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吕必松先生说过，“汉字教学是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汉语教学中如何处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① 正因如此，汉字教学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难点，尤其是对“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教学，更是难上加难。
作者：张晓涛
汉字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古今中国，无论是古代儿童背诵《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还是现代教师让儿童背诵、抄写汉字，中国的幼儿汉字教育总是单纯追求识记汉字的速度与数量，而忽视了汉字文化载体的功能，使汉字仅仅成为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的汉字教育不仅忽视了对汉字形音义的解释，更摒弃了汉字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汉文化，严重扼杀了儿童的思维发展和应有的人文素养，阻碍了儿童的健康成长。
1 汉字的本体特征使幼儿识字成为可能
大量研究表明，作为表意文字的楔形文字、圣书字以及甲骨文均由图画演变而来。但图画与表意文字又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一，图画形象逼真，具有艺术性和主观性，不同人在表达同一意思时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感受创作出各具特色的图画；而表意文字最初虽形似图画，且初创文字随意性较大、异体字较多，但伴随其发展完善，字体逐渐固定，笔画逐渐规范并被普遍认同，具有固定性、规范性和普遍性。其二，图画是用整幅图表现某一事物或事件，是一种纯粹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无法在图画中找出与其一一对应的语素、字、词；而表意文字在原始阶段看似与图画无异，实则已具有与其相对应的发音，即体现出表意文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因此，文字被称为“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即指那些表面看像图画但本质上已是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文字。①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经历千百年演变后虽越发抽象化、符号化，但追根溯源依然可见上述特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始的甲骨文字已无法表达更多新生、复杂的事物，因此产生了“六书”的造字方法，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我国当代学者唐兰则认为造字法是“三书说”——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指出象形、象意、形声“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②由许慎的“六书说”和唐兰的观点可以看出，象形不仅是最基本的造字方法，而且由象形这一造字方法创造出的象形字也为其他造字法的使用提供了素材。无论字体如何更迭，表意的象形字大量见诸各个字体，而从字源上了解象形字的产生及构形，对于初识汉字的儿童掌握更多现代汉字的读音、字义及成字规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总而言之，汉字的本体特征具有以下几点：其一，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尤以象形文字将形音义的结合诠释得最为淋漓尽致。象形字由图画文字演变而来，不仅具有了作为语言符号的一切特性，更重要的是其生动形象、直观有趣。其二，象形是汉字造字最基本的方法，象形字又为更多汉字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素材，认识象形字有助于掌握更多的现代汉字，这大大提高了识字效率。其三，汉字尤其是象形字，蕴含了华夏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了解象形文字及其发展变化有助于学龄前儿童接受良好的民族文化熏陶，实现多元化教育。
2 幼儿识字符合其身心发展的规律
2.1 儿童生理机能的成熟
人类的言语交流、动作协调、思维意识等生存手段均是由人体庞大复杂的神经系统操纵的，而这其中人脑又是各项活动信号发起的终端。人脑中存在数以千亿的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又通过一千到几十万个突触（即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相互作用传递信号，可以说，突触是大脑发挥其功能的关键部位。脑科学研究发现，人在生命前二十年里神经突触的密度变化呈倒U形，即新生婴儿的大脑皮层中只有很少突触，随着婴儿的发育，脑皮层的神经元飞速生长并萌发出大量神经突触，其数量在出生六个月时将增加7倍多，至两岁时幼儿大脑皮层的突触密度达到顶峰，每个神经细胞平均有15000个突触，这约是成人数量的1.5倍。整个儿童期，突触数量及活跃程度一直保持在远高于成人水平上。可见，儿童期是人脑突触生长的高峰期，也是人类充分发展智力、学习知识技能的绝佳时期。
2.2 儿童心理发展的需要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会看见幼儿随意在墙上、地上乱涂乱画，这些看似无意义的符号实际上向人们展示了幼儿这一行为的动机——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传递心中的喜悦或愤怒等真情实感，试图引起注意等心理活动。马斯洛在解释个体行为动机时强调这是需要的作用，所有行为都有其自身的意义，都有其特定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来源于行为者的需要，即需要影响、支配着人的行为方式和行动方向。儿童表达自我情感和与他人交流的迫切需要刺激其不断学习新的技能。当儿童利用文字做到了通过言语表达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时，便开始意识到字词的运用能够为其与别人交流提供便利，由此也激发了儿童学习更多新字新词和表达方法的动力。儿童的这种内部学习动机使幼儿识字教育获得了很好的操作基础和实施平台。
通过以上对汉字成字规律及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理论总结，可以看出，以象形字为媒介的幼儿汉字教育不仅是可行的，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它不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而且传递了华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更丰富了儿童成长中的价值认识和情感体验，对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林成滔著.字里乾坤（第二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8:37.
②唐兰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68.
参考文献
[1]琼·布鲁克斯·迈克雷纳,吉列·多利·迈克纳米著.早期文字教育(中文版),贾立双.译.辽海出版社,2000.1.
[2]李静著.汉字中的幼儿教育——幼儿汉字多元化教育研究.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4.
[3][苏]B.A.伊斯特林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中文版).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6.
[4]朱智贤,林崇德著.思维发展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4.
