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随着旅游金融发展环境日渐改善和张家界旅游金融生态圈向好发展，旅游业和金融业融合发展已成为产业融合新现象和趋势，通过研究发现，旅游业和金融业融合可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价值链的增值。文章以产业链理论为基础，对张家界旅游业和金融业融合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提出延伸融合模式、重组融合模式和一体融合模式三种融合模式，以期丰富和拓展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领域的研究，为张家界旅游金融新业态发展提供指导。
[关键词]旅游业;金融业;产业融合模式;张家界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8061
1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延伸融合模式
11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延伸融合模式的内涵
延伸融合模式是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的最基本模式，是张家界旅游业为促进自身持续快速发展，主动获取金融资源的助推和支持，而金融业试图跨越自身与旅游业产业边界，促进张家界旅游业发展的过程。
延伸融合模式适用于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度较低时期。张家界旅游业争取金融政策支持和金融资金投入有以下兩种类型。
第一，政策性融合。由张家界市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实施。2012年2月，央行联合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多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改进旅游金融服务，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为张家界旅游业迅速发展带来福音。近年来，张家界旅游金融投入增长快速、旅游支付环境得以优化、涉外旅游金融服务不断完善、旅游扶贫协同推进、信贷倾斜明显、融资渠道有序拓宽、支付环境明显改善。2017年1月，张家界市召开“旅游+金融”信贷项目签约会，进一步加大金融机构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推动张家界旅游业加快发展。以2016年为例，张家界市发放旅游相关行业贷款442亿元，旅游公共环境和基础设施发放341亿元，旅游交通运输33亿元，旅游餐饮和住宿2亿元，2016年年末余额高达878亿元，比年初净增长169亿元，考虑债务置换，实际净增279亿元。
第二，商业性融合。由张家界旅游主管部门或旅游企业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毋庸置疑，旅游业发展前期需要大量注资，支持旅游业发展，一直是张家界金融机构工作的业务重点。截至2018年9月，农行张家界分行旅游产业贷款余额达765亿元，占其对公贷款总额的929%、占各项贷款余额的693%，支持的景区景点有百龙天梯、黄龙洞、景区环保汽车、宝峰湖、黄石寨索道、天门山等。该行还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优势，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改善金融服务质量，全力支持张家界生态文化旅游公司开发当地旅游资源。与此同时，还积极扶持乡村旅游景区建设，以金融促旅游、以旅游带致富。先后投放扶贫贷款57亿元，带动3000多户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农行张家界分行还对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发放项目贷款157亿元，带动周边大峡谷村、太华山村近万人就业，800多名贫困人口脱贫。为实现张家界一条龙智慧服务，农行张家界分行还围绕“金融服务”“社交生活平台”“电子商务服务”三大平台，自主研发景区一体化收银收单、智能过闸、扫码支付售票、二维码及二代身份证扫描取票等旅游服务项目。目前，该行“智慧旅游”项目已在8个景区上线，累计交易13万笔，交易金额4366万元，有效提高了张家界景区形象。
综合来看，在延伸融合模式中，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均表达了共同促进的利益诉求。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市场运作”为方针，积极配合财政、商务、交通、住宿等相关配套政策，为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从而实现产融共赢。
12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延伸融合模式的特征分析
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延伸型融合是融合度最低的融合形式，通常发生在产业价值链的生产消费环节，是产业融合的低级阶段。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延伸融合模式拓展了旅游金融产业链，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旅游业的吸引力及金融业的影响力。
在利益驱使下，张家界旅游产业价值链主动向金融业延伸拓展，促成延伸型融合模式产生，借助政策性融合和商业性融合两种类型，发挥各自功效，实现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有效融合。
2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重组融合模式
21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重组融合模式的内涵
重组融合模式是张家界旅游产业与金融产业要素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资本间相互互动、相互融合，从而实现从产到融、从融到产的发展历程。旅游业与金融业重组模式分为旅游业主动重组金融业，以及被动重组金融业两种类型，体现了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相互改变产业链的过程，并形成新的发展模式，为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重组融合模式适用于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的中期，即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度较高时期。张家界金融业与旅游业重组目标和重点如下。
一方面，张家界金融机构要了解国家的经济政策、旅游业发展方针，从而正确把控经济运行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应以张家界经济发展和旅游发展的政策为导向，及时跟进和适时调整信贷结构和支持方式，制定促进旅游市场发展的业务规划。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科学确定旅游产业贷款项目、重点培植有效益、有特色的旅游企业和贷款项目。此外，提升旅游金融产品和服务要充分认识旅游产业发展的前景，认识旅游发展给银行金融机构带来的机遇。通过提供全方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实现张家界金融与旅游市场的高效对接和重组融合。
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重组融合案例较多。诸如2018年10月15日，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与张家界市旅游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张家界旅游消费金融增添新平台。长银五八消费金融就张家界旅游行业出台了涵盖旅游从业人员、旅行社、景点三大服务方案。为满足旅游从业人员个人消费金融需求，该机构对导游、外联、计调、酒店、司机等旅游从业人员完全开放授信。与此同时，为组团社增信，协助地接社增值，并为前来张家界旅游的游客提供免费获取长银五八授信的机会，以此提升张家界美誉度。为帮助景点锁定客源，长银五八消费金融以免费或打折交通费、房费、餐费、门票等方式为酒店和景点导流，有效控制了贷款旅行成本，最终实现多赢。
22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重组融合模式的特征分析
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重组型融合是融合度较高的融合形式，通常发生在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是产业融合的中高级阶段。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重组旅游金融产业链，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旅游业与金融业的竞争力。
