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办学范文

2023-10-23

中外合作办学范文第1篇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由于项目数量急剧增加,确定一组中外合作办学高水平发展路径与保障机制成为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归纳总结了江西省常用的几种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并分析其优点,最后根据江西省经济发展现状提出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从而达到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路径;保障机制

一、引言

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深入,跨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国内教育市场提供了新的教育模式,中外合作办学就是典型的产物。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遍地开花”,跨国高等教育也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运行模式。在各种各样的发展方式中,针对国内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赵彦志(2014)提出要以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主要目标,以行业发展的需要为导向,培养专业化人才;郭强等学者(2015)提出中外合作办学要有效利用国际化教育资源的概念;汪伟(2015)在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引入波特五力模型,分析中外合作办学快速发展的影响因素。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在江西省特色产业对相关学科的国际化人才需求不断增大的背景下,江西省高校在人才输出上逐渐呈现弱势。为了解决目前江西省高校面临的困境,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将重点置于江西省省域发展的细节中,结合江西省中外合作办学现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指示方向,分析得出目前江西省高校在中外合作办学上的不足,最后从不同角度提出如何开拓江西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路径并且给出保障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具体操作建议。

二、“一带一路”视域下江西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路径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下,江西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获得有序、蓬勃的发展,目前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国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模式多为“3+1”“2+2”等,在本科层次教学中,南昌大学与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联合举办的医学学位办学项目采用了“双学位”模式,即当学生完成课程学习时,可分别获得由南昌大学授予的临床医学学位以及由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授予的生物医学学位,所有课程均在南昌大学完成。而华东交通大学与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合作开设的工程管理专业则采取“3+1”模式,学生在华东交通大学完成三年的课程学习后可选择去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学习一年,同时获得中英双方授予的学士学位。前者的“双学位”模式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学生的时间与金钱,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性价比”,而后者的“3+1”模式中在国外的学习经历能更好地促进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与语言能力的提升。

在硕士层次教学中,南昌大学与法国普瓦提埃大学合作开设的国际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课程为两年课程制。第一年的课程分为五个模块,分别为企业经济环境模块、人力资源管理模块、会计与财务管理模块、组织与战略管理模块、沟通管理模块,具体课程设置如图1所示。第一年的课程学习在南昌大学完成,课程主要由中法双方教师完成授课。第二年的课程分为四个模块,分别为市场营销和国际战略模块、国际财务模块、国际管理模块、语言模块。第二年的课程学习在法国完成,学生接受全法语授课,在法国的所有课程结束后,学生将会进行为期4个月的实习并完成实习报告与实习报告的答辩。而江西师范大学与英国莱斯特大学合作开设的计算机科学硕士教育合作项目则选择采取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时间的模式。该项目所有课程均在英国完成,项目第一年学生赴英国学习核心课程并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项目第二年由莱斯特大学安排学生于英国公司带薪实习,学生可自由选择一年学制或两年学制。与南昌大学开设的合作办学项目相比,该项目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学生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而南昌大学开设的合作办学项目第一年课程由中法双方教师合作完成教学,这为学生提供了为期一年的语言与跨文化交流缓冲期,可有效减少学生因环境的转换而产生的不适感。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江西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保障机制

基于上述对江西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阐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时代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的保障机制。

1. 江西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高水平发展政策支持

2015年《江西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实施方案》的发布明确了江西省政府对江西省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方向的期待,《实施方案》明确表示要“加强科教国际合作”,此外还鼓励江西省内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便于中外双方教师进修以及学生互访。在政策支持下,有条件的高校也被鼓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高校建立孔子学院,以扩大江西省影响力,推动江西省特色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并且《实施方案》提出应“加强人文交流”,为了扩大江西省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在此基础上针对江西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分布不均衡的现状,江西省高校还应该重点推进有关赣南客家文化、青铜文化、稻作文化等的人文学科建设。

