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不同时代的经济发展趋势对当时国内文化和社会意识有着重大冲击和影响作用。上世纪后半期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和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和伦理行为规范密不可分，随之而来的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使得“中流阶层”和“中流意识”盛行一时。然而，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又出现了“新穷困”现象和“差别意识”。
关键词：日本文化； 社会意识；影响
0.引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从一定程度上对其文化和意识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日本在上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政治动荡之后，其经济逐渐趋于稳定并快速发展，这是与其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的。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东亚的韩国，中国的台湾等亚洲国家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这些国家的历史渊源同属于儒家文化，这时，有很多的学者将研究焦点放在了东亚经济发展原因上面。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儒家文化圈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方面。儒家文化圈是指运用儒教的伦理行为规范和求实精神形成的文化意识[1]。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特点：各个地区不同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社会作用也有所不同，同时也是儒教文化中的一种。儒教文化中的“性本善”和“仁政”和日本文化关系密切，具体说来，儒教文化不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不能激发劳动者热情，然而可以使得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涨。
可以这样说，日本化的儒家文化所形成的日本人的价值观，对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日本化儒家文化传统的“和”和“忠”起初作用于天皇，后转换到作用于集团，企业和利益共同体。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战后经济重建时期，日本国民表现出空前规模的协调和合作，因而保障了日本社会的长期稳定，动荡减少。另外，企业根据儒家这一传统文化精神各自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内部之间保持良好配合、协调的工作秩序与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些都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2.中流意识的出现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政府也吸取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效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为国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国内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完善福利制度，使得普通工薪阶层能够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另外，向富裕的人们收取税务，以确保人民的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
日本社会中流阶层也被称为中产阶级和中间阶级，主要是企业的白领雇员、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等，这一阶层的人群数量不断扩大，社会机构也有着较大的变化。在社会舆论中出现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学术界也有了“中间社会”的说法和“日本的新中间阶层是经济发展本身孕育出来的”等论点[2]。
在日本的文化学术界中对于“一亿总中流”和“中流”等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同时也有相关学者探讨是否存在着阶级社会的问题，是否存在着中产阶级的问题等，如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的“新中间大众”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岸本重陈教授的“中流的幻想论”等。村上泰亮不使用“中流”这一概念，而是从阶层化概念的角度来定义：第一，阶层化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都阶层化。第二，日本社会中流阶层具有明哲保身和保守的倾向。村上尝试着用阶层结构化这一概念为中心来分析和展现日本社会内的非结构化。村上的论述中最终中流阶级瓦解，新中间大众时代到来，使得阶层去结构化现象出现。村上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使得阶层结构化失去了意义，因此现实社会中不再意识形态上的阶层和阶级。
“中流阶层”，这种在中间社会上形成的阶层终身享受着雇佣的权利，其职业稳定，消费生活趋向于平均，接受的教育也比较均等，在财力和社会形态上也处于平均化地位，处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们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上的阶级观念，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基本都已模式化，多数人都没有“仇富心理”，他们不仅追求完美你的物质生活，而且也有着精神追求的欲望，即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只是关注与衣食住行的自由，而对社会和政治并不关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这使得日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传统的日本集团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个人主义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从而形成了新的“中流”意识。
3.社会差距、新穷困现象的出现
中等级差别在2006年进入了高潮，特别是2007年的金融风暴爆发，全球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很多大型企业转而趋向国外发展，而中小型企业多数只是自保，不得已情况下倒闭。企业的用工变得十分苛刻，多数情况下是选用廉价临时工，工资水平较经济发达时明显降低，从整个社会来看，失业人员也有上升趋势。这种经济和社会状况使得社会意识和文化发生了很大差距，也就是在此时出现了“新穷人”这一社会现象。“新穷人”一词源于著名学者鲍曼所著的《新的贫困——劳动、消费主义、new poor》一书[3]。这本书主要探讨贫困的根源，讲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推行临时雇佣制和无薪休假制，福利国家的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和劳动者长期失业问题等。