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如何提高企业质量和企业价值，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成为了专家学者思考的问题。文章围绕这一问题，以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即未来现金利益的总流入）作为衡量企业价值的主要指标，结合企业经营过程面临的各类风险和控制措施，采用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有效的财务风险管理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最后提出提升企业价值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财务风险管理 企业价值 有效途径
一、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管理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管理日常经营活动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财务风险管理与其他管理方式相比，其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其对企业价值的直接管理控制，财务风险管理的过程伴随着资金流动循环，其目标的制定和实现目标的管理控制过程直接与成本控制、经营利润等关键指标相联系，财务风险管理在保证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同时，有效的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所以有效的发挥财务风险管理的作用，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企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的风险与危险不同，区别于危险（一种单纯的不好的预兆），其强调的是结果与预期之间的不确定，其结果一般拥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可能结果，并且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是确定或者可以可靠估算的。
企业的财务风险是指在企业日常经营的各项财务活动中，因为一些客观存在的难以预料和控制的影响因素从而导致企业财务状况发生不确定性，造成企业损失的可能性。
因为财务风险是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遇到的各种风险在财务上的体现，所以影响财务风险的原因很多：一是外部原因即市场宏观经济的变化和政府政策的改变。没有一个企业能及时准确的预测市场宏观经济的变化，也没有一个企业能有效地规避市场宏观经济不利变化所带来的损失。政府扶持和优惠政策对企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对新兴产业的优惠措施，税收法律规范等，税负是企业承担的一项费用，税收政策的制定影响着企业对这一影响企业利润的费用合理筹划，影响企业的财务风险;二是内部原因。管理层无法正确认识财务管理的作用就不发建立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和制度，导致财务风险的发生，企业内部的财务关系也是造成财务费用风险的客观原因，由于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管理层的复杂化，权责不明、管理混乱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扩大了财务风险。最后，失败和错误的财务决策必然导致企业经营状况变差，形成财务风险。
现代企业往往包含以下几类财务财务风险：一是筹资风险。其往往是指企业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筹资从而引起的到期不能偿付债务的可能性。二是投资风险。是其往往是指企业拥有的投资项目达不到预期的收益，从而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和到期债务偿还的风险。三是资金使用风险。其往往是指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使用资金时，由于一些原因，从而导致企业的营收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四是资金回收风险。企业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往往为了吸引客户而采取商品赊销的信用制度，从而导致企业资金收回的风险。
财务风险管理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和功能，是指经营主体企业在对其日常经营过程中涉及资金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地识别、度量和评价分析，以便及时采用有效的方法进行控制和预防，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处理和规避，从而保证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保证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开展，有效避免经济利益的流出的管理过程。
由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连续不间断的特点，企业财务管理的过程也有不断连续、循环、动态的特点。一般来说财务风险管理分为三个过程：一是风险识别。这是财务风险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指在事故风险发生前，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识别和收集、汇总和分类，检测风险走势，对风险所作出的定性判断。二是风险度量。这是财务风险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直接决定了企业对相应财务风险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其主要是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确定有效地标准，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其大小进行测量。故如何确定度量风险程度的和差别的标准是提高财务管理效率的关键。三是风险控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员组织，制定科学的制度，合理控制风险，做出决策。
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一直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目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就是通过科学的财务管理手段，对风险成本进行控制，从而有效降低风险发生的范围、强度乃至风险发生的概率，并提前做好应对风险的控制补救措施，从而有效降低风险所带来的破坏，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状态是通过风险和报酬相互均衡所达到的状态，众所周知，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如果投资者投资承担的风险超过无风险回报率（一般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为无风险回报率），投资者将获得溢价，可见风险与报酬是正相关的关系，即随着风险的进一步增加，投资者会要求更多的报酬以平衡所承担的风险。而财务管理就是通过降低风险的方法，让风险与报酬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从而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二、企业价值
目前金融经济学家对企业价值的定义如下：企业的价值是对企业预期的自由现金流以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贴现率折现的现值。它是企业财务决策的体现，进一步反映了企业资金的时间价值、面临的风险和持续发展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能力。显然，企业能给予利益相关者更多的回报，说明其价值越高。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价值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首先，账面价值。账面价值体现的是企业的历史成本属性，是以历史成本原则为依据，按照权责发生制的要求确定企业的价值。企业所发行的资产负债表就是以历史属性计量的，其各项目的净值，即为公司的账面价值。账面价值能非常容易地从企业财务报表资料中取得，而且客观性强，计算相对简单。但是由于企业采取的会计政策有一定灵活性，企业的账面价值一定程度上能被管理层所操纵，故不同企业或者同一企业的不同会计期间的账面价值缺少可比性。而账面价值的历史属性也与企业价值内涵的未来收益能力不符，这种冲突会随着企业的持续经营越来越突出。其次，内涵价值。也被称为投资价值或者公平价值。其是指企业预期的未来取得的现金收益按照科学合理的折现率折现后的现值。由于对未来现金流的估计需要专业分析人士把未来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生命周期、企业现阶段现状等一系列影响因素考虑在内，所以专业人士的专业素养和职业判断对内涵价值的影响很大。第三，市场价值。即企业出售所取得的价格。第四，清算价值。是企业打破了会计持续性假设，由于破产清算等原因，停止正常的经营活动，故在一定的时间内将企业资产出卖变现，在清算日预期可收回的变现金额。第五，重置价值。指在市场上取得相同规模、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的企业所需要花费的成本。
在财务管理决策中，市场价值和内涵价值是最为主要的判断依据，其充分考虑未来盈利能力、发展前景、现金流的特点，能给决策带来前瞻性，也充分体现了企业价值的内涵。
三、财务风险管理提升企业价值
相较于企业账面价值、清算价值、市场价值和重置价值等拥有众多的干扰因素，影响投资者和决策者对于企业价值的判断，我们在分析财务风险管理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时一般以实务中广泛使用和认可的企业的内涵价值即未来盈利能力来作为衡量企业价值的形式。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企业的内涵价值与其未来盈利能力（未来现金流）息息相关，而影响未来现金流的因素均处于整个企业风险系统的影响下并最终反向作用于企业，所以加强财务风险管理提升企业价值的有效途径就是提前预知财务风险，有效降低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企业财务风险造成的损失，还能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益，通过合理的方式规避投资风险从而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避免企业因资金周转原因而产生的财务危机和生存危机，其最终目的就是保证未来现金流的持续、稳定和增长，从而提高企业价值。