2. 建立第三方教学平台保障体系

目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监管参与方主要是教育部与主办高校,缺少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因此难免在项目进行时有失偏颇。跨国高等教育第三方机构是国际上普及的监督方式。首先,第三方保障平台应由完全独立于教育部与办学高校的专业人员组成,从而体现保障机制的专业性、独立性、公正性,并且第三方保障平台应该在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在项目准备阶段,第三方保障平台应当注意审查中外双方教师的组成比例及其职称组成结构、学历组成结构等,并注意审查教学计划等,保证教学的有效实施。在項目实施阶段,第三方保障平台应注意对项目的动态跟踪与教学计划的动态调整,加强对学生感受的跟踪调查,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项目结束后,第三方保障平台需要总结项目进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以保障今后的合作办学项目得以更加有效地实施。

3. 开设省域流动性课程保障机制

外方教育资源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较为稀缺的资源,针对江西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量较少以及专业设置不均的现状,可由各高校联盟建立课程共享库,各所高校之间共享与外方高校的合作项目。以南昌大学与新西兰UNITEC理工学院合作开设的建筑学、华东交通大学与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合作开设的工程管理为例,两所高校下设的该专业学生可以选择对方高校的课程并获得相应学分,在结课时颁发相应的课程结课证书。这个课程共享库满足了学生专业能力提升的要求,也满足了学生对选修“第二专业”的愿望,最重要的是有效缓解了各所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分布失衡的问题。

四、结论

江西省中外合作办学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布,目前江西省中外合作办学为文化交流的国际化所做的贡献还远远不够。为了跟进国家对文化交流国际化的需求以及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江西省特色产业合作发展的需求,江西省势必需要调整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路径与保障机制,研究归纳总结江西省现有常用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结合江西省出台的政策提出若干保障机制。总而言之,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提升不仅要依靠高校的力量,在江西省高校调整教育合作模式外,江西省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发挥自身应有的职能,改善监管机制,开拓培养优秀人才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1]赵彦志,葛婷婷.中外合作办学的特点与发展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2014(20):54-56.

[2]郭强,赵风波,宗琛.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区域发展比较研究——以苏浙沪为例[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3):67-71.

[3]汪伟,蒋馨岚.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产业经济学分析[J].高教探索,2015(1):26-29.

[4]江彦桥.基于第三方评估的上海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十年实践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7(4):82-86.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课题编号:17YB060)。

作者简介:刘伟(1982— ),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工程管理与项目管理、新型城镇化、BIM技术;李可(1993— ),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程项目管理。

中外合作办学范文第2篇

一、高职教育对外合作办学学生管理工作的特点

1、学生特点

中外合作办学费用较高, 大部分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较好,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但厌学情绪明显, 自制力差, 时间观念淡薄, 纪律性差, 依懒性强。学生聚群吃喝玩乐的现象明显, 容易形成奢侈攀比的不良风气。父母离异或关系紧张, 学生内心缺乏安全感, 心理压力大。部分家庭经济条件差, 但因成绩、就业等原因, 竭尽全力为其提供上学机会的学生, 容易产生自卑, 自闭等心理问题。

2、师资队伍特点

合作办学的教师队伍由中外教师组成, 中外教师在语言教学过程中, 可以求同存异, 共同备课来提高教学效果。在中方教师中, 除了语言课教师是本系之外, 其它的专业课老师都来自本校的其它院系。中外文化和教学方式的不同, 教学单位之间协调沟通的损耗, 使教师在课堂上育人功能被弱化, 无形之中增加了学生工作的负担。

3、学生工作的特点

合作办学一般都是新成立不久的院系, 学生干部队伍建设不配套, 传帮带作用不明显, 辅导员事必躬亲完成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多, 面临的特殊学生群体多, 工作量大, 心理压力大。

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工作协调的部门多, 工作内容复杂, 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多, 但因学生特点, 量化评比的结果和付出不成正比, 学工和团学队伍工作积极性容易受挫。

学生在入学时, 目标就锁定出国或就业, 因就业率高, 在校时激励措施所起作用微弱, 奖惩杠杆失衡。出国的学生一入学就专攻语言课, 对集体活动视而不见, 这无形中不利于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就业的学生一般采取订单培养的模式, 这为用人单位的人才培养和考核提供了便利。订单班学生的学籍管理, 评优评先, 日常管理等工作本就庞杂, 但班级的拆分重组使学生的思想工作和心理问题更难处理, 容易让学生陷于一种两不管的误区, 影响学生对学生工作的评价。对于管理者, 原来的辅导员因为责权划归的问题, 不能越界管, 后来的辅导员也会因为实际工作中, 对学生情况不够了解, 没有感情基础, 想管又无从管的两难境地。订单班的学生因已签订工作, 目标缺失, 来自不同的班级, 班集体建设难度加大。

