4.5万亿元、4.06万亿元、2.2万亿元和1.97万亿元，分别增长7%、5.3%、8.8%、1.2%和0.7%。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达9.3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在我国贸易中的重要性日趋突显。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步入新阶段，商业银行海外发展迎来新机遇。
我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的双边合作持续开展，人民币跨境支付量快速上升。王芳等人曾在《人民币区域化能促进贸易一体化吗？》一文中指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完全有条件成为主要货币。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可为商业银行海外发展提供新的蓝海。
中美两国均为全球贸易的最大参与者，但与美元高达40%的全球支付结算占比相比，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大有可为。其中，我国作为能源、铁矿石等初级原材料净进口国，已在原油大宗商品领域积极推行人民币结算，为人民币贸易融资及跨境支付结算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相比，境内人民币保持相对强势，有利于发挥中资银行母行优势，形成海外机构的差异化竞争地位。通过比较美元兑离岸、在岸人民币隔夜远期汇率报价可以发现，离岸报价保持在相对略低的0.5%的水平，两者走势相关性超过0.9。资金价格方面，相同期限的CNY SHIBOR与CNH HIBOR的报价分别为3.1%与3.33%。从国内1年期LPR报价水平3.85%和美元跨境融资隐含的锁汇成本看，离岸人民币跨境内向融资具有相对成本优势。因此，按照日趋完善的全口径跨境融资等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流动政策，商业银行可以将海外机构作为桥梁，一方面可以较高投资收益发展海外资金及资产业务，另一方面可以低成本境外资金支持境内优质实体经济发展。
疫情后或进一步推升人民币资产持有意愿，为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带来新业务增长点。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均出现动荡，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运行出现收缩。与此同时，得益于我国疫情控制到位与及时复工复产，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意愿高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总额在2020年前三个季度累计增加14%，显著高于上年同期0.7%的增幅。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20年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同比增加40.1%，高出2013年至今的复合增长率约23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借力人民币国际化优化海外发展的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是我国经济不断走强，国际上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商业银行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主体，以服务实体经济、尊重市场为原则，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有利于在践行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同时，丰富海外发展战略内涵，克服掣肘，实现自身发展质的转变，进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优化全球布局及发展战略重点。商业银行可以双边本币互换、“一带一路”倡议、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实践及热点区域形成海外布局战略。在发展重点上，商业银行则可以根据所在国与我国经贸往来地位侧重不同的业务优先级。如：处于净出口地位的，即属于人民币净流入国，商业银行可将机构特色定位为以提供人民币资产保值增值业务为主;而处于净进口地位的，即属于人民币净流出国，则可定位为以提供清算服务及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支持为主。在开办资金支持上，母行应根据经贸往来体量、人民币跨境支付现状及预期发展目标，为海外机构提供充足的人民币营运资金支持，解决业务开办初期的流动性瓶颈。此外，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借鉴发达国家银行经验，即属地“瘦机构”，以区域中心进行业务支撑辐射，提供包括后台集中处理、贷款发放代理、资产业务转让及购买的集中询价等的业务支撑，有助于降低成本投入，形成集约化经营能力，快速提升属地金融服务能力。
着力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为当地同业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托底，夯实人民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大参与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建设力度，降低对SWIFT清算网络的依赖，畅通离/在岸间的人民币自建清算结算渠道。根据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末，仅有分属工行、中行、建行及交行的五家境外中资机构（工行有两家）成为直接参与者，分布于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英国及韩国。从分布区域看，仅实现了约1/10的中资机构网点地区覆盖。各家中资银行应积极申请成为驻在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直接参与者，拓展营销当地同业以间接参与者身份加入清算网络，提供高效清算服务，提升人民币便利度。二是通过为当地同业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提供包括流动性、资金运用渠道、具体业务指导及现金服务等在内的便利及业务支撑，培育所在国人民币兑换交易市场，丰富当地同业人民币资金来源，减少美元中间环节，降低双边本币兑换成本，最终实现对本地客户人民币业务的渗透形成推广合力。
健全人民币贸易结算及跨境投资理财等综合金融服务，形成新增长点。一是跟随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及贸易往来，推广本地人民币项下贸易金融结算产品。此外，海外机构在拓展本地业务时应注重打破路径依赖，可对参与我国外循环的属地企业先行突破，重点加大人民币贸易金融结算便利宣导，以优质的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与结算服务吸引客户。二是提供离/在岸一体化金融投资理财等中间业务服务，满足理性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及避险管理需求。海外机构可面向本地企业提供“熊猫债”“点心债”等人民币债券发行服务，拓展人民币项下远期、掉期、跨境资金池等市场风险及资金管理产品，甚至是大宗期货商品人民币结算交收工具等衍生金融服务。同时，海外机构可依托母行综合化经营优势，利用CIBM、RQFII、QFII、债券通等通道对接境内市场，提供进阶的代客或受托投资渠道及服务。三是面向个人开展人民币汇划、现金、投资等个人金融服务，提升个人持有意愿。四是加大金融科技建设应用。受疫情影响，最小社交距离及无接触办理业务被广为接受，在海外发展中可以借此机遇加大科技投入，提供线上人民币金融产品服务，弥补物理网点不足的缺陷。
牢固树立风险合规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一是注重把握当地监管外汇及外债管理政策及目标，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稳妥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二是跨境人民币业务应注重服务我国总体金融政策目标。目前，我国跨境人民币收付呈现经常项目小于资本项目，经常项目处于净流出状态，资本项目处于净流入状态。为此，曾有学者提出应在国际收支可持续背景下稳步推进国际化。此外，有研究结果显示，交叉效应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应通过广泛的贸易金融合作提高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形成资本项目输出经常项目回流的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模式。同时，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应稳慎推进。因此，中资商业银行应将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方向与自身海外发展战略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业务进行适配。三是注重加强海外机构的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管理，逐步降低美元资产集中度，适度提升人民币资产配比。四是加大后疫情期间各国经济走势跟踪研判。疫情管控由于疫苗的研发成功而迎来胜利的曙光，但我们仍应看到因疫苗接种速度、病毒变异等或有可能增加产生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疫情期间各国采取的金融纾困政策大多将在疫情后期逐步出清，风险底数有可能出现起伏。
