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转型理论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资源型经济是以资源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其根本特征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消耗。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会促使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迅速繁荣，同时也会造成工业化的逆转和经济社会发展质态的退化。山西是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煤炭对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逐步固化形成了“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
经济转型理论发展论文 篇1：
中国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理论研究
[摘要]国家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离不开正确的经济指导思想。制定符合现阶段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对于及时发现制约经济发展的症结，化解阻碍发展的矛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经济转型跨越发展是符合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状态与社会发展状况的经济理论，是最新的理论成果。文章就转型跨越发展理论的来源、中国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理论发展脉络、转型跨越发展理论的核心体系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给学界带来一些启示。
[关键词]转型跨越发展；理论来源；发展脉络；理论体系
一、转型跨越发展的理论来源
转型跨越发展在内容上涵盖了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财富质量的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社会结构的变化、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等方面。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对一国经济如何增长、社会如何发展做过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视角独特的经济理论，转型跨越发展理论是在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理念演进中提出的。
（一）西方以物质财富增长为目的的发展理论
1亚当·斯密的财富增长理论。有关产业发展理论的命题源远流长，真正从理论层面上对产业发展进行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始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明确指出，经济的增长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宏观的问题，它表现为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并将这种财富增加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劳动人数、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等三个方面。亚当·斯密认为社会财富增加的本质是由劳动创造的，强调劳动分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社会财富增加的决定作用。他同时认为，资本的数量决定市场容量，市场容量又决定劳动分工所产生的交换能力的大小。只有当资本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劳动的分工才产生实质性的进展，社会财富才能得到广泛意义上的增加[1]（P109）。这种以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理论为日后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提供雏形。
2罗默与卢卡斯的产业增长模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经济学家罗默、卢卡斯等人在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上，运用数学化和微观化的方法结合世界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外在收益递增和知识外溢效应的经济模型。但是他们的增长理论对于技术及人力资本的考察过分依赖于计量模型，过于机械化，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痕迹，罗默与卢卡斯的模型没能很好地解释人力资本是如何增加的，从而也没能更好地解释产业发展[2]（P356）。
3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理论。在人们普遍推崇新古典、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同时，产生了一批以研究发展中国家见长的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六阶段理论，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钱纳里将需求结构变量及劳动力结构变量纳入多部门模型中，在劳动和资本为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部门转移提供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下，产业结构的转换率越高，社会的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就越快[3]（P38）。库兹涅茨认为农业向工业的结构转移是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路径。他提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的转移能够促进经济质量的提高，从而加速经济的增长[4]（P126）。从这种意义上讲，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保障。
（二）以人为核心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理论
马克思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传统经济的发展是资本家对劳动个体劳动成果的强制占有，要研究经济发展必须从研究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入手。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是相生相息的，普遍利益总是特定的个人利益的代表，当普遍利益集中在某些特定的个人利益身上，凌驾于其他个人利益之上，就会产生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文化形式发展，它们都是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发展的，只有统一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个最终目的下才能真正地发展。因此，要促进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新时期以来，以人为核心的全面发展观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研究界研究的方向也从概念、框架层面深入到完整的系统构建层面。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的目标应该等同于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把发展的实质定义为自由拓展的过程，并将人的全面的自由视为发展的本质。总之，经济转型跨越发同样应该以人的实质性的自由为目的[5]（P29）。
