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论文范文第1篇
(一)仁。仁作为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与“内核”，支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仁者爱人”是其基本含义，进而衍生出“忠恕、克己、孝悌、自爱”等规范和品德。
(二)义。义是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华，展现出传统核心价值观对人的价值和品质问题的伦理思考和本质揭示。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上》)、“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
(三)礼。它作为价值理念和道德精神，被称为“国之干”。“德以叙位、礼以定伦”(《苟子·致士》)要求人们要“明礼”，即要有恭敬、谦虚、礼让的精神和行为，“礼仪之邦”也就是其外显的价值评价。
(四)智。智是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变通与升华。我国先哲把“智”看作是心灵通向人的内在价值本性和道德本性的烛照，认为道德和“仁爱”精神是人首要的、根本的智慧，强调智慧是一种“善恶是非之和”与“德性之知”。
(五)信。信是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保障。“立人之道”“立政之基”和“立国之本”都离不开“信”，而其核心内涵，则是“真实无妄”，指对某种信念、原则和语言出自内心的忠诚。《论语》提出了“信”的原则，强调“信”是人立足于世之本和人开拓图强之源。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批判与继承
(一)价值主体：对重群传统的批判、继承及创新
马克思说道：“‘价值’这个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关系中产生的。”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不能脱离群体而独立生存，而是要凭借群体的力量来获得自身以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以决定了重群传统的诞生和延续。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被历史和现实甄选出来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他必定是以社会“大整体”为理论与实践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是理论家在书斋里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在实践的“土地上”继承和创新传统重群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价值主体定位于能动的人民群众，从历史与整体的角度去发掘他们的特殊价值，追寻“所有人”的大和谐。
(二)价值取向：对重德和民本传统的批判、继承及创新
价值取向在价值观中处于中心地位，因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的实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基点，抛弃了“抽象的人性论”这一传统价值取向，同时继承了重德和民本的思想。在德治的基础上，彰显法治的意义，使“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得以有机互动、相得益彰。并且致力于国家“五位一体”的和谐发展，落脚点就是“幸福中国”的打造，让每个中国人过有意义的“优雅生活”。
(三)价值标准：對重义轻利传统的批判、继承及创新
古代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义”和“利”分裂开来，重义而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句导向性的价值判定，影响了后继者义利观的“固化”和“异化”。董仲舒提出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计其功”进一步把“义”的重要性强调到了不计功利的境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地继承了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重义轻利的传统，但是又与传统核心价值观轻视物质生活、贬斥物质需求不同，提出义利统一的价值取向。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要以集体为重，只有这样，利益最大化流动的最终获得者才是每一个“奉献的人”。
(四)实现途径：对自强奋斗传统的批判、继承及创新
价值实现途径的选择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来决定的，“历史的合力”决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都以“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作为实现奋斗目标的途径和箴言。孔子说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苟子认为：“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苟子·天论》)两位先哲为后世的千万代国人发愤图强的实践定下了前奏和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些名言警句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穿越浩瀚的历史，经受历史的洗刷，愈加体现出其内在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取向有其缺陷，即将人们的自强奋斗看作单个人的“单打独斗”，缺少整体性和连续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单个人的自强奋斗与全体人的自强奋斗联系起来：把单个人的自强奋斗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让每个人的奋斗成果成为全体人共享的果实，而社会的进步则依靠每个个体有机结合的凝聚力向前迈进。
三、弘扬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认真挖掘，辩证对待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对待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方法，事物依靠两面性得以在互动和平衡中生存，人为地抛弃其存在的客观辩证性只会让认识的道路陷入迷茫。历史具有丰富性和多变性，如何在“无限”的历史内涵中寻求“有限”的历史价值，如何在“多变”的历史回旋中探求“不变”的历史精华，决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与行为取向。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牢固性，使得我们得以在多元的世界文化激荡中稳固根基，使得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有了深层的历史和现实内涵，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传统价值观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新世纪的今天应该有更加丰富的价值内涵，我们应该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仅在“器物”和“制度”上积极推进，而且应该在思想本“源”上推陈出新，使得历史的价值在新世纪得以发挥出其厚重感和时代感。
(二)与时俱进，讲究方法
“信仰缺失”“看客心态”“道德滑坡”“社会焦虑症”等现象，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发展“变异”的产物，但是其产生又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这种“必然性”的发生，而是要关注“怎样取”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伴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产生的“附加物”，正是这种“附加物”充当了历史这架马车的“鞭子”。“鞭子”怎么样使用?是急躁疯狂地挥舞还是对其置之不理?两种极端的做法都不能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我们需要在确定的“土地”上播上合适的“种子”，不能认为传统的价值观是糟粕而全盘否定，也不能不顾历史的进步而愚昧接受，我们要用全新的方法去施展传统核心价值观的魅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历史的“现实化”的最好方法。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凝练为‘人义法自信’。“这是对传统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时代化与现实化最好的体现，也是与时俱进精神运用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好展示。
(三)丰富载体，创新形式
传统核心价值观，简言之即是“仁义礼智信”五个字而已，但是它融合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思想的结晶，它更应该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建设是一个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当代的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就，而是应该加强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体系建设，这种“添砖加瓦”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研究，而更应该是“大众化”的阐述，让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在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时，更有通俗易懂的表达，更能走向“民间”、走向“生活”。构建弘扬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机制和氛围必须依托各类展馆、讲堂、民间组织，借助纪念日、传统节日，运用新兴媒体等手段，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并且在其中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两者在实践中得以统一和融合。“生活世界”不是空洞的哲学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走进人们的“生活世界”，才能让它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之中。
