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蒲鲁东；马克思哲学；经济哲学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但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最终应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关键词］经济哲学；生态；危机；共同富裕
［
从字面意思上讲，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学术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结果就是在对生态危机根源探讨中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而厘清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区别，是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找出其解决途径的重要前提。
生态破坏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当人类作为相对独立于自然的存在出现时，生态破坏就已经开始。自然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至少在人类出现的几百万年前到近代之前，从自动调节的角度看生态系统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在人出现后，生态破坏才开始出现，是伴随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只有当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足以改变生态系统时，才会形成生态破坏。换言之，自然生态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之内，人类活动只能影响而不能破坏生态平衡，当人类的力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并持续强大时，对自然的持续改造就可能使自然生态系统偏离原来的平衡状态，从而造成生态破坏。
虽然生态破坏是贬义词，但其与中性的生态改造、甚至褒义的生态改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在原有的自我调节的生态平衡之上，增加了人类的行为，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当然，从平衡到失衡，再从失衡到再平衡，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调整过程。喜欢这一动态平衡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改善，厌恶这一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破坏。
即便我们不考虑那些因人们态度的不同，而对其究竟是生态改善还是生态破坏而有所争论的情况，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生态破坏，也并不必然地对人类有害。由于生态破坏的本质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调整，那么这种人的行为就应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人的意愿，并且对人是有利的。
例如一个湖泊的生态系统。人类如果只是钓鱼，那么就是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限度之内，就没有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如果人类在湖中大规模养殖鱼类且超过了自然生态的调节能力，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生物种群数量就会减少，甚至原有的一些鱼类就可能会灭绝。这种将物种丰富的湖泊变成物种单一的养鱼池是明显的生态破坏。但是这种生态破坏的行为却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也使从事养殖的渔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然而，如果不仅在湖中养鱼，还在岸边设立工厂，向湖中排放污水，那么，就有可能毒害水中生物，使大量物种消亡，或者使湖水产生富养化而出现蓝藻等的泛滥，湖水变质、变臭、无法饮用等。这就不仅是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使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或者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这种生态破坏，就达到了生态危机的程度。
生态危机并非简单的生态破坏、生态失调、环境恶化，而是指由于人的活动所引起的以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秩序紊乱为表征的生态系统乃至整个生物圈的结构与功能严重失调，以至生命维持系统濒临瓦解，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
生态危机是严重的生态破坏，其严重性在两方面体现出与普通的生态破坏存在质的差异，从生态破坏到生态危机已经不仅仅是量变，二者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是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因而生态系统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或言之，对生态的破坏是持续性的，也正是因为破坏的持续性，才导致了失衡的长期性。严重性的另一方面是生态危机对人类有害而且足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像生态破坏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对人类有利。
那么，既然生态危机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人类还要持续性地破坏生态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就可发现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在更深层次的本质差异。
生态破坏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节过程，因而，生态破坏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人与自然的范畴。而生态危机要解决的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受到威胁的条件下，依然持续地破坏生态的问题。显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非理性选择，而只能归罪于集体的谬误，是人与人在互动过程中，由于合作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集体非理性决策。因此，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应该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
二、对现行生态危机理论的批判
现行与生态危机有关的理论，主要从技术、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然而，这些理论，或混淆概念，或以偏概全，均尚未找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面对生态危机，最早最直接的反应是将其归因于技术的进步。若无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力量不可能强大到破坏自然生态，形成生态危机的程度。在没有形成人类力量的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期望于技术的进一步进步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代仍然流行，例如期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技术的绿色革命等实现环境生态的改善。
但是早在１００多年前，杰文斯就已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观点，其在《煤炭问题》［１］中论证说，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例如煤炭，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由于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而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这后来被称为“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悖论在现代社会同样存在，例如电脑是可以节约纸张的，无纸化办公曾经是很多人的梦想，然而现实却是电脑方便了文档的修改和打印，反而大大增加了纸张的消耗。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杰文斯悖论的存在而否定节约资源消耗的技术进步的存在性，有些技术进步的确可以在更好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降低或减少资源的消耗。问题在于人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某些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无法影响其他存在杰文斯悖论的技术进步，而只要这样的技术进步存在，就不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实际上，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提高技术固然就是提高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改造能力，也有可能在局部实现由生态破坏向生态改善的转变。但是在总体上，技术和属于人与人关系范畴的生态危机并无太大关系。对生态危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技术。生态危机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对资源的投入产出关系，而在于人类在整体上形成对技术应用的理性决策。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另一种认识是观念与文化。即认为只要改变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与社会文化，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当前不仅存在着“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绿色思维革命”等呼吁，在学术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研究。例如罗马俱乐部创造人Ａ·佩切伊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人类如果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２］”再如国内的任永堂认为从文化与生态关系角度可以对文化的生态功能概括为：原始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无为型”文化；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改造型”文化；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掠夺型”文化。现时代应该建构“生态协调型”文化［３］。