二、高职教育对外合作办学学生管理模式探究

1、抓好新生入学教育, 强化规则意识和纪律观念

抓好新生入学的关键期, 做好入学教育, 面临新环境, 让学生有“归零心态”, 通过军训、专业教师职业教育、军事理论课、迎新晚会等加强学生的规则意识和纪律观念, 同时营造一种积极向上, 充满活力的校园氛围。

2、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积极开展心理健康帮扶工作

针对高职教育合作办学学生群体的特点, 进行新生心理健康调查问卷分析, 参照调查结果, 结合学生日常表现加强对特殊群体的跟踪教育。通过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心理咨询,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加强学生心理健康自救能力。对心理有问题的学生进行跟踪教育, 关注突遭变故学生情况。营造积极健康的班级氛围, 为每个同学创造一种宽松、愉快的外部环境。

3、发挥教师教书育人功能

教书育人是教师最神圣的职责, 但在实际工作中, 往往强化了教书而忽略了育人, 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不仅仅是学工队伍的任务, 同时也是每个教师的职责。学校要营造一种“全员育人”的校园文化氛围, 每个教师都要树立教书更要育人的理念。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学生, 促进学生自我实现, 实现师生平等, 充分满足不同资质、不同个性、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的学生的现实需要, 要从细节进行人文关怀[2]。建立辅导员联系任课老师制度和辅导员每日进班制度, 加强辅导员和任课老师的沟通。充分重视外籍教师的作用, 外籍教师开阔的眼界, 活跃的思维, 相对自由的课堂为学生的大学生活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可以借助一些师生互动活动, 发挥外籍教师对学生学风的带动作用。

4、抓好学生活动和学生实习,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学生活动是学生工作很重要的部分, 也是学生管理工作经常会借助的媒介。学生在学习上的倦怠为学生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但对感兴趣的事情积极性高, 时间观念、责任意识强。学生管理者以此为突破口, 增进了解, 建立感情, 积极引导, 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高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课堂上枯燥的理论学习使得原本就基础差、学习习惯不好的学生很容易产生厌学情绪。但可以利用他们活跃、好动、好奇的特点, 抓好实训和实习环节, 以“实用”来激发兴趣, 带动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运用。

5、以出国和就业为导向, 提高学生素质

出国和就业是学生的两大目标, 发挥出国和就业的导向作用,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再借助讲座、主题班会、学生活动等手段开展养成教育, 重点培养学生的时间观念、规则意识、团队合作、沟通交流等能力素质, 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和出国后的适应性。

6、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 健全明晰学生管理工作权责

在学生管理工作中, 辅导员处于沟通协调的位置, 但权责不统一, 沟通协调过程中往往也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要明晰责任划归, 增进理解, 加强沟通, 协调一致, 增强学校教书育人功能的效果。学生在出国、就业订单等过程中, 建立更科学的管理模式, 减少工作的损耗, 提高学生工作的效率。

摘要:本文从生源特点、师资队伍、学生管理几个方面探讨目前合作办学学生管理遇到的问题, 从新生入学, 实习等环节入手, 借助学生活动等手段, 各部门团结协作, 加强沟通, 提高学生管理的水平和学生质量。

关键词:高职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 浅谈中外合作办学[A].黄超.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暨第四届中青年学者论坛论文摘要集[C].2013

中外合作办学范文第3篇

目前中外合办教学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各国之间的教育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 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 我国国家领导人更加重视教育体制的发展, 在看到中外合办教学模式取得的成果后, 政府以及相关机构更是积极努力的发展此类教学项目, 因此与中外合办有关文件也相继出条[1], 如有条例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国家鼓励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鼓励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外国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积极扩大教育开放,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探索多种方式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等等相关条例的出台[2], 使得中外合作教学在国内各高校得到广泛推崇, 中外合作办学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并以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项目在高校中实施。

