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问卷调研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1]。作为一门课程，“自然辩证法概论”在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1981年3月28日，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首次明确规定“自然辩证法”作为我国理工科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6年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指出，“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仍然作为必修课开设，学习时间要求为54课时。201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的意见》（教社科[2010]2号，以下简称《意见》），对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作出较大调整，其中“自然辩证法概论”从原来的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学时从54课时调整到18课时。这次调整过，使“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本文根据以工科见长的中国矿业大学“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为例，分析如可通过改革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
一、“自然辩证法”课程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010年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意见》下发之后，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根据《意见》的主要精神，着手调整本校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的教学计划，于2011年起，我们开始为全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开设“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但是，由于教材依然使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教师要将原本54学时的教学内容压缩为18学时，讲课方式、考核方式基本沿袭原有模式，经过一段时间教学，一系列问题逐渐突显出来。为了全面把握本课程教学现状，2013年4月，笔者在中国矿业大学部分已完成“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工作的班级中，随机选取一些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就本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展开问卷调研，发出调查问卷290份，收回有效问卷282份。
（一）学生对本课程重视程度低
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学生上课出勤率低、上课精神状态差、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有一些同学一直关注自己的智能手机屏幕等情况。为此，在问卷中专门就学生对本课程不感兴趣的原因展开调查。结果显示：67%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不是自己当前所需要的；38.3%的学生选择的理由是科研任务重，政治课有时候和专业课时间冲突，不得已只能舍弃政治课；39.4%的学生不满意政治课的教学方式，整堂课都是老师一个人在讲，无视学生的存在；33.2%的学生认为本课程考核方式和内容机械，考前突击一下即可应付，所以上课来不来、听或者不听，关系都不大。
（二）师生之间交流少
在“自然辩证法概论”改革之前，在54个学时的课堂上，老师讲解细致，学生听课过程中有疑问可以随时探讨，学生参与讨论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学生在课后的学习和科研过程中遇到的疑问，希望能从“自然辩证法概论”课堂中寻求答案的话，他们也可以在下次上课的时候提出来，与老师、同学共同讨论。但是，改革之后的“自然辩证法概论”学时数降到18，学校的课程安排一般是4节课连上，这样师生课堂见面的机会至多5次，并且每次上课的时间连讲课都满足不了，更别说留出时间给学生讨论。有的学生描述当前“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是“匆匆太匆匆”。
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36.6%的学生对课堂同学演讲，大家参与讨论表示很感兴趣，并且自己愿意参与；49.5%的学生表示感兴趣，对于自己是否参与感到犹豫；只有13.9%的学生对这一活动表现冷漠。总之，由于受教学时数和教学内容的限制，改革后的“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教学中师生互动不足，课堂讨论少，无法满足学生想要积极参与到课堂讨论中去的愿望。
（三）学生的实际收获与期望值有一定差距
学生对“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重视不足并非毫无缘由，除了上课时间冲突、教学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学生由于对于课程收获与期望值之间有差距而产生了对本课程的失望情绪。在“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学生的课堂收获”这一问题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3.2%的学生反映，课堂讲授内容有限，老师讲的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而学生想知道的内容，老师却没有涉及，课后想要积极补充学习的学生得不到相关的学习资料。32%的学生认为，虽然上课时老师推荐了课外阅读资料，但是不愿意自己去购买，而图书馆借阅又比较麻烦，并且同一本参考书图书馆馆藏数量有限，很难满足学生们的阅读需要。
总体来讲，在“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学生和老师都需要一段调整与适应的时间。为了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调整教学内容，探索一套新的教学模式，更好地发挥本课程在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实现本门课程教学目的。
二、“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的内容
根据前面总结出的问题，中国矿业大学“自然辩证法概论”的主讲教师与学校研究生院主管部门密切配合，经过分析和论证，总结出一套较为合理的操作方式。
（一）改革教学内容：根据学生需要选择教学知识点，网络平台拓展教学空间
2013年，“自然辩证法概论”的主讲教师拿到了以郭贵春教授为首席专家，陈凡、吴彤等教授组成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编写组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和教材，教学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等五大板块[2]。显然，要在18个学时内完整地讲解这五个部分是不现实的，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教学内容便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基于教学是一个“教”与“学”双向互动的过程，我们在调查问卷中专门设计了相关的问题，试图了解学生“学”的愿望与兴趣，以期在教学大纲的框架内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
让学生参与选择课堂内容，需要统筹考虑，既要在教学大纲范围内，又要将核心的内容讲授给学生。所以，在问卷设计中，我们将教材中五大板块的内容细分成60个知识点，让学生在每一个板块中将自己最感兴趣的5个知识点圈出来。学生网上选课之后，老师根据学生的选择，根据学生对知识点关注度的高低排序，选择出课堂主讲知识点，然后经过授课教师的统筹加工，做一些必要的补充，使整个教学知识点尽可能地系统化。
对于课堂没有时间涉及到的知识点以及推荐给学有余力的学生使用的参考资料，放在一个“自主学习网络平台”上供大家学习或使用。网络平台包括课堂主要知识点、课后自主学习参考资料、主要研讨议题、师生交流共享平台等板块。自主学习网络平台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不仅弥补了课堂时间不足，也进一步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交流。
（二）改革教学形式：课前提问、课堂研讨与课后无缝对接
在“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改革之后的一两年里，教师非常熟悉的教学体系一下子被压缩到原有课时的三分之一，大家都感觉课堂时间不足，谁也不愿在课堂上浪费一分钟时间，教师“满堂灌”的情况更突出了，这显然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导致课堂缺乏活力。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尝试进一步改革教学形式。
教学形式改革主要体现在新的教学模块设计上，即把课前提问、课堂研讨和课后实践三个环节紧密接合。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网络平台了解下次课程的主要内容，以及针对教学内容设计的主要研讨议题，使学生带着问题上课；在教师课堂讲解后，学生结合问题以多种形式展开自由研讨。由于“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学生自由选课，所以每一个授课班级都包含多个“专业”，一个研讨话题在不同“专业”学生那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思想的碰撞有利于产生创新的火花，这样的研讨不仅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也训练了学生从学科交叉的视角分析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科学研究方法论这一部分，课堂上同学们交流如何运用中国知网到谷歌学术、谷歌图书、Library Geneis、Search WorldCat等搜索引擎检索文件，很多学生课后尝试检索希望得到的文件，获得了成功。虽然在课堂上只有十几分钟甚至是几分钟的交流，但是对他们来说却非常有用。
（三）调整教学时间：提前选修与增加上课时间自由度
在“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改革之前，也就是本课程是54学时的时候，每学期每位教师承担的班级有限，否则工作量太大，由此造成单个班级人数基本上都在150以上，教师很难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的情况。课程学时数减少之后，每位教师可以承担的班级数量增加。为了搞好小班教学，增强教学效果，中国矿业大学规定本课程选课班级单位人数上限是80。小班授课带来了诸多便利，教师和研究生院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对“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设置的时间、地点等进行调整。首先，对于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简称推免生）选修“自然辩证法概论”的时间做出重大调整。原本学生选修硕士期间的课程都要在正式入学之后，但是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恰恰是选修课程最多的一年，同时几乎所有理工科的学生都要参与到老师的科研中去，推免生甚至从本科期间就在导师的科研团队从事科学研究。正是由于硕士生第一学年学习和科研任务都比较繁重，在科研与政治理论课学习相冲突时，学生往往牺牲政治理论课程的学习。但是，推免生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初，基本上就确定了自己可以直接攻读硕士学位，在其他同学忙着考研和找工作的时候，推免生最为轻松。所以，中国矿业大学从2013级推免生开始试行提前开选修公共课，也就是对2013年秋季入学的推免生，在2013年的春季，在自己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入选课系统进行提前选修“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这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分摊了学生的压力，也提高了本门课的教学效果。
其次，增加学生上课时间的自由度。由于教师承担的课程在周次上较为一致，每周在所有的班级上主讲内容相同，授课固定在一个教室。这为学生提供了诸多便利，比如学生偶尔出差或有其它学术活动，与“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有冲突，他们可以选择本周的另一个时间到同一教室中听课。假如一位教师同时承担5个班级，那么一周内学生几乎每一天都有听课。
（四）改革考试内容：注重考察学生分析能力
一直以来，“自然辩证法概论”课考试基本上都是以课堂开卷考试为主，考试内容基本来自教材，考试题型采用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和论述等，这种考试题型符合教学时间充足（54学时）、教师讲解细致的情况。但是，改为18学时后，再以这样的方式考查学生显然不合时宜，因为改革之后的教学是“授之以渔”，把教学重点转向教授学生运用本课知识分析和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们对本课程考试的题型和内容进行重大调整，考核的重点转向考察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
改革后的题型主要采取分析论述的形式，考试内容主要选取近半年以来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件，让学生做出独立分析。比如，2013年6月份《自然辩证法概论》考试题目中，我们选取了发生在2013年3月份的黄浦江死猪事件[3]，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此次事件中表现出的环境生态问题、技术专家的社会责任问题等；在2014年春季学期的考试中，我们选取了政协委员谈长江水污染问题[4]，让学生论述自己的看法，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考试内容的改革让学生摆脱了对知识点的死记硬背方法，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意见》规定，“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主要对研究生进行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的教育，帮助硕士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了解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培养硕士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了适应《意见》中“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调整，达到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必须对本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以及考核方式等做出相应的改革。实践证明，通过改革教学内容和考试内容，让学生自主选择课堂教学知识点，增加学生上课自由度等，这一系列措施不仅激发学生了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而且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更贴近学生，让学生有了更多实质性的收获。
参考文献：
〔1〕黄顺基.自然辩证法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
〔2〕郭贵春.自然辩证法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3〕http：//www.chinanews.com/sh/2013/03-19/465 8039.shtml.