为满足旅行社、景区和从业人员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张家界旅游产业价值链和金融产业价值链互相融合，帮助游客实现个人旅游信贷，也为酒店、景点导流，锁定更多客源提供新思路。
3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一体融合模式
31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一体融合模式的内涵
一体融合模式是指旅游业与金融业向对方互相渗透，并形成旅游金融新业态的发展模式。根据渗透方向，分为旅游业向金融业渗透以及金融业向旅游业渗透两种形式。一体融合模式是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的高级阶段，也是深层次产融模式。
中国工商银行全球首推“爱购张家界”。2018年9月17日，工商银行协同张家界启动打造区域性“爱购”旅游消费新模式。此后，运用工银卡购买张家界景区门票，诸如武陵源核心景区、大峡谷玻璃桥或黄龙洞等门票，均享受20～50元不等优惠，优惠幅度介于10%～20%。工银e生活、美团点评、京东、途牛、本来生活等互联网平台进入，联手打造“爱购”旅游消费新模式。“爱购”依托张家界近千家优质旅游企业，全面升级旅企品牌和优惠，搭建“旅游+金融+互联网”、线上线下一体化生态圈，为广大游客提供有品质、低折扣的优惠服务。“爱购张家界”的推出，一方面创新旅游服务和便民惠民新模式、打造游客消费新体验、建立旅游服务新方式。在线下，“爱购张家界”为近千家旅游企业提供e支持收单服务，为游客打造移动支付新体验;在线上，“爱购张家界”依托工银e生活App，打造集线上旅游活动新场景，通过消费分期、优惠立减、积分奖励、满额返现等营销策略，游客足不出户便可预定舒心、便捷、优惠的旅游消费新活动。“爱购张家界”境内开展“精准营销”，境外开展“爱购中国”，吸引不少国际游客赴张家界旅游。与此同时，以京东、美团点评、途牛为代表的知名互联网平台，实施“爱购张家界”的精准推送，为张家界输送更多优质客源。此外，工行与“本来生活”助推张家界本土产品走向市场，开辟线上营销新渠道，以上这些无不促进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深度融合，催生旅游金融新业态。
32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一体融合模式的特征分析
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一体融合是融合的最高方式，是产业融合的高级阶段，助推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局面，催生了旅游金融新业态，活化了旅游金融新元素，契合了全球金融业发展新趋势以及张家界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新契机，将进一步提高张家界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融合度，构建“旅游、互联网、普惠金融”三位一体、产融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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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概述发展普惠金融的研究背景，以及当前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描述并借鉴国外发展普惠金融的经验，以如何发展落实普惠金融为最终目的提出农商银行网络金融创新的相关策略，真正把普惠金融落实，尤其是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人民能够享受金融服务，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普惠金融的发展。
关键词：普惠金融；网络金融创新；国内外普惠金融的现状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28.045
1 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
近几年来，国家经济日益发展，群众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所以国家对偏远地区的金融普惠十分重视。尽管对我国农村进行了各项改革，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在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过发展普惠金融这个观点，虽然普惠金融在我国发展较为迅速，但我们仍需在国外的发展经验中汲取适合我国发展的精华并加以借鉴，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国外相对比呈现出大量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我们的普惠金融体系。中和农信副总经理认为要想达到普惠金融必须以互联网金融创新为基础，在社会日益发展的过程中，偏远地区的人民对金融服务从单一业务需求逐渐转化为多元化的需求，所以发展普惠金融需要以IT技术为支撑，进行大数据风控，完善金融衍生服务。近日，央行在青海省进行普惠金融试点建设，根据青海省自身发展情况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其自身发展的对策，以精准扶贫和绿色发展两方面为中心，更好地为贫困地区和偏远地区人民提供金融服务，进一步完善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安徽合肥的相关专家认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小微融资这个难题，我国应该简化贷款程序，降低贷款门槛，放宽贷款限制，真正落实国家政策，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贷款机制。无论是互联网行业还是金融行业都有其弊端，在这个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金融行业必须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来进行产业创新才能迎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然而互联网交易的分散性使得信息不对称这个问题越发突显出来，信息不对称极有可能引发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从而造成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伤害。因此我国农商银行目前迫切需要进行网络金融创新来达到普惠金融的目的，研发出适合不同阶层群众的金融产品，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进一步提高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普惠金融体系这个概念来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e system”，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时广泛应用的词汇。普惠金融这个理念在国外较早的得到关注，大多数国家政府一直在探索如何为广大人民尤其是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贫困人民提供金融服务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机制并促进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Leyshon和Thrift（1995）认为金融排斥是某些特定社会阶层人群获得正规渠道金融服务的行为和过程。Conroy（2005）认为金融排斥的对象主要是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该人群很难获得正规渠道金融服务的现象被称为金融排斥。
美国的社区银行在促进完善其普惠金融体系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首先美国的社区银行营业点一般都在社区，能够随时为社区人民提供服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业务手续费，降低群众享受金融服务的成本；其次，社区银行对社区情况十分了解，可以有效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开发出多项迎合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再次，美国政府对社区银行的政策扶持，依照《社区再投资法》定期对社区银行的各个部门进行检查和监督，对部门业绩进行考核，从而进一步了解社区银行的融资情况和发展动态；最后美国社区银行还成立了全国性的行业自律组织进行行业自律管理。