二、中国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理论的发展脉络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市场经济概念的刚刚提出，我国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还处于以依靠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认识水平。伴随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概念也走过了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转型跨越发展两个阶段。
（一）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1这是由发展生产的需要决定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在当时中国较为落后的经济水平下，通过投入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大生产规模，使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的积累期，为日后各项经济活动蓬勃发展打下良好基础。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基本方针的提出，生产的发展需要有一种更适应其现状的理论进行指导，需要一种新的配置资源，这也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当时，一些学者借鉴了苏联的以内涵型和外延型同步增长的模型，党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国民经济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党的十三大提出“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6]（P314）。在这些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及路径选择的概念，为日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这是由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那一年也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元年。改革是基于以下背景进行的：一是当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但有引发通胀的隐忧；二是国有企业的市场生产动力不足，活力不强，未能体现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优势；三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造成资源的过量开采，环境破坏严重，经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十四届五中全会，我国提出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6]（P366）的理论，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之后的十五大又提出“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概念进一步明确。
（二）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转型跨越发展
胡锦涛于2007年6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第一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内涵和外延上拓展了集约型增长的范畴，将集约型增长概念中不完善的部分加以完善。党的十七大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产业优化升级”[5]（P38），这时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说法代替了集约型增长的提法。
转型跨越发展是近几年提到次数很多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起初在部分省份提出，后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明确转型跨越发展的概念。转型跨越发展就是以转型发展为主线，以赶超发展为战略，以跨越发展为目标，推动又好又快发展。转型跨越发展不仅从经济方面提出要求，而且从社会发展方面对发展的前景做出部署，将社会的进步、各方群体之间的和谐等因素纳入发展的理论当中。至此，转型跨越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且被广泛使用。转型跨越发展涵盖的两部分概念也丰富了我国经济发展方面的理论。
三、中国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理论体系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后，表面上是对我国经济本身的冲击，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促使现阶段我们认清国情，加快经济的转型跨越发展，加快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体系的建构。
（一）转型跨越发展的基本方针：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而且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方针，还是中国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的同时，也出现种种问题。经济发展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矛盾日益显现，全局发展与部分制约的矛盾不断加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与经济发展脚步不能及时跟上之间的矛盾还在继续，单纯以GDP增长的观念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的发展需求，一些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凸显，内生性因素对经济转型跨越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引以为傲的依靠廉价劳动力承接国际制造业低端环节作业获取经济发展的局面面临空前的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顺应时代发展与经济转型的形势，就国家的整体战略进行部署，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既从化解环境安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各种矛盾的物质性目的出发，也从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拓展人类演进的高度的理性化目的出发，综合了自然、经济、人本、社会等全部内容，以及对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四位一体的辩证发展关系，将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行业按一定的方式整合。统筹布局现期阶段与长远时期，统筹协调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均衡发展，统筹不同行业间的互促增长，尤其是对经济的整体性、统一性、协调性有明确的指引。转型跨越发展与科学发展在脉络上是一致的，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本方针。