总体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我國银行业走出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仍与美元、欧元、英镑等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贸易金融结算等领域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推动国家政策导向落地，借力人民币国际化优势，在主动承担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职责的同时，实现海外业务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授信管理部、规划管理部，交通银行首尔分行授信管理部）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从2009年开始，我国先后开展了跨境贸易、投融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六年多来，跨境人民币业务范围不断扩展，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显著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交易结算中的占比大幅上升，境外人民币存量大量增加，促进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国批准建设的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自贸区为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文章梳理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和实现步骤，总结了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的现状，分析了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归纳了自贸区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的创新政策，提出了充分利用自贸区，促进跨境人民币发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自贸区跨境人民币投资便利化
一、货币国际化的一般理解
国际货币是指一种货币的使用和持有超越了货币发行国的边界，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充当标价货币和结算货币，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功能。从货币国际化的历史可以发现，货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总量在1872年已超过英国，但受制于国内金融市场和货币制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才真正取代英镑，美元的国际化落后于美国的经济基本面长达80年。另外，货币的国际化可仅意味着其作为国际标价货币和结算货币，而不一定涉及到价值储藏功能而直接影响到国际货币制度。一些小国（如新加坡、韩国）也推行过本币国际化，这些国家的货币主要发挥国际贸易的价值尺度和结算手段功能。由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有限，其货币无法承担国际货币巨量的价值储藏功能，因而其货币的国际化也不会对国际货币格局产生影响。
因此，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交易货币和结算货币，并在条件成熟基础上，逐步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这与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提出的人民币国际化分为5个阶段进行的演进思路一致，详见表1。
二、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现状
自2009年试点以来，跨境人民币结算实现了快速健康发展。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截至2014年12月末，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目前，跨境人民币业务由最初的经常项下的贸易结算，扩展至资本项下的各领域，人民币可自由使用度越来越广泛，见表2。
（一）跨境人民币的结算规模和结算地域不断扩大
据统计，截至2014年末我国经常项目跨境人民币结算累计金额约为19万亿元。2015年1～10月份，跨境人民币结算9.57万亿元，同比增长20%。截止目前，与我国发生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国家和地区超过170个，人民银行先后在1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覆盖东南亚、西欧、中东、北美、南美、中欧、大洋洲和非洲等地。
（二）非居民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逐步提高
截至2015年6月末，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银行的非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超过2.1万亿元；主要离岸人民币市场存款余额约2万亿元，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超过8 000亿元，香港已发展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资产余额约7 800亿元①。
（三）双边货币互换规模不断增大
经国务院批准，2009年以来，人民银行先后与33家境外央行（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度约3.3万亿元人民币。除周边国家央行外，还包括英格兰银行、欧央行、瑞士央行、俄罗斯央行、加拿大央行、澳大利亚央行等重要国家央行。其中，巴基斯坦、蒙古、乌克兰、阿根廷等国央行将人民币互换资金纳入了官方外汇储备。
（四）跨境人民币投资便利化程度显著增强
自2011年我国允许境内机构以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允许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来华投资后，近年来又陆续推出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RQFII）、沪港通、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RQDII）、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制度。2011年12月，我国推出了RQFII，目前已累计批准9 700亿元，涉及14个国家和地区。2014年4月10日，我国开始沪港通业务试点，上海和香港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证券公司买卖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试点初期，沪股通总额度为3 00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总额度为2 500亿元人民币。2014年11月，我国启动了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RQDII），目前境外投资规模达到784.9亿元。2015年7月14日，人民银行发文将境外央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市场业务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允许自由制定投资额度，截至9月末上述三类机构已有35家获得批准。
三、目前跨境人民币业务面临的问题
（一）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需进一步增强
资本项目共分为7大类40项，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我国不可兑换项目有4项，主要是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市场以及买卖金融衍生产品。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主要集中于债券市场交易、股票市场交易、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四大类。这些领域的限制，影响了人民币“走出去”与“流进来”，既导致境外主体无法便捷获取人民币，也使得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的投资需求无法满足，影响了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
（二）境内可供境外人民币投资的金融产品偏少
不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跨境交易人民币化，境外人民币存款必然上升，而境外非居民手中人民币存款只能转化为持有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如同我国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最终投向于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除了资本项目对境外资金投资的限制外，国内金融产品也存在无法满足投资需求的问题。境外人民币资金除在境内进行实业投资外，在境内可投资的渠道基本仅限于以下几种：境外投资者在限额内通过RQFII、沪股通投资境内证券市场；境外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组织、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清算行和参加行开展回购交易。因此，境内金融市场欠发达，也是限制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人民币在境外流通中的接受度有待提高