该书在日本的出版是在2008年8月，也正好是日本出现“差距社会”的时期，书中的“新穷人”在日本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众多专家学者相继围绕新穷困和解决这一现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政治理论上表现出了政党的生态上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日本的共产党发展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发展变化，也一度陷入了低潮，然而，日本共产党出于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关注“新穷苦”问题的解决，并且提出了一些对于非正式雇工和劳动者的待遇保障要求，尖锐的指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是企业和政府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保障了人权，因而广受穷苦大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政治上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4.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中流”意识已然走入其末期阶段，而经济低靡时代，差距在整个日本社会文化和意识发展中成为了主流，因而也产生了“新贫穷意识”、“社会差别意识”。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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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汉服;日本和服;比较研究
前言：回顾历史发现，日本和服文化很多都是受到中国汉服文化的影响并发展而生，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一直在不断地对吸收到的中国汉服文化进行着改革与创新，使汉服文化的理念等元素有机融入在和服设计中，成为符合日本需要的特色服装文化。在历史的洪流中，中国作为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其在服装文化领域中呈现出缤纷多彩的多样化特点，查阅文献可知，中国汉服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一条漫漫长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广泛的覆盖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当前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特色服装文化即和服文化的民族，甚至可以说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结晶，具备东方文化的情调。从历史渊源的角度来看，由于受到我国汉服文化的熏陶影响，因此决定了日本的和服文化与中国的汉服文化有着一些相同之处，当然由于两国不同发展轨迹，在汉服与和服上也会呈现出一定不同之处，而这也是历史因素流传至今的最真实的表现。
一、中日文化发展的渊源
中日关系一衣带水是众所周知，也正是这样的理念使得中国认为日本文化是继承了中国文化的衣钵，排除先入之见，也确实是这样。从历史的发展过程能够看出，日本文化很大程度上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深入骨髓，并且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而服装文化作为总体文化领域中的一种，中国汉服和日本和服的交融发展也找到了历史根源。比如历史中的唐朝，更对日本和服文化有着异常强烈的影响和冲击[1]。
查阅文献可知，在唐朝时期，中日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友好往来甚是频繁，因而同期促成了相互之间繁荣的文化交流。在日本的理念中，唐朝的昌盛是伟大的，当时大量的遣唐使者和留学生都曾在中国接受各方面的教育。据相关研究证实，日本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可以说是诸多国家当中最高的，所有先进的事物，日本均会想方设法吸收，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改革与创新使之成为自身的东西，形成特有的文化[2]。所以日本所模仿的文化都会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进行创新，变成“引我之用，用则创新”。对于这一点，中国始终望尘莫及，比如日本的动漫产业，一直可以说是世界的“花魁”，日本通过元素的不断创新将自身的文化推向了国际，成为了日本的标志性产业，并以此为依靠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3]。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动漫产业也有着相对辉煌的历史，但严重缺乏创新显然是一大弊病。日本狭小的领土迫使日本不得不通过创新来提升综合竞争力，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海上建造的国家，受着领土的限制，只能依靠发展科技来“强国”，比如日本的“围海造田”，排除万难将原有的全国各地生活垃圾和废弃物“变废为宝”，单这一点，就足以让所有国家感叹[4]。
二、中国汉服和日本和服的历史渊源历程
(一)中國汉服文化传入日本
古代的中国由于具有着“天朝上国”的称号，周边很多小国都会为了自己需要的资源来中国上贡从而换取稀缺的资源[5]。也正是在这种来来往往的交流中，中日两国各有的服装文化也伴随来往人们开始传播和交流起来。而要说中日服装文化正式产生历史渊源的话，则要从公元三世纪说起。那时中国正处于铁器与青铜器时代，日本在受中国的影响下，纷纷引入中国的铁器、青铜器以及多种生产器械，这大大推动了日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6]。也正是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日本文化层面的发展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期间，日本已经能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状态，同时伴随中国汉服文化积极传入日本国内，日本人开始竭尽全力的开创属于自己的和服文化，并且也非常推崇中国传来的传统汉服文化。可以说，在这时期中，中国汉服文化深深地在日本扎下了根[7]。
(二)日本在中国影响下形成自己的和服文化
发展至隋唐时期，中国处于太平盛世，这时的中国古代汉服文化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而在中国汉服文化的影响下，日本积极引入并积极学习和探索中国的汉服文化，在结合带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日本人开始对属于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服装文化进行创作和传播[8]。当唐太宗在位期间，中日两国积极互派文化使节，担负着传播与交流自己国家文化的责任与使命，为两国之间友好、艺术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意义。其中为中日服装文化形成良好沟通纽带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对日本和服文化的形成与体系化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9]。在公元716年，吉备真备来到中国潜心学习，他长达十七年的学习历程，让吉备真备充分体会到中国汉服文化的博大精深。于是，在735年， 吉备真备带着的中国的汉服回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大力宣传中国多样化的服装文化，为日本的服装设计注入了灵感[10]。从这时开始，日本在中国汉服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并形成带有自己国家特色的日本和服文化，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日之间服装文化历史渊源越来越浓厚，同时二者也朝着带有各自特色元素的方向发展[11]。
三、中国汉服和日本和服存在渊源的原因
综合以上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汉服与日本和服都有着自身相应的特点，之所以使中国汉服与日本和服产生历史渊源、存在连结关系，本文认为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原因
日本是一个岛国，经常受到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袭击，恶劣的环境迫使日本人想法设法求生存和发展。而中国作为地大物博的辽阔大国，丰富的物种与资源，使作为小国的日本向天朝大国进贡从而来换取更加需求的资源。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在与中国内部各个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人员流动的过程中，也吸取了不同类型的服装文化，来加入和填充到自己民族的服装文化中[12]。可见，具备极强限制性的地理因素，决定了日本吸取外来服装文化的紧迫性，也急需加大力度吸收外来的中国汉服理念，使日本人民通过克服困难来创造自己的和服文化。
