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1篇
一、高技术产业的特点决定了政府必须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引导作用
高技术产业是指那些知识、技术密集度高，发展速度快，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效益，并具有一定市场规模和对相关产业产生较大波及效果等特征的产业。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正是由于高技术产业具有高成长性、高收益性、高渗透性和高扩散性，各国在促进经济增长中都优先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作为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给予了相关的政策支持。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还具有经济外部性、高风险性和高投入的特征。这直接决定了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必须发挥作用。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些特殊性也决定了政府支持（包括税收支持）的必要性。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仍处于初创阶段，发展差距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第一，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研究开发能力尤其是对核心技术的开发能力较差，难以为国内企业自身发展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第二，高技术产品的附加值低，产品竞争力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较低层次。这些因素也决定了政府在对高技术产业提供税收优惠过程中应体现中国的特色。
从理论上说,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外溢性也需要政府提供税收优惠。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些环节具有明显的外溢性,这要求政府必须提供税收支持。第一,研究与开发活动本身具有外溢性。基础研究是高技术企业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它可以实现一般知识的积累和提高，但一般来说研究与开发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从提出建议到付诸开发阶段需要数年时间。与此相比，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社会收益率却远远大于私人收益率。研究与开发项目的外溢性更明显地存在于市场经济机制发育不完善的国家，这主要与这些国家知识产权等法律制度和执法环境的不完善紧密相连，此时只有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来弥补。第二，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主体即高科技人才本身也具有外部性。科学技术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是科技人才的竞争。高科技人才的形成需要大量的教育投入，教育投资尤其是基础教育带有明显的公共性。此时也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一定的政策干预，这主要包括对企业员工培训投入进行适当的税收支持。第三,技术创新的规模与风险是其重要特征。某些高技术产业的规模对于任何一个私人企业都显得过于庞大。此时政府可以对私人部门采取优惠措施或直接参与投资。同时，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收益比起传统项目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也使得私人部门提供的研究与开发投资不足。
二、不同的税收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
（一）不同的税收体系适应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
税收体系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税制结构上，良好的税收体系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世界范围看，主要有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间接税两种税收制度被广泛运用，其中很多国家综合运用了两种税收制度即实行混合税制，但其侧重点各有不同。
针对高技术产业而言，很多国家为了鼓励本国的科技发展与创新，都给予所得税优惠，而难以在增值税上有所表现，这基本上是与所在国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紧密相连的。而在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难以直接给予企业增值税优惠。因为增值税是一个中性税种，它的征收和抵扣是一个紧密相连的链条，如果从中间环节给与优惠，就会割断整个链条，引起税收的不公平。而事实上，消费型增值税与生产型增值税相比，税制本身已经包含了很大程度的鼓励投资的因素。所以，从世界范围看，虽然各国的税收体系不尽一致，但是除了生产型增值税这一税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一些抑制作用外，整个税制体系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还是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二）税种的设计将直接影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针对某一产业进行的税种设计将直接影响该产业的发展。如美国资本收益税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美国风险投资资本的数量。正是美国的风险投资资本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源泉。意大利的高技术产业比较薄弱，与其税收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意大利的研究投资税，是对研究投资征收的税种，其对制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和新材料、电气部门的税率分别为20％、15％、10—15％、12％，研究投资税的征收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增加财政收入，但也增加了研究投资的成本，直接阻碍了这些产业的发展。所以说，要正确处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必须保证税收收入的增长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三、国外运用税收政策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一) 国外运用税收政策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特点
1．各国政府鼓励高技术产业的重点均放在了研究与开发阶段
从上述列举的几个国家看，它们把鼓励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都放在了研究与开发阶段。此外，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奥地利以及荷兰等很多国家也都制定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研究开发支出。总体来说，虽然其政策措施有所不同，但目的非常明确，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税收优惠政策基本上是以法律的形式来实施
发达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多体现在相关的法典中，而且对优惠对象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义。
3．税收优惠方式简便易行、注重效果
从发达国家所采取的税收优惠方式看，主要有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税额减免、投资抵免等，而且具体的优惠标准及幅度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这样操作上简便易行，而且效果明显。