〔4〕王尔德.长江必须要有一个强力的机构来管理[N].21世纪经济报道，2014-03-18（023）.
（责任编辑 姜黎梅）
自然辩证法论文范文第2篇
2、《自然辩证法》的“人”：生态伦理学的人学本体论
3、生活垃圾问题，关键在于正确认识
4、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
5、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内在相关性
6、基于大学化学课程的科技伦理教育思考
7、浅析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下的科技发展理念
8、论生态文学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9、谈自然辩证法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上的应用
10、驳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批判
11、《自然辩证法》中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探析
12、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轨迹四个节点
13、Introductory remark
14、评析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
15、中国技术伦理研究十五年概况及其可能的走向
16、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报告
17、绿色生态理念的溯源探究
18、用自然辩证法指导自然计算的研究与探讨
19、探究科学技术哲学的伦理诉求与现代生机
20、现代科技中的自然辩证法透视
21、当代工程观与工程方法论探讨
22、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现代科学技术价值重建
23、思政教育在《果树学》教学中的探索
24、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实践智慧及其生成
25、作文六字诀：物、人、变、联、活、精
26、景观设计在现代生态中的应用
27、从自然辩证法角度看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历程
28、STS教育与自然辩证法教学
29、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创新实践探索
30、践行生态环保，共创绿色中国梦
31、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生态辩证法的当代价值
32、“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高层学术论坛在南京林业大学举办
33、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自然哲学”在当前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启示
34、在工科研究生中推行工程认识论教育的探索
35、对生物思想教育的分析
36、从技术的含义和本质看技术的价值负荷性
37、“全国中青年科学技术哲学论坛”将于我校举行
38、逻辑推论模型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39、有机改良剂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研究的自然辩证法评述
40、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暨2020年学术年会综述
41、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科技创新研究
42、创新是艺术设计的灵魂
43、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价值及进路
44、工业设计中的自然辩证法
45、研究“野人”对人类有何意义
46、广西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进展
47、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对我国绿色发展的启示
48、和谐观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49、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辩证法》的续写
自然辩证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公共文化服务是城市空间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城市空间中的数字服务形式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扩展了新的思路。文章以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路径为主要研究内容，基于供性的理论归纳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的三个主要预设功能，结合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的特征分析，提出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地铁空间；可供性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新媒体艺术的地铁空间公共文化服务策略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YBQ004
公共文化服务可以为社会提供基本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能以此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全民文化自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支持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城市生活节奏快，时间及空间因素往往限制了文化服务的有效性。地铁空间是城市重要的交通职能空间，其客流量大，使用频繁，在地铁空间内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在文化服务融入日常生活及可达性提升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和价值。
可供性概念最早由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James. J.Gibson）提出，后被诸多心理学和哲学家重视并逐渐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理论。1988年，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将可供性概念引入设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可供性对于启发及衡量设计有着深刻的价值，文章以可供性理论为基础，对地铁空间内的新媒体文化服务建设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为城市地铁空间中的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设计及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一、地铁空间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新媒体应用特征与挑战
新媒体目前主要指计算机网络和智能化科技影响下的媒体形式，是一种利用数字网络技术和移动技术，基于互联网和无线通信，利用电脑和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提供信息服务的传播形态。当下的新媒体具有数字化、互动性、便捷性、实时性和移动性等特点，已逐渐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新媒体在地铁空间中的使用日趋广泛，亦为地铁空间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新的途径。
地铁中公共文化服务可利用的新媒体种类比较多，从设备来看，包括车厢内外空间内的电子屏幕，可以提供静态或动态图片、文字信息和影像等；交互式投影装置及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提供具有沉浸式的视听体验；手机等智能移动终端，可以保证信息供给的移动性和持续性。从服务的类型角度来看，地铁空间内的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分为显性服务和隐性服务。显性公共文化服务以文化的传播普及为主要功能，如公益广告等；隐式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是将文化内容嵌入其他功能性服务当中，通过附属性功能满足文化需求，如利用审美需求特点在地铁导视系统中加入文化性的视觉元素及信息等。
基于新媒体的地铁空间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以下特征：在服务形式上更加多样化，既有公益性的文化服务内容，又具有包含文化内容的各种功能性应用；地铁空间内移动设备和网络技术使得文化服务具有可移动性。例如，手机等手持智能设备，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不再停留在固定的空间位置，产生了大量数字图书馆和数字博物馆等的服务；新媒体也加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互动性，如阅读等数字服务，大众不再单纯地接受信息服务的内容，还可以进行评论产生新的内容信息；新媒体可以借助丰富的视觉信息（如影像、图片和文字等）極大地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有效刺激服务的使用动机，提高内容的接受度。这些特点为公共文化服务与地铁空间的融合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地铁空间基于新媒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具有一定优势，但丰富的形式及复杂的结构也为其建设提出了一定的挑战。首先，地铁空间中的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涉及空间内的人、事和物，包括交通功能的实现、行为移动性和安全性等问题，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更加复杂和多维的特点；其次，地铁空间具有固定的职能性和空间环境结构特征，其行人也具有一些基本的行为特点，这是地铁空间内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限制性因素。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及设计需要充分考虑技术、心理、行为和空间等多种类型的构件及元素，只有在保证地铁空间内基本功能实现的同时，使文化功能与地铁空间交通功能协调，才能让公共文化服务融入日常生活，保证文化服务的可达性和参与性。