(二)政治原因
查阅文献可知，日本的历史在中古武人执政之后，就形成了两大权威，一是天皇万世，一是幕府，随着不断的演变和发展，打破了日本传统的唯权主义观念。日本人民由此对至尊和至强有了认识，允许两者同时存在。尽管这与中国的君主制度存在不同，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学习中国君主制度的基本模式演变而来[13]。可以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至尊和日本的至强两种思想取得了交融发展与平衡，为日本的和服文化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日本人由此开始倾向于服装文化的平衡发展而避免闭门造车情况出现，这就体现了日本和服文化的混合性，同时也是产生中日服装文化存在渊源的原因[14]。
(三)民族原因
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无可讳言，相比之下，传统时期的日本国家比较缺乏创新能力，日本人也因此存在一种自卑感。由此可见日本对于外来文化的学习态度，实质上是基于文化的自卑而形成的。日本学习过中国的汉服文化之后，并不是按照常理来进行服装文化的再造，而是直接模仿，随后日本人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与演进，使得日本和服形成特有的价值观得以保存下来。由此可见，日本的这种自卑心态也促进了日本的良好学态度，更能重视起自身和服文化发展的单一性并不断弥补这种不足[15]。
(四)价值观原因
中国的价值观是以单一的善或恶的行为来规范另一些行为，由此达到人格的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创作出来的中国汉服会更加注重对美的表达、对伟大的歌颂等。而日本的价值观也会在善与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个人行为的规范性，这样对于人的评价并不会基于某个单一的标准。那么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日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也使得日本人会在服装设计层面上追求更为突出自我性格。其中，中日服装文化最为相通的便是对“忠、孝、义、理”等中华传统思想的借鉴与发展，而日本和服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将原本的思想进行更改，在日本人看来，“忠、孝、义、礼”成为人的全部义务，对于一个人的人格评价也能够明确指出其在哪个方面有所欠缺，而不是通过对其一方面的否定就全面否定了这个人。而追根溯源，这与中国汉服的基本思想存在着紧紧的联系。
四、汉服和和服对比
虽然说和服是以汉服为基础进行发展的，但历经漫长时间演变，逐渐带有别具一格民族特点。例如女款和服背后大腰带便为和服一大特色，而这也为区分汉服和和服最为主要的标志。而且和服衣料纹饰也通常带有鲜明日本民族的特色。接下来就以汉服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曲裾深衣举例说明，同和服具有如下差异：一是和服衿与汉服不同。和服之衿，不同于中国交领，而且也不同于我国的直领，最为典型特点在于衿头露于衣服外。汉服衿与衣服却平齐。而且和服有一层布贴于衿内作为共衿，而且其共衿是不封口的，用来插进领芯，这样可以使领子变硬，但是汉服却不存在领芯;二是和服袖后没有封口，反倒是袖前端的下面要封，与我国宋朝代表服装是恰好相反的。秦汉时期我国传统服饰袖子前端下方也有部分是封口的，仅存留小口伸手，叫做悬壶袖。该袖形发展至唐朝保存下来，但是再后期就被大袖所取代，之后就没有再封过口。袖后没有封口，直接开到腋下也作为和服主要特征;三是和服袖子大多为方形袖，但汉服袖子大多为圆形袖。和服大多为房型秀，少部分为圆形款式，像圆禄袖，当代和服通常是方形袖。但是汉服，大多为圆形袖，但需要一提的少部分为方形袖，唐朝有些舞衣袖就是方形的。
四是汉服上彩缕、披帛、绶带、环佩、桃符、香囊等装饰，在和服当中是不存在的，而和服也存在自身独特装饰品。而且汉服还存在小佩剑等，和服则普遍使用怀刀;五是和服腰带复杂打法、长度与打出来花样，却是在汉服中不存在的。汉服腰带同腰围基本是一样的，绑上而后下坠些便可以。女式和服腰带要约四米，并用它在背后系出各式花样;六是汉服用系带方法绑着穿，但和服不系带。在和服上有系带一根，完全依赖腰带固定住，假若和服腰带散开的话衣服会彻底散开，因此女式和服的腰带会绑较为夸张。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站在追溯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中日关于服装文化历史渊源，能够知道中国的汉服文化对日本和服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历史处于不断的发展中，可以说，历史的发展就是文化的发展，我国能够崛起就是源于民族文化的崛起。在历史的洪流中，中国作为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其在服装文化领域中呈现出缤纷多彩的多样化特点，因此便也对日本国家的服装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在某些领域，我国也要学习日本的文化精神，取他国的服装文化之长、补己国服装文化之短，兼收并蓄、扬长避短，并不断进行服装文化领域的创新，才能发扬我国中华民族的服装文化特色，走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以上通过对中国汉服和日本和服对比研究，并粗浅总结了中日两国服装文化存在历史渊源的相关原因，以便为今后的深层次研究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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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日本;现代设计;传统文化
在日本的文化发展历史上，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发展是基于大量地吸收外国文明的精华基础上的，他们把这些精华加以消化，加上日本本身的文明传统，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融会贯通，使日本的文化、经济、政治都与众不同。日本的设计，也是基于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
日本的现代设计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大力发展，此时的日本设计家试图将反映西方生活方式的观念照搬到自己的设计当中，却显得笨拙、生硬和肤浅。随着现代设计走向成熟，他们发现融合了日本民族艺术传统的作品反而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现代的设计以其特有的民族性格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设计界取得一席之地，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显著成就的作品大都带有鲜明的日本身份。在现代高科技工业冲击中传统并没有消亡，反而与现代设计融为一体，作为精神支柱植根于日本现代设计理念中，使日本设计表现出独特的气质，成为别国无法取代的重大特征，是日本跻身设计强国的制胜法宝。
一、日本现代设计中的传统精神
总的来说，日本的美学传统，重视细节，重视自然，讲究简单、朴素，讲究美学精神含义，构成了日本设计中的精神支柱。
永井一正把日本设计家分为四代人：其中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为龟仑雄策、早川良雄、伊藤光治等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则为田中一光、福田繁雄、五十岚威畅等;第三、四代的代表人物有石岗瑛子、浅叶克己、伊藤晃一和上条乔支等。
第一、二代的设计家尽管各自风格相差很远，但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永井一正用几何框架勾画出一种特定的画面空间气氛，又着重具象的装饰性图形的研究和应用;早川良雄则用水彩、色粉等材料以透明且柔和的手法绘制招贴形象。他的作品带有一种梦幻般的韵味，各种隐喻的图像间渗透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诗意;田中一光对平面设计语言的运用有着独到之处，他对日本的字体和符号有着很深的研究，试图通过现代的方式将他们在招贴上重新加以诠释和表现，他强调设计的平面型和空间型，作品具有高度的秩序感和工整性，在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平面符号的独特魅力，他的作品既有强烈的民族性又有典型的国际风格;中村诚则主要以摄影的手法进行设计，在为资生堂化妆品公司设计的系列招贴中，他以日本人独特的审美眼光去揭示日本女性的美，选取最具日本风格的细节，以点带面，戏剧性地夸张处理，对肌肤、睫毛等细节的细枝表现，对画面朦胧气氛和色调的把握，使招贴画面充满着一种东方的审美意蕴。