价值观论文范文第2篇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的不同
近些年来,亚洲的一些新闻学者在分析研究中西方新闻现象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中西方新闻界不仅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存在很大的区别,而且在新闻价值观上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
西方的新闻事业诞生于工业化革命时期,是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兴起的一个特殊行业。西方的新闻界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封建统治的桎梏,融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在人声鼎沸的咖啡馆,新闻记者奋笔疾书,将人们关心讨论的话题诉诸笔端,从而形成了工业化时代新闻的基本样式。虽然这种工业化时代的新闻制作模式,很早就传入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战乱频仍,新闻的生存和发展缺乏健康的环境。
如果说中国早期的新闻刊物,还多少反映了工业化制作的影子,那么,随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的新闻事业很快进入一种特定的情境——意识形态的纷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新闻媒体,而政治挂帅的新闻作品,让新闻彻底沦为不同政治派别的传声筒。虽然早期的新闻作品也有风花雪月,也有小桥流水,但是,新闻作品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使命。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的新闻业选择了与西方新闻业不同的发展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很快陷入内战的混乱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统一。财产的公有制,使得民营新闻媒体没有了立足之地。
如果说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改造,实现了国家资源配置的高度统一,那么,新闻媒体的国有化,则使得国家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中国的新闻媒体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姿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产生了特殊的思维定势。即使经过改革开放洗礼之后,这样的新闻姿态、新闻语言乃至思维定势也未有大的改变。譬如,发生火灾之后,新闻媒体不是在第一时间报道发生火灾的场面,而是扛着摄像机焦急地等待着领导出面。在新闻报道中,新闻记者会不厌其烦地反复罗列出场的领导名单,只是在结尾部分,才会轻描淡写地反映火灾造成的损失场面。
当前新闻人的“两个凡是”价值观
可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一批又一批中国人走出国门,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新闻媒体还可以批评政府,新闻报道还可以出现灾难性的消息。于是,部分新闻从业者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新闻探索。他们从港澳台的新闻媒体上寻找中国大陆的新闻线索,然后从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的正面报道中发掘细节,辅之以现场采访资料,制作独具中国特色的政论性新闻作品。这些新闻媒体由于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角度,让人们看到新闻背后的故事,因而一纸风行大江南北。
这说明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并非缺乏职业敏感,在长期的社会环境浸淫之下,他们的新闻神经多少有些麻木。当人们重新选择观察问题的角度之后,才猛然发现,原来新闻可以报道得如此丰富多彩。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都市类报纸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人们发现,原来新闻可以不再是宏大叙事,发生在身边的鸡毛蒜皮类小事也可以成为新闻。随着竞争的日趋白热化,一些都市报开始了别样的写作,他们把新闻作品当作戏剧作品,不断地追求新闻作品的趣味性。
然而,这样的新闻表达方式,很快就走上了穷途末路。由于缺乏公信力,一些都市类报纸的娱乐化报道越来越乏人问津。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新闻从业者开始了“差异化”的营销,他们希望通过提供独特的评论、新颖的观点吸引读者。于是,一些都市类报纸开辟专门的评论版面,把经营新闻转变为经营观点。不过,这样的改变十分艰难。在意识形态统一化的社会,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报道不同的新闻,但是,很难选择不同的角度,表达不同的观点,于是一些新闻媒体主动邀请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开辟专栏,借助他们之口来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念。
但很不幸的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理性和建设性思维,他们把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诉诸报端,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闻景观——那些率先开辟评论专栏的报刊,把新闻评论当作一种批判的武器,不断地借助于新闻事件开展意识形态大批判。在新闻媒体的策划之下,“孙志刚事件”、“张金柱交通肇事案”、“邓玉娇案件”一个个浮出水面。不仅如此,面对司法机关尚未判决的案件,新闻媒体一哄而上,借助于新闻评论对司法机关大加批判。在林林总总的新闻评论中,“文革”式语言比比皆是。一些新闻评论者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一些新闻媒体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一时间中国的新闻评论异常喧嚣,十分混乱。
在大批判的过程中,相当多的新闻媒体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价值观念——凡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发生矛盾,那么,批评的矛头一定要对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凡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发生争端,那么,新闻媒体一定要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这种新时期的“两个凡是”,虽然披上了自由主义的外衣,但丝毫无法掩饰极左的专制主义内核。这种大批判精神,表面上看似乎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有些相似,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缺乏规则意识的大批判,实际上是一种极左思潮的表现。更糟糕的是,由于一些新闻从业者自以为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他们自诩为正义的化身,对他人的批判从来都不留情面。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斗争哲学,使得中国的新闻媒体充满了暴力和戾气,一些新闻媒体简直成了少数新闻从业者的自留地,他们利用自己的新闻版面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人,但是,却拒绝被批评者表达自己的意见。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新闻媒体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主流新闻媒体的歌功颂德,而另一方面则是新兴新闻媒体的阴阳怪气;一方面是主流新闻媒体的正面报道,而另一方面则是新兴新闻媒体的批评报道;一方面是主流新闻媒体的歌舞升平,而另一方面则是新兴新闻媒体的阶级斗争。
中国的新闻媒体没有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可是,中国的新闻领域却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中国的新闻媒体没有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可是,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却从对抗和反叛中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新闻被异化及其原因
新兴媒体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新闻意识形态领域的鸿沟。部分新闻从业者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各个领域,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案件的走向。在一些刑事案件采访报道中,新闻从业者有了明显的倾向。他们不是如实地记录,而是直接介入;他们不是报道法律关系各方的观点,而是希望直接参与改变案件的性质。在湖北襄樊“高莹莹”案件中,新闻记者直接“深入”受害人父母的家中,为受害人的父母出谋划策。阅读新闻记者充满悲情的新闻作品,人们不知不觉地进入新闻记者设置的特定环境之中,跟随受害人的父母的一步一步进入他们预设的路径。在这样的新闻熏陶之下,受害人的父母铤而走险,不惜弄虚作假,诬告他人。可是,等到司法机关缜密侦查,将受害人父亲绳之以法,新闻记者却抽身而去,新闻报道戛然而止。
