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文第1篇
摘 要：人们通常根据心率的变化范围来安排负荷强度调整运动量。大量的文献资料对有关心率、最大心率及目标心率在运动训练中的应用从不同角度作了进一步的概括。随着网球运动的发展，竞争日趋激烈，而网球又是一项比赛时间长、战术变化多、易受外界影响的隔网对抗性运动项目，因而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参阅了最近国内一些有关研究资料，就心率变化在运动实践的中反应心理特征变化的应用作一综述分析。
关键词：心率变化；网球运动；心理特征
一、网球运动的项目特点
（一）技、战术的重要性
网球运动是一项以技、战术对抗为主的速度较快的隔网对抗性项目，具有力量、速度、落点、旋转和弧线等几大要素，他们的不同组合使得网球这项运动变得灵活多样、变幻莫测。虽然网球运动相对于足球、篮球、武术、拳击等运动而言，没有直接的身体对抗，但是打法多变，主要分为上旋球和平击球打法。技术构成分为底线正反手直、网前截击、高压球、发球、削球等。在此基础上，每一名运动员又会根据自己身体素质和领悟技术的能力形成自己独特的打法，这就需要运动员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以及临场处理问题的能力才能应付不同技术风格的对手。要想成为高水平的运动员，既要技术全面，没有明显短板，又要突出特长，例如：纳达尔正手上旋球平均转速可达到3200转/分钟，以及罗迪克“大炮式”发球技术等都能让他们在比赛中关键分的处理上更胜一筹，从而取得较好的比赛成绩。
（二）体能的重要性
從训练学的观点来看，网球属于技能主导类的隔网对抗性项目。技能在网球运动员竞技能力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矫莉华等人在她的论述中阐述：全面的体能条件（尤其是全面的身体素质）是专项身体素质的基础，而专项身体素质又是提高专项技战术的必需。也就是说良好的体能能够促进专项技战术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会约束、限制专项技战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三）心理素质的重要性
网球比赛更是超越单纯的体能与技术本身。它对运动员的时机判断、协调性、决策、速度、注意力和毅力等综合能力有着苛刻的要求。比赛过程中要求高度的专注力，尤其是在赛点、盘点、发球局轮换等时机常常会给运动员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在网球比赛中，运动员展现出来的竞技状态与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心理因素的影响。运动员心理能量的发挥水平往往成为决定比赛胜负的重要条件。以大学生参加正规的网球比赛为例，大学生网球运动员参与比赛多以提高技、战术，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身心发展为主要目的，他们一般都是进入大学以后才开始网球训练，训练年限较短，基本功不扎实，比赛经验不足，在竞赛中更容易受自身心理因素和外界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出最佳水平，导致比赛失利。因此应加强对大学生网球运动员心理技能的重视、训练与指导，使他们能够掌握一些有效的临场自我心理调控方法，从而在比赛中能够以更加良好的心态和状态发挥出竞技水平。
二、网球训练和比赛时的监控方法
（一）技、战术监控
网球技战术的监控手段已经逐渐趋于成熟，并广泛应用与运动员的日常训练比赛中，帮助运动员更准确的了解自己在训练和比赛中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也有助于教练员给予运动员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关于网球技战术的监控中外学者近几年做出了很多研究，随着网球运动在全世界的普及以及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学者在研究手段和数据统计方法上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虞丽娟）等人创新的提出运用数据挖掘等理论与方法，对运动员比赛的技战术特征进行诊断、分析、评估与预测等系统研究。
（二）专项体能监控
目前关于网球运动的专项体能监控有许多研究，主要通过统计运动员的技术动作密度以及测量研究、心率、最大摄氧量以及血乳酸指标来评价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中的运动强度和能量代谢特点。
（三）心理监控
随着网球运动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目前高水平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并无太大差异，现代网球运动不仅是运动员技战术的比拼，更是心里素质的较量，良好的心理状态无疑成为运动员在赛场出色发挥的重要保障。关于网球运动员的比赛心理状态研究也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兴趣和重视。但纵观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实验室实验法等景点的心理学方法，帮助我们了解网球运动员的一些基本的心理特点（杨伊里、王慧芳等）。但对于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心理状态的监测和调控的手法和手段还是比较局限。（张忠秋）等人采用Observer软件分析系统对跳水运动员高水平竞技表现的比赛行为信息进行分析，并制定了一套高频行为信息表，为充分掌控运动员的临场竞技心理状态提供了重要手段；（张松林）等采用FaceReader4.0面部表情分析系统，以及运动项目项群理论为研究视角，对北京奥运会决赛中的运动员临场比赛时的面部表情进行分析，结合运动项目和运动员的自身特点，分析面部表情背后的心理学意义，来解释高水平运动员在临场发挥时的心理状态。
三、心率监测在网球运动中的应用
网球是一项对心理状态要求较高的项目，在网球比赛中的心理状态的好坏直接会影响比赛中的技战术发挥。高校的网球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心理状态的差异、比赛中不同阶段心理状态的不同和发球、接发球时心理状态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比赛结果。随着测量心率仪器的进步，监测心率不仅可以反映出网球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体能消情况，更可以突破传统的研究方式通过实时监测心率来对网球运动员的赛中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因此实时监测心率变化对运动员的心理特征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心率的测量方法