（二）转型跨越发展的根本要义：以人为本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加快经济发展，实现转型跨越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是转型跨越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深化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转型跨越发展的根本要义。从理论的角度下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任何时段的理论都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基本观点。同时，经济转型跨越发展将以人为本作为根本要义是基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水平不很发达的基本国情；从现实的角度下审视，过去我们也提到过发展为了人，但在几乎以GDP增长为唯一考核的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驱动下，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任务的压力下，往往对服务于人这个基本因素考虑不充分。以人为本的要义再次确立就是要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将经济发展的目光重新落到人的身上；从发展的角度下审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从满足生存阶段过渡到寻求自身发展阶段。以人为本赋予新的内涵，只有在新时期坚持以人为本，才能符合人们的新愿望，满足人们的新期待。
（三）转型跨越发展的实现方式：全面协调可持续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一理论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世界发展的坎坷历程提出的，反映现阶段的发展理念，也是从实际角度出发对转型跨越发展提出的具体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不仅要正确处理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对转型跨越发展更是起到了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投入与产出、消费与投资、供给与需求关系，协调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质量与环境承载程度之间的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转型跨越发展可持续。
中国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顺利进行需要细致耐心地捉摸探索，需要大刀阔斧的社会实践，更需要理论上的支持引导。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体现着中外不同时期的经济学、社会学理论的痕迹，转型体现了生产关系能够进步、必须进步，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协调发展、以人为本；跨越体现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既要平稳有序，又使发展的速度能够控制在社会承受的范围之内。研究中国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理论无疑是享受了一次经济发展理论的盛宴。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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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霍利斯·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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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开艳.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孙广耀]
作者：王跃峰
经济转型理论发展论文 篇2：
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
摘 要：资源型经济是以资源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其根本特征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消耗。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会促使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迅速繁荣，同时也会造成工业化的逆转和经济社会发展质态的退化。山西是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煤炭对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逐步固化形成了“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是资源型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山西的唯一选择。因此，研究资源型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资源型经济 转型发展 路径选择
资源型经济是以自然资源的开发为导向和发展基础的经济形态。资源型经济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走出来，推进经济结构升级优化，增强创新能力，走向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
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山西煤炭资源储量大，分布区域广，煤炭种类全，探明保有储量2695亿吨，占全国总量的近1/5。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在占全国1/60的国土面积上生产煤炭153亿吨，占全国的1/4，净调出104亿吨，占全国的3/4，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随着煤炭资源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山西逐步形成了“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成为我国最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之一。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国内经济增长回归“新常态”，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变化，煤炭需求的持续低迷对山西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煤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凸显，“一煤独大”利尽失、弊尽显。革弊兴利，转型发展，别无选择，势在必行。
一、对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的理论认识