4．加强税收优惠项目的预算控制与效益考核
为防止税收优惠支出过多过滥，很多对高技术企业实施税收扶持政策的国家，都非常重视税收优惠的预算控制与效益考核，即将税收优惠所减少的税收收入作为一项税式支出来加强管理，设立税式支出统一账目，规范税式支出预算。而对具体资助的科研成果进行鉴定，并对其所形成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进行预测与考核，连同税式支出成本的估价，一同附于年度预算报表之后。
5．充分利用多种力量，加强税收征管，降低征收成本
(二)对我国的启示
在全球化过程中，高技术作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最重要体现，它对一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取得了各方的共识，所以各国对与高技术发展有关的税收优惠一直没有改变，但政府的税式支出政策更侧重于规范化运作以及效率的提高。此外，随着高技术成果不断向市场转化，其风险因素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各国政府为此也出台了鼓励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发展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措施。与国外的实践相比，我国最应引起重视的就是如何在税制及税收优惠政策的设计上最大程度地保证税收优惠的有效性。
1．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决定了高技术企业的税负相对较重
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以及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国外的税制结构基本上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政府对研究与开发投资给予的基本上是所得税税收优惠，目标明确，效果突出。我国的税制结构选择的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其中流转税收入居于绝对优势地位（2003年流转税占国家税收总量的69%），在流转税中增值税又是最主要的税种，增值税约占我国税收总量的40%。我国的增值税选择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的重要特征是不能对企业购置的固定资产等投资品进行抵扣，而这对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高技术企业十分不利。高技术产品的增值率高达60％以上，而对技术转让费、固定资产购入等却不能抵扣，这在一定意义上加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负担。从我国的所得税看，它在整个税收体系中所占比重偏低，而我国大量的税收优惠措施基本上是在所得税体系框架内给出的。从总体看，这种对所得税优惠的措施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对高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应从整体税制的特点出发，统筹兼顾，总体安排。概括地说，我国鼓励高技术企业的科技投入，其重点应放在率先在对科技型企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其高附加值产品的抵扣范围，进而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
2．统筹设计研究开发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
总体来看，我国现行的研究开发税收政策还仅仅是一些税收优惠措施的简单相加，各政策措施之间协调性差，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且在技术进步税收政策的设计上主要针对产业化阶段，而对企业在研究开发阶段的风险基本未涉及。事实上，很多企业由于投资前几年无盈利，根本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好处。从实践看，这些针对研究开发活动所采取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为此，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根据研究开发活动各个阶段的特点，全面系统地设计促进研究开发的税收政策。具体包括：专门针对研究与开发各个阶段和环节，即实验室阶段、中试阶段和产业化阶段的税收政策；对鼓励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税收政策等等。从税收优惠的形式上，应扩大税基式优惠的范围和幅度，只要企业进行了研究开发活动，满足税基优惠的前提条件就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而不再考虑其研究开发活动是否取得了收入和利润。
3．调整税收优惠对象
当前我国的税收优惠对象，主要是高新技术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经认定的高技术企业，而高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在各个地区也有所不同。这使得一些企业的非技术性收入也享受了优惠待遇。另一方面，一些经济主体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项目或行为难以享受应有的税收优惠。从国外的经验看，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税收优惠措施并不是专门针对高技术企业本身，而是针对有利于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的项目和活动。由于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活动覆盖整个经济领域，从边际效用的角度考虑，针对科技进步的具体项目的税收优惠措施更有利于达到效用最大化。而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这既有利于促进一国科技实力的整体提高，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也对从事科技进步的项目一视同仁，符合公平的原则，真正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4．建立我国的税式支出预算，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管理与评效
我们应改变侧重于出政策，轻管理而不问效果的局面。彻底清理税式支出的种类，通过税式支出预算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测算，进而决定所采用的税收优惠方法。此外，应加强税式支出后的效果评价，提高税收优惠的效果。
四、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从国内环境看，未来的税制改革应该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总体有利。在遵循整体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下,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特点,借鉴国外的经验,还应对高技术产业提供一些税收优惠。税收优惠工具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根据税收减免的性质划分，大体包括税额式减免和税基式减免两种方式。税额式减免主要包括直接税收减免、优惠税率等形式；税基式优惠主要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投资扣除等方式，二者的区别在于税基式减免更偏重于引导，强调事先优惠，与企业直接行为无关，控制能力差。而税额式减免则偏重于利益的直接让渡，它强调的是事后优惠，只有符合政府要求，才能享受此种优惠，税收引导和控制能力强。未来我国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偏重于税基式减免,而相应减少税额式减免。针对高技术产业而言, 则是大量减少直接优惠手段,更多地采用间接优惠手段。
从国际环境看，我国还应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更好地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主要内容包括：从直接生产环节优惠向研究开发环节优惠转移；从生产贸易企业优惠向创新和产业化支持体系优惠转移，建立对商业性研究（产业基础研究、产业应用研究）、开发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和创新孵育体系的税收优惠体系。
（一） 颁布特别法案，规范科技税收立法