[5]陈琦,刘儒德主编.当代教育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汉字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拟就近百年来的汉字规范工作进行讨论，在对拼音化及简化汉字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并得出作为交际工具的文字，只要便于学习和使用、能很好地实现记录语言、进行书面交际的目的，不管它是什么形式的符号都是可取的。
关键词：汉字改革 拼音化 汉字简化 文字发展规律
汉字从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成长发展，对于汉字的整理和规范工作就未间断过。本文主要探讨近百年来的汉字改革问题。所谓的“汉字改革”，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文字制度的改变，即指拼音化；另一方面指文字内部的整理和简化。面对同样的方块字，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因而也就有不同的评价和改革主张。
一、汉字改革的第一个方面——拼音化
对于汉字的拼音化改革，国内出现了几个不同的派别。
（一）改革派
我们把极力支持汉字改革的一些人称作改革派。从清朝末年到改革开放前，绝大部分学者都属于该派，至今也还有部分人属于该派。由于主张的不同该派又可以分为两派，即并列派和废弃派。
并列派主张设计拼音文字，但是并不主张废弃汉字，他们主张汉字和拼音文字并行。这一派别主要为切音字运动的倡导者，代表人物主要有卢赣章、沈学、朱文熊、王照等人。他们改革的原因是，认为国家的强弱与汉字的难易程度有关，汉字的繁难阻碍了教育的普及，从而也阻碍了中国的富强。他们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归结为汉字的繁难，认为汉字阻碍中国发展与进步的罪魁祸首。
废弃派设计或主张设计拼音方案，并主张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淘汰汉字是当时专家学者几乎一致的呼声。这一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钱玄同、鲁迅、吴玉章、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废除汉字的主将之一瞿秋白认为：“说到具体的中国文字，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比较落后的文字，比较落后的语言。”因此，他主张“中国的文字革命必须彻底地废除汉字”，“拼音制度的新中国文字应当完全脱离汉字的束缚，用罗马字母拼音”。瞿秋白对汉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另一员主将钱玄同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文字改革，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毛泽东也多次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些观点和言论，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而在当时则几乎是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其声势有如暴风骤雨，席卷神州大地，势不可挡。
（二）美化汉字派
美化汉字派与前面的汉字改革派有着相对立的观点，他们认为汉字不但很容易学，而且还有很多优点，比如它适应了汉语的特点；它以形表意，阅读速度快；它是一种平面字，储存的信息多，给人的视觉刺激优于线形字；它简洁明确，有超时间和超地域的功能等。例如华中师范大学的曾性初认为：“汉字不是‘难学、难认、难记、难写、难用……而是比其他几种拼音文字易学、易懂、易记、易写、经济实用’。” 他们认为汉字的魅力，恰恰在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每一个繁难的文字里，甚至一个笔画里，都显示出其固有的字理，充满趣味性和故事性。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汉字，它不仅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艺术，它影响着中国人的理念，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把汉字传承下去，让它更好地为世界服务。该派还认为“汉字是开发智慧学习汉语的图画、积木和魔方”、“符号文字最具国际性，汉字是符号文字，汉字有希望成为国际文字”。但是并不反对对汉字进行合理的改革，只是反对废弃式改革，主张继承式的改革，即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三）科学评价派
科学评价派认为要努力避免片面性，既要看到缺点，又要看到优点。汉字有明显的缺点，比如数量多、内部结构复杂、不少汉字或部分汉字失去字理、不便于外国人学习和国际间的交流。当然汉字也有自己的长处，如适应汉语的特点、能满足汉语发展对语素书写形式的要求；阅读速度快；有超越时空等优点。他们认为评价汉字时要与特定的文字相联系，不能进行纯文字比较。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语素，对汉语来说，汉字就比拼音文字好，拼音文字无法区别同音语素。而对于英文来说，因为有多达8万个单音节，同音语素少，所以比较适合用拼音文字。不同的文字适用于不同的语言，所以改革也要科学地去改。
二、汉字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汉字简化
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一直到草书、行书等字形的演变，其中出于结构的整齐和表意的需要，汉字的字形出现过繁化现象，但是其发展的大趋势是从繁到简。清末俗体字运动、“五四”以后的简化字运动、30年代的手头字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汉字简化方案”都是近百年来汉字简化的具体表现。当然这多次简化字运动，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总的说来是功过参半。
但是，面对汉字的简化改革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有的人认为繁体的“龜”字有美丽的背甲花纹，象征长寿；繁体的“龍”字有闪耀的满身鳞片，象征神圣。而简化了的“龙”甲纹不备；简化了的“龟”鳞片未全，四肢残缺，没有丝毫庄严伟大之气……繁体字承载着古老的中国文化，简化后成了所谓的四不像。但是又有人认为，繁体的“神龍”和“靈龜”，难写、难记、难识。不能为我们现代人更好服务的观赏品，拿来又有何用，现在是“龙儿”和“龙孙”的时代了。近百年来的的汉字简化改革运动，主要着眼于简便适用，因此也就难免某些环节出现考虑不周的情况。部分人认为汉字简化了，不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特别是部分简化字简化得极其不合理，也许会造成社会用字的混乱。
三、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汉字的拼音化改革还是简化改革，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像上文汉字改革派或者汉字美化派那样只看到汉字的缺点或者优点，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汉字的优点也不能忽视其缺点。比如改革派中的并列派把当时中国的落后大部分归结为汉字原因，是有失妥当的。文化的传播只会反作用于经济，经济的不发达必然会波及到政治。生产力是基础、是关键，文化并不是关键的制约因素，只起一小部分作用。对于简繁体字的问题，传统文化固然重要，我们固然要继承，但是我们也不能抱残守缺，而是要不断地开拓进取，要创造更多更好的适合我们发展的机会。要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简化汉字是必要的，毕竟繁体的汉字笔画太过于复杂，难记难写。删繁就简，不但有利于我们自己更好地学、更简易地记汉字，而且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了解、学习中国文化，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只有这样，中国灿烂辉煌厚重的历史文化才能弘扬。但要注意的是，简化一定要合理，不能随意。
汉字改革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是一项影响千秋万代、关系全社会乃至影响世界的大事业，是一项必须经过全面认真研究和科学规划后才可以付诸实施的大工程，需要我们一代人或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我认为汉字改革得有一个总体的原则、总体的目标、总体的规划：全面公正客观地认识汉字的优点，着眼于长远，通盘考虑、全面规划，尽可能地保留现有汉字的优点，照顾大众的心理适应能力，制定科学的改革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稳妥推广实施。
至于汉字改革何去何从，其主导因素还是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和汉字自身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汉字的改革不能太过于主观化，要遵循规律。只有遵循客观规律，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林成滔.字里乾坤[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
[2]宋业瑾.实用汉字[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吉文辉.汉字改革百年回顾[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7卷)，2006，（1）.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韩梅.再论汉字改革[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6).