（一）资源型经济的表现及解释
资源型经济是以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开发为主导，主要国民生产部门依据核心资源进行布局，并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业产业链条的经济体系。在资源型经济体系中，资源型产业是资源型经济活动的基础和中心，在资本积累、产业开发、劳动就业、贸易分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产业都依附于资源型产业发展，或为其提供服务；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型产品的开发，资源型产品是当地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资源型地区具有先天的禀赋优势，可以通过对资源的规模化强力开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优势产业。资源型产业就像一台巨大的“抽水机”，将区域内各种优势资源统统汇集到这一部门。而其他产业部门因为缺少必要的生产要素难以正常发育和生长。这也是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
资源型经济普遍存在，无论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似乎都难以逃脱“资源诅咒”。在发展之初，资源型地区可以依靠丰富的资源建立起比较优势，但很多国家却由于对优势资源和产业的过度依赖陷入优势陷阱，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资源型经济问题，表现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贸易条件恶化、经济波动，甚至引发了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社会冲突及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各个资源型地区存在着很多差异，然而作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们仍有很多根本性的共同点，突出表现为“高地”经济现象、“飞地”经济现象、外部不经济、经济脆弱性和波动性等问题。
（二）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必然性
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的过程，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体制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资源开发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初始动力，但是到一定阶段之后，便需要新的动力因素进行替代和升级。依据经济要素的递进理论，经济发展的主导和动力必然会不断地从资源、劳动力向资本、技术，再向管理和知识的方向演进。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中走出来，从“资源开发——资源繁荣——资源收益”的路径依赖中解脱出来，引导资源财富向工业资本转化，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走向更具活力、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这一过程是长期的和痛苦的，但却是资源型地区走出优势陷阱的唯一选择。
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时代主题，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转型发展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变为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由依靠增加资源消耗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是结构调整，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善民生，着力点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转型发展就是要打破“因资源而兴、因资源而困”的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开采、初步加工向资源深度开发、深度加工转变，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二、山西资源型经济的特点及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在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战略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以“煤、焦、冶、电”四大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产业约占工业产值的80%左右。多年来生产要素持续向资源部门的集中，导致山西经济发展对资源部门的依赖性持续增强。具体表现在：要素层面，劳动力和资本不断向资源部门集中，山西对资源部门的依赖程度，除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全国经济形势下滑的影响外，整体处于持续上升趋势。事实上，近30年来，随着煤炭市场的动荡起伏，山西经济也三起三落，几乎每10年一个轮回。煤价攀升，经济高涨；煤价回落，经济走低。繁荣与衰退，往往就在刹那间完成了交接与更替，煤炭与山西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山西资源型经济的特征，本文分别选择煤炭消耗强度、煤炭消费弹性、煤炭生产弹性等指标，对山西资源型经济特征进行分析，以期通过数据更为直观的解读煤炭与山西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煤炭消耗强度
煤炭消耗强度是衡量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主要指标，是指單位地区生产总值需要消费的煤炭数量。计算方法为：
煤炭消耗强度=煤炭消费量（吨）/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煤炭消耗强度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又反映煤炭的利用效率。煤炭消耗强度越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同时煤炭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反之，煤炭消耗强度越高，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就越高，煤炭的利用效率就越低。因此，一般认为煤炭消耗强度越低越好。
山西省与全国2000年以来的煤炭消耗强度如表1所示，其中，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均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山西煤炭消耗强度呈逐年递减态势。从纵向来看：山西煤炭消费强度最高为2000年的7.73吨/万元，最低为2014年的2.51吨/万元，最高与最低值相差5.07吨/万元。从与全国对比来看：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在逐渐缩小。
由表2可知，2014年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为2.95吨/万元。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对煤炭消费的依赖强度极高，煤炭利用效率较低。