我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2014年进出口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约合26.43万亿人民币，同时中国也是最大的FDI流入国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据人民银行统计，2015年1～8月人民币在中国跨境收付货币中位居第二，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海关进出口比重达27%，跨境人民币收付占本外币跨境收支比重达28.7%。这些数据说明我国进出口、投资的规模对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有利于与直接对手国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但由于人民币并非国际货币，并未被境外第三方广泛接受，境外人民币持有者与境外第三方交易有时需兑换成国际货币，增加了人民币持有者的汇兑风险。
（四）国际货币存在固有的网络外部性与惯性
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是指在国际交易中，交易双方更倾向于使用能被更多人接受的货币，该种货币的认可度越高，其流通范围也就越广。这种网络外部性也导致了国际货币对其自身的国际地位具有自我强化的效应。同时，在国际交易中，一方甚至多方试图改变计价货币也需要付出较大转换成本。在网络外部性和转换成本的作用下，国际货币具备了维持其国际地位的惯性。历史上英镑取代荷兰盾、美元取代英镑都经历了漫长时间。因此，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是冲破现有国际支付惯性的渐进过程。
四、自贸试验区跨境人民币创新政策探讨
（一）立足自贸试验区进行跨境人民币政策创新，分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国际化的历史表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长期渐进的过程，单纯的经济规模和贸易份额仅仅是取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必要条件，具有国际结算和标价功能的货币也是货币国际化的体现。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选择上，我国可采取先易后难方式，借助自贸试验区各项创新政策，改革和突破现有金融管理制度，率先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在条件成熟基础上，改变现有国际货币体系，逐步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
（二）扩大经常项下人民币跨境使用，提高人民币计价结算规模
进一步简化流程和手续，向境内外主体提供更加便利的货物贸易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服务，支持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跨境电子商务活动在自贸试验区率先做大做强。探索在自贸试验区内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型设备、大宗商品、应收账款、无形资产、航运等要素交易平台，面向自贸试验区和境外投资者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交割和结算服务。支持自贸试验区内企业的境外上市子公司或母公司，向境外股东支付股息、红利时使用人民币结算，并逐步推广至全国。
（三）加快资本项目改革步伐，便利人民币资金双向流动
进一步拓宽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便利人民币资金双向流动。允许自贸试验区内企业（以下简称“区内企业”）按宏观审慎原则从境外借用人民币资金；允许自贸试验区内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从境外银行间市场拆借人民币资金；允许区内企业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募集资金调回区内使用；区内企业开展集团内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不受经营年限、营业收入、流入上限的限制；允许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或子公司将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募集资金在境内、外使用；允许境内、外企业在自贸试验区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专业从事境外、境内股权投资。随着国内利率、汇率市场化等配套改革的深入，自贸试验区跨境人民币政策创新可以深入到证券及衍生品投资领域。允许区内企业在一定额度内以人民币资金双向投资于境内、境外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衍生品市场；放宽境外主体人民币参与区内原油期货交易和结算的范围，以国际原油期货跨境人民币结算为起点，推动人民币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和结算中的使用。
（四）鼓励个人跨境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推动个人投资便利化
我国对放开个人跨境投资领域的限制一直持谨慎态度。可以利用自贸试验区的优势，在区内适时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QDII2），允许在自贸试验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境内个人以人民币投资境内、外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及期货期权市场，允许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实业投资以及其他不动产投资。同时探索境外个人境内投资管理方式，允许在自贸试验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境外个人可按规定开展各类境内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根据市场需要，允许自贸试验区的个体工商户向境外经营主体提供跨境人民币资金支持，或接受境外经营主体的跨境人民币资金支持。
（五）支持金融机构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提高国际化服务能力
鼓励金融机构抓住机遇，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优势转化为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创新的优势。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为境内外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贸易结算产品。在海外代付、保理、福费庭等传统贸易融资产品基础上，鼓励创新各种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产品，探索新型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与再融资支持模式；引导金融机构以供应链为基础，大力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沿着产业链向上下游环节拓展，开展对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等各类境外投资和合作项目的人民币投融资和结算。另一方面，推动金融机构开发面向国际的金融投融资产品，扩大境内人民币境外投资的范围，为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满足境外人民币实现保值增值的回流需求。
五、相关政策建议
（一）加强国际宣传，提高境外主体认知度
围绕自贸试验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各项创新政策，通过举办项目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座谈会、海外推介会和国际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国际社会的宣传和推介，使更多的境外企业、个人、组织了解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方面的便利性，参与跨境人民币交易和结算，形成以自贸区创新政策为核心，以跨境人民币结算为桥梁的国际社会广泛参与的人民币使用局面，并逐步形成溢出效应，逐步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第三方交易结算中的使用比例。
（二）推动CIPS系统建设，保证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安全高效