诚然，最初的生态破坏的确有观念与文化上的问题，改变观念与文化的确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在这一认识中产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从根本上说，观念与文化决不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是简单地将集体理性混同于个体理性的认识，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首先，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无法解释在多元文化存在的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全球普遍性。也无法解释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环境污染和破坏只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的客观现实。其次，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进步同样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伴随着人类力量的日益强大与生态破坏的日益加剧，对生态危机的恐惧必然产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形成普遍的环境保护意识。再次，普遍的绿色思维、尊重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文化并不必然地形成可以导致生态危机逆转的人类行为。当然，没有这种观念与文化，生态危机只能无限恶化，但是这种观念与文化只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便是普遍的绿色思维，也依然属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在所有人都希望改善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缺少合理的决策机制，也未必能形成集体一致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决策。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与将其归结为技术一样是犯了混淆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概念的错误。
与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类似，还有一种生态政治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离开政治的参与，不被组织在政治框架内，问题本身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需要把生态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这一观点促成了把生态危机问题纳入到全球战略规划、政府决策、法制法规、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等呼吁和努力。
从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参与的角度，这一观点并无不妥，并且在现实中也促成了各国环境保护法律的颁行和国际环保的合作等。而且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观点相比，没有混淆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概念，属于在人与人的关系范畴内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则显然忽视了生态危机自身发展的规律，依靠政治力量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在逻辑上也陷入了外因决定论的窠臼。政府只是生态危机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政治力量只是影响环境力量中的一种，而且政治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政治可以改善或恶化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影响政治力量的走向。而且，政治力量只是生态环境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政治力量更多地是扮演着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源利用者与期望生态环境改善的民众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抛开另外两种更重要的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而只谈政治力量，显然有失偏颇。
在全球范围，即便有《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其对各国的约束显然不足。国际的政策协调需要各国利益导向的支撑，缺乏各国一致性的利益支撑，不仅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已经达成的协议也难以落实。这也就不难理解《京都议定书》执行的意义和效果为何并不显著，而且即使《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目标能够实现，与稳定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仍相距甚远。在中国，１９８４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此后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物总量控制等环境管理制度。然而中国的环境恶化依然难以扭转，最近的雾霾更引起了全球关注。究其原因，政治力量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而法律的贯彻实施则是另一回事。任何法律的实施都是人来完成的，因此法律只有符合利益相关人的诉求才会被认真地贯彻实施。显然，在破坏环境可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条件下，环保的法律被认真贯彻实施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底，生态危机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了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从技术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之后，从经济层面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成为当前最流行的研究方向。在这一方向的研究观点并不统一，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崇尚市场力量的观点认为包含生态环境的资本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严厉地批判了资本化，认为资本逻辑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组成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使用的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的互相作用中，认为正是资本、资本逻辑、资本制度导致了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理论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资本的效用原则属性是把一切都变成有用的体系，这当然也包括把自然生态环境也当成有用的工具；资本的增殖原则属性则使资本对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资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用是无限制无止境的。因此在资本逻辑下，生态危机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生态危机理论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资本导致生态危机的过程。其中对技术使用方面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与其他理论相比并无新意，而对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方面的分析则极大地深化了对生态危机本质的认识。高兹认为，在追求利润这一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因此，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生态平衡更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４］。阿格尔在给出异化消费概念“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５］”的同时，指出为解决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这种异化消费的无限扩大导致了对资源的无限索取，这是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更进一步，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６］”