我国现有的科技税收政策，都是通过对一些基本税收法规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补充形成的，散见于各类税收单行法规或税收文件中，使人们对政策难以掌握或全面掌握，认识上不易清晰、明确，感到透明度不够，而且很多的优惠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为此，国家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法》，从总体上考虑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的财税政策，形成专门的《财政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条例》、《税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条例》，明确财税政策的目标和优惠受益对象，研究激励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研究和判定予以鼓励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标准。
（二）在高技术产业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
在东北地区实行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应考虑在高技术产业也试行增值税转型。在增值税的抵扣中，应充分考虑高技术研究投入巨大而原材料消耗少等行业特点，在增值税改革中应增加增值税抵扣政策，即充分考虑高技术产业的人力资本投入。在高科技企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应同时允许抵扣外购的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和技术设备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金。这样，既可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加大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此外，企业研制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开发的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创汇、高关联度且对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新产品，其缴纳的增值税，可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定期“先征后返”的照顾。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对产业基础和产业应用研究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
研究开发方面的补贴是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允许的。按照协议规定，国家对基础性研究的资助不在限制之列，对产业（基础）研究和前竞争开发（产业应用）活动不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的补贴为不可起诉补贴。为此，建议将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定位于产业研究和前竞争开发R&D阶段，采取拨款和贷款贴息为主、税收减免为辅相结合的支持政策体系。税收政策作用的范围应不限于列入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企业自主开发，还应包括所有行业的企业对高新技术的自主开发，不仅包括高新技术自主开发，还包括这些自主开发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
(四)完善所得税优惠政策
在未来所得税的改革中，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国民待遇原则是大势所趋。在这一背景下，企业所得税的整体税率将有所下调，这有利于提高我国国内整体企业的竞争力。而具体到高技术产业，应根据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和需要，改变对不同高技术企业给予不同优惠的行为，有针对性地选取关键环节（项目或行为）给予较大幅度优惠，完善现行所得税优惠政策。
1．所得税优惠政策不应以企业的经营状况来确定优惠标准
现行很多优惠政策都把亏损企业排除在外。建议参照国际通行做法，扩大研究与开发费用扣除适用范围。不论内、外资企业，也不论新、老企业，不论国有、集体、民营企业，不论企业是否盈利，对符合高新技术条件的各类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在初始年度，均可实行据实税前列支。
2．加速折旧优惠
建议，明确规定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新设备、新工具可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同时，可考虑对技术先进的环保设备、国产软件的购置和风险资本的投资实行“期初扣除”的折旧方式，允许在投资当年就扣除50-100％。这有助于提高投资回收速度，也有助于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形成。
3．适时提高高技术企业计税工资的标准
（五）建立鼓励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应根据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将税收优惠的重心转移到创新孵育体系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支持体系方面，建立起比较符合国际规范和WTO要求的税收优惠体系。如给予创业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倾斜政策。
1．制订对所有创业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各国对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新兴企业都提供税收优惠，但一般通过对小型企业税收优惠的方式来实现，这样既能促进科技型创业企业发展，而且还弱化了产业和区域的专项性。我国下一步要对现行的高新技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加以改革，使之逐步扩大到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的所有小型创业企业，不以园区内外为限，不以产业技术含量为界，使其成为普遍化的税收优惠政策。
2．对中小创业企业可以考虑放宽费用列支标准
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制度，允许企业特别是有科技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按其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基金，以弥补科技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并对科技开发基金的用途和管理进行规范，规定准备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和技术培训等与科技进步的方面，对逾期不用或挪作他用的，应补缴税款并加罚滞纳金。
3．建立对风险投资的税收倾斜政策
首先，对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对其长期实行较低的所得税率；其次，对法人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利润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居民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收入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最后，对企业投资高新技术获得利润再用于高新技术投资的，不论其经济性质如何，均退还其用于投资部分利润所对应的企业所得税。
（六）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稳定科研队伍，为高新技术发展所需人力资本提供支持
1．进一步加强对科技人才培养的税收支持
制定鼓励民间办学、鼓励社会捐资办学的税收政策。对社会各界向教育培训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捐赠准许不受最高捐赠限额限制，均据实于税前列支。鼓励企业加大教育培训的政策，主要是提高职工教育经费提取比例。鼓励个人加大对教育的投资。进一步修订个人所得税政策，在基础扣除中，充分考虑现代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因素等。