1.从全国情况看，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天津、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江苏、重庆、广西、湖北、江西14个地区的煤炭消耗强度最低，都小于0.5吨/万元，其中北京最低仅为0.08吨/万元。内蒙、山西省和宁夏是全国仅有的煤炭消耗强度大于2吨/万元的三个地区。山西的煤炭消耗强度与北京市相差2.87吨/万元。宁夏煤炭消耗强度大于3吨/万元，煤炭消费依赖强度最大。
2.从中部六省情况看，江西、湖南、湖北的煤炭消耗强度均在0.5吨/万元以下，河南、安徽分别为0.69吨/万元和0.76吨/万元，均低于1.0吨/万元，山西在中部六省当中，是煤炭消耗强度最大的省份。
3.从山西省周边邻省情况看，陕西、河北两省的煤消耗强度分别为1.01吨/万元和1.04吨/万元；山西省的煤炭消耗强度高达2.95吨/万元，分别比陕西和河北高出1.94吨/万元和1.91吨/万元。内蒙古的煤炭消耗强度为2.05吨/万元，超过2吨/万元，低于山西0.9吨/万元。
（二）煤炭消费弹性
煤炭消费弹性是指经济增长1%时煤炭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比，反映煤炭消费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煤炭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越大，说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性越高，煤炭利用效率越低；煤炭消费弹性越小，则说明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性越低、煤炭利用效率越高。当煤炭消费弹性出现负数时，表明经济增长对煤炭的需求降低，也即依赖性减弱。由于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且使用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等许多负面效应。因此，一般认为煤炭消费弹性越小越好。
从表3可以看出，除1981、1983、1990、1992、1997、1999、2010和2014年这8年外，山西省的煤炭消费弹性均为正数，说明山西省的经济每增长1%，煤炭消费增长率一般呈同向变化趋势，并且有16年都在0.5%以上。山西煤炭消费弹性系数趋势如图2所示。
（三）煤炭生产弹性
与煤炭消费弹性类似，煤炭生产弹性是指经济每增长1%时煤炭产量增长的百分比。
煤炭生产弹性系数=煤炭生产总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煤炭生产弹性反映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的能源技术水平，也放映经济增长对煤炭供应的要求和依赖性。由于煤炭是可耗竭资源，因此，从长期看，煤炭生产弹性系数越小越好。
从表4可以看出，除1997—1999年、2009和2014年这5年煤炭生产弹性为负数外，其它年份均为正数，并且有21年都在0.5以上，说明山西经济增长每增长1%时，煤炭生产增长率一般同方向变化，且大于0.5%。
图3更好地反映了山西煤炭生产弹性系数的走势。山西的煤炭生产弹性系数在1979年为1.1，1981年一跃达到11.86，1982年之后趋于平稳，在[-2，2]之间小幅震动。可见，山西的煤炭生产弹性系数较高，其中有10年大于1.0，为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总体上，从静态来看，2012年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为2.85吨/万元。2014年，山西省的煤炭消耗强度下降到了2.51，但还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0.55；煤炭消费弹性和生产弹性长期维持在0.5%以上。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对煤炭消费的依赖强度较高，煤炭利用效率较低。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其经济兴衰与煤炭资源紧密相连。煤炭兴则山西兴，煤炭衰则山西衰，因此，山西的经济转型重在资源型经济特别是煤炭产业的转型。
从动态来看，山西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煤炭消耗强度经过2000年以前的波动变化之后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与全国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消费弹性和生产弹性振幅也在渐趋平稳。虽然煤炭在山西经济发展中仍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其对煤炭的依赖正在逐渐减小。长期以来山西省在资源型经济转型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转型伴随着改革历程一步步向前推进，改革也随着转型一步步深化，转型发展成效显现。但是，轉型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资源型经济要实现成功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建议与思考
转型发展是世界潮流、时代主题，是我国改革发展新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新常态”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深水区推进改革的利器，也是资源型地区摆脱“资源诅咒”，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久和谐安定的必然选择。当前，山西必须积极应对新常态，通过可持续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民营经济、自主创新和金融创新、开发人力资本等，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
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煤与非煤产业协调发展。山西转型发展，煤炭是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煤炭未来发展的竞争力将取决于煤炭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低碳型发展模式的选择。要抓住市场倒逼的历史机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大任务，优化资源配置，化解过剩产能，坚定实施煤炭革命，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有效整合资源，加快改革创新管理体制，积极转变生产和销售观念，努力开发并推广煤炭相关技术创新，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施再重组战略，组建能源综合管理部门，深化煤炭市场改革等。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抓住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外部机遇，加快山西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壮大。大力培育发展光伏发电、风电、水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产业等。加快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煤炭企业是煤炭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国有煤炭企业改革。深化国有煤炭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以优良的政务环境护航企业发展。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煤炭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炭规划科学管理的新模式。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动国有煤炭企業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企业法人治理水平，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山西经济长期欠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民营经济的孱弱。要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领域，推动全领域、全产业链向民间资本开放。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模式。坚持公平公正的服务理念，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增强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面梳理落实已有政策，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开展“送政策进民企”活动，加大面向民营企业的政策解读和宣传。