财务风险管理保证未来现金流的持续、稳定和增长具体体现在：首先，企业在筹资过程中面对所在市场的政治经济环境、法律法规、市场因素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虽然不能控制，但是可以选择合理的筹资时机有效利用外部环境规避风险。另外合理分散借款，使得还款不会过于集中，并保持企业资产的一定流动性也是保证企业未来现金流的有效手段。其次，相比于权益投资来说，负债不仅不分享企业投资带来的利润，产生的利息还能带来减税效果，但是相比于权益投资负债也有一定的劣势，企业有到期还本和付息的压力这无形中增加了筹资风险。采取合适的金融工具组合进行风险规避，能有效减少现金流的波动，保持企业经营状态持续稳定，从而提高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用评级，获得更低的贷款利率。第三，现代企业进行日常销售活动为了提高销量抢夺客户一般都会采用赊销的方式。建立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估体系，确定客户的信用额度，能够有效地较少坏账产生，保证企业资金流的持续稳定。完善公司人员的绩效考核体系，把应收账款回收纳入销售人员的考核，防止销售人员片面追求销售数额不顾货款回收。做好应收账款的定期对账工作，及时提醒客户按期还款，并对信用状况较差的客户停止进一步发货。另外合理规划生产供销业务，使商品生产流通环节更加紧密，从而减少存货水平，加速存货周转速率，提高资金的利用率。第四，许多政策性很强的领域和项目，投资环境往往是影响投资活动正常进行，影响企业投资收益和成果的关键因素。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前，对投资环境的分析研究十分必要，把握其规律，抓准合适的投资时机或者提前做好应对环境变化的措施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增加投资收益，增加企业未来现金流。第五，一般来说以净现值作为衡量项目好坏的标准。但是不同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他们对风险偏好各有不同，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矛盾”。作为企业资金的两种源头，债权人并不能享受企业经营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其更多关注的是企业的偿债能力，故其对于企业投资更加保守，从而导致企业放弃某些伴随着较大风险的净现值较大的投资项目;但是对于股权人来说其能享受企业成功投资带来的利益，故其更偏向于去投资净现值较大并且风险较大的项目。“代理人矛盾”一直是制约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阻碍。而通过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可以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保持投资项目良好回报的同时，降低项目风险，有效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益降低投资风险。第六，企业的投资活动是企业主要的盈利手段之一，是企业投资相应的项目，承担一定的风险，并取得与企业投资风险相当的报酬的一种方式。当企业承担更多的风险，相对于就会要求不更高的报酬。通过多个投资项目的组合可以有效规避某一项目失败对企业造成的沉重损失，通过项目之间盈亏互补，把投资风险降到最低，并享受其高收益，增加企业未来的现金流。
利用财务风险管理提升企业价值，我们应该做到：一是做好财务预算，合理分配未来资金。有效的财务风险管理，能够有效地预期企业的未来资金流并且科学合理地分配，使企业的到期债务能够得到有效的偿还，减少违约成本，从而降低企业价值波动的幅度，降低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二是提前预知风险通过有效的手段转移损失。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手段，将部分甚至全部风险转移，如购买保险或者订立相关的合同等减小相应的风险，从而减少经济利益的流出保证所需的现金流。三是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能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企业的资金回收过程设计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有效的资金回收风险管理需要每位员工的支持和配合。只有从生产工人到企业管理人员都能建立有效的资金回收风险才能使成品资金更好的转化为货币资金，为企业持续经营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四、研究结论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不管是用成本法、收益法、还是市场法评估企业价值，其价值动因均在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下，在对财务风险的测量，评估和控制的过程中，伴随着对企业价值动因的控制提升，最终作用于企业总体运营水平，提升企业价值。
在企业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下，企业的价值水平已经无法单纯以企业拥有的技术水平、市场份额、团队人才等片面影响因素来衡量，导致企业价值下降甚至破产的诱因越来越广，企业价值的提升需要企业的各方面水平全面提高。而财务风险管理是以风险为导向的全方位的企业价值管理方法，以财务风险作为企业经营过程面临风险的集中表现，通过对财务风险的有效控制，从而降低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发生的概率，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其最终目的都是防止企业风险发生导致企业利益的流出，分散风险促使企业利益更多的流入，控制风险增加企业效率的提升保证企业现金流的持续、稳定和增长，最终全方面提升企业价值。
科学的财务风险管理对企业价值的提升途径非常多：有效的融资风险管理能够合理分散企业的债务偿付时间，稳定企业未来现金流，降低融资风险和融资成本，保证企业未来现金流的稳定;有效的投资风险管理，能合理平衡风险与收益，增加企业未来收益的净现值，增加企业未来现金流;有效管理资金回收风险和利润分配风险，是企业持续再经营的保障等，保证企业未来持续的现金流。其最终达到使企业未来现金流持续、稳定和增长，实现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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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君.财务风险管理与企业价值关系之分析[J].中国商界，2009（1）
[5] 窦春妍.企业价值最大化与财务风险控制[J].财经界
[6] 王琦.基于价值最大化目标下企业财务风险的控制与防范[J].新经济，2014（4）
（作者单位：台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浙江台州 318000）
（责编：贾伟）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以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为例，阐述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理念体系、公司的管理原则等，从企业文化的价值观管理、企业精神塑造、企业文化制度管理、企业形象设计等方面，提出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
关键词：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企业文化；企业精神
人们认识一个企业时，通常是从它的外在表象开始，这个外在的表象包括它的名称、商标、产品、宣传手册、广告、办公环境以及员工的服饰等等。这些都是可听、可见、可触摸的，它们位于企业文化的最表层，而距离企业文化的核心和本质最远。本文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从企业文化的价值观管理、企业精神塑造、企业文化制度管理、企业形象设计等方面，提出了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
一、企业文化的价值观管理
要想提升企业文化，首先则要从企业文化的核心即企业价值观入手。企业价值观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有什么样的企业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行为以及企业外在的形象和表现。“企业价值观就是指导企业有意识、有目的地选择某种行为去实现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满足，去判定某种行为的好坏、对错以及是否具有价值或价值大小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企业价值观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使全体员工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
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牢固树立国防安全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自立自强，坚持特色，提升员工幸福度和股东的价值。
“造出战略武器导弹很难，造配套完善的航天特种汽车更难。”这是航天军事装备领域的行话，航天特种汽车研制水平的高低，成为制约重型武器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拥有国产化航天特种汽车，成为发展我国军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2009年的两次国庆大阅兵仪式上，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航天特种车承载着领先世界的战略武器导弹，这些特种车的出现向世界表明，中国制造的特种车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在2009年的大阅兵中，32辆由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研制的TA5450和TA5380A特种车成为了国人的骄傲。
长期以来，泰航公司始终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坚持特色发展为目标的理念，始终把国家利益和国防建设放在首位，自立自强，志存高远，甘愿奉献，不断增强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积极倡导密切协作的团队精神，建立互信共赢平台，满足公众社会需求，自觉承担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泰航人不断为世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神奇故事。1999年10月1日，在建国五十周年的阅兵式上，其中有运载先进武器的军车方队庄重威严地驶过广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2002年在北京中国军工产品博览会上，俄罗斯马斯汽车厂驻中国首席代表尼基耶夫斯基指着泰安特种车制造厂的特种车问：“我能不能照张相？你们已经比我们做得更好了！”2006年获得中国汽车自主创新成果2项原始创新奖，2项集成创新奖；2007年，公司以自主生产的产品与中国探险协会组成探险车队赴西藏地区长江源进行科考探险，打破了科考探险外国车辆一统天下的神话，实现了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2008年公司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成为全国汽车行业、泰安市乃至山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与此同时，泰航公司努力提升员工生活品质和幸福度，达到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提高，共同成长的目标。提升员工幸福度，是公司一直倡导的企业经营理念，“以人为本”更是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生产生活中。多年来，公司为解决员工看病难、看病贵，设身处地从员工实际出发，建立了员工医院，从提升医疗服务、医疗质量入手，将员工身心健康提到重要工作日程，即使在企业最为困难时期，职业病健康查体、女员工查体、员工医院健康查体等都按部就班地进行，从无拖延，进而确保了员工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身体投入到企业发展建设中。
二、企业精神塑造
企业精神作为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企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若将企业文化比喻成土壤，企业精神则是鲜花，只有在肥沃的企业文化土壤中，才能生长出绚丽多彩的企业精神之花。企业精神决定于企业价值观，是企业价值观的延伸，将抽象的企业价值观衍化为一种具体的信念，对增强企业向心力和凝聚力，将企业的所有力量集中到其经营目标上来，起到引导和激励作用。
泰航公司的企业精神为：自信自强，无私无畏，敢想敢为，尽善尽美。
其企业精神理念体系包括企业使命、企业愿景和经营理念。