2．优惠政策适度向个人倾斜
重点是完善高新技术人员的个人所得税政策，调动科研开发人员的积极性。
（七）逐步推行税式支出管理，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效率
税式支出是各类税收优惠的统称，为确保科技税收政策发挥出最佳效应，防止优惠支出额度及其方向的失控，应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将因科技税收优惠减少的税收收入作为一项税式支出来加强管理，建立“税式支出”制度，设立科技税式支出统一账目，规范税式支出预算，提高税收政策实际效率。
（《高技术产业税收政策问题研究》课题组课题主持人：苏明、韩凤芹；课题组成员：杨良初、张文春、包全永、王兰军、李丽凤）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构建基于公益性的财政补偿机制及支付核算体系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在科学界定公立医院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对其补偿机制公益性与效益性进行分析，实质是对政府、公立医院及医疗市场等多元主体利益关系的研究。文章运用公共产品理论、财政支出理论以及利益博弈理论，将TOPSIS分析原理应用于补偿机制公益性评价当中，并结合对财政整体收支与补偿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得出构建科学杠杆式补偿机制，实现多元均衡下的公立医院公益性与效益性统一的政策框架。
关键词：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利益博弈；公益性；效益性
公立医院由政府投资举办，聚集优质医疗资源，目的是追求社会健康效益，主要从事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开展突发事件救治、支撑医学科学发展、平衡医疗服务市场等职责，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起支撑引领作用。医疗机构市场化改革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遇到诸多难题，如管理体制与市场化运作不匹配、运行机制不利于医院公益导向、补偿定价机制及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公立医院的首要属性是公益性，然而其运营发展主要依靠经济效益的提高。政府对公立医院经济补偿机制存在于多方（医院、政府、医保、病患）利益的共同作用，补偿决定医疗提供方获得何种激励并由此决定其医疗健康方面的供给行为。只有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才能向社会提供优质医疗卫生服务，实现社会公益回归。
一、研究范畴
（一）公立医院界定
公立医院是政府拥有并提供运营经费的医院，是承担政府医疗卫生职责的载体，运营模式与国家医疗制度关系密切。在如英国等实行免费医疗制度的国家，公立医院由政府举办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资金筹集来源为税收，建设运营费用由财政承担，公益性体现在医疗服务免费或低价；在如德国等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公立医院资金来自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医疗服务产生运营收益，政府财政对亏损部分进行补贴。
根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化的公立医院改革被区分为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两大板块，改革目标和方向确定为：管理体制、运行新机制、医保支付方式、人事薪酬制度、信息化建设、分级诊疗制度以及强化组织实施等方面。
（二）补偿机制界定
以补足成本损失和规避资金风险为目的进行补偿，表现为一个主体对另一主体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成本和损失所做的经济补足和偿还。补偿机制指为维持组织或系统有效运行而对其进行必要的經济支持及成本补足的过程及方式。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授予对象是公立医院，主要内容是政府补偿及监管机制创新，它是以资金为纽带，对公立医院收入来源、保险支付方式、医疗服务价格、市场环境以及政府行业规制等各方面所作出的利益分配及制度安排。本研究立足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践，从公立医院内生公益性及运营效益性两方面进行分析，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做靶向性研究。
（三）公益性与效益性界定
公益性是在保证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前提下，维护医疗服务公平性、适宜度、可及性的责任和义务；效益性是在医疗供方收入和支出抵销后仍存在盈余，实现经济收益的能力。医院成本控制、医疗水平提高、医疗资源合理分配，有利于增强公益性；加强预算管理、强化绩效考核、提高公共资源利用率，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确保公益性与效益性，体现的是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实现国家、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均衡。
二、理论基础
（一）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源自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社会契约论，用于纠正市场失灵，论证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合理性和互补性，在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公共财政收支、公共服务市场化等方面贡献巨大。纯粹的公共产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消费的非竞争性、收益的非排他性等特征。公共卫生服务，如卫生监督、计划免疫、预防与控制等属于纯公共产品；妇幼保健等卫生服务项目，因其具有一定程度的外溢性，符合准公共产品；医疗服务分为基本和特需医疗，前者归属准公共产品范畴，后者具有私人产品属性。医疗服务市场属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其特殊性规定了医疗产品应归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
公共产品理论对于公立医院改革的现实意义在于：财政补偿应引进市场机制来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树立市场化经营理念，破除公共产品单纯“福利型”“供给型”观念，市场主体多元化，在公共竞争条件下实现医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高效配置。
（二）财政支出理论
公共财政的本质是公共性、调控性和公益性，公共产品是公共财政产生的源头。为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国家财政中用于公共产品的支出即为公共财政，体现公共财政作为国家权力来制衡社会需求规范。按照经济性质划分，财政补贴、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表现为投入无回报的资金无偿、单方面的财政支出；按照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划分，财政用于社会共同消费方面的支出，如医疗卫生事业费、社会福利费等属于消费性财政支出；按照受益范围划分，对社会中某特定居民或企业给予特殊利益，如教育、医疗等属于特殊利益支出。财政支出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标准，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资源的有限性。
政府公共财政直接补偿公立医院具有实践上的普遍性，不论选择何种国家医疗制度（国民免费或社会医疗保险），即便补偿额度和支付方式有所差异，均说明公共财政直接补偿公立医院存在必要性和合理性。
（三）利益博弈理论
博弈论强调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行为，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博弈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公立医院市场化改革的成功运行和稳定发展取决于政府、公立医院和公众三方利益决策主体在约束条件下的合作博弈。