印度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农村金融体系是发展较早并且比较完善的，印度政府的Planning Commission（2009）在2009年印度金融机构改革委员会报告中认为普惠金融包括信贷，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金融服务，比如储蓄、保险和汇款等。印度政府先是建立信用合作体系，通过政策扶持引导商业银行的介入，再通过扩大和完善银行分支机构网络体系，现在已经形成较完善的金融体系了。印度的农村合作金融主要包括中短期信贷合作系统和长期信贷合作系统，其中中短期信贷合作系统包括三个机构：初级农业信用社、中心合作银行和邦合作银行。印度政府为了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文化，经济、政治等三个方面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文化上，开启金融教育普及工程，提高人民的金融知识水平，让普惠金融和金融机构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对接，从而改善金融市场金融不对称的情况。在经济上，印度政府通过开展一些活动，降低金融需求者享受金融服务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了低收入者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RBI还大力推广电子支付系统，完善偏远地区的银行电子网络金融体系，通过设立一些网点连接银行的网络终端，便利民众的生活服务。印度政府不断增加财政支持，从2000-2001年度的976亿卢比增加到2003-2004年度的1407卢比，约增加50%。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农业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为普及农村金融奠定基础。
2.2 国内研究现状
1951年，我国正式成立了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事业在新中国开启。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体系渐渐退出后，农信社占据了越发重要的地位，也成了农村地区贷款的一条主要渠道。农村信用社的网络覆盖了广大农村地区，而且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资金投放近年来出现了空前巨大的增长，农村的直接到户率高达80%以上，但农村的金融需求仍受到极大的限制，只有31.88%的农户能够得到正规贷款，同时在有金融需求的农户中仍有40%以上的农户不能获得正规信贷支持。主要原因是农村信用社较低的资金能力，比重相对较高的不良贷款和完善程度缺乏的信贷管理手段。上述原因使获得农业贷款的信贷规模较小，在很大的程度上约束了农村的发展。
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近年来经历了以下事件：2007年开始，农业银行开始在全国8个省市进行服务“三农”试点。在银监会2006年发布90号文件和2008年发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之后，有许多大型的金融机构包括包商银行，民生银行等参股，或是注资到了各个村镇银行，以及一些小额贷款公司等。2009年5月下旬，农业银行正式发布了《农户小额贷款办法》，强调必须从农业真正需求出发，建立了合适于农户贷款的相关制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户贷款门槛，使农民可贷款的积极性得到提升。同年11月，银监会在第四次的金融形式通报会上做出如下强调：对于“三农”领域信贷的支持力度需继续加强，必须使涉农贷款的增长速度不低于全部贷款的增长速度。扶持小微企业的金融贷款，继续推行绿色信贷，为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2012年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中做出了以下强调：“三农”市场的定位必须被牢固坚持，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得到全面提升。会议明确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是“三农”金融服务的主力军，调整“三农”的业务结构，加强监管，化解风险，完善金融管理体制，坚持以股份制改革为方向，打造股东承诺制，把重点放在金融创新。2012年6月中旬，银监会提出：当前时期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相关余额在整体银行业中的占比是33%，而农户的贷款余额占了银行业的77%，县域等机构的网点则是占了银行业比重的60%。截至到2013年7月底，全国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共有16.5万亿元，占了全部贷款份额的22.5%之多，较之年初时候增加了有1.6万亿元，更是比去年同期多增加了3533.3亿元，比其他各项贷款的增长速度高了6.3个百分点。2014年，在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必须对新型的农村金融服务主体进行大力支持，同时在已有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构建一个农村的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三农”的服务水平，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贷款难”和“贷款贵”，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按照2015年中央发出的一号文件，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深入地推进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必须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以及农业的特点，和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持续不断地拓展农村地区的相关金融业务，使贷款程序、和农村的网点布局得到优化。金融机构更要加强对于普惠金融的意识，尽量做到最大限度的让利给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广泛地设立ATM机、POS机、自助服务终端、和转账电话等金融电子器具，使农民方便地利用手机、电话、电脑等网络通信工具来办理所需求的金融服务。
银监会联合国务院扶贫办于2016年4月中旬召开了《全国银行业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以小额信贷为重点，努力做好精准扶贫，大大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金融服务水平。截至去年底，国开行发放扶贫贷款余额9623亿元，其中当年投放2122亿元；农发行审批易地搬迁项目贷款3200多亿元；农行在832个扶贫重点县贷款余额5907亿元；邮政储蓄银行在重点县累计小额放贷410亿元；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承担了扶贫小额信贷投放量的一半以上，有力的支持了贫困地区各项事业发展。
3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某些金融机构因为自身的盈利性以及农业生产低收入性，不愿意将大额资金出贷给农民，进行农副产业投资。农村的金融市场相对城市的金融市场利润较低，所以导致以营利性为目的的商业银行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偏远地区，导致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而得不到满足，最终也导致国家支持“三农”的政策无法被实现。
（2）由于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局限性，农村地区受教育水平指数低，这就使得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对金融概念模糊，金融基础知识了解少，金融意识和信用意识比较薄弱等问题，从而降低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执行的可行性以及对新型金融产品的接受性。
（3）偏远及农村地区的低收入者、贫困群体盲目跟风，没有科学地利用资金进行投资导致没有资金来偿还贷款，或者借款人不讲信用，以及恶意逃债等以上原因都会导致农商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
（4）从表1可以看出网络在我国农村的普及率并不高，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比较大，可见普惠金融要想通过网络金融创新在我国得到发展还需继续加大网络普及力度。
（5）自普惠金融在我国提出以来，农村金融机构发展速度较快，非金融机构也发展迅速，虽说这些使得我国的金融服务区域实现了广大覆盖。但是，“我国在2012年末还有1696个乡镇没有金融机构，事实上，在我国每一个地区都实现有一个自身金融服务机构的目标，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4 农商银行互联网创新及对策
（1）推动农商银行建立健全自己的网上服务平台，创新其金融服务产品，顺应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农商银行应当顺应普惠金融的发展，积极推出创新性服务产品，并在可控风险的范围内，降低贷款门槛、提高贷款额度，以适应特定地区特定人群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2）地方政府和农商银行应当创新发展操作简便的小额支付工具，开发对金融知识普及率较低地区的大众更友好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农商银行应当创新推出小额的支付工具，简单化其操作流程，来满足金融知识缺乏但同样需要金融服务的上述特定人群。
