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媒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民生新闻自兴起后，历经公共新闻，如今进入了后民生新闻时代。作为极具生命活力和改革原动力的民生新闻，在此起彼伏的电视新闻变革中，不但没有失去民生本色，而是在不断吸收公共新闻合理元素的基础上，大胆地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纠偏和校正，使自身品质得以提升和完善，从而坚定地走向后民生新闻。后民生新闻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昭示：当今的大众传媒，应更加秉持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坚持以民为本的传播内容，坚定地走新闻传播价值多元化之路。
[关键词]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后民生新闻
自2002年江苏广电总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树起电视民生新闻的大旗后，电视民生新闻在全国遍地开花，异常繁荣。民生新闻兴起不久，便出现了公共新闻现象，近来又出现了“后民生新闻”。本文旨在把后民生新闻看作新的电视新闻现象，探讨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后民生新闻之间的关系，分析民生新闻在发展过程中的两次提升，以及这种提升所包含的传播学价值等。
一、第一次提升：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
电视民生新闻作为近年来最突出的新闻现象之一，声名鹊起，成为中国电视发展史上的一道奇观，有学者把它誉为“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尽管有人置疑民生新闻是否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命题，甚至把它看成社会新闻、舆论监督的一种，抑或是从经济新闻和社会新闻两大板块中各划出一块合并而成的，但民生新闻以其固有的新闻特质显示出了一种特有的生命力。
民生新闻的特质即以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以民众的人生诉求为基本出发点，以民众的生存状况为关注焦点，以民众的视角表现民主价值和人文关怀的理念。民生新闻兴起之后，以其民本的理念、新闻本土化优势以及“家常化”、“口语化”的叙述风格，迅速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收视率神话。
就在民生新闻“高歌猛进”之时，其自身局限性也慢慢显露出来：过度市场化、破而不立，由贴近民众逐渐演变成大肆迎合民众，对于负面事件的批评很多，却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建议；盲目追求高收视率导致节目低俗化；盲目克隆、跟风导致节目同质化；角色错乱导致媒体公信力的缺失；报道题材过于狭窄，关注群众生活的广度不够；报道手法流于表面，触及社会问题的深度不够；主动介入社会生活的时候少，构建平民话语的力度不够。
就在民生新闻发展进入了“拐点”之际，以江苏卫视开播的《1860新闻眼》为契机，电视新闻界展开了一场公共新闻的试验探索运动，民生新闻积极吸收公共新闻的理念，开始了自身品质的第一次提升。
公共新闻最初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其核心价值观念就是要做公民时代的公共新闻，新闻话语由“宣传性”转变为“公共性”，主张新闻记者不应仅仅局限于报道新闻，更应致力于提高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能力以及由此展开的实际行为能力；不仅仅注重与受众交流的形式，更要关注交流的质量，帮助民众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与途径；不仅仅告诉公众社会出现哪些问题，更要指导受众如何应对这些社会问题。公共新闻要求媒体充分收集、组织和引导公众舆论，协调和处理政府、公民、媒体自身三者的关系。并提供一个话语平台作为公众理性讨论和开放性交流的空间。以期对社会民主进程产生更有现实性的作用，其最终目的是培养、提升公民对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批判能力。
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的区别在于：前者仅仅要求及时真实地反映新闻事件的原生态，后者则需要“立足公共利益，汇聚社会的多元声音，就公共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设计选题，使公民能够加入到公共讨论之中”，“通过报道新闻事件的冲突场景，展示新闻事件的复杂性和连续性，提供多种解释框架和视角供公众参与讨论”，从而能动地改变社会生活。此其一。
其二，公共新闻与民生新闻虽都关注民生，但在表现主体、价值取向、新闻解读方面各有侧重。在表现主体上，公共新闻更关注公众，民生新闻更关注民众；在价值取向上，公共新闻的视点是公众的立场，保持了在精英视点与平民视点之间的平衡，关注的领域不囿于平民阶层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圈子而转向更广阔的公众生活领域；在新闻解读方式上，公共新闻的记者不仅要向公众展示事件、描述冲突，还要向公众解释事件为什么和哪里值得关注，并尽可能地提供建议，帮助公众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去。
公共新闻和民生新闻代表了不同的新闻价值理念追求——公共新闻更突出公众的权益维护，致力于提高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能力，而民生新闻则倾向于反映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个人问题和遭遇。公共新闻突出公众权益的价值理念对于民生新闻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事实上，为了提升民生新闻的公信力、美誉度、引导力，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民生新闻积极吸收了公共新闻的这一价值理念，认真关注公众的公共利益。避免百姓平民意识形态的过量渗入，以达到民众关心与政府满意之间的平衡。
民生新闻之所以吸取公共新闻中的合理元素，原因就在于公共新闻较之民生新闻，在架构与政府和公众关系方面要和谐得多。现在很多民生新闻栏目虽然也有类似“为百姓办事，替政府分忧”的传播理念，但实际上，很多民生新闻确实为百姓办事了，但未必替政府分忧了。民生新闻对公共新闻合理元素的吸收，使得民生新闻自身的品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凸显题材的公共服务性。使媒体成为民众发表意见、建言献策的公共平台，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将“民生”与“公共”有机地集合起来，提高节目的公共含量与社会品格，并努力搭建起政府与民众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桥梁。尊重百姓的需要，在保持原来亲民性、为民性的基础上，通过培养公众对国家、对社会发展的关心和参与，协调个人与政府、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其次，凸显正确的舆论引导。民生新闻常常运用民众的眼光和话语，表达民众的情感、情怀和命运，聚焦舆论热点、难点。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事件和现象，以至于一度被指责为“一地鸡毛”。民生新闻吸收公共新闻理念后，力避“有闻必录”，特别注意公共利益的维护，注意把握舆论导向，坚持媒介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良知。为此，一方面设法沟通社会信息、倾听社会呼声，另一方面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保证为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出积极、稳定的舆论环境。
再次，凸显和谐的媒体生态。民生新闻一度强调“收视率”。假丑恶、新奇特、血腥性等内容充斥荧屏，以至于出现新闻的商业化、娱乐化和低俗化，虽然收视率上去了，结果却造成了媒体生态污染，歪曲了民情，干扰了民声，误导了民意。为此，民生新闻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借鉴“公共新闻”理念中的“公共意识”，不仅保障为公民的