在第一、二代设计家中，最为突出的是龟仑雄策和福田繁雄。
龟仑雄策是日本被称为国际设计大师的第一人。他的画面具有强烈而又稳重的色调对比，对每一细节一丝不苟地精细刻画，表现出日本传统工艺美术所具有的典雅而细腻的审美情趣。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以龟仑雄策有机会在全世界展示才华。事实上也正是以此为契机，日本设计家开始确定他们的国际地位。
福田繁雄可能是最为其他国家所熟知的平面设计师。他的作品被欧美设计家誉为“经济简洁又复杂多变”。他的设计风格幽默生动，设计思维既继承了日本传统中追求典雅的风格又反映了追求间接新奇的日本现代设计新潮流。他总是弃旧图新，并系统地将各种创意、革新加以融会贯通。力图以各种图形矛盾性的复合，引导观众产生设定的联想，在看似荒谬的视觉形象中透射出一种理性的秩序感和连续性。福田繁雄既深谙传统，又掌握现代感之心理学。他的作品紧扣主题、富于幻想，同时又极其简洁，并善于用视幻觉来创造一种怪异的情趣。
第三、四代设计家则从摄影、电脑等方面获得了更多表现上的自由，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然而他们的作品中同样渗透着日本的传统文化精神和审美元素。
佐藤晃一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设计作品有着明显的民族风格，色彩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分离感和张力，把装饰色彩、变形形体和折中了的印象派的光表现与色渐变手法融为一体。他不但继承了日本文化中肃静、悠远、清雅、柔和的风格，还将这种风格更进一步推向完美和充实。提炼日本文化中最精要的精神内涵。以日本传统的空灵虚无的思想为精神根底，带有日本自古以来清愁的色调，追求其中浮现的优美和冷艳的感情世界。
设计评论家厄尔(J.V.Earle)认为日本设计可以总结为两大类，即：
1、色彩丰富的，装饰的，华贵的，创造性的;
2、单色的，直线的，修饰的，单纯与俭朴的。
这在表面上指出了日本设计的形式风格特征，也不无巧合地印证了日本人审美的两重性。
日本人独特的审美情绪和美学观念，自始至终渗透着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
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曾经对日本民族精神作过较恰切的表述：“菊花与刀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这同样体现在日本的审美思想和艺术创造中：日本的审美观念中充满优雅和谐的情趣又不乏阴郁和深沉的审美趣味;热衷于事物优雅的姿态和幽玄的意境又崇尚激越和狂热的情绪;敬仰崇高对象和悲剧精神，同时又爱好滑稽和幽默。日本的艺术可能简朴自然也可能繁复华丽，既平常又怪诞，既有抽象的浪漫精神又有现实主义精神。
从地理环境上看，这种文化精神的两重性与日本人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邱紫华在《东方美学史》中提到：“日本地理环境中有三个基本因素对于形成日本文化模式有重要的影响，这就是森林、海洋和农耕。”日本多森林，植被覆盖面广，森林在日本人的生活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森林文明使日本人崇尚生命之美。森林在不同季节变换的缤纷色彩和自然物千姿百态不仅有助于日本人对寂静、闲适之美的感受，而且还促进了对事物色彩和姿态的审美敏感和对瞬间状态的留恋，日本美学中关于优美、和谐的审美观念，同森林环境密不可分。日本列岛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日本人对大海的冒险和征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人勇猛好斗的征服性格和追求壮美的崇高精神。森林与海洋共存于日本人的生活中，日本人自然把森林文化的优雅精神与海洋文化的狂暴精神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主体内容。此外，日本还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农耕生产的生活方式激发了古代日本人对季节时令变化的敏感，也促成他们追求自然天成的美学思想。
日本人的传统神道信仰使日本的传统艺术在崇尚自然外还带有特别干净、整洁的特点;而日本人对佛教禅宗的信仰，形成日本人俭朴、单纯并且喜爱非完整、非规则的美学特点，精神上则推崇内敛，自我控制，自我修养。
日本17世纪到19世纪经历了高度商业化的江户时期，商业文化高度发展，形成日本人重视和喜爱奢华平面装饰的特性、喜欢商业修饰和大众化的文化特征。
二、传统带动现代设计
日本设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跻身世界设计大国。“日本制造”甚至作为优质产品的代名词成为一种文化标签。日本是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非西方国家，它的民族传统、设计风格、文化根源与西方大相径庭。日本的传统精神，无论在深层民族特性层面还是在表面的技术层面都决定着日本设计的命运。
1.民族特性层面
日本的历史是吸收外国文化精华，使之成为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的一个长期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日本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最好的学生，也是最能够把作别国的经验和本土国情结合，发展自己独特文化体系的国家。日本美术也不外如此：“但凡触及外来文化时，日本美术总是以柔和的立场受其影响。……这种随遇而安、广泛吸收的情况，显示了日本美术的广泛适应性，或称反预见性”
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及方法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和模仿的民族，但这种学习和模仿只是在植根于本土文化传统及其所急迫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人没有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无原则性，兼收并蓄，并且对外来文化进行分解、还原，抛弃不实用的东西，进而达到东西方文化的共存融会。“将原产于外国的东西加以吸收，改良和应用，从而大力发展并超出原有水平，这就是日本人的专擅和特性。”
日本的设计正是基于这种无原则地彻底吸收而又有选择地为己所用的方式下经历了模仿、折衷转化进而发展为成熟的“日本制造”。
另外，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日本的传统文化的单一种族基础，使得他们非常重视集团和团体，因此文化可兼具活跃和稳定两重因素。日本社会重视集体和团体，轻视个人，因此无论是在处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大问题上，还是像每个具体设计这样的小问题上，都能兼有大而稳定的方向，小而活跃的因素这双重特征。
2.技术层面
日本传统中有几个因素是它的设计与现代迅速接轨的重要原因。
第一，日本传统审美思想中受禅宗的影响推崇少而简约的风格，并且因为崇尚天然的神道信仰而重视材料的本身特色，喜好不经掩饰的裸露的材料，装饰性地使用结构部件，完全暴露并体现结构，这种特性与现代设计的要求不谋而合。
第二，在生活中他们形成了以榻榻米为标准的模数体系，从建筑到用品，日本人形成了长期对基本单元为设计中心的习惯，这使他们很快接受了从德国引进的模数概念。这也正是现代设计所需要的要素。
第三，日本领土狭小，人口密度大，长期以来狭小拥挤的居住环境使日本民族喜爱小型化多功能化的产品，重视细节并喜爱装饰功能部件。而现代的国际市场趋势恰恰是倾向袖珍化、微型化、便携式、多功能化。这些传统的观念非常顺利地融入现代设计中，成为别国所难以具备的特点。
另外，日本现代设计强调集团式工作方式，完全不追逐个人出名，以集体的成就而骄傲。企业内部力量比较容易得以集中。这也使得日本的设计可以飞速地发展。
3.体制层面
日本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的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体制。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在发展现代化时能够完整地保持，甚至发扬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设计。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发展设计以来，它的传统设计基本没有因为现代化被破坏。这与政府对传统设计的重视与扶持不无关系。