中国的新闻记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希望借助于新闻的力量,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但是,由于新闻记者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忘记了新闻客观真实的基本原则,从而导致新闻记者用力越多,新闻异化的现象就越严重。
正因为如此,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国的新闻界应当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念。
在笔者看来,中国新闻生态环境的形成,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也有新闻体制上的原因。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带。经过“文革”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斗争哲学存在的缺陷,但是,在他们的脑海深处,已经不自觉地沾染上了斗争习气。在新闻价值观调整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传统主流价值观念的荒谬之处,但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负面新闻报道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大批判。新闻的生命就在于客观中立,新闻的价值就在于真实全面。如果在新闻作品中倾注过多的主观价值观念,而忽视了新闻的独立性,把新闻事件当作表达意见的材料,那么,就背离了新闻的基本准则,很容易把负面新闻变成意识形态大批判。
新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观点。但是,新闻与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新闻记者可以选择自己的报道角度,也可以选择自己报道的题材,但是,新闻记者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真实准确地记录发生的事件。如果背离了新闻的职业道德准则,那么,新闻的品质就会下降。新闻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界限就会模糊。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许多新闻从业者似乎在有意地混淆新闻评论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界限,他们在制作新闻评论的时候,往往选取个别细节,无限放大。这种使用文学艺术的创作手法制作新闻作品的行为,不是在丰富新闻作品的表达样式,而是在不断降低新闻作品的内在品质。
其次,从我国新闻管理体制来看,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非但不能促进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政府禁止民间投资者进入新闻采编领域,但由于新闻媒体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依赖市场,所以,一些新闻从业者为了扩大自己的经营成果,不得不迎合某些投资者的需求。可以这样说,中国新闻媒体刚刚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又一头跌进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不能自拔。在资本力量的作用下,一些新闻媒体鼓吹“为富人说话”,为了满足投资主体的需求,不得不摇尾乞怜。现在一些新闻媒体已经练就了刀枪不入的“二皮脸”,他们面向读者,刻意地挖苦、调侃、讽刺执政者;可另一方面,面对投资者布置下来的“命题作文”,他们又不得不挑灯夜战。
当代新闻人必须厘清七大关系
中国的新闻界要想走出意识形态的陷阱,必须重新厘清下列七大关系:
首先,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关系。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只是不同的报道角度,但是,其背后却蕴涵着新闻记者的价值观。譬如,车祸发生之后,人们可以报道交通肇事的场面,也可以报道争先恐后救人的画面,新闻记者有权选择自己的报道角度,但是,新闻记者无权借题发挥。新闻记者应当向公众展示更多的细节,但是,新闻记者不能够借助少数新闻事件当事人之口,向公众作出强烈的暗示。现在一些新闻媒体之所以缺乏公信力,就是因为新闻记者抱着猎奇的心理,刻意地追求负面效应。
总之,正面新闻与负面新闻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新闻媒体在报道负面新闻的时候,应当充分理解新闻报道的辩证法,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负面效果,而刻意选择独特的视角。
其次,主体独立与多元投资的关系。新闻从业者在追求独立价值观念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主观意愿,不能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商业道德,背叛自己的投资主体。
新闻媒体可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愿,也可以自觉地选择自己的读者群体。但是,新闻从业者不能忘记了,投资者与新闻媒体之间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其中还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所以,中国的新闻从业者既要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同时也要遵守商业道德,不能一方面把自己的道德理想神圣化;另一方面却忽视投资者的商业利益诉求。
总之,新闻从业者可以有自己的新闻理想,但是,新闻媒体不能“绑架”投资者,更不能背叛投资者。新闻从业者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时,应当遵守商业道德,为投资者的利益着想。当前,中国新闻媒体的投资主体相对单一,执政者在发展新闻市场的过程中还有所顾忌。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新闻媒体更应该以谦卑的姿态,面向投资者,面向公众,小心翼翼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我行我素,那么,不仅会违背商业道德,而且会发生人格分裂。
第三,新闻市场与观点市场的关系。中国的新闻市场尚未形成,投资主体相对单一。在新闻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新闻从业者应当自觉地营造观点市场,让不同的观点包括那些新闻从业者反对的观点出现在报端,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满足多元化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才能在观点的碰撞之中,实现公民的表达权。如果认为新闻市场逐步开放,新闻从业者可以专注于自我表达,那么,就是对中国新闻市场的严重误判。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新闻业的转型时期,新闻媒体扮演特殊的角色——一方面必须为中国新闻市场的形成贡献自己的力量,自觉地抵制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另一方面则必须自觉扮演社会公器的角色,为各种观点的表达提供足够的机会。
总之,新闻媒体不是新闻从业者自娱自乐的自留地,新闻媒体也不是少数利益阶层或者群体的“专用工具”,新闻从业者应当充分意识到,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在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应当为不同意见保留足够的空间;在实现自我价值观念的同时,充分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念。这种宽容乃至包容的心态,既是社会转型时期公众对新闻媒体的期望,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媒体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四,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新闻媒体的自我定位,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严肃的学术问题。在笔者看来,新闻报道权不是一种有别于立法、司法和行政的“第四权”,而是一种脱胎于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再生权利。换句话说,新闻报道权作为一个“权利束”是公民基本权利的特殊表现。公民的基本权利与新闻报道权之间是一种源流关系,没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没有新闻报道权。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表面上来看是宪法赋予的,但是,宪法只不过是表述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已。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性权利,而新闻报道权则是源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系列特殊权利。所以,新闻记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不仅是一种权利逻辑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基本的权利伦理。