根据我国国情来讲, 教育发展已经上升到硕士、博士的教育阶段, 对于这种高学历人才的培养, 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为与国际接轨, 各个高校都在努力培养出符合国际标准的高技能人才, 中外合作办学向学生提供了国外先进、优势资源, 这不仅是对我国学生来说是一种吸引, 也为我国教育面向国际、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国际化人才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二、中外合作办学对党建的影响

中外合作办学也存在一定问题,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体制、价值取向、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培养目标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这些差异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影响着学生, 也影响着学生方面的党建工作。从文化角度上看, 外国的思想文化比较开放, 认为每个人是自由平等的,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 中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 而且等级观念也比较强, 因此当国外理念和行为传入中国时, 是对我国传统思想有着很大的冲击, 同时, 很多学生都会将外国政党与中国政党相对比, 部分学生便会产生盲目羡慕外国政策的思想, 这便会影响在学生中开展的党建工作。

三、如何加强中外合办教学下学生党建工作正确理解

(一) 教育理念与中外合办关系

当前我国仍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我党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着卓越的贡献, 尤其在教育体制上, 国家十分重视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教育, 且我党在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要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思想, 以“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原则的素质教育体制[3]。依照我党提出的要求, 应对高校学生进行积极的党建教育, 使当代大学生了解我党未来的发展方向, 了解我党对国家建设的具体方式, 同时也应当让学生深入了解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国情差异, 这样才能引导学生理性地接受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理性的看待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

(二) 增强大学生对我党建设的信念

首先应当明确我党未来建设目标, 加强教育, 使学生看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其次要增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 使当代大学生形成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促进民族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并使其在参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过程中, 能自觉地坚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抵制西方不良思想的影响和敌对势力的拉拢腐蚀;最后应当加强对当代大学生人身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教育, 当代学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 很容易受到外界新鲜事物的引诱, 但只有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 保持清醒的头脑, 理性的判断所遇到的各类事件, 这样才能把握住人生成才的正确方向, 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都有作用的人。

(三) 积极落实大学生党建工作

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是每个高校应当积极落实的工作。学校可以通过定期举办讲座、研讨会以及授课等的形式, 增强学生对我党建设工作的了解;也可通过播放爱国主义电影, 国家建设主义电影, 来渲染大学生爱国情感;可以党小组的名义奉献爱心, 传播我党思想。通过加强党建工作, 培养更多优秀的学生党员, 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四、结语

中外合作办学有利于中国教育体制的发展, 当代大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 应当根据中国实际国情, 辨证的看待西方理念, 不可以偏概全, 而是应当正确的看待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同时各高校在开展中外合办项目的时候, 也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递给学生们, 充分落实学生党建工作, 使得高校学生深入了解我党建设思想及我党未来发展目标, 增强学生自主发展党建工作意识, 并可发挥学生党员带头作用, 不断促进中外合办继续发展。

摘要:伴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深入, 办学的层次逐渐地提高, 许多新问题逐渐产生, 例如外国文化对高校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外国政治体制对我国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等都有一定影响。本文从辅导员工作的角度, 结合工作实际, 对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党支部建设

参考文献

[1] 徐程.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D].厦门大学, 2014.

[2] 邓洪健.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党建工作模式研究[J].黑龙江教育 (理论与实践) , 2015 (04) :31-32.

中外合作办学范文第4篇

摘 要 借鉴新制度主义理论观点,将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基础要素作为校企合作制度化的分析框架。以此框架分析我国区域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实践,其呈现三个特征:以规制性权威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建立,以规范性角色建构推动校企合作制度形成,以文化—认知观念对接推动校企合作制度扩散。反思实践,有三方面值得关注:借鉴他域经验时需要进行他域解构与本土重构;政策制定与实施时要关注企业家的情感需求和反应;要关注自下而上的各组织和行动者的制度变迁诉求。

关键词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新制度主义;制度要素

制度可以解释为:“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1] 对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而言,其具有跨界的性质及多元组织互动的特点,并且具有使用、产生、分散和消耗物质资源的质性,因此借用这一制度定义,可以较适切地分析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基础要素及运行机制。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基础要素