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快速增长，需要新型、高效、符合国际标准及流程的人民币清算系统。现行的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建立的初衷是提供境内人民币结算服务，而在高效、安全、稳定地处理人民币跨境结算过程中，存在一定局限性。从2012年起，人民银行着手开发专属于跨境人民币清算的安全高效的平台——中国国际支付系统（CIPS）。目前，CIPS系统一期已在部分地区试点，下一步可扩大试点范围，在功能完善后尽快上线运行，提高跨境人民币的结算效率。
（三）加强风险分析和监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与国内传统业务相比，自贸试验区金融风险具有跨境性、突发性、复杂性特征，金融风险辨别和防范难度加大。要建立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风险管理机制，完善跨行业、跨区域、跨市场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利用现有的RCPMIS系统，加强非现场分析和监测，全面、及时、准确发现跨境人民币业务风险隐患。同时，加强与外汇管理部门的信息沟通与合作，在预警指标设立、非现场分析监测、现场检查方面，实现对跨境资金流动的本外币协调监管。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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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大平.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模型及其在上海自贸区的实践[J].世界经济研究，2015（6）.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新货币篮子正式生效，这反映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不仅是我国综合国力的象征，也代表了国际社会对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更多的期许。本文从特别提款权的内涵、要求出发，探讨加入SDR对我国的影响、意义和挑战，从而更好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稳步实施。
【关键词】人民币 SDR 国际化
一、关于IMF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构建的一种用于补充成员国间官方储备的国际储备资产。根据成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是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
SDR可用于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支付IMF提供的贷款和利息，充当国际储备资产。但不可用于外汇市场交易，也不可用于国际或投资交易。
二、加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一役
在2005年11月，IMF执行董事会明确了SDR篮子的组成货币必须满足的标准。其中，“入门级”出口标准为：IMF规定该货币使用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额需位居前列；最为关键的货币可自由使用标准：广泛使用于国际交易且在主要外汇市场上广泛交易。可自由使用标准关注于货币的实际国际交易和使用，不同于某种货币是否自由浮动或完全可兑换。
2015這关键一年，央行为加入SDR篮子做了很多努力。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其主要目的是使得中间价报价机制更加市场化。8月24日，中国外汇管理中心首次公布人民币兑美元参考汇率，每日5次。此举是为了方便国际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方便人民币纳入SDR的计价，并且参考汇率可以成为SDR定价标准。10月8日，央行正式通报中国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此举措受到IMF的高度认同。10月9日，财政部公告从第四季度开始按周滚动发行3个月记账式贴现国债，而SDR利率是在3个月期国债利率的基础上形成的。10月14日，央行拟于近期延长银行间外汇交易时间至23：30，覆盖欧洲交易时段，SDR在全球主要外汇市场广泛交易的要求可以满足。10月20日，央行在英国债券市场发行了50亿元1年期央票，此举可调节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同时可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也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而人民币最终加入SDR篮子，是对我国人民币国际化举措的认可。
三、人民币加入SDR对我国的影响
（一）加入SDR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受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影响，加之美联储宣布加息，在短期内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强烈，但人民币缺乏持续贬值的基础，加入SDR 篮子会使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使市场机制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加入SDR篮子与汇率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会改变汇率的形成机制和基本面。短期的汇率波动受到多种因素交错影响。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经济增长。
（二）加入SDR对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的影响
人民币入篮，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官方储备货币，人民币储备资产在各国储备构成中的比重会有所增加，私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持有更多人民币资产，扩大人民币在国际经济金融交易中的使用。从短期来看，这一效果并不显著。原因之一，纳入SDR会直接创造人民币储备需求，但主要是以象征性意义为主。原因之二，加入SDR篮子虽然会增加人民币在各国储备构成中的比重，但短期之内比重并不会有显著增加：首先，看好人民币的国家和机构早已配置好人民币比重，这些国家和机构短期内对人民币需求变化的可能性不大；其次，从历史数据来看，各国对外汇储备币种配置有其自身规律性，对人民币的需求不会一蹴而就；最后，全球外汇储备需求总量有其自身逻辑性，人民币加入SDR对其影响有限。
（三）加入SDR对资本市场的影響
近几年我国逐渐放宽对资本项目管制力度，资本出现扩大和流动增速现象，人民币加入SDR后，短期之内会增加资本外流的风险系数。结合世界金融市场情况分析，在未来几年，可以预期SDR会逐渐增加人民币在外汇管理过程中的需求。从中长期来看，首先，人民币在国际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在世界经济金融舞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入SDR具有象征性意义，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到中国，增加对人民币安全资产的投资。其次，SDR的可自由使用标准要求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本项目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加入SDR又反过来激励决策层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具有国际化、更具有吸引力的多层次金融市场。最后，资本市场既有国内人民币的“走出去”，又有国外人民币的“引进来”，人民币实现双向流动，但同时也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对我国的影响。
（四）加入SDR对对外贸易的影响
在对外贸易中，人民币加入SDR，各国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成为经常使用的货币，在定价权方面为我国争取有利地位，且有利于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价格，减少美元或其他货币带来的汇率风险，在一定程度降低汇率风险；人民币加入SDR后，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使用提供结算便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际贸易结算效率；中国企业可以获得更低融资成本优势，有利于在我国企业跨境投资交易，促进国际贸易发展。
四、人民币加入SDR对我国的意义和挑战
人民币加入SDR，这反映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上升，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强劲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人民币加入SDR有利于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完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和世界是双赢的结果。同时，我国人民币肩负了更多的国际社会职责，我国在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治理过程中，需要更加谨慎地综合考虑国内外环境因素。
