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应对范文第1篇
在当前复杂的网络舆情环境背景下，舆情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而在探究诱发舆情危机发生和走向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注意群体层面的“群体逆反”心理，因为它带给我们的麻烦远比个体层面的逆反心理大得多，更是多数情况负面信息发酵成危机的“震源”。
群体逆反心理促使舆论质疑成舆情常态
所谓群体逆反心理，就是一群人对某个事物或者某个观念的原正确性与原正当性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走到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上去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社会上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愈是正面宣传的东西，受众愈是反感;愈是批评错误的思想言论，受众愈是同情;原先对某个事物绝对相信，现在却对此彻底否定等等。这些都是群体逆反心理的表现。而当前几乎成为常态的网络舆情质疑现象也是群体逆反心理在起作用。
群体逆反心理特别容易表现在需要作出价值判断的场合中。当一群人对某个价值观已经厌倦，一旦有人提出了与原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判断时，就会立刻在群体中引起巨大的共鸣。群体中的成员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了其反面的东西，在另一个极端上产生了思想上的共振，同声相应、同气相鸣，形成一股巨大的舆论能量。
厌倦、抵触心和好奇心是群体逆反心理产生的三大原因，而当前中国网络受众环境无疑深化了公众厌倦、抵触心和好奇心。一方面，网络舆情传播提高了受众的参与度，网络信息的贫民化进一步增强，网络媒介创新带动了网络舆情传播越发趋于个性化;另一方面，我国网名结构呈现低年龄、低学历和低收入的“三低”特点，这就决定了网络舆情传播面存在强烈的多元诉求、非理性的情绪、娱乐化的心态、相对缺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自律等问题，这些都问题成为形成群体逆反心理的重要因素。又加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越发突出，各种问题集中爆发，当这些遭遇群体逆反心理，质疑无疑就成为公众群体对待突发事件最常见的声音。
民意外衣下的群体逆反心理加速舆情危机爆发
群体心理的极端性易导致矫枉过正，而对其的滥用更是危害无穷。网络舆情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社会舆情和民意的“晴雨表”，确实很多情况下很大程度上，网络舆情是公众民意诉求的一部分。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推进，网络舆论传播表现出草根化、多元化、多极化和匿名化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公众群体逆反心理交叉作用，使得网络舆情危机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易爆发性和偏激性。此时的民意背后捆绑着群体逆反心理，真正理性和合理诉求被有意或无意淹盖，于是，舆情风暴肆虐成灾。
因为群体逆反心理是依存于数量众多的“群众”身上，在这种心理驱使下的意愿，必然会在形式上表现为“民意”，在数量上占了压倒性的优势，此时，我们已经很难清除其包含的不合理因素了，在顺应民意的强大驱使力下，政府往往会被迫做出“顺应民意”的决策。“伪民意”把政府绑上了“逆行”的战车，毫无阻力地将其推向另一个极端，直到全车人都撞得头破血流，才会停下错谬的脚步。而此种情境下催生的行为对社会起不到丝毫的推进作用。
乐思舆情监测系统：http://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群体逆反心理若伴有特定的催化剂，还会引发群体性事件。虽然群体逆反心理并不必然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只有在引爆点、时间、地点、有同一心理的成员在场等因素都具备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其发生，但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必须清醒预计群体逆反心理可能带来的危害，才能有效地处理由于群体逆反心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应对群体逆反心理需加强舆情引导建设
在网络舆情发酵过程中，受到网络“把关人”缺位、“意见领袖”权威声音缺失、舆情引导机制缺乏的影响，群体逆反心理成为舆情危机发酵的重要动力，一旦处理不好，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政府工作和社会稳定。因此，疏解群体逆反心理，最根本的是强化舆情引导机制建设。
首先，建立网络信息收集与反馈机制，为正确舆情引导决策提供数据支持。网络舆情反映了一定的社情民意，是公众意见表达的渠道。因此，应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网络舆情信息收集与处理机制，切实关注公众群体反映的各种问题，综合分析，对于不合理的要求或者虽然合理但一时无法解决的，要耐心细致地做好舆论引导。例如，某一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像乐思舆情监测系统这类软件，采集事件的媒体报道，网友评论等内同，分析公众对该事件持什么态度，有什么要求，质疑什么东西等等，这是做好舆情引导必须的决策依据。
其实，建立舆情管理与引导机制。我国网民“三低”特点使得他们有智力趋向成熟但易偏激、自尊性强但易形成逆反心理、情感丰富但波动大等心理特点，社会矛盾、工作生活压力、偶然性事件的发生、国际国内热点问题都备受他们关注，而认识上的共鸣及可能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与舆情危机。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网络舆情管理与引导工作机制，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处置预案，当有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按预案形式，防止因准备不足而手忙脚乱，错过引导最佳时机。而在引导过程中，则要坚持：宜疏不宜堵，宜解不宜避，宜全不宜偏，宜软不宜硬和宜缓不宜急的原则，做到引导的有的放矢。