医疗服务体系是一个由多个利益相关集团组成的组织系统。公立医院经济运行不仅是投入产出的经济系统，而且是结合了管理、技术、市场、信息等要素的管理系统。主要利益主体包括政府（所有者）、患者（消费者）、医疗保险（购买者）、医药企业（供应者）、医院（管理群体（经营者）、员工群体（生产者））。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是在这些利益主体及宏观社会、经济、技术、行业等环境基础上形成及演化的，利益主体的反复博弈获得相对均衡，保证公立医院经济运行达到有序的状态。
三、我国城市公医院补偿机制效用评价
（一）我国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情况
我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支持推进城市和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发展的资金安排，实行因素法分配，采用“当年全额预拨、次年考核结算”的方式下达。
自2009年医改启动以来，政府医疗卫生投入逐年增加。财政决算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5年全国各级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达到56400多亿元，年均增幅达20.8%，比同期全国财政支出增幅高4.8个百分点，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医改前2008年的5.1%提高到2015年的6.8%。2016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增长3%，而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安排12363亿元，较2015年增长3.7%，比同期全国财政支出预算增幅高13个百分点。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了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的目标、原则、路径和具体措施（如图1所示）。到2017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将全面推开，总体上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
（二）补偿机制的渠道、补偿方式与支付方式
1.补偿渠道
城市公立医院补偿渠道分为两种，一方面，按“收费”方式，即从公立医院自身收入结构考虑，城市公立医院收入分为政府财政补助和业务收入，其中业务收入又分为药品收入和医疗收入。“收费”补偿渠道分为：政府财政补助、药品收入和医疗收入。另一方面，政府按“付费”方式，即从社会筹资渠道来看，城市公立医院筹资渠道分为政府财政补助、医保支付和患者现金自付。也就是说，“付费”补偿渠道分为：医保支付、患者现金支付以及政府补助。我国新医改方案将补偿的三个渠道（医疗服务收入、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
对公立医院补偿的问题实际是关乎“付费”补偿的问题，公立医院医疗产品和服务均是需要付费来满足的，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而付费者是医保和患者，无论是补供方还是通过补需方来间接使得供方获得补偿，资金最终是流入医疗服务供方的，所不同的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利益激励机制和行为不同。补偿机制的实质在于厘清医保支付、患者自付和政府补贴三者的比重关系，而不是医疗服务、药品销售和政府補贴的结构问题，至于医疗服务和产品的盈利或亏损，属于价格机制所带来的问题，不属于补偿机制研究的范畴。因此，笔者提出寻求关于“付费”的利益博弈所达到的均衡关系是建立公立医院补偿长效机制的关键。
2.补偿方式
各国卫生系统和管理体制不同，导致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总额、给付标准以及具体调控监管机制存在差异，医院治理结构也不尽相同。政府直接以财政预算形式补偿公立医院为主的国家，多为高福利的国家卫生体系。面对公立医院政府投入机制的三种方式（如表1所示），对补偿机制的具体方式的认识和偏好存在差异，表现为主张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主张以医疗保险筹资为主的补偿机制以及对公立医院推行政府财政投入和医疗保险筹资双重补偿机制。
3.支付方式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是约束医疗机构、破除“医药养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优化提升的重要环节，更是确保医疗各方主体利益博弈实现均衡的制度安排。现行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是最传统的支付方式，这种方式费用控制及管理方法评价较差，资金使用效率低，一定程度上造成公立医院公益性出现偏差。应逐步减少按实际发生项目付费的后付制，推动“量体裁衣”的打包式支付方式（如表2所示），寻求多种付费方式组合。为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加，可实行双重支付单位并存的混合方式，在打包费用项下开设临时性服务项目支付单位，将当地居民疾病谱、医院自身专业特点等因素考虑在内，定制医疗费用标准，平衡支付方式的经济风险（如图2所示），在确保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同时，追求补偿资金使用效益，实现预算控制与费用估算监控的动态路径。
（三）城市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公益性
1.公益性功能划分
以公共产品理论为依据，按照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政府保障能力、财务运行管理、收益分配方式等因素，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可划分为三类：一是对纯公益型公立医院（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专业化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全额预算保障；二是对准公益型公立医院（承担危机疑难重症疾病诊治服务，承接医教研协同项目的大中型公立医院）采取“财政补助+运行自筹”的补偿；三是对经营型公立医院（采取医疗资源托管或公私合作方式组建的混合所有制公立医院）按照“购买服务”的原则，只对含公益性质的医疗服务项目予以补助。这样划分的政策实践意义在于建立公立医院分类分级管理制度。
2.公益性评价指标测量工具（TOPSIS）
决策分析是从运筹学和博弈论发展起来的，在一个形象化决策序列里，明确所有可能的选择及其潜在的产出。公立医院公益性指标体系是一个以体现公益性为主的测量工具和决策工具（如表3所示）。出发点是上述公益性职能划分以及政府公益性行为目标。进行公益性评价测量时，需确定指标权重及指标标准化处理。决策理论与方法中的TOPSIS（Technique fnr Order Preference hy Similaritytn Ideal Solution，逼近理想解排序法）可以用来检测评价对象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若评价对象最靠近最优指标且同时最远离最差指标时，公益性最佳，反之最差。
（1）公益性指标选定
选定m个指标（指标选择参考《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2013-2014）》），对n所医院进行公益性评价。
（2）原始数据规范化用向量决策法，计算得出规范决策矩阵z：
公立医院公益性评价指数Ci取值范围0-1，越接近1，表明评价医院公益性越接近最优。
3.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误区
财政补偿对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及使用具有杠杆作用，选择合理补偿方式和启用财政投入在采购环节中的谈判机制，有利于医药、医保、医疗“三医联动”。公益性的核心在于投入產出的成本收益原则的衍生公益性，换句话说，如果盈利来自于医院的管理绩效、成本控制而非“诱导过度医疗”，那么补偿资金的投入就是有效的，医疗产出就是具有公益性的，这与之前关于公益性和效益性的界定思路不谋而合。着眼于财政补偿“收费”渠道的改革，如对将取消药品加成部分的调整部分按重新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将重新加重补偿渠道的经济负担，造成“泛福利化”，因此，城市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关键在于理顺补偿机制。
（四）效益性和补偿机制的实证分析
1.整体收支和补偿