自由表达提供最大的空间，更注意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媒体生态环境。
总之，民生新闻积极吸收公共新闻理念中的合理元素，从而在整体上避免了民生新闻继续向“市井化”、商业化、低俗化方向滑行，使民生新闻的发展渐渐走出了低谷，显出再造新生的黎明曙光。
二、第二次提升：从民生新闻到后民生新闻
公共新闻的理念为民生新闻品质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公共新闻在实践环节上却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公共新闻的运作作为媒介在较高层次上的一种自觉行为，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媒体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环境，同时。还需要媒介拥有相当的物质实力和人力资源，其运作也需要很高的生产成本，否则，公共新闻运作将举步维艰。而今国内媒体大多还处在产业化进程初期，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难以承担公共新闻的常态运作。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后民生新闻概念。
后民生新闻概念目前尚未准确的界定，但可以肯定地说，后民生新闻是既继承了民生新闻的基本价值理念，又吸收了公共新闻的部分价值理念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民生新闻形态，或者说它是民生新闻的“改进版”。后民生新闻的出现，是民生新闻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民生新闻品质的第二次提升。
后民生新闻与民生新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着自己的一些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化“上下结合”、“大小结合”、“点面结合”。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新闻更加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另一方面却站在民生的视角，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一方面关注下层百姓的身边“小事”，关注“民生”，另一方面关注上层党政部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时政“大事”，关注“国计”；一方面“眼睛朝上”，做到让市长满意，另一方面“眼睛朝下”，做到让市民满意；一方面专注于百姓衣食住行的一些点，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报道视野，以审视社会的芸芸众生。在打造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努力做到帮忙不添乱，既为百姓说话，也替政府分忧。力争成为架起干部、群众、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联系纽带、沟通的桥梁，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正因如此，后民生新闻有一个理念，那就是民生新闻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新闻舆论的主流。
其次，强化新闻的本土化、地域化、贴近性和接近性。本土化、贴近性原本就是民生新闻的最明显的特征，后民生新闻对此进一步强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新闻播报的方言化，节目主持的个性化和直播化。此外，后民生新闻强调新闻的深度报道和追踪报道以及新闻的幕后调查，尽可能使新闻节目往“深”和“厚”的方面发展，对新闻资源进行深度的开发和利用。同时，强化节目的纪实性和原生态，抓细节、抓情节，抓现场感和画面感，以此凸显新闻的贴近性。
再次，强化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过去，民生新闻提供的内容多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为主，内容很讨巧，加上功能无限的放大，以至于造成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缺失，虽有很好的收视率，但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后民生新闻则较好地掌握着民生内容的度和量，以负责任的态度和人文关怀，为自己争取到更好的生存空间和舆论氛围，赢得了观众的认同。特别在处理批评报道中，后民生新闻比较好地做到不越位、不缺位，遵循“有理、有利、有节、有度、有情、有法”的原则。
此外，后民生新闻强化了民生新闻回归新闻本质的意识。民生新闻注重对新闻真实性、时效性、接近性、重要性的价值判断以及趣味性、知识性、服务性等价值的辅助性因素的运用，实际上就是新闻本质的一种回归。
可以说，后民生新闻在相当的程度上对民生新闻的琐屑化、低俗化、庸俗化等倾向进行了彻底的纠偏和校正，使之更加符合受众的要求，符合新闻价值的规律。当然，后民生新闻也秉持了民生新闻以民众的平视角度，关注民生的基本价值理念，只不过后民生新闻的视角是有高度的平视，是有深度的透视，其中彰显了一定的广度和厚度。总之，后民生新闻的出现使民生新闻得到了更高品质的提升和自我超越。
三、民生新闻两次提升的传播学价值
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再到后民生新闻的历程，民生新闻历经了两次品质提升和自我完善，这种提升和完善，对于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传播学价值。
1、传播理念：以受众为中心。
长期以来，媒体传播者以救世者自居，居高临下，以传者为本位，采用“我传你受”的传播模式。民生新闻的兴起，有意识地改变这种传播模式，确立了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的全新传播理念，并将话语权交给广大的受众。因为，今天的观众不再是呆坐在电视机前的被动者，观众是挑剔的，节目只要稍不合他们的口味，就会转台。据统计。在南京和成都地区几档具有代表性的民生新闻节目中，市民的出镜率都超过了50％，有的甚至还高达80％以上。在这些节目当中，记者和解说词退居到次要位置，同期声被大量地运用，生动的画面、鲜活的市井语言使媒体与市民实现了零距离的贴近。
不仅如此，为了强化受众本位的传播效果，民生新闻的传播者积极拓展更为开放的传播空间，并且变单向传播为双向参与，使受众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现场热线、手机短信、网站以及市民的DV记录等多种参与方式，不仅为民生新闻节目赢得了忠实的受众，同时实现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沟通和信息交流。
2、传播内容：以民为本。
民生新闻虽几经变化，但不变的是“以民为本”，这不仅体现在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容，而且体现在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正因如此，民生新闻的两次提升，真正实现了电视媒介本性的回归——关注民众、关注民生，实现了“从天上回到人间、从远方回到身边、从高塔到平台”的回归，完成了电视作为媒介本身的自我实现，也使电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彰显，随着电视节目宣传教化功能的淡化和服务功能的加强，将为电视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
民生新闻的提升不仅标明了中国新闻业民本价值理念的一大进步，更是中国社会民主理念的进步。民生新闻“以民为本”的新闻价值取向，给困惑中的中国传媒以诸多启示：如何以知识分子不太习惯的商业利益，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如何谋求新闻技术和思想上的创新，从而让大众传媒从天上回归人间?如何让我们从自以为是的窠臼中解脱出来，放弃那些似是而非的伪问题，讨论真正关乎民生的真问题?如何将“民众是大众传媒的主人”，从呼喊多年的口号落实成行动?
