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文化软实力；走出去
一、文化生态视域下中国英语的使命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强调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關系，是生态学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文化嫁接的一个新概念。文化生态化是指在世界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中，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一切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在继承与发扬本土民族特色文化的同时，在不断吸收其他国家文化的精髓，从而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呈现出和谐发展与大繁荣的景象。那么文化的发展必然会推进其载体——语言的不断丰富与创新。中国英语的出现恰恰反映出世界文化生态化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中国英语彰显语言跨文化交际的魅力，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底蕴，赋予了语言的创新性，它肩负着能够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让世界来恰当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重任，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境
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政府积极应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生态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它也是国家提升综合竞争力的伟大战略。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政府近年来建设中国文化的突出主题。面对文化生态发展时代，全球文化生态链需要中国文化元素。然而与现代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文化“走出去”依然任重道远，需要解决文化输入内容单一、方式陈旧、文化认可度低等问题。
1.文化输出内容单一
一提起中国文化，大多数外国人会想到中国茶文化、中国武术文化、中国京剧文化、中国丝绸文化、中国瓷器文化等。国际友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中国传统文化输出层面。但对于中国文化其他方面了解不够。比如：中国高等学府、大众传媒作品、当代文学作品、高精端产业等。
2.文化输出方式单调
在国际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今天，各国争先抢占国际文化市场，进而拉动国内经济、文化大幅提升。然而，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品占国际文化市场份额较小，出现文化贸易逆差。而我国文化输入方式多为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等，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古国的地位不相符合，也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3.文化认可度单一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中西方文化与思维认识的差异，传统文化的普世性和审美性容易走进西方社会，在文化输出中占有主体地位。但对中国文化输出中带有政府背景和宣传色彩的文化充满警惕与排斥，致使严重影响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扬。
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对策思考
1.丰富中国文化输出内容
在文化输出过程中，除了要进一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还要加大对中国现代、当代优秀文学文化作品的宣传与输出。充分发挥中国英语这一强有力的语言工具，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核心价值理念。
2.优化中国文化输出路径
大力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产业的先进做法，壮大中国文化产业，抢占国际文化市场的先机，扭转文化贸易逆差。比如：创造电视文化节目品牌，发展中国文化。《舌尖上的中国》颇受大众欢迎，建议此栏目面向海外，配合中国英语的翻译，会受到良好的效果。
3.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可接受度
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重要窗口是宣传资料、政府工作报告等。充分发挥翻译活动的作用，增加外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度。
参考文献：
[1]任成金.中国文化走出的历史借鉴与现实选择[J].中州学刊，2015.
[2]任东升，马婷.汉语经典翻译中国英语的文化主体地位[J]. 当代外语研究，2014.
作者简介：曹东波，女，1980年出生，硕士，讲师，英语教育 英语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规划基金项目“文化生态视域下中国英语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15CYY008）；2015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与高校社科联合作课题“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汉英翻译中的中国英语研究—基于近5年政府工作报告热词英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slgslhl-112）。
编辑 尹 军
中国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莎士比亚戏剧因为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当时中国社会反抗封建专制思想、传播西方民主自由精神的需求相契合，最早传播到中国，成为在当时上演剧目和场次最多的外国戏剧作品。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丰富、由选段到全本、由单一演出形式到多种演出形式的发展过程。莎剧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不仅沟通了中西方文化，推动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改革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莎士比亚戏剧;中国话剧;演出;传播
20世纪初期，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思想界获得空前的解放，各种外来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传播内容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民主，抨击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五四”时期是我国文学传统发生“突变”，开始全面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萌芽期。因为莎士比亚作品中包含着文艺复兴时期最先进的人文主义理想，剧中塑造的很多人物已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加上戏剧的舞台表演特点，所以莎剧最早传播到中国，成为在当时中国舞台上演出剧目和场次最多的西方戏剧作品，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莎剧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背景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时代，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反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改良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戏曲改良运动勃然兴起。梁启超、陈独秀等人力主革新传统旧戏，认为它们“内容陈腐、形式僵化”，无法反映社会现实。在他们的倡导下，戏曲改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戏曲改良运动“强调戏曲的社会功能，呼吁用戏曲艺术批判旧思想、旧文化，用戏曲形式宣传民主、移风易俗、激励民族精神”①。随着戏曲改良运动的深入发展，戏曲界开始引进“新派新剧”，并冠之以“新剧”或“新戏”的名目，这些新戏以翻译或改编西方经典剧目为主。莎士比亚戏剧因其深厚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引入中国，被中国学界所接受，以话剧的形式进行思想宣传。
“20世纪是中国戏曲现代戏探索、实践的历史时期，也是戏曲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如何适应观众的审美新要求，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②莎剧与中国传统戏曲，虽然在产生的时间和空间上都相距甚远，但它们在产生原因、剧本创造、表演形式、受众人群等方面都具有许多相同的艺术特征。这些共通性是莎剧能够在20世纪初登上中国舞台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莎剧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演出
1.莎剧在中国的早期译介