生态危机理论揭示了产生生态危机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而且由于其逻辑上的缺陷也使得其结论显得不切实际。首先，自然生态环境的有用性本身就应该可以限制生态危机的产生。既然资本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那么生态破坏达到生态危机的程度，自然生态环境就丧失了其有用性，这同样不符合资本的本质属性。因此资本内在地存在着一种避免生态过度破坏到生态危机程度的自我限制机制。其次，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也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资本逻辑的限制力量。政府、公众、社会团体，乃至法律、社会舆论都可以形成对资本破坏生态环境的限制。第三，资本逻辑并非惟一破坏生态环境的因素。资本逻辑只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中的一种。实际上，只要存在着人类通过生产改造自然的过程，生态破坏甚至生态危机就有可能发生。玛雅文明、楼兰古国等等一些古代文明的陨落就是由于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系统崩溃［７］。第四，当代社会现实并未展现生态危机与资本制度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并非只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地，生态危机体现出与各国发达程度的高度相关：发达国家包括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都普遍较好，而发展中国家则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态问题的形势都更为严峻。尤其是那些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或者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经济都正处于迅速腾飞的阶段。
支持市场化观点的理论来源于科斯定理。认为通过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泛化了科斯定理的使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科斯定理，并用一个污染企业的例子加以说明。科斯定理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清晰的产权可以达成市场的最优化结果。当然，生态问题并不是科斯研究的重点，其所谓的由产权界定而达成的市场化最优结果也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这方面科斯有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确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８］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与产权界定不清晰，从而导致对包含生态环境的社会成本的滥用，而只要界定清楚了排污权的归属，通过市场交易，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就必然由无约束的社会成本转化为有约束的私人成本，从而限制污染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正是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一些环境学家与经济学家大力呼吁要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生态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以此来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
就这一逻辑本身而言，一些生态危机理论对其的批评并不成立。例如福斯特将市场化、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逻辑，称为“建立在环境能够并应当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神话”。市场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是公认的事实，而科斯定理也展现了包含生态环境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机理。福斯特的批评过于武断。而其他大多数对市场化与资本化观点的批驳更停留于技术与价值层面，即认为技术上难以用货币量化生态环境的价值，或强调生态环境的道德价值远高于企业产品，或认为污染的扩散效应导致污染权的界定根本无法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批评也禁不住推敲，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生态环境的货币价值是不需要技术去量化的，而市场所形成的最终结果即便包括了对环境的破坏，其破坏程度也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所共同确定的，在道德上并无不妥。
实际上，通过市场化与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的确过于理想化。例如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即便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中也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产权界定清晰的市场虽然要比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市场更能约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这种市场约束的力量一定可以强大到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吗？对这一疑问，该观点并未能给出任何解释。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虽然也存在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善，但是从总体上讲，人类改造自然是一个先生态破坏，再生态改善的过程。生态破坏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行为参与生态系统动态平衡调节的必然过程。但生态破坏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
然而，一般来讲，破坏生态环境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否则不会有人愿意去破坏生态环境），而改善生态环境则往往会消耗经济资源（如果改善生态环境可以普遍地产生经济价值，生态危机就不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几乎不会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无关紧要的，不会有人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在持续地破坏生态环境可以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条件下，人类在整体上面临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选择时，却大多会形成非理性的集体决策，选择经济价值而放弃生态价值，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这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所在。而生态危机的现实存在，也反证了人类集体决策的非理性。
进一步分析这种集体决策非理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破坏的有力约束，因而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在集体理性与如何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以奥尔森为代表，他认为“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９］。唯一可以不受这一集体行动困境限制的情况是集团的规模足够小：小到即使单个成员购买全部的公共物品，也能使个人收益大于成本；小到“搭便车”行为可以被很容易地察觉并受到谴责。
另一种观点以帕特南为代表，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关系有利于集体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行为。正是因此，他认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１０］。
本文无意去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无论是规模的限制还是社会资本的制约，二者在逻辑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均认为只有建立了集团内部对个体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才可能实现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一致性行为。这种逻辑在实质上与科斯定理的产权界定也是一致的。因此，上述理论都表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就不可能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究其实质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而导致的个体理性无法转化为集体理性的集体行动。然而，借助集体决策理论的分析逻辑虽然可以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些理论却并未给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以奥尔森为代表的集团规模限制、以帕特南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界定等莫不如此。