3、传播价值：多元化。
在当今的传媒生态中，大众传媒理应和谐相处、自由竞争、价值多元，共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好的舆论环境。民生新闻的发展提升，再一次告诉我们：和谐多元的社会里，不应仅强调某一种或几种新闻价值理念，也不应为某些价值理念争论不休，我们应该鼓励传播价值多元化取向，以适应日益变化的受众需求。因为社会的多元，必然带来有多元化的信息需求，而多元化的信息需求，需要多元化的传播价值理念。也就是说，在我们消费新闻产品时。我们既需要严肃的、理性的时政新闻、经济新闻，需要谐趣的、轻松的社会新闻，也需要公共新闻，同时也需要反映民生内容的、实用的民生新闻和后民生新闻。倘若从这个角度来看，民生新闻的兴起和后民生新闻的出现，都是传播价值多元化时代的产物。
电视传媒论文范文第2篇
资源配置，就是在稀缺的或有限的资源中间进行选择以求达到最好的目标的问题。电视节目资源作为传媒内容产业的重要资源，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为核心的，关乎传媒的成败，好的节目资源具有稀缺性。怎样优化节目资源的配置，开发、利用好各类节目资源，进而实现电视节目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怎样通过节目资源的优化配置成就电视传媒的和谐发展、参与国际竞争，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节目资源存在的问题
（一）节目的来源一元化，数量和质量不高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电视节目综合起来有三大来源：一种是自制节目；一种是社会节目制作公司购买的节目，节目制作公司包括电视台派生出来的制作机构和完全独立运营的节目制作公司；第三种是从国外购买的节目。这些不同来源的节目存在各自的问题。
1．自制节目成本高，产出少，质量低，缺乏竞争机制
我国电视系统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远远满足不了节目播出的要求。于是节目重播率高，多台同播统一节目，不但不能提供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好节目，而且造成频道资源的巨大浪费。各频道缺乏对对手分析的竞争意识，模仿跟风现象严重。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缺乏新意，致使受众厌烦，栏目不得不整改或者停办，当初的热潮很快一阵风而过。
2．外购节目存在制度障碍，缺乏市场规范
整个行业缺乏市场制度，资本进入遭遇制度门槛，缺乏明确的产业制度规范，民营电视制作公司无法以平等的市场主体身份参与交易。
3．从国外引进的节目模式的后续问题
央视资讯科技有限公司资深顾问童瑞平认为，事实上，东方国家购买了西方国家品牌栏目的版权后，除个别节目很成功以外，大多反响平平。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节目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造的地方很多，买了版权反而受了限制。版权售卖方也有自己的品牌，不愿意自己的品牌栏目在其他国家被改变过多，这样会影响其本身的品牌销售。“许多电视节目类型文化特征很浓，很难完全在另外一个国家复制。特别是对于一些贫穷国家来说，即使买过来，也往往做不来。”[1]
（二）节目资源的生产、利用“母体”电视台的问题
1．局台不分，管办不分
当前，政府不仅以行政手段控制着传媒的新闻政策，而且对传媒的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乃至生产运营都进行严格管制，传媒集团的成立也未带来实质性的突破和变化，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实际上是“翻牌公司”，挂牌前后的体制、机制并未有本质的变化。
2．体制僵化，活力不足
不论是人事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体制、节目制播体系、广告经营体制都采取半官僚化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僵化有余，活力不足。既缺乏激励机制，又缺乏约束机制，如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中，论资排辈和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依旧严重。节目成本控制制度缺乏科学的投入和产出分析，节目生产沿袭前店后厂、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的制播合一体制；广告经营中缺乏与节目的有效互动。诚然，上世纪90年代财务包干、人员聘用、栏目制片人制等市场手段的导入，促成了中国电视的空前繁荣，但这种初级的市场手段激发的活力，如今已走到尽头，成本虚夸、冗员膨胀、效率低下等管理问题日益突出，体制创新、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3．观念滞后，人才不足
在体制内生存的电视人的市场意识、危机意识不足，成本意识、受众意识缺乏；采、编、播各类人才门类多，但精英人才不足，懂得科学管理、市场经营的人才更是难觅。
综上所述，相对于环境要求而言，中国电视传媒系统功能的有效供给不足，原因在于行政力量干预过度，市场力量不足，市场化的产业结构安排缺位。[2]宏观控制力和微观活力的关系总进入死角，二者不能有机结合，做不到或者不能切实做到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对导向、总量、布局、结构、质量和效益实行宏观调控。改革的力度与宏观管理的完善程度不相适应。电视台可经营性部分不能通过改革充分转变机制，增强活力，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增强自我发展能力。[3]
二、节目资源的开发与配置
（一）节目资源的开发与配置的依据
1．理论依据
传媒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第一步必须进行外延式扩张。只有通过外延式扩张，加大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资源数量的增加，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外延式扩张是传媒规模化初始阶段必然的、合理的行为，但是外延式扩张只是传媒追求短期效益的一种扩张行为，这一行为主要通过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利润的增长，往往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损耗和浪费。因此，外延式扩张只是为内涵式增长提供一种前提，一种可能，传媒的运营必须从外延式扩张走向内涵式增长。
内涵式增长是通过资源的优化、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给传媒带来效益的增长方式的一种。内涵式增长促使现有资源合理利用，资源不断增值，并且不断培育传媒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实现长远发展利益。内涵式增长要求资源按照最大化的利用规律来分配，尽可能减少资源浪费和损耗。这就会牵涉到资源的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分配对企业在竞争环境下持续生存和发展有抉择性的作用。[4]
2．现实依据
传媒单位一直定位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其如意算盘是：通过行政控制确保传媒导向功能不受商业影响，享受事业单位的种种优惠政策，免去企业的种种赋税压力，同时又进行企业化操作，赢得市场收益。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很大困难，事、企面目不清导致“两不像”现象比较突出。[5]
事业、企业本属于两种不同的体制，它们在财务制度、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监管方式、社会责任等方面迥异（如下表）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虽抱着“事业、企业两种机制的益处兼得的良好愿望，却存在着事业、产业两种目标落空的隐患。因企业身份缺失，电视产业功能发育不良，导致电视在受众市场上的影响力下降，从而降低导向宣传效果；加之经营收入的减少也将削弱导向功能的经济保障能力。产业外，事业、产业混营，难免顾此失彼，有所偏废。如果偏重宣传功能，产业功能受影响；如果商业色彩过重，则易导致宣传功能公信力和权威性大打折扣。