(一)规制性基础要素

规制性基础要素的特征之一,就是强调明确的、外在的各种规制过程,包括强制性规则、法律法规、监督、奖惩和权宜性策略反应[2]。诺思指出,“正式规划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它们能降低信息、监督及实施的成本,并因而使非正式约束成为解决复杂交换问题的可能方式”[3]。也正是由于规制性要素能起到强制机制作用,因此很多研究者在分析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问题时,均指出校企合作法律法规缺失及政策体系不健全、不配套是其首要原因。作为规制性要素的核心成份,校企合作法律法规及政策是校企合作实施的纲领性文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当前,教育部正在着手研究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同时还在进行《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力争使校企合作在立法层面予以确定。这将成为校企合作制度化的重要标志。

(二)规范性基础要素

“规范系统包括价值观和规范。所谓价值观,是指行动者所偏好的观念或者所需要的、有价值的观念,以及用来比较和评价现存结构或行为的各种标准。规范则规定事情应该如何完成,并规定追求所要结果的合法方式或手段。”[4] 由此可以看出,规范性基础要素不仅指确定目标、获得收益,也明确了达成这些目标所采取的适当方式和方法。对于校企合作这一组织场域,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学生是场域中的行动者,也是各利益相关者。在这一组织场域中,如果不同行动者所持有的校企合作价值观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各行动者所具有的特定权利和责任便会被确定,即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各种角色便会被正式建构,而各行动者便可以支配一定程度的物质资源。如果各行动者所持的价值观存在差异或分歧,那么各种角色及其分工便无法确立,也必然会导致校企合作无法展开。从实践来看,明确的角色分工及职责定位等会对校企合作行为施加一种限制,但同时也会赋予校企合作行动者某种力量,即对于各行动者既给予特权也施加义务。当前,诸多研究者呼吁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及《职业教育法》中对于校企合作中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学生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加以清晰界定,但仅此还不足以达到规约、规范和引导校企合作行为的目标,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评价校企合作行为及评价校企合作行为的标准如何,仍需加以研究并以符号系统表征出来。

(三)文化—认知性基础要素

制度主义者一直强调文化—认知性要素的重要性。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组织研究者,均认为制度的文化—认知要素构成了关于社会实在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构意义的认知框架。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在一个行动场域,意义产生于互动之中,并且用来持续理解不断的互动。对于校企合作来说,只有当校企双方达成对于校企合作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对其价值和意义的深度认知,才能够形成一种应然的合作惯例。然而,企业和职业院校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各自在很大程度上受其长期形成的信念体系和文化框架制约,对于校企合作情景是什么及应是什么会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种文化信念的差异性极易导致校企合作行为的瓦解。因此,只有努力构建校企双方共同的文化信念,通过遵守共同的情景界定、参照框架,才能使校企合作获得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是一种“最深层次”的合法性,“因为这种合法性依赖于前意识的、被视为当然而接受的各种理解或认知框架”[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三大基础性要素都有其各自的特征和运行模式,只有这些制度基础要素结合在一起并充分发挥作用,校企合作制度化才能发生,这也是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必须解决的三大关键性要素。

二、区域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的实践范式

(一)以规制性权威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建立

“强制手段的使用如果要有效果,就必须提出相对明确的要求,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重要的制裁惩罚。除此之外,还需要使用一种重要的权力机制。”[6]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的程度会受到这些权力机制的影响,而很多区域也正是以法律程序和政府政策来规约、激励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目前,强化地方立法,出台相关政策,推进资源互补,推动校企联姻,已成为各地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的基本路径。比如,2009年宁波市在全国率先为校企合作立法后,辽宁省的沈阳和大连、河南省的开封和三门峡、浙江上虞、河北唐山、福建厦门等市以及陕西省也纷纷出台了校企合作促进条例。