网络舆情应对范文第2篇
而网络舆情如果处理得当, 则能赢得社会尊重, 树立法院的良好形象, 形成良性循环。以李某某案件为例。当事人亲属、律师在网上为犯罪嫌疑人开罪的言论与公众的仇富、严惩的言论针锋相对, 形成两股强大的舆论压力试图左右法院判决。而审理本案的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不畏舆论压力, 努力寻求与舆论良性互动, 坚持法律原则, 依然按照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正常程序不公开审理, 依法做出公正裁决并通过媒体、网络依法公开判决结果, 切实做好判后答疑, 赢得了社会舆论一致好评。
那么, 法院如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五方面着手:
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网络舆情
如今, 法院受到高强度、高密度、高持续度的全程关注已成常态, 一旦相关人员在工作、生活中存在瑕疵、错误, 极易导致网络舆情。只有规范司法行为, 强化人员素质, 严把案件质量关、便民服务关、廉洁自律关, 提高审判质量和实现公正司法, 让每一个当事人, 无论胜败, 都能感受到法院的公平正义, 这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网络舆情的产生。
二、从思想上重视网络舆情
法院对网络舆情这一新事物重视不足, 忽视了其对司法形象的影响, 延误了处理舆情的先机和主动权。其实, 网络舆论的酝酿、发酵、爆发到最终消散, 是有规律性、可控性的, 要摒弃“捂”和“堵”的思想, 第一时间介入, 尽快回应、跟进、处理, 是可以做到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
同时, 法院还应深化司法公开, 主动通过各类媒体, 及时通报重大事件, 进行法治宣传教育, 通过“法院开放日”、“欢迎来听庭”等线下活动与网上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方式, 加强自身舆论引导能力, 树立法院良好形象, 拉近与公众的距离, 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
三、从队伍上提升应对网络舆情能力
因案多人少, 法院在人才配置上更多倾向业务庭室, 实乃无奈之举。但法院干警埋头苦干实干所获得的成绩, 很可能因为对网络舆情的应对不当而被世人所忽视甚至怀疑。因此, 各级法院应保证相关人员的配置和培养, 通过内部设立、购买社会化服务或在某个行政区域内建立统一的专门机构, 挑选具有媒体、网络技术、法律专业综合背景的人员, 组建复合型团队, 定期进行专项业务培训, 将经验教训介绍给法院其他干警, 从而提高全体司法人员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
四、从机制上加强应对网络舆情的联动能力
法院还应与外部其他单位、机构建立联动协作处置机制。各级法院除了向上级法院汇报外, 还应向地方党委政府部门汇报。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在应对网络舆情已先行一步, 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和优秀的人员、先进的技术装备配置, 获得其支持, 能大幅提高法院应对能力。同时, 法院应建立健全与公安、检察院和其他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 加强信息共享, 形成合力, 共同应对。
此外, 法院在平时就应注重加强与各类媒体的沟通交流, 法院可借助这些媒体、“意见领袖”、“网络大V”辐射面广、影响力大、认可度高的宣传引导优势, 通过非法院渠道, 减少公众的疑虑和抵触情绪, 及时向公众发布权威信息, 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
五、从法律上提供应对网络舆情的保障
最高院、最高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 已对超越法律底线的网络舆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立法, 但仍显薄弱, 应进一步加强相关立法, 将网络舆论纳入法治轨道, 加强法律对其规制和保障。同时, 通过立法促进“网络道德”的建立, 增强网民言论的理性, 强调媒体报道的客观真实性, 让网络充满理性的声音。
相信只要法院积极稳妥、主动出击, 应对新媒体形势下网络舆情, 必能树立阳光司法的良好形象, 为推进全社会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摘要：新媒体时代网络媒体对法院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法院应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网络舆情, 从思想上重视网络舆情, 从队伍上提升应对网络舆情能力, 从机制上加强应对网络舆情的联动能力, 从法律上提供应对网络舆情的保障, 积极有效采取措施积极主动应对网络舆情。
关键词：网络舆情,法院
参考文献
网络舆情应对范文第3篇
国外学者赫尔曼 (Herman C, 1969) 首次对危机进行定义, 认为危机是一种威胁到决策主体最高目标、在情境改观之前的可反应时间有限、发生超乎主体意料的情境状态。希斯 (Heath R, 1997) 认为危机是一种对人和资源构成威胁, 对人、资源和组织产生可见或不可见影响, 信息缺失、充满不确定性, 几乎没有时间去行动或反应的情境。
国内学者张成福等 (2009) 认为只有在超出社会正常状态并且政府管理能力缺失时, 危机事件才会爆发, 此时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紧急的特殊措施加以应对。付业勤 (2014) 认为危机事件是由于内部管理不善或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突发事件、事故、灾难、灾害, 需要在短时间内充分调动资源, 加强管理, 并具有涉及面广、突发性、威胁性、紧迫性、不确定性、扩散性和两面性特点的紧急、突发的事件、情势、情境或状态。
至今, 学者对于“旅游危机事件”这一概念尚未有权威界定。谢朝武, 郑向敏 (2007) 最早提出“旅游业危机事件”, 并认为旅游业危机事件包括安全性危机、经济性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和政治性危机四个方面。谢朝武 (2008) 认为业外突发事件是造成旅游业危机的重要来源, 并通过分析业外突发事件与旅游业危机的关联影响模型, 对旅游业处理业外突发事件的应急任务做出总结。直到2014年, 付业勤才对“旅游危机事件”有了初步界定, 认为旅游危机事件由旅游业内危机事件和涉旅危机事件两方面构成, 是由旅游活动和旅游产业运行直接产生, 或与旅游活动、旅游产业、旅游地、旅游资源、旅游企业和旅游接待设施等有关的危机事件。