要再造电视传媒的组织活力，就必须实行业务剥离，将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分类管理，对进入产业经营的电视业务部门进行企业改制，将媒体从政府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理顺媒体企业的产权关系，确立委托人地位，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确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力市场资格和法人媒体地位。同时，打破沿袭几十年不变的僵化的传媒组织结构，根据节目的特点和战略、战术、环境等因素变化的需要，建立高效、扁平的弹性组织结构，提高运作效率。[6]
（二）节目资源的开发与配置的原则
1．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
2．突出自身优势与特色
3．效率与效果结合
4．发展与壮大媒介组织的原则
所谓媒介组织，是指专门从事大众传播活动以满足社会需要的社会单位或机构。[7]具体是指各级各类的电视台。广播电视媒介组织结构直接制约着组织配置资源的效率、组织活动的效果，影响着自制目标的实现。因此广播电视媒介管理创新就是要打破原有组织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小社会”型的组织结构，建立高效、有序、经济的组织框架体系。
（三）节目资源的开发与配置的方法
1．外部环境规范
这种管理方法以对人、事、物的外部控制、调节为特征，包括行政方法、法律方法、教育方法、经济方法。
2．内部自我规范
这种管理方法强调管理活动和行为的自我约束、自我协调和自主运行。
三、节目资源管理
节目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以追求经济效益为根本的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它追求的根本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目标不一样，但是都要经过有效的方法手段来实现目标，也要考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
（一）生产
电视媒介组织的生产活动主要就是节目生产。因为，节目是电视媒介活动的最终产品。以低成本生产优质产品是生产的根本要旨。对电视节目生产而言，要突出强调产品的质量、产品生产的效率、产品生产的作业流程科学等问题。
1．电视节目生产规划管理
目前，我国节目规划的总体做法基本是依据中央一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重点，各行业、各部门工作重心，提出年度宣传要点，甚至把每年的重大节目、固定重大活动、重要领袖人物生辰纪念日等列出来，作为制定节目规划的参考。许多台成立编委会，通过编委会讨论，确定工作立项，总编室从编委会领取精神，并下达各部门，征求各部门年度节目设想，汇总分类，形成新的节目规划。
这种节目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节目的宣传质量。但是，节目作为具有意识形态性和文化属性的商品，简单地作为宣传产品已经不能最大化地发挥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进入文化市场，并且要研究这个市场。
第一，外部的宏观环境：包括政治、法制、经济、人文资源、社会文化、技术等，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节目将失去生存的意义，市场价值无从谈起，节目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习惯。
第二，外部微观环境：国内外同行节目的最新的动态、其他传媒的最新动态等。节目规划要取百家之长，用以指导节目形势的创新，有效地提高竞争力，最终赢得市场。
第三，内部环境：现有设备、人员及媒体自身的优势、劣势。规划节目要按生产规律办事，使设备、人员有效地运转起来，提高节目的生产能力。节目的规模要基本符合现有制作水平，规划中允许个别时候有所突破，提倡高效率，讲究成本核算，以提高在市场的竞争力。
第四，节目规划按市场规律办事，确立目标市场，分割市场，对产品进行定位。如有效地分割时段，针对该时段的受众群进行有效的节目定位，以锁定受众。
2．电视节目的生产管理
同汽车家电或者服装食品一样，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节目的生产管理也要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去考虑，要建立这样一个节目生产管理系统。[8]
3．电视节目的市场管理
节目市场的形成具有它的必然性，它的形成符合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节目市场需要规范化，即要建立节目交易市场；逐步实现制作与播出分离；健全版权法规和指导价格条例；建立节目审批权威机构，节目投资咨询机构；建立真正意义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制片人为重心的制作公司；
（二）交换
交换是人们相互交换活动或交换劳动产品的过程，它是生产者之间、生产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和消费之间的桥梁，是社会生产总过程的中间环节。节目生产出来了，还要经过一定的渠道，搭建节目的制作和节目的播出利用的桥梁，而这些渠道是通过电视台、节目公司等实体来实现的。
尤其是以销售推广见长的节目公司，弥补了电视台营销推广的不足。电视台向市场输出核心产品——节目，并利用市场营销的手段使节目为视听率和广告占有率更好地服务，这个完整的市场营销过程，使得节目受欢迎了，吸引了广告客户，成功地进行广告经营管理；另一方面也为树立品牌增加了优势，更有利于下一步的多元化经营。
营销理念是节目能够成功营销的灵魂。媒介营销理念的应用模型如下：
（三）生产和交换的保障——技术
技术是电视媒介活动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及其运行机制。节目的生产和交换，都是以技术条件满足为基础。它包括制定技术政策和事业发展规划、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广播电视技术的标准化等，以及健全技术操作规程、设备技术管理等各方面。[9]
技术资源及其配置主要是指电视媒介技术条件、设备条件以及技术设备的管理。电视媒介组织需要强化技术管理手段，加强设备的有效利用。
四、趋势展望
内容产业是依托内容产品数据库，利用各种数字化渠道的软件和硬件，通过多种数字化终端，向消费者提供多层次、多类型的内容产品的企业群。这一概念来自于欧洲学者的研究，研究认为，数字技术革命导致了传媒汇流和产业弥合，出现了传播手段过剩、内容稀缺的局面。信息社会由此进入第二个阶段：内容产业阶段。[10]
内容产业首先要求内容的大规模生产，在电视就是节目的质优价良的生产，这就需要借助社会的资本的力量，制播分离——就是节目制作从电视媒体的经营中分离出来，走向社会。这个趋势给了大量节目制作公司各种投资机会。电视媒体本身可以从这种转变中节约成本，而且也给众多公司提供了营利机会。制播分离决定了电视内容制作的产业化，是频道专业化的基础，是数字电视、收费电视发展的根本。为了鼓励这一趋势的发展，国家广电总局在2004年公开表示，2004年11月28日以后，外资媒体公司可以入股国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中方投资人持股不得少于51%。外资进入节目制作市场，给中国电视媒体带来发展所需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各种技术和更专业的态度，而这些是节目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
另外，国家广电总局已经发布了《中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有线电视数字化的配套政策已陆续出台，数字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正在加紧研制，国家地面数字电视标准也在加紧制定之中。
数字电视的发展，是一个庞大产业链的发展：节目市场的产业化；定位清晰的专业化频道的出现；收费电视的日益成熟；给硬件生产带来的机会；观众收视习惯的逐步改变；给广告投资方式带来的启发等等。数字技术给中国电视行业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上千亿的产业规模。
综上所述，数字革命导致传播媒介的大汇流、大整合，进而引发产业之间的弥合。节目资源，放在整个内容产业的环境中，虽然其配置和管理存在某种先天缺陷，但更显著的将是它前所未有的后天优势。可以断言，地方和区域战略后十年的任务是找到一种可以把文化产业和更广泛的制造业部门联系起来的方式，创造性、风险，创新和信息，知识与文化在全球经济中将具有核心作用。
注释：
[1] 《“舞林”波澜骤起 <舞林大会>卷入侵权纷争》，载中财网2006年11月15日。
[2][4] 田春生、李涛：《经济增长方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6] 黎斌：《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
[5] 邵培仁、刘强：《媒介经营管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7][8]胡正荣：《媒介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74页。