莎士比亚的名字最初是通过译介及剧本翻译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在19世纪上半叶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中，提到“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③。这里的“沙士比阿”即为莎士比亚。“可见，莎士比亚的名字最初是随着《四洲志》的问世被偶然引入中国的。但这种引入，从一开始就表现了中国人渴望了解世界、励精图治、振兴华夏的强烈愿望。”④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学东渐，不断有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在译介的著作中多次提及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成就，所用的译名不同，如“舌克斯毕”“筛斯比尔”“沙斯皮耳”“舍克斯毕尔”等。20世纪初，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开始采用“莎士比亚”这一译名，从此这一译名通用至今。
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翻译出版由英国散文家兰姆姐弟共同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用文言文选译了其中10个故事，取名为《澥外奇谭》，中国人开始了解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和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完整译本，书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包含20个故事。该译本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早期话剧舞台上改编与演出莎剧的重要蓝本，影响着莎剧在这一时期的表演风格。
1921年，田漢第一次用白话文翻译发表完整的莎翁作品《哈孟雷特》。1922年，田汉出版《哈孟雷特》单行本。“1922年3月，《少年中国》第4卷第1期上刊登了田汉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作为《莎氏杰作集》第六种出版。1924年，《威尼斯商人》由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其导言介绍了该剧的内容与价值，这是中国第一部《威尼斯商人》的中文译本，该译名后被普遍采用。1929年10月，周越然所著《莎士比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为‘万有文库’第一集第一千种。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莎士比亚的著作。”⑤
2.中国学生的早期莎剧演出
1896年7月18日，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公开用英语演出《威尼斯商人》选段，这是莎剧在中国舞台上的最早演出。在20世纪初中国学生的莎剧演出中，《威尼斯商人》的搬演最多。1902年7月18日，圣约翰大学外语系毕业生再度用英语演出《威尼斯商人》。“1913年1月7日至2月5日，上海城东女学社在寒假期间举行的游艺会演上，女学生吴传绚等人有声有色地演出了新剧《女律师》，成为迄今留有记录的中国人用国语演出的第一部莎翁戏剧。”⑥该剧由包天笑根据《威尼斯商人》改编而来，演员全部由女学生担任。
1921年12月，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女校青年会组织学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连续两天演出《第十二夜》，演员全部由女学生担任。著名话剧家、爱美剧的倡导者陈大悲称赞该剧“段段有精彩，幕幕有神韵……演作底美，音乐底美，剧情底美，都能使我忘却生在这个世界中”⑦。据《燕京大学女校课程补充报告》记载，“燕大女校在1920—1924年间曾先后排演过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无风兴浪》《驯悍记》;1926年3月还排演过莎士比亚的喜剧《有情眷属》”⑧。这些演出角色全部由女生扮演。1924年，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生用英语演出《威尼斯商人》。
1930年5月，天津中西女校组织毕业生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如愿》（又名《皆大欢喜》）。该剧由外籍教师担任导演，主角玫瑰莲（即罗瑟琳）由年仅19岁的金润芝（即后来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丹尼）扮演。这是一次新颖别致而又具有较大难度的演出，不仅所有角色均由女生扮演，而且全部念白均使用英语。这次演出取得巨大成功，获得广泛好评。在该剧演出前，《北洋画报》专门以《中西女校毕业班表演的英文剧》为题，在时间、地点、剧目以及演员阵容方面对其进行详细介绍，特别指出：“剧内玫瑰莲与雪丽之天真，尔兰德之勇敢，并小丑特曲司本之滑稽，与十九世纪英国最有名的一班演员所扮演，无所轩轾。”⑨《京津泰晤士报》发表黄佐临的英文剧评《莎士比亚的〈如愿〉——评天津中西女校的毕业演出》。文中对这次演出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尤其称赞金润芝的表演。1930年7月，上海戏剧协社在四马路丹桂第一台举行很有影响的第15次演出，剧目为《威尼斯商人》，演员全是大中学生，演出严肃认真，获得较大成功。
3.中国职业剧团的早期莎剧演出
中国职业剧团的早期莎剧演出，是从1913年7月郑正秋领导的新民社公演话剧《肉券》开始的。该剧根据林纾、魏易合译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中的《威尼斯商人》故事改编，采用幕表方式，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市民观众的热烈欢迎，开启了中国职业剧团的第一次莎剧公演。之后，很多剧团使用不同的译名如《女律师》《一磅肉》《借债割肉》等反复搬演该剧。《威尼斯商人》对我国的文明戏和后来的滑稽戏以及日后的话剧，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4年2月16日，新剧同志会在上海宁绍码头竞舞台公演《女律师》。新剧同志会于1912年由新剧家陆镜若组织，1914年租借谋得利小剧场，取名春柳剧场，进行长期职业公演。此次演出采用“五彩电光新奇景”。安东尼由能忍扮演，巴山奴由周维新扮演，巴仆葛兰茵由天民扮演，鲍棣霞由胡恨生扮演，薛禄克由苍梅扮演，贝乃良律师由董天涯扮演。该剧幕表详细、台词事先安排，形式整齊合理，演员之间配合默契，被评论界称赞为一出“绝妙好戏”⑩。同年，陆镜若主持的春柳剧场根据《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改编，采用幕表制演出《铸情》，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最早的演出。陆镜若还改编演出了《奥瑟罗》（译名《倭塞罗》），为五幕剧，人物、姓名均改成中国式，是一部中国化了的改写本。
1915年，民鸣社上演“奇巧布景”的新剧《借债割肉》，剧名取自1903年上海达文社出版的《澥外奇谭》第二章中的一个题目“燕敦里借债取肉”。巴山奴由郑正秋扮演，薛禄克（夏洛克）由著名喜剧演员徐半梅扮演，安东尼由冰血扮演，鲍棣霞由著名旦角演员汪优游扮演，葛兰茵由啸天扮演，贝乃良由著名生角、新剧家朱双云扮演。这是中国文明戏时期一次影响较大的莎剧演出，曾轰动一时。其中的几位主要演员，如郑正秋、徐半梅、汪优游、朱双云等，都是早期话剧剧坛上的佼佼者。这次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被评论界誉为“自有新剧以来未有之大观”B11。
1916年，为了讽刺袁世凯复辟称帝，新民社上演了根据《麦克白》改编的文明戏《窃国贼》，并在申报上登出大幅广告：“为人臣而窃君窃国，私通君后;为人弟而盗嫂盗政权。父仇不共戴天，而母且夫事乎杀父之仇，不得以装疯作戏，以娘心，到头来大家难逃一死，此其惨为何如惨……”B12
1930年5月，上海戏剧协社在北四川路中央大会堂分别演出四场《威尼斯商人》。应云卫任导演，虞岫云扮演鲍西亚，沈潼扮演夏洛克，陈宪谟扮演巴山奴，黄一美扮演安东尼，顾秀中扮演女仆。这是上海戏剧协社第14次公演，演出采用顾仲彝译本。顾仲彝为了适应演出的舞台条件，将这个剧本改成五幕八场。此次演出由孟君谋担任舞美设计，采用写实立体布景，服装设计新颖。这次演出是莎士比亚戏剧正式登上中国舞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中国舞台上用汉语按照现代话剧要求所做的最早的正式莎剧公演。
从学生用英语演出学生话剧，到专业剧团用汉语演出现代话剧，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演出见证了中国现代话剧的产生与发展。
三、莎剧在中国舞台早期演出的特点
莎剧在20世纪初以文明戏形式登临中国舞台。文明戏和中国的传统戏曲不同，它是介于戏曲和话剧的中间形式。20世纪20年代，话剧演出在中国兴起。莎剧最早在学校上演，然后由职业社团、职业演员演出，不断发展、日益成熟。20世纪30年代后，莎剧演出剧目和场次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演出形式多种多样。“在早期话剧时期，中国话剧舞台上至少上演了20个以上的莎士比亚剧本，但剧名大都做了改动”B13，莎士比亚是早期中国话剧舞台上演剧目最多的外国戏剧家，上演的莎剧包含悲剧、喜剧、趣剧、浪漫剧、传奇剧等，涉及《奥赛罗》《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十二夜》《仲夏夜之梦》等莎翁名作。
作为中国话剧雏形的“学生话剧”起源于教会学校，开创了在中国用英语和汉语演出莎剧的先河。“学生话剧”演出的特点是：所有角色全由女生扮演或全由男生扮演，1927年后开始男女同台演出。演员多是外语系学生，用英语念白，起初表演最多的剧目是《威尼斯商人》。
和学生演出不同，职业社团的演员阵容强大，最初女角由男角反串，男女同台表演的情况很少。1923年开始由男女合演，采用不同译本用汉语演出。职业剧团演出的剧目大都是改写本，故事梗概源自莎翁剧作，故事地点、人物和剧名，都以中国方式出现。文明戏时期的演出以突出社会教化功能为主，直到1930年上海戏剧协社的演出开始“呈现出本真文化艺术的魅力”B14。
莎剧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丰富、由选段到全本、由单一演出形式到多种演出形式的过程。在这个不断丰富、完善的发展过程中，莎剧的早期演出呈现出以下特点：演出时没有完整的剧本可以遵循，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演出剧目的情节大纲，演员需要根据情节发展进行即兴表演，对演员的表演能力和应变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在艺术观念上不追求忠于原著，主要是对西方戏剧进行简单的模仿，模仿其逼真的布景、剧场的布置等外在形式。
四、莎剧演出在中国的影响
从1896年《威尼斯商人》由学生在中国舞台演出后，《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等著名莎剧相继在中国舞台上演，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欢迎。中国莎剧演出从文明戏到话剧形式后，又扩展到歌剧、芭蕾舞剧，以及京剧、昆曲、黄梅戏、豫剧、庐剧等多种中国传统戏曲形式。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早期演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1.沟通中西方文化