日本战后的设计发展与其战后经济增长迅速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历程是分不开的。日本政府、企业通力合作，建立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国内市场，从而促进日本设计的成熟。政府对设计的大力扶持，企业对于设计的高度重视，是促成日本设计发展的重要原因。1918年创建的松下电器公司的老板松下幸之助1951年访问美国后便积极推动日本工业设计发展，率先在公司成立工业设计部。之后各产业界均在自己公司内部相继设置设计部门，积极改善产品设计，使产品打开世界市场。
日本在50年代建立一系列的机构以帮助设计进步。这种特别为促进设计而成立的机构和机制，使日本设计能够稳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例如1951年日本成立的隶属日本通产省的日本出口贸易研究组织和1928年成立的日本工业艺术院。日本政府的这种完全利用国家力量来促进私人企业产品竞争的行为，在西方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日本政府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好的设计和好的质量是使日本产品赢得国际商业竞争的唯一途径，这已不在局限于文化这一层面上，而是商业、经济甚至日本民族发展的根本大计。因此，设计是日本民族的发展生命线，是政府的发展重点之一。
但是，日本的这一系列政府保护产品设计的手段，基本上都是单向的，即保护日本的出口产品设计专利。而对于外国产品，日本则几乎是肆无忌惮地仿造和学习。甚至一度出现大量抄袭和剽窃欧美设计的现象，但这只是设计发展道路上的插曲，并没有影响日本走传统文化与高技术向结合的道路。日本政府再三强调“和魂洋材”，坚决拒绝这种物质层面的模仿发展到精神领域。
另外，重视教育事业也是日本设计界成功的重要因素。日本在明治时期就设立了美术及工艺学校，为二战后的日本工业的崛起打消了坚实的基础。50年代日本的设计教育开始大规模发展。设计学院纷纷成立，这对于设计人才的培养和传承起了积极的作用。日本的设计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与企业复杂结构中的一个难以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启示与反思
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有赖于设计的物化，从而使之成为方便实用的产品或商品。在现代社会，随着先进设计理念及高科技设计手段的应用，使得设计与科技结合更趋紧密，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之一，设计自身的“先进生产力”性质也日益明显。因此，设计行业受到空前重视势所必然。同时，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流失与更新。因此，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下，面对外国文化和现代理念的冲击，如何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日益凸显的问题。
中国的设计起步比较晚，就设计理论上来讲还相对薄弱，设计作品也还停留在对外国设计在物质层面的模仿上。我们应该意识到，更重要的是要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内质和精神。因为，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对文化的重视只会不断加强，设计中带有的本土文化的烙印是人们求得归属感的基础。在当今信息爆炸的社会，只有潜心研究、挖掘、融合传统文化，才能使设计脱颖而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很强，其意象特征和抽象性广为现代艺术及设计所利用。把华人文化作为一个积极的设计因子进行利用、推广和发展，对于保护民族艺术、保留华人文化特色等方面都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由于历史的渊源，在传统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虽然在文化深层上实际上是大异小同，但在处理传统与现代设计的问题上，为同样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参照系统。日本政府重视传统工艺美术与传统文化，重视设计的传承和教育，日本的设计师对待传统文化，更多地从精神上、思想上、功能上来考虑，运用传统的理念，现代的元素和构成手法，走在了设计的前沿，这些不能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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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
【关键词】市场经济;公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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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我国的市场经济带来重大效益，使得我国的公路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公路经济的发展，使我国公路建设质量和效率较以往有较大提升。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在地区海拔较高以及不发达地区，公路还未普及。因此我国公路建设正逐渐从中心城市向偏远地区发展，公路经济成为新兴的经济形式之一，引起了社会各业的广泛关注。
2 公路发展现状
在我国社会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道路建设是走向富强的基础。出行作为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的一环，离不开公路建设。为了满足当代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公路建设也进入一个新时代。近年来，公路建设的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不论是在发达城市还是在偏远农村，公路都有着惊人的发展速度。但我国公路由于发展起步较晚，目前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在西藏青海等海拔较高的地区，公路未能做到完全普及，给人们日常出行带来不便[1]。我国公路建设施工质量以及施工人员素质水平不足，这也影响着我国公路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公路建设。
3 公路经济管理的必要性
公路经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公路经济发展。两者处于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公路经济可以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通过这种方式，使公路经济跻身成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只有公路经济稳步快速的发展，才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繁荣不息。近年来我国的公路建设规模不断增大，公路运输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2]。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网购。物流行业是其中最關键的枢纽之一，带动着各行各业的发展脚步。而公路运输门槛低，价格合理，成为了目前最为主要的运输方式之一。通过这种方式使我国各个区域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刺激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公路建设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民的日常出行中占据着重要角色。一些偏远山区由于交通不便，使得山区居民与外界生活基本处于隔离状态，地方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通过公路经济的发展促进公路建设，推动了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的深入发展。
4 市场经济发展下公路经济长远发展的策略
4.1 完善管理流程