企业使命：发展高科技、高技术含量的军事装备用车及民用专用特种汽车产业，满足顾客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期望。坚持自主创新，以市场需求为牵引，以用户满意和创造用户价值为中心，选择特种专用汽车这一高端科技产业为企业主导产业，追逐国际高科技、新技术，实现产品由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跨越，不断满足各方顾客日益增长和变化的需求和期望。同时，按照“专业化、产业化、集团化”发展要求，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企业愿景：成为国内领先，世界同步的产品供应商。这是公司又好又快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和不懈追求。发展核心技术，形成优势产品，实现产业化，为增强国防实力和现代化建设服务。通过实施人才战略、技术创新战略，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创一流管理、一流产品、一流业绩、一流公司。进而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逐步成为国内同行业的排头兵，成为与世界同步的产品供应商。
企业的经营理念：诚实、守信、竞争。讲道德就是讲质量，尊重事实，诚实守信，履行承诺，力戒弄虚作假，以“诚”取“信”，用户、员工、合作伙伴、国家和社会，互利共赢，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时俱进，赢得发展，共同提高。
三、企业文化制度管理
“无规矩不成方圆”，这句古语说明了秩序的重要性。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工作中就容易产生混乱。管理制度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能起到保证企业文化落地的作用。规章制度是以企业文化理念为依托，以企业价值观为指引，建立健全有关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工作职责、行为准则，使这些制度、职责与准则能够体现企业的价值观和愿景，让员工在制度的管理和引导下，变他律为自律、变约束为习惯。因此，要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的规章制度，就要立足现实，必须考虑员工的实际承受能力。
泰航公司的管理原则为：和谐、安全、健康、环保，规范、程序，严、细、实，持续创造。
公司始终把和谐作为引领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注重安全稳定、生态环保，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整体推进，建设资源节约型、质量效益型、环境友好型企业。把规范、程序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基本准则和价值评判标准，顺应现代化、信息化、物流化发展趋势。以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认真细致，精细到位，注重过程管理；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创造性的完成本员工作；持续改进，实现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逐步在创新中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强化管理手段。公司结合自身实际，编制了涉及质量管理、工艺纪律、经济责任制考核、保密管理、营销管理等13个大模块327个小项，涉及公司“产、供、销”“人、机、料、法、环”等各个环节的《企业管理考核标准》，并在公司范围内实施。
公司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准则：科学、公正，决定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员工要不断提高自己，与他人建立和谐互助关系，主动改变一切，做一个忠实的员工和公民。以学习提升素质，以凝聚力打造团队，以创新力引领未来，在持续认真的学习中感知自我，超越自我，改善自我，成就事业，培养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工作激情，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忠实员工和公民。
四、企业形象设计
企业形象是一个企业在顾客及社会公众心中的总印象，是顾客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整体认识与综合评价。企业形象会影响到顾客是否购买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社会公众是否关注和支持该企业的发展，是否选择到该企业就职并愿意为该企业奉献等。具体来说，企业形象是由企业环境、产品、经营、服务、公共关系以及管理者、员工形象等因素构成。
塑造企业形象的基础，是打好“群众”基础，就是要赢得顾客的心。顾客对企业的印象则是通过接触企业产品来获得，因此，企业产品的质量是企业形象的有型基础。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只有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才谈得上形象问题。泰航公司尤为注重抓好产品的质量，严格按质量保证体系文件执行。在军品生产过程中，树立“一切为武器装备制造的车辆都是为战争准备的”理念。在民品生产过程中，将产品质量看作是产品立足市场的生命线，使产品零部件制作和装配的每一道工序都受控、都可追溯；在人员变化、工序交接过程中保证质量不漏控；把好零部件进场的质量检验关；注重零部件保管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巩固树立“质量是生命、质量是政治、质量是效益”的质量观，按照“严、细、实”的管理原则扎实工作。
熟知泰航的人都知道，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企业一直是以生产农机具、小四轮拖拉机以及四轮驱动马力拖拉机、农用车等市场为主打产品。进入2000年后，企业积极实施易地技术改造，大力调整产品结构，相继开发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系列重型特种汽车，形成了拥有总资产30亿元，具备年产各类特种车10 000辆的生产能力的国有中型企业。公司自行研制的TAS系列特种车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四部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博览会进步一等奖、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山东省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系列奖项。而泰航公司也多次荣获“中国企业改革全国百佳单位”“中国工业经济先锋全国示范单位”，省市荣誉更是数不胜数。
泰航良好的企业形象成为企业的无形财富，赢得了社会公众的认可支持，创造了消费信心，筹资能力增强，形成了稳定的供应链，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广纳贤才，核心竞争力不断强化。创业未有穷期，面对辉煌的成绩，泰航人始终不满足现状，并不断追求和探索持续和谐发展，建设环保、节约、创新型强势公司的新路。
[责任编辑 吴高君]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围绕服装设计管理的管理性，我们可以廓清对其品牌内涵的理解，从而更理智地认识设计管理的在品牌发展上的实践方式和手段。相对于人们期待品牌提升在企业管理中最大化发挥其功用的设想而言，我们最终希望借助于设计管理在社会和企业的管理中做到为服装品牌而管理，以管理促进品牌的螺旋上升发展。
关键词：服装设计；设计管理；品牌；服饰
设计管理作为一个大概念而言，是为了设计的管理，是对设计的管理，管理本身不是目的，而设计的实现才是其目的。服装设计管理作为一个下位概念，其目的是对设计管理这一新兴学科的延展，管理运作更加具有针对性，包括对服装设计的工作效率、成本、质量、设计系统和程序的管理及实现。
一．服装设计管理概述
当今，艺术设计不管是在经济、文化、城市建设还是工业体系的完善、民众审美的启蒙上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服装设计管理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如何在服装设计中整体把握时机性、计划性、有效性及市场针对性等问题同时降低设计成本使设计真正地实现市场价值。因此，服装设计管理形式必须保持一致性使得品牌形象与产品相得益彰创造出更高的品牌赢利点。服装设计创新通过突出品牌风格、主题创造出品牌的体验价值。Trek&Travel品牌推出了拥有十个口袋的男装设计师针对商务旅行者的实际需要给予充分的考虑并在吊牌上明确了这些口袋用途[1]。
就管理而言，首先要对其品牌层级加以讨论，从价格和产量来分析品牌的市场定位情况要弄清楚自身位于哪个位置这一决定非常关键。其次，对某一品牌要明确其“目标品牌”。在许多强势品牌中按照相似的品牌定位寻找一个本品牌模仿和追随的对象作为发展的远期目标是可行的在分析其发展和经营的特点的基础上借鉴其成功之处，并对类似品牌在风格、裁剪、细节加工等方面加以创新，成为与“对比品牌[2]”指完全不同的自身品牌系列，达成对品牌的创新和发展趋势的管理。
二．设计管理中的服装设计制度管理
1．组织结构管理
组织结构不仅包括设计部内部结构管理还包括公司的整体结构管理。设计部内部结构的配置不仅需考虑规模和投资如何管理这些共享财产，还需根据品牌的重点设定;公司的整体结构管理与设计部的上下级关系对于设计的执行也有影响。
2．目标管理
按照品牌走势的时间计划制定设计部的时间计划包括时间进度表、产品上柜时间计划、工作时间管理。目前中国成衣品牌中只有时间进度表应用较广产品上柜时间计划通常很粗略而工作时间管理则比较低效。
3．任务管理
由设计部主管根据公司总目标制定设计部相关部门的细分目标并由员工按照各自的工作量自行制定实施办法由主管确认后执行。
4．设计成本管理
由于设计成本的主要内容与时间和材料成本关系密切建立精确的时间成本计划和材料成本计划就无疑成为控制设计成本的关键。如人员工资、市场调研费用和办公费用信息资料费与时间的正比关系样布样衣费用则属于材料成本投入。
5．品牌价值管理
品牌价值，在有关的管理学文献中有经典的论述，并被称之为文化的价值创造特性（value-creating properties）。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以节约成本等于价值创造的逻辑，认定其品牌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三种途径[3]，简单地讲就是第一，文化减少了企业内个人的信息处理要求，允许个人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日常的工作；第二，它补充了正式的控制制度，减少了企业中监督个人的成本；第三，文化影响了企业中个人的偏好，使他们趋向共同的目标。这就降低了企业中个人的谈判和讨价还价成本，并促进了更多协作行动的产生与发展。
三．服装设计管理的管理性
当今，就服装设计作为一个工作岗位而言，需要较大弹性时间、想象空间、环境空间但由于管理人员不懂设计往往对设计管理工作无从下手目前普遍采用的硬性管理制度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会导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各自为伍、人心涣散的结局。因此，不管对设计人员，亦或是管理人员，管理性都显得尤为重要。服装设计管理是一个长期的效能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就呈现积极效果，主要表现在相对营销而言的滞后性。其成效要依托企业其他职能部门的业绩表现出来，如被管理者的自我效能，整体服装设计团队创新水平，某类服装的市场销量等等。可以说，服装设计管理要做到从大处着手，小处着眼，统筹全局，把握一款或一类服饰的基本走向，左右企业服装设计的质量和效率保证，引领创造适合各自企业的管理模式。
既然我们把服装设计管理作为一个过程而论，而过程需要长期的规划和控制，局部不断创新，那么如何规划控制？ 怎样发掘创新？因为时间具有单向性，即设定一定时期的亚目标就成为必然，同时为了适应变化的不确定性，即市场的供求波动，管理人员还需要调整目标实现的周期，使得服装原料在空间和时间上达到最佳切合点。一个完美的管理计划可以划为两个维度，具体到抽象。前景下的一定时期（比如一个企业的一年或五年），要有一个数字化的预算，呈现出一项综合性的方案和实施程序，其间可以夹杂一些奖励性的政策，灌输企业的战略意图，强化被管理人员的使命感，促成终目标的达成。实施计划总会遇到各种突发事件，原则是统筹兼顾，滚动修订。既然说设计管理是大处着手，小处着眼，因此计划并不能说明实效。