一方面，莎剧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演出传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起到改造中国旧文化、教化强国的作用。莎剧演出打破了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以改良过的欧美新文化替代旧文化，进一步启迪民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加深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莎士比亚戏剧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当时中国社会反抗封建专制思想、传播西方民主自由精神的需求相契合，容易在近代先驱者心灵中产生共鸣。《威尼斯商人》因其在个性、思想解放上对中国妇女解放观念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五四”前后被多次改编，在中国舞台上上演的场次最多。莎剧在中国的多次改编与演出表明，莎士比亚的作品已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兴趣，受到人们的喜爱。
另一方面，莎剧在中国的早期演出丰富了莎翁剧作的内涵。莎士比亚戏剧在西方取得经典地位并不在于其故事情节的离奇，也不在于其社会教化作用;中国舞台上改编和演出莎翁戏剧时，却有意凸显了这些，关注了西方人没有关注的因素。受中国传统戏曲审美的影响，在莎剧改编过程中，不但突显故事的传奇性，还将故事中能与社会教化功能相关的元素前景化。这种跨文化演出将莎氏剧作“从原来的语境中剥离出来”，进行改造，并“挪用于其他目的”B15，丰富了莎士比亚剧作的内涵。
2.推动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
一方面，莎剧在中国的早期演出奠定了现代话剧的基础。话剧（英文为Drama）是20世纪初经日本传入中国的外来戏剧形式，最初被称作新剧或文明戏，1928年洪深创造性地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中国话剧从此得名。莎剧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同我国现代话剧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我国现代话剧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说中国人最初看西方戏剧，大都带着一种猎奇眼光，是因为他们注意的往往不是戏剧艺术本身，而对西方戏剧的多种附加因素更加感兴趣。”B16文明戏时期，为了适应当时社会革新的需求，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外来演出剧目之一，充分发挥其社会政治功能，利用戏剧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宣传革命，起到唤醒民众、启迪民智的积极作用。“虽说文明新戏期间，国人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莎氏文本，只是简单的‘文化模仿’，但其故事情节丰富了中国早期话剧舞台，推动了中国话剧的发展，也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铺垫。”B17
另一方面，莎剧在中国的早期演出为中国话剧培养了优秀人才。不少剧作家、话剧工作者通过莎士比亚作品了解西方文化，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我国话剧事业的开拓者田汉、夏衍、曹禺、郭沫若、老舍、欧阳予倩、阳翰笙、熊佛西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受过莎剧的影响。莎剧在中国的早期演出，为我国话剧事业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演员和导演。大学校园的戏剧活动“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从校园起步的著名戏剧家。这些戏剧家在学生时代一般都受到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启蒙，并逐渐成长为戏剧界的泰斗，逐步走向戏剧艺术的辉煌殿堂”B18。著名话剧导演黄佐临就是在观看1924年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班用英文演出的《威尼斯商人》后，开始对莎士比亚产生浓厚兴趣。中国早期话剧的最重要编剧人郑正秋，所编的外国戏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主，在剧本的取材和主题上坚持社会启蒙和改良社会的方向。此外，还有应云卫、顾仲彝等，都是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话剧的组织者和奠基者。伴随着早期的莎剧演出，我国一些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及表演艺术家成长起来。例如，金润芝在1930年5月天津中西女校毕业班公演的《如愿》中担任女主角，后来逐渐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3.促进中国传统戏曲的改革
20世纪初莎剧在中国舞台上通过文明戏的演出对我国的传统戏曲产生很大影响，在戏曲形式、剧情建构等方面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莎剧在中国的早期演出对于戏剧界汲取莎士比亚作品精华，增添民族戏剧的表现力，发展民族的戏剧，具有开拓性与奠基性的意义。
一方面，莎剧故事的改编打破了中国戏曲表现“正人理趣”的传统。受莎剧的影响，“情”和“欲”开始成为一些优秀新剧审美表现的中心。B19如陆镜若在代表作《家庭恩怨记》中讲述了王重申与梅仙两个年轻人的纯真爱情故事，重申自杀后，梅仙发疯，在花园中手执花朵唱着“花开花落年年在，人死一去不复返”，然后将手中的花儿狠命地撕得粉碎，那种凄怆绝望之情，与《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娅相似。又如郑正秋的《情空》，深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影响，在剧情上突出情爱的可贵与被毁灭的遗恨，注重对人情、人性的描绘，体现出以人的内在生命形态为表现对象的新的戏剧意识。
另一方面，在莎剧影响下，文明戏既追求情节的曲折性和传奇性，又注重描摹人物性格和内在心理的复杂性。陆镜若在创作《家庭恩怨记》时，既描写主人公王伯良私欲膨胀、偏听偏信、刚愎自用等悲剧性的性格心理因素，又对他寄予深切的同情。“如欧阳予倩所说：‘像王伯良这样的人脑筋简单、知识浅薄，但是性格比较爽快，心地比较单纯，尽管他会做些糊涂事，经过一番打击之后，也可能幡然悔改重新做人，他用一分好心肠给了这样的人一点可能有的希望，希望他们在社会上做点好事，还希望他们能够爱国……这个戏悲剧的气氛比较强烈，而作者的态度是温和的。”B20
时至今日，莎剧在中国舞台上已走过一百余年的历史，由最初学生稚嫩的表演到今天与京剧、川剧、粤剧、昆剧、豫剧、越剧等多个剧种的完美融合及大胆改编，可谓形式多样、异彩纷呈。梳理莎剧在中国舞台上的早期传播情況，有助于我们了解戏曲艺术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学习中国早期戏剧家的探索精神，不断推陈出新，使中国话剧在下一个百年里继续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注釋
①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87页。
②何玉人：《20世纪中国戏曲的历史回顾》，《艺术百家》2015年第3期。
③⑤潘薇：《20世纪上半叶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④李伟昉：《接受与流变：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⑥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342页。
⑦陈大悲：《十二月二十晚的〈第十二夜〉》，《晨报副刊》1921年12月25日。
⑧王翠艳：《新教育场域中的女性文艺景观——20世纪20年代燕大女校演剧活动考述》，《文艺研究》2015年第9期。
⑨杨秀玲：《黄佐临、丹尼早年在天津的莎剧活动》，《戏剧文学》2012年第10期。
⑩B11曹树钧、孙福良：《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哈尔滨出版社，1989年，第75—76、73—74页。
B12《申报》1916年3月11日。
B13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B14B17孙艳娜：《莎士比亚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接受与流变》，《国外文学》2014年第4期。
B15[德]艾丽卡.费舍尔-李希特：《让表演文化经纬交织：重新思考“跨文化戏剧”》，《戏剧》2013年第3期。
B16袁国兴：《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B18桂迎：《大学校园戏剧活动初探》，《戏剧艺术》1996年第4期。
B19叶庄新：《跨越文化的戏剧旅程——莎士比亚与中国现代戏剧》，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5页。
B20孟真宇：《回望春柳——浅谈〈家庭恩怨记〉导演构思》，《戏剧之家》2018年第15期。
责任编辑：绿 叶
Key words：Shakespeare′s dramas; Chinese dramas; performance; communication
中国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有失偏颇，然而，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本文在分析中华大地地理特征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地理环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
【作 者】许 彬，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730020；谢 忠，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湘潭，411201
On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XuBin，XieZhong
Key words: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hineseNation ； diversity in unity; pattern; influence.