2 关于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
在国外, 没有直接关于“舆情”和“网络舆情”的词语, 一般用“Public Opinion”一词来表达“舆论”、“民意”、“公众舆论”, “公众意见”和“民情”等范畴。“网络舆论”则被译为“Network Public Opinion”、“Internet Public Opinion"、“Online Public Opinion”或“Cyberspace public opinion”。
国外学者赫伯特布卢默 (Herbert Blumer, 1947) 认为网络舆情是在不确定的时间里, 在确定的公共场所内, 人们因讨论产生的集体性行为。德国社会学家诺埃勒·诺依曼 (Noelle-Neumann, 1974) 提出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 该理论认为有群体性倾向的网络舆情之所以会产生, 是由于公众的意见和另一方因为沉默反复博弈的结果, 致使公众最终形成具有某种一致性的舆论。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 (Edward Lorenz, 1963) 的“蝴蝶效应”理论强调在事情发展的初始阶段, 细微的变化经过不断发展, 能带来整个系统剧烈的连锁反应, 从而显著影响未来的状态。凯斯·桑斯坦 (2003) 认为, 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使得信息获取方式快速、便捷但也使信息出现窄化的情况, 从而容易使各种仇恨群体形成一致意见并相互影响。
我国最早关于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始于2003年,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的要求后,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凸显的双重压力下, 成功的引起了政府部门及国内专家学者的关注, 成果主要集中在内涵、特征以及形成机制三个方面:
2.1 网络舆情内涵研究
王来华 (2003) 认为舆情的发生是由于民众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 围绕社会事项的发生演变对国家管理者 (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的集合。刘毅 (2007) 认为网络舆情的发生是由于公众利用网络发布对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热点问题的态度及意见的总和。
2.2 网络舆情特征研究
刘毅 (2007) 认为网络舆情的特征表现在六个方面, 分别是自由性与可控性、互动性和即时性、丰富性与多元性、隐匿性与外显性、情绪化与非理性、个性化与群体极化。徐晓日 (2007) 也认为网络舆情的特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与刘毅稍有不同, 分别是广泛性和匿名性、现实批判性、突发性、群体极化倾向、群体压力性。
2.3 网络舆情形成机制研究
余秀才 (2010) 借助西方学者舆论"场"论对网络舆论形成动因进行系统研究, 认为网络舆论场由新媒介场、心理场和社会场三部分组成。朱恒民 (2011) 分析网络舆情的产生受到突发事件、政府、网络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的影响。顾洁莹 (2012) 通过仿真分析后, 发现信息时间、感染系数和公众承受能力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导致网络舆情的产生。
3 关于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相对民主的政治体制, 在网络舆论管理过程中政府是否占据主体管控作用, 一些学者对此持支持态度, 如:戴韦·普里查 (David·Pritchard) 认为, 媒体活动在公众工作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影响着公众对社会信息的判断, 政府为了维护良好的社会氛围有责任对媒体活动进行合理监管。约翰·谢菲尔德 (John·Sheffield) 认为, 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会受到社会舆情的影响, 网络舆情作为社会舆情的一部分在公共政策的实施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有理由对其予以管控。另一方面是关于在应对网络舆情时具体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 罗伯特·格尔 (Robert·Gellman) 以政府和民众的双向互动为基础, 进而提出政府有效获取、传播信息的方法。学者们普遍认为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应该是多元化的, 如立法管理、技术手段监控、行业自律、市场自发调节等。
国内关于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分析、案例分析、政策分析等多角度切入, 相比于国外, 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针对网络舆情发生的不同阶段, 政府在不同阶段要有侧重, 防止网络舆情愈演愈烈,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加强舆情监控机制, 实现制度和技术保障
陶建杰 (2007) 提出构建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 包括监测、预警、应对三个方面, 并创新性的提出构建网络舆情政府监控部门可以有效地监控网络舆情。赵子剑、王森 (2010) 提出网络舆情预警平台、网络舆情公关平台、网络预警管理小组可以构成一个有效的网络舆情监测管理体系。王升华 (2009) 认为引导网络舆情需要从行政许可、加强立法、技术手段三个方面推动网络文明建设。周文飞 (2010) 提出政府为了加强自身回应能力要着重开展法制化建设运行机制, 包括建立公共权力的保障机制和依法行政的监督机制, 还有与之配套的能动有效的回应载体和理性法制的回应流程设计。史波 (2010) 认为一个完善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预警机制需要多元主体合作提供预警的协作保障, 其中既包括高效的监测分析系统, 还需要专家的智力保障以及新闻媒体的高度配合。