我国在公路经济管理方面存在着较大不足，主要体现在公路经济管理者综合素质高低不一，管理中存在乱收费等负面现象。在管理时应树立正面形象，按照相关规章制度进行严格处罚。通过这种方式，使公路经济发展之路更加顺畅。并且应根据不同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完善的贴切生活的公路管理流程。在公路管理人员的选择上，应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与考核。应对其进行理论和专业知识教育，并且对作风不端正的管理人员进行处罚或辞退。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公路管理人员树立起秉公执法，作风严明的形象。与此同时，公路经济相关部门要制定条例，避免出现挪用公款等情况的发生[3]，应制定出长远发展的管理流程，科学规范的制定公路管理制度。通过这种方式，快速提升公路经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4.2 明确管理制度
公路经济存在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公路管理制度不明确。对此，相关部门应从公路管理流程梳理入手，明确合理的管理制度，使管理人员更加容易处理疑难问题。加大力度提高公路管理资源的使用率，在明确可持续发展目标值上，以此来引进各种环保材料来建设公路。同时也应构建相应制度，提高公路管理和服务体系，通过这种方式，使各部门信息意见流畅传输，确保资源的合理运用，信息得到高效整合和利用。在构建专门为公路管理所提供服务的制度时，应进行高质量的科学化的规划，有效的公路经济管理制度可以提升公路经济的发展速度。通过严格的质量控制，才可以保证公路建设的质量，让公路建设的理论寿命和使用寿命之间的差距降至最低。也就是说，明确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我国公路经济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是提升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效策略。
4.3 应用人性化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在公路建设工程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通，创立人性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施工时应注意对周围人们日常生活以及周围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在保障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对周围的影响降到最低。应培养施工人员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在施工工程进行时对周遭环境进行阶段性的复查和养护。相关部门必须明确认识，将日常的公路养护也放在不容忽视的位置上。公路的日常养护也是人性化可持续发展措施的重要一步，很多公路部门由于仓促施工，对于施工结束后公路的日常养护漠不关心，造成了各阶段开支不平均的问题。应该合理安排各阶段费用，相关工作人员应意识到公路养护的重要性。从公路路面的平整度和完成度到路面的排水系统是否完好，从路面磨损度到道路两侧损坏程度，都是道路养护应该重要关注的地方。通过应用人性化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使公路寿命得到延长，公路经济得到更稳定的发展。
4.4 强化物流业的发展
为了公路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目标，强化物流业的发展十分关键。我国电子商务产业在市场经濟占领着重要席位，而物流产业作为连接电商和厂家的枢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4]。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必须在政策上重视物流运输业的发展与引导。通过公路运输，使物流业可以用最低的价格，最方便的运输方式来达到高速的工作效率。并且可以在不同地方建立货源中心，提升当地市场经济和公路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也可以建立物流产业的新型模式，运用公路运输，使物流行业可以更加和谐健康的发展，从而推动公路经济的长远发展，带动市场经济不断进步。
4.5 严格把控工程质量
近几年来，由于公路施工质量下滑，在投入使用后经常出现质量问题。因公路问题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的案例屡见不鲜，因此严格把控工程质量是目前必须实施的措施之一。在进行公路建设时，不应只关注公路经济效益。应在保障公路质量的前提下，将公路经济效益提升到最高。应设立专业相关人员，严格把控施工时的工程质量，将公路竣工投入使用后出现问题的几率降到最低。
5 结论
总而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公路经济相辅相成。为了公路的长远发展，应明确管理制度，强化物流行业的开发，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应用人性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不断完善管理制度。通过以上几种方式来加强公路的长远发展，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不断进步。期望相关领域人士可以提出更多有利于公路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使我国社会经济体系离发达国家更近一步。
【参考文献】
【1】张爱军.试论市场经济发展下公路经济的长远发展[J].企业导报，2016，20(14)：13-14.
【2】任崇敏.浅析市场经济发展下公路经济的长远发展[J].中国商论，2016，17(29)：155-155.
【3】李蓬华.浅析市场经济发展下公路经济的长远发展[J].经济，2017，6(1)：00262-00262.
【4】纪登谷.市场经济发展视域下的公路经济可持续发展[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16(11)：15-16.
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介绍和分析日本战后工会制度与劳动关系的发展变迁的状况，并比较与中国工会制度的异同点。分析战后日本工会制度与劳动关系的发展变迁的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对于还没有与发达国家的内涵相同的工会组织的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日本战后的工会制度与劳动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因为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在二战后才制定颁布了《工会法》与《劳动关系调节法》。当时在美军占领下，联合国司令部在对日本实行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中，日本的工会活动才被合法化的。这一点是战前的日本所没想到的，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属于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社会变革。一些学者在比较分析日本的这两部法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类似的法律时，还发现，其具体内容里，日本把“团结权”和“争议权”当做宪法中的基本人权来保障，这些创新大大超越了当时的发达国家。
第二，研究日本工会制度的另一更重要的理由是日本良好的劳动关系常常被称作为是支持了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工会这种社会组织自出现以来，贯穿整个20世纪，一方面是一个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组织，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攻击性的组织。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数发达国家，工会运动都或多或少地向着和谐劳动关系的方向变化着。在这一方面，日本的工会虽然是最晚被合法化的，但确是最早达成劳动关系和谐的，所以也被称为是“超越时代发展的日本的劳动关系”。日本劳动关系的和谐使得石油危机引起的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能够比其他发达国家早收敛，并且能更好地支持企业的技术进步。这些特点都受到了欧美国家的特别关注，认为是支撑了战后日本高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拥有“和谐的劳动关系”称号的日本，出现了劳动时间过长、过劳死、人才被企业组织埋没和公司人等比较深刻的问题。中国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同时，也需要警惕这些负面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即使存在这些负面问题，日本的工会及和谐的劳动关系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战后复兴期日本工会的发展历程