首先，作为普遍性社会问题的生态危机，其利益相关者必然是大量的人群，因此奥尔森的对集体规模的限制并不适用。其次，按照社会资本的观点，社会资本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发展出民主政治，并由此解决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不一致的矛盾。但从历史与现实看各国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与其是否为民主政治并无相关关系。因此，虽然社会资本的发展的确有利于形成集体一致的行为，但还不足以形成阻止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最后，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只是形成集体决策中对生态危机约束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产权界定有利于强化资本的自我约束机制，但是这种约束机制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形成对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
资本的本质属性揭示了资本既会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有用的工具，也会在自然生态环境面临危机而变成无用甚至有害时转变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改善。然而这一自我约束机制的前提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是避免生态危机的一个必要条件。
然而与社会资本类似，通过界定产权而进行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虽然有利于集体一致性行为的产生，但同样其约束力度不足以阻止生态危机的产生。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必然导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市场化，也即通俗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也正是排污权的交易过程形成了对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那么只有排污权的定价足够高，才可能阻止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都可能同时存在）。而生态危机之所以会产生，就在于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也正是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导致了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个体理性无法形成一致性的集体理性，经济价值被过度重视，而自然生态环境价值则被过度忽视。因此，对排污权的定价偏低，才是导致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难以与内在约束共同发生作用，难以阻止产生生态危机的关键。
为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有必要对前述讨论作以梳理。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集体理性决策，而深层次根源则是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危机足够有力的约束。
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在实现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实现集体理性。具体来说，第一就是要实现个体理性，即形成生态环境价值的普遍共识，这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第二就是要对生态环境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这是形成集体决策机制中约束机制的一个前提，这正在逐步地变为现实；第三就应该使排污权的市场定价足够高，这才能形成对生态危机的约束足够有力，这目前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有两个层次的集体决策：第一个层次是排污企业、被污染公众、政治力量与社会团体所形成的集体决策。其中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宣传主要由社会团体完成，对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主要由政治力量进行，而排污权的价格则是在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市场博弈中产生。第二个层次则是被污染公众的集体决策。这一层次集体决策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会随着国家法制、公共管理、社会团体的发展与产权界定的进行而自然得到解决。下面着重分析第一层次的集体决策。
在个体理性与产权界定得到解决的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市场化价格的扭曲成为第一个层次集体决策的关键。而定价的扭曲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导致的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不同。产权的界定形成了人与人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是财富的过大差距依然导致了人与人在事实意义上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在价值诉求上的差异。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污染企业，其诉求完全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只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条件下作为成本计入经济价值。而作为博弈另一方的被污染公众，则同时具备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两种诉求，即一方面希望增加收入，这包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排污权交易所得，另一方面也期望生态环境的改善。
生态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总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就业机会的增加、工资与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等经济价值相关联。而生态危机则正是由于对经济价值的过度重视而导致的对生态环境无节制的破坏。形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市场定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污染企业与每一个被污染公众分别协商定价，另一种是所有被污染公众形成一致性意见后与污染企业进行协商定价。无论哪种定价方式，都需要被污染公众具备强烈的生态环境诉求，即被污染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诉求必须要强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自然生态环境的定价才有可能达到阻止生态危机产生的价格水平。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首先要吃。生存权是人的第一诉求，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其他需求才会得以突显。虽然舍生取义在个体行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少数在经济条件不好时依然强烈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但是对于人类群体，这种行为则是不可想象的。
资本外在约束机制中的被污染公众恰恰是人所形成的群体，因此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经济利益必然成为被污染公众的首要诉求。即便在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被清晰界定的条件下，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在财富上的过大差距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市场交换的扭曲。污染企业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污染的权力，生态危机难以避免。而只有在被污染公众的基本经济诉求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也即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被污染公众才会将生态价值置于经济价值之上，在生态环境的市场化定价中要求的价格才会足以阻止污染企业无节制的生态破坏，避免生态危机。而且在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也可以达成共同承担环境改善成本的集体一致性决策。
上述分析虽然是以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为例进行的，但是适用于任何人类的生产组织形式。因为只要存在着对自然改造的人类生产，就存在着生态被破坏地区的公众对生产过程的制约，这一诉求的强度取决于公众对生态环境诉求的强度，而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公众的经济基础状况。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往往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因为只有在这一阶段，贫富差距才最为显著。而一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贫富差距的缓解，被污染公众的财富积累使得其不再将经济利益作为其首要的诉求，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改善。