新闻媒体必须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公权力,始终不渝地监督和批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此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新闻媒体与公民之间是一种天然的结盟关系,新闻媒体必须代表公民履行监督的职责。假如新闻媒体怠于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与公权力勾结在一起,侵犯公民的权利,那么,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就丧失了自己的立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新闻媒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与公权力保持距离。这是新闻媒体固有的姿态,也是新闻媒体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
但是,新闻媒体与公权力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始终站在公权力的对立面。亚洲新闻价值观的核心就在于,彻底抛弃了西方国家非此即彼的博弈关系,在监督公权力的同时,自觉地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主人,主动地参政议政,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发表意见。事实上,现在西方的新闻媒体越来越强调新闻报道的建设性,许多西方报刊在批评政府政策的同时,也发表了建设性的意见,他们通过搜集民意、分析民意,广纳善言,集思广益。不少西方新闻媒体网罗社会精英分子,对政府的施政纲领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针对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现代公民社会新闻媒体的政治自觉,同时也是新闻媒体正确处理与公权力关系的具体表现。假如把批评政府看作是时时处处与政府为敌,把监督政府的施政纲领看作是不问青红皂白否定一切,那么,新闻媒体就失去了自己的正确立场,变成不讲原则的“政治流氓”。
新闻媒体作为公众的代言人,应当自觉地与公众站在一起。但是,新闻媒体批评政府绝对不能寻衅滋事;新闻媒体监督政府也不能无事生非。新闻媒体必须充分理解现代公民社会的责任,自觉地以公民的立场分析看待问题。新闻媒体既不能扮演政客的角色,新闻媒体也不能面对国家重大事务袖手旁观;新闻媒体不能扮演看客的角色,阴阳怪气,但是,新闻媒体也不能打着民意的旗帜,强奸民意。
第五,司法与新闻的关系。司法是一种专业判断,司法也是一种国家行为。社会正义依靠司法来实现,个体的正义也需要司法来体现。司法不能游离于新闻监督之外,新闻媒体面对司法活动同样可以发挥监督职能。只不过新闻媒体必须充分意识到,司法与新闻之间存在太多的不同,新闻媒体在监督司法活动的过程中,应该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不能破坏完整的司法活动,更不能以新闻报道改变或者影响司法活动。新闻媒体可以监督司法机关,但是,面对非常复杂的法律关系,新闻记者应当保持清醒,决不能先入为主,在错误的思维定势下,不断地渲染案情。
新闻从业者面对司法活动,应当保持足够的清醒。在涉及专业判断的时候,应当求助于专家,而不应该自作聪明。新闻媒体不是司法机关,因此,新闻媒体不能进行“新闻审判”。对于司法机关作出的判决,新闻媒体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新闻媒体应当学会田野调查,应当在独立采访报道的基础上,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事实和证据材料,不能沉浸在自己设置的虚幻法律场景中,主观臆断。新闻记者面对专业的司法裁判,应当学会正确使用法律语言,不要把同情弱势群体当作容忍自己错误的借口。
第六,新闻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新闻媒体是公民天然的同盟军,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不会损害公民的权利。新闻媒体应当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公民的权利。不过,当新闻媒体面对“公众人物”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公众的知情权,尊重公民的评论权,不能错误理解公民权利的属性,而忽视对公众人物的监督批评。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批评权,新闻媒体应当理直气壮地曝光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也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七,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新闻媒体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所以,在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应当自觉地依法开展公平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正当竞争或者垄断现象。部分新闻媒体利用一些虚假宣传(比如虚报发行量),误导广告客户和消费者;还有一些新闻媒体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有选择地屏蔽信息,从中牟取不法利益。所有这些现象充分说明,新闻媒体在努力争取外部环境的同时,也应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通过充分的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制定自律性规范,实现新闻媒体的共同发展。
现在一些新闻媒体把所有的责任归咎于政府的监管,认为政府管理过严,才导致新闻事业步履维艰。这种诿过于人的做法充分说明,一些新闻媒体既想从新闻市场垄断中获得好处,同时又不愿意参与真正的市场竞争。中国的新闻媒体必须从襁褓中站起来,依靠自身的力量,迎接国际新闻市场的大风大浪。
总之,新闻媒体应当自觉地把自己看作独立的市场主体,不能因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而寻求政府的支持帮助;也不能因为在市场经营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而希望挣脱政府的监管。新闻从业者应该有健康的心态,自觉摆正位置,积极应对国内外新闻市场的挑战。
中国的新闻价值观是和谐的新闻价值观
中国的新闻价值观是一种和谐的新闻价值观,这种新闻价值观在技术层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既重视正面新闻,同时也重视负面新闻,强调新闻的平衡性,重视新闻的正面效果;第二,既强调新闻监督政府的作用,同时又强调新闻配合政府的功能,在社会转型时期,求同存异,努力营造和谐的新闻舆论氛围;第三,既关注成功人士,同时又关心弱势群体,强调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不能把版面让给那些成功人士,而忘记了劳苦大众;第四,既重视社会新闻现象,同时也重视社会新闻观点,强调事件新闻与观点新闻并重,努力发掘新闻背后深层次的东西,充分体现新闻的引导价值;第五,既宣传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也关注实施的效果,尽可能地做到广纳善言,为政府献计献策;第六,既尊重司法独立,同时也强调司法监督,恪守新闻报道的分寸,在司法判决尚未生效之前,努力克制自己的报道欲望;在司法判决生效之后,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第七,既关注政府的宏观政策,也关注民生新闻,努力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沟通和理解的桥梁,积极增加社会信息的供应量;第八,既强调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提供舒缓权利与权力之间紧张关系的渠道,努力化解分歧,尽可能地避免激化社会矛盾;第九,既强调新闻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也强调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在鼓励竞争的同时,防止不正当竞争;第十,既强调新闻信息的丰富多样性,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又尽可能地防止信息市场驳杂混乱,从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在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应当彻底摒弃过去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各执一端的价值观念,应当学会换位思考,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不断发掘新闻的潜在价值,并且在采访报道的过程中,自觉地维护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不断地寻求共识,凝聚共识。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价值观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为探讨网络谣言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本文以问卷调查为切入点，结合已有学术成果的研究，对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代表性网络谣言进行剖析。网络谣言具有社会互动性、隐蔽性、迷惑性、即时性和蔓延性，易使大学生改变对事物的价值评价、质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摇对未来的理想追求。应对网络谣言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需要政府、媒体和高校各司其职，同时，也需要大学生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以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性的头脑应对网络谣言。
关键词：网络谣言;大学生;价值观
在方便人民群众生活和学习的同时，网络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风险与挑战，网络的便捷性和隐匿性让各种信息泥沙俱下，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对大学生来说，接触网络的因素较多，大学生对新事物探索欲望强烈，难免会受到网络谣言的影响，导致价值观发生不良改变。在党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同时，他还强调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在国家日益重视网络建设和青年成长的新时代，社会各界帮助大学生抵制网络谣言的不良影响，使大學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十分必要的。