设计管理并非一成不变，墨守成规，它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不断创新才是一个企业的出路。如果把计划看成是对未来一定时期的一个范式，那么控制就是对计划这台发动机的改进，在控制上的创新，才能使企业的设计管理理念跟上经济的发展。服装设计管理的管理性只是其很小的一个特性，随着我国服装设计的整体发展和服装设计水平的提高，突出其设计管理的管理性也成为一种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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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就是EVA（经济利润），等于企业全部收入扣除和生产要素有关的成本后余额。EVA修正了以往的利润指标，扣除了债务成本，对人力资源以及股权资本等进行了重点分析。作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评价方式，将企业的创造价值以及经营业绩体现出来，帮助企业结合经济利润来制定相应的财务战略。本文对企业财务价值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结合EVA价值管理，针对各项问题提出了一些有效地财务战略措施。
关键词：EVA 考核模式 财务价值管理
一、引言
EVA主要指的就是经济增加值，在企业中，这些经济增加值是为投资人创造的价值。EVA是基于公司所有角度上的一项基础的业绩考核标准。EVA考核渗透在企业管理价值的全方面，其业绩评价理论非常的系统。EVA包含了所有的机会成本，帮助企业提高资本使用率，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本文分析了企业财务价值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基于EVA考核模式，提出了一些有效的解决措施，希望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财务管理效率，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企业价值管理的概念
价值管理就是基于价值的管理，企业在进行管理时基于价值的角度，通常情况下是指将股东的价值最大化。价值管理需要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充分运用管理行为，根据企业的发展规范，制定和企业文化相符的价值理念，并且在员工中进行落实，员工在进行工作时，只要符合企业的价值信念，就可以不用层层请示，直接进行某项工作或者是解决某项问题。
三、我国企业财务价值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对财务价值管理重视不够。目前，还有很多的企业没有认识到财务价值管理的重要性，没有理解这项工作在整个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缺乏相应的财务价值管理意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某些企业管理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企业财务价值管理并不重要，没有真正认识财务价值管理的重要性，导致财务价值管理的各项工作没有具体落实。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企业负责人认为企业的规章制度过多，财务价值管理给他们带来了工作负担。在认识上的不足，都阻碍着财务价值管理的顺利进行。
2.企业的财务价值管理体制不够完善。我国目前在进行财务价值管理中，很多企业都没有完善有关财务价值管理管理的制度和准则。财务价值管理是一项涉及很多内容的管理活动，所以涉及到了非常多的上下级领导，这些领导在进行工作时，缺乏完善的规章制度进行协调，管理工作容易出现混乱。所以，进行财务价值管理时，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对企业的财务价值管理进行统一的管理。在现实中，很多企业都缺乏专门的财务价值管理机构，甚至有些企业为了省事直接其他部门的人来进行管理。
3.缺乏专业性的财务价值管理人员。目前，很多企业进行财务价值管理的时间不长，很多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业务能力，个人综合素质也有待提高。很多工作人员对财务价值管理的认识不到位，而且缺乏相关实践经验，这就导致在进行财务价值管理时，很容易出现问题，如制定的财务计划和实际不相符或者在解决财务问题时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等，使得价值管理工作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就无法满足财务价值管理的目标。所以，在很多企业中，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也是阻碍工财务价值管理顺利开展的一大因素。
4.缺乏业绩考核激励体系。目前我国很多企业还缺乏一套针对财务价值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业绩考核激励机制。在日常工作中，缺乏完善的业绩考核激励体系，工作人员的薪资和工作内容没能直接挂钩，从而影响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认为如何工作都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薪资，所以影响到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导致企业财务管理价值工作水平低下，无法取得效果。
四、基于EVA考核模式的企业财务管理策略
1.提高财务价值管理的重视程度。首先，企业的管理层要认识到财务价值管理的重要性，并且认真了解EVA考核模式的相关内容，推动财务价值管理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其次，在提高管理人员重视程度的同时，要将自身的管理思想传递给身边其他工作人员，在企业内部形成合力，全员参与财务管理工作。最后，在企业财务价值管理中引入风险机制，让企业全体人员共同承担风险责任，切实落实各项内控工作，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
2.建立健全价值管理制度。组建健全以经济增加值为中心的企业价值管理制度，结合企业的战略目标、实施以及管理决策和评价工作的实际情况。通过规范的制度对企业财务价值管理工作进行科学的指导和帮助，对工作内容进行规范，明确财务价值管理部门员工的各项职责，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约束相关管理人员切实履行职责，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从而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水平。加强预算管理，进一步明确价值管理工作的地位，通过进行预算编制、执行监控以及分析结果等措施，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落实价值管理。同时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不断地完善价值管理体系，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3.加强对财务人员的素质培养。要提高企业财务价值管理的整体水平，就要不断提高相关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不断引进高素质人才，提高财务管理团队的工作能力。企业要不断对员工进行培训，强化员工的价值理念，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增加价值认同感。同时通过培训，让管理人员深刻的认识和了解EVA考核模式，让财务管理人员基于EVA的考核模式下，进行各项财务价值管理工作，从而在提高财务人员整体素质的同时，也实现了企业财务价值管理的效果。
4.完善业绩考核激励机制。企业在进行价值管理时，为了凝聚企业全体成员进行共同协作，需要完善业绩考核激励机制，将员工的薪酬和经济增加值相结合，员工在通过不断努力提高企业增加值的同时，也相应会獲得更多的薪酬，从而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对于单位的管理者可以通过设置经济增加值奖金计划，设置目标奖金，提高经济增加值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奖金。也可以通过增加虚拟股票期权的方式，提高经济增加值就可以给予财务高层管理者一定的虚拟股票，从而提高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
首先，完善EVA体系，调动员工积极性，结合组织构架，分层级确立价值管理的整体目标，然后进行细化。其次，根据EVA可计算和目标可控的原则，划分EVA的中心标准，使得基层职工也能发挥更多的主体性作用。最后，根据上级EVA中心的EVA构成设计相应的关键绩效指标，考核该部分的贡献。
5.建设企业文化。目前，企业越来越重视对自身文化的建设，企业文化也成为企业综合竞争力的一部分，为企业员工提供了价值观方向。在EVA考核模式的基础上，完善企业文化，融入到企业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及管理人员以及员工的日常生活工作中。企业建设文化和价值管理是相互关联的，是企业可以顺利开展财务价值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在企业的运行管理工作中，要让管理者以及员工充分理解经济增加值和价值创造的含义，明确哪些工作是有利于创造价值的。员工要认同企业文化并且理解企业的财务目标，在企业文化的帮助下，共同朝着企业目标努力。
五、结语
自EVA提出以来，企业进行有效的价值管理时有了新的选择，在企业的价值管理中融入EVA管理模式，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包括战略决策管理、奖惩机制、企业文化以及业绩评价。这四个方面并不是完全不同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统一整体。应用EVA考核管理模式，可以满足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企业只有在企业文化中彻底的融入EVA考核模式，让其成为企业价值管理的一部分，才能帮助企业处理好企业财务价值管理的方方面面，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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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雄波.国有企业的EVA革命——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国有企业价值管理[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87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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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乾宜.企业EVA體系中战略风险管控的导入[J].财务与会计，2011，（7）：21-23..2011.07.008.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从文明发展和创新的角度而言，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有目标上的一致性，在其实现过程中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种辩证关系在当前文化产业的价值选择与融合过程中表现为：对多元文化体系包容程度的错位与交杂；对跨边界、多领域“融合”的态度存在偏差；对“融合”与“维护”的度量标准难以确定。而要完成对这些悖论的消解，则必须在诸多价值体系中进行取舍与融合。这一过程既要迎合市场机制的效益驱动，也应包含不同文化体系在认同空间上的拓展。因此，从市场效益与文化安全两个维度构建起文化产业价值融合的复合式路径，不仅是社会各个领域在跨产业平台的竞争、合作、共生中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亦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物质支持和价值引导。
关键词：文化安全；产业融合；价值选择；文化产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时间的内化与表征：消费文化构建的新视域”（项目编号：13CZX013）