这同样可以解释当前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正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才愿意接受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才难以实现污染排放的减少。只有当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经济上的富裕，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导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才会得以避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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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彭坤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同时与金融化的资本积累方式、虚拟化的“财富幻象”和投机化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危机宣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破产，冲击了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也引发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观念混乱。要消除危机，根本途径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对中国而言，则需要在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大力弘扬“以人为本”的财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站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高度，以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政治经济重大事件为研究对象，具有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金融化;经济危机;马克思;经济哲学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在金融化时代经济危机中出场的马克思经济哲学
肇始于2007年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的严重挑战是，为什么整个经济学界未能充分预见，也未能提出重要预警？这一问题实质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局限，即理想化、专门化、模型化、数学化、公式化的研究方式，把经济看作是一个理性人基础上纯粹的数量演绎的过程，脱离了现实的社会，也遮蔽了经济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的复杂关系，以至于看不到经济危机的时代变迁与根本问题，无法对一触即发的危机做出预警。对于西方经济学分析经济危机的方法论错误，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从经济哲学角度加以剖析，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P8）。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时代的重大问题需要突破西方经济学实证经验研究的局限，召唤马克思经济哲学的重新出场。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中心视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2]。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变迁与资本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发生一场以经济金融化为核心特征的体制转型，正在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以金融垄断资本为主导的新的积累和增长体制，导致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金融垄断资本成为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主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此进入前所未有的由全球金融垄断资本领导的金融化时代。而在金融垄断资本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孕育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当代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长期挤压的深刻性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盘根错节的复杂的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当代经济危机已经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和能力，成为分析当今时代特征与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重大课题，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的“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3]（P203）。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抽象力进行概括分析，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的根本优势在于“不只是单纯对当代经济生活范畴进行批判，而是对与人类的生存进化，与国民财富相关联的社会解放运动进行整体性的思考，承载着对经济现代性的系统诊断和批判”[4]。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对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系统诊断与批判，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经济哲学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是我们正确认识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基本依据。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金融化时代的经济危机必然不能摆脱这一矛盾逻辑。其次，马克思经济哲学关于“普照的光”的方法论思想为我们厘清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提供了科学指南。金融垄断资本运动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灵魂和本质，是决定和支配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关系的“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金融危机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危机，必然会对资本主义整个体系带来全面冲击。最后，马克思经济哲学为我们防范与应对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提供了理论指导。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金融垄断资本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这为身处资本主义全球化、金融化时代的中国，严密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积极应对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必要的启示。
二、经济危机根源：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马克思在分析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时，就预见到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为表现形态的虚拟资本过度扩张孕育着危机：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因而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5]（P 499-500）。同样，金融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是主权债务危机，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虚拟资本的当代形态——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内在矛盾所决定的。
首先，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的新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呈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资本积累与利润产出：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例越来越大;相比于GDP，债务越来越多;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出现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6]。金融垄断资本的过度扩展和积累，加剧国内劳资矛盾、贫富分化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马克思曾指出，有价证券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必然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份额（利息等等）的所有权证书。……资本主义社会极有权势的那部分人竭力追求这种积累形式，以便支配生产和积累的实际运动”[7]（P418-419）。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上述矛盾会在世界范围展开，从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而当金融危机出现时，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各国政府被迫介入，投放大量的资金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势必造成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债务危机。为减轻危机对自身的损害，英美等资本主义核心国利用其在国际金融调节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操控汇率、发行债券、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杠杆向拉美、东南欧等资本主义外围国家制造主权国家债务危机。