（3）要从根本上解决不良贷款这个问题，需要定期到基层去调查，了解借款人的人资产状况，分析贷款的风险度，从而降低不良贷款率。内部需强化考核，实行绩效挂钩，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有效地利用法律这个盾牌来保护自身利益。
（4）政府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真正落实政策实施，推动更多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与全面健全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的服务和保障体系。
（5）提议政府早日推出普惠金融的诱导机制。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的手段，降低贷款风险，增加储户收益，确保农村金融机构盈利水平与大中城市基本相当。政府应针对发展普惠金融的特定地区推出适宜的政策手段和长效机制，并于某些地区进行试点操作，一旦有所成效，就可以面相更广大地区范围进行推广，从而带动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全面发展。
5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得出普惠金融是带动偏远地区及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农商银行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有利于我广大偏远地区及农村的中低收入者也能够充分地享受到金融服务。农商银行通过网上银行服务平台，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发展创新小额支付工具、兴建基础金融服务机构以及推出普惠金融的诱导机制，使我国偏远及农村地区的金融得到良好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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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体现。即使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表现出了强大的抗冲击能力，一直在稳步的增长，尤其是在11年以后，可以说发展速度迅猛。目前也保持平稳前进的发展速度。但是我国农村的金融业发展却令人担忧，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与我国金融整体发展不一致，产生了发展不均衡现象。本文就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且有的放矢的给出了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金融;农村;银行;市场规律;金融机构
一、我国金融整体发展的可喜成果：
首先，通过长时间的总结，我国对金融发展掌握了稳速发展的办法，采取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国际金融危机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金融业发展都产生着不小的冲击，这是不得不承认的问题，在面对这种冲击的时候，采用宏观调控政策，采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的方法，让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发展速度影响大幅度降低，能够保证平稳运行，经济与金融得以稳步并较为迅速的发展。其次，我国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就促进了人们的消费，而不断的消费就是让货币快速流通的过程，也侧面的促进了金融行业的发展。
再次，我国人口基数大，就业人员多，劳动力资源供给好，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经济行业发展的又一有利因素。
二、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因素分析：
2.1農村的金融市场被银行所忽视：农村的大规模银行网点减少，金融资源共击率低，这与农村最初经济资源发展不佳有着一定原因。银行在我国政策改革下，走进了商业模式，那么银行就要考虑获取相应的利益与利润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所以银行把目光投放在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对于农村加快将金融发展造成了困难。农村的第二、第三产业也在不断发展，它们发展的同时也需要相应的金融资源与金融该服务。可是相比较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农村的发展还并不成熟，风险性较大，这也让银行对金融资源支撑产生了顾虑。形成了一种矛盾体。这一问题需要解决。
2.2农村习惯于民间借贷方式：我们可以严谨的称之为民间金融，这种金融的产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农村的居民由于生活或者投资产生了巨大的金融资源获取需求，但是银行与国家的金融供给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需求，或者说，有些需求不符合国家的金融供给要求。但是民间金融对于借贷的原因关注度下，金融资源提供量大。能够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所以这种形式长期存在。但是这种民间金融形势也存在着不小的弊端。很多民间金融的借贷是私人方式，由于利息很高从而进行借贷。这些借贷方式并不标准，过高的借贷利息限制了农民再次借贷的能力和还款的能力。同时私人之间的借贷又没有得到国家的允许，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保护，会造成许多纠纷。同时这种私人的借贷长期发展也会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正常实行。
2.3金融机构少：目前现存的农村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信用合作社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农村金融合作组织，但是由于各地的信用合作社产权结构不清晰，名义上属于在信用合作社拥有股份的全体成员，但是长期以来相当多的农村信用社背离了合作金融的原则，背离了为互助、合作，为农民服务的建立初衷，大部分农村信用社又不断向“集体所有、国家所有”靠拢，具有明显的“官办”色彩。合作社股东不仅享受不到贷款的优先权和优惠权、以及股金分红权，反而还要接受比基准利率高得多的贷款;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管理制度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干部是任命制而非选举制。因此失去了农村的信任和支持。
三、建议与对策：
3.1完善民进金融管理制度
在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为主的农村，由于没有完善的市场环境，商业信贷的风险较高，正规的金融机构不愿进入农村市场，在这一状况难以根本改变的条件下，要满足农村对金融服务不断扩大的需求，应该在加强引导、监督并纳入法制管理的前提下，适当给予民间金融发展空间，以发挥其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补充和辅助作用。民间金融的市场空间实际上取决于正规金融的市场空间，因为实际的金融需求是由经济活动所决定的，正规金融无法满足的需求，必然转向民间金融或非正规金融。尽管现在的法律政策对民间金融仍然采取相对严厉的态度，但在法律禁止和正规金融已经占据的市场之间，民间金融仍然有广阔的空间。应认识到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互补作用。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为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民间金融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
3.2小额信贷更广泛走入农村金融行业：我国已经明确允许小额度信贷的发展，并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意见。那么小额信贷在国家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条文下，更利于在农村发挥金融资源支持的作用。让小额信贷走入农村，满足村民需要，提供大量资金，同时降低私人借贷的利息额度，让村民提供具有更强的长期借贷能力和偿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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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双轮驱动”：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