二、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与可供性
吉布森在研究生物及环境的关系时提出了可供性概念。他认为可供性具有一定的客观属性，但同时这种客观性又依赖于主体（人或动物）的感知并与行为主体的生活经验及行为直接相关，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及行为目的选择性地关注环境中的可供性信息。因此吉布森的可供性意味着环境和行为之间的可能性。
吉布森之后的学者又在其理论基础上对可供性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扩展，引入了更多元素，赋予了可供性更为复杂的内涵。里德指出，可供性依赖直接知觉，提出认知是可供性的集体占有，因此可供性影响着个体的形成，以及其与环境、他人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作为特殊层次的可供性可应用到行为的所有方面，包括文化影响的行为[1]。众多学者对可供性本体性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可供性理论，通过可供性的研究沟通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认知科学[2]，也为其在实践应用及更为复杂的文化领域中的扩展奠定了基础。可供性在设计学及传播学等领域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3-4]。
从目前可供性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普遍得到认可的观点是可供性强调感知、个体行为的生态化特征及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可供性存在于人、行为与环境及相关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中，包含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匹配关系和互动性。
“人与人工物的互动再现了人与自然互动的规律。人工物是物质环境中的特例。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无法分开，人工自然是人利用自然的属性，重新创造的符合人类某种需求的自然。”[5]人工自然是天然自然的延续，可供性亦可以用于分析技术、人工制品和人工环境。可供性的这些理论与观点为我们分析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可供性指示了知觉行为的可能性。可供性理论源于人知觉和经验体验的生物特性。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必须首先满足用户对文化内容的知觉与认知，重视服务内容感知的效率性。
其次，可供性视角强调人与环境生态化的关系。作为人工物的地铁公共文化服务，其设计和建设同样需要处理服务的组织建设与使用之间的关系，而可供性其实就是这个关系概念的基础。可供性提供的观点在于需要参考用户在文化行为中的生态化特征，为行为的发生提供机会，并能与服务系统互动，达到运用更加自然化的方式实现地铁空间文化服务的目的。
再者，可供性概念为复杂要素的整合提供了新的脉络。新媒体具有天然的技术人工物属性，而基于新媒体的文化活动是现实社会文化活动的延伸，是计算机网络发展背景下，社会文化的数字化转化。因此，面向新媒体的文化活动，应将存在的人工环境同时扩展至网络信息组成的虚拟环境，不仅考虑现实物理世界中的人、环境和物的关系，也考虑网络信息环境下的可供性关系。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平台、技术操作、内容聚合方式的多样性导致其服务建构涉及更多复杂的因素，可供性的理论视角将这些复杂因素回归“人”这一中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三、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可供性分析
地铁空间中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的设计首先需要进行意向性的功能预设，基于可供性的视角，地铁空间中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建构首先要满足文化特别是数字文化行为的一般规律，才能为文化行为的发生提供更多可能性。
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依托服务媒介对文化内容进行传播，对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作用，并引发用户的进一步文化行为。德耶兹[6]认为数字媒介将文化内容进行数字转化及传播必须经过参与、引导和重构三个实践环节。从可供性满足行为生态规律及数字文化行为的特点出发，可以将参与、引导和重构三个部分预设为地铁空间中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的三个主要可供性功能，并在构建服务过程中以这三个功能的实现为主要的建设脉络和目标。
四、可供性视角下的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策略
（一）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建设
1.基于移动情景的参与性提升
居民在地铁空间内是典型的移动状态，地铁空间内的物理空间环境或信息服务都需要充分考虑这种移动性，需要充分考虑这种移动性才能保证文化服务的接受性。移动网络和设备为文化服务的可移动性提供了保障，因此，地铁空间中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应积极利用智能移动设备，如在手机端开展以APP或小程序开发等为载体的文化服务；同时需要对空间内的新媒体设备进行统筹，如多媒体屏幕、互动性投影等，结合空间的结构、布局以及用户在空间内的移动轨迹实现多屏融合的服务范式，保证服务的动态移动可供性。
2.基于感知的互动参与性提升
基于可供性对环境认知的观点，文化服务内容的有效认知意味着能够理解并获取文化的语义内容，理解其价值和意义。对于地铁空间的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而言，依托各种新媒体技术的界面是其服务的接触点，在这些界面中，感知是基于多通道的，相对的文化内容也需具有不同的传达形式，如将文化内容转化为可观看的图片、文字及影像等。赋予文化内容适当的形式，可以使用户察觉和感知信息。文化内容的可感知是地铁空间内公共文化服务参与性提升的第一步。
在与服务的交互过程中，操作意味着用户与媒体界面之间的互动。在地铁空间内存在不同的媒体设备，其导致操作的互动性也存在差异，应根据可用性原则对各种交互操作进行设计，以此保证服务的互动参与性。例如，智能手机端的服务界面与多功能互动屏的操作可供性不同，手机更加强调手部的结构和动作，而互动屏，如导航指示牌等需要考虑全身、手臂结构和动作特点，需要对应人体工程学相关原理，提升服务互动性操作的效率和使用体验。
（二）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引导性建设
1.基于高质量内容的引导性提升
文化生产的内容、形式和水平往往取决于服务提供的文化内容水平和方式。文化的创新依赖于公众对文化内容的选择和认同，内容的可供性与公众对文化的需求存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要实现文化的引导作用离不开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优秀文化内容是促进文化健康有序的发展的关键，也是文化继续生产的基础，地铁空间不仅是城市的交通中心，也是城市地域文化的展示窗口，选取优秀的文化内容进行展示，是地铁空间文化服务发挥文化引导作用的关键。
2.基于社交情感化的引导性提升
文化参与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部分，而意义的共享来自集体语义的共享。社交是社会人的天然属性，与文化的关系密切。为公共文化服务设置社交可供性可以增强文化的分享机制，加速地铁空间内文化的传播速度。因此，可以利用新媒体社会关系网对文化服务内容的传播速度进行提升，以此突破地铁物理空间的限制。社交往往与情感相关，亦可以情感化社交功能增强公众对文化的感悟和使用意愿。
（三）地铁空间新媒体公共文化服务重构性建设
1.面向内容再生的重构性提升
文化生产主要指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精神生产。精神生产是文化主体建构文化生活的主要方式，对社会文化的重构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增强主体的实践性可以促进更加多元化文化内容的产生，使文化元素有更持久的生命力。文化生产的可供性强意味着公共文化服务能为服务的用户提供加工和展示信息的行为入口，提供必要的功能，如提供编辑及评论等，使得用户可以产生新的文化相关内容。
2.面向形式重塑的重构性提升
新媒体及其特性深刻影响着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地铁空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形式必须符合当下的审美需求。一方面，应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对服务的技术载体进行重塑，如利用AR、VR等技術开展服务；另一方面，也要对元素的艺术形式进行重塑，如对优秀的传统域性文化元素进行数字化转化和创新应用。
五、结语
公共文化服务需要以公众为中心，同时以文化行为的特点为基础，充分发掘和满足公众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文化需求引导。只有服务有效才能激发公众使用公共文化服务的意愿，只有提高公众参与程度才能使优秀的文化更具长远发展的动力。地铁空间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也是一个较多维的系统，它包含技术、文化、行为等因素，可供性的理论为更加系统地设计地铁空间内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新的思路，合理利用新媒体可以使文化服务更好地满足居民的文化活动需求，实现文化服务内容供给之间的平衡。无论是地铁空间还是城市其他公共空间，基于新媒体的文化服务建设仍然有很大的潜力，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将为未来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提供更多有效途径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罗玲玲，王磊.可供性概念辨析[J].哲学分析，2017（4）：118-200.
[2] 王义，罗玲玲.可供性具身认知的设计方法论意义[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40（2）：122-128.
[3] 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1）：12-19.
[4] 许晓峰，高颖.服务设计中的可供性评价体系及其应用研究[J].装饰，2015（2），108-110.
[5] 罗玲玲，汤常鸣.创造过程的生态机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35（12）：59-62.
[6] 查建友.文化发展活力论[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9.