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过：“在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时，首先遇到的是制约每个民族发展的力量——它的自然条件，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特征，对民族的历史生活过程有着强烈的影响。”[1]因此，考察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必须从分析中华先民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入手。
所谓地理环境是一个与社会环境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与某一人类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它是每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发祥地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四周由天然屏障构成一个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幅员辽阔，地形、土壤与气候等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中央平原地势开阔、生态条件得天独厚，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内部结构完整并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我们可称之为“中华大地”。中华大地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一、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这是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大熔炉”
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关系，首先必须界定我国的历史疆域。然而，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国”一词的内涵与外延都经历了多次演变，其疆域面积、民族成分也发生过多次变化。[2]因此，如何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历来是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在这个具有重大政治历史影响的方法论问题上，由于研究者各自的视角不同，当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方法：一是“上溯法”，主张由今及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出发去研究中国历史；①二是“下叙法”，主张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自古而今地叙述中国历史；②三是“截取法”，主张按照1840年以前的清朝疆域来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学术界之所以在中国历史疆域这个问题上至今仍未达成共识，是因为上述三种观点都各有利弊。“上溯法”虽然照顾了当代政治的现实，但是以今套古，难免有削足适履的弊端，而且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来说，这也是不足取的；“下叙法”，从“中国”的历史演变出发，把“中国”等同于中原王朝，不仅难免有大汉族主义的嫌疑(因为汉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最多、统治的时间最长)，而且必然导致“未纳入中原王朝势力范围的民族就是外国和异族”的历史悖论；“截取法”实质上也是一种“上溯法”，只不过上溯的起始时间稍微提前了一些，而且在疆域面积上对我国最为有利。
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还是从有利于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来看，中华先民的生存空间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稳定并且大体一致的地理范围，而且，这个地理范围并不存在一条人为疆界，而是由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条“自然疆域”。中华大地的东面及东南濒临浩淼无边的大海大洋，北方和东北绵延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荒原草地和原始森林，西边和西北是万里黄沙与高山雪峰相间隔，西南则有气势绝伦的喜马拉雅山脉，呈新月形环绕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南侧，成为中华大地与南亚次大陆的天然分界。可见，虽然中华大地与东南亚诸国和朝鲜等国相接之处较为畅通，但就其整个地理环境而言，基本上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自然疆域”。这条自然疆域同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1820年清朝《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所确认、并得到沙俄与西欧列强承认的疆域基本吻合。
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华民族栖息之地的大致描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种早期华夏族的“四至”观，已相当明确地概括出我国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特征。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时指出：“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3]中华大地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特征为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奠定了共同的心理认同和地域基础。
一方面，基于对中华大地半封闭性特征的朴素认识，中华各族先民形成和发展了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大一统思想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萌发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随着秦汉的初步统一得到正式确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演变为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4]中华大一统思想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表现为强调“中华一体”、“华夷一统”，它作为中华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认同，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华大一统思想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延续至今而且历久弥坚，成为中华各族不断走向统一、融为一体的心理文化基础。历代封建帝王，无论是汉族帝王君临天下，还是其他民族首领入主中原，无不将“一统天下”视为己任；官僚士大夫阶层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各族人民无不在分裂中盼望统一、在乱世煎熬中祈求天下太平。近现代以来，中华各族儿女更是同仇敌忾，为捍卫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作出了巨大牺牲。
另一方面，在科技和交通非常落后的整个古代时期，中华各族先民都很难同“自然疆域”之外的民族开展大规模的交流，他们的联系和交往基本上是在中华大地内部展开，从而使中国古代民族关系走向了一条独立发展、自我调节的道路。两千多年来，在中华大地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中华各族人民以己所有易己所无，相互依存，彼此促进。虽然关系或亲或疏，时战时和，有分有统，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分庭抗礼、兵戎相向，还是“和亲”通好、会盟互市，都是发生在中华大地这个共同地域里。在这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中，经过数千年的“搅拌运动”[5]，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渐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在这个共同的生存空间里，“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P3-4)
二、辽阔的疆域有利于中华民族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
民族理论研究一般说来，疆域面积的大小同其容纳民族成分的能力成正比，狭小疆域容纳民族成分的能力相对较小，因而其中的民族成分也就比较单一。这是因为，居住在狭小疆域的民族一旦遇上严重天灾或强敌入侵，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远走异国他邦；否则，就要么坐以待毙，要么甘当奴隶，甚至被强迫同化。然而，中华大地幅员广大，回旋余地极为宽阔。就当代中国疆域而言，东西跨经度约62。，长约5 200公里，时差在4小时以上；南北跨纬度约49。，长约5500公里，地跨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三大气候带；总面积达96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6.5%,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位居第三，与整个欧洲大陆相差无几。[6]况且，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比当代中国疆域的面积还要大得多。相对而言，广阔的疆域不仅包含着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而且能为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宽绰的回旋余地。而这两个条件对民族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都极为有利。
在这种恢弘的地理环境中，中华民族格局中的多元成分很早就得以形成，并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发展。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文明的曙光时期，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的3000年中还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区，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3](P7)中华大地的广大面积使分居各地的民族能够相安无事地向前发展，即使有所冲突和斗争，也因为有极为宽绰的回旋余地而使弱势民族能够得到较好的保存和发展。根据史籍所显示的材料，我国曾先后出现过160多个民族，而实际存在的民族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得多。[7]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许多次民族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除部分大月氏人、匈奴人、突厥人等迁出了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外，绝大部分民族是在中华大地内部进行迁徙和流动。所以，虽然经过漫长的民族融合与同化，但直到今天，我国还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
三、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对中华民族格局产生了“既发展多元又促进一体”的双重影响
费孝通先生说过：“民族结构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并不例外。”[3](P4)对于这句话，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中华大地的生态结构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
中华大地的生态结构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来源于她的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其一，大陆地势西高东低，并呈三个梯级逐级下降。最高一级为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第二级由大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和大盆地(达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四川盆地等)组成，平均海拔下降到2000～1000米；第三级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其二，地形非常复杂。既有高原和平原，又有山地和盆地；既有丘陵、沙漠和岛屿，又有海域、湖泊和河流。其三，气候类型比较齐全。南北跨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三大气候带，同时，复杂的地势、地形条件也增加了气候类型的多样性。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3](P5)