其次，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必然构造出一种“消费化、债务化、投机化”的非理性的经济生活方式，进一步诱发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将人视为充满着“物欲”的“经济动物”，形成“我消费，我存在”的消费主义理念。在这种理念刺激下，人们为了使自己有更多的钱去无节制地消费，走上了两条道路：其一是“赌”。在金融资本短期暴利的刺激下，理性经济人完全成了一个狂热的投机者，企图通过投机使自己一夜暴富。企业经营也逐渐偏离实体生产，而集中于资金放贷、房地产、股市投机等短期收益上。当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脱离生产过程窥视资本投机，所谓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开始畸形发展，越来越像参与一场赌博游戏。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8]（P531）其二是“借”。人们为了让自己在今天尽情地消费，就想方设法用明天的钱，“寅吃卯粮”。华尔街精英们也配合人们的消费欲望，设计出各种金融工具，创造出大量“明天的钱”。对此，马克思形象地说：“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只要它被贷放出去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5]（P443）而一旦出现信用不灵、借钱不还，债务不清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因此，金融债务危机本身也是一场生活方式危机[9]。
最后，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经济行动的背后都必然蕴含着经济伦理与财富价值观念的支撑。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弥漫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商品货币化、货币信用化、信用金融化、金融虚拟化的助推下凝结成一种以财富的数字化、信息化、符号化、虚拟化为特征的“财富幻象”，并成为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精神触发器[10]。股票、债券、基金以及数不清的金融衍生产品，开辟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商品交易市场，以此来创造更多的财富空间：一张一元面值的股票，可以完全脱离发行股票的企业经营情况而被“炒”到十倍、百倍面值价格之上。本来就是“虚拟”的金融产品，被再一次“虚化”成为纯粹的数字符号。所谓的金融创新活动也演变成一场永无止境的生命追逐游戏——虚拟财富数量的积累游戏。这一过程的精神实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几乎所有的资本持有者都患有一种“增殖狂想病”，做梦都想着绕过生产过程而赚到更多的钱。
三、经济危机影响：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体系与理念的解构
周期性经济危机折射出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危机的爆发也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严重威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早就指出，“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11]（P391）。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看，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作为后续余波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冲击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世界体系及其经济伦理价值观念。美国左翼学者乔尔·戈伊尔将其标识为“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12] 。
其一，宣告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破产。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英美资本主义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这些政策深化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加剧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而今，市场、追求利润和竞争等一系列政策理念，已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相反，它本身成了问题的根源”，“转变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应该成为新时代的主流”[13]。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欧陆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福利费用不仅扩大了公共支出，大大推高了国家财政债务水平，经济基础日益债务化。高福利、高债务超越了资本积累所能保证的自身限度，是导致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其二，冲击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形成了以美元霸权为基础，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世界体系。金融危机使得英美等霸权国在这一体系中的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力、统治力、影响力严重下降。同时，经过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连续数十年的不平衡发展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核心国与外围国的差距不断扩大。英美核心国为了转移此次金融危机的压力，对外围国的剥夺性积累，必将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体系边缘与核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世界体系随之陷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投机泡沫以及最大水平的多重债务之中”[14]。
其三，引发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与价值观念危机。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长期隐藏着的道德危机，特别是华尔街的一些金融家的贪婪和漠视职业道德、内幕交易、肆意投机、蓄意欺骗。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用凯恩斯主义手段对待富人，承揽私人机构债务，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而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却用自由主义手段对待大众，削减社会基本保障支出。因此，对前景渺茫的焦虑感、对财富被剥夺的愤怒感、对民主制度的失望感、对金融权贵的仇恨感交织在一起，从而激起民众强大的游行示威浪潮。从希腊、巴黎的社会骚乱到美国“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运动都表明资本主义陷入了“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的社会政治危机。这一切，正像马克思在《法国的经济危机》所言：“危机总是给工人带来可怕的灾难，激起普遍的革命义愤，并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15]（P363）
四、经济危机启示：重塑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经济体制、道路与价值观
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看，消灭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建立“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社会所有制”。在这时，货币、金融资本都失去了私有性、垄断性而被社会化了，“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3]（P287）。在走向这一未来社会的过程中，面临金融化资本主义挑战，中国该如何协调货币、金融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防范与化解经济危机呢？
首先，从根本制度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16]（P149）。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它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区别就是人民性、公共性。一方面，我们的一切经济、金融政策都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应该是“一个新的、更加理性和平等的体制，它不以无穷地追逐货币财富，而是以满足人类的真实需要为目的”[17]。另一方面，在坚持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计划进行宏观调控，用计划的手段来弥补市场的缺陷，通过国家计划调控来避免经济金融的动荡，保证人民共同利益的实现。