作者简介 张超，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服务设计、交互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康艺方，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视觉传播设计、信息设计。谭枫，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交互设计、服务设计。
自然辩证法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突破口，也是实施“卓越计划”的核心。合肥工业大学作为首批申请“卓越计划”并获得批准的61所试点大学之一，近年来以实施“卓越计划”为契机，以大工程教育观为指导，以行业和企业为依托，积极推进工程教育改革和培养模式创新，构建了由科学化的目标定位与方案优化、工程化的校企联合培养、一体化的本—硕和本—硕—博贯通培养、准工业化的校内工程训练、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国际化的工程专业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柔性化的教学管理构成的“七化”卓越工程师培养新模式，探索出了一条具有该校特色的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关键词] 合肥工业大学；卓越工程师；卓越计划；“七化”；培养模式；校企联合培养；创新创业教育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于培养造就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型人才。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精神，进一步提高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质量，教育部在经过3年的工程教育改革试点后，于2010年启动了为期10年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卓越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综合知识背景、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强、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社会责任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以下也称“卓越工程师”）。探索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关键在于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即采取什么样的培养模式问题。所谓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1]。或者说，人才培养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指导下，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在培养过程中采取的能够稳定培养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某种结构方式和运行框架[2]。人才培养模式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探索构建有利于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突破口，是《规划纲要》中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实施“质量工程”和“卓越计划”的核心。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等工科院校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克服目前人才培养上普遍存在的培养模式趋同、实践环节薄弱、企业参与不够、创新创业教育不足、工科教师“非工化”、学生社会责任感弱化以及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内轻课外、重理工轻人文、重论文轻设计等弊端，提高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性。
合肥工业大学是首批申请“卓越计划”并获得批准的61所试点大学之一。近年来，我校以实施“卓越计划”为契机，以大工程教育观为指导，以行业和企业为依托，实行校企联合，积极推进工程教育改革特别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等6个“卓越计划”试点专业的教学改革与模式创新工作，构建了由科学化的目标定位与方案优化、工程化的校企联合培养、一体化的本—硕和本—硕—博贯通培养、准工业化的校内工程训练、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国际化的工程专业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柔性化的教学管理构成的“七化”卓越工程师培养新模式。
一、合肥工业大学卓越工程师“七化”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一）科学化的目标定位与方案优化模式
现代工程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复杂性、集成性和社会性等特征，这对高等工程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工科院校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形式，面向工程实际和行业需要，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重点是培养目标的定位，培养目标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出发点。合肥工业大学经过广泛调研和论证，明确提出我校的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按照“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重个性、求创新”的原则，培养为国家、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工程基础厚、工作作风实、创业能力强”的应用型、创新型的高级专门人才。根据学校总体人才培养目标，各“卓越计划”试点专业还确定了自身的专业培养目标。例如，土木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获得土木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国际视野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卓越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目标要解决的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它必然要涉及基本规格和质量标准问题。我校对卓越工程师培养规格的定位包括培养工程应用型、设计开发型、研究型和复合型等不同类型的人才，以满足国家、行业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需要。① 应用型工程人才主要是指现场型工程人才，可以从事产品的制造、营销、服务以及工程项目的施工、运行和维护等工作[3]。应用型人才主要在本科阶段培养，一般采取“3+1”培养模式。② 设计开发型工程人才将来主要从事产品或工程项目的设计与开发工作，相应地对其学历要求和工程理论与实践水平要比应用型人才高，主要在硕士阶段培养，一般采用“4+2”培养模式。③ 研究型工程人才将来主要从事复杂产品或大型工程项目的研究、开发以及工程科学研究工作，对其专业精深程度和研发创新能力的要求比前两类人才更高，主要在博士阶段培养，一般采用“4+2+N”培养模式。④ 复合型工程人才主要是指具有交叉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复合型工程人才，如“外语+专业”型、“工程+管理”型、工程技术交叉型等类人才。这类复合型人才既可在本科阶段培养，也可在研究生阶段培养。学校在确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后，还要求各试点专业按照教育部通用基础标准和行业专业标准，在企业参与下，制定专业培养质量标准。
培养模式最终要通过培养方案来体现，为保证学校人才总体培养目标的落实和预期人才培养质量的达成，推进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我校按照“加强基础、注重交叉、突出能力、精减学时、整合资源、构建平台”的总要求，将大工程教育观和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渗透到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优化中。例如，新修订的2011版本科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围绕培养对象所必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要求，设置了由通识教育课程、技术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实践环节和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组成的“五位一体”的 模块化课程结构体系，增加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学分比例，并实行“三学期制”，将实践教学环节集中安排在短学期内进行。各“卓越计划”试点专业还与相关企业专家一起，根据行业发展趋势、企业需求和培养目标要求，重新构建课程体系、实践内容和培养模式，加强工程基础和工程实习环节，形成了动态调整、整体优化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二）工程化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工程是改造客观世界、建构人工集成物的“造物”实践活动，工程师的培养和成长离不开工程训练和实践锻炼，离不开企业和全社会的配合与支持。但传统的工程人才培养基本是在校园内进行，导致工程教育与工程实际的脱节以及工科毕业生实践创新能力的低下。《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4]工程教育源自工程实际，最终又服务于实际工程。工程教育理所当然地要面向生产第一线，面向广大生产企业，加强校企紧密结合[5]。“卓越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培养过程。实施“卓越计划”，就是要改变这种工程实践教育不足以及人才培养与企业和社会需求脱节的弊端，通过教育与行业、高校与企业的密切合作，以实际工程为背景，以工程技术为主线，让企业全方位参与到工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着力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
合肥工业大学具有明显的行业优势与特色，长期以来，我校与机械电子装备行业、建工化工行业、交通汽车行业等相关行业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全面合作关系。学校以实施“卓越计划”为契机，成立了由校企双方人员组成的“卓越计划”领导小组，积极探索校企联合培养卓越工程人才的新模式和新机制，主要途径有：
1. 实施“3+1”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
“卓越计划”创立了高校与企业优势互补、共同培养卓越工程人才的新模式，将学生的大学学习分为校内学习和企业实践两个阶段。2010年以来，合肥工业大学先后与江淮汽车集团公司、中铁四局等17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签署了“卓越计划”联合培养协议书。从2010级本科生起，对试点专业学生实施“3+1”培养模式，即前3年以在校理论学习为主，最后一年或累计一年的实践环节在企业实习。校外实习实训方案由企业根据生产实际和现场工程师的要求并结合学校人才培养需要制定，学生由学校专业教师和定点企业的工程师合作指导和培养。学生通过参与企业的生产、设计、施工、检验、管理、营销等实践环节，能获得课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实践经验，培养和提升了他们的工程意识、工程精神、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能缩短他们毕业后在现代企业的适应期，尽快完成从学生到工程技术人员的角色转换。
2. 政产学研联合培养人才