2011年财政补助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9.2%，医疗机构业务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90.8%。2014年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费用的比重为30%（如图3所示）。从收入结构来看，公立医院运行主要依靠业务收入。从支出结构来看，医疗支出占总支出的55%，药品支出占40%左右。国家财政补助对公立医院影响显著，补助后盈利医院占比平均增加32%；医保支付收入已经占医疗机构业务收入的50%以上，意味着，医院的收入一半以上来自于医保支付。据人社部数据显示，2000年医保支付只占到医疗业务收入的3.5%，这一比例逐年提高，2015年达到55%（如图4所示）。这意味着政府行为借助医保对医疗服务市场发生作用。
2.经济效应分析
选择合理的补偿渠道，改变医疗服务价格的支付单位，扭转对供方的误导激励，使过度诊疗或医疗服务不可及的扭曲状态回归正常，这是政府优化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意义所在。补偿机制的实质在于通过需方改革引致供方改革，使医疗服务支付方和提供方之间合理分担医疗费用风险，使医院在获得正常经济补偿的同时，主动控制不合理的成本上升。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由于公立医院财政补贴属于隐性补贴，有可能扭曲基本医疗产品的价格进而损害效率，并且其所能达到的效用水平也低于等额显性补贴的效用。政府加大医疗财政投入，目标是实现基本医疗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另一方面，供需原理表明，当医疗供给曲线斜率为正时，补贴引致的好处由医疗机构和患者分享。
四、结论
综上所述，维持公益性，激发积极性是公立医院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以及监管体系完善优化，公立医院的行为和目标与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相互一致。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公益性与效益性分析研究，是涉及政府、公立医院及医疗市场等多方平衡关系的课题，包括市场价格标准、交换方式、医疗服务成本测算等，其实质是平衡政府、公众和医院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及制度安排。补偿机制以政府主导为前提，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维持公立医院正常运行和发展，在提升医疗产品供给效率的同时，使公立医院公益性功能得以保障，在政府健康投入与居民健康效用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满足公众对医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输出公众健康，产生社会健康福利效应。完善公立医院治理，构建公益导向的补偿机制，需要在合理的制度环境中，实现供、需、管理以及保障各方利益的再分配。构建科学杠杆式补偿机制撬动资源，引导服务方式变革，涉及管理体制、分配制度、付费机制、激励机制及监管机制等多方面问题，其实质是利益博弈，核心是补偿干预，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多元均衡下的公益性与效益性的趋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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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莫仲宁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3篇
经济学到底是一门怎样的科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经济学界同仁。作为科学体系中重要部分，自然有其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如何来理解和把握?下面一些思考和讨论，期望有助于解开这些疑问，有助于学习和宣传经济学，使其成为更有用、更好用、更科学的科学。
一、总体定位：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关于致用性、易变性、批判性的科学
应该承认一个事实，经济学是一门正在成长中的科学。虽然很少有人质疑这一点，但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并不鲜见，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尤其多。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对此进行必要的思考，并给予尽可能科学合理的回答。总体上说，应该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说，经济学是一门不断成长的科学，是一门处于不断科学化过程中的科学。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耕耘和发展，已经演化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学体系，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帝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无异于与造就这个庞大体系的所有的努力相对立，这是任何一个经济学者(也包括那些对经济学科学性持有怀疑态度的非经济学者)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做到的。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科学回答”，但至少揭示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绝对不会没有一点科学性，甚至应该说，科学性应该是经济学的主流，批判经济学或开展经济学批判，这是首先的立足点。
同时也应该老实承认，经济学不是圣经，不是天书，更不是神学，经济学中一定存在非科学的成分。无论经济学经过多少年的发展，无论经过怎样的“千锤百炼”，即使是非常成熟的观点和结论，其中也难免存在一定的非科学成分，况且经济学还是一门需要“与时俱进”的科学，即经济学的科学程度与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的能力和经济学理论与时俱进的程度有密切关系。所以，在确认经济学是科学的同时，承认经济学存在不科学的地方，应该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不断通过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具体人的努力逐渐形成的一门科学，其中包括人为因素，也包括时代烙印。人的存在是具体的，都存在局限性。所以由具体的人造就的科学也必然是存在局限性的。因此，尽管经常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批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依然是稳固的。但同时我们依然要正确对待经济学还不够科学这个事实，还要继续想办法促进经济学的科学化，提高其科学程度。
此外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学遭受各种批评和质疑是经济学成长和发展的一种表现。这里涉及到经济学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一方面进步需要批评，另一方面被批评者需要有一个“科学态度”。因此，作为具体人来说，如何对待批评以及对待批评的科学态度是其人格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同样，对一门具体科学来说，也有类似的道理。一门科学也有自己的“学格”——数学的逻辑性、哲学的思辨性、物理学的物质性以及化学的实验性等等，铸就了不同门类的科学自己所具有的“学格”。关于经济学的“学格”是需要重视并加以探讨的问题，而且这还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以下三点应该可以成为经济学“学格”的重要内容：1、致用性。经济学作为致用科学，这已为学界所认同。问题是经济学如何致用，这涉及到经济学的“工具意义”问题。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用处，不能“致用”，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可讨论的。2、易变性。大家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选择的科学，选择需要智力基础，不同的选择主体因其偏好、习惯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所以经济学的致用不是一成不变的致用，同样资源可以有极为不同的用处，进而会有极为不同的结果。3、批判性。经济学需要致用，而且致用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包括原理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原理运用的不确定性。这一点铸就了经济学立论的批判性——只有批判性才能在他人的基础上提高“有用性”。科学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有机部分，更需要“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当然批判性是科学的批判性。