（一）心电图
心电图室利用心电扫描仪从体表记录心脏运动周期所产生的电活动变化图形的技术，是检测心率最为准确的一种方式。但是心电图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连接复杂的电极，一般只适用于需要准确的胜利参数的场合，由于运动项目的活动范围和幅度较大，所以用心电图测量心率的方式在竞技运动训练中的应用较少。
（二）心率遥感装置
陈超、邓伟明、孙学川等人通过POLAR表的数据分析软件进行直接测量来评价运动强度。但是由于剧烈运动，以及运动员运动时出汗、女子运动员的生理特点带来的不便，使得传输带的佩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新型心率测量工具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佩带设备越来越先进，其中心率摇杆手环的应用使得测试数据更加准确，更适合监控运动员的运动前后的特别是运动过程中的心率变化情况。
五、总结
目前针对运动员比赛中的心理状态的研究员还是比较少，研究方法和手段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很少有对于运动员训练和比赛过程的的心理变化的直接监测手段，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量化指标，而根据阅读，总结相关文献以及借鉴其他反方面的的监控手段，我们发现心率不仅可以用于测量运动员的体能消耗，情绪的唤醒水平也会影响运动员的心率变化，并且已有研究者运用心率来评估一些相对静态的运动项目的运动员训练和比赛时的心理状态。因为网球不同于相对静止运动项目，所以类似于比赛过程中的监测心率来观察其心理变化的实验好少有研究者涉及。随着监控技术和设备的完善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心率也可以应用于网球运动员的心理监控。（作者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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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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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文第3篇
王细荣
内容提要：本文简要介绍自然神学的历史发展概貌;分析其最后走向衰落的原因;阐明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理性与信仰在这个发展进程中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自然神学启示神学理性信仰
一、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的界定
传统的自然神学是指人类理性无需(超自然)启示的帮助便可获得关于上帝和
[1]神圣秩序的知识。即对上帝的存在和本性的把握是通过自然界的作用向人类理
性显示出来的。这一定义反映出对“自然的”和“理性的”这两个词的理解具有柏拉图——斯多葛学派的传统。因此，“自然神学是对上帝之存在这个问题的理性的思索”[2]。而詹姆斯·利奇蒙德(James Richmond)在考察欧洲大陆和英语国家两股反形而上学(反理性)的思潮以后，从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框架出发，指出自然神学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看法所进行的理性的构想，它透过现象领域而达到终极实在领域，达到作为经验世界之唯一解释的神圣秩序的领域，否`则经验世界便晦涩难懂，令人迷惑，面目不清。”[3]利奇蒙德这个界定是否符合自然神学的历史真实，在此不作深究。但是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体现了经验(包括宗教体验)与理性的结合。而神学与科学对自然界这个相同对象的探究，也正是这种企图透过现象而达到终极实在的历史，尽管它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方式。
二、自然神学发展概览
自然神学最初是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移植在基督教神学之上而产生出来的。通过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及其他中世纪学者的努力，它第一次变得重要起来了。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自然神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自然神学主要解决神义论(theodicy)的问题，即解释自然界中存在的显而易见的罪恶是如何能够同上帝的仁慈和万能和谐共存。但是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初期开始，由于休谟(D·Hume，1711—1776)和康德(I·Kant，1724—1804)哲学对设计论的批判;浪漫主义思潮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的逆动(reaction);十九世纪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新理论诞生;再加上自然神学自身的弱点，自然神学的基础逐渐得到削弱。人们不得不扩大设计论观念的范围，正如哈佛大学的植物分类学家埃萨·格雷(Asa Gray，1810—1888)所说：“事物的出现是成批设计的，此进程伴随着人类意识与道德心的产生，后者不能用随意运动中的物质来解释。”[4]
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对后来的自然神学信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明确地说，他的神学目的是要阐明基督教信仰所宣扬的真理。但是他考虑到当时的异教徒难以接受，认为有必要依据于人生而有之的自然的理性，对基督教教义予以理性的证明。他试图用理性与信仰的联合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宗教信条。如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可以用理性推理证明，而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化体说、原罪、世界在时间中创生和末日审判之类却超乎人类理性之外，虽不是反理性的，但只能