3.2 增强舆论引导能力, 掌控主流舆论
纪红, 马小洁 (2007) 认为政府在网络舆情事件的发展中要掌握主动权, 在分析研究网络舆情搜集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善用“炒、发、放、冻、化”等几种策略。蔡晓平 (2011) 等从政府引导公众需求的紧急性的独特角度, 着重分析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时首先要进行选择性的汇总, 再针对不同种类的舆情采取不同的引导方式和引导策略。秦健 (2011) 认为, 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爆发后, 党政部门领导、各部门新闻发言人等要善用网络新媒体, 如在微博上公布事情进展、解释答疑、阐释相关方针政策, 及时安抚公众负面情绪, 主动进行网络舆论引导。
3.3 建立综合治理体制, 创新治理路径
李华军 (2013) 提出在新媒体时代, 政府在形象修复时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同和媒体的支持, 需要建立科学系统的危机传播管理体系,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使得在网络媒体信息传播中政府形象实现最优化。汪青云 (2016) 突出政务微博在应对网络舆情时在媒介发生的重要作用, 政务微博的有效公开一方面可以满足公众知情权, 缓解公众不良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修复政府形象。韩永军, 詹成大 (2017) 首先肯定了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 并提出政府在制度、公共政策、人才资源、科技、全球资源和法治六个方面的供给侧改革路径。
4 关于政府应对旅游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
这一部分研究多为跨学科研究, 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付业勤 (2014) 强调政府在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管理的首要地位, 政府要设置网络舆情管理专门机构, 建立包括舆情监测、会商、社会协调、预案执行、事件处置、舆情引导、新闻发布、微博沟通和善后恢复在内的旅游目的地舆情管理系统,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旅游危机事件给旅游业带来的消极影响。骆娟, 闫静 (2015) 以三亚市为例, 指出当地政府在网络舆情应对方面存在应对不及时、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 并对此提出了积极公开信息、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健全应对机制等对策建议。丁璐 (2015) 通过分析“凤凰古城收费事件”网络舆情传播与政府回应行为的相关性, 发现政府应对网络舆情有助于弱化网络舆情对政府造成的冲击, 对进一步提升政府的舆情防范能力具有一定的意义。
5 相关文献评述
当出现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后, 政府作为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管理的首要主体, 在应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中责无旁贷。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笔者发现目前在政府职能领域, 学者对于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 且研究方法多以理论阐述和案例描述性分析为主, 但研究主体多集中于突发公共事件, 政府在网络舆情发生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手段对公共突发事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但旅游危机事件作为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存在的特殊性, 政府如何弱化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给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旅游舆情防范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在旅游管理领域, 学者对于旅游危机事件的研究多以基于公众感知度的情感内容分析法为主, 且多集中于旅游危机事件的时空分布规律、发生机理、网络传播效应、对旅游地形象的影响等方面, 很少有研究以政府为主体, 突出政府在旅游危机事件中对网络舆情的主体管控作用研究。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本梳理, 以期引起学者们对旅游危机事件中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的关注, 从而进一步提升政府的舆情防范能力, 积极打造政府为民形象。
摘要：当出现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后, 政府作为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管理的首要主体, 在应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中责无旁贷。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旅游危机事件概念界定、网络舆情、政府应对网络舆情以及政府应对旅游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 以期引起学者们对旅游危机事件中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的关注, 从而进一步提升政府的舆情防范能力, 积极打造政府为民形象。
关键词：危机事件,旅游危机事件,政府应对
参考文献
[1] 付业勤.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研究:构成、机理与管控[D].华侨大学, 2014.