加入SDR，意味着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向前推进。同时，也为我国带来了难题，如倒逼我国进行金融市场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对内对外双开放的局面。具体来说，我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何更好地适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需求，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各项标准、政策体系与国际接轨；如何更好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国内金融深化改革，构建“蓄水池”从而更好地承载跨境资金流动；如何推进汇率政策更加透明，使得在国内国外目标更易于权衡；如何更好地解决“特里芬难题”，在稳定币值和为全球提供流动性之间保持均衡状态。加入SDR，意味着我国的金融市场面向全球投资者开放，而金融市场的开放比商品市场的开放蕴含更大的风险，如何更好地规避这些风险也是值得相关部门和投资者深思。
五、小结
“入篮”SDR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一役。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我国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加快金融改革的对外开放，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简介：乔曼（1992-），女，山西临汾人，山西财经大学2015（金融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对于石化企业而言，面对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压力，以及同行企业的相互追赶。企业想要稳定自己的发展根基、获得更多的收益以及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就必须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如何改革自身管理上面。本文从标准成本管理的定义阐释入手，结合石化企业当前的管理及生存现状，谈谈如何以定额成本为基础实现企业的标准成本管理，并提出若干可供参考的改革措施与建议。
[关键词]石化企业;企业管理;定额成本;标准成本管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9.04.004
0 引 言
我国石油化工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从只有国有石化企业，到20世纪初民营石化企业涌现，到今天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干预下，市场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有序的发展阶段。但国内市场秩序不断规范与稳定，不代表国内石化企业就能够享有一个比较稳定和安逸的生存环境。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石化企业不仅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还必须迎接来自国际市场和其他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石化企业的挑战与冲击。在对抗冲击与竞争的过程中，一些企业也不免陷入了价格战的旋涡以及同质化竞争的泥淖，让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陷于被动。想要打破这一僵局，同时让企业获得更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改革管理手段与方法，尤其是加强成本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力度，才是企业获得新生的不二法门。
1 国内石化行业的发展现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经济早已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石化行业的努力与奋进也贡献了巨大成就。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石化行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以及企业管理与制度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在历数成绩的同时，未来的发展与出路也应当成为关心的重要问题。2017年，我国石化行业总营收近14万亿元人民币，近20种化工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除中石化、中石油等传统国有企业之外，更有为数众多的新兴企业和特色企业不断涌现。可以说，我国的石化行业发展前景一片向好。但是在发展前景看好的同时，也需要关注目前企业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如竞争日趋白热化，争相发起的价格战让许多企业陷入同质化竞争旋涡，外国企业对中国石化市场虎视眈眈。这一切都需要依靠国内企业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品质的同时努力加强自身管理，從而才能不断打开局面，避免陷入经营危机。
2 石化企业成本管控问题
石化企业具有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等突出特点，财务管理工作也面临着比其他一般生产经营性企业更多的管理风险。成本管理一直以来都是石化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成本管理工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经营效益以及未来发展。随着企业管理对于企业综合实力的影响越来越大，成本管理也在财务管理的各项工作中不断显现出自身的重要性，但从实际管理来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许多企业虽然明白成本管理的重要性，但却没有清晰掌握企业自身的成本管理问题，从而在管理工作中没有方向性与目的性，不仅耗费了管理成本，甚至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与业务开展。其次，许多企业虽然就成本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但却显得比较粗糙和表面化，由于管理者并没有真正了解企业真实的成本状况，因而制定的制度也失去了应有的管理价值。最后，许多企业的成本管理精细化程度严重不足，具体管理工作也多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整套完整的成本管控标准，从而在管理制度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过多的“弹性”与漏洞，难以发挥成本管控的实际作用。面对这些问题，企业不仅需要加强成本管理理论学习，还需要将成本管理提升到体系化建设和标准化管理的高度上加以思考。
3 标准成本管理概述
所谓标准成本，不是指企业实际生产产品所消耗的成本，而是指生产设备以及其他相关环境都处于正常与高效运转的情况下制造产品可能消耗的成本。也就是说，标准成本是一种理想成本，是经过规范和测量后得到一个理想的成本消耗目标。标准成本通常受材料成本、制造成本以及人工成本三项因素的影响。推行标准成本管理对于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推行标准成本有利成本核算的高效性与有效性。其次，标准成本管理能够有效划分成本责任，能够有效避免成本管理失控之后的问责无人现象。再次，标准成本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实现成本管控的具体化，能够实现直接与生产流程的每一个具体操作挂钩，从而真正实现成本有效且积极的管控和约束。最后，随着现代财务管理职能转型与升级，财务管理肩负的管理职责不只是规范企业财务管理及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对财务会计数据信息进行收集与分析，为企业决策者制定发展决策时提供更加可靠的数据支持与帮助，在此过程中如果积极推行标准成本管理，则能够进一步提升财务管理的总体水平，从而切实提升企业决策的有效性、及时性以及准确性。
4 以定额成本为基础的标准成本管理
定额成本法是一种成本计算方法，通过将定额成本和实际生产成本进行比较来实现成本管控。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无法在费用发生的时候对成本是否产生偏差及时进行对比分析，而定额成本法则能够很好地弥补这一不足。企业在选择成本管理方法时不仅需要进行方法优选，同时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管理方法，以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4.1 定额成本与标准成本管理相结合
以定额成本为基础进行标准成本管理，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对生产制造过程中的一切资源耗费进行综合考量，进而计算出最佳的定额成本值。企业要将定额成本与实际生产产生的成本耗费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成本差异，再经过科学分析与有效论证，将理论定额与有效差异相结合，最终计算得出标准成本消耗。以定额成本为基础的标准成本管理，不仅能够充分实现成本管理的经济性与合理性，同时还能在成本管理过程中实现生产工艺、生产技术、制造过程以及财务管理控制相互结合，避免成本管理出现偏差与疏漏。
4.2 以额定成本为基础的标准成本管理步骤
4.2.1 科学分析各项因素
石化企业标准成本管理不仅需要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生产制造条件，还需要综合分析企业财务状况、原材料价格及波动情况，以及市场需求变化情况，从而确保成本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可行性。