1直接来自上帝的启示。他在《神学大全》中，提出了五种证明上帝存在的后天性证明方法。[5]他的前三种证明，康德称之为“宇宙论证明”，即因果律的证明;第四第五种康德称之为“自然神学的证明”，即“目的论证明”(把上帝作为世界一切事物的最后目的和安排世界秩序的最高智慧)。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虽极为强调哲学和一切学问应为神学服务，但又坚持两种学问并行不悖，是同一个真理进程中两个不同的方面。信仰可以为理性开拓视野，补充理性之不足;理性和哲学可以为信仰和神学提供论证、肯定神学真理。这样，通过其他中世纪学者的努力，自然神学通过“对神的本性(如：他的全能或他的旺盛的生殖力)的理性研究，巩固了有关自然界的形而上学学说(如设计完满和大存在链说〈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或者说特别巩固了莱布尼兹(G·W·Leibniz，1646—1716)的充足理性原理。”[6]因此，托马斯派自然神论者们试图按因果律证明，有机世界除非被看作以作为最初的、必然的、无因的原因的上帝为根据，否则便最终是不可说明的。
而近代的自然神论者则是试图证明：除非我们求助于一个其活动类似人类智慧的宇宙设计智慧的存在，否则一般事物的现象(它们的规律性、效能、和谐、相互关系等)便是令人迷惑和不可说明的。十七世纪的欧洲，经过数十年的宗教斗争后，人们企盼“宗教宽容”;在思想上，受新兴启蒙思想的影响，人们企图树立“理性”的权威;在自然科学领域，伽利略、开普勒(J·Kepler，1571—1630)、尤其是牛顿创立了机械力学体系。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近代的自然神学成为启示神学的替代。这一时期的自然神论有许多代表人物，他们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宗教的基本问题上却有大致相同的倾向。他们一般都主张以理性代替启示，强调崇拜自然界及其规律，用赋予自然界以规律的某种“理性的上帝”去代替传统宗教神学所说的那种绝对自由，为所欲为的上帝。在这些自然神论者的眼中，“世界是一部巨大的机械装置----一只放大了的表，为一位全智者所制造，制成之后他便不再干涉它的运转。”[7]在这里，上帝与牛顿分了工，上帝管世界的设计和创造，牛顿管世界的运行;上帝主宰高贵的精神，牛顿主宰卑微的物质;自然界按照牛顿力学原理进行机械运动，而世界的一切和谐、美以及最高的荣耀均归于上帝!因此，英国诗人蒲柏(A·Pope，1688—1744)仿照《旧约·创世纪》的第三节的口吻高唱：
“自然和自然规律，
藏匿于黑暗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
于是一切都沐浴在光明之中。”[8]
英国自然神论创始人、哲学家爱德华·赫尔伯特(Edward Herbert，1583—1648)针对当时人们由于对《圣经》解释的分歧而导致教派纷争和宗教战争的弊端，提出最基本的宗教原则是上帝永久性地印在人心之上的，这是一些根本不需要也不接受证明的公理。关于人心中固有的基本宗教原则，赫尔伯特列举如下：“
1、上帝存在。
2、上帝应受崇拜。
3、德行是崇拜上帝的主要方面。
4、人总是憎恶罪恶，并且应该为自己的罪过忏悔。
5、死后将有报偿和惩罚。”[9]这些原则无疑是启示的，但是它们的目的却在于道德，因此，它们是与理性的要求相一致的。
这一时期自然神论仍带有中世纪自然神学的痕迹，表现为“理性的超自然主义”。它的特点是在自然理性的真理之外仍然保留了启示真理的独立性。属于自然理性范围之内的真理与启示真理是完全一致的，而超乎自然理性外的那一部分真理只有靠启示的力量才能被人们所领悟。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哲学
就为这种理性的超自然主义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他在《人类理解论》中，明确地将命题分为三类：“<一>、合乎理性的各种命题，我们可以凭考察自己的感觉观念和反省观念来发现它们的真理，并且可以借自然的演绎知道它们是正确的，或可靠的。<二>超乎理性的各种命题，我们并不能凭理性的那些原则推知它们的真理或概然性。<三>反乎理性的种种命题，是与我们那些清晰而明白的观念相冲突，相矛盾的。就如唯一的上帝存在是与理性相合的;两个以上的上帝的存在是反乎理性的;死者的复活是超乎理性的。”10]
故可以看出，洛克认为，凡是理性能够提供确定的知识的地方，信仰就不要干预。信仰如果僭越这个界限，以启示的名义来排挤理性，就必然导致狂热。在狂热中不仅理性消失了，而且连真正的启示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无根据的幻想。
另外，这一时期，设计论的思想非常流行。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于1691年出版的《表现在创世上的上帝智慧》(The Wisdom of God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of Creation)一书中，极力赞叹动植物界构造的完美。设计论思想对后来的自然神学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佩利(WillianPaley，1743—1805)在他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1802)中列举了大量例证，诸如眼球的复杂结构就是为看东西这一目的而协调起来的。他认为，从各种自然有机体的形态设计中，一定能推出存在着一个理智的设计者的假设。另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8篇《布里奇沃特论文》(Bridgewater Treatises)使人们更加了解一些生物学发现“展示了为达到目的而对手段所作的仁慈设计”。不久后，这种自然神学受到了改造，超自然的神秘启示被彻底地纳入理性的范围内。这时自然神论者们拒绝接受任何超理性的启示真理，他们确信，凡在启示中的无不在理性之中。以洛克的信徒自称的爱尔兰自然神论哲学家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将洛克的三大类命题简化为两大类，即合理性的与反理性的，而超理性的一类完全合并入合理性的一类中。托兰德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启示的神秘性，强调启示奇迹必须合乎理性，信仰同时就是认识：“信仰远远不是对任何超越理性的东西的一种盲目的赞同„„如果所谓认识即是对于所相信的东西的了解，那么我同意这种看法，信仰就是认识：我始终坚持这种看法，而且信仰和认识这两个词语在《福音书》中是交互混用的。”[11]通过对《福音书》的历史考证及其神秘化过程的辩析，托兰德断言，《福音书》的教义作为上帝的语言，是不可能违背理性的，“基督教或最完善的宗教中不存在任何神秘”。