（冉荣，广西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汉字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族文化;认同;汉字教育
10085831(2014)02018207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性促使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变革使中国社会的原主流价值系统已受到挑战，各种不同价值观相互激烈冲突。特别是西式消遣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盛行，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的情感和特色意识日趋淡化，浸入到了文化最微观层次——语言。英语教育的火热，汉语教育的被轻慢、汉语水平的下滑，打破了国人在自我和集体文化认同方面的稳定感和连续感，引发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我(们)何去何从”，正成为广泛人群的日常生活议题。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和内容，伴随语言的消减，文化的多样性也即消减。汉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元素，作为记录汉语符号的汉字，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传递人类已创造的文化是教育的功能[1]。面对日益普遍化和趋同化的现代性，汉字教育必然面临着一项艰巨而又义不容辞的任务与挑战。同时，汉字教育联结着文化认同，汉字文化教育也必然成为推动民族文化认同的有力途径与方法。因此，如何通过汉字教育以强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正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汉字的文化教育功能
(一)文化概念综述
“文化”是学术发展史上最复杂的术语之一。从初始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2]，经过“文化是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表达了某种意义和价值标准”阶段 [3]，将文化视域从一种单纯的文化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领域，使文化研究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符号理论的引入，引领文化朝着自然的方向转变。最终，以社会结构意义为价值取向的“文化”被当作是：一个整体社会中长期、普遍起作用的行为模式和行动的实际准则，构成常被归为“生活方式”的那种东西。
“个体行为意义”上的“文化”是个体习得的产物，包括一个人类群体成员为了在他参与活动的这个群体中被相互接受地交往而必须知道的东西。文化被指是符号和意义，是一种相互联系的，由传统价值、现行公共知识和概念、具体行为、手工艺品等组成的系统，隐藏在有形中的物质、制度等里面的符号、意义、构思成为人类社会得以区分的标志[4]。文化的中心是“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体验与内心世界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主观意义[5]。人们通过对“意义”的感受、学习、体验去认识事物。通过交际和模仿，将意义、构思有声有形或悄无声息地传递给下一代，浸润着下一代[6]。因此，文化包含制度、艺术、符号、行为、价值观等，它隐藏的意义、构思能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各种媒介实现着其本身固有的实践性，影响着人类的行为与观念。
(二)汉字的文化根源性
汉字是记载汉语符号的书写体系，是古人“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取诸于身与物”创造出的，具有“点化成文、合文為字、以垂宪象”的结构特征。造字之初，其形体反映了上古社会形形色色的文化内涵，人们可以通过字形的分析窥测上古社会的生活状况。在后世使用汉字的过程中，汉字又不断凝聚社会文化，滋生文化，创造文化，最终缔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胚胎，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运思能力和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文化之源、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华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汉字以意象结构直接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全部蕴涵，其构形蕴藏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主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把客观事物和思维主体对立起来，不以外部事物及其客观性质作为思维对象，而是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将主观理念和情感投射到自然界[7]。因此，汉字的构建以人为立足点，将“文”“化”为关于自然万物诸象，包括山川、天体、土地、森林、树木等;“化”为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包括器皿、房屋、服饰、戏剧、艺术、庄稼、交通工具等;“化”为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制度，以及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以礼仪、民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包括语言、法律、制度、风俗、习惯、仪式等;“化”为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由于汉字独特的认知方式在中国教育传统中的作用，汉字作为一种认知体系渗透到教育的各个层面，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阐释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文化认同”的语境下研究汉字教育问题，也就是在汉字文化系统之间的背景中对汉字进行“文化”的解释与教学，使学习者了解各种文化因素是如何转化成“汉字的一部分”，汉字又是如何表达一定的文化结构，进而达成和实现
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三)汉字教育的去文化性
中国传统语言学对汉字认识的精髓在于指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是“因字而生句”，以字的流程显局势[8]。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首次对人类文字的性质作了二重区分，指出汉字的“表意”与概念可以直接联系，汉字具有独立于口语的“第二语言”的特性[9]。作为“第二语言”的汉字融合了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以意象结构直接体现着全部民族文化的蕴涵，关联着国人的动态行为的联想，传递着国人的情感与价值取向。由此可见，汉字本身是认同于文化的，具有独特的文化教育功能。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了西方话语中心的反文字立场，反对汉字、汉字本体的文化阐释模式，导致了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的崩溃，促成了文字成为语言的工具，语言学也变成了工具之学。“五四”拉开了一场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去汉字化”运动，中国学术的主流也将“文”贬低为工具，使传统以文字为本探求音形义关系的小学，被剥离成具有西方学术话语的语音学、词汇学、语言学。传统语文学深厚的人文精神被抽空，汉字浓郁的民族文化蕴涵被掩盖在一套抽象的、形式化的符号规则系统和交际工具之下。其结果是汉字学成了汉语学的附庸，从未真正地获得自己的学科话语和独立的学术话语，汉字文化教育功能因西方语言中心的压制而失语。至此，现代小学阶段的汉字教育已经演变为“主要通过反复的读音、拼写操练和单调乏味地死记硬背语法来获得字义的理解与实际的运用的识字教育”[10]。在中学的语文《新课标》虽然已经明确了“汉语言文字作为主体文化的存在”，但是囿于考试的冲击和升学的压力，语文教育已经丢掉了其承载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性格培养的根基，丢掉了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任务[11]。
对于教育功能来说，文化已经超越了书本上的符号或非符号形式的知识和课程中的教学内容层面，成为开发学生生命潜能的资源和力量，致使教育要对文化进行取舍、整合与转化[12]。此种教育文化视域中的汉字教育实际上应该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不仅具有工具性，更具有传递文化、整合文化、创生文化的内在意义。“文化的认同”恰恰是践行和实现这种教育目的的必要路径。
三、文化认同的理论本质及其特征
