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共享经济;概况;对策
中圖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21.001
1 我国共享经济发展概况
1.1 共享经济定义
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大平台中的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大量、分散的资源进行整合满足人民在衣食住行生活方方面面需求的综合经济活动，其特征为使用权分享化。在信息革命发展到基本人人都可通过各种现代媒介获取信息的时候，共享经济就出现在大众视野。在大数据时代，所有分散的资源通过互联网进行整合，同时人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从中各取所需，同时也可以实现物尽其用，共享经济就是这样一种最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
1.2 总体概览
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显示，中国共享经济交易规模在2018年为29420 亿元，比上年增长41.6%。在总体状况保持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交通出行、共享住宿、知识技能、生活服务、共享医疗、共享办公、生产能力共计七个领域，与2017年相比都保持增长态势。图1所示共享经济交易规模位居前三的领域分别为生活服务、生产能力、交通出行，与上年保持不变。在图2中生产能力在所有领域中增长速度最快，为97.5%，这基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在国家脱虚向实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引导下，资源倾向于向实体经济倾斜。二是企业逐渐意识到产能共享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构建产能共享的举措。
2018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已经高达7.6亿人，服务提供者为7500万人，这催生出来不少因为共享经济解决就业的人，例如骑手、网约车司机、主播、共享住宿房东等。已美团骑手共计270万人为例，超过70%的骑手来自于农村，是百万农村家庭有了稳定的收入，这其中的积极影响，不仅在经济上极大地改善了家庭状况，更是对子女教育、老年人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在融资方面，大批的资金涌向各个行业的领头者，这对盈利效果不佳、创新能不强的企业的淘汰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上文已经提到的产能共享，其对中国基础工业在生产效率、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方方面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人工智能领域也体会到了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通过整合互联网上资源，技术开发深度加深并且在实际应用方面更加贴合人的感官，更加贴近实际生活，例如美团的即时配送调度系统的开发与完善，使送餐准时率高达98%， 20%的单均配送成本也让美团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2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的问题
在共享经济使人们在民宿、网约车、外卖服务、共享医疗、共享物流等方面从中受益的同时，其自身发展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在一些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比如法律法规体质不够完善、监管管理不够全面、用户权益保护力度不够等，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涌现。
2.1 平台与政府信息数据不对称问题
一方面，许多共享行业的公司，例如美团、滴滴出行、小猪短租等掌握着用户大量的数据，政府与这类公司的数据信息共享应该做到完全对称，通过对完整数据的掌握，才更加有利于监管。当发生重大突发事故时，政府也可以根据数据所反映出的信息，及时做出相应的政策。另一方面，政府掌握着大量公众的数据，这些数据里面有一些不危机国家社会安全，将这些数据与公司进行共享。将有利于公司进行创新，完善自己的平台建设。
2.2 企业担负的责任有所欠缺问题
政府为了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会出台相应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如减免税收等，可是部分企业在享受这些便利政策的同时，却没有担负起应尽的社会义务，更有甚者为了追求高的商业利润不惜侵犯消费者权益、侵占社会资源等。
2.3 监管范围划分上的问题
首先，2018年共计出台有关共享的法规11件，其中包括网约车、在线外卖、互联网医疗、网络内容等领域，监管体制与法规越来越健全。可是在长期性全局性的视角更好的约束行业整体的方面还需要完善。
其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共享经济公司在企业所在地进行注册，可未必公司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为同一地方，更有在国内注册在国外经营和在国外注册在国内经营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在一座城市注册，在全国范围内或全世界范围内经营的情况。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政府监管法规管辖地与企业经营范围有重复或者有遗漏，这就可能使共享经济企业增加成本或者缺乏监管。
最后，让整个共享经济行业在政府监管的情况下，实现发展最大化、效益最大化，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需要面对的问题。
2.4 重大事件处理上政府与公司协作存在问题