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古已有之。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安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为学界所关注和重视。我国更是从21世纪初才开始越来越公开和集中地讨论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包括文化安全在内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①。站在非传统安全的角度来看，所谓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文化生存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②。它是一种对特定文明体系加以维护的安全状态，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文化安全已经突破了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枷锁，进而融合了社会发展、文化认同、意识形态安全等诸多元素。可以说，文化安全在本质上代表着一个国家文明发展和创新的水平。
如果说文化安全是从价值体系的维系与创新来完成对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条件诠释”，那么文化产业的使命则毫无疑问是通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来给予“动力支持”。然而，旨归上的一致并不能消解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当前学界的诸多研究主要关注于文化及其产业价值多元化与随之而来的文化安全问题之间的种种悖论，现实的情况却是文化产业正以跨区域、跨产业、跨文化的多形态融合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而这将给文化安全的维护提出新的挑战。本文尝试突破以往关于文化安全和文化产业的二元关系悖论，将市场的效益机制因素引入其中，以打开文化产业价值选择之新路径。
一、耦合与偏差：一组殊途同归的辩证关系
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是一对既耦合又时有偏差的概念，厘清两者的关系对本文的论述至关重要。尽管二者最终的目标指向具有高度的吻合性，但在其各自的旨归达成过程中却仍然难免会存在许多彼此冲突的因素。总体来说，他们之间呈现出如下三种逻辑关系。
1. 价值取向的对立与统一
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是否具有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是衡量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换言之，二者对于“优”、“劣”判断、取舍的标准是否一致是探讨“维护—发展”这对矛盾的起点。刘跃进以处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三大关系的分析为基础，提出对待文化安全应采取“‘民族性’与‘先进性’综合考虑的思维方式”，而衡量文化产业发展成果的标准亦是如此③。胡惠林同样指出，“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并不是要搞文化關门主义，而是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文化利益出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实行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适度准入”④。
当然，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在价值取向上并非严丝合缝、毫无矛盾。文化安全必须以主流价值判断标准作为维系自身合法性的根据，这意味着对文化安全的维护客观上必须小心翼翼地遵从统治阶级之意志，只能在相对有限的空间内对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行批判、变革。而文化产业在价值的选择上则更为灵活，多元化甚至是其不可或缺的发展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相互碰撞与交融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阶段和本质需求。同时，作为市场运行准则下的交易主体，当文化产业面对多元利益的冲突时，很难不悖离道德的约制，或屈从于阶级意识的支配。换言之，文化产业在价值判断的标准上同时受到市场的“唯利主义”和政治的“权力主义”的双重影响。正是由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受制于双重的价值体系，它在不断对自身的价值取向进行调整，从而适应时代发展之需的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或吻合的反复交替。
2. 关系的互动与背离
当前研究相对较多的一个方向是：致力于探求维护文化安全与发展文化产业之间的互动机理，以期实现文化产业与文化安全共赢的效应。文化产业最终以物质的形式输出其产品，而其产品与其他产业不同之处在于必将接受意识形态的塑造。因而文化产业在传播文化产品之时同时承载着文化产业的多元价值内涵（内涵着意识形态），在这些多元价值内涵中，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判断标准对文化产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甚至可以说，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而文化安全一方面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文化产品向大众输送其意识形态价值，通过形成两者的互动机制实现文化产业与文化安全共赢的效应；另一方面维护文化安全将进一步保障文化产业顺利发展。文化安全有其自身的预警机制，当文化产业在意识形态功能发挥上出现偏差或者错位，二者间的背离效应就会被无限放大，即因文化安全破坏而导致文化产业凋敝。
另外，从二者的互动机制角度出发，文化产业的发展既需要直接的政策引导，也需要间接的消费引导。两者之间既互相促进，又有可能在特定阶段互相冲突。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并不仅仅作用于文化产业发展自身，同时也会不断影响文化安全的各个变量。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治理需求，最终在二者的取舍上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时而异的选择影响着文化安全各种因素，最终形成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如何判定这些变量在影响力上的权重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难题。
3. 功能的一致性与冲突
文化产业的主要特殊性在于文化，而文化内生于国家、民族的生存现状和未来发展态势。当今的文化产业应在挖掘维持自身文化基因的同时，寻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顺应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之势。然而，在全球化与多元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安全不得不面对传统与现代性的抉择，不得不解决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平衡问题。既要防止本土文化殖民主义，又要尽量解构产业边界，在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的同时，汲取跨国界、跨产业的物质、技术、文化资源。然而，无论是物质抑或是精神形态的多元化，其本身就内含着对现有资源与空间的争夺。文化产业打开其边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意识、精神文化、思想观念不断为争夺文化主宰权而互相博弈，客观上这势必会给文化安全带来种种隐患。诚然，文化产业与文化安全在总体功能上都是为了推动文化“财富”的增加，但这并不能抹杀二者在两个“度”上的冲突：一是对价值体系内多元化程度的诉求差异；二是由此而产生的对政府规划与政策在开放程度上的差异。
目前学界对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基本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然而，这种宏观的认识并不能充分符合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运用这些认识来指导文化产业融合这一时代课题。文化产业的多形态融合不仅是文化产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途，同时也给文化安全的维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外部性”与悖论：三个相互关联的取舍难题
全球化浪潮对各国经济的席卷过程本质上包含着多元化的价值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产业不仅是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担负起表达意志、传播文化的使命。当一国的文化产业无法有效传播其特色文化时，就可能会出现对“异族”文化的生搬硬套和盲目崇拜，进而影响到国家文化安全。这种由于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速度滞后而导致的在文化及其相关领域中不断递增的移植、替代和排异效应，就是文化产业对文化安全所造成的“外部性”。
文化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兼具市场盈利和推动文化传播的双重属性，这使得其产业活动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这种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容易引起不同层次的文化安全问题。当一国的文化产业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劣势时，很容易产生从文化产业核心层到外围层的文化不安全因素⑤。二是产业集约性所带来的异质文化的消解。当一国文化产业处于快速演化过程时，很容易出现为追求集约化程度、高增长率而促成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文化元素的去异质化现象。这在客观上会抑制地方文化的生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造成文化竞争能力和水平的下降。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于文化产业的跨界融合。这一过程不仅涉及产品与技术的融合，同时也包含了意识、观念、价值等精神文化的融合。与这一复杂过程相伴而生的还有文化产业演化中固有的外部性特征，当外部性不断与各种融合元素交织作用时，就会表现出维护文化安全与推动文化产业融合所存在的三个悖论了。
1. 对多元文化体系包容程度的错位与交杂
文化产业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性和意识形态性使得它在发生融合的过程中，往往会采取矛盾而又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文化产业要发挥其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就必须以资本的形式对文化元素进行改造，从而谋求其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无论是产业的集约化发展还是资本的开放空间都决定了文化产业融合必须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去意识形态性。文化产业融合在本质上具有打破价值观边界，将非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其产品和服务的倾向，从而为不断提高效益提供可能。但另一方面，文化融合也不可能完全脫离主流价值观的束缚。无论是融合型产品还是融合型技术，在客观上都要依托于以主流价值观为引导的产业发展政策，而对主流价值观的完全依附在客观上又会造成产品与技术上的同质化现象。上述两点就形成了文化产业在面对多元文化体系时摇摆不定的态度。