[2] 谢朝武, 郑向敏.旅游业危机的应急管理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 (9) .
[3] 易臣何.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规律与政府监控[D].湘潭大学, 2014.
[4] 朱恒民, 李青, 洪小娟.网络舆论生成危机的诱发因素[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2) .
[5] 顾洁莹.基于SNA的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进机理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2.
[6] 周文飞.浅析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问题及思考[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下旬刊) , 2010 (6) .
[7] 史波.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应对机制及策略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0 (7) .
[8] 汪青云, 胡沈明.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信息发布理论框架建构[J].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2016 (11) .
网络舆情应对范文第4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网络已逐渐成为社会主要媒体, 随着网民数量的激增,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 网络舆情是指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的大众对现实生活中热点问题所持有的具有一定社会认同性言论和观点以及各种态度和意见的总和, 这些内容会通过微信、微博、新闻跟贴、转贴, 评论等迅速扩散并加以强化。由于互联网虚拟、自由的特点, 越来越多的人几乎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网络来了解信息, 同时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发表在网络上。网络上的网民会对各种事件做出回应并展开讨论, 依据事件的影响力引起不同范围和程度的社会关注, 如有不慎, 负面的网络舆情将对社会公共安全形成较大威胁, 形成难以控制的网络舆情危机事件。
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就是针对某一特定事件所产生的密切关系到群众利益的舆情, 这些信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并引发短时间的极强关注, 并掀起很强的社会反映, 最终形成激烈的认识或观点对抗。如果应对不及时, 舆情危机就可能愈演愈烈, 难以控制。
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及时监控、舆论引导, 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 有针对性的制定网络舆情的预警流程以及事件发生时的应对措施, 对于提高政府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导控能力, 促进社会良性运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网络舆情的监控、预警和应对机制, 指政府及事件涉及的相关部门对网络舆情尤其是负面舆情的监控预警与控制, 以达到及时化解网络舆情危机的目的。这个过程包括监控、预警、应对三个环节, 在监控环节, 需要对网络舆情的具体内容进行密切关注, 及时发现网络舆情变化并上报有关部门;在预警环节, 需要专业人员对舆情内容进行提取和总结, 对舆论进行筛选, 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网络舆情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建议, 同时做好各种应对准备;在应对环节, 一旦网络舆情发展成为现实的网络舆论危机事件后, 有关政府部门可以按照预警人员提供的建议并结合实时的情况采取具体行动, 控制事态发展。这三个环节步步相扣, 整体上构成了网络舆情监控预警应急机制。下面的内容就将从这三个环节进行详细阐述。
二、网络舆情的监控
网络舆情监控是要看从每天网络言论中及时准确的发现隐藏的危机。要想保持对网络事件的第一时间知情权, 就必须加强网络舆情的监控力度。这个可以通过利用各类可以识别多种语言的舆情监控系统、软件, 快速来采集、筛选各种互联网上的信息, 从中快速、有针对性的提取敏感信息。
网络舆情监控主要需要两方面保障:一是物质方面的保障。在物质保障方面, 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成立专门负责网络舆情监控的机构, 24小时连续不间断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控, 特别是一些重点网站、论坛更要密切加以关注。通过政府、公安机关、学校等重点机构相互配合, 各层次、各领域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给与大力支持, 才能使网络舆情监控体系高效工作。二是技术方面的保障。要监控测网络舆情, 必须及时有效的进行信息搜集、筛选、处理、研判、反馈等这一系列的工作, 这就少不了计算机相关软件系统的支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 网络舆情监控使用的科技手段越来越先进、高效, 特别针对一些特殊用途研发了一系列的软件系统。
从舆情监控类型上看, 网络舆情监控分为日常监控和突发事件监控两种。
日常监控, 是由专门的政府机构、公安机关网络舆情监控部门进行的一项连续性的日常工作, 通过这项工作可以快速掌握网络实时舆情。如果发生重大的舆情危机事件, 可以及时反馈, 为下一步应对做出准备。
突发事件监测是发生紧急突发事件或者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时, 对相关网络舆情的监测。引起突发事件发生变化的因素众多, 现场随机性强, 相关信息纷繁复杂, 决策困难。另外, 由于突发事件中往往会出现处于对立状态的矛盾双方, 稍有外界刺激, 矛盾激化非常迅速。这类事件突发性强、矛盾尖锐、社会影响大、发展时间短, 如果不及时判断处理, 产生的后果非常严重。由于时间限制及事态发展迅速注定有关部门很难从容地对所有信息进行仔细采集、整理和甄别, 某些信息可能被遗漏或者不够重视, 从而影响最终应对。因此, 在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出现时, 完善监控机制、高效的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 极其重要。