同一时期的另一位英国自然神论者马修·廷德尔(Matthew Tindal，1657—1733)则力图说明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的一致：“我想，对于自然宗教，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认为，除了在传达的方式上不同而外，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没有区别。二者都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同样无限智慧无限善良的存在物的不变意志的启示，只不过前者是内在的启示，后者是外在的启示。”[12]廷德尔在《基督教像创世一样古老》(Christianity as Old as Creation)(1730)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当时自然神论者关于自然宗教的设想，力图在普遍的自然法则和人类理性之上，将基督教改造为合乎理性的自然宗教。他反复论证说，理性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工具，上帝要求我们去认识、相信和实现的事，其本身必定是合乎理性的;而任何事物是否合理，也只有理性才能作出判断。《圣经》只是那些普遍性观念的重版，并非一种独特的启示。可见，自然神学在廷德尔这里达到了全盛时期。因此，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自然神论者伏尔泰 (Voltaire，1694—1778)称其为“最无畏的自然神论学者”。
十八世纪后期的欧洲，受哲学上的理性怀疑论和宗教怀疑主义的影响，自然
神学受到了来自两翼的诘难。对自然神学相信有一个宇宙设计师上帝的存在(神学不彻底性)的批判，形成了以狄得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为代表的公开否定上帝存在的战斗无神论;对自然神学唯理性过于浓厚的批判以及对理性是否具有把握终极真理的能力的怀疑，则发展为十九世纪后神学派别(传统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及自由主义的神学等)纷呈的局面。这一时期的自然神论思想明显不同以前的，是处在一个动荡、矛盾的状态之中。1734年，伏尔泰在《形而上学论》一书中，集中而系统的阐述了他的自然神论思想。他用外星人的眼光来批判地球上的事物(特别是宗教)。作为一个自然神论者，他从不否定神的存在。他认为，物质世界的理性结构和合目的性无需求助于上帝的智慧和安排，“一切都是在自然中凭着永恒的、独立的、不变的数学规律造成;人体的构成和保持是各种液体的平衡和各种杠杆的力量的一个结果。人们在宇宙结构方面作出的发现越多，就越
[13]发觉得整个宇宙从星辰直到酵母都是按照数学规律安排的。”另外，如果承认这
个世界是上帝的创造和安排，“那就更可以证明他(神)是一个野蛮人;因为承认了目的因，就不能不说，无限智慧、无限善良的神给予了各种创造物以生命，是为了让它们互相吞噬。事实上，如果考察所有的动物，就会发现每一类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能强迫它去消灭别一类。从人的各种苦难来说，就更有理由终生埋怨
[14]神明的了。„„”对于那些针对自然神论的驳难，伏尔泰也像神学家那样玩弄
概念游戏给予了反驳。他和英国自然神论者们以及他所崇拜的牛顿一样，肯定神存在的最大理由是将其作为“弥补缺口的上帝”，即用以解释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无法说明的自然界的最初动因问题。他也使用了这样的推理方式：精巧的钟表是钟表匠按照一定目的设计出来的，同样，合乎理性的宇宙结构也表明它是某个具有高超智慧为特定目的而设计出来的产物。因此，伏尔泰对世界上触目皆有的罪、恶和缺陷，作了如下的“神义论”式解释：从某个角度来看是“恶”的，从整体上看也许不是恶，而是善;这个世界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但却可能是最好的世界。他曾有两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如果你只统治一个村庄，它也必须有宗教”(见于《哲学辞典》)，“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该创造一个”(见于《致<三个骗子>作者》)，这说明伏尔泰自然神论观点的表达方式独具特色，表明他对上帝的“坚信”和对宗教的信仰，不是出自理论上的必然，而是实践上的必要，这样也就解释他生活的矛盾情况，一方面为自己赢得了“凡尔那教长”的名声，一方面又作为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
在那些崇尚经验的自然神论者那里，自然神学的基础已是岌岌可危，因为它极易受西方思想界的一股反形而上学思潮侵蚀：人的认识只能依据经验，人在经验的局限中不能认识超验的事物，所以人类的理性是无益，以它为基础的自然神学也是不能成立的。十八世纪下半叶，“氧气”的发现者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y，1733—1804)以他从事科学实验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对待传统的宗教信仰，这使他对基督教的信条产生了理性的怀疑，从而走向自然神论。他关于自然神学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并且将自然神论思潮从英国带到了美洲大陆。1777年他在《物质与精神的探究》(Disquisitions Relating to Matter and Spirit)一书中宣称灵魂不过是物质的一种，灵魂与肉体实际上是“同一种物质，必会一
[15]起死亡”。在1777年他的另一部著作：《哲学必要性学说的例证》(The Doctrine of Philosophical Necessity)中进一步否认意志自由。1872年，他出版了“题目惊人”的《基督教腐化史》(History of the Corruptions of Christianity)，对基督教的许多重大信条均不予承认，而将之视为基督教中的“堕落与腐败”。他认为，人类最后得救的希望，不是死后的天堂，而是利用科学来战胜迷信，在地
球上建立幸福的乐园。[16]
从自然神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它“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秩序、规律性和统一性的强调是相一致的(把自然界视为‘记录上帝德行的书’)。在英国传统中尤其如此，从约翰·雷的《表现在创世上的上帝智慧》到佩利的《自然神论》，及《布
[17]里奇沃特论文》等著作都体现了这一点。”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神学的
传统形式必将发生改变。
三、自然神学衰落的原因分析