同时，由于文化安全的实现既需要确立起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合法地位和统治地位，又在形式上不得不依赖文化产业发展所提供的物质、精神成果。而文化产业融合的进程则是这组矛盾在文化安全上的充分体现。文化产业融合既可以通过对多元文化的借鉴来提升一国文化实力，从而为保障该国文化安全提供物质、精神文明成果，同时又有可能招致异质文化的入侵。这也就使得文化安全在面对多元文化体系时往往不得不在借鉴和抵制之间左右徘徊。
2. 对跨边界、多领域“融合”的态度存在偏差
文化产业融合在客观上是对原有产业边界的解构，只有在技术、文化、法律、意识等不同领域内更多地借鉴“舶来品”才能完成对原有产业框架的结构性调整。然而，这一诉求与维护文化安全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在实际中则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现存的文化贸易体制存在大量的制度性障碍，阻碍了文化产业融合所必须的交流与沟通环境的形成。由于对在地方文化贸易中自由裁量权的严格约制，对文化贸易的制度供给也主要由中央完成，地方政府与文化产业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其结果必然是文化融合的水平和范围往往与实际需求、融合条件、资源配置状况相脱离。文化产业融合的进程非但没有得到提高，相反还往往因为误判或错过融合条件而导致文化竞争力的滑坡，从而给文化安全带来更多的威胁因素。
二是过度追求文化产业的融合速度，对于融合对象不分良莠地加以借鉴，给文化安全的维护埋下了隐患。由于文化产业融合已经成为了时代之需，这使得产业主体和政府主管部门很容易产生盲目的融合意愿，对于跨平台的产品、技术、价值认同标准等究竟能否与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水平和模式相适应缺乏严谨的考证。文化产业这种急于达成融合的愿望既可能造成文化产品在融合技术和标准上的失误，也会导致大量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未经筛选而涌入并充斥我国文化市场，在降低文化安全系数的同时也动摇了文化产业融合的基础。
3. 对“融合”与“维护”的度量标准难以确定
文化产业融合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能否成功完成时代赋予的产业演化使命，其根本在于如何在现存的框架和边界之内小心求索，寻找夹缝中的变革空间。这个过程说到底，就是对原有边界解构的“度”的把握。从它与文化安全的关系来说，就是要确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对原有体系进行突破和变革，才能既推动融合的进程又不会给维护文化安全带来威胁和影响。然而，这一过程既没有先例可循，也不存在现成的理论或技术工具。
按照解学芳的观点，从文化安全的视角来看，发展文化产业的“度”涉及一个“文化流”的问题⑥。换言之，也就是国际文化产业在技术、资源、价值标准等内容上的交流和互补。然而这个文化流动的过程本质上却遵循对强势文化彰显，而对弱势文化消解的基本规律，因此，“文化流”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是有益的，但同时也会影响到国家文化安全。因此，客观上还需要把握这个“流”的“度”。
而从文化产业融合的需求而言，也需要把握对文化安全加以维护的“度”。文化安全对文化产业融合的制约也可以看作是对“资源流”、“制度流”的控制和管理。由于文化产业融合所依赖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产业发展政策都服从于维护文化安全的大前提，因此对一国的文化安全究竟应该维护到什么程度就决定了产业发展环境优劣、制度扶持水平的高低。所以对文化安全的保护应该控制在什么“度”上，绝不能依赖单纯的意识形态控制需要进行主观臆断，而是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不同阶段产业融合的水平、需要和本国文化在國际竞争中的现状来制定一个明确的标准。
三、价值选择与融合：以效益为引擎的认同空间
文化产业融合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从产业的外部诱因来说主要包括：全球化浪潮、多元价值观竞争、政策管制的削弱、自由企业制度等。与之相对应的，文化产业为迎合融合的需求，客观上也必然会对自身的价值体系进行调整，甚至是对社会系统中原有的主流价值观进行改造。这些迎合与改造的行为是整个产业在多元价值观影响下进行的调整与自适应，其中既包含了技术的移植和借鉴，也包含了价值观领域的选择与融合。笔者认为，由于“外部性”所呈现出的悖论关系，在诸多价值体系中进行取舍与融合始终是整个产业演化发生的前提和基础。而这一过程则既要迎合市场机制的效益驱动，也应该包含不同文化体系在认同空间上的拓展。
1. 市场价值的激励与推动
从演化机理来看，文化产业融合是产业系统顺应市场规律对自身进行的调整和改革。因此市场的价值取向对于文化产业融合而言必然处于价值序列的第一位。对经济效益的追逐始终是文化产业融合的基本动力和发展引擎。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产业融合对市场价值的遵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跨产业竞合是文化产业融合依循市场价值来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文化安全的动力之源。文化产业融合从本质上来说是产业演化对市场竞合规律的一种适应，是在不断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加强文化安全的防卫能力。因此，表现形态上，文化产业融合就是要通过跨区域、跨产业、跨平台的资源整合和技术交流来不断促进开放式竞合机制的成熟。一方面促进产业主体之间的竞合关系从产业系统内的封闭式竞争向产业系统间的开放式竞争转变，另一方面为产业主体间展开“多层次复合式竞争”创造条件。
所谓“多层次复合式竞争”是相对文化产业现存的线性竞争形态而言的。在传统的文化产业边界不被打破的条件下，产业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主要是在封闭的产业系统内，在技术、成本等领域间线性的竞争—合作关系，企业之间的互动始终是正熵。而处于开放系统中的产业竞合却会围绕着三个主要的层次展开并不断加剧演化，从而形成多层次复合式竞争。第一个层次是各园区、基地的文化产业企业在产品、价格、质量、服务、品牌等方面的竞争，这是相对而言比较常态的竞争内容，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时刻发生着；第二个层次的竞争是一部分文化产业企业正在努力实施的，主要是在技术创新、工艺改造、投融资手段等关系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对原有产业链和产业关系不断拓展、完善而形成的竞争；第三个层次的竞争相对来说较少，属于新兴的竞争形态，即企业文化上的竞争。
总之，只有通过跨产业竞合才能打破现有的产业边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在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为本国传统文化的保存、新形态文化产品的输出提供动力支持，为文化安全建设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其次，“共赢共生”是文化产业融合求索市场价值的旨归。文化产业是投入少、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其巨大诱惑力不仅仅体现在直接的经济效益上，更表现为较强的产业牵动性和“波及效果”。文化产业融合对市场效益的追求，首先就应该立足于对文化产业结构在市场化程度、国际化程度、产业化程度和社会化程度等方面的提高。既要打破传统的产业边界，让多元化、跨区域的生产要素在更低的市场准入门槛上促进文化产业在效益增长方式上的革命，也要带动与之发生融合、共生关系的其他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对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牵引作用。要保障“共赢共生”的价值观定位就必须在打破市场条块分割和行业垄断的同时，实行不同的运营模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培育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相互支撑的产业化经营的市场主体。而加快文化产业的开放性创新发展机制，尽快形成社会化的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则是达到这一定位的重要途径。
最后，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接轨为文化产业融合提供秩序保障。文化产业融合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过程，它在追逐市场效益的同时，客观上也具有维护稳定的市场秩序的功能。不同于单个主体对利益的盲目追求，文化产业是以社会生产、供给、消费的整体性结构的身份参与市场活动的。因此，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就成为贯穿文化产业融合过程始终的一个基本责任。文化产业融合所追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矛盾的统一，而不是二律背反。尽管，文化产业只有在不断追求它的产业经济效益中，才能求得自身生存的活力和创造自己的发展条件，但文化产业融合本身就包含了对社会多个领域、不同层面生产要素的组合过程，其社会责任所涵盖的范围和内容要远远超过其他市场主体，其社会责任对市场秩序的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文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者是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狭隘的割裂文化产业融合中的市场价值属性和社会人文价值属性，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人为地进行对立，就会破坏文化产业融合所必须的市场秩序。
2. 人文价值的选择与引导
文化产业天然所具有的人文属性是文化产业区别于一般产业的根本特质。文化产业融合能否完成产业发展方式上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历史使命，从本质上来说并不完全依赖于对市场价值的依循。从文化产业所具有的人文特殊性的角度而言，对植根于产业演化轨迹中的文化规律能否形成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是其进行规模化生产与创造性劳动的重要前提。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安全的角度而言，文化产业的融合不仅应具有市场价值取向，而且要具有社会人文价值取向。这种人文价值的选择与融合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促进民族文化自觉是文化产业融合的价值目标。民族文化的自觉程度不仅决定了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决定了产业融合过程中对本国文化安全的保障程度。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说，在文化产业融合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本族”与“异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的态度：一是无视或弱化民族文化自觉的价值和意义，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依靠对民族精神的解构来获得产业融合的市场效益。这种倾向往往过分追求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市场效益，同时又对本民族文化所秉有的民族精神既不了解也不屑挖掘，其结果是文化产品中充斥着对民族精神的消解与鄙夷。另一种倾向则与之截然对立，“得意于本国文化的同时也轻视甚至蔑视异国文化，在心底特别警惕并提防本族或本国文化受异域文化威胁和侵蚀”⑦。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使得对产业边界进行解构的需求不足，产业系统过于封闭，文化产业融合的进程陷于双重危机的夹缝：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低下，民族文化亦缺乏时代生命力。