总之，关于经济学“学格”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确立符合科学经济学“学格要求”的“学格定位”，对现实经济学的致用性和科学性的提高，无疑是有意义的。
二、方法定位：经济学是同质的也是异质的，准确说是同质基础上的异质性科学
经济学发展中存在各种各样“烦恼”。至于这些“烦恼”是什么，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归纳和回答。我这里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个烦恼是“同质化烦恼”。
大家知道，没有任何一种门类科学遭到经济学那样多的指责，也没有任何一种门类科学家遭到经济学家所遭受的批评。这到底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是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还是那些批评者的批评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简单地指责哪一方面或各打五十大板，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实，这涉及到对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如何认识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科学的认识，无论是批评还是辩解，都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经济学似乎人人有话要说，但能够说几句和能够说得有点道理是两回事。能够说几句的很多，能够说得有道理的不多。那些遭受批评或批评欠恰当的，往往就是那些能够说几句的。因此在进入讨论正题之前，罗嗦几句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压力，一定要说得有点道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既然想说，就说得有道理，至少说一点实话，说一点真实想法。即使错误，也可以理解并被原谅，当然对经济学也应该是有好处的。
那么经济学是什么?如何来把握?这涉及经济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大问题。纵观国内外，古往今来，经济学长期演变，范围之广，领域之宽，层次之深，是许多学科无法企及的。经济学这种“帝国性质”，无论如何看它，似乎都是“盲人摸象”。那是否因此而停止探索和思考呢?这不是可取的选择。无论“经济学帝国”有多大，多么难以把握，但毕竟只是“一个帝国”，人类具有无限探索能力，难度总是相对的。所以，人类在困难面前，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前行。
其实道理很简单，人类之所以需要经济学，是为“经济”。所谓经济就是节约、效率、选择以及与“更好”有关系的方法、方式、机制等等，从根本是说，经济就是对人类“更有用”，那么也就是“更经济”。即使对经济再作更广义的理解，包括自然、社会等各个领域，其核心内容即“更好”、“更有用”等是不变的。关于自然的经济学，是让自然更有利于或有益于人类；关于社会的经济学，是让社会运作的更有效率、更文明、更发达；等等，无论在哪个领域，经济学都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正因如此，经济学才成为经济学，才发展为“经济学帝国”，才发挥巨大作用，对人类不可或缺。无论个人组织，无论集团国家，无论什么种族和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氛围，都不可能不需要经济学的指导。因此，能够致用的经济学为人类发展所必需。
既然经济学能够致用，那么如何致用呢?如前所述，它是
通过对利用对象“有用性的不断放大”得以实现。人类利用对象有千千万万，有形的商品设备、无形的知识资产等等，能够成为经济物品的，都可以成为利用对象，都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所以异质性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性质，经济学通过研究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通过选择行为的高级化、科学化来达到“促进有用性提高”的目的。具有异质性思维的经济主体，围绕自己的经济目标(把目标作为参照系)，通过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负反馈机制来校正自己的行为。经济学就是这样来为主体服务的，因而经济学是一门通过一定的机制来改进主体的行为进而实现主体目标的科学。经济学这种“异质性”使其成为能够不断调整改进、适应时代变化、符合实践发展要求、因而富有生命力的科学。
当下经济学现状之受质疑，关键在于背离经济学的这个性质，主要表现为“同质化”。所谓同质化，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学，把对象看作是“同质性”的，很少考虑和基本不考虑其变化性，即使考虑了，或者考虑不够周全，或者假设过多，以至于“同质化”，并据此得出结论。这样脱离现实，解释力自然降低。每位经济学家均有其理论，均以假设为基础。因此两个经济学家有三种观点也就在所难免。可以这样说，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没有假设无法得出结论，没有数学无法进行研究。复杂多变的现实被假设和数学“同质化’’了。经济学陷入“数学困境”或“形式化陷阱”，这里叫做“同质化困扰”。“科学外形”完美，“科学内容”欠缺，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力不从心。
三、未来走向：同质分析依然重要，异质化大势所趋，将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把异质性作为努力方向，树立一种新“经济学观”，一方面逐渐丰富假设条件，另一方面从现实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这样经济学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同质化困扰”，成为更强解释力和科学度的科学。
首先，异质性是一个发展趋势。我们知道，在新古典之后，各种学派争奇斗艳，大大冲击且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学的“同质性质”，自觉不自觉地走上异质性道路。仅以“看不见的手”为例，历代大师各种各样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是抵制批判改进思路，主要以马克思、凡勃伦、凯恩斯以及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为代表；二是重新表述改进思路，主要以马歇尔、费雪、米塞斯、弗里德曼等为代表。各派虽然都宣布自己获得胜利，但历史会继续前进，新思想会继续产生，恐怕难以看到“鹿死谁手”的“零和”结局。就讨论细节，如对货币、财富等亦有不同的解释，体现了质的差异性。后人只能批判吸收或重新阐释以达扬弃发展之目的。这就是经济学与生俱来的异质性品质。
其次，“异质”的内化，打造经济学的新基础。“异质”与“同质”具有本质的不同。同质分析是以同质假设为前提，所运用的概念和范畴都具有同质性特点，因而结论自然是同质分析的结论。虽然同质分析也会考虑变化，但是这种考虑外在于其理论分析，因而和内在于理论分析的异质性，就像“美丽丝袜”和“美丽大腿”、“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一样，具有本质的区别。如劳动范畴，同质地看成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甚至创新劳动等，都难以准确把握。而把劳动界定为异质性的，劳动的诸多特性得以内化，由此衍生出的理论会很不相同。
第三，处理好异质性和同质性的关系。同质性是基础和前提。认识或把握世界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所以经济学从同质性开始是很正常的，符合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异质性是目标和方向。经济学品质决定既不能停留也不能满足，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需要新措施和新办法。同质性与异质性是一种复杂的依存关系，局限同质性，难以适应变化的需要；没有同质性基础，异质性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把同质性与异质性结合起来，搞好二者的衔接和转换，对于提高经济学的说服力，促进经济学的科学化非常重要。