[9] 刘宝顺主编：《电视管理文集》，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03页。
[10]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3～2004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334页。
（本文编辑：赵曙薇）
收稿日期：2007-01-08
电视传媒论文范文第3篇
任何事物的出现, 都有它的正反两方面。即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新媒体的出现, 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如此。
(一) 新媒体带来的积极影响
多元化的接收方式减小了传统媒体被时间、地域所束缚的局限性。各大门户网站开设的新闻专栏、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手机客户端、网络视频等, 可随时随地收看收听, 极大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大量的手机用户自然成为了受众群体。新媒体产品传受互动便捷化。微博、微信作为一个积聚强大信息的平台, 只要注册个人或者团体, 都可以通过自述发布的方式对所获得的信息和宣传产品进行发布, 既可以图文并茂传播, 也可以配发评论进行互动传播。
(二) 新媒体带来的弊端和消极影响
新媒体在发展过程中也显现出了它的弊端。重要的是它缺乏对大量信息来源的筛查和把关, 特别是自媒体人多数不是媒体专业人员, 政治素质和技术水平距广播电视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能力有一定的差距。新媒体存在信息的随意性, 有的自媒体人为了猎奇和利益, 往往为迎合消费时代大众的娱乐心理需求制作散布负面、消极的信息, 也会造成一定社会不良影响。
二、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媒体的不足
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表现出诸多不足。不仅存在技术落后, 而且运行机制古板缺乏灵活性, 在现实中导致节目质量参差不齐, 对受众选择产生不良影响。观念落后, 内容陈旧, 多元化、多层次需求来打造精品节目意识淡薄。时代在进步,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而传统媒体节目内容、发展理念、创新意识却未及时做出更新和转变。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广播电视发展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广播电视媒体工作人员专业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作为广播电视工作人员不仅应具备过硬的专业基础知识, 同时还应熟悉各类基本操作技能, 以适应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需要。
三、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传媒的发展空间
新媒体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 以传播时效快、可选择性和便捷性高, 信息量大、参与性强等特点占据了非常强的传播优势。移动传媒主要载体——智能手机的出现和广泛应用, 使受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走出了时间地点的限制, 受众可以不受限制地接受到更丰富的优质信息。智能手机作为移动传媒的载体和快捷的新型服务平台, 它集中了互联网络等多种技术优点, 成为新媒体发展的助推器。移动传媒的快速发展, 对广播电视传媒和从业人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广播电视传媒应在观念上更新, 转变原有的管理方式, 运营方式。面对新媒体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 除了要有超前意识, 创新意识外, 积极培养新型人才是关键。要培养有创新意识, 对传统媒体业务熟悉, 热爱新闻事业, 有时代责任感的年轻人才。通过人才培养, 打造一支把握时代脉搏, 具备全新理念, 能够胜任未来融媒体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 才能多方面、多角度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拓展媒体经营与发展空间, 推进融媒体向更广阔领域迈进。
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快速增长, 人们对获得信息量和信息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受众对获取信息的便捷性与时效性要求有了更高的要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势不可挡。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带来了冲击和挑战, 同时, 也提供了一种广阔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在互联网时代, 广播电视精品节目的打造, 节目收视率的提高, 都离不开互联网这个大平台。只有在发挥优势的基础上, 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 才能满足新时代广大受众的多领域信息需求, 才能使广播电视发展立于不败之地。
推进广播电视媒介与新媒体的融合, 提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力度, 主要体现在融合新媒体的实时性, 发挥广播电视新闻的深度性优势;融合新媒体的个性化, 发挥广播电视新闻的权威性。电视新闻要做到扬长避短, 提高广播电视编辑的素养, 制作高质量的新闻作品, 既要保持传承广播电视编辑过程中的精华, 也要学习新媒体的潮流方向, 两者相融合, 才能在发挥自身原有的优势, 创作出百姓新闻乐见的好的作品, 赢得受众的欢迎。广播电视媒介必须紧跟时代步伐, 以新的理念和思路实现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 积极推进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融合。拓宽传统媒介传播思路, 将传统媒介优秀的传播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相融合, 实现广播电视传媒的创新与发展。
四、结语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融合发展是广播电视事业在时代大潮中应作出的果断选择。未来道路任重道远, 广播电视媒体要顺应时代发展, 创新思维, 取长补短, 发挥真实性、权威性优势实现突破。媒体融合是一种媒体创新的模式, 也是发展趋势, 目前融合的程度不够, 特色不突出, 资源没能实现充分共享, 也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新媒体的诞生, 广播电视移动传媒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 传统媒体受到冲击。面对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 特别是手机用户的急速增加, 也给广播电视传媒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广阔天地, 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冲击着传统媒体固有的优势。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 广播电视媒体只有转变观念, 迎接挑战, 和新媒体融合创新发展, 做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才能赢得广阔传播发展空间。
关键词：融媒体时代,广播电视,融合,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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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樊方.融媒体时代下广播新闻编辑创新意识的培养[J].新媒体研究, 2016 (13) .
[4] 宋毅.媒介融合趋势下电视媒体的内容变革[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11 (11) .