强化权力机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立法层面,还体现在其他权力资源的整合、联动及其共同治理层面。如,浙江省针对本省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激励、保障等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对本省的校企合作提出具体促进政策,明确界定了政府、职业院校与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关系和职责(更多时候规制性制度要素是与规范性制度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取得了较好效果。为更有效地促进区域校企合作,作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两个关键部门,浙江省教育厅和中小企业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共同推动校企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这在全国属于先例。2011年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制定了《北京市交通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暂行办法》,这是国内第一个由行业制定并组织实行的校企合作办法,对各地及国家层面校企合作法律法规的建立也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二)以规范性角色建构推动校企合作制度形成

近年来一些新制度主义者提出,“过去人们认为是体现强制性要素的那些规制性活动,实际上往往更加依赖于规范性和认知性制度要素”[7],一些规范性要素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恰恰能够创造一种市场机制或规则供行动者遵循。近年来,很多区域从政府到学校层面分别建立政府主导的“合作办学理事会”、行业主导的“行业指导委员会”和“校企合作工作委员会”、学校主导的“专业合作建设委员会”三级校企合作治理体系,在明确各组织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组织的规范、中介、指导和协调作用,推动“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四方联动,促进了校企合作效益的提升。如,福建省组建了机械、通信、建筑、轻工、鞋服、旅游等6个省级中等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成立高职院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大连市成立了由市政府牵头,发改委、经信委、教育局、人社局、财政局等多部门联合组成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协调委员会,负责宏观掌控全市校企合作的方向,制定校企合作的法规、政策和实施战略;成立由教育局和人社局牵头,以行业协会、企业和职业院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作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具体实施和组织指导者,以完成提供产业发展和行业人才需求信息、制定职业岗位及技能标准、指导职业院校进行专业与课程建设、搭建就业供需平台、指导校企合作等职能。江苏省完善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主动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全省建立1200个由行业企业专家和学校专业教师组成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从目前来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治理体出现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

(三)以文化—认知观念对接推动校企合作制度扩散

文化—认知性要素在制度扩散中具有重要作用。意识形态或信念系统、认知结构不会凭空产生或发生转变,需要通过符号性、情景性的中介来传递和流传。对于某种事物,只有在群体行动后,才能真正建构其意义。在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过程中,很多地区致力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文化—认知观念的对接,以“理论化”促进校企合作行为客观化,构建校企合作制度的文化框架。如,宁波市2009年以来先后组织实施了“职教进企业、服务促发展”、“牵手百家企业”、“2211校企牵手”等主题活动,推动职业院校主动走进企业,了解企业需求,解决企业难题。在集体行动之后,政府、行业企业及学校对于校企合作多方的需求有了进一步了解,为深入推进校企合作创设了条件和氛围。大连市组织校企合作洽谈会,协助校企进行联络并确定合作意向;组织校企合作总结会,树立典型、推广经验、查找问题、提出改进办法。彭州市政府与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联合行业、企业共同打造每年一度的西部纺织服装行业高峰论坛,加强与行业企业界的沟通,畅通了信息交流和汇集渠道。实践表明,校企合作需要政府营造促进互相了解与催生需求的氛围,通过活动对接达成观念对接,由此形成推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认知动力。

三、区域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化实践的理论反思

首先,一些地区盲目复制、模仿其他地区校企合作政策经验和理论模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区域特征明显,经济水平、产业特点、企业性质、技术密集度等都存在显著差异。而任何根植于本土实践的校企合作制度化理论模型,也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即使有些理论模型抓住了区域实践中的某些特征,但其总会忽视另外一些特征,从而无法做到对实践进行准确、无偏差的描述,因此,在借鉴他域经验时,绝不能仅仅关注符号性事物,而必须将理论模型与其所嵌入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即进行他域解构,再把符号、模型与本土实际进行重新组合,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资源。