政产学研合作是我校培养卓越工程人才的一种重要途径，其形式包括联合办学、企业参加学校董事会、企业在学校建立科研基地等，其中以与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最为典型。奇瑞鄂尔多斯班是在奇瑞公司、内蒙古科技大学、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政府和合肥工业大学的共同支持下组建而成的，由内蒙古科技大学车辆工程专业的38名优秀本科生组成。该班学生在大三时与奇瑞公司签订了就业协议，大四时转入合肥工业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专业学习，毕业后将全部进入奇瑞公司在鄂尔多斯市的新厂工作。多年来，我校还和奇瑞公司等大型企业联合举办了车辆工程、土木工程、工商管理等硕士专业在职研究生课程班，联合培养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
我校还依托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优势，通过与企业共建研究院（如新能源汽车研究院）、工程（技术）中心、企业博士后流动站等方式，联合打造高水平研发平台，围绕行业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开展合作研究开发和技术攻关，并为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训练创造条件，形成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机制。
3. 完善校企人员双向流动与联合培养机制，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
当前，工科教师队伍“非工化”现象比较严重，他们虽然学历层次高、工程理论基础较扎实，却普遍缺乏现代工程意识和实际工程经历，从而影响了工程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此，我校注重加强了具有工程背景的“双师型”（教师+工程师）教师队伍的建设。学校注意从工程界和企业聘请在职或退休的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工程专家和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或联合导师，让他们开设课程和讲座，指导学生学位论文、毕业设计和各类实践活动。学校还注意从企业引进高职称工程技术专家和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为增加中青年教师的实践经验，学校有计划地选送教师到企业和工程单位挂职锻炼，让他们参与工程研究、设计、开发、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工程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学校对教师的业绩考核和职务评聘，也要求其有企业实践经历。
学校以大师资观为指导，注重加强与相关行业和企业的联系，建立双向流动、互动共赢、各负其责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和机制。在“卓越计划”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专业建设、课程体系设计、教学大纲制定、特色教材编写、教学内容优化、工程实践环节安排、教学评估与工程专业认证等方面，校企双方人员相互合作、交流与沟通，使企业真正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也保证了人才培养质量与行业、企业的“适切性”。
4. 校企共建校外实践基地和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校外实践基地是学生进行生产实习和工程实践锻炼的最佳场所。学校本着“校企联合、互利共赢”的原则，先后与国内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206个较为稳固的校外实践创新基地，从而拉近了学校与企业的距离，使学生在校企两种环境和文化的综合熏陶下，培养自己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勤奋进取的创业精神，增强自身的工程意识、沟通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学校还以基地为依托，在学生就业、高校教师实践锻炼、企业人员培训、协同科技攻关、联合开发新产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合作。2011年，我校与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申报和建设的3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获得批准，成为获批中心数最多的高校之一。“中心”是一种更有广度和深度的人才联合培养平台，有助于企业深度介入人才培养过程。
（三）一体化的本—硕和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
随着工程活动的边界条件逐渐扩大、系统集成性不断增强，传统的企业与高校、工程界与教育界相互分割的现状已不利于未来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各级各类工程人才都要接受工程实践锻炼，工程实践已成为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现实环境和重要手段。“卓越计划”根据我国工程教育实际，采用“三段式”人才培养模式，即除本科应用型工程师培养阶段外，硕士阶段的设计型工程师和博士阶段的研究型工程师的培养也都要求有累计1年的企业学习时间。
我校对硕士阶段设计开发型工程师的培养，采用“4+2”即“（3+1）+（1+1）”本—硕贯通培养模式。这种模式的学生来源主要是从“3+1”模式试点班学生中免试推荐，也有部分从年度工程硕士或学历型硕士新生中遴选。学生4年本科毕业后，进入2年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阶段，累计1年在校学习，1年在相关企业研发部门学习工作，或参与校企联合研发项目，并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研究工作，论文选题要源于企业的实际问题或现有课题。企业学习实践阶段实行“双导师”制，即除校内导师外，企业还安排具有丰富产品研发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的工程师担任学生的企业指导老师，共同负责学生的管理和指导工作。
对于博士阶段研究型工程师的培养，一般采取“4+2+N”即“（3+1）+（1+1）+（3-5）”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模式。这种模式的学生来源主要是从上述“3+1”和“4+2”培养模式学生中免试推荐，也有部分学生从年度工科博士考试中遴选。工程硕士毕业后，进入3～5年的工程博士学习阶段，通过在校学习和在企业实际研究，完成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
（四）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增强学生创新意识、提高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拓宽学生就业渠道、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和创业成功率的有效形式。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更应提高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多年来，合肥工业大学始终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2010年，学校专门成立了创新学院，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创新创业教育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实施工作。为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学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专门政策和激励措施，设立了专门的创新学分，要求学生必须拿到6个以上的创新学分才能毕业，以鼓励他们参加各类课外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我校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课程体系，贯穿于人才培养特别是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全过程，形成了具有工科院校特色的、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其形式和途径主要如下。
1. 开展课外创新性试验和科研训练活动
学校以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为引导，投入专项资金，按项目管理方式开展创新立项工作，全校每年有近千名大学生参与到学校资助的200多项校级创新计划和近百项国家级创新性实验计划课题中。这些课题从资料搜集、选题论证、申请立项、开题答辩、实验设计与实施，到论文撰写、工程设计、产品样机制造、科技制作或专利申请直至结项答辩，全部由学生自己及其团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从而培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知识应用能力、交流沟通能力以及团队意识、科研作风和创新精神。
为了将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学校规定，对于少数基础较好、实践创新能力较强的优秀学生，让他们在高年级参与到老师的科研课题、工程项目或研发项目中，在老师的指导下，承担部分科研任务或子课题研发与设计工作，以让学生体验创新的过程和发表成果的成就感。
2. 构建国家—省—校—院四级课外学科竞赛体系
学校着力构建国家—省—校—院四级课外学科竞赛体系，为锻炼和展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提供不同层次的竞争平台，引导和激发学生的科技兴趣和探索精神，培养他们综合应用工程知识和创造性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校内竞赛活动强调学生参与的广泛性，主要形式有机器人制作大赛、网络设计大赛、程序设计竞赛、造型大赛、装机大赛、数控操作、陶艺制作等。
校外竞赛强调成果水平，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了“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和课外科技作品竞赛、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大赛、软件设计大赛、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机器人大赛等全国性大学生学科竞赛，并取得骄人成绩。仅2011年，学校就组织各类竞赛项目50余个，参与的学生有近千名。
3. 组织系列创业实践活动
学校通过大量开设创新创业类核心课程和学术讲座，设立大学生创业网站，引导学生自行组织成立各种科技（工程）兴趣小组、爱好者协会，举办创业计划大赛、创新产品设计大赛等校园创新创业主题活动，实施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百千百”计划等方式，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创业实践活动，营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校园文化氛围，以锻炼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帮助他们积累更多实践经验，为毕业后顺利就业或创业打好基础。
学校还积极搭建一批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锻炼的平台。例如，合肥工业大学大学生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是安徽省首家大学生科技创业孵化基地。中心成立10年来，先后有一大批学生项目进入中心孵化，并已孵化出一批科技型企业，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3. 主办教改实验班
2007年，我校举办了机电教改实验班（又称“卓越班”），对5%的成绩优异生实行优才优育机制。实验班实行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并实行导师制和淘汰制，重视学生基础理论的加强和实践创新能力的训练，培养面向机械汽车行业的机电一体化复合型、拔尖型创新人才。学校还在训练高水平运动队、培养国防生以及与中科院联合举办“英才班”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五）准工业化的校内工程训练模式