一、网络谣言的内涵与特征
（一）网络谣言的内涵
学术界对网络谣言的定义莫衷一是，主要有两种代表性定义：“虚假论”和“未经证实论”。“虚假论”主要认为网络谣言是有目的性且虚假的网络信息;“未经证实论”主要认为网络谣言是与时事相关且未经证实的网络信息。无论何种定义，大都有共通之处，如现代互联网是网络谣言的传播载体、网络谣言具有一定的危害性。笔者认为上述界定都有合理成分，但难免存在局限，如 “虚假论”以后入者的身份界定网络谣言，其研究对象是真假已定的，无法对正在传播且暂时真假难辨的网络谣言进行区分;而“未经证实论”将网络谣言界定在传播之中的时态，认为其可真可假，忽视了已被证伪的网络谣言和将被证实的网络信息。综合以往研究，笔者将网络谣言定义为：以网络媒介为传播载体并对公众产生一定影响，一时难以验证的虚假信息。
（二）网络谣言的特征
2018年河南高考成绩公布后，四名考生及其家长对成绩存疑并多次向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申诉，省招生办多次核查无误，但其家长在网络媒体上以实名形式发帖，质疑考生答题卡被调包。8月5日，自媒体“波动财经”在网上发布《河南四家长质疑考生答题卡调包，纪委介入检察官实名举报》一文，经网民转载后，谣言持续发酵。直到8月11日相关部门发布调查通报，告知社会：四考生答题卡并未调包，河南省招生办及高考工作人员无任何营私舞弊行为，事件才就此平息。网络谣言作为谣言的一种，在具有谣言的一般特征：非理性、欺骗性、破坏性的同时，也具备了上述案例所表现出的一些非传统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种。
1.网络谣言具有社会互动性
微信、贴吧、微博等自媒体网络平台为谣言的传播者和接收者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使信息交流互动的成本降低、效率提高，谣言的接收者更易成为潜在的传播者，传播者的增多也使得接收者群体扩大。网民将个人立场融入网络信息洪流之中，借以发泄其在现实中的不良情绪。网络信息洪流中的真实或不实信息在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多重传导交互过程中持续失真，形成影响力更强、虚假度更高的网络谣言，蛊惑并继续裹挟更多网民。
2.网络谣言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
首先，造谣者与传谣者的身份隐蔽。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虚拟世界，不论品德、学识、地位如何，所有人都可以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在不同程度上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使人们难以找到信息源头;其次，网络谣言传播的隐蔽性。造谣者可通过便捷的网络平台，使谣言披上“善意提醒” “历史真相” “事件黑幕”等外衣，以“言论自由”为名，混淆谣言与真实信息的区别，误导公众，逃避监管;最后，基于网络谣言的隐蔽性，网民可以在互联网上隐匿或伪造自己的身份来发表言论，并借助于图片、音频、影像和大数据等形式，图文并茂地伪造出极具迷惑性的网络谣言。
3.网络谣言具有即时性和蔓延性
网络谣言形成即时且蔓延迅速。在某一时事热点问题被披露后，赶在官方信息公布之前，不怀好意的造谣者会谋划并发布虚假信息，不知所以的网民利用自己的揣测进行讨论，使网络谣言得以快速形成，并飓风般地在网络上蔓延，进而影响民众对于事件的看法。例如，在“河南省高考答题卡掉包事件”中，部分自媒体为博取流量，利用事件的公共性，捏造大量相关信息，迅速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考生家长的实名举报和网络自媒体的摇旗呐喊，网络上产生了对高考公正性的质疑情绪。关于此事件的谣言，短时间内在网络上呈现出爆发性的扩散态势，网民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举报者，批判“高考黑幕”。虽然有个别自媒体发文质疑“调包事件”，但不足以对抗汹涌的舆论浪潮。
二、网络谣言对大学生价值观的不良影响
笔者制定并发放的网络谣言调查问卷主要分为5个部分：个人基本信息、接触网络谣言情况、大学生对网络谣言的态度、网络谣言对大学生的影响、网络谣言辨识能力。本次调研活动采取网络形式向河南省在校本科生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共收集498份数据，有效数据485份，有效率为97.4%。在有效数据中：男生占27.2%，女生占72.8%;文科类占69.1%，理科类占19.8%，艺术体育类占7.2%，其它专业占3.9%;大一占34%，大二占35.7%，大三占27.2%，大四占3.1%。总体来说，数据符合客观情况，代表性较强，能够满足研究需要。基于此研究，笔者认为网络谣言对大学生价值观的不良影响有以下几点。
（一）改变对事物的价值评价
网络谣言往往带有强烈的价值立场，蕴含着造谣或传谣者对事物的主观价值判断甚至恶意歪曲。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文化日益呈现出包容开放的姿态，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价值评价标准也日益复杂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极易通过网络包装起来，形成网络谣言。一些造谣者借机捏造事实，大力美化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以西方或资本主义的立场对事物进行评价，否定我国英雄人物、解构我国历史、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大学生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快、价值观不稳定，容易受到错误思潮的影响。迷惑性强并包含强烈价值冲突的网络谣言可以颠覆大学生对事物价值的以往认知，重构大学生内在的价值评价标准。
调查显示，对于“网络谣言会影响您对一事物价值的评价吗？”这一问题。70.52%的大学生表示有时会，25.15%表示从不会，4.33%表示经常会。此外，73.4%的大学生表示网络谣言会使其部分或完全地改变对一事物价值的评价。因此，笔者认为网络谣言会改变大学生的价值评价标准，致使大学生的价值秩序出现紊乱，价值认知产生偏差[2]。通过对不同大学生群体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有32.6%的男生表示从不会受到网络谣言的影响而改变对事物价值的评价，而女生中这一比例只占22.4%;与文科生相比，理科生与艺术体育生受到网络谣言影响而彻底改变对事物价值评价的比例较大。由此可做出推论，由于男女生理特征和思维方式不同、各个专业培养人才的侧重点不同等诸多客观因素，不同性别、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受到网络谣言影响的频度和深度也不尽相同。
（二）质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追求轰动效应，以达到个人目的，造谣者利用自己的偏见编造并散布网络谣言，激起社会的不满情绪。通过对热点事件的渲染和扭曲，网络谣言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网民的猎奇心理，经过网民的激烈探讨而发酵出更多负面舆论，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造谣者捕风捉影，抨击社会不公、反对政治压迫、批判行业内情，这些行为看似伸张正义，实则蓄意攻击。如果得不到及时辟谣，大学生极易被这些充满负能量的网络谣言所迷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质疑。
调查发现，对于“网络谣言会使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质疑吗？”这一问题。75.46%的大学生表示从不会，22.47%表示有时会，2.06%表示经常会。这表明，多数大学生已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且总体趋于稳定，不易受到网络谣言的干扰，但仍有近四分之一的大学生会因网络谣言而质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比例也不容忽视。经过数据对比发现：大学生所处年级和受网络谣言影响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质疑的大学生人数比例呈正相关性。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学生在高中阶段接触网络较少，进入大学后，学习和生活更加自由，使用网络机会较多，久而久之，难免触及网络谣言[3]，从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质疑。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政府和媒体要着力净化网络空间，高校应该在预防和应对网络谣言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过程中发挥针对性作用。
（三）动摇对未来的理想追求
在改革开放的潮流和市场经济的助推下，一方面，网络谣言冲击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发生动摇;另一方面，网络谣言往往与封建腐朽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相伴而生，腐蚀大学生的价值观。在两方面情况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生对个人人生的理想追求产生偏差，产生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倾向;对社会和国家的理想追求产生迷茫，集体责任感弱化。因此，大学生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评价标准，坚守初心，不被网络谣言所迷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将高尚的理想追求外化于行。
据调查，对于“网络谣言会影响您对未来的追求吗？”这一问题。62.47%的大学生表示从不会，35.26%表示有时会，2.27%表示经常会。此外，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大学生表示会受到网络谣言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改变对未来的理想追求。结合网络谣言对大学生的价值评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仰的影响分析，可做出如下推断：网络谣言一般不会直接影响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和理想追求，而是潜移默化地消解大学生的价值评价标准，进而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与理想追求产生改变。