其次，危机意识与国家文化安全是人文价值取舍的基本衡量标准。文化产业融合的对象纷繁复杂，其价值取向也往往大相径庭，因此在融合过程中要建立并不断完善系统化、科学化的考量标准。其中，最基础、最根本的衡量标准就是对文化自主权和文化安全的维护程度。在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从文化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些碰撞与冲突实际就是对文化自主权的争夺。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所涉及的不仅是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价值系统，更是在推进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中不断对其过程进行反思、判断和定位的基本标准。出于不同阶段文化安全的考虑，在融合需求的分析、融合对象的判断甚至所采用的融合的技术路线等方面都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由不同的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的价值评价体系所决定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产业融合是与全球化进程同步的一个过程，因此其涉及的主体关系并不限于一国主权范围内。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家决策者对于社会整体发展环境和背景的分析和判断，进而决定了对文化产业系统开放程度的决策。摒弃危机意识，忽略国家文化安全不仅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会使文化产业在融合对象的选择上陷入盲目。
3. 价值融合的复合式路径
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融合之间所固有的内生性悖论决定了：单一的价值体系无法为文化产业融合提供考量和选择的标准，对市场效益的追求与对文化安全的维护是文化产业融合在价值选择过程中不可偏废的两个维度。以此为线索，笔者建构起文化产业价值融合的复合式路径，如图1所示。
（1）从国家文化安全这一维度的价值体系建构而言，其价值诉求的根源是来自于对民族文化自觉的要求。二者之间既相互作用，又会共同形成对社会规范加以约束的合力，并在此基础上赋予文化融合以人文价值的使命，即科学、和谐地处理三组文化關系：传统文化的维护与其活化之关系；民族文化之续存与全球化、世界化影响；主权文化之保障与多元化的碰撞、竞争。在这三组文化关系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会存在大量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权益博弈，其中影响较大的因素包括政府的政策规划、企业对人文价值和社会责任的自觉和承担、公众对文化自觉、文化大发展的参与。从国家文化安全的维度出发，价值选择客观上应当有利于现存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改造。也就是说，文化产业融合从社会责任和文化自觉的需求出发，既应当以国家安全为基本前提，也应当包容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争夺，从而实现价值体系重构之旨归。
（2）从产业演化、发展的角度出发，产业融合首先意味着产业边界的解构与重塑，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对产业系统开放性的改造。惟其如此，才能实现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开放性这两个目标的有效结合，也才能实现对市场价值求索方式的结构性变革。由此出发，产业边界的解构首先依赖于跨产业的资源流动和竞合关系的建构，而产业边界的重建则依赖于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产业主体间新型共生关系的建构。
上述两个维度的价值体系均服从于发展文化产业、促进产业融合这一根本目标。同时在产业融合不断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对这两个维度价值体系加以糅合的催化作用。只有在跨产业平台的竞争、合作、共生中推动社会各个领域内的文化自觉，才能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物质支持和价值引导。
注释：
①③⑦ 刘跃进：《文化安全的三种思维方式与政策导向》，《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3期。
② 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3页。
④ 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
⑤ 张玉国：《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71页。
⑥ 解学芳：《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悖论及价值选择》，《理论与改革》2004年第4期。
作者简介：林凇，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043。
（责任编辑 胡 静）
价值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对学校德育价值的研究，可以从学校德育价值主体、边界和结构等方面来展开。德育价值的主体是社会和个体（学生），但是，两者在德育价值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社会主体地位比个体主体地位高；我们应该在有限的范围内讨论德育价值问题，这个范围的边界就是德育的目的；学校德育价值必然是以社会价值为主导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在学校德育实践中能达成有限统一。
关键词：德育；价值；主体
当前，人们对学校德育价值的认识比较混乱，无限抬高学生主体地位、无限度挖掘所谓学校德育价值并要求实现、倒置学校德育价值结构等观点和现象时有出现。这些混乱反映了人们对学校德育价值的主体、边界和结构等本质问题的认识存在可进一步探讨之处。
事物是否有价值，要看它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人是价值的主体，事物是价值的客体。学校德育价值是指学校德育能够满足社会与个体需要的属性，前者主要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精神文化价值，后者主要包括个性发展价值和谋生价值。
一、学校德育价值的主体
根据学校德育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学校德育价值的主体分为个体（学生）和社会两个。那么，个体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体地位哪个更高呢？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因为主体地位的高低决定了其在德育价值结构中地位的高低：主导或从属。当前教育改革中，部分教育者认为个体主体应该占据学校德育的核心地位，于是无限放大学校德育的个体价值，忽视甚至反对学校德育的社会价值。但是，从教育事实来看，个体主体地位明显处于弱势，无限放大学校德育个体价值，是不符合事实的。
（一）在学校教育目的中，社会主体地位比个体主体地位高
最早的学校教育是以满足社会主体需要为目的的。前苏联教育家考察发现，最早的学校教育所教授的内容既不是生活中需要的知识，也不是促进学生人性发展的内容，而是统治者所需要的知识或者技术，因为学校要培养的是当时政府的统治者和政府需要的统治人才。[1]
在漫长的历史中，学校教育也不是以个体需要为目的的。的确，我国古代学校教育提出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口号，表面看来，“明明德”作为个体需要，是“修身”和教育的最终目的，但是，当这句话被放到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面时，我们就可以发现，儒家所认定的最终教育目的并不是修身，而是“平天下”。他们要求学生“修己安人”，“修己”是方法、途径，“安人”是目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儒家传授的是一门教统治者如何通过提高个人修养而“仁治”天下的政治学，其根本目的是社会需要的“平天下”。而西方柏拉图的学园，更是明确提出要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今天，尽管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宗教已经退出了学校教育领域，但是，学校教育依然难以反映个体发展的目的。现代教育社会学家认为：“学校正式的目标是服务于社会系统的一些意图，为系统的活动提供指导方针并将其成员的活动集中化，预示既定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使用的方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并使系统的活动合法化。”[2]因此，现代学校教育不可能以个体需要为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除非社会需要与个体需要真的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在学校教育目的中，主要凸显的是社会需要而不是个体需要。不管是教师中心，还是学生中心，或是学科中心，谁都无法否认学校教育目的的这个本质特点。因为他们所提出来的教育目的的合法性，都必须从社会寻求，必须以社会需要为支撑。
学校教育活动中，社会主体地位比个体主体地位高表现为教师地位比学生地位高，且教师占据着学校教育的中心地位。教师代表社会培育下一代，是社会在教育中实现其需要的执行者。只有教师占据着中心地位，凸显社会主体需要的教育目的的实现才有可靠的保障，社会需要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对学校德育中教师中心地位的肯定，就是对学校德育社会价值的肯定；对学校德育社会价值的肯定，就必须肯定学校德育中教师的中心地位。
（二）教师代表社会主体掌握着学校德育控制权
德育目的尽管可能统整社会需要和个体需要，但是，学校的主办者是社会①，学校教育是按照社会或国家意志建构起来的为了实现社会或国家目的的活动，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学校教育的最终控制权在于社会主体，而不在于个体主体。学校德育也不例外。对此，杜威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杜威声称要为民主社会培养人才，是个“儿童中心主义”者，但是，他还是承认学校是掌控在社会手里的：“成年人有意识地控制未成熟者所受的教育，唯一的方法是控制他们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环境中行动、思考和感受……学校仍然是一种典型的环境，设置这样的环境以影响成员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倾向。”[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也认为：教育是由社会决定的，由进行教育时所处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4]这是对学校教育控制权和工具性的正确认识——学校教育控制在社会手中，是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之一。
社会主体对学校德育的控制权，落实到具体的德育活动中，就体现为社会主体对德育过程的控制。教师作为社会的代表者，社会主体对学校德育过程的控制权只有教师才有资格代为执掌。因此，肯定教师对学校德育过程的控制权，就是肯定社会对学校德育的控制权；肯定社会对学校德育的控制权，就必须肯定教师对学校德育过程的控制权。
（三）个体（学生）主体没有能力掌控学校德育
个体主体是处于发展状态的主体，他们甚至无法很好地控制自身的发展。因此，他们完全不具备左右学校教育存在和发展的能力。相反，作为社会主体的代表，教师处于相对成熟和稳定状态，完全具备调控学校德育的能力。于是，个体主体地位必然相对弱势，调控教育的重任毫无疑问地落到了教师的身上。这为教师占据学校德育中心地位、社会主体地位高于个体主体地位提供了另一个合理性基础。
因此，社会主体地位比个体主体地位高，具有理论的合法性和实践的必要性。而无限放大学校德育个体价值，忽视学校德育社会价值，是人们对学生身心发展自然规律的尊重被扭曲为对人类未成熟状态顶礼膜拜的必然结果。
二、学校德育价值的边界