其次,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规和政策中缺少对行业企业情感的关注。“符号系统包含的不仅是物质和意旨,还包含情感,因此符号系统引起的不仅仅是解释性或说明性的反应,还有情感性的反应。”[8]这种情感可能是制度要素的力量的来源之一。“一个稳定的规则系统,不管它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如果得到了监督或奖惩权力的支持,并且这种权力又伴随着畏惧、内疚感,或者清白无愧、高尚、廉正、坚定等情感,那么就是一种流行的、起支配作用的制度。”[9] 而在这方面,不仅理论研究不足,在实践领域也较少尝试,这是校企合作制度化过程中需要关注和反思的一个重要维度。在现代经济理论中,企业是一个把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组织[10]。交易成本决定了企业关注、购买、生产和销售什么[11]。而企业是否愿意和职业院校合作,其首要考虑的要素便是交易成本。在法规法律等权威控制下,企业也许能参与校企合作,但其主观意愿不会太强,也必然不会产生预期的合作效果。提升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识、情感和信念,不仅需要国家引导性地组织开发针对企业家的系列教育培训课程,同时也要关注企业家的情感需求,以多种措施激发和维持企业家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情感性反应。

第三,制度化过程是在多层次发生的,不同层次制度化过程易出现逻辑的不一致,需要关注自下而上具体行动者的需求,及时矫正制度建构中的问题。在校企合作场域,制度是在多层次发生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建立过程,即政府层面为校企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制度环境,而在校企合作场域中,更多、更具体的制度场域与制度形式得以存在和运行,这些具体的制度场域与制度形式又为学校组织、企业组织及其他行动者的具体行动提供了环境,这种从上到下的制度建立过程,包括了制度扩散、转述、社会化、强迫接受、权威化、诱导与遵从等行为;另一种是自下至上的制度建立过程,即较低层次的组织及行动者通过选择、关注、理解、角色建构、失误、调整、创新、沟通、抵制和操纵等行为,对校企合作的制度环境自下而上地进行重新塑造与改变。在实践中,政府及管理者往往过多关注自上而下的制度推进,对于企业和学校是否适用该项制度关注不足,即使接收到来自企业、学校的抵触意见和建议,也不愿改变既定的制度模式。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其既有规约、规范作用,同时也具有使能作用,即行动者有权力矫正制度中的不合理成分,促进制度变迁,因此应更多关注场域中的而不是单一层次上的校企合作制度建立和变迁,理性面对问题,及时调整和纠偏。

参考文献

[1][2][4][5][6][7][8][9][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第三版.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6.60-61.63.165.142.144.62.63.

[3][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韦森,译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5.

[10][11][美]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盛洪,陈郁,译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5.7.

Regional Practice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ZHOU Jing

(Jilin Teachers’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Jilin 130052, China)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new institutionalism; institution elements

收稿日期:2014-01-10

作者简介:周 晶(1976- ),女,吉林永吉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区域职业教育发展范式的案例研究》(FJB070508),主持人:于志晶;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3BS79),主持人:周晶;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一般规划课题《区域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主持人:周晶。

中外合作办学范文第5篇

2009年是我校示范院建设关键的一年我们学院的各项工作都紧紧围绕着示范院建设的主要工作目标, 专业建设更是概莫能外。秉承产学结合, 多元投资, 资源共享的原则, 结合国际学院中外合作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专业特点和课程设置等情况笔者积极探索了中外合作办学商务、英语类综合实训基地的建设方案。

1 国际学院中外合作专业建设概况

1.1 专业建设定位

我院国际学院旅游英语、国际商务类各专业依托英语优势和大铁路的行业背景, 着眼省内外外事旅游行业, 关注“职业岗位群”变化, 突出“就业技能”的培养, 确定了以国际旅游服务机构 (含铁路旅游资源) 、国际商务机构、现代外事服务机构以及相关企业中基层岗位技术群为指针的专业建设定位。

1.2 各专业综合能力培养要求

语言信息的获取与理解能力、灵活使用外语沟通与交往能力、对客服务能力、国内外商务业务开发与作业的能力等。

1.3 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改革特色

国际学院实行课程模块化和线性化组合排课模式, 以解决中外合作专业教学“工学交替、做中学”的实际困难。

采取中外联合授课模式, 积极采用现代企业实战培训等讲学手法, 通过组织小组团队活动, 模拟实地场景, 开展情景式教学, 体现活泼性、趣味性和互动性, 多采用角色扮演、小组案例研讨、技能操作、主题辩论、英语主题演讲、模拟心理测试、素质拓展活动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加强学生职业规划设计, 帮助学生开拓国际视野, 培养国际交流能力, 以适应新时期的就业大环境需要。