三、网络谣言的应对策略
本文主要从两个角度、四个层面提出网络谣言的对策建议。宏观角度：政府和媒体能够掌握社会舆论导向，在防控与治理网络谣言进程中具有主动性，主要发挥防治网络谣言的普适性作用;微观角度：高校和大学生在信息传播中相对弱势，只能在特定范围内产生影响，在面对网络谣言时往往具有被动性，主要发挥应对网络谣言的针对性作用。
（一）政府层面：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加大执法监管力度 政府应该在网络谣言的防控与治理中施展主导作用，主导规则的制定与维护。从防谣方面来看，网络谣言得以传播的关键原因是信息不平衡，要想从源头切断网络谣言，就必须不断改善公共信息发布机制，增强信息透明程度。对于具有突发性并与群众关系密切的事件，政府要整合社会优势资源，与相关机构或专家学者多方联动，及时利用权威平台发布科学准确的信息;从治谣方面来看，谣言之所以在网络上如此活跃，很大程度是因为违法代价较低。政府要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灵活制定具体法规，并建立网络信息溯源机制，在网络谣言发生前加大网络信息管控力度，在网络谣言发生后及时辟谣并依法惩处造谣者。
（二）媒体层面：遵守行业自律规范，加强信息筛查监控 媒体应该在网络谣言的防控与治理中施展主体作用，成为防治网络谣言的中流砥柱。从防谣方面来看，媒体应该统筹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强化自我约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清晰、准确地报道公共事件。对自媒体平台而言，在保障用户信息安全的前提下，要求用户进行实名认证，并向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备案，在用户发布信息时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审核;从治谣方面来看，媒体要履行法定义务，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和秩序稳定，预防网络谣言带来的危害。媒体须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动态，加强对匿名信息的筛查与监控，依托技术与信息优势，建立辟谣平台，并不断完善网络谣言举报惩处机制。
（三）高校层面：健全校园监测机制，增强学生素质教育 高校应该在防范和化解网络谣言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直接作用，做好大学生的把关人与引导人。从现实来看，建立健全校园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高校应因事施策、因时而动，借助校园双效机制，校方应及时识谣辟谣，引导校园舆论，同时培养学生“意见领袖”[4]，鼓励学生自主应对网络谣言;从长远来看，增强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价值观教育是治本之策。高校可针对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和专业的大学生制订专属培育计划，在课堂和生活中教会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看待事物，增强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采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良好的价值氛围感染大学生。
（四）大学生层面：提升谣言辨识能力，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学生自身应该在抵御网络谣言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实践者[5]。从现实来看，明辨是非是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前提。面对网络谣言时，大学生要做到以下三点：兼听则明，不偏听偏信，从多渠道了解信息;稍安勿躁，略作等待，等候官方权威信息的出现;尊重常识，理智识别，利用经过实践检验和时间沉淀而留下来的基本结论判断信息可信度。从长远来看，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对大学生的必然要求。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是大学生面对网络谣言时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大学生还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辟谣，进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行动指南，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正确价值观，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青年。
四、小 结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有决心为青年跑出一个好成绩，也期待现在的青年一代将来跑出更好的成績”[6]。新时代的大学生要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不畏“谣言”遮望眼，树立正确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理论学习，2017（12）：4-25.
[2]薛海，韩颍.“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6微”模式构建[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8（6）：123-127
[3]刘晓莉，马永华，王建辉.网络谣言：“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首要难关[J].党史博采（理论），2015（2）：48-49.
[4]冉永琴.新媒体下高校基层学生党建创新路径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6（10）：91-92.
[5]周双双，任定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大学生主体性的四维表现[J].宁夏党校学报，2015，17（4）：25-28.
[6]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002）.
[责任编辑：杨楚珺]
价值观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社会主义审计核心价值观作为审计工作的灵魂和指南，引领着审计文化的发展方向。从当前中国审计理论研究来看，其主要内容主要包含审计的本质、任务、职能、作用对象等方面，而对社会主义审计核心价值观研究很少。从审计核心价值观的涵义出发，结合社会主义审计本质建设及其构建中国特色审计制度等方面内容进行探讨，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社会主义审计；核心价值观；研究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重要论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审计人必须审时度势，正确定位自己的价值取向，审计队伍作为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审计人员的核心价值观建设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根本不动摇，根据自身的特殊性不断完善，从而进一步促进审计队伍的科学发展，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
一、社会主义审计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价值观是指人们关于问题的根本观点，是人们在处理关系时所持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态度的综合，是一个人思想意识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其反映的对象是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的价值关系，因此它不仅具有社会意识的一般本质，而且具有价值意识的特殊本质。社会主义价值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社会主义一般价值观，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人们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和人民共同为之努力奋斗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理想。
在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要论断，强调要坚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在全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目前国内学者对核心价值观涵义的表述还不统一，本文以为应从以下三方面理解其涵义：第一，从国家审计需求角度理解核心价值观的涵义。因为价值这个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国家审计是基于国家政治需要而产生，其生命源泉在于满足国家需求，因而研究审计群体的核心价值观首先应围绕审计需求去思考；第二，核心价值观是审计群体的思维意识，它包括审计人员的事业理想和个人价值追求两方面的内容。第三，核心价值观是审计本质特征，审计规律的反映、能够预测审计未来发展方向，经受得起各个时期不同审计实践的检验。刘家义审计长在2012年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责任、忠诚、清廉、依法、独立、奉献”的审计核心价值观，并对审计核心价值观内涵进行了高度概括，为社会主义审计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构成了审计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框架。倡导审计核心价值观，能够在审计群体间产生巨大的激励和引导作用，从而不断激发审计人员的创造力，将审计事业整体向前推进。