工程活动作为一种建构人工物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实践性，实践教学是工程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校以大工程观和大实践观为指导，构建了由“三层次”（基础实践层、实践提高层、综合创新层）、“五环节”（实验类、实习类、设计类、创新类、素质类五个环节）构成的全程贯穿、形式多样、分层实施的实践教学体系。学校规定：全校所有专业的实践性教学课时4年内不得少于40周，实践教学学分要达到总学分的25%～30%。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大学生到企业实习缺乏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加之企业看重一时的经济效益，导致企业缺乏接受学生实习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使工程实践训练这一培养工程师的重要环节被严重弱化。针对这种情况，许多高校都重视加强校内实习基地特别是综合性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校内工程训练中心是准工业化的校内综合性实践基地，是对大学生进行真实情景模拟训练的实践平台，也是校内产学研结合的最好载体，因此必须加强校内工程训练中心建设。合肥工业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业培训中心，是校内最大的综合性实践教学基地和工程训练平台。在工程训练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按照教学认知规律，将其分成四个层次：一是工程认知层，包括工程认知参观、基本实训项目体验等；二是基础实践技能培养层，开设通识基础实训项目，使学生掌握基础实训方法与技能；三是综合实践能力培养层，主要是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完成给定工程项目的能力；四是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层，以项目形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学生组成若干团队，自拟题目、自行设计方案、自主完成制作过程，中心为其提供自主创新的场地、设备、环境和教师指导。这四个层次内容的学时数各不相同，分别适应机械类、近机械类、非机械类、文科类等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目前，工业培训中心每学年接纳实习实训学生达6 200多名，训练时数达105万人时，其中机械类学生训练时间长达6周。此外，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啤酒生产线等一批校内准工业化的生产线和实验室的建立，也为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提供了保障。
为了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激发学生的工程兴趣，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学校还投资300多万元，新建了“工程认知博物馆”。该馆分室内和室外两个展区，面积66 000平方米，拥有机械工程、汽车工程、生物工程、材料工程、电气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多个展厅，将不同学科的工程设备和工艺实物集中展览，以让学生直观地认识工程设计制造和工业系统，了解工程常识和行业发展的主要历程。开馆两年多以来，已先后接待100多批次3万多人次的国内外参观考察人员以及一大批教师学生。
（六）国际化的工程专业认证和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现代工程具有显著的国际化特征，工程的设计和实施必须考虑全球化背景，许多工程创新也都要依靠国际化的合作。因此，具有国际意识和全球性视野，以及具备在国际化的工程环境中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进行工程合作的能力，便成为新世纪工程师的时代特征[6]。这就要求我国的工程教育应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拓宽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以为工业界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国际经济技术交流输送源源不断的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为促进工程教育与国际接轨，合肥工业大学十分重视工程专业认证工作。对于工科专业特别是“卓越计划”试点专业，依据“卓越计划”通用标准、行业企业标准及美国工程与鉴定委员会（ABET）的人才培养标准，提出卓越工程人才培养应达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2009年以来，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食品科学与工程等8个专业分别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建筑学专业、土木工程专业和英语专业也均以理想的成绩通过了有关部委的专业评估。
中外合作培养人才，对于提高学生的国际化素质、全球适应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扩展其国际视野具有重要作用。我校除了定期聘请国外著名专家教授来校为师生举办工程项目和工程管理类专题讲座、引进国外优质教材和先进教育理念、增设国际化课程、吸引留学生来校学习交流、鼓励学生到国内外跨国公司实习等之外，还选派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到国外大学或相应机构进行学习、交流与实习，加强国际间的联合培养。例如，学校于2008年加入了《1+2+1中美人才培养计划》，每年从大一本科生中选拔优秀学生赴美国高校读大二、大三，大四时返回本校继续本科阶段的学习，毕业时可同时获得中美双方高校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我校还与德国、台湾的一些高校建立了人才培养合作关系。
（七）柔性化的教学管理模式
富有个性是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特征，鼓励质疑、强调自主学习、实施综合的人才评价和选拔机制、强调教师与学生的科学研究是美国大学培养富有个性特长的创新人才的特点[7]。要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潜能和个性特长，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具有弹性，并制订灵活柔性的教学管理制度与政策，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专业、课程、任课教师、修业年限、发展提高等的权利。为此，我校对智力超常、创造力强、创新成果突出的优秀学生，实施因材施教的培养方式 ，通过免修、校内转专业、提前毕业、遴选进入实验班、免试保送研究生、本—硕或本—硕—博连读等方式，为其脱颖而出和创新个性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成才环境和空间。
传统的以监督和控制为主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将教师和学生视为监控的客体，从而抑制了师生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要想真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淡化管理与监控的控制性功能，强化激励性功能。为此，我校在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始终注重把人（教师和学生）的因素作为管理的首要的、本质的因素，强化柔性化管理与考核，并努力推进教学质量管理的“三个转变”：由监督、检查为主向指导、服务为主的转变；由外部监控向自我监控的转变；由刚性的制度约束向柔性的文化激励转变[8]。例如，我校以实施学分制为基础，针对大学生个性差异、兴趣爱好、能力特长和专业志向，在弹性学制、选课制、选教制、学分绩点制、重修制、导师制、“三学期”制等管理制度方面，采取了更为灵活、更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的措施；在对工科教师的考评上，也从以论文、纵向课题等理论研究成果评价为主， 转向以评价工程设计、专利、产学合作研发等为主。
二、结语
在上述卓越工程师“七化”培养模式中，科学化的目标定位是导向，工程化的校企联合培养、一体化的本—硕贯通培养、准工业化的校内工程训练、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和国际化的中外合作办学是路径，柔性化的教学管理是保障，彼此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七化”培养模式改革已初见成效，学生的工程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在教育部对首批“卓越计划”试点专业培养方案实施阶段的检查中，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两个专业均获得优异成绩。2010年，我校申报的“改革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模式”项目被列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还以“合肥工大优化模式培养卓越工程师”等为题，报道了我校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我校大学生参加全国各类学科竞赛，也是捷报频传。例如，2011年6月，我校代表队获得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一等奖，我校也成为连续两届获此竞赛一等奖的全国6所高校之一；2011年10月，在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等共同举办的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移动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中，我校报送的参赛作品荣获1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和4个三等奖，并获得高校优秀组织奖； 在2012世界高层都市建筑学会第九届全球会议举办的国际大学生高层建筑设计大赛中，我校参赛团队喜获第二名，是获奖的唯一一支中国代表队。
当然，由于我国“卓越计划”的实施才短短3年，还缺乏改革经验，也缺乏企业的积极参与，故我校卓越工程师“七化”培养模式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以探索出一条具有我校特色的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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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汪晓]
自然辩证法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自然在与艺术的关系中长期处于劣势，传统美学和主观自律性的审美理念都贬低自然审美，忽视自然的本真力量。当代艺术现场语境拓展的现状促进了审美基础的客观性转向，这有利于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归。自然力的交互作用迎合并进一步促进了艺术现场语境的拓展维度，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构建了融合自然，语境，审美者三位一体的多元化互动空间。对自然力交互作用的关照匡正了自然与艺术的关系，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
关键词： 当代艺术;自然审美;现场语境;自然力;交互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追求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环境问题和自然审美成为了美学批评的热点话题。从逻辑先后顺序上看，自然审美当早于艺术审美，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关于自然审美并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方法论体系和价值观。相反，历史上的大多数理论都倾向于艺术美学，艺术审美在很早就达到了自觉，并在以后的不同时期不断进行着改进和完善，形成了庞大而丰富的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学兴起和成熟后，自然和自然审美便被整体忽视，自然的有机之美和本真力量不能如其本然地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自然物在被欣赏中常被主体视为文化和经验的附会产品，成为了人类意识再创造的形式符号。