(一)认同理论的历史演变
认同(identity)是一个从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哲学上认为“认同”是同一事物“在变化中的同态或差别中的同一”。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词最早由精神分析学派大师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之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13]。经过发展，这一心理学术语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个理论共享的理论词汇。另外，认同理论还深受米德 “符号互动论的”影响，把世界看成是符号的、象征的世界，相信主体在积极介入经验世界时，通过互动的方式重构自身。
20世纪70年代，泰弗尔等人提出“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用于对群体社会行为的解释。基于现实冲突理论：如果群体目标不一致，一个群体以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获得自己的目标，就会出现竞争，群体间就倾向于有歧视的态度和相互的敌意;如果群体的利益一致，所有群体都朝同一目标努力，彼此之间更容易建立共同的、友好的、合作的关系。泰弗尔采用最简群体实验范式，创建了微观“群体世界”，研究得出结论：当被试单纯地知觉到分类时，就会分给自己的群体更多的资源和正向的评价。这种认知上的分类，会让我们主观上知觉到自己与他人共属，而产生一种认同感，出现内群体偏向和外群体歧视[14]。社会认同理论把认同当作是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认知和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认为群体间个体会出现互动与分化、整合的趋势。此理论的建立，引起了对全球化中的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问题的讨论。
曼纽尔等人主张的后现代认同理论及其研究取向是现代认同理论的新趋向。他们关注全球化与现代性对个体或群体认同的意义，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应该把意义构建的过程放到一种文化属性或一系列相关文化属性的基础上加以解释，因为这些文化属性相对于意义的其他来源要占有优先地位。他们指出：认同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意义进行内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建构其自身所理解的意义时，它才能成为认同[15]。后现代理论探讨认同意识及其如何生成，引发了个体的身份认同、性别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深入探讨。
(二)文化认同的实质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6]。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具有独立意义的属性能够形成个体内群体认同，个体在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群体时，有意识地依据由语言、文化价值和文化习俗等因素构成的文化属性来进行。民族文化认同选择意味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族群的最显著特征是其独特的文化，族群中的成员的识别特征主要是文化性的，而不是其他特性的。
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包括文化类属(cultural categorization)、文化比较(cultural comparison)、文化区辨(cultural distinctiveness)和文化定位(cultural definition)四個基本过程[17]。在个人层面上，影响着个人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引导着人们忠于文化，从而保存和光大文化，最终将其纳入个人的价值观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之中。文化认同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巨大的社会心理资源，以文化为凝聚力整合和标识着多元文化中的人类群体，构成不同类型的文化群体。
汉字教育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社会所创造和拥有的汉字文化的学习和接受，是学习者对汉字所蕴藏的意义、价值观及其相关的习俗、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的选择、获得、保持的心理过程。在学习者学习、使用汉字符号过程中，他们会遵循共同的汉字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汉字思维模式和汉字使用规范，获得汉字文化群体认同感(sense of we-ness)。汉字文化认同就是学习者所进行的对汉字意义的文化探求、认知、构建的心理过程。
同其他认同形式一样，文化认同的实质是自我的身份以及身份正当性的问题。具体地说，一方面，要通过自我的扩大，把“我”变成“我们”，确认“我们”的共同身份;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我的设限，把我们同“他们”区别开来，划清二者之间的界限。文化认同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认同的指标不是人们的自然属性或心理特征，而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通过汉字教育而达成的民族文化认同，是借助对汉字的字形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文化因素的剖析，引导学生认知、理解汉字包涵的文化因子，构建自身的文化理念，确定“我(们)”的正当身份，获得诸如“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我(们)何去何从”等问题的解答，强化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语境下，“我(们)”的身份确立过程就是“中华文化”的构建过程。是藉由汉字的教育，给学生树立中华文化的主流范畴，使他们接受一整套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获得中华文化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得以确立和强化。
(三)文化认同特征
语言是文化认同形成的中介因素，个体社会化过程要借助一种普遍使用的语言。由于语言又是文化的标识内容和符号代码，文化价值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必须藉由语言的运用才能得到表达与阐释。而语言蕴育于社会文化之中，其语言内容、结构形式、表达方式都是在社会文化中构建的。语言、文化、认同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正是这些诸多的同一性构成文化认同的主要特征。
其一，“意义”是认同形成的基础。文化语言学家帕尔默指出：“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体验，通过人们的内心世界主观作用而成;“意义”是人们对地球、太空、太阳的共同认识，对火、水、基本颜色的共同感知，对人之外貌、意图和一般场景的识别;“意义”也是文化与新经验的碰撞声，这声音来自传统对新生事物的同化和吸收，来自语篇与语境的交融，是在社会文化中构建成约定俗成的、人们互为预设的、共享共知的世界观[18]。语言是认同建构和维持的重要原材料，语言、文化和认同有直接的同构关系，“意义”则是三者同构的坚实基础[19]。
其二，“认知”是认同产生的条件。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之所以能够表达意义，从根本上讲就是认知模式激活的结果;而认知模式基本上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塑造成的，人们脑海中场景或语篇模型的形成则始于相关认知模式的激活与汇集;分散在大脑中的概念结构可以同时也可以依次激活，它们相互之间发出的共鸣声就是语言;由多维度和多层面的语义、语音、语法和世界观所激活的图式，经过长期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伴随，形成了套置的结构，正是这些结构使语言意义能够得以构建与获得[20]。因此，认同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认知，这些认知是由社会文化、社会群体组成和激发的。学习者会分解语言材料中的为社会所承载的文化因子，运用策略或者自然地与原认知观念进行匹配，产生认同。
其三，“建构”是认同达成的途径。认同不仅仅是一个自我观念，也是对社会观念的一种趋同过程，存在于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个体总是处于认同的建构中，不断地将客观事物纳入自我的观念体系中，用于指导个体自身的行为。认同是一种建构，具有积极性、创造性的个体能够依据自身认知理解、构建社会因素、文化和意识形态，通过语言建立对外界一切的认同[21]。社会文化中的诸多“意义”，通过语言的传达和人们的认知，藉由历史、语言和文化资源进行构建，获得诸如“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們)将会怎样”等认识，语言的获得过程即为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