电视传媒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大众传媒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
最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人们正在不知不觉间见证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下是这场变革中的三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通过卫星电视直播，中外国家元首围绕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激烈辩论；第二个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数万人通过手机短信和诸如QQ、MSN这样的即时通信软件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同一时期，网民通过互联网组织了反对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在线签名活动，2005年5月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2次就这些活动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第三个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1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11650万人至12950万人之间，接近总人口的10%。[2]
以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为代表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将对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中国外交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３]同时尽管有学者承认在所谓的非民主国家（nondemocratic）里要准确评估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倾向于认定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精英保持着对于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中国也不例外，大众传媒不过是政府对外宣传（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之类新兴媒体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倾向于在某些时候以关闭某个有争议网站服务器的方式来控制事态恶化。[４]
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因为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因此在信息发布方面拥有特殊的优势，同时媒体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在研究中国的具体案例后，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在线公众舆论成为了一种足以影响外交决策社会力量，尽管最终的决策仍然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学者更加乐观的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推动中国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处于传统决策圈之外的人能够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价的方式在线表达其不同看法。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中国通过传媒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相对比较缓慢。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就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出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大众传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的决策。本文尝试通过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外交决策模式和权力分配的变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
从形式上来看，所谓外交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国政府用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系列声明、决定、政策和反应。[５]从内容上来说，外交政策包含三个部分：一国政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实现的目标，在背后促成这些目标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和价值的手段与方法。[６]在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看来，理解、预测和应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决定和行动的前提就是要辨别出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要素。[７]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之前，需要先明确中国外交政策决策体系的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体系可以分为三大主要机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中决策机构的演变可以看作是整个决策过程特点变化的标志。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根据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陈毅为外事小组组长。[８]该小组在文革期间被撤销，1981年重新恢复，1993年3月，江泽民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目前胡锦涛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唐家璇任副组长、秘书长。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开始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出任。同时该小组的人员构成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其职能被确定为负责对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９]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可以据此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应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集体决策而非个人决策。这就是说最终政策的选择并非由个别领导人说了算，而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第二，它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决策过程，因为咨询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有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合法地位，另外，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外交政策的领域也有不断扩散的可能。但实际的运转情况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预期，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经历了深刻和重要的变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该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占据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或者说个人权威是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０]在这一时期，有2个经典的案例：第一个经典案例是有关是20世纪50年代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根据已经公开的档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讨论中说服他的同事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鲜的艰难决定。[1１]第二个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尽管当时国内处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时期，尽管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在深思熟虑后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２]
在这一时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占据了决策体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个决策过程成为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的过程。与此同时，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冷战这一国际大背景也让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众传媒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功能就是报道政府新闻和政策。
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持续到1993年，这一阶段邓小平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并且领导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时期外交政策决策的主要特点是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的过渡和转换。邓小平本人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源自个人超凡魅力开展工作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对外政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决策者。作为决策核心的表现在于，这一时期中国重大的对外决，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决策，以及各项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与外交政策的指导方方针，都是由作为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确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１３]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为标志，显示出这一阶段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集体决策机制的逐渐回归。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大众传媒也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传媒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下面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大陆扩大了影响，并改变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社会：在冷战期间，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接入互联网最主要的障碍。[１４]同时，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和运行更加注重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例如在2004年，通过对于宪法的修订，重新赋予国家主席以国事权。[１５]这一修订让制度与中国外交的实际实践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首脑外交属于体制外型化的尴尬局面。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人口的构成上。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革命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革命时期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领导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就意味着外交决策模式将会发生变化。超凡魅力领导人个人化色彩较浓的决策模式逐渐从历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外交决策过程。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局限，但是整个决策过程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决策过程。虽然公开的资料有限，相关公开的资料仍能让人一见端倪。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的决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发生之后，首先的反应是召开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紧急会议，最终对美国的反应以及引导国内舆论的措施，都是在会议上讨论之后做出的，总书记仍然掌握最后的权力，但是这种决定是在各方讨论后综合各方意见做出的。[１６]