一方面，复杂的地理条件孕育了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④的多样性。在古代科技和交通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复杂的地理条件(尤其是地形、气候条件)使得散居各地的中华先民长期处于分隔状态，他们只能适应本民族的生态环境，相对独立地发展各自的经济和文化，从而形成各民族千姿百态的经济文化类型。这种由地理条件造成的自然分隔状态，虽然阻碍了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学习，从而导致了有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长期滞后的不利后果，但是，它在客观上又成为这些民族屏蔽外界影响、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点的天然盾牌。根据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中国经济文化类型框架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组，即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每一大类型组又分为若干类型、亚型，如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又分为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耕牧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和平原集约农耕型(含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8]这些同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对我国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特点的理论概括，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成分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中华大地这种复杂的地理条件同其广阔的疆域一样，对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复杂的地理条件又造就了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互补性。如上所述，就整个中华大地而言，它生态结构是千姿百态的，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就各个具体的民族地域而言，它们的生态结构又是相对单一的，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也是相对单一的。我国经济文化类型的这种多元性与单一性的对立统一，既给各民族提出了打破自然封锁、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又为它们在经济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是因为，各民族自身相对单一的经济文化类型使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很大局限，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它们必须尽可能地打破“老死不相往来”的分隔状态，开展经济文化交流。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最终融合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有的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地使中国的民族与经济区域划分为互相依赖和补充的南北三个发展带和东西两大部。南北三个发展带就是：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耕民族和水田农业发展带；此线以北到长城以内(包括辽东、辽西)的旱地农耕民族和旱地农业发展带；长城以外为游牧、渔猎民族和游牧、渔猎经济发展带。从东西方向看，则以天水为中心，北至大兴安岭北端以西，南至云南腾冲把中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东部湿润而适合于农耕，西部为干旱高寒的游牧和小块农业区。中国的大统一实际上就是这南北三带和东西两部民族关系发展的伟大结果。[9]可见，中华大地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在孕育和发展中华民族格局多元成分的同时，也蕴涵着各民族走向一体的历史趋势。
四、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民族特点，进而对民族融合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复杂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华各族特色鲜明的民族差异，而这种民族差异又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如前所述，主要聚居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汉族主要从事农业，他们坚韧勤劳，性格内敛，安居乐业，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多为广阔的草原、沙漠，交通便利，气候寒冷干燥，宜于发展牧业。在这种生态条件成长起来的北方游牧民族性格豪放，勇敢尚武，精于骑射，一直对中原政权构成巨大威胁，甚至取而代之。当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北方民族一轮又一轮地侵扰汉族虽然存在深层次的经济动因，如它们需要汉族生产的粮食、茶叶、铁器等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但是，中原地区平坦开阔、易攻难守、便于骑兵纵横驰骋的地形特点也往往成为引发北方民族屡次侵袭的诱因。
相反，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往往局促于山地，气候温暖湿润，交通不便，造就了南方民族数量众多、力量分散、性格温和、发展迟缓的特点。因此，在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的关系中，它不仅极少受到来自南方民族的严重威胁，而且多次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如秦始皇征百越、汉武帝用兵西南等。
这种源自地理环境的民族差异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格局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大多数中原王朝在军事部署上都采用“向北防守，向南退却”的战略态势。如何防御北方民族的侵袭，历来是中原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而面对北方民族的长驱直入，中原王朝如不能遏止其攻势，大都采取向南迁徙的策略，如东晋、南宋、南明等。即使少数有作为的君王曾主动出击北方民族，也基本上是以攻为守，汉武帝和明成祖北伐成功后随即修复长城便是这一动机最好的诠释。
总之，南北方民族正是基于这种源自地理环境的民族差异，走向了各具特色的民族融合之路：北方诸民族的融合总是少数民族采取主动“打进来”的方式,呈现出金戈铁马、纵横驰骋、大开大合的恢弘气势。而南方各民族的融合总是伴随着汉族向南方的迁徙、开发，方式比较和平，进程相对缓慢。在南北方民族融合进程的巨大差别的背后，隐藏着地理条件的难以察觉的，但又几乎是全方位的影响。[10]
五、以黄河、长江中下游为主的中央平原，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华夏—汉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中华大地山地众多，但是平原面积也很广，而且相对集中于中央。就当代而言，我国平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2%，其主体部分在中华大地的腹心之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央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它主要由滦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总面积近达百万平方公里。在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古国中，很少有我国这么集中而广大的中央平原。[11]
黑格尔说过：“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除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在极寒和极热的地带上，人类不能够做自由的运动；这些地方的酷热和严寒，使得‘精神’不能够给它建筑一个世界。……所以历史的真正舞台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里形成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12]我国广大的中央平原正处于北温带，位于地球母亲的“胸膛”之上，特别是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自然条件更是极为优越。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华夏—汉族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使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汉族凭着这种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成为中华各民族的凝聚核心。然而，这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不是因为汉族比别的民族更聪明；不是‘天赋独厚’，而是得天独厚。”[13]
考古发掘证明，大约在7000年以前，新石器文化的曙光几乎同时照亮了中原两河流域中下游这两个生态条件基本一致的地区。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势平坦，大部分为肥沃疏松、便于耕耘的黄土覆盖。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非常优越。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指出：“自仰韶文化时期至西周初年，中原一带气候温暖，降雨充沛，动植物繁盛，森林草丛随处可见。此时期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3。C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4。C ～6。C。”[14]正是这种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使黄河中下游平原最早迈进了农耕文明的先进行列，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即狭义的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平原同黄河中下游平原一样，也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很早就成为我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之一。在古代，虽然生产力非常落后，但农业生产同渔猎、游牧相比，它的收获物更稳定，因而更容易解决温饱问题，并给人以安定有序的生活，所以农业文化具有相对的先进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黄河中下游平原的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文化不断地互相渗透和彼此交融，逐渐融合成一种广义的中原文化。中原农业文化的先进性使得它成为一种强势文化，而地理上的居中性又为它同各族人民广泛开展交流创造了天然的有利条件。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受各种自然条件和交通落后的限制，散居各地的民族大都长期处于分隔状态，因此，民族交往的主体和范围是有限的，特别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直接接触更是十分有限，有的甚至是天各一方，素无往来。华夏—汉族以其高度的文明和有利的地理位置，先后同各民族发展了不同程度的关系。正是凭着这种广泛的民族交往，华夏—汉族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渗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3](P3、32)
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双向互渗互动中，强势的中原农业文化呈放射状向四周渗透、扩展，不断地吸收、同化别的文化，但不会被别的文化同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在古代始终是呈现多元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反复汇聚于中原，形成一个又一个发展高峰；同时，又以高度发达的中原经济、文化，向边疆地区辐射与扩散，促进边疆既同步又不平衡的发展。众多民族各有发展历史，又互相影响、越来越紧密地结成统一的国家，在世界上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奇观。”[3](P89)
广大而集中的中央平原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自秦汉以来，我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其间虽然经风沐雨、屡遭变乱和分裂，但总是“形散而神不散”，每一次分裂都带来了更大范围、更长时间、更高程度的统一。透过中华民族这种无比深厚的凝聚力，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央平原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一，在四周都有天然屏障阻隔的条件下，周边民族向中央平原发展比向边疆或外界发展要容易得多，从而对中央平原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第二，基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华夏—汉族为主的中央平原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明显不同而又互为补充、彼此依存的经济文化类型，由此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经济文化纽带。第三，中央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比较容易统一，而且也便于修筑诸如驰道和大运河之类的大规模的水陆交通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华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为维系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有力的物质载体。由此可见，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央平原确是功不可没。有人甚至认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之所以大于离心力，而不是像欧洲有些民族那样离心力大于向心力，使罗马帝国一旦分裂则无法再统一，主要是受了中央平原的恩赐。如果中国的中央平原也被很多高山峻岭所分割，那么中华民族可能也会像欧洲有些民族那样离心力大于向心力。”[15]这种看法虽然因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而有失偏颇，但是，它所指出的中央平原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则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过：“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16]正是在中华大地这个具有独特地理环境的大舞台之上，中华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演绎了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大剧。
注 释：
①这种观点以翦伯赞、白寿彝、翁独健为代表。参见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15日；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到4期。
②这种观点以马长寿、王玉哲、范文澜、孙祚民为代表。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玉此及彼哲：《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孙祚民：《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③这种观点以陈连开、陈玉屏为代表。参见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与民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④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参见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8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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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妍]
中国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中国60年 经济发展 历史经验