四、文化认同语境中的汉字教育理念
语言学习中个体认同的研究表明：认同在语言学习中是不可或缺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会对语言产生认同;学生认同这个群体，他们能够诠释该群体及其行为方式，正负面的反馈信息都能有效地激发他们加入该群体的强大积极性，他们有能力促使自己适应该群体;在教育方面，学生的语言认同机制会直接影响对该语言的定位、态度、评价以及语言结构的分析[22]。这些研究结果对语言教育理论产生了新的挑战，教育必须对学生能产生语言文化认同这一现象做出回应，教育理论必须转变观念。因此，结合以上理论与论述，笔者提出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汉字教育理念。
(一)超越的教育目的
汉字教育中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已创造出来的、已定型的存在，以及以往历史的积淀，更是一种人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的关系。文化认同是人的活动，它不停止在历史或自然过程所给定的东西上，而是坚持寻求增进、变化和改革;不是单纯地问文化是怎样的，而是问它应该怎样的。文化认同要求个人和群体不断地采取主动行为，建立新的文化起点，从而以这种方式突破自然的固有性。正是这种活动为汉字历史文化提供了动态因素。认同的观念使文化冲出了“产品型”、“过去时”、“凝固态”的限定，扩展到“策略型”、“未来型”和“流动态”，给文化的内涵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中华文化在汉字教育中的功能强调的将是形成学生对周围世界和自己的一种积极而理智的，富有情感的探索、创造、超越意识的态度与作用方式，是开发学生生命潜能的一种力量。此种文化教育观是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传统与现实的土壤之中，旨在孕育出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文化，重建新的主流价值体系，维护和提倡中华文化体系中的高雅、经典文化。通过汉字教育，使学生建立中华文化价值观取向，达成中华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的确立;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和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兴趣;使学生具有积极的、理性的研究态度和承担维护发扬光大本民族文化的责任心，以造就具有扎根于本土又向世界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创造现代文化能力的新人。
(二)多模态的教育技术
文化是培养精通概念的环境和手段，可以藉由现代化的数字媒体而变化成中心概念深入学习者的心里。汉字的意义来自于人们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与交融，是中国人对自然万物意义的感知与类比。以汉字意义为基础，经过多模态的传媒中介，将各类意义还原为图片、文字、仪式、风俗等客观形式存在，从卡通、新闻、音乐、电视、小说、运动、电影、广播、戏剧等多种渠道与形态中发现汉字的各种意义与表现方式。作为意义的构建者，大众媒介通过文字、图片、录像等的全球性直播和日常性传播，将西方的自然和社会景观拉近至国人眼前的同时，也为海外华人社会提供了当代中国观念、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理想图景，为中国文化共同体想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符号资源，铸就并强化了中国文化认同的生成与推动过程[23]。通过媒介传播的汉字，一旦呈现在学生面前，就是一幅幅由线条组合而成的图画，往往使初学者的脑海中浮现种种图像，成为他们理解汉语的重要参照物。这种方式有效地呈现了汉字特定的意象性，构成了汉字学习的“共享背景”或“文化知识”，最大程度造就了学生认知模式激活状态。大众媒介将文化因素融入到汉字的形、义、音中，通过学生对此种汉字意义的理解、摄取，与自身原有的认知内容发生融合，经过反复积极的区分、筛选、比较、评价等思维过程，形成对汉字意义的建构，并将意义纳入已有的认知心理结构中，使文化认同得以形成。
(三)文化性的课程设置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课程，不只是书本上保存下來的各种关于字形结构、发音与意义的汉字知识，而是要求整个汉字课堂教学和课外的每一项活动，都应渗透、弥漫着文化气息和具有共同的文化追求。按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现实的状态，课程设置首先需要反映出对现存的汉字文化作生成状态的判断和价值评析：判断汉字文化现象出现的条件，评析汉字文化合理的成份与程度，它在现实中是发展是不足还是过度以及分布状态与特点。并依此把握中华文化的特质与特殊价值，为混乱走向有序、无度走向有度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此外，课程的设置必须能够体现汉字结构的内在关系以及具有相同偏旁部首的汉字之间的关系，列出纵横交叉的关系网络，判断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与性质，诸如互补、互斥、包容与被包容。通过关系分析，可将上述经过评析的各种汉字文化联结，置于相互作用场之中，并给予恰当的定位(包括分层、分类、分阶段)，形成新的汉字文化模式。最后，课程要围绕汉字教育目的，根据对象的年龄特点和学生需要、潜力的差异，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改造。既要有相对稳定、对所有学生都适应的部分，还要提供可供学生选择的多样化的活动内容与方法，形成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文化内容与方式的机制。课程的设置应该注重文化认同方式的多元性，并阐明文化活动是认同产生的重要资源。这些活动包括对话表演、角色扮演、主题辩论和代码转换，能多方发展学生的听说能力，综合运用所学汉字的表达方式。课程必须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培养学生的文化品位和鉴别能力，这才有可能使学生从根本上建立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四)具备文化自觉性的教师
文化知识传达的关键是教师，文化认同语境下的教师应该具有文化的自觉性。这种自觉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对外来文化的尊重;对民族文化价值的理解以及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使用;文化能力的提升，用自己的眼睛做文化观察，用自己的嘴和笔表达和传播[24]。文化能力的核心是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教师必须具有对文化现象的思考、分辨，以及对新文化的接纳与创造。汉字文化能力要求教师：(1)必须认识学生的汉字文化认同及实践，包括学生汉字学习内容、学习态度、学习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是教师对学生汉字的最基本的信息了解。(2)把汉字本身当作是学习的焦点，应该从汉字的形式、功能、多样性等方面视作一个整体，并且与认同、文化、态度联结起来。(3)通过广泛的反馈和探索提高语言意识，在语言、文化、认同之间建立诚实、开放的对话，帮助学生展开对汉字功能、形式、主要用途、认同方式等方面的对话，了解学生的已知信息和汉字的多角度运用。(4)促进学生广泛地定期阅读与写作，学生应该大量阅读各类小说、散文、研究论文，以及各类汉语言文字主题的文献。同时，教师要赋予学生各种各样的写作机会，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5)创造机会和任务使学生获得大量汉字文化实践，满足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懂得如何运用文化认同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汉语言文字技能和文化知识。
(五)积极参与、创新的学生
按照特纳和泰弗尔的社会认同理论，个体会自动地将文化分门别类，自动区分内群体与外群体。个体通过分类，会将自我也纳入这一类别中，将符合内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进行定型。文化比较会使积极区分的原则发挥作用，个体积极的自我评价的需要得到满足[25]。在比较的过程中，个体倾向于在文化的维度上夸大群体间的差异，给予群内成员更积极的评价。个体的所有行为，无论是人际的还是群际的，都是通过自我激励这一基本需要所激发的。在群体内个体自我激励的动机会使个体在群体文化比较的相关维度上表现得更出色，更能清晰地辨别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是个体积极参与的创造过程。大众传媒将优秀文化传统中字形之美、音韵之美呈现给学生，造成多样的形文之美和声文之美，引导学生在吟诵与写作过程中体验、感悟和生成汉字文化;把获得、创造与发展真正整合起来，使汉字学习成为学生发现新的可能性和培养突破原有经验、视野、认识、能力统一的过程;把学习书本的以各种符号为载体的知识与获得感性的实践经验有机整合。通过积极的参与，学生能在理解汉字原义和本义的基础上，赋于传统以新的解释，使传统价值转化为现代价值;通过积极的比较与区辨，学生能够找到自我位置，认清自己，发现别人，从认知、感情、行为上确立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获得语言、文化、国家的归属感，并将积极地维持该文化认同以提高民族自尊心理和民族责任感。