第三个变化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外交政策领域进一步得到扩散，外交政策的领域涉及到武器贸易、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外国专家、情报和信息、公共外交、贸易和技术转让等。为此，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国家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战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加入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外交政策领域的扩散客观上需要相关外交决策信息资源的开拓，媒体无疑是一个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第四个变化是互联网以前所未见的通讯高速度在中国的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1997年整个中国大陆共有299,000台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拨号或者是专线方式上网，到2004年则达到了22,503,000台，截至2006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创纪录的49,500,000台；在网络用户方面，1997年全中国有420,000人以各种方式上网，整个网民数量在2006年增加至1.4亿人左右，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上网。[１７]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大大加速了信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其次是伴随着互联网、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在线论坛和个人博客的迅速发展，每个单独的个体都能够从众多的工具中寻找到一样最简单和最方便的工具去获取与中国外交政策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这两个效果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提出了三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信息的重新分配。高速和几乎实时的跨国信息流动使得所有互联网的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问题的最新进展，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可能和最高决策者同时甚至更快的了解到同样的信息。同时，网络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从网上得到各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知识，这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一种理解和分析国际现象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能被动的接受来自政府的唯一解释。这意味着政府不再垄断对于国际问题和本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解释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多的考虑如何在政策公布之后说服公众，以赢得更多公众支持。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知识的扩散。如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信息时代，可信任知识的供给将成为新的权力来源。因为信息时代过于充分的信息供给使得人们更加需要有效处理和过滤信息的知识，谁能够提供这种知识，就能够通过提供知识影响接受者的行为，这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权力新来源之一。[１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机构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民众对于官方口径的信赖。
第三个挑战是权力分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趋势。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决策权仍然是高度中心化的，特别是大国。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指出，外交决策中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这一趋势意味着在传统决策圈之外的行为体能够比以前更加方便地影响圈内的行为体以及决策过程，尤其当决策圈外的行为体能够有效动员民众支持的时候。作为应对这种趋势的措施之一，中国外交部2004年3月19日在新闻司下设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主要的职责就在于推动公众更多的了解外交部的工作。
三、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政策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简要的变化情况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表格：
简单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主要开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财政拨款被看作是政府的投入，在管理上，除了全国性的少数媒体之外，都是各地方政府分别管理的。改革开放之后，媒体更多的被看作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说，仍然强调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对于媒体的管理，但是媒体的专业工作方面已经由职业化的编辑遵循和西方新闻媒体比较类似的原则进行管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认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对于媒体的管理，在那时形成了“党管媒体”的认识。这里的媒体是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对于这些媒体的控制是高度中心化的，等级非常森严，在媒体上几乎无法发现学者个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评论。总而言之，可以说当时媒体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大众传媒扮演的就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它只能如实报道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所有信息，而对于决策过程构不成影响。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关于媒体管理政策的敏感话题开始被允许讨论起来，同时部分媒体也开始了比较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但是真正的实践仍然要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媒体被放入市场，通过竞争来促进成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媒体必须依靠自身去赚取继续生存下去的资金，除了少数作为政府喉舌的媒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给媒体提供财政上的支持。[１９]对于大多数被放入市场竞争环境的媒体来说，必须依靠与众不同的风格来吸引足够多的民众以保证发行量。
同时对于媒体的管理模式也从“党管媒体”变为“中央领导，政府管理，媒体行业自我约束，企业或事业单位独立管理”。尽管党对于舆论大方向保持控制的原则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情况仍然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媒体之间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各种报纸的编辑竭尽全力去寻找自己的特色，而且让越来越多的职业编辑来管理报纸的内容。这些编辑所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的新闻理论，并越来越多地试图学习西方同行们的实践经验，结果就是媒体内容更加的开放，声音趋于多元。
这一变化趋势对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影响。
总结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种类型的功能：
第一类功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不仅仅是所有主流媒体的职责，也包括其他媒体，尽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较灵活和多样化的报道。在发挥这种作用时，媒体仅仅报道其从官方来源获得国际新闻，并且不会对政府外交政策发表基于不同立场的评论。
第二类功能是作为知识精英表达其意见的“麦克风”。这些意见包括对外交政策的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从大众传媒的发展中看到了表述其主张、吸引更多的支持者的机会。
这一“麦克风”的作用在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了体现。2006年9月，当朝鲜宣布要进行核试验时，有学者发文认为“朝鲜政策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对其影响有限”。[2０]当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地下核试验之后，有记者就中国对朝政策有效性更加直接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则给出了与学者完全不同的评价。[２１]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效用的不同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记者的提问，这种影响目前可能还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测定，但其存在本身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也使得外交决策过程必须考虑这类因素的存在。
第三类功能是作为政策辩论的“竞技场”，提供一个让持不同政策主张的精英进行辩论的平台。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持不同主张的精英通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进行辩论。媒体对种辩论很欢迎。因为这会吸引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因此当发生某个热点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意鼓励这样的辩论。2002年6月开始的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就是典型的案例。[２２]这种辩论很快就从学术期刊扩散到了网络，借助新兴媒体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并在经历了种种外界影响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时期中国对于日本争常的强硬态度多少受到了这一激烈辩论的影响。
第四类功能是作为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促使缩短反应时间的“加速器”。针对某些热点问题的实时、密集的报道，会让决策者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要加速做出反应的时间和速度，这对于整个决策体系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遇到袭击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24小时之内，外交部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后续处理问题发布了详细的信息。[２３]
第五类功能是作为普通民众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政府会鼓励媒体无限制的去表达民众的这种不满。同样无法确定的是中国政府曾经尝试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利用媒体去煽动某种负面的公众舆论，进而利用这种舆论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这一安全阀的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自2001年至2005年，新浪网为中日关系至少建立了10个专题，持续时间最短的是3天，最长的是615天（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新闻报道和频率最密集的则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在39天时间里发布了接近200篇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从内容来看，除了“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之外，其他专题集中报道的都是中日关系中的负面新闻。这些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大规模涉日游行，而此后出现的“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则是在出现了大规模涉日游行之后外交部引导民间情绪所做努力的结果。在这些新闻报道和分析中，正面或相对中立的立场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同时配合人民网上发表的包括《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在内的三篇时评，才最终较有成效地疏导了受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学者关于转变对日政策辩论和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一系列时件高度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一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通过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甚至接近极端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媒体有可能在部分受众中获得共鸣，结果就是能够追求到更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种通过媒体进行宣泄的做法并不理智，而且被高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作妥善的善后工作也会比较困难。
结论：大众传媒的影响及其限度
总而言之，目前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强，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在今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开始有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同种类的媒体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兴趣了解国际问题，并日益强烈的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最重要的变化是今日中国大众传媒已经获得比以往更大的自由来发布不同学者对国际现象的分析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评价。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影响仍然有限。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仍然未充分开放，大众传媒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较难考量。其次是因为外交决策的信息资源分布尚不均衡，体制内政治精英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同时对大众传媒乃至大众直接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无论如何，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使得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大众传媒在决策过程中也会因此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 本文是在提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年10月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18次），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３］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４-１０.