自然神学衰落的原因首先应归于它自身的弱点。自然神学所强调的宇宙设计论者(上帝)显得不具有人性而十分冷漠，这与传统的上帝观相去甚远，人们难以接受。另外，自然神论的抽象性和唯理性过于浓厚，一般公众的想象力很难将其把握。故一些怀疑论者对理性是否具有获得终极真理能力表示怀疑。
其次，来自欧洲大陆和英国的两股反形而上学思潮，强烈地冲击了自然神学的基础。英国以休谟为代表，从经验论立场出发，否定人类理性的效力;大陆的以康德为代表，认为对上帝的认识和信仰只能得自神的启示或人的体验，所以只能有启示神学。休谟对自然神学所持的设计论观点进行了批驳：“有神论的探索方法可能同科学发生冲突，也会武断地排除其他潜在的有成效的方法。宇宙设计论
[18]论证是彻底非经验的，这一事实足以保证它为认真思考的人所摒弃。”他也否定
了启蒙运动对理性在一切思想领域中的力量所抱有的那种自信(主要见于《人类理解研究》)。“当代的不少神学家同意休谟对自然神学的否定，是基于他们认为，宗教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论证之上，而是建立在历史的启示或者道德及宗教体验的基础之上。”[19]但康德对自然神学基础的批驳，却是为了给信仰留出地盘。康德认为，人类理性只能认识现象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上帝)。上帝只能靠信仰来认识。这样，康德就将“实践理性”作为宗教的基础，将道德体验作为宗教信仰的出发点。这就限制“理论理性”的应用范围，给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神学以致命的打击。
再次，十九世纪的生命科学中，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以自然选择学说为中心的进化论认为，自然界貌似有计划，这并非是由于主宰一切、创造万物的上帝的作用，而是由于偶然的变异和竞争的结果，这是与设计论观点完全相悖的，因此，这一理论有助于削弱自然神学的基础。另外，在物理学中，熵的理论预言宇宙将进入热寂状态，因而向宇宙是由上帝设计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自然神学的基础进一步受到威胁。
四、结论
自然神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在自然神学发展的早期，理性和启示在把握同样的基本真理方面是殊途同归的。他们既支持自然宗教，也支持启示宗教。设计论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经常被引用。这一阶段稍后些的自然神论者，将世界上“邪恶的存在”减少到最低限度，表达一种乐观主义精神。用蒲柏的话来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好的。”虽然他们相信理性证明基督教的核心信条是正确的，但是，这主要不是上帝的自我显现，而是更主要依赖于人们的理性。这就为更激进的自然神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第二阶段是自然神学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自然神学取代了启示神学，理性力量的强大效力得到充分的肯
定。《圣经》的教义被贬到从属的地位。到了十八世纪后期，出现了否定各种形式宗教的怀疑论论调，自然神学在无神论与启示神学之间苟延残喘，但是，最终要被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及后来的各种神学派别所淹没。
注释及参考文献：
[1][2] A.Richardson:A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Theology,London,1969,P226.[3][18] J·利奇蒙德著，朱代强等译：《神学与形而上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第26—27页。
[4][19] Jan G·Barbour,Issues in Science and Religion, Prentice Hall Inc,1966,P90—91,P73.
[5] 参看：付乐安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托马斯·阿奎那》一章。
[6][17] [英]W·F·拜纳姆等合编，宋子良等译，《科学史词典》，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460—461页，第461页。
[7] 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等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54页。
[8] Alexander Pope,"Epitaph on Newton", The Works of Alexander Pope,Elwin edition(London,1882),Vol.4,P390.
[9][12] 詹姆斯·C·利文斯顿著，何光沪、高师宁译：《现代基督教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卷，第23页，第43—44页。
[10] 洛克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86页。
[11] 约翰·托兰德著，张继安译，《基督教并不神秘》，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0页。
[13][14] 伏尔泰：《形而上学论》，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8页。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文第4篇
1、引导幼儿感受诗歌中“静悄悄”与“热闹”的氛围，体验诗歌带来的不同意境。
2、初步理解诗歌内容，学习有感情地诵读。
活动准备：
1、两段不同风格的音乐(《森林狂想曲》，《摇篮曲》)。
2、图片若干(小花、小鸟、小兔、小蜜蜂、小狮子、小狗、小鸡、小猫等)。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入室
今天有两位客人到我们班里来，我们看看是谁呢?
2、出示图片太阳
(1)教师：太阳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幼儿：早上，白天
3、出示图片月亮
教师：月亮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幼儿：晚上
二、看图理解儿歌
1、这里有一首儿歌叫《太阳和月亮 》
太阳出来了，小花醒来了，小鸟醒来了，小兔醒来了，白天真热闹 月亮出来了，小花睡着了，小鸟睡着了，小兔睡着了，夜晚静悄悄。
刚才老师念儿歌的题目是什么?《太阳和月亮》
2、引导幼儿用儿歌里的话说出来。
太阳出来了，谁醒来了?