三、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预警
网络舆情预警目的在于早些发现危机事件隐患, 提前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 在从事件的征兆出现到危机开始形成实际危险这段宝贵的时间内, 及时化解和应对危机。危机预警能力如何, 主要看能否从大量的网络信息中发现隐藏的危机, 并准确判断从发现到危机可能爆发之间的时间差。从预警到应对时间越长, 参与应对机构准备的时间越充分, 为有效应对与处置争取了更多机会。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预警流程主要包括:
(一) 制定危机事件预警方案。未雨绸缪, 针对有可能发生的各种类型的网络舆情危机事件, 提前编制较完备的判断标准和预警方案, 如果危机事件出现便可按照方案应对, 不会因为事发突然, 应对措手不及而慌乱。
(二) 在通知相关部门的同时, 随时关注事件发展, 加强监控, 保持对事件发展程度信息的及时获得。
(三) 部门之间需要及时传递和沟通信息。危机事件的爆发往往是复杂而迅速的, 这就需要舆情危机事件涉及的各部门保持紧密沟通, 建立和运用信息传递和共享机制, 各部门协同作战、相互配合, 全面客观的判断事件走向, 提出最佳预警方案, 来共同应对危机事件。
四、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应对
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出现后完善有效的网络舆情应对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一) 制定网络舆情日常监控制度。及时发现舆情变化, 遇有相关敏感信息及时上报, 对敏感消息重点监控。监看中如发现有过激言论或负面信息, 立即删除并报告;联络主流媒体及时做好正面舆论引导准备工作等。
(二) 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 要以最快的速度调动和整合资源, 形成部门联动, 产生多部门、多渠道应对危机的合力。这对于提高处理危机事件的速度, 及时应对突发状况会起到关键作用。
(三) 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平息后要进行阶段性总结评估。包括危机严重程度、处理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对下一步走向分析、对之前工作的总结与建议等。好的总结评估可以对管理部门应对网络舆情危机能力带来提高, 为下一次应对提供经验。
(四) 几乎所有危机事件的化解都离不开强大的组织保证和物质、技术支持。尽管如此, 由于网络飞速发展, 网络舆情危机事件这一个全新的课题, 特别在重大突发网络舆情危机发生时, 在一些方面尚不完备。
(五) 在物质可承受范围内对网络舆情监控范围继续扩大。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都有可能引发大的负面网络舆论, 进而形成危机事件, 因此进一步扩展网络舆情监控范围是很有必要的。
(六) 危机事件预警方案需要进一步细化, 并对预案内容进行培训和演练。成熟的预案是一本好的操作手册, 需要经过实战的检验, 在危机发生时应对的具体步骤, 都要作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 而不是粗略的泛泛而谈。当预案制定后, 还要进行演练, 以提高实战能力。
(七) 信息公开要进一步提高。
五、完善网络舆情危机事件联动应急机制的措施
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中包括监控、预警、应对三个环节, 这三个环节既随着事件发展逐步进行, 三个环节是密切联系、环环相扣的。监控是预警的基础, 工作量大且内容单一, 需要投入的精力也最多。预警其次, 当发现有危机事件时, 就进入预警阶段。应对排在最后一项, 只有真正的危机发生后, 才启动应对程序。但是, 危机的应对是最重要的, 监控、预警做的再好, 应对不成功就会全盘皆输。监控、预警、对应三个方面构成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处理的全过程, 三者之间紧密契合、逐层推进。为了更好的处理网络舆情危机事件, 特提出以下完善的措施:
(一) 依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按照四级危机等级制定不同级别的网络舆情危机阶梯预案, 危机按等级由与之对等的不同的力量参与到危机应对处置当中来化解危机。
(二) 推进网络信息传播立法。依靠法律净化网络空间, 约束网民信息发布、传播、言论等行为, 从而降低网络危机事件形成的概率, 用法律来威慑网络暴力。
(三) 保持信息的公开通畅。让权威信息占据主动, 不给小道负面舆论传播提供任何机会。所以, 当发生网络舆情危机事件时, 要发挥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社会公信力和权威, 发布最及时权威的信息, 避免小道负面信息对社会的影响, 主动掌握网络舆情的走向。
(四) 发挥积极舆论导向的引导作用。
(五) 继续发挥计算机技术在网络舆情危机事件中的引导控制作用。常用的网络技术手段包括对IP地址的监测、跟踪;对负面或者虚假消息进行及时删除;对非法网站和信息的屏蔽;运用舆情监控软件进行重点语句的自动识别、提取、报警或者过滤等;部分重要网站实行实名认证制度等。这都是网络舆情引导控制的有效方法。
(六) 进一步探索网络舆情危机事件联动应急创新机制。可以建立多部门参与的、专门的“网络舆情内部信息系统”, 平时各职能部门通过该系统进行监控, 并获得属于自己部门职责的网络舆情进行分析, 根据事件发展决定如何应对。当出现重大危机事件时, 由各部门分别派相应工作人员, 加入到应对工作中。
摘要：从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形成发展过程分析了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监控、预警及应对, 并提出完善网络舆情危机事件联动应急机制的措施, 对互联网舆情危机事件分析、应对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网络舆情,舆情监控,舆情预警,舆情应对
参考文献
[1] 佘绍敏.互联网信息流通中的政府控制[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0.