4.2.2 确立标准成本管理体系
企业需要全面分析标准成本管理所需的实施条件，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以及企业战略发展要求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修正，为标准成本管理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同时，企业需要针对所有产品建立基本参照物模型，以标准成本管理模型为基础构建生产制造的全过程管理网络，最终搭建标准成本管理体系。
4.2.3 确定与修正额定成本
为了使定额成本更加精确与有效，企业在确定定额成本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消耗定额与标准成本相乘，而是需要将数据匹配进一步拓展到生产流程、加工流程以及制造流程中，同时对现有的生产工艺及材料消耗的消耗定额进行进一步优化与完善，最终获得更具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定额成本数值。在获得定额成本数值之后，还需充分考虑生产工艺的进步与发展、历史生产成本、企业年度预算、规模变动、产能变动等多方面影响因素，最终得出标准成本。
4.2.4 完善标准成本管理
在完善标准成本管理的工作中，企业应该充分融入作业成本法思想，在标准成本法的每一道工序中都按照作业成本思想进行分析，寻找开展各项作业的直接动因，并对制造费用进行精确分配，以进一步提高标准成本工具的实施效果。
4.3 完善成本管理绩效考评体系
成本管控不仅需要依靠科学的管理制度，同时也离不开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因此，针对以定额成本为基础的标准成本管理体系，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也应进行不断创新与完善，同时积极引入平衡记分卡机制，实现财务指标与管理流程、人员成长、社会效益等非财务指标在考核过程中的均衡性。
5 结 语
目前，石化企业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竞争压力，同时由于消费市场在不断变化，在对产品品质要求不断增加的同时，对企业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在此情况下，石化企业想要实现进一步发展与突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自己的再发展与再提升，不仅需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与产品品质，更重要的是需要从自身经营管理入手，通过加强管理，尤其是通过积极有效的成本管理，来实现企业效益持续增长。标准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积极发展方向，而如何将标准成本管理的理念切实应用于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成为企业经营者与管理者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而研究以定额成本为基础的标准成本管理可以成为石化企业成本管理实现突破的一个窗口。改革的脚步不能停歇，管理改革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企业只有立足实际，立足实实在在的管理需求以及企业的整体发展与长远规划，才能在研究与探索中不断
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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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论文范文第5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17年全球最重磅的经济事件莫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税改方案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这意味着美国将展开一轮大规模的减税潮。
12月2日，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左右，美国当地时间周六凌晨两点，特朗普税改方案以51：49获得参议院通过。从通过票数比例可以看出，该方案的通过经历了长时间且激烈的辩论。
这是美国31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企业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税改还鼓励美国公司把海外利润带回美国；在为中产阶级减负方面，个税标准扣除额几乎翻倍。个税从七档减至四档，分别为12%、25%、35%和39.6%。预计特朗普会在2017年底之前正式签署批准税改立法。
该税改方案的通过尽管会给美国财政带来负担，但无论对国家还是特朗普本人应该说是利好。那么，对全球尤其是中国经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将如何应对？《财会信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人士。
意义
巩固特朗普执政地位 重振美国经济
在2017年圣诞节到来之际，特朗普减税法案终获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从2018年开始实施，这既是特朗普执政一周年的重大改革成果，也是给美国和全世界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因而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反应。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张广通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首先，特朗普击败威望甚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其“商人总统”的执政背景、“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特立独行”的执政风格一直倍受质疑，而且在否定前总统奥巴马改革成果基础上推出的系列改革计划也是一波三折、争议不断。在执政即将一周年之际，特朗普雄心勃勃的减税计划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这对巩固其执政地位、消除人们对其执政能力的种种怀疑具有强烈的“镇定剂”作用，对共和党再赢得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和特朗普争取下届总统连任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通过，表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将终结，积极财政政策正式走向前台，成为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角。
第三，特朗普减税法案的影响力可与1986年里根总统的减税法案相媲美。当时里根税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减税浪潮，使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保持了20年的繁荣稳定，并将前苏联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挤出了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但也以持续十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疗伤而宣告终结。特朗普减税法案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开启了新一轮全面减税的序幕，标志着美国和全世界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
第四，美国联邦税法体系以所得税和社保税为主体，特朗普减税法案将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改革重点，并兼顾遗产税等财产税，其减税范围和减税力度都是空前的，对吸引海外资本、技术和人才向美国回流，振兴美国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强化美国的传统优势、实现特朗普“美国优先”执政理念具有重大意义。
第五，特朗普减税法案是美国政府对冷战结束后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行深度调整或再平衡的重大举措之一，将对重构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振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影响
短期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 长期影响减弱
美国目前依然是全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张广通认为，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顺利出炉，既给美国一个重振雄风的机会，也给其他国家带来重大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特朗普减税法案在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恢复产生积极刺激作用的同时，也给其他发达经济体（如欧盟）和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带来巨大压力。所有国家将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在深度调整的世界经济格局中重新寻找自己的站位；普遍减税无疑将成为潮流，列入各国发展与改革计划的优先选项，但税收收入短期大幅减少也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债务规模的扩张，有可能把刚刚走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政局危机的国家再次拖入危机的泥潭。