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五大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创新发展。因此，山西经济要实现转型发展也必然走创新发展之路。努力通过创新驱动，破解“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契机，创新发展顶层设计。规划和实施一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加大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形成科技攻关合力。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千千万万创业者活跃起来。通过科技创新激发出资源型经济新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转型发展。
四是加大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才是推动山西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队伍建设，有侧重点的增加教育投资，依托当地高校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人才。积极争取国家人才计划支持，为引进人才提供所需要的研发条件、项目资金和生活保障。充分利用多种渠道，鼓励各类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通过搭建平台，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晋创新创业。建立健全更为灵活的科研人才及团队双向流动机制。完善人才创新创业的保障机制，奖励制度等。
五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资源定式造成产业定式，产业定式造成思维定式，思维定式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体制机制定式。长期以来，山西在体制机制上形成了资源依赖模式下的制度体系。转型发展的巨大潜能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当前，山西改革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央一再指出，要重视建章立制，注重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规范权力行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种好的制度的建立能及时传递信心和正能量，更能让执行者有据可依。因此，山西要实现转型发展，必须从法律层面加快建章立制的步伐，通过完善的制度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将法治建设情况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法治建设工作考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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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简介：韩芸，硕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产业经济。王云，博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
（责编：郑钊）
作者：韩芸 王云
经济转型理论发展论文 篇3：
空间剥夺视角下的乡村贫困研究述评
摘要：由快速城镇化衍生的空间剥夺行为，导致对乡村地域的资源、环境、社会及人口等一系列不公平的经济社会活动，是引发乡村贫困的重要因素。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作为不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问题，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焦点，然而迄今从空间剥夺视角关注乡村贫困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梳理了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的理论发展及思想流派，从区域尺度、个案尺度及研究方法上分析了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影响的研究进展，阐述了空间正义视角下乡村贫困调控的研究总结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型发展背景下，未来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应关注的重点与方向。
关键词：空间剥夺；乡村贫困；空间正义；城市化；精准扶贫；调控措施
全球化的资本流动（capital flows）与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及其所造成的地区经济差异与城市企业分工是城乡空间流动与变异的根源。在“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的过程中，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使得城乡间产生频繁、密切、多元交互式的空间作用，在空间上形成一体化发展，也必然产生空间的无序、冲突、剥夺等问题。这种空间剥夺行为是指强势区域和群体基于空间位置关系及行政强势手段等，掠夺弱势区域和群体的多种资源与发展权利等，并转嫁各种污染等的一系列不公平和非合理的经济社会活动。乡村区域不仅是城乡空间利益冲突的场所，也是城乡特性产生剥夺与重构的竞技场。由城市化引起的城市对乡村空间的剥夺，带来乡村土地被破坏、乡村资源被剥夺、贫困人口增多、公共设施配套不足等乡村贫困现象，使得乡村地域贫困加剧。作为地理学、社会学及城乡规划学的热点问题，区域贫困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乡村贫困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与战略要求。在当前建设“城乡统筹”“美丽乡村”的大背景下，开展国内外空间剥夺视角下的乡村贫困影响研究，可为指导城乡协调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1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的理论发展