其次，从社会发展模式上破除增长至上、资本至上、利润至上的生产主义模式，积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相协调的“五位一体”的和谐社会建设。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在于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新的社会发展中，“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工作和满意的工作环境，而不是失业和过劳。每个人都会有一份足够的收入，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富有而大多数人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国家将会为人们提供共同的消费需求，而不是去削减有价值的公共项目。保证每个人从出生到终老都有满意的居住条件，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持续不稳定状况”[18]。
最后，从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上，重塑“以人为本”的财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11]（P479）马克思在“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前提下，强调了财富的主体发展向度，即社会能够在财富的物的生产过程中不断提升人的发展自我的能力、丰富人的社会关系、满足人的多层次的需要，发掘人的多方面的潜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理性的财富心态与生活方式，有助于将追求财富的欲望与行动限定在合理的界限，避免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狂热、盲目与利令智昏。
五、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经济哲学批判的当代意义
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使命的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根本特质在于：“力求把经济问题与人、生产劳动和社会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从社会历史的根本结构和发展规律上对经济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在驱动机制，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深层结合。”[19]因此，当前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最紧迫的任务是必须立足现实，面对时代，为捕捉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问题而提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的哲学视角。马克思经济哲学必须突破单纯的文本解读与理论阐释，强力介入现实社会，在社会世界的变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超越西方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狭窄视角，站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高度，以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政治经济重大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就具有了实践与理论的双重价值。
一方面，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看，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是当代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西方经济学所谓的金融部门的监管缺位、政策低估和信用缺失等问题，显然还只是停留于金融危机的外在表象：“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20]（P699）当代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在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内部与外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因此，防范和化解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需要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在具体路径上也需要从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生活方式、财富价值观念等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入手。另一方面，对于在金融危机中凸显出来的金融资本与当代资本主义新趋势;货币、金融、资本市场的发育与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货币化、金融化、虚拟化与现代人的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等重大现实问题，无论是实证的经济学和金融学，还是思辨的传统哲学，单一学科与视角都无法给予完整、透彻的分析与阐释。所以，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的马克思经济哲学正是解决我们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理论综合，从而提升对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解深度。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在实现与马克思主义体系内各学科对话的同时，大力借鉴与汲取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理论成果，在具体的情境中对重大现实问题作出审慎有度的分析和总结，拓宽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学科视野、深化理论内涵、提升研究水平，有利于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体现出其所具有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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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影响甚巨，但其内在缺陷也在经济学方法论文献中表现出来。波普尔的自然科学哲学内部，以及他的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之间的张力，使证伪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面临严重困难。对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否定性评价，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无法从波普尔哲学中获得某些洞见。
关键词：波普尔；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哲学；黑格尔哲学；经济学；市民社会
[作者简介]王嘉曦（1990-），女，汉族，天津市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关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经济学探究的缘由分析
马克思在读大学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针对历史和哲学，并没有涉及到有关经济学相关的内容。随着马克思对社会情况的认知程度加深，他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并且逐渐走上了与政治思想进行斗争的道路。在《莱茵报》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让马克思从一名纯粹的哲学家逐渐转化为主张如何更好的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现实主义思想家，同时马克思意识到：“人们之所以要斗争、要争取，其实都与人们的利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倘若不从利益关系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那么将永远无法正确理解为什么不同的阶级对同一个问题的态度居然如此之不同；还有基层农民的生活状况，这些都将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基本利益。就是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促使马克思开始对经济学相关的内容进行研究。尤其是从1843年到1844年，马克思加深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还意识到了经济问题才是当前社会民众更为关注的问题。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立场彻底划清了界限。此时，马克思也提出了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相反的观点，认为倘若要探讨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的原因、性质、过程，那么就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入手，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之所以会与国家出现分离，这是历史不断发展的结果，并且认为这种“分离”是社会矛盾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个矛盾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入手，并且要在历史发展到一种水平之上才能将其解决。在这个阶段，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市民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对市民社会进行研究，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内容分析