10月24日至25日，来自政界、金融界、科技界等数百名社会精英齐聚东湖之滨，共襄武汉金融博览盛世。24日上午，第七届中国·武汉金融博览会暨中国中部（湖北）创业投资大会在武汉东湖国际会议
中心开幕。省委书记李鸿忠出席并宣布开幕，省长王国生致辞。王国生在致辞中说，经过多年探索实践，武汉金博会已成为银政企合作的桥梁和科技金融领域交流的重要平台，极大提升了湖北金融业的
综合实力和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品牌效应。今年的金博会以“推进科技金融改革创新、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增效”为主题，紧扣改革新要求，顺应发展新常态，进一步拓展了科技与金融同步创新、融合发
展的新空间，必将为传播金融文化、促进金融改革，推动湖北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发挥更重要作用。王国生指出，近年来，湖北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科技
金融创新的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的发展。2013年，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3600多亿元，金融业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东湖高新区综合排名跃入全国三甲。湖北科技金
融改革创新既任重道远，又潜力巨大。我们将以本届金博会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快湖北金融业改革发展步伐，推进现代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和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提升金融服务自主创新战略的能
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为实现“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科技金融：已成为湖北金融业重要名片
会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认为，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还有很大空间，需从四处着手：一是要完善多元化金融业态和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二是要加快建立科技人员股权激励机制；三是健全科
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四是进一步构建科技金融风险分担体系。“科技金融已成为湖北金融业一张重要名片。”潘功胜认为，湖北科技金融创新卓有成效，科技信贷资金的投放稳步增长，科技金融
产品与服务模式日益丰富，科技金融要素市场逐步形成。他向湖北提出希望：“我们正与湖北探讨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试验区的建设，希望武汉能够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国保监会主席助
理梁涛认为，保险业在为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增强融资能力、化解创新风险、分散经营风险、为从业人员提供保障等方面都大有作为。其中，在助推科技企业抵御创新和经营风险方面尤为突出。以
湖北省出口信用保险为例，保险机构与省商务厅、财政厅联合搭建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托管平台，省政府专项支持300家小微企业参保。根据海关统计，投保小微企业出口平均增幅28%，其中46家实现
80%以上增长。
5年左右：实现武汉城市圈金融服务一体化
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曹广晶在武汉金博会上提出，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紧密结合，是社会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增效的重要推动力量。《武汉城市圈科技金
融改革创新专项方案》已上报国务院，方案提出，我省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实现武汉城市圈金融服务一体化，基本形成有效支撑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和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科技金融紧密
融合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初步建成实验股权资本化、智力资本化、资产证券化的“资本特区”。曹广晶认为，为达成这一目标，首先要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创新，一方面通过金
融杠杆促进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另一方面通过科技金融创新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向新技术集聚。其次，要发挥科教大省优势，推动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要构建功能完善、机构健全的科技金融组织体系，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同时，打破科技金融改革创新地域限制，充分发挥区域金融协同效应，深化和扩大区域科技金融合作。
科技金融：要诞生符合自己规律的产品
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副巡视员邓天佐表示，当前急需建立一个平台把分散的资金与项目联成链条。“建立平台是第一步，但科技创新项目和金融工具不是‘拉郎配’。”邓天佐说，科技金融只有诞
生了符合自己规律的产品，才能谈科技金融创新。这种创新过程，既是对科技企业的挑战，也是对金融行业的挑
战。邓天佐建议，像武汉这样高智力集聚的城市，应促进烽火等领军企业搭平台，积极探索帮助院校原始创新产业化，实现从跟踪创新到引领创新。中国银监会创新监管部副主任杨晓军表示，银监会将
结合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求，建立健全面向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服务机制。杨晓军说，大力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金融组织体系势在必行，应积极发展为科技创新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组织。此外，建立
培育发展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等多种形式的中介服务平台，推动创业投资、银行信贷、科技企业改制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全防伪专业化和定制化投融资解决方案。杨晓军表示，银监会将鼓励金融机构根
据科技企业成长状况，动态分享相关收益，完善科技贷款审批机制，提高科技贷款审批效率。作为证券行业的一名“老兵”，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葛伟平坦言，科技与金融有机结合将是深化市场体制
改革的必然要素，其中，证券业有效服务了不断增强的直接融资需求。谈及湖北证券行业，葛伟平表示，除传统业务外，将支持湖北券商积极创新产品业务和交易方式，“探索新型互联网金融业务，实
施差异化、专业化、特色化”。此外，他还指出，将支持证券经营机构拓宽并购融资渠道，“尤其是推动市场化并购重组，促进湖北加快行业整合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方面，将鼓
励券商全方位参与湖北区域性股权市场建设，重点支持长江证券柜台市场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类证券机构通过报价系统开展业务”。
一种事实：让中国企业“走出去”
美国史带战略伙伴集团总裁钮小鹏表示，目前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来看，资本的流动走向开始出现多选的情况，中国目前如果希望引资进来的话，必须要存在很强的差异化，在差异化的过程中，“双向”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以前我们讲国际化，在招商引资中，都是外资引进来，而现在是让中资走出去，全面超过外资引进来的数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钮小鹏表示，当GDP需要下行的时
候，很多传统的行业、中小企业，也包括国企，都可能会面临业务上的一些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在海外的一些市场去发展，是整个业务发展的必要范围。钮小鹏提到，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已经不光