贫困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客观现象，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国外关于贫困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们提出了“资源缺乏贫困论”、“机会剥夺贫困论”、“空间贫困陷阱”、“可行能力贫困”及“人文贫困”等，并从经济、机会、文化、能力、权利等角度对“贫困”进行了深入研究，贫困的概念内涵也在不断拓展，从基本的物质贫困扩展到由于社会空间剥夺所导致的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知识贫困等的综合体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资本积累的时间加速和空间地域的缩小，使得城市资本生产与再生产呈现出以横向扩张与纵向积累为主的空间蔓延状态，造成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剥夺、农田占用、土地过度开发、贫困人口增多等各种与乡村贫困相关的负面效应。处于底层的社会阶层不仅经济上陷入更加严重的贫困状况，也在各类软硬件设施的获取（住房、教育、服务设施等）与社会活动的参与等多方面处于不利境地，剥夺及其相关问题成为更加广泛检测各类社会经济问题及其贫困空间分布的研究框架。西方社会地理学界引入剥夺的概念与理论，实则是进行相对贫困的度量。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剥夺现象进行探讨，其中社会学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研究了社会资源的剥夺现象及其程度测算，而地理学则从空间公正的角度分析了空间剥夺问题。地理学者认为，空间发展的差异性不公正与贫困剥夺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有对应关系。因此，贫困剥夺理念被社会地理学提出，重点应用于区域社会资源与社区资源等方面的空间剥夺及其空间公正问题。
纵观贫困与空间剥夺的理论研究，一是悲观主义的论调，即以“贫困陷阱（povertytrap）”为主导的思想，认为空间贫困集中是由于具体区位特征或过高迁移成本，贫困持久存在的状态，并且会导致贫困剥夺的累积循环效应。继之“贫困城市化（poverty urbanization）”视点提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发展会引起经济下滑、社会问题严重、环境恶化及贫困加剧等各种问题，导致不可持续发展。二是相对乐观的论调，强调技术手段进步以及相关的政策调整实现了当前与未来、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以及不同群体的利益权衡（trade-off），使扶贫开发与空间良性发展成为必要与可能。
2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的影响机理研究
从研究层面上看，空间剥夺与贫困的影响机理研究从宏观的国家层面到中观的区域层面再到微观的社区、家庭、个体层面都有涉及。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影响的过程格局按地理尺度可划分为区域尺度和个案尺度，不同尺度关注的重点有所差异，前者主要关注空间剥夺所导致的乡村贫困的过程与规律，后者则关注空间剥夺所引发的乡村贫困的空间差异性及公正性程度。
2.1区域尺度上：认为空间剥夺是导致贫困发生的主要因素
在具体的空间剥夺与贫困影响上，更多的是从宏观或中观层面研究“面上”贫困特征，如从国家层面研究贫困的区域问题及其内在机制，或者从省域层面研究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分析贫困发生的空间规律和提出扶贫发展措施，更进一步则是以县域为基本图斑单元，分析贫困区域的空间特征及作用机制，并提出相关的政策措施。从国家层面上，不同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及引起的空间剥夺特征差异显著，使得引发的相对贫困率有很大不同，为此，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总体而言，位于亚洲、南美洲等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其中，以印度和中国为首的城市扩张及空间剥夺問题最为显著。Mehta以印度为例，采用区域分析法和历史边缘群体分析法，认为长期贫困的严重程度与多维剥夺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空间贫困差异问题为全球城乡发展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证地域，引起了广泛关注。Liu以可持续生计为分析框架，对中国乡村地域进行了多维贫困的地理识别，并对识别出的多维贫困结果采取因地制宜的扶贫措施，以利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例。在省域及市县域层面上，Najjary和Baud等学者对比分析城市之间的剥夺差异及内在动力机制，并构建剥夺指数，划分空间剥夺类型和进行剥夺的特质分析，以期分析空间剥夺程度与贫困程度的关系及导致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空间脱贫计划和城市管制措施。学者们普遍认为空间剥夺对贫困具有多维及多变的作用过程，然而不同的城市又呈现不同的空间剥夺时空过程与动态特征，当前的研究主要从相对宏观的层面，采用定量和客观的对比方法，试图探讨空间剥夺导致的贫困过程及作用规律，但关注空间剥夺视角下的乡村贫困问题，尤其是关注中国国情背景下的城市化发展所引发的空间剥夺及乡村贫困问题的较为缺乏。
2.2个案尺度上：关注到社区居民点和个人的空间贫困特征并提出了空间扶贫措施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贫困标准趋向多元化，城乡矛盾以及由此形成并不断加重的乡村贫困成为国内外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乡村贫困不再是因政策与制度缺失等带有普遍性因素所造成的“面上”贫困，而是因区域环境、利益主体分化及社会分异等综合差异形成的“点上”贫困。因此，关注个案尺度上乡村社区、家庭及个人的贫困问题，成为研究的主要趋势。Wei等以上海郊区为例，从教育、文化、公园、体育、医疗卫生和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角度评估偏远地带的贫困程度，通过23个农民工社区和25个当地社区的人口普查和问卷调查等，了解居民的满意度信息和使用公共服务的频率，提出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社会进行公共空间的公平配置具有重要意义。Vijaya和Lahoti等人提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多维贫困测算忽略了家庭内部不同性别的资源分配差异，因此以印度卡纳塔克邦为例，建立了个人层面的多维贫困测算，认为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和分析可以作为家庭贫困测算的有益补充。Du等以家庭面板数据和村移民网络为主导，分析了中国贫困区域的两类家庭数据，以检测是否穷人容易迁移及是否迁移有利于改善贫穷，认为家庭禀赋与居民迁移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提出移民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人均收入，但对整体的贫穷影响有限。李贺颖等在城市群离散度度量方法的基础上，构建村级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模型，对研究区288个行政村进行居民点空间分布离散度评价，结果显示可通过系统整治规划农村居民点，并通过增设经济中心等方式，改善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巩固扶贫开发成效。上述研究关注到乡村贫困的微观差异、个体分化和社会空间分异等问题，提出了微观层面上的空间扶贫措施，但是缺乏从情感关怀、机会剥夺和个人感知等角度分析乡村社区居民点及个人的空间贫困差异性。
2.3研究方法上：注重多学科交叉与多种方法的应用