（一）战后初期工会的发展历程
日本的工会变成合法组织是在二战后。战争期间，工人是不可以自愿成立工会的，因此工会组织极少。二战后，日本被联合国司令部占领。联合国司令部认为需要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工会组织和活动的合法化。这样，在1945年12月和1946年10月，日本分别颁布实施了《工会法》与《劳动关系调节法》。又由于当时日本面临着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百姓的基本生存都非常困难，所以基于这两个法律的工会运动受到了劳动者的积极支持，工会参与率迅猛地增加了起来。到1948年为止，参加工会的会员占到了全部劳动者的50%。
在工会的指导下，各种激烈的劳动争议频发，争议的内容除了提高工资、反对解雇等之外，甚至包括了生产管理等。其结果，在这个时期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等，劳动者比经营者都更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经营者常常需要在意工会的脸色。对于工资的决定，也有无视物价和企业的支付能力，仅凭交涉能力而决定的情况。这样，在劳动民主化的改革中，工会成为工资上升的主要因素。
当时工会的提高工资的目标比較容易实现的另外两个原因之一是，尽管占领军反复强调应该把工资也列入国家统一控制的对象，但是一直没能做到。另一个原因是当企业经营陷入赤字时，这个赤字可以通过政府的价格补贴、银行融资和政府调整官方物价的形式填补。
这个时期工会对工资上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临时性工资的范围内。因为到1946年9月为止，战争期间政府对工资的管制还在持续，因此，劳资交涉的内容主要围绕着各种补助而展开。例如：化解食物危机资金、家属疏散费和伙食补助费等。后来，在政府取消了对工资的管制之后，工资交涉主要以临时性收入为主的这个特点也一直没什么变化。例如，在公务员的劳动争议中，工资交涉是最被重视的。其中，每年都会对最低工资水平的确定和生活补助金进行讨论。在1947年至1948年中期为止，公务员的工会主导着日本整体的工会运动的方向。
（二）1949-1950年期间的工会运动状况
1949年4月，日本开始实施了德国的道奇提出的致力于结束通货膨胀和经济自立“超均衡财政政策”。这个政策使得日本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宏观经济进入平稳运行的轨道。并且，日本开始撤销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对于工资，开始实施了“工资合理化三原则”。具体内容是，第一，因为提高工资而需要政府补贴时，这个补贴仅限于政府能够有新财源支付的情况下。第二，银行不再为了填补企业因为工资上涨而产生的赤字而融资。第三，不允许出现引起物价上涨的工资上涨。这样企业工资的上涨就限定在了自己能承担的范围之内。企业对于自己的赤字只能凭借合理化经营和自己的努力来实现。通过这个措施，与战后初期相比，工资可以轻易上涨的经济环境就不存在了。
对于民主化运动，最初非常支持的联合国司令部，以1947年的全国总罢工为界限，开始出现了抑制的意向。随着占领政策的改变，“国家公务员法”被修订了，从此禁止公务员实施劳动争议。更进一步，在1949年5月，对于《工会法》与《劳动关系调节法》也进行了修订。这些措施对于工会运动的打击很大。从此，企业的经营权大幅度回到了经营者手中，经营者的力量渐渐强大起来了。重新获得了经营权的经营者对企业的劳动人事管理和企业经营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也解雇了一些员工，重新整顿了企业。
以上这些一系列的新措施使得以公务员工会为中心的工会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结果，不仅出现了工会的分裂和会员数的减少，劳动争议也有过去的激烈的斗争形式转变成了相对消极的防卫性斗争。例如，在1946年起到1954年期间，1949年和1950年的争议中，工会提出的积极的要求的件数（要求增加工资的件数）比其他年份减少了很多；反之，消极的要求的件数（反对降低工资、定期支付工资、确保雇佣的件数）增加了。与此同时，工资总额的增长率急速地低于之前的时期，其中临时性工资的增长率在1949-1950年期间几乎都是负值。
（三）1950年6月-1954年12月期间的工会运动
根据寺西重郎（1993）的研究，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特需景气。旺盛的产业活动的结果，使得企业生产和利润急速增加①。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在1950年7月日本工会运动史上最大的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成立了，号称拥有365万名工会会员。这样工会组织得到了重组。
此时日本人的生活仍然低于战前水平，非常贫穷。面对再次出现的通货膨胀和企业利润的急速增加，工会再次发动了积极的以提高工资为主要目标的劳动争议，与经营者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交涉。但是到了这个时期，由于企业经营权已经大幅度回到了经营者手中，所以对于劳动者发起的激烈的罢工活动，经营者方面断然以置之不理的态度进行了对抗。这样，劳动争议就出现了长期化的倾向，最后渐渐朝着对劳动者不利的方向发展了。另外，在争议中劳动者方面常常出现违法行为，与刑事事件相牵连，结果争议以经营者的胜利为终结的例子增加起来。
对于涨工资方面的要求，其解决状况如下：日本的总工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固定工资，一是临时工资。在1952年要求涨工资和增加临时性补贴的劳动争议的件数共有842件，各自分别占58%和42%。由此可见，在劳动争议中，关于增加固定工资方面的争议占多数。但是从解决情况来看，58%的关于增加固定工资的争议中，只有40%达成了妥协，另外以增加临时性补助的形式落实的占40%，剩下的20%是不解决或未解决。这样842件中只有23.2%的争议取得了实效。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年分。在1954年，要求增加固定工资的争议发生了398件，低于要求增加临时工资的408件。参加人数为1000人以上的大型劳动争议中，增加固定工资的要求中40%得到了落实，30%转化成了临时性工资的增加，30%为不落实或未解决。此处，即使在落实的情况中，固定工资的增长幅度通常都比工会要求的程度要低。完全按照工会要求的程度增加工资的情况很少。以一定程度地增加固定工资再加上一些临时工资的增加的形式达成妥协的情况比较多见。另外，在1953年的参加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劳动争议中，落实为增加临时工资的有83件，高于落实为增加固定工资的58件。
导致临时收入增加的情况具体如下：第一，在关于增加固定工资的交涉中，因为难以达成妥协，最后变成了临时工资的增加；或者虽然双方达成了妥协，妥协的结果是一定程度地增加固定工资再加上增加临时工资。第二，工会发起的要求增加临时工资的争议获胜时。第三，在工会提出的反对解雇员工的争议中，被解雇者被落实到“自愿辞职”的程序中，按照公司的“自愿辞职”待遇，获得一笔临时性补贴。此外，在反对解雇的争议中，以向工会一次性支付失业补助金和解雇金的形式解决了劳动争议时，或者对于反对关闭工厂的争议，以支付一次性退职金的形式达成妥协的。
这样带来临时工资增加的劳动争议的件数就远超过了增加固定工资的件数。这个现象还突出地表现在每年的12月份。12月的临时工资的上涨幅度远大于其他月份。一个原因是，“总评”在着力于增加固定工资的同时，对于年末的“奖金斗争”也越来越重视。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具有永久性效果的固定工资的增加来说，增加些临时性的补贴的要求，对于经营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
這样，在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期，尽管工会运动非常激烈，但是对于工资的影响，比起固定工资来说，更主要地体现在临时工资的上涨方面。由于临时工资占总工资的比重在经济复兴期平均为11%，所以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由工会推动的工资上涨给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不太大。