幼儿：小鸟醒来了，小树醒来了，小朋友醒来了„„
3、太阳出来了，小鸟醒来了，小树醒来了，小朋友醒来了，白天怎么样呀?(引导幼儿用一句好听的话来说：白天真热闹。)
教师：我们可以用一句好听的话来说“白天真热闹”。我们一起来说说这句话“白天真热闹”。
什么时候静悄悄的呢?晚上。大家都要干什么了?睡觉。 你们是怎么睡觉的呢?
三、学习有感情地朗读儿歌
1、老师一边出示图片，一边编一首好听的儿歌，小朋友们听一听(教师朗诵)
太阳出来了，小花醒来了，小鸟醒来了，小兔醒来了，白天真热闹 月亮出来了，小花睡着了，小鸟睡着了，小兔睡着了，夜晚静悄悄。
白天很热闹，太阳出来了，我们念儿歌的声音可以大声一点，脸上可以笑眯眯，晚上大家都睡着了，声音可以轻一点。
2、请小朋友根据老师出示的图片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3、 白天小花醒来了，是什么样子动作呢?小鸟醒来了，是怎么样子的?小兔醒来了，是怎么样子的?
4、师幼共同完整地用动作来表演、朗诵诗歌
我们一起来一边念儿歌，一边来做动作。
四、创编诗歌
1、咦，太阳出来了，白天除了小花，小鸟，小兔子醒来了，还有谁醒来了?
指名说。
小鸡也醒来了。
2、月亮出来了，还有谁睡着了?小鸡睡着了。
3、小朋友们说得真好!我们后面还有许多动物朋友，孩子们我们一起去把它们请出来吧。
3、幼儿找一找，说一说，贴一贴。
你们手里还有很多好朋友，有的喜欢和太阳在一起，有的喜欢和月亮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贴一贴。
4、引导幼儿创编诗歌。
我们把小朋友帮太阳和月亮找的朋友都编进诗歌里，一起来念念看。
五、结束，散场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文第5篇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包括感觉、知觉、表象三种形式。特点是直接性和具体性。
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以及假说和理论等形式。特点是它的间接性和抽象性。
从内容上看，感性认识的对象是事物的现象，理想认识的对象是事物的本质。从形式上看，感性认识是人脑凭借感觉器官以感觉，知觉和表象等具体形象的形式直接反映事物，理性认识则是人脑在感性材料基础上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抽象思维的形式反映事物。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只有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一面，而且还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和相互趁透，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辨证统一关系。 1.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 从认识的来源看，一切真知都是从社会实践中的来的，而感性认识直接来源与实践，在社会时间中，人们首先获得的是感性认识的直接经验，只有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然后才能进行科学的抽象，达到理性认识。因此，没有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了，承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就在认识论中坚持了唯物论。
英国科学家牛顿受苹果落地的启示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商品价格---价值规律
2.感性认识有待于深化、发展到理性认识。
这是感性认识的局限性和认识的任务、目的决定的。
感性认识虽然是整个认识过程的起点，但它属于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它只能反映事物的现象，而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认识的真正任务，不是认识事物的表面，外部特征，而是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只有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按规律办事，才能达到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目的。坚持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就在认识论中坚持了辩证法。 有一则故事叫做“辩日远近”，讲孔子去东方讲学，遇到路旁两个小孩在激烈争论什么，便走上前去看过究竟。其中一个小孩说：“太阳早晨的时候离人近，中午的时候离人远。”另一个小孩接着说：“不对!应该是早上离人远，中午离人近。”前一个小孩反问道：“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足有伞那么大，到了中午，却变成茶盘那样小，这不是近大远小的缘故吗?”另一个小孩理直气壮地答道：“早上的时候，天气凉飕飕的，中午却热得像在汤锅里，这不正合乎近热远凉的道理吗?”对于两个小孩究竟谁是谁非，孔子也难于决断。于是，两个小孩嘲笑孔子说：“谁说你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圣人呢?”在这则故事中，小儿辩日、孔子难断的原因，说明了要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单凭直观的感性认识，应该重视理性认识，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
3.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辨证统一，不仅表现在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上，而且还变相在他们的相互渗透上。这就是说，在实际的认识过程中，没有纯粹的感性认识，也没有纯粹的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总是交织在一起的。 感性认识渗透着理性认识，主要表现在：
(1)人的感觉是理解了的感觉。人的感性认识与动物的被动感知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的感性总是渗透着理性的感生，是在理性指导下的感觉。人在感知某一具体事物时，大脑并非一张白纸，总是有以往的理性认识掺杂在其中，理性认识加强了感觉的明确清晰的程度，并且由于理解而使感觉更敏锐，更深刻。
(2)人的感觉必须通过概念，理论等理性认识的形式来表达，纯粹的心理体验是不能作为认识传达给别人的。
(3)感性认识在理性认识的参与下进行，人总是用自己已有的逻辑只是去感知外部对象的。如看到玫瑰花是红的，黑白是黑的，实际上，人们头脑中早已有了红的，黑的等理性认识了。
理性认识中有渗透着感性认识因素，主要表现在：
(1)理性认识不仅易感性材料为基础，而且要以语言、文字、图像及通信手段等感性形式来传递和表达。越是抽象的理论，越要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传递和表达。
(2)对理性思维的深刻理解，往往要借助于丰富的感性经验才能获得。正因为如此，对同一理论的理解，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往往比青年人理解得更深刻。 4 实现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条件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认识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这一飞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第一，必须占有丰富真实的感性材料，这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基础。因为想象是本质的外在表现，本只存在于各种现象之中，只有积累丰富真实的感性材料，从而为人脑提供材料，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占有丰富的切合实际的感性材料，是实现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前提条件。