是一种现象、一种趋势，更是一种事实。中国企业目前在海外投资已经取得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所以在这种新的金融所驱动的中国企业全球性发展的新生态链发展之下，一个非常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企
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现了资本更多的“引进来”。不光是资金方面，不光是人才方面，不光是企业本身落地方面，还有很多的技术方面。钮小鹏强调，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新金融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从湖北、武汉未来发展的角度讲，金融作为支撑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实体经济最终都要靠金融推动。武汉作为中国中部重要的城市，有非常大的实力和机遇能够乘着这个“东风”做大做
强。
辜胜阻：给科技金融开“药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科技金融不是简单的‘科技+金融’，而是通过一系列金融制度的创新安排，产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价值叠加效应，以创新为本、双向融合、相
互促进。”他首先承认湖北是传统的科教大省，但却指出湖北与科技强省存在着差距，也存在“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人才和成果“东南飞”、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湖北如何从科技大省转
变成科技强省？
辜胜阻认为，关键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构建支持创业创新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显著提高股权投融资比重，改变金融“短板”。“支持高科技企业，不能只靠银行贷款，因为银行往往厌
恶风险，只有VC（风险投资）和PE（私募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才能承担高风险、分享高回报。”辜胜阻用数据来论证：2011年，VC新增投资额对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拉动系数为1：7，远高于同期银行
贷款对经济1：1.02的拉动系数。又一个问题是如何发展“科技金融”？辜胜阻给了一张“药方”：首先，要吸引投资机构的集聚，大力发展VC和PE，培育更多天使投资人，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
转化。其次，要推进湖北区域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天使投资、VC和PE退出渠道。用好新三板的全国扩容机遇，争取打造新三板的“湖北板块”。此外，构建多层次信贷体系，大力发展类似美国社
区银行的“草根金融”，推进政府金融担保回归公益性，解决“担保难”和“抵押难”问题，打造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并以东湖高新区作为载体打造资本特区和人才特区，营造良好发展的“小环境”
，打造技术企业“蔬菜大棚”，让科技型企业在冬天也能“活得好”。他同时指出，目前我国有五大金融风险需要警惕：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使信贷风险上升；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产能过剩领域的贷
款已经成为银行业不良贷款的“重灾区”；影子银行运作不规范、缺乏透明度给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流动性错配形成“钱多”和“缺钱”并存的结构性金融风险。辜胜阻还表示，长
江经济带与中部城市群面临发展机遇，近10年来，我国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急剧升温，城市群总数已超过30个；预计未来5-10年内，我国城市群将涵盖全国约四分之三以上的城市和90%以上的城市人口和
经济规模。在此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有望成为“稳增长”的新引擎。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总人口超过1亿。长江中游城市群如果能达到长三角城市群的水平，将可以增加
2万亿元的消费内需。他说，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无论采用T型战略或弓箭战略，长江中游城市群都将成为战略支点，有着其他一些城市群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将成为落实和推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支
撑。武汉得“水”独厚，水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命脉；得“科”独厚，科教资源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得“中”独厚，中三角地区具有连南接北，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3小时高铁圈内，聚集着数亿人
口；成本优势明显。长江经济带水运优势十分明显，水路运输成本仅为铁路的1/6、公路的1/28、航空的1/78。本届金融博览会暨创业投资大会由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联合主
办。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为大会支持单位。开幕式后，举办了主题论坛。全国189家银行、证券、期货、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总部领导出席开幕式。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举办了多场
金融业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本文介绍了美国国际银行设施（IBF）、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日本东京离岸金融市场（JOM）和泰国曼谷国际银行设施（BIBF）的发展历程、制度安排及监管措施，上述四个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具有依靠政策推动、特殊账户安排和设置业务限制的共同特征。但日本由于没有把握好金融改革节奏，泰国在允许国际资本向国内渗透的同时没有做好风险防范，最终都导致了金融危机。基于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经验，本文建议海南自贸港应适度放松金融管制、维持有竞争力的税负水平、循序渐进地推进，坚持严格的内外分离制度，采取限制性监管措施，把握好金融开放的速度和次序，稳健推进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关键词：离岸金融;账户安排;金融开放;金融风险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0.01.009
一、引言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了“党中央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决定。纵观国际上较为成熟的自由贸易港，一般都具有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的特征。由于“境内关外”的特点，自贸港内金融市场一般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伦敦等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但面临着短期流动性供应不足、人民币回流渠道不畅、境外可投资资产不多等问题。海南自贸港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既可以为现有人民币离岸市场注入新活力，又可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海南省经济发展。
二、美国、日本、新加坡、泰國离岸金融市场实践
美国的国际银行设施（IBF）、日本的东京离岸金融市场（JOM）、新加坡的亚洲美元单位（ACU）和泰国的国际银行业务设施（BIBF）都是由政府推动设立的，旨在通过法律、税收、监管等多方面的政策优惠，吸引跨国企业和非居民在本国的离岸金融市场上开展金融业务，以服务本国金融体制改革或本币国际化。
（一）美国国际银行设施（IBF）
欧洲美元市场迅速发展导致美国国内国际金融市场的逐步萎缩，为重振美国的国际金融业务，增强美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纽约清算协会于1978年提出设立IBF的构想，纽约州批准给予地方税减免。1980年，美联储获得美国货币控制法授权，制定部分监管适用范围，并于1981年年底修改D条例和Q条例，允许美国各类存款机构及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和代理机构建立IBF，正式宣告IBF的诞生。