当代艺术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对传统审美经验的反思，很多艺术行为以现场的流动性和语境的多变性来抵制人类中心主义固化了的主观自律性。现场语境审美维度的拓展已经成为主导当代艺术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就为自然在当代艺术中的应用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同时，自然物的有机之美和自然力的交互作用也极大地促进了艺术现场语境的拓展，引发了语境的流动性以及其内部产生各种新奇关系的可能性，这也进一步奠定了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回归的基础。那么自然审美能否在当代艺术中建立合适的审美模式？在与艺术的合作中能否达到审美自觉，从而解决自然应当审什么和怎么审的问题呢？本文即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地探索和回应。
二、当代艺术现场语境拓展中的审美基础
（一）当代艺术语境拓展的现状
语境，常指语言环境，影響语言上下文关系的时间、空间、物理、文化、情境等一系列因素都可称之为语境因素。从逻辑上看，语言的应用和形式的选择应当充分适应或关照语境因素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不是通过主观的语言形式去篡改和固化语境因素。语言形式的主观化和自律性即是脱离和固化语境的结果。
当代艺术理论已经充分意识到语境固化的危险，它不仅导致艺术创作和欣赏沉溺于主观风格化的形式泥潭，同时也使审美主体丧失了对现实关照的热情。因此，当代艺术致力于对语境流动性和变化性的探索，在语境拓展中挖掘艺术发展的现实动力。这种反思不仅只针对理念固化的主观自律性，同时也是对当代艺术语境现状的内在体现。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史教授权美媛在论及当代艺术空间语境时谈到：
“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未玷污而保持纯洁的理想主义空间，从根本上被自然风景的物质性或者混杂而平淡的日常空间所置换。艺术空间不再被视为一块空白的石板，擦拭干净的书写板，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点。处于这种上下文中的艺术对象或事件，是要让每一个观看主体通过亲临现场，在对空间拓展和时间延续的感官即时性中进行此时此刻、独来独往的体验。”[1]32-33
现场是当代语境呈现的现实基础，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点客观存在，其间充斥着各种语境因素交互的关系网，一个现场即一个有机的力量场域。作品不能回避或孤立这个力量场域，相反它要激发场域当中的力量互动，与之建立一种真实且充满生机的联系。“现场感”即审美主体对作品与现场语境联系的感官体验，它是主体对现场内在交互力量的直接反馈，同时也是当代艺术审美的现实基础。现场的流动性和易变性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特征，这也是导致语境整体拓展和局部变化的逻辑原因。由此原因，主体的审美模式也应随之作出调整，美国当代艺术家罗伯特·巴里就现场性作品谈到自己的立场：
“现场性的作品，涉及到既定地点的环境成分。现场性的作品在规模、大小和方位上取决于现场的地形状况，不管它是城市、风景区还是围着篱笆的建筑工地。作品变成现场的一部分，从观念和感知两方面参与对现场组织的重新构建。”[1]33
现场组织即对现场语境因素关系的综合把握，即时性和偶发性的现场特点使语境因素间的关系不断变化。欣赏者不能以一种固化的欣赏模式去套用多变的语境关系，而要根据语境因素的变化适时重构自身的感知，培养自身以一种积极而敏锐的态度去融入现场，去发现语境关系互动中的变化维度和张力。由此可知，现场语境的关系空间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关照的主要对象。
（二）当代审美模式建立的基础
伴随着语境因素的日益丰富和整体语境的拓展，当代艺术的总体叙事结构都在朝着一种现场语境化的方向发展。由此，相应的审美模式也应随之作出基础性的转变。针对当代艺术审美基础转向和重构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具体讨论：第一，从主体出发，分析审美态度;第二，从客体出发，分析审美范围;第三，从功能出发，分析审美价值。
1.审美态度（aesthetic attitude）作为一个概念指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形成的对待客体的一种主观化的心理倾向。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美主体感知对象的方法和方向，是审美经验在主体意识上的直接体现。因此，审美态度属于后体验的主观心理产物，从逻辑先后顺序上看，审美态度的产生应在审美欣赏之后，并且应以审美欣赏作为其建立的基础。审美欣赏（aesthetic appreciation）作为一个概念常具有过剩的抽象意义而无法具体界定，原因在于人们惯于以后经验的主观理念直接将审美欣赏理解为多样性的审美态度，而不是单纯的将其视为前经验的审美过程。从最朴素的意义层面理解，审美欣赏的概念应指主体对客观对象感受、体验和判断的实践过程。这一概念还原了审美欣赏的初衷，即发现和体验客观之美。利用这一概念并结合上述当代艺术语境拓展的现状，便可以从朴素欣赏的角度为当代艺术中的审美态度建立一个逻辑基础，即发现和体验现场语境空间的客观之美。由此基础，我们可以从传统典型的审美态度和模式出发进行反思性的讨论，通过对比进一步建构合理的审美态度基础。美学理论家阿诺德·博林特在其《走向环境的现象学美学》一文中谈到：
“审美体验的静观模式已经被稳固地确立为正统学说。这种学说认定艺术品是独立的对象，与它周围的一切事物完全分开，与其余的生活完全隔离。”[2]
“静观模式”建立在“审美无利害”的态度之上。自18世纪以来，“审美无利害”的观念由夏夫兹博里、哈奇森、康德、斯托尼茨等人的总结和发展，逐渐成为自然和艺术审美的典型理念。由此理念，还生发出许多审美形式，诸如自然审美的对象模式、景观模式、“画意”观念，以及艺术审美的“距离说”，“为艺术而艺术”等。这些形式和“静观模式”一样旨在营造一种孤立的无利害的审美语境，这种语境的成立需要两个主观前提：（1）将客观之物主观对象化，切断其与环境的客观联系;（2）自设语境，将审美空间缩小到适合主体和孤立的对象静观独处的范围。“静观模式”要求从主客两方面脱离现实生活，这就导致其审美语境变为固态的平面化，艺术创作变成主观的风格形式化，审美理念形成封闭的概念化。很显然，“静观模式”不符合当下审美语境拓展的现状，对其反思就要突破“审美无利害”的态度，还原主客两方面的语境联系。主体应充分尊重审美对象自身的客观之美以及其与环境的联系，不能运用主观的概念去固化和封闭语境联系，而应以客观的体验去发现和挖掘语境联系的丰富性。因此，主体的审美态度也应随之改变：（1）由自设语境变为尊重语境并参与其中;（2）由关照自身内在的主观自律性变为关照现实语境。
2.审美范围（aesthetic range）的概念从客体的层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审美范围指客观存在的一切现实之物;狭义的审美范围指在一定的审美语境下，人们能够知觉到的现实事物。对审美范围的分析旨在解决当代艺术现场语境中人们能够审什么和应该审什么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立足于语境现状这一客观基础。传统的艺术理念习惯于将审美对象孤立于周围的环境，其审美范围就容易被固化为单一的类型，如雕塑审比例;中国画审笔墨;音乐审节奏;诗歌审韵律等。这样的理念在形成自觉后就会无视审美活动的时空基础，产生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主导的主观自律性。这种自律性要求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形式认同感，即审美范围在任何时候皆为审比例，审笔墨，审节奏，审韵律等主观固化形态。对上述理念的反思，应从分析当代艺术现场语境拓展的原因入手，而导致这种拓展实现的原因有二：（1）现场的变化流动性导致语境的不断变化;（2）语境因素之间的互动促使语境空间内部关系的丰富性。根据这两个原因我们便可以为当下的审美活动建构范围。原因（1）可解决能审什么的问题，即审美地关照具有流动多样性的变化场域;原因（2）可解决应审什么的问题，即审美地关照现场语境中客观之物的有机之美以及其与语境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两点，也可看出当代审美范围与传统理念的不同，它具有适时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是艺术环境化的真实写照，而不是主观自设语境的形式自娱。
3.审美价值（aesthetic value）从功能的角度出发指在审美过程中主体发现或体验到客体的功能之美。而功能之美的概念又指：
“一物之功能与其审美特征有机相关，换言之，一物之审美特征源于其功能，或某些与其功能密切相关之物，诸如其意图，用途或目的。”[3]
由此概念可知，物之美来源于其功能，审美过程中客体展现出的种种审美特征的基础也源自其功能。审美价值的实现也是物之功能展现和延伸的结果。在明确此逻辑关系后，我们还需明确功能的来源问题，即功能来源于审美主体的主观自设还是来源于客体自身的客观属性？例如，一幅绘画具有装饰房间的功能，这个装饰功能是来源于人们认为绘画可以装饰空间的观念，还是来源于此幅绘画所画景物以及表现手法所呈现的视觉力量等具体的客观属性？如果前者成立，便会产生这样一种逻辑推演，即如果此幅绘画可以装饰此房间，那么所有绘画便都可以装饰此房间。如此类推，一幅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便可以装饰一间室雅兰香的中式房间，这显然不是一种恰当的装饰功能。如果后者成立，也需要尊重一个客观前提，即此幅绘画的客观属性与此房间客观的环境氛围相适应。由此分析，便可为审美功能的成立创建客观基础：（1）审美功能来源于审美对像的客观属性;（2）审美功能的实现要求审美对象与其所处的空间环境形成恰当的互动关系。此功能基础进一步反思了人类主观自律性的传统，将当代审美价值从主观立场还原到发現客体有机功能之美的客观立场之上，这不仅有利于重构艺术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时也可以拉近人与自然环境的距离。
通过上面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当代审美模式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从内到外，从主观到客观的转向。这种转向集中作用于艺术现场客观的环境空间，当代审美基础即得力于对此空间的关照：（1）对审美对象有机客观之美的关照;（2）对审美对象和空间内语境因素交互关系的关照。接下来我们便借此基础具体分析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归和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
二、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归和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
（一）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归
自然美在艺术中的回归指自然审美在艺术中重新找到了确立的基础和价值，如果我们承认客观的感知是审美的先决条件，那自然审美从逻辑上便应早于艺术产生并影响艺术审美模式①。由此逻辑顺序，回归一说便不能成立，但事实却是自然审美在艺术和艺术美学兴起后便销声匿迹，无人问津。这一现象导致人们对自然美产生一种主观误解：即自然低于艺术，自然无客观的美，是艺术赋予自然以美。现在谈自然美的回归，我们就要先弄清楚自然先前失宠的原因。德国理论家阿多诺在论及此问题时谈到：
自然美为什么会从美学的议程表上拿掉呢？其原因并非像黑格尔要我们所信的那样，说什么自然美在一个更高的领域（指艺术）中已被扬弃;自然美之所以从美学中消失，是由于人类自由与尊严观念至上的不断扩张所致。该观念发端于康德，在席勒和黑格尔那里得到充分认识。后两者将这些理论概念移植到美学之中，其结果，在艺术中，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除非他将存在归功于自律性的主体。[4]
从阿多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点自然美被搁置的原因：（1）传统美学固化了艺术高于自然的错误观念;（2）人的主观自律性被抬高到极端的地位，从而忽视一切纯客观的自然因素。在传统的艺术观念中，审美的价值和基础是主观的自我关照，即享受主体赋予客体观念、符号意义的和谐性与自律性，以及从这种自律性中所产生的主观满足感。由于艺术是这种主观自律性呈现和表达的最佳形式，所以就被推向了高高在上的神坛。自然美的客观属性不利于这种自律性的发挥，所以就变成了被曲解，附会和忽视的对象。自然要在审美中重新确立地位，就要突破这种主观自律性，建立客观的审美基础。上文已经讨论过当代艺术审美基础三方面的客观性转向，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自然在这三个方面对客观性转向增益与否来判定其在当代艺术审美当中应获得怎样的地位。