［４］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５］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６］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７］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８］ 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8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580/5581/20010606/483231.html （2006年8月29日）。
［９］ 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该部分以及下面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历史沿革的论述主要依据网络资料整理而得，资料主要来源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44/0509/20243.html（2006年8月29日），该资料来源经求证外交部相关部门人士核实后基本可信。
［１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http://www.hzxjhs.com/dangzhibu/wenti.htm
［1１］ 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300页。
［1２］ 中央电视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bwl/17.htm
［１３］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１４］ 《中国互联网大事记1986-1993》，http://www.cnnic.org.cn/html/Dir/2003/10/22/1002.htm
［１５］ 张清敏：“中国修宪：提升首脑外交”，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8期，第62页。
［１６］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
［１７］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1997年、2004年、200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据统计报告，见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3/10/13/93603.pdf，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4/2004072002.pdf，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pdf/2006/7/19/103651.pdf
［１８］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5-65页。
［１９］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chl&Gid=49335
［２０］ 沈丁立：“朝鲜核试验和中朝关系及中国的选择”，载《青年参考》2006年9月5日，资料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7/4789770.html （2006年10月2日）。
［２１］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２２］ 主张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学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等，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开始进行反驳，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九点质疑”，载《时代潮》2003年第14期；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２３］ 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e/cgngy/chn/fyrth/t235695.htm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简介： 蒋昌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副教授；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讲师，上海，200433）
电视传媒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媒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对于文学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其中影视改编便是一个重要手段。严歌苓这位准确把握时机，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新发展的女作家也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形成了严歌苓“影视热”。
关键词：传媒 影视改编 严歌苓
传媒或媒介的定义一直以来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概念，在1979年版的《辞海》中只收录了“媒介”一词，解释为“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1]麦克卢汉说“媒介即是讯息”。黄发有在《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中提到的“文学传媒”是指以文学信息为主题内容的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文学副刊、文学期刊、文学书籍、广播、影视、网络及其生产与传播机构。[2]随着碎片化时代的到来，文学开始以多种方式传播，以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传媒对于文学的影响愈加明显，这其中影视改编就是一个最常见的手段。
一、影视改编的含义及现象分析
影视改编是指按照影视艺术的特殊美学要求和表现需求，将其他体裁的艺术作品改写为电影或电视剧本。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向来密切，影视改编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导演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导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除此之外，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剧《唐山大地震》《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都改编自文学作品。最近几年，国外作家的文学作品也相继被改编为影视剧，如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东野圭吾的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解忧杂货店》《放学后》《白夜行》也都被改编为电影，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影视改编不仅能使作者名气大增，促进作品销量，而且由于原著本身带有读者基础和话题性，自然会使影视剧容易取得成功。虽然对于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这一现象大家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但是一直以来也存在很多争议，文学家、编剧、评论者所持观点都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对影视改编持反对态度，而有一些作家则赞成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他们认为影视剧比小说的影响力大。
但是不难发现，一方面作家认为改编后的影视剧会削弱原著中的独特精神内涵以及韵味，特别是原文中的美学色彩、“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场面，一旦被拍成画面，透过镜头呈现出来就破坏了作家的独具匠心；另一方面，作家们对于自己的作品能被改编求之不得，例如苏童、北村、格非、赵玫、须兰、钮海燕等六位作家同时为《武则天》撰写文学脚本。在影视剧面前，文学作品已经成为附庸，而作家们也身居幕后，成为商业时代的消耗品。就像金庸虽然不赞同改编后的成果，但是他的作品却一直在被翻拍为影视剧。
二、严歌苓：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新发展
（一）严歌苓“影视热”
如今，观众对严歌苓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从电影《天浴》《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到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铁梨花》《幸福来敲门》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她本人也多次获得编剧大奖。不管是文学作品被买走版权改编为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为影视剧而写，严歌苓都在传媒迅速发展的今天找到了扩大文学影响力的方式，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的新发展，形成了严歌苓“影视热”。
（二）电影《芳华》
2017年，有一部电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与讨论，那就是改编自严歌苓同名作品、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
因为冯小刚和严歌苓在年轻时有共同的文工团经历，所以冯小刚几年前就找到严歌苓，希望她能写一部与文工团生活有关的作品，然后改编成电影。但是严歌苓本人也透露，这部作品其实和冯小刚最初想要的不同，虽然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改编为电影，但是她还是坚持先文学，再电影，不能完全为了电影而写作。
电影《芳华》上映之后，网上影评很多，一些人没有看过原著，就对小说妄加评论。小说和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电影出于商业和市场的考虑，不可能将小说一成不变地呈现出来。
虽然这部同名电影由严歌苓本人担任编剧，以此保证了改编后的电影基本内容不变以及改编的质量，但是原著与最终电影呈现的内容还是有所差别。首先是氛围不同。小说英文名叫“You Touched Me”，来映射当时环境对人性的压抑，因为“人性是唯一不会过时的主题”。电影在前期则用镜头更多地表现文工团里男兵女兵们的青春，宛如一个世外桃源，集体主义是其表现的重点。小说中蕴含的矛盾、冲突、对立减少了，禁欲与压抑的氛围削弱了。其次是何小萍的故事缺少细节。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何小曼到电影中改名为何小萍，缺少了一些细节的刻画。小说中何小曼从不摘帽子，以至于别人都以为她是瘌痢头，其他女兵嘲笑她、嫌弃她，甚至故意脱下何小曼的帽子，刺激了何小曼，导致她自卑心理加重。小说中对何小曼成为模范人物后的心理变化过程描写得比较细致，她精神分裂后只说一句话“我离英雄差得太远”。[3]这一细节值得深思，电影中完全采用的是另一种表现方式。此外，有一个删掉的情节严歌苓本人也特别惋惜。何小曼当兵前在家里，因为一件红色毛衣和妹妹发生争吵，而母亲偏向了妹妹，后来何小曼把这件毛衣拆了，从侧面表现了何小曼的悲剧人生。这小小的爆发甚至带有一种人性的黑暗，但黑暗之后是更深层的悲哀。
三、影视改编的期待：在商业中实现良性循环
孟繁华在《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指出：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走上经济的主战场，他们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而传统的人文理想在这一时代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光彩。[4]的确，很多作家对大众传媒持有不屑和不信任的态度，他们认为一旦妥協就会丧失文学的独立性。潘军更直白地说：“电视剧是个破东西，不过很赚钱。” [5]
金理在《什么是80后文学》中强调：如果我们在如今依然持一种夸张“文学”与“市场”之间对立的看法，其实是很可笑的。影视改编是在当下生产力和人民需求下产生的，我们应该想办法如何推进其更好地发展。
正是因为一些作家们表达的热情依然存在，所以他们介入影视，希望其作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在影视改编并不太令人满意的现状下，只有像严歌苓一样，有更多的作家愿意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参与进来，才能推动影视改编的进步。
四、结语
影视改编作为传媒对于文学影响的手段之一，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文学作家和导演借助这一手段实现互惠互利，也能让观众看到更高水平的影视作品。但是，影视改编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如果为了商业利益一味崇尚形式而忽视内容，那将对观众的审美判断力产生很大的伤害，进而使其阅读接受水平下降，而受众的趣味又会反过来影响文学，这就形成了一种在文学与影视中的恶性循环。
严歌苓作为文学作品参与影视改编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经验。我们期待这位高产的女作家在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之间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促进传媒与文学、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舒新城.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潘军.答何锐先生问[J].山花，1999（03）.
（作者简介：孙梦嘉，女，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