IBF的制度设计基于两个原则：一是IBF的业务不受境内各项金融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的限制;二是客户范围严格限定为非居民，资金仅用于国际业务并与国内业务相隔离，IBF账户内的美元视同境外美元处理。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适用于IBF的优惠制度安排。IBF不受D条例的存款准备金限制、Q条例的利率限制及FDIC的存款保险限制和审查制度，免除联邦税，并在各个州享受不同程度的地方税优惠政策。二是为了防范风险而采取业务限制性监管措施。在存款业务方面，IBF不允许发行CDS等可交换金融工具，只接受定期存款，并向非银行外国客户提供不少于2个工作日的存款，非银行客户在IBF的存款额度和取款规模不能低于10万美元。在贷款业务方面，IBF只能向存款客户、非居民及美国公司在外机构贷款。在账户管理方面，IBF账户美元视为境外美元，进入境内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从而避免IBF对境内活期存款账户形成冲击，影响国内货币供给，妨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资金用途方面，IBF账户内的资金用途严格限制在国际业务，原则上将国际业务与国内业务相分离。
美国IBF的设立创新了离岸金融中“岸”的概念，离岸的“岸”已不再与国境等同，而是指一国国内金融的循环系统或体系。有关金融活动离开这个系统或体系，从而不受该国对国内一般金融活动所实行规定、制度的限制和制约。IBF的成立意味着，通过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非本币业务不再是离岸金融的唯一模式，离岸金融业务也可以通过在岸经营本币的一种特殊账户进行，不过仍保留资产负债两头在外和客户限定为非居民的特征。
（二）日本的东京离岸金融市场（JOM）
日本离岸金融市场（JOM）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日本政府为推动国内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日元国际化进程的产物。相较于日本国内金融市场，离岸金融市场享有多方面的政策优惠。为了防控风险，日本政府也对离岸金融市场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并采取了严格的监管措施。一是设置专门的离岸账户隔离风险。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必须依托于“特别国际金融账户”，离岸资金只有借助“资金划拨账户”才能进入在岸市场，且进入在岸市场前必须缴纳25%的存款准备金。“特别国际金融账户”不承担对外清算职能，也不能保持结算性存款。二是设置主体资格限制。只有大藏省批准的外汇银行（包括外国银行的日本分行）才能在东京离岸市场从事离岸业务，证券公司、一般企业法人和自然人不能参加。JOM的交易对象只限于上述外汇银行的海外分行、外国法人、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三是限定经营业务范围。JOM建立之初不允许开展票据交易、债券业务和期货交易，业务严格限制在存贷款业务，属于传统的银行间市场，并严格规定存款交易的期限和限额。如除金融机构之外的外国企业存款金额必须在1亿日元以上，存款期限至少在两天以上。
在日本设立离岸金融市场之时，国内金融体制管制依然较强。在日元国际化和日本离岸金融市场建立的前后，日本采取的是一系列资本项目开放的措施，导致金融改革进度明显滞后于资本项目开放。由于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日本银行业可以将离岸筹集的资金先贷给中国香港地区、伦敦等境外分行，境外分行再将这些资金以境外日元的形式借给国内企业，离岸资金得以绕过离岸金融监管回流日本国内，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内外分离，上演了一出日本人“自己人玩自己人钱”的“再贷款游戏”。在国内存在金融管制的情况下，大量投机资金通过“再贷款”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推动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不断攀升，助长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
（三）新加坡亚洲美元单位（ACU）
20世纪60年代，西方跨国公司投资重点向东南亚转移，美国政府采取了限制资金外流的紧缩措施，美国银行策划在亚太地区设立亚洲美元中心以谋求应对。新加坡政府展现出了其敏锐的市场嗅觉，允许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设立亚洲货币经营单位（Asian Currency Unit）开展亚洲美元业务，大力助推新加坡成为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在发展初期，由于当时新加坡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都不发达，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新加坡选择了内外分离型的发展模式。内外分离型的发展模式既可以避免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对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冲击，又可以为新加坡的金融开放带来契机。
在新加坡发展离岸金融的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优惠，并随着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不断放宽限制。一是不断扩大税收优惠。新加坡在发展离岸金融之初就取消了非居民持有外汇存款10%的利息预扣税，随后又取消大额可转让存单、亚洲美元ACU贷款合同及有关文件的印花税。在发展过程中，新加坡多次调减了离岸金融业务所得的相关税收，如将ACU的利得税从40%下调至10%，将离岸再保险业务税收降至10%，对国际银团贷款和亚洲美元贷款债券发行相关收入免税，通过免征外国投资者投资收入税收鼓励基金业发展等。二是逐步放松金融管制。新加坡根据自身风险防控能力和离岸业务的发展，逐步放松了金融管制。最初，新加坡仅允许非居民开立ACU账户。1973年，新加坡允许居民开设ACU账户，对法人和个人分别设定存款上限，境内外市场开始有限渗透。1976年，新加坡放宽了外汇管制，与东盟各国自由通汇。1978年，全面开放外汇市场，并取消了居民投资亚洲美元市场的限制。1981年，ACU可以通过货币互换获得新加坡元，实现离岸在岸账户有条件的互通，并在其后年度不斷提高新元贷款的上限和下调外资机构对居民提供交易额的下限。2000年后，为了有效应对东南亚国家金融改革开放对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的冲击，新加坡进一步将符合资格的离岸银行的新元贷款上限提高到10亿新元，并取消外资机构对居民提供的交易额的下限。三是逐步放宽股权限制。新加坡金融业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也是逐步提升的。最初，外资仅能持有新加坡本地银行较低的股权。1990年，新加坡将外国人持有本地银行股权限制由20%提高至40%。1999年，新加坡破除银行业双轨制，取消了外资在本地银行不可拥有40%以上股权的上限。
（四）泰国曼谷国际银行设施（BIBF）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泰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泰铢处于持续升值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期，泰国开始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改革措施包括利率自由化、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经营的限制、大力发展货币市场等。在放松外汇管制方面，泰国放开外汇兑换限制，并于1993年建立了曼谷国际银行设施（BIBF），作为离岸金融中心专门从事欧洲货币业务。
泰国政府出台了包括税收减免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以扶持BIBF的发展，促使BIBF在成立不久就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实现了泰国利用外资的初衷。由于国内资本相对匮乏，泰国允许BIBF的离岸业务将吸收的非居民存款贷给境内的企业，即泰国采取的是渗透型的发展模式，这是泰国BIBF和美国IBF、日本JOM在制度设计上的主要区别。但正是因为泰国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就允许国际金融资本向国内渗透，为日后泰国金融危机埋下了导火索。一方面，泰国的商业银行为了巩固放款市场占有率，纷纷利用BIBF筹资，导致泰国的外债迅速攀升。泰国商业银行筹得资金后又将近30%外国贷款投入房地产市场，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降温，房价不断下跌，房地产商资不抵债，金融机构呆账、坏账激增，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另一方面，BIBF为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流动渠道。泰国允许非居民参与在岸金融市场交易，但管理当局对资本账户又疏于管理，外国银行和货币投机者得以利用离岸业务和多种形式的外汇交易在外汇市场进行有计划的投机。资金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引发了泰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对国内经济金融形成很大冲击。