2 建立综合实训基地的必要性和建设思路

2.1 国际学院综合实训基地建设中长期规划

按照“全面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完善”的思路, 争取用2年的时间, 建成服务于涉外旅游、涉外酒店管理、国际商务类专业实训教学, 集涉外导游训练、酒店实务操作训练、国际商务实操训练功能为一体, 形成一个多元化、科学化、现代化的综合实践教学场所, 并努力引入多元投资, 广泛开展社会服务, 滚动发展, 成为具有高职特色的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

2.2 国际学院综合实训基地建设步骤

商务英语综合实训室—涉外专业综合实训基地—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

2.3 国际学院综合实训基地的建设思路

整合国际学院现有中外教学资源, 合理配置硬件环境, 建成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多功能实训场所, 满足涉外专业实践教学需要。

国际学院综合实训实验室的基本功能:满足各涉外专业实训教学需要;职业技能训练、职业素质养成;英语口语、英语演讲比赛、电子商务大赛的培训和比赛场所;涉外导游证、办公自动化证、普通话证、秘书证、翻译证、电子商务师等职业技能鉴定的培训和考核;英语类、国际商务类的对外培训;英语角、文化视听课、笔译大赛、口译大赛、学生电子商务网等学生课外活动场所。

3 建立综合实训基地的意义

由于受实际条件的制约, 在常规教学模式下, 学生缺少实际操作的体验, 难以增强对相关理论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而国际学院各涉外专业均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 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建立中外合作专业综合实训基地将有利于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用实践教学带动理论教学, 增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创业能力, 是高等院校培养学生的发展方向。

4 综合实训基地可承担的实训项目

4.1 英语应用实训

基础英语应用实训:在中外教环境教学中, 可充分利用语音室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学生通过视、听环节增强对英语的感性认识, 培养对英语学习的兴趣;通过说这一环节增进了沟通技巧, 提高了应用能力, 为在涉外旅游服务、国际商务等专业领域发挥英语语言工具的作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职业素养训练:让学生具有该领域人才所应具有的书本之外的东西, 比如开阔的眼界, 从容的气质, 优雅的举止。

专业英语训练:高年级学生通过商务英语口译与笔译课程的设置, 能进行企业日常商务信函与商务文件的翻译及商务文本的草拟与写作;通过参加与商务有关的课外活动, 可以让学生亲身经历参与其中, 比如, 合同的签订, 计划书的制定, 订单的取得等。

4.2 国际商务实训

将国际商务教学中所需要的各实践点进行较好的体现。通过归纳和总结整个国际商务的流程和惯例, 在互联网上建立几近真实的国际贸易环境。

4.3 电子商务实训

可让学生实际接触电子商务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 掌握电子商务系统的实际流程, 对整个电子商务系统的构建有全面的了解, 使学生达到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的要求。

可完成网络营销、网站开发等课程的实践教学。构造一个多厂商、多经销商、多品牌的竞争和协作的虚拟营销环境, 让参与练习的学生扮演电子商务活动中的不同角色, 从不同角度全面了解和执行营销过程。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借鉴国外有益的教学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而笔者根据自己多年从事中外合作办学教学管理和专业建设的经验, 深深体会到职业教育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先领域, 更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要想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真正让中外合作办学成为高职教育的奇葩, 我们还任重道远, 还要在办学模式、专业建设、校企合作等方面更为深入和切合实际的探讨和实践。

摘要:实践性教学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环节, 更是高职教育改革先行者——中外合作专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根据高职院校示范院建设的基本要求, 以为解决笔者所在国际学院旅游英语等专业的实践教学为抓手, 积极探索了中外合作专业切实可行的综合实践性教学基地建设方案。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实践教学,实训基地,示范建设

参考文献

[1] 王琴.关于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思考[EB/OL].论文网, 2007-11.

[2] 黄道平, 方国爱, 徐芳.浙江省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分析及思考[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7 (3) .

[3] 许圣道.中外合作办学存在的问题及其监管与规范[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2) :153~156.

[4] 王敏丽.中外合作办学的策略思考[J].教师教育研究, 2004 (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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