[2] 崔伟.网络舆情与引导机制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4.
[3] 丁菊玲, 勒中坚.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形成因素分析[J].情报杂志, 2011.
[4] 陶建杰.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初探[J].青年记者, 2007.
[5] 陶建杰.完善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J].党政论坛, 2007.
网络舆情应对范文第5篇
微时代是在互联网时代发展到新媒体时代后产生的, 主要指使用微博客、twitter等为主的自媒体为传播媒介的代表, 以短小精悍的作为内容传播特征的时代, 是互联网传播的新阶段。2009年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 中国开始进入了微时代。如今的微时代已不是开疆拓土的变革时代了, 它已经快速地变成了我们的基础平台, 我们如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不能绕开微博、微信等平台。高校在应对网络舆情方面, 更是应该搞清楚微时代传播挑战, 以现有的辅导员队伍为基础, 做好立体化的防控体系。
2 微时代的传播特征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影响
微时代在传播学方面的主要意义, 使得话语权的垄断性质被打破, 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被改变, 个人为中心的话语圈的建立等等诸多方面, 已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转型, 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者面前的有积极的影响, 但是更多的还是冲击与挑战。
(1) 微时代大学生群体的主流意识被动摇, 大学生面对网络舆情时难以自觉地使用主流价值观做出判断。微时代中话语垄断被打破, 话语权进一步趋于分散, 面对网络事件的舆论, 从微博诞生之初, 就给个体表达提供了渠道。这里的每一次表达都可以被看作一个权力话语的中心。大学生不再是单纯地接受辅导员为其宣传的设计好的意识形态, 而是根据自己多元的文化做出价值判断。因而, 网络事件发生时, 想要通过以往的号召去控制舆情, 让大学生不传谣是很困难的。当大学生不能识别信息的真假时, 他们往往会对一个个信息进行再加工, 从而增加了信息的传播效率。
(2) 微时代冲击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地位, 教育者对网络事件的解释能力被淡化。微时代中主流价值观逐渐分解的同时, 作为最一线的辅导员渐渐地失去了以往掌控话语权的专家和权威的控制作用。受教育者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微时代快速地成长起来, 使得他们自主的选择自己认为是对的答案, 这就严重地冲击了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以往辅导员面对一群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集体”正在被淡化, 在网上形成的新的部落化生存结构使得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3) 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趋向和更加互动的趋势更符合青年大学生的使用习惯, 使得网络事件的舆论常常快速出现多个井喷式的爆发。这对于需要管控高校舆情做好思想引领的辅导员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按照以往的工作方法常常是按下个葫芦起了个瓢, 这边还没查明信息的中心发布者, 那边已经形成群体对事件的认同, 形成规模效应了。不断分享和@朋友, 这些大学生可能只是成为了事件传播的链接, 庞大的人数也使得一旦发生恶性事件很大程度上得屈服于法不责众, 而只找出几个核心发布者也需要耗费极大的网络成本和时间成本。辅导员的日常工作庞杂, 很难专门腾出时间做网络舆情的处理。
3 在高校建立以辅导员为基础团队的立体化网络舆情管控系统
3.1 以辅导员为基础, 应对高校网络舆情的新挑战
对舆情进行正确引导, 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的分内工作, 但是随着网络时代, 尤其是微时代的到来, 以往的应对方案, 乃至整个应对体系都需要进行深刻的调整, 但是这套体系的建构依然需要依靠高校辅导员来进行。第一, 辅导员是一线的学生工作管理者, 学生中出现的舆情动态, 辅导员可以第一时间掌握。第二, 辅导员在学生中间长期以来的建立的情感纽带和话语权, 他们的发声在学生心中有一定的威信。第三, 当校内发生不良网络舆论, 辅导员可以最快速地通过既有的管理体系识别发布舆论的源头学生或传播的中心学生, 并可以在第一时间与学生面对面谈话。第四, 辅导员一般比较年轻, 经常和学生在一起, 最了解学生的心理及面对网络舆论的反应。最后, 辅导员长期管理学生已经建立了一套管理体系与流程, 这套体系可以有效地保障学生管理的效率, 我们应该在这套体系之上构架网络舆情的管理, 这样才能保证最有效的运行。
3.2 以微时代为平台, 建立高校“立体化”舆情防控体系