五、结语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汉字教育仅仅是一个无形的文化教育理念。我们只能从理论的诠释和教学的实践中审视它的存在。从认同理论的角度来说，汉字文化在历时与共时的层面上都存在“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个体对于汉字文化的思维观念与现实存在之间持有一种互为建构的关联意识，这种关联意识是区别于其他文化形式而专属于汉字文化的本质特性。每一个参与汉字文化的个体都是该文化的潜在解释者，他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通过对象、观念、行为等要素决定汉字文化认同的方式与内容。一旦对文化的认同性解释开始多样化，那么这种文化认同将成为多种话语的集合体，构成解读汉字文化的基本语境。这种文化认同的过程可能是一种统一汉字文化多样性的过程，或者是展现汉字文化认同多样性的过程。因此，对汉字文化认同的产生、维持和变化的研究，不仅是汉字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文化差异”的研究理念中实现其文化反思与实践的重要手段。参考文献：
[1] 王道俊.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25.
[2] TAYLOR E B. Primitive culture[M]. London： John Murray， 1981： 1.
[3] WILLIAMS R.
[4] BULLIVANT B M. Culture maintenance and evolution[M]. 1984：4-17.
[5] WUTHNOW R， HUNTER J. Cultural analysis[M].Boston， London， Melbourne and Henl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25.
[6] NABUZOKA D， Empson J. Culture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8-30.
[7] 申小龙. 汉字构形的主体思维及其人文精神[J]. 学术月刊， 1994(11)： 74-82.
[8] 申小龙. 论汉字的文化定义[J]. 汉字文化， 2006(6)： 19-23.
[9]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47.
[10] SHEK KAM TSE， FERENCE MARTON， WING WAH KI， et al. An Integrative Perceptual Approach for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J]. Instructional Science， 2007(35)： 375-406.
[11]王强. 关于中学语文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1(6)： 4-8.
[12]叶澜. 世际之交中国学校教育的文化使命//“新基础教育”探索性报告集[M].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194-207.
[13] ERIKSON H E. Identity： Young and crisis[M]. Oxford， England： Norton &Co， 1968：5.
[14] TAJFEL H.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M].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6.
[15]胡斌. 文化认同——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J]. 音乐艺术，2010(3)：70-75.
[16]杨宜音. 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A]. 海外华族研究论集. 台北：华侨协会总会出版，2002：407-420.
[17]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 et al.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68-73.
[18] PALMER G B.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4.
[19] BELZ J A. Second language play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multicompetent self in foreign language study[J].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 2002，1(1)：13-39.
[20] LEE S K. Multiple identities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A Malaysian perspective[J].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2003， 2(3)：137-158.
[21] GU MINGYUE M H TONG K. Space， scale and languages：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crossboundary students in a multilingual university in Hong Kong[J]. Language and Learning ，2012，26(6)： 501-515.
[22] NERO S J. Language， identities， and ESL pedagogy[J]. Language and Education，2005，19(3)：194-213.
[23] 石义彬、熊慧. 中国文化认同研究理论、语境与方法[J]. 新闻传播， 2011(3)：7-11.
[24] 成尚荣. 母语教育与民族文化的认同[J]. 教育研究，2007(2)： 22-25，32.
[25]吴文瀚.当代艺术传播向度转变之评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69-172.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HUANG Xuemei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Chinese characters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ition period. As the second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the basic elements and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Strengthen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education is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dentity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cognitive attribution and sense of group identity. According to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Chinese characters education firstly is following the cultural ideas of common Chinese characters， reducing the meaning to the content of daily life through the mass media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explanation and teaching of characters in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e systems， then learners can get the sense of weness on Chinese characters culture group， 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the choice，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ion on cultural facto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maintainance and change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culture and also the means to realize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and practice.