为庆祝祖国60华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贵州财经学院和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于6月24日在贵州财经学院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的形式着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脉络和经验教训，“三农”问题，财政金融和物价波动，人口和社会福利等制度，地区、部门的经济运行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基本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这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总体回顾与思考，无疑有益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过去，指引未来。武力(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通过回顾60年来中国在不同阶段选择和实践发展道路的前后过程，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在1949～1978年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为什么1978～2002年要进行改革开放，为什么2003～2009年要提出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展示出60年来中国的经济航船在党和政府引领下驶向现代化的光辉历程。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从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的整体梳理中，得出中国60年都在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不懈追求的结论，并且阐述了中国为此所取得的成就。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认为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凯歌行进(1949年10月至1957年)、停滞徘徊(1957～1978年)、高速发展(1979年至今)三个阶段，呈现出一条“之”字形路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总体上是辉煌的，这首先得益于正确的指导思想，而科学发展观是60年经验教训的理论结晶；其次在选择发展模式上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最后在确定经济发展速度上要根据国力好中求快。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将历史的思考追溯至120年前，认为如果从经济体制的变迁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五大转型，即甲午转折、抗战转折、“八大”转折、“整顿”转折和“南巡”转折。
在当代，争论最多的转型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这一转型是如何发生的?其内在的机制和逻辑是什么?对此，赵凌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通过阐述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演变与转变的路径进行了解答，他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产物，而是中国当时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促成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性决定了这一体制结构的逻辑性。由于这一体制中非计划经济的存在，决定了其相对于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而言的可改革性，也决定了中国改革目标的经济市场化方向和政府主导、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至于从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模式问题，蔡福顺(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通过解析一些学者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质疑，得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改革留给我们的经验是：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结合国情探索中国模式，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今后依然要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的改革，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市场化的方向及渐进式的改革模式。
发展观是对发展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张松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编辑)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国策和国家战略日益发展与丰富的过程，得出随着发展观的不断演变，基本国策和国家战略与发展观相适的规律，并提出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和频发的自然灾害，科学发展观也应与时俱进、更加科学化，相应的基本国策和国家战略也应更具全局性、前瞻性和科学性。石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通过考察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阶段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说明中国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还始终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不能忽视国际环境。他还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环境从总体上越来越有利于我国发展，但不利因素始终存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战略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的国际环境，但也留下了值得记取的教训；处理国际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关键是保持头脑冷静，做好自己的事情。
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经验还体现在一些重要领导人的经济思想和领导机制的讨论中。陈东林(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通过比较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为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人在经济建设发展速度、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上经济思想的异同，分析了他们“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领导机制，并指出正是这种领导机制使得党和国家出现了长治久安、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总之，学者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道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了讨论，重点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模式、转型、影响因素等热点论题上，这对探索今后的发展道路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关于“三农”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国家，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无法回避“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涉及内容十分丰富，有关讨论也十分热烈。高伯文(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从“三农”问题与工业化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工业化道路与“三农”的关系、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的关系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的。他认为在当时，限于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实践虽然还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但其独特的探索视角、思想认识和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新阶段推进工业化和解决“三农”问题至今仍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农村土地问题一向是“三农”问题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有关讨论甚至追溯到近代中共的农地制度改革问题上。温锐和杨丽琼(江西财经大学教授)通过分析贯穿1928年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农地改革中的“重新平分土地”政策，认为学界忽视了该政策对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及其“地权农有”政策的负面影响，甚至还错以为“重新平分土地”代表广大农民的土地意志，这为后来的集体化共产农民土地私有权和迈向“一大二公”打下了思想基础。瞿商和杨祖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借助制度均衡的分析框架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农地制度的改革与变迁，认为1949年后新中国农地制度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即从均衡性农地制度变迁——小农私有独立经营制度(1949～1952年)，到非均衡性农地制度变迁——集体所有集中经营制度(1953～1978年)，再到均衡性农地制度变迁——集体所有分散制度(1979年后)。
在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探讨方面，贾俊民(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教授)着重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合作化的实践和发展。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发展仅仅是效仿了苏联集体农庄模式，偏
离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农业合作理论。改革开放后，经过探索实践，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回归和超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民合作理论。这个转变，为发展新型农业合作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李占才(同济大学教授)和运迪(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通过梳理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演化过程及各个阶段的政策特点，指出30年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堵到疏，由限制到规范和服务，是党和政府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改进对农民的认识，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与宏观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结果。
农村金融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村私人借贷和信用社两方面。关于农村私人借贷，苏少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和常明明(贵州财经学院教授)首先以中南区为中心，对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个体农民的融资途径、结构进行了考察，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私人借贷逐渐势微、国家农贷与农村信用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个体农民的资金匮乏问题得到了缓解，农村高利贷的活动空间得到压缩。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进入门槛高，不能完全替代私人借贷满足各阶层农民多方面的融资需要；农村融资主体从个体农民转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个体农民与现代金融组织借贷融资关系基本停止，相应的技术层面与文化层面的积累进程也中断了，这成为今天在农村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困难重重的一个历史原因。常明明还专门以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为例对20世纪50年代前期农村私人借贷情况从利率结构上进行了探析，指出与土改前相比较，土改后三省农村私人借贷关系处于停滞状态，在借贷利率结构上也以无利和低利为主。在农村资金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农民受当时所处的政治境遇的影响。关于农村信用社，易棉阳(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和陈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金融组织所经历的“之”字道路进行了描述，并以合作金融必备的自愿性、民主管理性、互助合作性三原则结合的大量史实考量了中国农村信用社的社会发展史，发现除建国初成立的少数信用社外，后来成立的绝大多数信用社都是以行政指令强制组合而成的名义的合作组织，中国农村信用社早已脱离了草根阶层，因而不能再坚持合作制的改革取向。
三、关于财政、金融与物价问题
财政、金融与物价问题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经济学界历来研究和讨论的重点。本次会议主要是从经济史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的。关于财政问题，赵云旗(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将60年来中国的财政划分为1949～1952年的过渡型财政、1953～1976年的生产建设型财政、1978～1991年的分灶吃饭型财政以及1992～2008年的公共型财政，并分析了这四次财政转型的原因和轨迹，证明财政是随着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转变而转型，只有坚持了这条规律，财政才能正确地发挥其职能和作用。
有关金融方面的讨论较热烈。作为一种常见的企业间短期融资方式和结算手段，商业信用问题首先被论及。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从商业信用体系的两个子系统——挂账式商业信用体系和票据式商业信用体系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人手，考察了60年中国商业信用体系的变迁，说明60年来中国商业信用体系走的仍是以挂账式为主的传统路径，票据式商业信用体系发展不足。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以亲朋故友为纽带的社会信用环境、制度发展的惯性、企业转换商业信用方式的成本约束是造成中国商业信用体系陷入这种传统路径依赖的主要成因。金融问题的讨论还涉及金融体系和货币问题，张天政(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金融体系的巨大变迁，成为新中国60年金融变迁的缩影。赵小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以云南为例，考察了民国时期云南货币的多元化和特殊性，反映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下近代云南独特的货币金融史。