二、日本劳动关系的特点
日本的工会是自二战后才合法。到现在为止日本的劳动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形态。主要特征“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工资上涨与晋升机制”、“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组织”。这些特征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劳动关系和谐。
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宏观意义在于，从供给侧来看，可以改善劳动条件、特别是工资水平，从而使得劳动者的收入得到增加。这一点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增加了购买力、扩大了国内消费市场，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另外，顺畅和高效的劳资间交流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从需求侧来看，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时期，有利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尽早收缩。因此，尽管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都拥有工会制度，在遇到石油危机时，日本的工资变动更具有弹性，工资物价的恶性循环能够尽快得到安定。与之相反，美英等国却不得不需要政府出面采用直接的物价控制措施。其结果，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尽管其他发达国家都长期陷于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而日本却凭借其良好的经济业绩，在发达国家中的地位急速上升。从此，日本劳动关系迅速地被世界瞩目。
发达国家的视角关注日本劳动关系的理由主要是在需求侧。这一点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出现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这两个因素阻碍着经济增长，并造成了贫困。
日本的劳动关系虽然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才受到世界关注的，但是实际上，早在石油危机之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就和谐的多。此处引用中村隆英（1985）的论述作为旁证“平均每个工会会员的损失的工作天数超过1天的年份，在整个战后只有1946、48、51、52这4个年度。超过0.8天的再加上1947、50、57、58、59，这5个年度。这个数字比美国和英国少得多，仅次于西德。并且，到50年代为止，工作天数的损失主要是因为出现了反对解雇的长期罢工，发生在电器、煤矿、汽车、钢铁等部门，并不是因为整个日本出现了大量劳动争议。” ②
和谐安定的日本的劳动关系还是日本企业能够积极成功地进行设备投资的一个重要理由。由于长期以来劳动关系和谐，所以日本的企业在采用新技术或导入机器人的时候，发生的劳动争议比其他发达国家少得多。这一点为日本能在很长时期都一直能提升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日本企业在解雇职工方面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如果没有连续两期出现经营赤字，就不可以解雇职工。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则不可以随意解雇职工，因此，日本企业在导入机器人时，都是把替换下来的职工进行了重新安置，而不是直接解雇。
在微观层面上，劳动关系的和谐使得工会存在的必要性不再像过去那么高，许多协调工作通过企业的劳动协商委员会就解决了。其结果，日本的工会的参与率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越来越低，降到了10%的样子。
三、对中国工会制度建设的启示
中国工会法中，工会的定义是劳动者与企业或政府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团体。这一点是中国工会制度与发达国家的根本区别。其结果，中国的工会主席常常是由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担任。而在日本，当一个人在企业的职位晋升到“课长”以上时，就必须退出工会。因为他已经是属于企业的管理层，他的工作内容是维护企业的利益，不能直接代表员工了。因此，中国还没有允许劳动者自己组织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中国工会制度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本质性的差距。
一些中国学者说即使是发达国家，工会组织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中国现在这样的工会制度也没什么问题。如果鉴于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中国需要保持目前的工会制度不变，或许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如果说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会制度多种多样，中国的工会制度也可以属于其中的一种，则有些想当然了。因为，发达国家的多样化的工会制度中，没有中国这种类型的制度（王新梅，2005）③。
发达国家的工会多种多样，有以企业为单位的、不分蓝领白领的工会，各种事项的交涉和决定也主要在企业层面，因企业不同而不同。例如，日本的工会制度，尽管他们也都层层加盟到全国总工会。也有以职业或产业为单位成立的工会；还有主要在全国总工会层面进行事项的交涉和决定的工会制度。无论哪种工会制度，都是各个国家在工会的发展历程中自然而然演化成的。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劳动者自愿成立、自愿参加的、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组织，而且工会的领导也由会员选举产生。他们中没有一个工会的定位是介于劳动者和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定位于协调工会组织与经营者团体之间利益的组织，在发达国家叫做“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是另外的一个独立的组织。显然，中国目前把工会定位成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然而，由于中国不允许劳动者自愿组织代表自己利益工会，所以还处于民间社会组织非常缺乏的状态，严重影响劳动者与经营者之间的高效交流。
工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其目的是通过顺畅的交流機制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然而，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建立在企业经营者是否对企业的发展有长远的目标和规划，是否有意向和动机把企业引领到一个良好的发展远景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国家的工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与建立一个良好的适宜于企业家致力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相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否则，如果贸然强调保护工人利益，或者只是单方面鼓励工会和团体交涉，其结果，可能带来的只是更多的劳动争议，而不能给企业和劳动者带来长期的双赢。
参考文献：
①寺西重郎：《安定化政策和生产的扩大与成长》，香西泰、寺西重郎编，《战后日本的经济改革：市场与政府》，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②中村隆英：《日本经济：成长与结构》（第3版），东京大学出版社，1985。
③王新梅：《建立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劳动关系与工会制度》，本文收录于蔡昉、张展新主编《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