Key words： national culture; identity; Chinese characters education
(責任编辑 彭建国)
汉字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标志设计不仅仅是一个图案设计，而是要创造出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符号，并兼有艺术欣赏价值。象征性表现是标志设计至关重要的一种方法，并表现出自己的特质。标志的形态要与其在形式、功能和审美上相辅相承，并通过象征性表现来准确地解释设计观念，最终走向“文化图形”的形成。
关键词：标志设计；汉字标志；象征性表现；文化
标志设计在特定的环境中能明确表示内容、性质、方向、原则及形象，主要以文字、图形、记号、符号、形态等构成视觉图像系统。其中，文字作为标志设计的主要组成元素，近年来不断推陈出新，其特殊的符号性质也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占据着越来越有力的竞争地位。象征性表现形态正是标志设计最主要的表现形态之一，也是汉字标志设计里至关重要的一种方法。
一 标志设计
（1）标志的基本概念
标志之“标”有标准、规范之意；“志”指记住而不忘。标志有符号、记号、象征、表征等意，由此，我们可以将标志定义为：用特定而明确（标准、规范）的图形（文字）来表示和代表事物或信息且易于识记的视觉符号。
而如何评判一个标志的好坏呢？优秀的标志设计，应该考虑注入企业深刻的思想与理念内涵，方能传达出鲜明、独特、优良的企业形象，达成差异化战略之目的。随着商业信息传递与科技文化交流速度加快，一切标志设计都极其讲求效率，标志设计的文字和商业符号一样，都朝着一个共同方向发展，即要求简洁、共识，同时讲求造型美观、大方、具有个性。下面我们就通过具体的案例来分析标志设计的优秀与否。
如图1所示为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的标志设计，不难看出，此标志由汉字小篆体“大唐”二字构成。从字形上看，标志将汉字小篆体“大”和“唐”两字演变叠加在一起，比例协调，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寓意公平、公正、团结、和谐。标志上部“大”字出头，预示着该集团公司将不断进取，不断发展壮大，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图形上来看，标志形似大钟，给人一种稳如泰山的感觉，体现了该集团公司稳健和务实的作风，并寓意基业稳固。再从色彩上看，该标志选用正红色，鲜艳醒目，视觉冲击力强，容易使人产生记忆。红色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的代表性颜色，将红色规定为集团公司的标准色，寓意集团公司的事业红红火火。
再如图2所示，此标志为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的标志，此标志来源于东莞城市标志“纽带”，东莞农商行作为东莞本地的优质金融机构，是东莞城市形象的最佳代表，其核心价值观也与东莞城市精神“海纳百川，厚德务实”一脉相承。
标志四部分连接成一个闭合的整体，说明东莞农商行具备包容练达、稳健安全的优秀金融机构品质，也表达了东莞农商行愿与东莞各界同心同德构筑更加美好和谐的未来。“设计是生活中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想到北京那些从五六七十年代留下来的一幢幢毫无生气的、毫无风格的、毫无个性的，同时也毫无功效科研的那些灰色的紅色的建筑时，我又想到，失败的设计绝不是美好的，失败的设计甚至还不如没有设计。有一次，一位刚刚来到中国的外国平面设计师问，是不是中国所有的银行都是联营的，因为他在中国见到的几家银行的标志中都有外圆内方的影子。这让每个中国人对我国设计师的灵感匮乏而感到尴尬。
（2）标志设计
标志设计是将环境与标志这两个领域进行结合的一个完整的概念，它不是纯粹的对环境空间功能和形式，或对单纯的平面标志形态的独立的研究，而是在注重环境功能的基础上，对特定环境中的标志系统科学的、系统的、整体的、多元的研究。标志使环境不再单调，艺术化的标志更为环境增添了新的活力，无论你身处何地，整齐有序的标志系统在环境中处处指引着方向，艺术化的标志载着智慧和文化，传递着一个个美丽的细节，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视觉感受。近年来，基于汉字的标志设计不断推陈出新，佳作频现。汉字以其图形化的象形造型和深刻的语义内涵越来越受到平面设计界的重视，成为设计师们热衷选用的设计切入点。从符号学原理分析，中国汉字的原始雏形是图画，也是一种符号，是一种特殊的平面图形设计。中国汉字的演化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人运用图形设计艺术的历史使用汉字图形艺术作为标志设计体和源泉，汉字的个性化特征使它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独具魅力。古老的汉字跨越数千年时空，至今仍充盈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下面我们来看几个汉字标志的例子。
2010年世博会会徽，就是以汉字“世”为基础设计的，其中暗含三人合臂相拥的图形，象征着“你、我、他”全人类，表达了世博会“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念，洋溢着崇尚和谐、聚合的中华民族精神。这一汉字书法的“世”字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篆刻的“京”字可说是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中为洋用，“中国与世界接轨”已成为发展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实力与日俱增，有目共睹，洋文不再令我们见而起敬，而越来越多的洋人钟爱汉文化。汉字将成世界设计的重要素材，有其独特的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如图4所示，该设计是经过慎重评选，经国际奥委会批准确定下的，名为“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奥运会是国际上最隆重、影响最为深广的体育盛会，它的会徽不仅仅只被主办国的民众所认可，还要被全球民众所接受。“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做到了这一点。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高度赞扬说：“北京奥运会会徽将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且最为被人们熟悉的标志之一，将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史上最出色且最有意义的标志之一。”它以印章作为主体表现形式，用中国传统书法加以表现，它的古朴、典雅，体现出了中国数千年悠久深厚的文化神韵。同时，它又巧妙地幻化成一个人形，在向前奔跑，在热烈的舞动，这不仅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美好憧憬和欢迎八方宾客的热情与真诚。它将中国特色和奥林匹克运动元素巧妙结合在一起，不失为中为洋用的典范，身为中国人，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黑童话创意工作室之VI设计课题中，如图5所示为黑童话创意工作室的标志设计。此标志为了体现产品特色和企业理念，以插画设计中红黑色调作为其主色调，并运用插画设计的线条元素作为其辅助图形，并与字体紧密结合，比例协调。“黑童话”三字的字体体现出一种拙趣的感觉，更加阐释了黑童话创意工作室的行业特色，并且为了与传统童话区分开来，在标志中着重突出“黑”字，运用黑白对比的方法将“黑”字体现出来，在字体大小上也加以体现，整个标志传达着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以形象的视觉形式宣传着企业，又以自己特有的视觉符号系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产生记忆，使消费者对该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产生最高的品牌忠诚度，进而提高该企业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提高企业士气。