“扣盘扪烛” 说从前，有个生来就双目失明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太阳。他很想知道太阳是什么样子，便去向明眼人打听。别人拿来一只铜盘，告诉他：“太阳的样子就像这个铜盘，是圆圆的”。瞎子接过铜盘敲了敲，听到发出响亮的声音，便满意地走了。过了几天，瞎子听到当当的钟声，以为这就是太阳了。旁人对他说：“不对，太阳是会发出亮光的，就像点燃的蜡烛一样。”于是瞎子又找到一根蜡烛摸了摸，记住了它的形状。有一天，他偶然碰到一根竹萧，不禁高兴地叫到：“啊哟!我摸到了太阳。”这则故事中，瞎子想从感性认识开始认识事物，这在方向上是对的。但他不了解感性认识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味依赖于自己的感觉，而忽视大脑这个思维器官的作用，对听来的、摸到的片面感性材料一概不作分析，结果闹出把钟声、竹萧当作太阳的笑话。
第二，应用科学的抽象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正确的逻辑加工，这是实现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可靠途径。掌握了丰富真实的感性材料，并不等于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想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还要进行自觉能动的选择。毛泽东指出：“要完全地反映真个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经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否则，即使拥有丰富的感性材料，也未必能上升飞跃到理性认识阶段。
伯乐、九方皋相马的哲学启示
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编写的《淮南子•道应训 》中有这样的记述 : 秦穆公对伯乐说 :" 年纪很大了 ,你同族的子弟中有可以派他们去相马的人吗 ?" 伯乐回答说 :" 一般的好马 , 可以凭外貌骨架来识别他。若是识别天下难得的千里马 , 就得注意他身上若隐若现的神韵 , 甚至抛开他的形体不顾。像这种马 ,超凡绝世 , 奔驰如飞 ,不留足迹。我的孩子们 ,都是下等材料 ,可以告诉他们哪种外形的是一般的好马 ,但不能传授他们相千里马的本领。我有一位一起打过柴的朋友九方皋 , 这个人在相马本领方面 ,不在我之下。让我引见给君王吧。 "穆公接见了九方皋 ,派他出外寻求千里马 ,三个月以后九方皋回来禀报说 :" 我已经相中了一匹千里马 , 在沙丘。 " 穆公问 :" 是怎样的马呢 ?" 九方皋说 :" 雄的 , 黄色。 " 穆公派人前往沙丘提取 , 却是匹纯黑的雌马。穆公很不高兴 , 叫来伯乐责备说 :" 败兴的很 ,你引见的那个求马人 ! 连毛色、雌雄都分不清楚 , 又能识别什么千里马 !" 伯乐听了深深叹了一口气 , 说 :" 竟然到了这样神秘的地步 ? 这正说明他为什么本领高出我千万倍 , 神妙的无法估量啊。像九方皋观察到的 ,是马的天赋灵性。他正是看到了马的精华所在而忘掉了粗糟的东西 ,考察到马的内在素质而忘掉了马的外形特征 , 他看的是应该看的 , 而不去管不必看的。像他这种相马的经验 ,比千里马还贵重呢。 " 马赶回以后果然是匹千里马。 所以《老子》 说 :" 最直的好像是弯的 , 最灵巧的好像是笨拙的。 " 这段记述中 , 九方皋相千里马的高明之处是 : 看到马的精华所在而忘掉了粗糟的东西 ,考察到马的 内在素质而忘掉了马的外形特征 ,看的是应该看的 ,而不去管不必看的。
这告诉我们这样的哲学道理 : 认识事物要区分粗精、真伪、表里、内外 ,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 ,抓住事物的本质 , 要区分事物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 , 抓住事物的主要方面。相千里马 : 毛色、雌雄等外形特征是 " 粗 "“伪” “表”, 是现象 ,是事物的次要方面 ; 马的天赋灵性神韵是 " 精 "" 真 "" 里 ", 是本质 , 是事物的主要方面 ; 看到了马的精华所在而忘掉了粗糟的东西 , 考察到马的内在素质而忘掉了马的外形特征。这正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 ,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 抓住了事物的主要方面。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 不可分割的整个思维过程 , 这是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 开动脑筋的过程 , 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进行分析与综合的思维过程。分析与综合是统一的科学思维方法 , 我们既要注意在综合指导下的深入分析 , 又要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具体方法很多 , 贯穿于其中的核心是矛盾分析的方法。 它要求 : 对矛盾各方面及其关系既分析又综合 , 坚持一分为二 ; 对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既分析又综合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对其他各种矛盾关系既分析又综合 , 坚持善于把握重点和主流。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在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文第6篇
世界科技文化史结课作业
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姓名：王 大 海
学号：091031091
5专
班级：机自099
学校：天津工业大学
2010年12月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探析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两种观念、方法与知识体系。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当代人类实践的发展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既提出了紧迫要求，也奠定了现实的实践基础。应使对今天社会发展的现实状态，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运用要融和与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保持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立足当代人类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要融汇中西，致力创新，加速分化，促进综合，在新的时代的条件下构建和谐与融合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促进人类精神的健康发展，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要求。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精神世界中不朽的旋律。从古希腊开始，科学精神就在西方世界开始萌动，古希腊科学中的理性精神、分析精神非常的发达，柏拉图的理性主义还使理性负载着精神生活的意义，这样，亚里士多德才有可能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形式逻辑体系。而突出表现在近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更是把理性推崇到了万能的地位，认为理性可以达到人的一切目的。如在康德看来，意志行为惟有合乎理性。在近代科学发展中，由于客观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复兴，实证精神和分析精神的迅速发展，由此引起近代科学在各个领域的全面繁荣。突显出来科学精神的大旗更是在波澜壮阔的现代科学革命中表现出来。历史把科学精神推向了人类精神的核心地位。科学精神的演变与发展凝聚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而何谓科学精神?在美国科学史家默顿看来，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他进而认为，“科学的精神气质虽从未被整理过，但从科学家在习惯中，在无数论述科学精神的著作中，在对触犯精神气质的行为的道德谴责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道义一致性，可以推断出它的存在。”而从科学认识方法的视角，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指出科学精神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物本—物化—对象化，这就是这种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核。”在我国，明确提出科学精神并提倡“弘扬科学精神”的是任鸿隽。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推进，黄昌款、胡适、毛子水、屠正叔等对科学精神的研究从而使这问题进入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而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从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刻卜勒、牛顿、波义耳等人身上，总结出了科学精神的几个特点，它们分别是: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专心一致，实事求是等。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拓宽了科学精神的内涵，赋予科学精神以新的时代特征。科学精神是科学实践中