(作者单位：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将不同性质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作为生产决策单元，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不同企业性质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效率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各性质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是不同的，有的处于生产前沿面，有的则偏差很远。
关键词：企业性质；技术创新效率；数据包络分析
引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1]。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是企业，所以企业创新是提高国家创新力的关键。企业的创新中技术创新是核心，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因而，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要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效率是衡量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指标，工业企业的发展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研究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问题十分有意义。现有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创新和行业创新领域，以区域创新领域的研究为主，对不同企业性质的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较少，所以研究不同企业性质的技术创新效率对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分析不同企业性质的创新现状，深化企业改革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可以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文献综述
1912年，美国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2]。1972年，Afriat首次提出了技术创新效率的概念[3]，技术创新效率是指研发创新活动的技术效率。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技术创新效率时主要采用的效率测度方法有两种：一是Charnes和Cooper等（1978）提出的非参数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4]，二是Aigner等（1977）共同提出的参数方法——随机前沿函数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5]。现有文献中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研究的有池仁勇（2003）测算了浙江省大、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6]，许敏等（2012）通过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值的比较，探讨了区域技术效率差异[7]。郑坚（2008）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8]。俞立平（2007）分析了企业性质与创新效率的关系[9]。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量。
二、技术创新评价效率评价分析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技术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国内外对技术创新效率的评价仍没有一个标准的指标体系，而科学合理的选择投入和产出指标对有效地使用DEA模型十分重要[10]。本文根据企业数据的科学性、可比性、完备性、可获得性等原则，选取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指标。
技术创新投入指标包括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人力投入指标为R&D全时当量，资金投入指标为R&D经费内部支出和其他R&D经费支出。
技术创新产出指标包括经济产出和知识产出。经济产出可以用新产品产值作为衡量指标，知识产出的衡量指标为申请发明专利数。
2.数据收集及运算结果
本文以不同性质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为决策单元，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因为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本文取时滞期为二年。投入指标为2008年数据，产出指标为2010年数据，其中2008年R&D全时当量数据无法获取，故取2007年和2009年的平均数代替。
采用DEAP2.1软件对数据进行DEA分析，参数设置为投入主导型，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
纯技术效率是指DMU在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由于管理或技术等因素而影响的技术创新效率，从下页表1可以看出，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国有联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企业均达到了纯技术有效，其余企业除了国有企业外纯技术效率也较高。
规模效率指由于企业的规模因素影响的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表1中除其他企业外，各性质的企业的规模效率均较高，其中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达到了规模有效。
技术效率是对DMU的技术创新效率的综合评价，是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综合，在数值上表现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技术效率等于1时为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即为DEA有效。DEA有效的企业有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技术效率较低。
规模报酬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创新的投入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产出的变化，其变化可分为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表1中大多数性质的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4个DEA有效的企业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说明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投入及产出规模达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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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娇娇]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5篇
我XX有限公司于X年X月成立，现时主要经营范围XXX，等。由于我公司是新办企业，创业经验有限，市场竞争激烈，经营未能全面有序开展。在2014年几个月时间，我公司营业收入合计XX元，经营成本费用支出合计XX元，利润总额XX元。
我公司现有员工XX人，规模较小，公司的内部制度未及时建立，一般的员工对财务知识不了解，取回的报销票据不完善、不及时、漏取等原因形成残缺不全;这种种因素造成我公司暂时对成本、费用等支出难以正确核算
，不能准确的核算利润;因此向贵局申请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请给予支持与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