(1) 线上线下两手抓, 主动建立微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微时代的到来不仅仅都是挑战, “危”与“机”总是并行而来的。微博、微信等可以极大地丰富高校在网络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扩展教育的方式;实时化、共享性的特点促使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随时随地的展开, 极大地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主动出击, 建立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微时代自媒体平台已经是各个高校的共识, 从目前的经验来看, 各个高校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官方微博、公众号的平台, 这样在应对网络事件时, 高校也就有了自己的发声平台, 有了官方的声音应对网络舆论的风险。
(2) 线上线下教育相结合, 守好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两处阵地。即使是互联网无所不在的世界, 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建立依然和现实的世界脱离不了关系。高校辅导员引导学生对网络舆情做出识别和判断, 除了网上平台所下的功夫以外, 更应该守好自己的传统阵地。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中, 学生还是要上思想政治理论课, 还是有定期的主题班会, 还是会经常性的和辅导员见面。辅导员要引导学生应对未来随时可能会爆发的网络舆情, 平日的理论教育就更是少不了, 而且要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还应对升级辅导员既有的管理模式, 可以学习政府的网格化管理模式, 对学生进行三级网格的精细化管理, 并对学生的风险类型进行初步划分, 以备建立风险应对系统。
(3) 事前事后都能管, 针对大学生的特点, 提前建立网络舆论事件的风险识别系统与应对体系。并非所有的网络舆论事件都为大学生群体所关心, 当然也不是所有网络舆论都会引爆大学生群体, 对高校乃至社会造成危险。那么对于高校来说, 针对当代大学生所关注的内容, 根据危险程度, 爆发类别等提前建立一个多元化的风险识别系统就是非常应当的。由于网络事件的传播对辅导员和学生时间上其实是一致, 那么拥有丰富经验和判断力的辅导员就可以在事件爆发之初, 还未形成危险舆论时及时根据系统识别风险, 并根据应对方案及时发声, 或介入处理。这样可以极大地降低高校每次应对网络舆论引发的风险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加重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高校辅导员在应对网络舆情的先期研判能力, 中期处理能力及后期教育能力。
(4) 校内校外分别化, 汇集多方力量又针对事件的发源地在校内校外的不同, 分别调动力量解决事件的网络影响力。网络舆论的爆发对于大学生们来说, 大多数的情况都只是舆论的参与者、传播者甚至旁观者。因此辅导员所要管控学生的范围就是网络范围内的不违反法律法规与公序良俗, 以及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然而有些事件是发生在校园内部的甚至学生本人的身上, 这样的事件中, 学生们就可能变成了事件的亲历者, 舆论的发布者, 甚或煽动者。高校处理这样的事件紧迫且危险, 学生本人也极易触犯法律法规。面对这类情况, 应该在风险识别预案中做专门对待, 高校各级部门联动, 并使用提前构架好与公安、司法、行政、交通、文化、卫生、媒体等部门的联系, 必要时甚至购买专业的风险评测机构软件, 由辅导员负责每日对数据研判结果进行识别和分析, 做好应对准备。
这样建立起的高校应对网络舆情的系统是立体化的, 它包含了“线上线下”“事前事后”“校内校外”等诸多维度, 同时又是可操作的, 其中每一项的关键节点都是建立在既有辅导员的学生管理系统之上的。从微时代的到来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是不可扭转的, 网络舆情带来的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高校来说, 能否转危为安, 或者转危为机, 很大程度上都是看高校是否能够主动升级其原有的资源, 如辅导员主动出击, 在微时代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摘要：中国进入以微博为传播媒介的微时代已经快十年了, 微时代的新媒体通过网络对群众关心的事件起到过很多积极的作用, 但是形成的网络舆情也常常出现偏差, 引起不好的社会效果。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微时代的到来对高校辅导员应对网络舆情提出了诸多的挑战。在互联网世界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 比起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来说更快也更深刻地适应了微时代的到来, 同时由于他们的年龄,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在成长的阶段, 他们对于网络上的舆论无法完全正确判断。这样对舆情应对的不适配问题就摆在了高校, 尤其是一线辅导员的面前。辅导员作为高校应对网络舆情的中坚力量, 依靠原有的学生工作管理体制, 在高校建立立体式的舆情应对系统, 应该是高校辅导员在微时代应对网络舆情爆发的最佳策略。
关键词：微时代,网络舆情,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 金钊, 王政堂.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手册[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2] 王学俭, 刘强.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 王爱玲.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