三、美国、日本、新加坡、泰国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经验借鉴
（一）政府给予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离岸金融市场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必要的政策倾斜。美国国际银行设施、日本东京离岸金融市场、新加坡亚元市场等都是政府基于经济金融发展需要，以法律、税收、监管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和培育形成的。因此，政府有力引导和积极作为对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作用不容小觑，甚至会影响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
（二）特殊的账户安排分离在岸和离岸业务
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泰国的离岸金融市场都有一套独立的离岸账户体系。美国IBF和日本JOM是离在岸账户严格分离的典型，离岸账户资金严格禁止向在岸账户渗透。新加坡的ACU和泰国曼谷的BIBF都允许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之间一定程度的渗透，其中新加坡居民既可以通过离岸账户获得贷款，又可以通过离岸账户进行投资，新加坡ACU的渗透程度较深。内外分离的账户体系设置能够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和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在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金融监管机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选择内外分离型的账户管理方式能够为一国金融开放带来契机的同时形成金融风险防火墙。
（三）设置离岸市场业务和主体限制隔离风险
为了防范离岸金融风险，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曼谷的离岸金融市场都设置了业务限制。如新加坡金管局对每家银行的ACU业务总资产设定上限，银行需向金管局申请并获得批准后才能调高上限;美国IBF非居民存取款应满足10万美元的最低交易金额限制;日本JOM要求除金融机构外的非居民存款金额下限为1亿日元或等值外币，同时禁止经营可转让存单和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泰国BIBF要求离岸贷款业务每宗放款不得低于50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和泰国还明确限定了离岸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如日本仅允许大藏省批准的外汇银行参与离岸金融市场业务，将企业法人和自然人排除在外。
四、美国、日本、新加坡、泰国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启示
（一）适当放松金融管制，降低金融交易的监管成本
一是逐步减少乃至全面取消外汇管制，允许海南自贸港内人民币自由兑换。为提升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程度，海南自贸港应减少资本流动限制，汇率随行就市，逐步建立起区域性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市场，并参照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金融监管制度制定新的外汇管理制度。二是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要求。海南自贸港可考虑减免港内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以降低商业银行运营成本，保证商业银行以更优惠的资金价格吸存放贷。三是逐步放宽存款利率上限。资金的自由流动和套利使得离岸金融市场形成了高存款利率和低贷款利率的竞争性利率结构，海南自贸港可率先放宽乃至全面取消利率管制，促使离岸金融市场形成竞争性的利率结构，引导资金优化配置，为在岸利率改革提供参照。
（二）维持有竞争力的税负水平，降低金融交易的税收成本
宽松的税收政策是自贸港发展的应有之义，但成为国际避税港不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目标。在税收政策方面，既要对标国际，以不高于其他离岸金融中心的税负水平给予海南自贸港适当的优惠，又不能成为税收洼地，依赖零税负吸引投资者。海南自贸港应基于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框架设计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要考虑自贸港要拓展哪些离岸金融业务，然后才考虑实施哪些税收优惠才能达到激励效果。如要鼓励离岸人民币存贷业务，就要考虑设计针对利息收入的所得税税收减免，同时要降低利息预扣税。如要鼓励发展离岸人民币债券业务，就要相应减免债券利息收入和债券交易环节相关的税收。
（三）实行严格的内外分离制度，建立独立的离岸账户体系
在发展初期，海南自贸港必须坚持严格的内外分离模式。目前，我国尚未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有限，监管制度尚未健全。此时，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应实行严格的内外分离制度，以便隔离风险，为金融改革提供缓冲。在账户管理上，依托商业银行海外核心业务系统这套独立的国际资产负债系统建设本外币一体化、账户内可自由兑换的、独立的离岸账户体系，现阶段只允许非居民开立账户，和现有的本外币账户完全隔离。在资金流动管理上，一线完全放开，实现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二线严格隔离，离岸账户人民币视同境外人民币，与在岸账户体系的任何交易都严格按跨境管理。未来再根据中国金融改革的国情，逐步向分离渗透型过渡，有条件地允许居民参与离岸金融交易和融资，有条件地允许资金流入境内。在账户和业务管理方面，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建立海南自贸港准备金、存款保险、税收优惠、利率汇率形成机制等方面的规定;在平盘和清算安排上，面向全球离岸市场平盘，并比照中国香港地区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为自贸港内企业提供高效率、低成本、有国际竞争力的账户服务。
（四）采取限制性监管措施，严控离岸金融风险
一是适度扩大“非居民”定义，将自贸港内企业、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H股公司纳入进来，初期将市场交易主体严格限制在非居民之间。二是设置单一客户贷款上限，降低贷款集中度。可借鉴美国IBF对单一客户贷款不得超过其资本的10%的比例限制法和新加坡ACU离岸金融贷款绝对值限制法，以孰低原则确定单一客户贷款规模。三是设置非居民存款最低限额和最短期限，非居民存款至少是两天以上的通知存款;未来若放开居民开立离岸账户限制，还应设置法人和个人的存款上限，再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和监管水平变化放开限制。
（五）把握好金融改革开放的速度与次序，协调推进离岸市场发展和国内金融改革
日本尽管采取了内外分离的措施，但在发展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同时没有把握好国内金融改革的节奏，资本项目及汇率自由化快于利率市场化，导致跨境套利行为频繁发生，风险加剧累积。泰国则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金融改革政策，由于监管的失配，BIBF快速膨胀的“外借内贷”业务最终无以为继，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导致金融危机。因此，海南自贸港在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同时，必须把握好资本项目开放和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节奏和顺序，加强对资本账户资金流动的监测和管理，避免让离岸金融市场成为国际资本投机的渠道，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责任编辑：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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