从马克思经济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这个过程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转变，虽然在此时他还没有系统的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所以也无法理解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古典经济的批判，更谈不上超越，但是这个阶段的发展为后续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进行分析，可以明确其经济学观点主要以理论形式进行表达，其目标是为了能够证明“政治经济学”这种具有个人主义内容的经济学观点属于公共领域范围之中的内容，并且认为“政治经济学”具有在经济领域中“整体性”特征。关于“市民社会”很多哲学家都认为其意思其实应该与“政治国家”这个词的意思一样，即与自然状态对应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黑格尔法哲学内容当中隐藏着哪些经济学内容？马克思是如何理解这些经济学内容以及对他自身研究的影响？具体如下：
（一）“自由”是黑格尔构建“市民社会”的基本概念
从市民社会的特点来看，每一个人的行为都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就必然变现为“法律”。从黑格尔法哲学来分析，能够得知黑格尔的观点是：在所有权的基础上，人才能作为理性而存在，同时提出人的性质应该由私有财产来决定。在这个观点之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之中有关商品交换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物本身都是无目的之物，倘若将人的意志与物品结合，那么物则会成为“我之物”，这是黑格尔法哲学中所提出的社会产品商品化的原则，也就是任何东西，包括人都可以作为买卖的对象。之所以说“自由”是黑格尔构建“市民社会”的基本概念，主要还是因为黑格尔还将这个商品化原则与当时的一些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以及科学活动进行结合。由此可见，黑格尔崇尚这种“自由”，并且认为所有财产的本身就是本质的目的。所以，从黑格尔的种种观点来看，“自由”是黑格尔构建“市民社会”的基本概念。
（二）注重私有财产的合理性
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他非常注重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因为他认为人的意志在作为占有对象的物中是以单个人的意志出现的，黑格尔反对公有财产，并反对均分财产，而且认为所谓“平等”那只是一种原始的概念，在现行社会中是根本行不通的。在对物的转让的论述中，黑格尔表明了对工人出卖劳动力的看法，他认为工人把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力量的一部分转让（出卖） 给资本家，这是符合自由原则的，因为工人的出卖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工人自己本身还是自由的。
（三）市民社会等同于经济关系
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且指出：在市民社会中，人通常都会以个人意志为主，选择利己的方式进行交流与沟通，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发展的过程中一般都会以自己为中心，除此之外的东西都是虚无缥缈的。众所周知，社会决定了人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工作、权力、福利是交集在一起的，人是社会团体的一员，一旦离开这个社会团体就难以生存。黑格尔以自己的观点为基础，将资产社会划分成为：实体性的等级，主要指农业等级；产业等级，主要指手工业、工业以及商业等级；普遍等级，主要是指国家的公职人员，即没有直接参与劳动的人。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有这些特点：第一，崇尚资产阶级“自由观”，并且认为人与人的交流是建立在个人意志（利己主义）基础上；第二，私有财产合理的重要性，商品交换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一点与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样的；第三，黑格尔对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分析，这方面他充分考虑到了生产运动本身会发展和进步，而且生产运动对社会作用存在一定的规律，综合分析之后猜测社会可能出现两极化。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很难解决的矛盾。
三、黑格尔法哲学的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影響
（一）在物质利益上，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是敌对关系
由于受到黑格尔法哲学中经济学内容的影响，马克思经济哲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三大阶级，在关系上并不是和谐的，而是敌对关系。将社会划分成为三大阶级，这是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斯密（Adam Oliver Smith）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变动，但是这种变动仅仅体现在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衰落、繁荣这三个状态之间的变化。然而与这种永恒制度有着对应关联的，就是将人们划分成为三个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本家以及工人。国民由三个阶级组成，并且他认为这种结构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合理结构，称之为“天然秩序”。然而，马克思则针对性的指出：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而是敌对，甚至是斗争，并且还对市民社会普遍性的特点进行了阐述：从国民经济学相关理论角度来看，各种利益的敌对性对立、斗争、战争，被承认是社会组织的基础。然而出现这样的情况似乎与黑格尔将市民社会描述成矛盾体系有着一定的关联，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矛盾性的启发才使得马克思从现实社会关系矛盾的角度去对资本资本主义进行深入考察。
（二）市民社会阶级构图将走向两极分化
“竞争”可以将其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机体之间的普遍规律。从市民社会的特点来看，最明显的竞争就是阶级对立。马克思经济哲学也主要是根据“竞争”进行研究的，进而将整个社会的基本历史规律揭露出来，并且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暂时性”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竞争不仅会促使资本加快积累并成为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且由于大小资本家的竞争。还有一部分土地拥有者则开始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土地，从而将地租转化成为资本，使其土地所有者与农奴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为资本家与农业工人之间的矛盾。此外，由于大小地产之间也需要进行不断的竞争，这样便会导致这些大地产会逐渐“集中”，大小地产之间的竞争以及地产的不断“集中”会将资本主义更多的贫民以及相关的活动逐渐推向了敌对方面，进而导致敌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大地产也无法幸免的被陷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竞争的泥潭当中。一旦陷于“竞争”，那么必然会受到商品生产规律的支配。因此，马克思指出：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其结果是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差别会逐渐消失，使其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只剩下两个阶级，即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从政治经济学的三阶级市民社会到马克思的两阶级市民社会，从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的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是对现实经济运动进行深入研究考察而得出的结论。
（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探讨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探讨，马克思受到市民社会矛盾运用思想方面的影响，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居民对于生产的数量、性质、质量以及适应程度方面的确定，这些都应该是完全自由的。每一个人都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自由自在的交换自己的物品。因此，构成自由经济统一整个的主要因素有这些：权力滥用、无限制竞争、自由交换，随着这些因素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将进入到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在这种盲目状态下，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分工更加深化。一方面，在分工的趋势下，能够加快资本的积累；另外一个方面，随着分工人数的增长与分工的发展，两个因素会实现相互促进的目标，并且会成正比例不断增加。随着分工的发展以及人数的增加，能够引起劳动力生产力的提升以资本的预先积累为基础，因此，资本的不断扩大会使其同一劳动量生产的产品不断增加。马克思在《手稿》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其目的是为了对市民社会进行更加全面、准确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理解耸立于之上的国家大厦。一开始，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是黑格尔的法哲学，但是随着批判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个人科学思维的习惯决定了他应该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的经济学内容进行深入去分析与把握，并且从中受到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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