物价问题是经济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物价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市场信号，物价及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货币量成为研究的热点。刘巍和陈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根据1979～2008年的有关数据，以交易方程式为逻辑基础，放开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假设，以货币流通速度、货币量、GDP环比指数为依据，将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做了统计描述和数量分析。结论是30年来，就货币流量对中国物价的影响而言，无论是敏感性还是重要性，货币流通速度都大于货币量。
四、关于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土地和社会福利等制度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各方面的发展都要以解决好人口问题为前提。因此，审视新中国60年的经济成就不能不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李文(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审)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的曲折变化，说明了中国实行强制性的节制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他指出计划生育与改革开放不但是同步实施的，也是互为因果的，评价新时期的历史性成就要将两种再生产放在一起来看。人口转化成人力资本，才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重大作用。对此，曹洪军(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等专门以山东省为例，对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人力资本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提出制约山东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存量偏低(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偏低)，且结构不合理，必须通过文化、制度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制度和机制的创新来加以改善。
土地制度问题是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中央、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化改革背景下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因其涉及十多年来备受诟病的对农民强制征地、投资过热和地方政府负面行为等问题而备受学界关注。国家在(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出让金制度的变迁过程，指出土地出让金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具有显著的财政动因和财政路径依赖特征，是中央、地方政府及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他认为在这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行为举足轻重，影响着制度的演进和绩效。因此，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改革土地出让金制度，建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配套的政绩考核体系。
在新中国60年的发展进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一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生制度安排。宋士云(山东聊城大学教授)通过回顾和分析60年中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认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与社会救济紧密结合的传统福利制度创建时期(1949～1956年)，以板块分割的封闭体系、“国家一单位”运行模式、补救性保障制度为特征的传统福利制度巩固和发展时期(1957～1984年)以及无论是职工福利、还是民政福利和社区服务都向其原本的性质、地位和功能回归的转型时期(1985年至今)。
五、关于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从个别和局部层面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本次会议对产业经济的讨论既有大的部门经济，如工业的研究，也有行业，如纺织业的研究。整体工业方面的探讨主要涉及工业
技术进步方面，如林柏(山西大学副教授)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技术创新体系人手，通过梳理该时期中国引进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情况，总结出这一时期技术发展的特点和成因，即“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和其他重大工业技术在引进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整体工业技术的改进或创新趋于停滞，她认为这种极端不平衡的技术发展和当时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有一定关系。
在行业经济中，纺织服装业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支柱产业，对这一产业的历史梳理有助于我们厘清纺织业现存问题的历史渊源。徐建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对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1954～1965年间)国家统购统销制度严格管理下的手工棉纺织业的生存状况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指出尽管受统购统销政策的严格限制，农村手工棉纺织业不仅没有消失，还有一定发展，这既是农民为应对经济和生活困难不得不由机纱织布改为自纺自织的结果，也是在国家政策和自身利益之间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反映了在实施工业化战略下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彭连港(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郑琼洁(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外贸发展历程，归纳总结了各个发展阶段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外贸发展状况和特点，并指出了现阶段基于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纺织服装业面临的问题和对策。除纺织业外，鲜少从经济史角度被关注的林业和食品业也被论及。张连辉(湖北大学博士)和赵凌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以省级行政单位公开的林业资料为主要依据，对“大跃进”运动中林业的发展进行了考察，认为“大跃进”运动对中园林业的负面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而林木破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林权的变动。因此，稳定林权是当代中国林业正常发展的重要保证。食品业的研讨主要是由朱高林(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副教授)所提交的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食品消费变化问题的文章展开的。朱高林根据人们消费目的的转变，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镇居民食品消费划分为以吃饱为目的的生存性消费阶段(1949～1978年)、以补偿为目的的量的扩张阶段(1979—1992年)和以健康、便捷为目的的质的提高阶段(1993年以来)。他指出随着食品消费的质量、结构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城镇居民的饮食方式正快速向西方饮食模式靠拢，而居民的营养过剩问题也日益突出。
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民族地区和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思考上。周智生(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由内向封闭转向外向开放格局的演变过程进行了阐述，认为这种社会剧变是由新的时代背景下族群传统文化的衰微、文化传承的转换和文化选择机制的转移造成的。在突然失去自身特有文化屏障的情况下，这些民族正陷入剧烈的文化冲击和困惑中，这种状况既反映了西部民族文化变迁的一般性特征，也显露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自身的发展特性。王飞跃(贵州财经学院教授)在分析贵州民族构成及其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文化习俗的同时，结合已实施的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提出民族地区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应采取的几个政策问题，即人口与人口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与发展劳务经济长效机制的构建、乡镇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构建等问题。
在祖国统一大业不断推进的形势下，海峡两岸的经济关系也为学界所关注。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等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两个阶段对近半个世纪以来华侨华人与两岸的经济关系及其对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回顾，说明了华侨华人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深远影响，强调制定正确的侨务政策的重要性。
总体来看，本次会议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研讨是富有成效的。首先，研究的内容丰富而有层次感，不仅有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的整体式、脉络式的梳理和全局性的、贯通古今与中外的宏大思考，也有对不同时段各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进行的微观或中观的个案考察；既有对“三农”等问题的继续探究，又有紧跟时代步伐、围绕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而展开的历史解读和剖析。其次，研究方法和手段灵活多样。不仅保留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讲究史料的翔实和对历史本相的最大还原，而且还借鉴了新经济史学的方法和论证模式，结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学说，力求在史实基础上得出更富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结论和观点。最后，在研讨文章之余，许多学者还对当今学界就新中国成立60年的经济发展所持的一些片面看法进行了纠偏，如怎样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之后的30年，怎样正确看待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那些有悖我国资源禀赋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怎样避免割裂历史、忽视历史的连续性等等，这对我们正确对待历史和现状不无启示。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涉及内容和层面庞大而深广，不是一次会议就能说得清讲得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我们期待更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和讨论纷至沓来。
[责任编辑：叶张瑜]
中国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针对防里村落文化的保护现状，围绕对“活态传承”的理解，提出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保护;运用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探索村落文化“活态式”的博物馆保护与传承;群体性的活态传承，即保护的主体不局限于村民，应该将更多的人群纳入进去。
关键词：村落文化;准生态博物馆;活态传承;文化遗产
传统村落是中国最小的聚落单元，凝聚着血缘与地缘关系，是民族的宝贵遗产，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根。中国传统村落正在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中心主任胡彬彬教授在对江河流域传统村落回访考察时发现，调研范围之内的传统村落，约3天就有1个消亡。①传统村落保护形势十分严峻，消失比保护先行一步。国内关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研究集中在空间规划、景观设计、遗产化保护、博物馆式保护等几个方面。而关于防里村落文化个案的保护研究目前只见于易莲红《传统村落景观的原真性保护与活化发展研究》，主要从景观设计的角度集中论述了防里村古建筑的原真性保护与村落景观的活化发展，并未对村落文化的保护与活态传承提出具体措施，这为本文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防里村在2008年就开始了保护工作，截至2016年，几乎每年都有资金投入，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前期保护工作结束后，立即拟定了2017—2020年的保护规划。但笔者实地调查发现，相关规划并未能很好落实，这对村落文化的保护十分不利。因此，笔者将根据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结合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进行梳理，在以往保护工作的基础上，探讨新的保护路径，促进防里村落文化的可持续保护与活态传承。
1 防里村的传统特色与保护现状
1.1 特色