二是当今国际局势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改革时期明显不同，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已基本让位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让位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美国在这个重大历史转变中，综合国力下降，“一强独大”的局面受到严峻挑战，其发展的可持续性明显不足，因此对特朗普减税法案的短期效果不能低估，但对其长远影响也不能评价过高。
三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执政理念，美国政治趋向保守化，这与美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世界第一大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产生了明显背离，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第一大国形象，恶化了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不仅让世界变得不稳定、不安全，也让美国自身变得不稳定、不安全。这种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偏颇做法必将使特朗普重振美国雄风的努力遭受各种挫折，也给其通过大幅减税吸引人、财、物回流美国的美好愿望蒙上陰影。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开始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不足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续而长久的支撑。特朗普希望通过大幅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吸引产业资本回流，重振美国经济雄风。从之前里根、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减税周期看，减税在短期内均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但长期效果不及预期，“中性减税”的情况在前两次税收改革中也没有出现。
王有鑫认为，特朗普税改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跨境资本流入带来一定刺激作用，但也会加剧贫富分化、引发全球竞争性减税、增加美国财政负担。因此，特朗普税改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长期或将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上升的困扰，经济增长可能短升长降。相应地，特朗普税改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冲击也集中在短期，长期影响将逐渐收敛。
近几年中国在直接投资领域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速放缓，另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王有鑫指出，如果特朗普税改付诸实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内资外流、外资撤回等危机，伤害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王有鑫具体分析，首先，短期将面临资本外流压力。由于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先进的科技和人才优势，近年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据商务部统计，2014～2016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额分别为76亿美元、80.3亿美元和169.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6.1%、5.7%和111.5%。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投资605.8亿美元。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统计的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数据则更高，2014～2016年，我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为725亿美元，比商务部数据多一倍以上；2016年，中国所拥有的美国机构也由2015年的1 900个上升到2016年的3 200个。可见，近几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热情高涨。
美国税改付诸实施后，企业成本大幅降低，部分中国企业可能将加速在美投资，短期中国资本外流压力将加剧。根据美国荣鼎集团统计数据，2000年～2017年二季度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1 348亿美元，流入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不动产和饭店、交通和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能源以及娱乐业，占比超过70%。交通、电信、银行等行业将在减税过程中明显受益，因此，中资企业将进一步增加这些行业的直接投资，强者愈强。尽管美国消费零售、媒体娱乐业也是减税重要利好行业，但考虑到国务院于8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将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列入境外限制类投资，预计这类投资将大幅减少。此消彼长之下，预计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不会急剧飙升，利好更多是在短期，表现在股权和债权等间接投资和热钱流动上，长期直接投资不会出现剧烈变化。
其次，人民币短期贬值压力增加，但“通俄门”抵消了税改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影响。人民币汇率在短期更容易受市场预期和突发事件冲击，因此，在特朗普税改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正式公布前后，市场会对税改效果寄予较高期望，投机性的跨境资本会先于长期产业资本行动，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短期压力。然而，此次参议院税改通过当天正好曝出美国“通俄门”最新进展，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向FBI认罪，对特朗普执政和美元走势带来冲击。因此，税改通过后美元指数并没有明显提升。而且减税后如果美国政府长期面临财政赤字，美元的货币信用会有所下降，美元可能会受到削弱。1986年里根和2001年小布什减税期间，巨额财政赤字造成美元指数大跌。随着市场逐渐消化减税利好，国内跨境资本流动也会更加理智。同时，政策制定者也不会坐视不理，会出台相应减税降负措施吸引资本留在境内。因此，中长期看，特朗普减税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将递减直至消退。
第三，中国税制将面临指责，改革压力增大。从特朗普竞选期间宣称减税，再到税改每一次出现重大进展，我国媒体都进行密集报道，反映国内企业和居民对美国税改的关注，换个角度看也说明市场主体希望国内也能跟随减税。去年底，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一次采访中对中美经济进行了对比，加之其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开办玻璃工厂，对国内产业资本外流的担忧将国内减税讨论引向高潮。背后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还存在改进空间，宏观税负和企业税负较美国高，在特朗普减税背景下，可能会伤害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因此，特朗普税改引发了国内广泛关注，将对中国下一步税制改革和制度设计产生一定的紧迫感和压力。
第四，对中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体系影响相对间接，需要视美联储和全球其他央行加息速度和节奏而定。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与美国经济复苏程度相关。减税若最终付诸实施，对美国经济短期有提振作用，将刺激投资和生产，因此，美联储货币正常化将继续推进。在全球货币政策转向之际，未来我国货币政策也将跟随趋紧，未来可能采取“加息+降准”的政策组合，一方面，价格工具趋紧，使中美无风险利率保持在安全边界上，确保资本流動和汇率稳定；另一方面，数量工具放松，确保国内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不至于大幅上行，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重庆睿捷税务师事务所技术总监王敏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特朗普税改法案虽然可能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特朗普的口号就是让海外制造业重回美国）， 但鉴于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现在预测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还为时过早，需要观察一定时间后再来判断。