学校德育价值的边界是探讨学校德育价值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谓价值是与主体的需要直接关联的，能满足主体需要的事物才具有价值。我们应该从主体需要出发来确定学校德育价值的边界。但是，所谓主体需要有时候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而且，当一件事物出现之后，就必然地存在一定的局限，不可能实现主体的所有需要。所以，我们还应该限于学校这种组织来讨论德育价值。
当前学界有这么一种倾向：试图挖掘德育各方面的功能，并要求德育通过发挥这些功能去实现某些价值。这样的思考对全面客观认识德育功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正确认识德育价值却是不利的。首先，事物的价值和功能不能等同。功能具有客观性，而价值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价值往往是与目的相联系的。其次，这样做会导致出现本末倒置、扭曲事物本质等一系列不可接受的后果，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所不愿意看到的“‘德育’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头装”[5]的状况。
学校德育不是自然现象，它是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建构起来的。它的结构、功能都是人根据目的而定下来的。而根据目的所确定的结构作为客观的存在，可能会产生其他功能，但是，只要不阻碍德育目的的实现，不带来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这些功能都可以不纳入德育的主要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要实现其他目的，有其他的更直接有效的途径和手段。
例如，我们根据书写的需要制造了毛笔。毛笔除了书写功能，实现书写价值之外，还会有其他功能和价值，例如燃烧照明。但是，燃烧照明已经不是我们制造毛笔所考虑的范围了。我们要求发挥毛笔的燃烧功能，实现照明的价值，完全没有必要。要满足照明的需要，柴火、油灯、电灯都可以，而且直接有效，没有必要制造毛笔来满足照明的需要。不能实现书写价值的毛笔，我们通常都会废弃处理。当我们燃烧废弃处理的毛笔照明时，它就已经不能被称为毛笔了。
所以，当我们无限地挖掘学校德育的功能，要求学校德育去实现那些远离学校德育目标的价值，就会出现本末倒置，诸如制造毛笔来照明的可笑现象。更不能以为在有德育目的之前就有一个客观的德育存在，就像自然界的存在一样，企图通过认识德育的功能来建构德育的目的。
而且，学校德育作为客观存在，其有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不是任何目的都可以有效实现。因此，人们通常的做法是“各种需要不断地出现，我们就建立各种机构，有计划地、不断地满足各种需要。我们不能靠侥幸去满足各种需要，也不能需要出现了却无法满足它”。[6]
我们要认识学校德育价值就应该直接研究学校德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并且以学校德育目的为出发点，在学校德育目的之内去寻找学校德育价值。能有效实现学校德育目的的德育形态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可以被视为无价值的，或弃之或改正。因此，可以说，学校德育目的就是学校德育价值的边界。
学校德育价值边界模糊化使得学校德育社会价值被无限放大，学校德育个体价值被忽视甚至反对，最终导致学校德育的非人化。这是人们漠视学校德育客观存在、学生生命价值和身心发展规律的结果，也是人们对社会规律的尊重被扭曲为对社会的影响力和作用顶礼膜拜的结果。
三、学校德育价值的结构分析
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社会和个体作为学校德育价值的主体，两者地位并不是同等的，社会主体地位比个体主体地位高，因此，学校德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相比，社会价值应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并不是说个体价值就可以在德育中被完全忽略。这需要我们对德育价值的结构进行分析。
学校德育社会价值的主导地位不可选择、不可变更，从学校德育被建构起来的那一刻开始，这就成了事实。对于实践者来说，能进行学校德育价值选择、协调和发挥的空间是只存在于学校德育社会价值之下的。
（一）学校德育社会价值是主导价值
在学校德育价值结构里，社会价值之所以能成为主导价值，是由于社会主体在德育价值中占据了比个体主体更高的地位。
从微观的层面来说，学校德育的社会价值主导着德育活动。尽管我们的德育目标要求培养儿童“良好的意志品格”，但是，品格不是抽象的东西，当我们把一个人的品格放到具体的历史时空就会发现，教育所要培养的“意志品格”只是社会或国家认可的品质，社会或国家不认可的品质是不可能作为教育内容的。所谓“良好”的标准，可能或者是符合社会理想、或者适合个体发展、或者有助于个体适应社会的。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教育者在德育活动开展之前，就德育目的征询过受教育者的意见，了解受教育者的需要，并且按照受教育者认可的“良好的意志品格”来开展德育。尽管新课程改革提出要培养具有个性、创造性的人，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我们正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而提出来的，因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
从宏观层面来说，学校德育的社会价值主导着德育改革。新课程改革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德育改革是在党和国家引导下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原有德育进行的全面批判，就是以党和国家呼吁素质教育，要求教育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为契机而正式展开的。学术界的反思与党和国家开始切实关注国民素质，提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加强学校德育与学生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联系，讲究实际效果，克服形式主义倾向。针对新形势下青少年成长的特点”开展德育的要求[7]是相呼应的。这说明了德育的个体价值是在社会价值范围内实现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校德育社会价值是主导价值，而且，“不管表面上如何，无论何处，教育首先都会满足社会的需求”。[8]
学校德育社会价值最重要的体现是维持和发展社会的价值。正如涂尔干所认为的那样，社会要想维持和发展，社会成员之间在思想、价值观和规范上，都需要有某种基本的相似性，也需要一些专门化，因为分工对维持社会而言是必须的。教育在这些方面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而在为社会创造新一代时，教育也为社会建设条件以使自己得以维持下去。[9]
全球化的社会背景赋予了学校德育“维持和发展社会的价值”更丰富的内涵。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化和全球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如果一个社会无法维持社会成员之间在思想、价值观和规范上的基本相似，那么社会将不复存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学校德育的国家化和民族化，已经成为国际上学校德育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学校德育的政治功能被日益强化，被看作凝聚人心、巩固政权、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表现在德育的战略地位上，把德育提高到事关国家兴衰、社会稳定的高度；在德育目标上，突出国家目的；在教育内容上，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在德育管理上，愈来愈重视控制德育的领导权。”与此同时，各国学校德育的现代化，都力图使学校德育植根于民族文化，努力构建体现民族精神和文化特质的学校德育体系。韩国作为“儒教的样板国家”，甚至把对学生进行儒家伦理教育称为“有国籍的教育”。[10]
（二）学校德育个体价值是德育社会价值的前提和内容
尽管，学校德育社会价值是德育的主导价值，但是，没有个体价值，学校德育社会价值就无从谈起。“只有充分发挥教育的本体功能（育人功能），才能谈得上教育的社会功能”[11]，实现学校德育个体价值是实现学校德育社会价值的前提和内容。
1.学校德育个体价值是学校德育社会价值的前提
学校德育是一个师生双方配合的活动，缺少任何一方都无法构成完整的德育活动。学校德育一旦缺少了学生的参与和配合，德育效果就无从谈起，德育价值也不可能实现。实践证明，那些一味强调社会价值、不顾学生需要的学校德育是不可能得到学生的参与和配合的，学生甚至会拒绝和消极抵抗这样的学校德育，因为没有人愿意接受对自己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于是，学校德育的个体价值就成了空谈，社会价值也无从谈起。
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全程参与和配合，教师必须让学生切身体会到学校德育的个体价值。当学生发展需要得到很好的满足，学校德育个体价值得到很好的实现，学生才会积极参与和配合德育活动，学校德育社会价值也才会得以实现。
所以，实现学校德育个体价值是实现学校德育社会价值的前提。
2.实现学校德育个体价值是实现其社会价值的主要内容
社会是由千千万万的个体组成的，个体潜能的极大发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故社会发展需要“个体发展”。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社会有赖于人的活动去改变，去使之发展，而人的发展又须借助既成的社会力量。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一种共进、并进，且迭相前进的关系”。[12]反之，个体如果得不到发展，社会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所以，社会发展要求个体发展。学校德育个体价值的实现，意味着学校德育有效促进了个体发展，最终必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学校德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有限度的统一
因为实现学校德育个体价值是实现德育社会价值的前提和主要内容，所以学校德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是学校德育实践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统一是有限度的和模糊的。
首先，这是以学校德育社会价值为主导的统一。在学校德育价值结构中，个体价值不可能成为德育的主导价值，它只可能是非主导价值。这是统一的限度之一。但是，“主导”与“非主导”之间的具体界限却是模糊的。尤其是社会主体需要采用个体主体需要的表述形式的时候，学校德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之间的界限就更加模糊。例如“培养个体道德主体性”“以学生为中心”之类的表述。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学校德育个体价值的表述，实际上却是德育社会价值的表述，因为表述者是社会主体而非个体主体，它们只是反映了社会主体尊重和关注学校德育个体价值而已。
其次，在学校德育价值结构中，德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这是两者统一的另一个限度。这个点似乎是清楚的，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正如数学上的“点”一样。形而上地说，这个平衡点是肯定存在的，而且，对这个“平衡点”的认识有利于德育实践。但是，实践中我们却永远无法找到这样的点。这导致了学校德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处于模糊状态。
学校德育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能在这种有限性和模糊性之上达成统一，是两者冲突的结果；而统一的有限性和模糊性，又是导致统一不稳定的根源，必然引发两者间新的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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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