综上所述，审计核心价值观就是主导审计实践群体有目的地选择审计活动以满足国家审计需求的意识形态。它在国家审计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核心理念，从最深层次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国家审计”这一根本问题，是国家审计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价值理念。本文主要研究审计群体对国家审计事业的核心价值观。
二、社会主义审计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核心价值观是思想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对审计事业具有如下作用。
1.有助于审计群体树立科学审计理念。审计理念是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形式。审计核心价值观能够帮助审计工作者理解国家审计本质、坚定国家审计发展方向，制定符合审计发展规律的审计理念。
2.有助于指导审计实践。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则，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核心价值观属于后者，能够约束、引导审计群体行为。中国正处于审计转型时期，许多问题和疑惑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供参考。深刻理解和把握审计核心价值观，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审计人员自觉地探索符合审计规律的实践活动。
3.有助于提升审计成果质量。对于同一个事物，由于人们的价值观不同，就会产生出不同的行为。如果核心价值观无法引起共识，审计工作同时出现多个目标，就会使成果的广度和深度受到限制，无法达到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有用信息的要求，从而降低了国家审计的权威性。
4.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的国家审计理论。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三者之间核心价值取向明显不同，中国国家审计文化与其他国家相比也独具特色，研究国家审计核心价值观能够极大地丰富中国特色的审计理论研究。
三、社会主义审计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中国的审计文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审计文化才能够做到特色鲜明、多措并举、整体推进。可以说，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地位将直接关系到审计文化建设质量的好坏。然而，审计文化又是审计工作的灵魂，直接关系到审计工作的理念、目标、功能定位及走向，对审计工作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审计机关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审计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既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传授，又要回归生活的现实世界；既要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又要打造社会主义特色的审计文化；既要关注审计文化资源的全面性，又要关注审计文化的资源整合；既要关注审计核心价值体系对各方面的引领作用，又要强调引领的统一性；既要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宏观指导，更要关注其具体实施过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审计文化建设，还可以增强社会主义审计核心价值体系的感染力、影响力和职能，将其内化为审计人员的理想价值观念，形成一种为实现审计目标和理想而努力拼搏、开拓进取的观念、实干奉献行为和文化氛围。
纵观社会主义审计的发展历程，审计的职能和作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审计方式已由传统的制约性审计向现代的建设性审计转变，审计的功能已由查处逐渐向预防、揭露、抵御等“免疫”功能拓展，审计发挥作用的领域已由财政经济逐渐向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更多领域延伸。刘家义审计长根据国家审计工作的新发展，及时重新定位了审计的本质，提出了社会主义审计是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的命题和“创新转型”的战略思路。随着审计职能定位的重新调整、审计战略思路的深刻变化，客观地要求审计人员必须树立科学的审计理念，时刻把审计工作的科学发展放在首位，积极发扬审计团队精神，圆满地完成审计工作的目标任务。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必须突出社会主义审计文化的核心作用，弘扬社会主义审计文化的主旋律，使文化建设过程成为审计人员不断得到激励奋进的过程，成为审计先进理念和先进文化不断发扬光大的过程，成为新形势下审计机关目标不断得以实现的过程。可以讲，社会主义审计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推进审计创新转型、凝聚审计力量、彰显免疫功能等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面精神旗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此时就要有一个主导全社会思想的价值体系，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观来照亮我们前进的路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核心价值体系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的基础，当代审计人受到新思想的熏陶，有着各自的信仰和价值观，正因为这样，若没有一套共同的思想基础，思想得不到统一，审计工作将会变得涣散，因此需要有一个全体成员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来维系，进一步丰富审计理论。当今社会竞争激烈，硬实力的竞争渐渐转化为软实力的较量，而在软实力中，核心价值体系是关键，它直接反映到队伍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上，所以核心价值观是审计队伍拥有持久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障。社会主义审计是一项以第三者身份独立实施经济监督的活动，审计人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审计工作展开的成功与否。 构建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坚定审计人工作的原则。保持审计队伍的廉洁、高效是展开审计工作的前提，尤其是在当今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下，构建核心价值观保证了审计人员在为人做事方面会坚持自身的原则不变，有了核心价值观这面旗帜，就坚定了审计人员的审计信念，激励和引导全体审计人员为实现共同的理想而努力奋斗，推动国家审计全面发展；构建核心价值观，是实现审计文化大繁荣的必然要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文化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文化发展不能满足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审计的核心价值观对构建核心价值观，对审计队伍的自身建设意义重大。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干部进入审计这支队伍中，确定一个审计核心价值体系有其必然性。破旧出新，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打破审计的历史传统理念，鼓励青年干部不断创新审计机制，在改造现有的审计队伍的同时，打造出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纪律化的高素质审计队伍；构建核心价值观，对审计队伍的自身建设意义重大。确定一个审计核心价值体系有其必然性。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制度，没有现成的模板供参考，需要审计群体研究国家审计本质、审计目标、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审计、其他国家审计的差异和不同，更要比较中国审计环境与外国的异同，审计群体在思考问题、分析矛盾时应紧密结合国家审计的特征进行，突破原有的思想禁锢，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
参考文献：
[1] 审计署科研所.中国审计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2] 冯均科.以问责政府为导向的国家审计制度研究[J].审计研究，2005，（6）.
[3] 马曙光.博弈均衡与中国政府审计制度变迁[J].审计研究，2005，（5）.
[4] 陈正兴，周生春.中国审计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5] 石爱中.寻绎审计文化[J].审计研究，2005，（1）.
[6] 吴宏彪.核心价值观——建设有灵魂的组织[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7] 邢莉萍.国家审计核心价值观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1，（2）.
[8] 刘家义.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Z].审计情况通报第14号，2011.
[9] 赵卫红.关于国家审计是经济社会运行“免疫系统”的认识与思考[J].各界（科技与教育），2010，（1）.
[10] 马亚男，周洪杰.审计文化模式概说[J].审计研究，2011，（1）.
[11] 陈新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
[12] 彭建平.国家审计核心价值体系探析[J].中国审计，2011，（12）.