应对
当前减税非最优选择 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质量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的跃升，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和快速结果，使中国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能力大大增强。
但对于特朗普减税带来的冲击，张广通认为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盲目乐观，应采取以下策略加以积极应对。一是继续推进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制定科学、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做大做强，支持信息经济和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支持科技创新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持续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深入推进财税改革，稳步推进税收法治化进程，加大税制改革力度，着力弥补地方税改革的短板，优化税制结构，不断提升税收征管和服务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整个社会的创业创新活力。
三是发挥中国地广、人多、市场大、朋友遍天下的优势，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由不合理国际秩序的被动顺从者逐步转变为国际规则的主动制定者。
四是调整完善各行各业应对特朗普减税及其他政策出台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预案，有效防范在财政、金融和经济领域出现系统性风险，同时化挑战为机遇，积极找寻发展机会。
五是与美国政府保持良好沟通，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加强合作，尽最大努力挫败其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图谋，为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特朗普稅改无疑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我国唯有客观正视，积极应对，才能在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和产业资本配置中把握主动权。”王有鑫建议，第一，加快推动税制改革，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变。我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以间接税为主，征收对象主要是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税制改革基本方向是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化。近年来，通过大力实施营改增，我国税制结构已有明显改善，间接税数量已从三个下降到两个，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比也由过去的65%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57%。未来，可通过继续降低间接税比重，逐步搭建直接税框架，为企业减负。对于已开征多年的个人所得税，应以强化征管为重点，推动其向“综合与分项结合”方向转变。对于房产税，应通过扩大试点，挑选成熟经验适时向全国推广。对于遗产税，应加强研究，逐渐积累社会共识，探索建立合适的制度框架。
第二，整合企业所得税优惠条款，降低名义税率。虽然世界银行测算我国企业总税率（68%）远高于美国（44%），但其中所得税部分（10.8%）明显低于美国（28.1%）。这样的结论看上去矛盾，是因为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过程中，各级政府出台了形形色色的税收优惠政策，所得税优惠是其中重要一项。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决定了企业可将其缴纳的大部分税收，通过价格渠道等方式转嫁出去，企业真正承担的税负并没有直观感受那么重。我国应全面、深入梳理企业所得税的各类优惠政策，将此前适用某类行业、地区甚至产业园区的税收抵扣内容，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以此，既可以缩小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差异，也可以收敛我国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间缺口，优化税收结构。
第三，整顿和规范税外收费。我国收费体系庞大而复杂。按主体分，有行政事业性收费、中介组织收费、行业协会收费以及“准市场主体”收取的经营性收费。按名称分，包括费、基金、社保、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各类收费种类繁多，缺乏透明度和总体控制，增加了企业实际税负成本。对此，应加大正税清费力度，逐渐推进行政零收费。对已经存在的收费项目，要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将确有必要保留的项目归并到相应税收之中，正税清费。除此之外的收费项目，可以考虑借鉴广东、湖北等地经验，推广“行政零收费”。取消行政收费后形成的财政支出缺口，可以通过正常的预算安排予以解决，确保地方政府财源稳固。
第四，加强国际税收协调，避免恶性税收竞争。特朗普税改计划公布后，英法等发达国家已流露跟随减税迹象，全球范围减税大战一触即发。这样做不仅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伤害出口导向型和外资依赖型发展中国家，更会使业已形成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成果缩水。我国政府应积极应对。跟随减税不是最优选择，国际税收竞争应该是合作中的竞争，而不应以邻为壑，恶性竞争。一方面应立足本国国情，继续完善税收体制，规范税外收费，降低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税收协调，加强国际反避税合作，完善税收立法，加强反避税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国际反避税信息共享。
王敏则表示，不能将美国税改看成孤立的税改行为，而应视为美国包括缩表（资产负债表缩小）、加息在内的一系列组合拳动作，这是一场可能会引发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全球大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制定出综合应对方案，保证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
王敏建议，我国应继续加强资本管制，防止资金可能出现的加速外流行为。对外投资方面，应严格加以控制，对于有利于发展我国实体经济的投资项目，比如有助于我国科技实力提升、能源安全等继续加以鼓励；对我国实体经济提升没有多大帮助的项目应严格限制。对金融领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重点在于严格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对于金融创新，应持谨慎的态度，以是否真正有利于实体经济提升为判断标准；继续花大力气清理整顺地方债务，防止地方盲目冲动的建设行为；对于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比如REITS）等，应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对真正的民生项目可予以支持，重点在于防止金融风险。
部分人士认为我国应马上大规模降税以应对，但王敏认为我国目前进行规模性减税并不现实，也存在一定困难。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美国不一样，我国是大政府，参与了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地方的债务问题已相当严重，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大量发行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因此，我国不可能采取大规模减税政策来应对，应该继续立足于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对有利于实体经济提升的税收优惠政策应继续加以完善，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对新税种的推出应持慎重态度，应多征求各方意见，尽量完善制度。
此外，王敏表示，在税收征管方面，应该立足于为纳税人创造和谐宽松的税收环境。既要依靠金税三期等工具大力提高征管效率和强度，又要多考虑纳税人存在的客观情况，考虑其历史形成因素。创造和谐的税收环境，而不是激化矛盾，应给纳税人一定时间进行规范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