逐渐形成并不断表现出来的情操、气质、品格和特征，它是时代的科学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现代社会实践要求人们反思以往对科学认识的片面性，要求全面认识科学理性的作用。科学探索就是要透过事物的现象去把握其本质及内在的规律性，反对用任何形式束缚人们追求真理的思想和行为。科学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来理解它。科学精神体现着人类对客观性、真理性、合理性的追求与创造。它激励着人们驱除愚昧，求实创新，并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宣传和探讨“科学精神”的热潮,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充分展示了科学精神及其巨大作用。
人文精神是从人文文化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精髓。它以人为尺度，注重形象思维和整体综合，开掘主体生命内在的体验、感悟和直觉，人文精神突出了人主体地位，揭示主体价值。人文精神就其核心来说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等等。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人对他人、人对自己的基本态度上。人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也要正确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中把握人的价值，人还要处理好人自我表现的超越性的问题。作为一种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注重对个体的关注，夸大物欲作用，忽视精神价值的单面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也即通常所说的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追求”等。有学者认为，人文精神就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意识、情感体验、生命追求、理论阐释、评价体系、价值观念和实践规范。人文精神，说到底就是指“一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原则，这种原则是评价一切实践活动结果的根本尺度。人文精神把人的利益、人的发展看作是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人文精神是推动起一种有别于科学认识的探究活动，去展现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它与外间世界的交相辉映。以人性、人文理念来观察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它活跃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中，是一种理性意识与非理性的体验的结合，人文精神的目标是追求善和美,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它既表现为一定的知识形态，也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应承担消除人文危机的重任，为人类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开创一片新天地。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生的，都是承认与尊重客观实际、提炼与抽取客观现象的本质、探索与揭示客观规律的，其基础在于社会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劳动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共同的基础，其共同的根基就是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人，而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也是人。许多科学家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这样主体层
面的科学精神中也包含了人文精神。科学界的优秀分子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从主体层面把科学精神理解为科学家的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精神价值。杰出科学家身上体现出的精神品质,如怀疑精神、敬业精神、奋斗精神、献身精神。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实践层面,人们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深入实践的行动，自觉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统一建构。要在自然——人——社会相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和发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相通性，建立一种真正的大科学观，这种大科学观中蕴含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气质和广博内容,从而具有更加广阔的科学视野和实践价值。这就告诉我们，只有撇开种种理论上的谬误，回到马克思说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本身，才会确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本来就是统一的。科学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精神同艺术精神、道德精神等其他文化精神是不可分割的融合在一起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相伴相随，科学精神根植于人文精神之中。科学作为一项探求知识和真理的认识活动，体现的对真理的无私追求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人类向着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前进。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控制论奠基人维纳有一本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这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科学精神就是人类一切美好、崇高、值得肯定的精神品质,其中包含了人文精神。
然而，在我们所在的大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决定了大学的文化生活，而大学的文化生活又决定着大学的风格，影响着大学的运作行为，影响着师生的气质和品性，进而形成一所大学特有的价值观念、学风、教风和校风。它决定着大学的形象，使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大学精神，那些具有个性的大学精神必然能形成办学特色和发展优势。大学精神作为整个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形成过程中必然会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时形成后的大学精神也反过来影响着社会文化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