价值观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军人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质的一致性
军人的行为标准,是以其价值观为指导,而军人所特有的内在的核心价值观,即是其一切行为的指南。作为军事领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军人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基于价值理论的共同支点,军人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军人核心价值观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的共同现实基础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体系中最本质、最具决定作用的核心理念内容,它支撑和影响着所有的价值判断,对整个人类发展历史和未来走向具有总概括的作用。作为现实理性和对未来价值诉求的统一,特定时代与人民大众的现实需求是形成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遵循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原则,特定时代和人民大众的现实需求,是核心价值观产生的现实基础和动力。也只有符合特定时代和人民大众现实需求的核心理念,才能发挥核心价值观的规范、凝聚和引领作用。
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军人核心价值观,都是特定历史时代与人民大众现实需求的产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精神和价值体系中最根本、最重要和最集中的价值内核。它的成型和系统化从根本上是依托于不同阶段社会主义这一实体,通过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具体价值目标的实现而成为人们共同遵循和维护的行为准则,进而潜入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深处,从而作为人们的价值传统和文化精神长期稳定下来,发挥代代相传的价值传递效用。我军作为担负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只有确立既能够体现时代特征又反映我军本质特征的核心价值观,并充分发挥其主导和引领作用,才能保证在多元价值观中塑造主流精神,有效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确保官兵政治上的坚定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此,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孕育而生。
二、军人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解读
军人核心价值观是革命军人在其军事生活实践中形成的,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国家安全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要求的主导价值观体系。其反映我军官兵对自身存在意义、职能任务和价值追求的把握,是军队的内在精神支柱和生命之魂。新时期,胡锦涛同志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其中“忠诚于党”,寓示新时期革命军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各种思潮所惑”的价值选择;“热爱人民”,寓示新时期革命军人必须“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人民利益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同时做到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承担起应有责任”的价值要求;“报效国家”,寓示新时期革命军人必须“对祖国有着强烈的感情和高度的忠诚,随时准备为国家利益而战”的价值责任;“献身使命”,寓示新时期革命军人必须“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使命敢于牺牲奉献”的价值义务;“崇尚荣誉”,寓示新时期革命军人必须“自觉珍惜和维护国家、军队、军人的荣誉,视荣誉重于生命”的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所形成的,是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的、长期的、稳定的价值目标和价值理念的主导价值观或价值观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笔者认为其包括理想、人生观、科学观、道德观、审美观等五个方面。[1]第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政治信仰或理想。这种信仰和理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自由等政治价值以及爱国主义等价值观念的肯定和追求;它构成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所追求的总目标或总的价值原则。第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人的价值在于一个人对于满足自己、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和要求的意义,其中主要是满足他人和社会需要和要求的意义。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体现了人的价值的实现原理。第三,坚持真理、崇尚科学的科学观。坚持真理、崇尚科学,高度重视科学事业的发展,自觉按照真理的要求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也是一个人事业能够不断发展的关键。第四,集体主义道德观。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自觉地坚持集体主义道德,是促使社会和谐、安定、有序的重要保证;是使个人拥有良好人际关系、获得良好社会声誉和群众威信、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重要保证。第五,真善美相统一的健康、高尚的审美观。美有重要的思想情操教化功能,因为任何美好的事物总是与真和善联系在一起,是以真和善为前提的。这五个方面构成了当代中国人民群众实践的全方位的价值尺度体系,既包括作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发展实践的价值尺度的科学观、社会政治信仰和理想,又包括作为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的价值尺度的道德观、人生观和审美观。
三、军人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一致性的理论基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两者在价值理论基点上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1.价值理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政治信仰或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政治信仰或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旨。“信仰是关于最高(或极高)价值的信念”》,[2]通常表现为人生追求的总目标和人生价值体系的最高价值原则或基点。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倡导的信仰或理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进而实现共产主义,最终为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奋斗。这种信仰和理想构成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所追求的总目标或总的价值原则。军人核心价值观最高准则的“忠诚于党”,就是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努力为实现党的宗旨而奋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旨是一致的,即为实现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2.价值取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要求人们把个人的苦乐、荣辱、生死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坚定地遵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的原则。作为军人核心价值观内在要求的“热爱人民”,就是要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永葆人民子弟兵政治本色,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无私奉献。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军人核心价值观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意味着和人民站在一起,从人民的角度理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民与党的关系等,同社会和谐发展的趋势最终取得一致。
3.价值原则——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坚持真理、崇尚科学的科学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坚持真理、崇尚科学,高度重视科学事业的发展,自觉按照真理的要求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也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精神的鲜明写照。作为军人核心价值观本质特征的“报效国家”,就是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军人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广大官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按照真理的要求进行实践活动,做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坚强者和建设者。
4.价值规范——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原则
集体主义道德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尺度。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自觉地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就是个人服从社会,开拓进取,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军人核心价值观实践目标的“献身使命”,就是要履行革命军人神圣职责,爱军精武,爱岗敬业,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因此,忠于职守、献身使命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军人道德的集中体现。
5.价值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旨归。真,是在认识和实践中主体与客体在本质和规律上达到相一致的状态。善,是在认识和实践中客体与主体的需要相一致的状态。美,是当主体在实践中获得成功,主体与客体达到了真和善相统一状态,主体的愉悦、满足、自我欣赏、自我赞美的美好感受。军人核心价值观内蕴“崇尚荣誉”,就是要把履职中的建功立业和树立为祖国、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看作是最崇尚、美好的人生境界和审美追求。
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培育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地、深远地影响着个体或群体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实践。我军作为担负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培育既反映我军本质特征又具有时代精神的军人核心价值观,必然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引导着广大官兵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追求,从而使全体官兵在履职岗位中自觉践行正确的价值观。
1.以教育灌输为切入点,实现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心理认同
新形势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影响和官兵主体意识的增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紧围绕军人核心价值观展开。就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而言,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但其又不直接等同于社会心理。要达到应有的教育效果,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措施,大力促进其从理论形态向社会心理形态的转化。[3]因此,树立军人核心价值观,首先要从教育灌输入手,将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及其基础性问题教授给部队官兵,使官兵接受、认同、内化,并在思想情绪上发生积极变化,真正发挥核心价值观的教化作用和规范功能。
2.以价值示范为切入点,实现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效应
我军要保证以昂扬的战斗精神履行新使命,就必须以共同的理想信念、良好的道德规范、正确的价值取向作支撑。因为对军队来说,承担的是包括生命在内的牺牲,这种牺牲是任何物质不能交换的,只能借助精神的力量来支撑。[4]建设军人核心价值观,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涌现出像方永刚那样的核心价值观的忠实践行者,以其价值示范实际地证明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性、可行性、普遍性,从而最大程度上拉近军人核心价值观与官兵的距离,进一步坚定官兵理想信念,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更好地把全军官兵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来,为有效履行新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
3.以使命锻造为切入点,实现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凝聚熔铸
军人核心价值观同时也是一套规范体系和评价体系,它告诉广大官兵军队主导和倡导的价值观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和行动,不应该怎样认识和行动,什么是受到社会鼓励的,什么是受到社会约束的,从而影响、制约着军人的价值选择及行为,对军人的价值行为起着鼓励或约束作用。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相对于各个社会阶层和集团,军人必须认同党、国家要有更高的价值行为和不一样的评判标准,而其所有的内涵与意义,都是与军队肩负的使命密切相关。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履行使命需要强大的战斗精神作支撑,而战斗精神源自广大官兵心灵中坚守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为实现使命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建设军人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指导所有军人个体共同行为的永恒准则,真正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功能和建设功能。
参考文献
[1]吴倬.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理论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8(6):95-96.
[2]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38.
[3]颜晓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转化[J].党建,2007(6):7.
[4]黄昆仑.关于构建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对话[N].解放军报,2007-8-21(10).
[责任编辑:成方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