防里村隶属于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钤山镇，为新余市南大门，与吉安市安福县接壤。地处丘陵平原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防里全村总面积为7.5平方千米，村委会管辖面积约4.5平方千米，村委会为一个自然村，下辖7个村民小组，现有全村301户共1000余人，欧阳氏人口占全村90%以上。2014年8月，防里村被列入江西省第五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和江西省“最具乡愁村庄”;2019年12月25日，防里村入选国家森林乡村。自东晋永和元年（345）防里村孙氏先祖孙子寅开基防里岭溪②，至今已有1675年历史。防里村文风鼎盛，历代人才辈出，生产方式为典型的江南稻作水田农业，留下了丰富的农业景观遗产。经过千年积淀，形成了远近闻名的以耕读文化为核心的进士文化村落。目前防里村较完整地保留了数十处历史遗迹，其中元明清建筑9栋，主要有欧阳豫生宅、欧阳绍祁宅、众和堂、贞节楼、状元坊、贞节坊、意山书院、惟重堂等。部分古建筑木结构和雕刻十分精美。还拥有功名碑、古桥、古井等大批文化遗存。藏风得水的风水规划格局，使人居环境协调发展。全村分布有大大小小的防火塘，对调节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村东南部的古樟树林有着特殊的文化含义：每当村中有人高中，便在樟树林种一棵樟树，以表回乡之礼。当地村民有“先有樟树，后有防里”的说法，樟树林更被誉为“风水宝林”，与防火塘一起构成了防里村的风水格局。作为有名的“进士文化村”， 防里村“防里清门”“一门三代四登科”“黄子澄读书”等历史故事被传为美谈。防里村还留有传统节日和修族谱、宗祠等习俗，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防里婚俗。据笔者调查了解，防里村婚俗具体流程为：新娘进祠堂前有厨师读贺词，然后祠门有礼贤读入祠词，最后公孙三代进行见祖，见祖是婚礼的高潮，其中打扒灰老头、画花面、背芋头等仪式体现了浓厚的人文韵味。防里村的舞龙灯也是颇具特色的，据族谱记载，“元朝至正二年（1342）翰林學士欧阳玄首创防里邑令祠（今众和堂），竣工庆典而组建首演”，至今已有近700年历史。每到逢年过节、村中有人科考中举或有重大喜事，村民就会舞龙灯庆祝。防里舞龙灯传承到现在形成了丰富的表演形式，有龙出洞、三点方、之字拐、上翻身、下钻洞、横八字、大盘龙等20多种。近几年分宜县委县政府遇各种庆典都会邀请防里龙灯队参加庆祝活动助兴添喜。防里舞龙灯2016年6月被列为新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防里龙灯制作技艺也正在申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防里村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极具潜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使它的保护前景非常可观，将会是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一个典范。
1.2 保护现状
自2014年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防里村加大了对人居环境的整治力度，有计划地对村内建筑遗迹进行整理，对全村的历史文化遗迹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截至2016年申请“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里成立了以村委会为核心的保护小组，经费由省市拨款。参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模式对防里村文物保护单位和规划确定的重点历史建筑采用分级分层的保护模式，即以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历史建筑为中心，划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提出相应的保护要求和措施。为村内历史文化遗迹建立了档案，并进行了标牌说明，配置专人负责管理。按照《分宜县钤山镇防里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发展规划》要求，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2017—2020的修复计划做好安排。就目前来看，虽然经过各级政府和村民的共同努力，防里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得到了基本保护，村民的居住生活环境大为改善，相关保护管理机制的推出也逐步增强了防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综合能力，但由于保护的后续力量不足，防里村的保护存在一些问题和面临着挑战。比如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村里空心化比较严重，村民保护意识不强，古建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活化利用，村史馆利用不到位。
2 关于防里村落文化保护与“活态”传承的探讨——以人与物相结合为核心
2.1 激活人心，给当地村民赋能
村民是村落文化的主体，同时也是保护的核心，没有人在村庄里生活就谈不上保护，更谈不上活态传承。有“人”是保护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但这还不够。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的加快，传统村落的保护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表象，其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乡村遗产观念没有普及。在大多数农村，村民们依然普遍认为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是落后贫穷的象征，不认同它们存在的价值，所以要将其拆除。①这是极其不理性的，也是遗产观念落后的表现，显示出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关于遗产价值两极化的认识。笔者通过与防里村村民交谈得知，他们的认识介于这两者之间，即这是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够拆除毁坏，同时他们又不想对其有过多的投入。这种认识，从一段时间来看，对遗产保护有所帮助，但长远来看，保护得不到持续性的关注，就会让乡村遗产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逐渐从社会中被剥离出去。要解决防里村由传统观念和村落“空心化”引起的诸多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将村落文化遗产化、遗产观念大众化，以此构建文化认同和族群归属心理，强化保护意识。什么是遗产？通俗地讲，遗产就是祖先遗留的财富或财产，严格意义上来说，遗产概念包括三个基本要件：①遗留物，主要是指人们理解、认同的、由上辈留下的财产;②继承关系，指由某一个特定的民族、部族、宗族、家族等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代际关系和继承关系;③责任与义务，遗产的继承者在获得继承权的同时，也被赋予了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以确保遗产在一个共同认定的范围内存续。②通过对遗产的阐释，向村民传递这样一种观念：他们的祖先在千年实践中形成的村落文化是值得他们守护和传承下去的宝贵财富，而不是阻碍他们发展的累赘。将村落文化视作一种乡村遗产，提上村委会的议事日程，加强宣传栏建设，邀请专家学者举办遗产知识普及教育讲座，落实到每家每户。另一方面引进新产业，吸引年轻人回乡就业，为村民赋能。防里村目前有40余户村民从事油茶嫁接繁育和葡萄种植等特色产业，全村种植面积160余亩，收入640万元，人均纯收入1.04万元。③即使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在外务工，每年过着“候鸟式”的打工生活。遗产保护靠大家，而持续性保护靠年轻人。只有把青壮年吸引回村，才能解决空心化问题，并促进遗产持续性保护。防里村所属分宜县是中国夏布之乡，分宜夏布在2014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宜夏布产业采用“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已经形成从苎麻种植到家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①近年来，分宜县各政府部门将苎麻产业列为重大战略工程，大力发展苎麻夏布产业，思想上高度重视，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强化组织安排，统筹规划，使苎麻种植基地蓬勃发展，掀起了分宜县发展苎麻夏布产业的热潮。②这说明夏布产业具有非常大的发展前景。防里村引进夏布产业具有很大的优势，这既不会破坏古村落原生态文化，又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就业，给村民赋能，解决村落空心化问题，消除文化传承与遗产保护和村民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双赢。
2.2 以“准生态博物馆”理念为指导，推进建设村落文化景观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学术界有诸多的论述。在经过10年的理论铺垫后，1995年中国和挪威进行合作，将挪威的生态博物馆模式引入中国并将其中国化，开始创建我国第一批生態博物馆。③迄今，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探索和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建立以民族村寨为主要对象的生态博物馆;东部发达地区试用生态博物馆理论方法处理各类遗产资源，比如城镇社区和乡村遗产;生态博物馆成为让乡村（社区）复兴和遗产活起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与方法。④在第三阶段的大背景之下，结合生态博物馆的定义看，防里村的实际情况很难符合条件。村内部分建筑经过改建，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貌。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理念对于防里村村落文化的保护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有学者认为要原汁原味保留某一地区的文化确乎困难，生态博物馆建设并不是一件容易操作的事情，只要接近生态博物馆要求的且大有用武之地的，可名之曰“准生态博物馆”。⑤防里村既分布着有形文化遗产古代房屋建筑、古驿道、古井、古桥，也有无形文化遗产舞龙灯、龙灯的制作技艺、耕读文化传统、宗族族谱编写，还有宜人的生态环境，村庄依山傍水，更有人工建设的古池塘、古河道、风水林，村民仍然进行着农业生产活动。从整体情况来看，比较符合准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理念。防里村已把博物馆建设列为保护规划条款，这说明村民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博物馆式的保护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方式。根据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防里村可在准生态博物馆理念的指导下进行村落文化景观生态博物馆⑥的尝试性建设。
首先，以《生态博物馆建设草案》⑥作为指导性文件，发动社会力量对防里村历史文化和保护现状进行学术研究，挖掘保存历史信息，尽可能完整地将防里村纳入展示和保护对象，从研究中找到防里村遗产的特色，进行深度重点保护。其次，必须坚持尊重原真性和整体性保护工作，以村民为主体，努力取得当地政府各项支持，依靠政府力量积极引入参与机制，邀请遗产保护与规划设计专家和博物馆学领域专家作为咨询顾问，成立建设咨询委员会。有学者提出新旧并置美学⑦，将建筑美学引入乡村遗产设计中，在不改变遗产风貌的基础上，建筑美学与遗产保护并行，打造吸引游客的特色场所，比如对村史馆进行升级改造，使其既可以成为资料保存与展示中心，又可成为娱乐休闲的场所，其余古建筑也可通过乡村遗产设计理念进行活化利用，如打造成咖啡馆、书店等场所。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将非遗保护纳入资金预算，将防里舞龙灯的程序和制作技艺编制成小册子，建设展示中心，设置讲解员，活态展现制作流程，定期进行舞龙灯表演。最后成立以村委会小组、村民参与管理为主的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村落文化景观生态博物馆各项事宜，以保证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持续进行。引入外部监督机制，由政府人员和专家组成监督委员会，杜绝建设过程中出现懈怠、不作为、资金挪用等问题，也对新建成的生态博物馆各项建设指标进行考评，最重要的是对后期博物馆运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村落文化景观生态博物馆的建设需要各方的参与努力，对防里村的保护工作是一个考验，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对防里村落文化的保护与活态传承起着活态的博物馆保护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2.3 从“游”学到“研”学，活态传承的另一种方式
“活态传承”这一概念多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财富是活态的、不断被发展和创新的，物质文化遗产是静态的、不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通过传承人的口述或口述表演、身体示范或表演、综合示范或表演等进行的，传承人既是遗产的接受者又是创造者，物质文化遗产则是通过物的传递进行。⑧笔者认为活态传承的主体是村民，客体是传统村落文化及其遗产。现代保护理念的更新不一定能适应实际工作实践，因此我们不必拘泥于村民这一主体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客体。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仅是村民的义务与责任，它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是中国乃至全人类的财富，保护它的主体人群应当有所扩展。可纳入多种人群，以多种方式活态传承村落文化，使遗产得到活化利用。乡土游学作为我国文化遗产旅游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形式灵活多样的体验式学习模式，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在近几年蓬勃发展的游学市场中，中小学生成为最主要的游学主体，并将游学称为“研学旅行”，指学生参加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校外参观体验实践活动。①2019年，分宜当地中学与美国牛顿中文学校的师生就曾到防里村参观。笔者认为，中小学学生作为一种可纳入人群，其简单的游学行为并不能很好地进行文化传承，游学旅行只是参观性学习，并未与传统村落文化产生互动作用，而研学旅行则不同，特定人群目的性较强，在研学过程中会产生学习成果。如此，观众既是研学的主体，也是活态传承的主体，这一主体人群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活态传承起着活化作用，让传承主体不再局限于村民，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村民个人到社会观众，他们都应当是传承的主体。责任与义务的分担，使保护与传承中“人”的问题得到解决。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是防里村落文化的传承者，但这个“人”必须对防里村的村落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可以通过研学旅行的方式形成，也可以是其他方式。社会观众在研学旅行中既获得了参观体验，又将有关防里村落文化的记忆留存在体验之中，他们也有可能将这种记忆带给其他人，让更多的人对防里村产生记忆。村落消失并不可怕，怕的是社会已经将它们忘记，最后村民也离开村落，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成为历史的尘埃。保护与传承不仅仅是行为和观念上，更应该建立在深刻的村民、社会和国家记忆认同上，这样才能促使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活态传承一直持续下去。
3 结语
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它是进行时态，不会因为问题解决了就停止了，总是有新的问题出现有待解决。从目前来说，持续性保护和活态传承就是这个过程的两个轮子，保护和传承要想继续下去，并且做好这件事，必须要有这两个轮子。对于防里村来说也是这样，它必须拥有一种有效的机制，否则现在保护得再好，如果有一天村民都去了城市，之前的工作也是白费。持续性保护与活态传承便是这个机制的核心，为了明天的延续，坚持今天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