1.自然对客观审美态度的增益：在分析自然对审美基础客观性的增益与否之前，我们先要了解自然物本身的一个内在属性，即有机自然力客观的交互作用，自然物内部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先验的，有机的力量交互联系。这种属性使人们很难脱离环境而孤立地审视自然物，如我们对一只鸟进行审美，当它自由飞翔时，我们会同时关照蓝色的天空;当它静止休息时，我们也会同时关照它所栖息的树木;即使将它关在笼子里面，我们也会产生这个笼子是否适合于它的疑问。所以我们很难设想在真空中存在着一只鸟是什么样子，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真空的环境也必定会成为我们关照的对象。相反，一幅绘画就不存在上诉这样的属性。当我们在美术馆看画时，很少考虑画与美术馆的环境有何联系，甚至有些时候也不关心画面当中所画的是什么，我们关心的仅仅是色彩、笔墨、比例、构图、透视等形式关系是否和谐。由此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自然较人工艺术品的一大优势，即自然力能够触发审美对象与审美现场的环境产生有机的互动联系。在明确此优势后，我们便可确认自然对当代审美态度的客观性转向有所增益。首先，自然力与环境空间现场的交互作用推动了人们对现场整体语境的关照。其次，自然力不仅作用于现场环境，同时还作用于审美主体，使审美者不再主观地评定作品，而是客观地参与并体验现场。
2.自然对审美范围客观性的增益：上文谈到当代审美范围具有适时和开放性的特点，其客观性转向建立在现场语境内部关系的丰富性和外部流动性的基础之上。首先，从内部关系的丰富性上看，自然本身的物相、物性就有别于人造艺术门类的单一自律性，具有新奇和丰富多变的特点。同时，自然物内在的有机自然力又可以主导自身和现场语境因素之间建立丰富的互动关系。其次，从现场变化的流动性看，很多传统的艺术对象为了审美的恰当性都习惯于在特定的现场空间内被欣赏，如绘画在美术馆，音乐在音乐厅，舞蹈在大剧院等。相反，自然物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特定现场的束缚，如，我们欣赏一支美丽的花朵，可以在美术馆里，也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当然也可以在山间溪流旁，甚至是在牢房中也不会有太多的违和感。这一方面得力于人们不习惯对自然物做固化的类型欣赏，另一方面，自然物本身的有机自然力对变动的现场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可以适时与不同的现场建立最新的互动关系。
3.自然对审美价值的客观功能性增益：上文我们针对传统“审美无功利”的观念从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当代审美价值的客观基础。美来自于对象的功能，而审美功能则来自于对象自身的客观属性，要实现审美功能就需要对象与所处环境之间形成恰当的互动关系。由此逻辑推演，传统审美在脱离语境联系的孤立空间内欣赏人造艺术自律性的形式符号意义，其最大功能就是关照审美主体的内心，从而强化其内在的自律性观念，使其变为一种主观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固化了艺术审美的模式，同时也将人的生活平面化。相反，自然物本身具有客观的有机之美，这种美通过自然力的交互作用不仅能与变动的现场环境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同时也能吸引审美主体参与到环境中来体验和发现这种美的互动过程。自然之审美功能即拓展艺术现场语境的关系维度，并通过审美关照拉近人与环境之间的距离，重建生活的立体视角。
通过上诉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艺术现场审美语境的客观性转向不仅为自然建立了审美基础，同时自然也促进了艺术现场语境的拓展，开启了当代审美模式的多元化路径。因此，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归实属必然现象，下面我们就结合实例来看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在当代艺术中的发挥。
（二）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在当代藝术中的应用
自然先天的优势决定了其在艺术中的回归，自然物在当代艺术中的应用也得到了很多当代艺术家的共识。针对艺术现场中自然物应当怎样审和审什么的问题，我们应当建立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此模式的建立需要尊重两个前提：（1）尊重自然物的客观属性，挖掘其内在本真的有机之美;（2）充分考虑现场语境与自然物的交互关系。根据前提（1），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应当具有独立客观的自然审美特性，这一点可借鉴薛富兴为自然审美建立的客观对象特性系统：
自然对象特性系统应当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 一曰物相，即自然对象、现象的外在感性表象; 二曰物性，即决定一对象为该对象的内在本质特性; 三曰物功，即特定对象诸要素、特性相互合作，共同服务于该对象之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功能; 四曰物史，即特定物种自然对象在地球生命史上的产生、持存和进化史，或独特命运史。[5]
物相、物性、物功、物史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将自然物的客观之美展露无遗。同时，这一系统也是自然力生发的基础。但要完成自然力的交互作用，就必须首先完成前提（2），使自然物，现场语境和审美欣赏者形成一个客观的互动整体。只有在互动联系中，自然物的物性和物功才有针对性的实体意义;只有在联系的时空变化中，自然物的物史才有发展的客观基础。若无前提（2）自然审美将变为仅关照物相的形式解读，自然便容易被人的主观自律性所利用，成为被观念曲解，改造和附会的形式符号。因此，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 旨在尊重自然物客观属性的基础上感受自然力与现场语境的交互作用：欣赏物相在现场的表达形式;感受物性与语境因素之间的冲突，矛盾与融合;体验物功在现场语境流动中的变化和意义;审视物史在语境拓展中新的发展方向。
自然物在当代语境现场中的应用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1）将自然物纳入艺术现场;（2）将艺术现场设立于自然当中。
将自然物纳入艺术现场的优点是可以利用自然力的交互作用促进新的语境关系生成，从而缓解语境固化的危险，改变人们看待事物的常态，建立多维视角。很多当代艺术家都乐于且善于运用自然物，尤其是将动物形象直接纳入艺术现场的作品最具代表性。如：蔡国强的《撞墙》将狼群形象引入美术馆;达米恩·赫斯特的《死者对生者无动于衷》将鲨鱼标本放入玻璃柜中展出;徐冰的《网》将羊置入由铁丝网封闭的空间中等等。这类作品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德国当代艺术家博伊斯的《我爱美国，美国爱我》（如图1），艺术家将自己和一只荒原狼同置于一个密封空间内共处5天。开始狼对艺术家存有敌意并撕咬他身上的毡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狼习惯并接受了人的存在，艺术家也试着与狼交流，并最终拥抱了这头狼。在这件作品中，我们能看到狼野兽的外表，也能感受到他凶残的本性，开始时它使得现场空间充满了恐惧的气氛，但随着自然力与现场语境以及艺术家的交互融合，这种恐惧感慢慢消减并变得温和且恰当。我们完全可以忽视艺术家用意，将自身置入艺术现场去感受自然力与语境的冲突和交互融合的过程。相信亲身体验过这件作品的人都会从个人的立场重构自己对自然和生活的认知维度，这也正是自然在当代艺术中的美和价值所在。
将艺术现场设立于自然当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大地艺术，将地表、岩石、海岸、沙漠等自然景观直接当做审美现场使用的方式意在消除自然与艺术的界限，从而将人从固化的自律性意识当中解放出来，让审美进入客观的天地自然之间。
最著名的大地艺术当属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的《螺旋状防波堤》（如图2）.
艺术家利用玄武石，沉淀的盐晶和泥土在犹他州的大盐湖上铸造了一个长1500英尺，宽15英尺的螺旋状地表雕塑。亲临现场，我们就会发现作品看似改变了自然的外貌，但长期处于与自然力交互共存的环境中，也使其自身刻上了自然的标签。这件作品建于1970年大盐湖的一次干旱期，此后伴着汛期的更替，雕塑也随着水位的上涨和下降而时隐时现。近期大盐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干旱期，湖的体积也在逐渐缩小，雕塑长期裸露在湖面之上经受着风化和盐碱的侵蚀，作品整体外貌也在随之改变。面对被自然吞噬的危险，艺术家本人却坦言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自然对他作品造成的影响。此时的作品在与自然规律的互动中已经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也正是由于自然的影响，作品本身才显得美。
三、结论
自然审美和艺术审美是否天生对立？艺术又是否确实高于自然？为什么会产生的这样的疑问？原因在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主观自律性观念主导了整个审美过程，这一观念要求审美脱离语境，在孤立对象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无功利”地静观。由此，自然和生活中的客观物就成为了没有实体意义形式符号，任由人们曲解，附会和改造。传统美学加强和固化了这一自律性的观念，从而导致了审美上的两大缪见：（1）艺术至高无上，被抬上了神坛;（2）自然美索然无味，被驱逐于审美之外。
当代艺术在语境拓展的现实基础上要求对主观自律性和传统美学进行反思。其审美基础也在语境拓展中发生了客观性转向：主体的审美态度从孤立和匿造语境变为尊重和关照语境;客体的审美范围由关照单一性的自我变为关照客观物的有机之美和多样性的语境联系;功能性的审美价值由追求和谐的形式符号意义变为挖掘客观物的有机属性与语境间恰当的互动关系。审美基础的客观转向不仅反思了主观自律性的弊端，同时也为自然美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归建立了基础。
自然能够在审美当中重新确立地位，一方面得力于当代审美基础的客观性转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自身内在的自然力交互作用，这种自然力的交互作用不仅可以促进艺术现场语境关系的流动变化性，同时也可以吸引审美者参与到语境空间的互动关系当中，形成自然、语境和审美者三位一体的互动空间。通过对这种自然力的关照也可以在当代艺术现场中重构自然审美模式。
自然审美的“现场模式”旨在当代艺术现场中解决对自然应当审什么和怎么审的问题，它要求欣赏自然物相在现场的表达方式;感受自然物性与语境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体验自然物的功能在现场语境变化中意义;审视自然物的历史在语境拓展中新的发展方向。在关照自然力的交互作用时，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欣赏自然，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自然和艺术的看法：艺术不是生来就具有的“美”气质，相反，是自然赋予艺术以实在的美。形式符号中的观念美毫无生气，它只会固化我们的生活，讓我们远离自然。只有在自然力主导的语境变化中体验到多元化的客观之美，才能使审美变得鲜活，使生活变得立体。
注释：
①关于自然审美早于艺术审美并为艺术创造心理基础的观点请参看：薛富兴.自然与艺术：关于自然审美的恰当起点[J].理论与现代化，2013（2）：76-82.
参考文献：
[1]佐亚·科库尔，编.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M].王春辰，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32-33.
[2]阿诺德·伯林特.美学与环境[M].程相占，宋艳霞，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5—16.
[3]格林·帕森斯，艾伦·卡尔松.功能之美——以善立美：环境美学新视野[M].薛富兴，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正文2.
[4]西奥多·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09-110.
[5]薛富兴.自然美特性系统[J].美育学刊，2012（1）：11.
\"Interaction of Natural Forces\"
—— The Return of Natural Beauty in Contemporary Art
WANG Zhen
Key words： contemporary art; natural aesthetics; scene context; natural forces;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