乡村贫困的程度测算及贫困区域的有效瞄准和识别是新时期乡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乡村贫困的维度和程度测算方面，传统研究在技术、理念等方面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传统研究建立在空间分异的基础上，缺乏从城乡互动的角度进行相关研究。在对乡村贫困的测度上，国外学者以GIS技术和地理学中的数理统计为基础，率先提出了双界线法、量图分析法、投入产出法等多种测度方法，构建单维或多维指标体系，进行乡村贫困的定量化分析，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但这些方法大多适用于特定的时空背景，在国内大面积推广具有一定难度。国内学者如杨国涛等、王艳慧及曾永明等结合中国实际，运用GIS与BP神经网络，模拟区域自然致贫指数、社会致贫指数和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并进行贫困区域瞄准，提出扶贫措施。刘小鹏等使用平衡面板数据估计贫困脆弱性，并对影响脆弱性的因素进行检验，探索空间贫困格局的形成机理。上述研究尝试从定量角度进行乡村贫困的多维测算并提出了区域瞄准的方法，但是缺乏从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角度关注空间剥夺视角下乡村贫困的程度测算及乡村贫困感知差异等。
综合而言，学者们围绕区域贫困剥夺的存在性、空间剥夺对区域贫困的形成作用机理、区域贫困的测算及贫困区域的瞄准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从宏观空间到微观层面都验证了区域贫困与空间剥夺具有相关性，但对剥夺所导致的乡村贫困程度和引起的乡村地域贫困空间分异特征缺乏关注。
3空间正义视角下的乡村贫困调控研究
从认知论和发生机制来看，乡村贫困的空间剥夺背后是社会资源竞争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主体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社会形态生产力推动下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城市对农村的空间剥夺、城市中“社会排斥”以及弱势群体空间权利被剥夺等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不公正现象日益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空间正义”已成为城乡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主要包括空间价值正义、空间生产正义和空间分配正义等三个理论层面。有关空间正义的探讨，最早有社会规划师布莱迪·戴维从“领域正义”的概念提出领域单元应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进行划分，使得规划能满足领域正义和空间公平。城市学派创始人亨利·列菲弗尔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化的问题，认为城市空间的生产被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和消费空间的社会需求所驱动，提出在空间的生产和生活中注重维护不同群体公平占有、利用空间进行生产、生活的权利。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大卫·哈维从地理空间的视角对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展开了详细探讨，并赋予了空间正义在反资本主义政治中的积极意义（图1）。有关空间正义与贫困的研究，国内学者王兴中等从理论层面系统回顾了国外空间剥夺研究的现状及内容，提出空间剥夺原理与区域公正补偿路径，以实现区域社会空间的同步公正发展。张京祥等针对当前中国城市更新问题，指出社会空间正义应该成为引导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协同耦合发展的基本原则，以修复因长期强调经济发展、效率优先而累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
针对空间剥夺所产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及贫困问题，学者们期望通过资本空间重构与时空修复来寻求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即以时间为境域，在空间结构中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达到公平发展。从理论构建上，精明增长、精准扶贫、包容性发展等相关理论的提出，是因应城乡空间正义发展的“政治承诺”与“道德诉求”，从时空修复角度进行的空间秩序的调整与控制；从规划措施与政策保障上，分别有“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等，期望通过调节资本空间生产与空间分配领域中的公平空间权益，引导城乡发展走向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
4结论及展望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美丽乡村的建设，乡村扶贫开发及空间公平发展将在中国城乡建设中承担更为重要的作用，当务之急将是探究如何将空间剥夺所导致的乡村贫困问题内化为空间正义与乡村良性发展协同的政策与实践，这对经受空间剥夺式发展与乡村差异性贫困困扰的当今中国尤为迫切与重要。尽管中国在扶贫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贫困乡村区域面广，贫困人口基数较大。在当前“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并存的中国城乡转型发展背景下，乡村地域的空间格局、经济形态及社会关系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学者们虽然也认识到乡村贫困的相关问题并从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相对来说，缺乏从空间剥夺角度进行乡村贫困的相关研究，尤其是“空间贫困陷阱”和“人文贫困’’等理念的提出，更强调贫困是对人类基本权利和发展能力的剥夺。未来亟需重点突破的研究方向包括：
（1）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影响的测度及作用机制。即从地理视角分析空间剥夺的存在与发展，系统评价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的影响。因此，结合中国国情，从不同尺度与不同区域深入分析空间剥夺对乡村贫困的影响机理及贫困空间的地理识别与分布，从收入、就业、教育、住房及服务设施等方面构建多维指标体系，重点分析在制度变迁及经济转型背景下空间剥夺的存在性及动态变化特征，并从时空维度上揭示空间剥夺变化对乡村贫困的影响规律、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的重合性及导致的乡村贫困的空间分异格局。
（2）空间正义与乡村扶贫开发的互动模式及空间效应。从人本、平等公正思潮的理念出发，重点关注调控内容与调控尺度，特别针对如何加强空间发展、乡村扶贫及本地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出政策建议，重视不同区域的政策适用性。从中、宏观尺度上提出不同地域类型应结合不同的环境特征，制定不同的扶贫模式。从微观尺度上，落实到乡村贫困社区瞄准、空间资源的公平配置、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及居民权利的有效保障，构建空间公正发展的规划途径及不同区域的空间公正补偿路径。
（3）空间正义视角下典型乡村社区精准扶贫模式提炼。基于空间正义与乡村扶贫开发的互动机制，深入开展微观尺度上乡村社区扶贫开发模式的研究是指导乡村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因此，选择不同区位、不同类别下的乡村社区及家庭，以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为基础，以行为主义感知认知角度揭示微观乡村社区资源、乡村个人发展机会及情感剥夺的空间差异。基于个人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分析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空间特征，从主观认知层面进一步分析空间剥夺与乡村贫困的空间模式及其形成机制，提出符合本地发展目标的调控模式，促进乡村扶贫的精准发展，实现社会公平與空间正义。
作者：范建红 魏成 谢涤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