二 标志设计的象征性表现
（1）何谓象征性表现
所谓象征，黑格尔把它看成是意义及意义的表现，他说：“意义就是一种观念或对象，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这里的象征是指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特征和性质暗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意义。黑格尔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出发，认为“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源，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序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因此，艺术从产生之初就打上了“象征”的烙印。它作為设计中常用的一种方法，象征性表现形态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器物和现代设计产品中。其与汉字的巧妙结合，可使标志产生极具个性的视觉效应和让人自觉接受的心理效应，其原因之一在于给汉字形象赋予象征意义时，设计师“以情观物”，怀着对汉字文化深层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感，给对象涂上浓厚的感情色彩，正是这种情感的“移入”作用，把设计者主观的情绪，情感和感受融汇在艺术或据此物化的设计形象上，使之浸透在主观情感色彩中，从而获得一种感人至深的审美效应；其次，这种象征性的表现正是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它是儒学道家、是易经禅学、是书法文人，它给我们当代设计提供的是一个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的人文背景，其衍生出来的视觉艺术表现形式对处在同一个文化圈的人们的心理上有着相对固定的意义指向，这成为汉字标志在视觉传达中获得强渗性、时效性、艺术性的有力保证。
象征如何在标志设计中体现。标志是一种以特定形象来表达一定含义的符号，为了使形象与要表达的意义之间建立相对准确的联系，人们在标志设计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就是象征。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标志以麦穗图形为主体，直截了当地表达出银行的行业的特征。麦穗中部横与竖的十字形处理不仅极简练地概括了麦穗形，而且恰成一个“田”字，从而更加强了“农业”的含义；北京申奥标志以一个“动态的五环”象征“中国”与“奥运”的内涵。所以陈汉民先生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比喻和象征手法，就没有标志艺术。”
（2）象征性表现
1）标志的抽象性象征表现
四川电视台的台徽是一个由“四川”二字组成的旋转光环。如图6所示，四川国际电视节意义非凡，其标志设计要具备确定性、符号性和巧妙性三个特点，既要表达民族性和国际性等抽象意味，还要体现电视的光、色彩、速度、空间、渗透感等特点。设计师想直接用电视屏幕和旋转着延伸的光环来表现上述特征，开始光环并没有“四川”二字，设计师从光环的虚笔中领悟到某种类似书法的心境和意境，然后才从中产生出隐含中国书法气质的“四川”二字，这两个字并不是具象的“四川”二字，而是极其抽象的。图案中旋转着多股红绿蓝光环，用此抽象的图形勾画出“川”的字体形态，并体现出电视属性。表现出四川电视台“友好、交流、合作”的宗旨，同时又表现了电视超越时空的特性，使人感觉到小小屏幕包含着无限的空间。荧屏选用绿色，则象征着举办地天府之国的勃勃生机。
2）标志的具象性象征表现
以三源坊珠宝首饰标志为例，如图7所示，设计师随着对产品认识的深化，逐渐将首饰产品自身的感性特点（华贵优雅、含蓄精巧、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等）进行整合。设计以这种纷繁复杂的表象作为前提条件，对其进行了解、综合。但这不是理性逻辑的了解与综合，不是对事物感性形态（特别是个性）进行洗涤并概括出普遍抽象内容，而是根据设计需求在表象中寻找与主体情感、直觉、认识相对应的同构元素，即铃镯的一环这一概括性、可视性的具象因素来构筑设计。在铃镯的雏形上象形“天”、“人”二字，赋予其“天人合一”的象征意义，使整个标志自然流露出那种浓浓的传统情结和娴雅隽永的文化意境，给人温婉和润、平静致远的美的享受。
3）标志的情感性象征表现
再来看黑童话创意工作室的标志设计，首先在对黑童话创意工作室的系列插画设计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将黑童话自身的感性特点相整合，“黑童话”三字在黑体“黑童话”的基础上进行字体变形处理，赋予其可爱的象征意义，使整个标志流露出童话色彩，在体现黑童话创意工作室行业特色的同时，将人们带入黑童话的童话色彩中去，给人一种重回童年的乐趣。像这样赋予其设计师独特的情感，顿时使整个标志流露出一种拙趣的感情色彩。不难发现，象征性表现形态其实就是通过将一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发生联系，来产生出双重的效果，将人们带入另一种美的意境。
综上所述，象征性是由人类最自然的本性催发而生的创造物，这个创造物实际是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象征，是人类心灵最显著的、最真实的外化，是一个被人格化的象征对象，蕴涵着强大的超越性精神力量，人们的思想、愿望、等精神性的东西都凝结到标志符号上，从对象化与自我实现的角度看，标志符号象征性成了人的精神对应物，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创造某种人格理想或精神境界。一旦某些事物或图形成为象征角色时，它们就具有了超凡的魔力，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及行为方式。
三 象征性表现的意义
汉字是形象化的形态和准确丰富的语义两者的完美结合体，其特殊的符号性质在现代标志设计中有着极其有利的竞争优势。针对汉字这一特殊的、没有“舶来品”借鉴的设计题材，其象征性的表现形态也有着自己的特质，成功的构思使得汉字标志设计在传达之中有着文化的传承，在文化特性的理解之中促成创造新视点的形成，在造型之中将生活具体化——“传达、理解、造型”三者在相互关联中最终走向‘文化图形’的形成。汉字标志设计本身便是这么一种文化图形。
四 结语
设计一个优秀的标志作品，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从字体本身或是传统符号上借用外形，它在于设计师的设计观念及审美思想如何与这些客观物象进行完美融合。而设计作为“造物”与“审美”活动中产生的具体意识形式，在客观物象和主观情思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之过渡到具体的设计形象，象征性表现形态作为设计最主要的表现形态之一，并作为汉字标志设计里至关重要的一种方法，随着汉字标志设计的不断广泛应用，其图形化的象形造型和深刻的语义内涵越来越受到平面设计界的重视，它通过象征性表现拉近与设计者渴望表达的某种抽象意念之间的距离。而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历经几千年的演变，其形态不胜枚举，千姿百态，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表现魅力。因此对象征性表现的研究，已是现代平面设计师进行创作设计的重要课题之一，把握好标志的象征性表现，是做好设计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贝莉.《论汉字标志设计的象征性表现》.苏州大学艺术学院，2003年03期.
[2] 黄有柱.《论设计艺术的特征及表现形态》.襄樊学院美术学院，2002年11期.
[3] 德.黑格尔-朱光潜译.《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
[4] 辛华泉编译.《视觉传达基础》.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
[5] 葛涛.《汉字图形标志设计的“势”与“意”特征》[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