2018年出现的几起网约车事件，使公民的安全问题受到威胁，同时也体现出政府与公司配合不及时、不默契，紧急预案不够全面，响应机制不够及时，预警信息无法直接从软件平台输送到公安部门等问题。这深层次的问题，体现在公司与政府交流不够充分，公司自身风险预估没有贴近实际或者故意向政府隐瞒风险，政府对企业调查不够充分不够全面。
2.5 平台算法存在的问题
在知识技能共享领域，以今日头条为例，不难发现当一个人点开过一个信息的时候，下一次再打开软件时，会发现同类、相似的信息出现的几率会提高。久而久之会出现，人们看到的信息只是想看到的信息，信息知识共享成为了遮蔽住人类双眼的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引起重视。另外，流量在知识共享领域成为了公司追求收益的手段，“标题党”中不乏有内容空洞、内容低俗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正能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程度会受到影响。另外，由于算法属于高科技产品，政府会出现了解不到位监督不到位的问题。
2.6 过分融资的问题
以共享单车为例，此前行业中受到投资者追捧的摩拜单车、OFO小黄车，分别出现被美团收购和资金链困难的状况。共享单车领域成为2018年共享经济直接规模出现下滑最主要的原因。共享单车的大起大落，除了公司对自身商业模式不清晰，发展不够成熟、治理不够完善等问题所造成的，资本市场的盲目涌入也是引发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OFO小黄车过分融资问题最为突出，其融资轮次高达10次。大量资金的融入，使企业还没有对自身商业模式定位还不够清晰的情况下，发展速度过快，其融资额超过了其自身能力。这给多家投资人带来直接的损害，也间接造成了资源浪费。除此以外，在共享单车市场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光是在天津王庆坨镇，其自行车厂就由2017年500多家下降到2018年200多家。资源被过分开发，市场也被过分高估的后果，使得2018年共享单车市场凸显尤为萧条。
3 其他国家共享经济发展的经验借鉴与教训
3.1 经验借鉴
以共享单车为例，以荷兰为首的几个欧洲国家比中国早几十年的共享单车发展经验，亦或是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经验，其优点值得中国借鉴。与中国共享单车经营主体为营利性企业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经营主体都为政府，这也就意味着有强大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同时其安全性、治理力度都远高于中国。另外，荷兰政府建设了大量的自行车专用路，并且完备了自行车停放的专门区域以及相关法律，不按照规定停放共享单车将会面临巨额罚款以及信用降级的处罚;新加坡政府则是设立了拥车证制度。中国目前虽然已经开始在合适的区域划定共享单车停车区域，但是相关的法律实施并没有完全跟上，目前为止因为乱停乱放受到处罚的事件依然为零。在对共享单车的使用者的权益保护上，荷兰的法律只要是自行车与机动车发生事故，责任判定都为机动车方，中国在此问题上需要改善。关于自行车具体的规定上，日本等国家要求自行车必须有夜灯、荷兰要求自行车必须有头盔，中国共享单车基本没有夜灯，也没有配备相关的安全保障。
3.2 教训
3.2.1 权益保障机制不全面
以国外Uber公司为例，民众和公司、服务提供者三方其中一方受到损失，应该由谁负责赔偿。例如，当发生交通事故时，其中服务提供者一方受到损害，公司该不该为从业者购买保险。从业者认为，当公司从收入中抽取费用，就已经构成了劳务关系，那从业者就应当享有被保障的权利。公司确认为，抽取的费用是平台作为媒介提供信息的费用。两者观点出现矛盾，问题就会产生，那么就需要政府法律法规的完善更好的明细这一点。
3.2.2 信息公开程度需要提高
和中国的共享经济公司一样国外的共享经济公司也出现信息不完全对政府公开甚至隐瞒的情况。政府获取信息不足，就会造成对平台监管不到位，发生重大事故无法及时调整的问题。
4 完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平台与政府信息数据对称问题的对策
政府可以跟企业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将对企业、社会、国家有利的信息，投放到信息共享平台上，供企业选取使用。另外，出台政策、加大人员力度监管，让企业将内部信息公开透明的放到信息共享平台上或者政府部门直接接入企业信息部门，考核度量指标应该包括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这样即使发生重大事故，企业和政府也可以第一时间商量解决办法。
4.2 企业担负责任有所欠缺问题的对策
政府可以定时开展企业责任教育，这样不仅使政府更好的了解企业，也可以督促企业履行所肩负的责任。另外，完善法律、法规，对企业损害公民、社会、国家利益的行为，从严处罚。
4.3 监管范围划分上的问题的对策
政府可以选择制定一个全国通用的法律法规，出现问题时优先考虑全国范围通用的法律，如果全国通用无法解决，按照发生所在地的法律解决，如果还不能解决，按照公司注册地解决。或者政府也可以选择不建立全国通用的法律法规，直接补充在發生所在地法律上，注明优先按照发生所在地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4.4 重大事件处理上政府与公司协作存在问题的对策
政府应当督促企业建立紧急事件发生机制，并详细了解，给出指导意见完善此机制，另外政府也应当建立自己的应急响应机制以应对企业不作为或者企业作为不到位的情况。
4.5 平台算法还需改善问题的对策
政府应该引进在平台算法方面的人才不仅可以更好地监督其中的漏洞，也可以将优秀的算法运用到政府管理上。另外对于那些传播无效空洞、低俗信息的企业开展相应的教育活动，情节严重的企业责令整改，情节极其恶劣的企业应当关停整顿。
4.6 共享单车领域的对策
政府应当设立关于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处罚规定，将其与个人信用等级相挂钩，并要求相关部门严格执行。另外，关于共享单车用户的权益保障方面，企业与政府应当充分沟通，比如政府设立相关法律政策、企业平台为用户提供购买保险的选项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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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新一轮启蒙前夜的争鸣
近年来，国内由经济社会问题引发的论争之声不绝于耳。比如，涉及发展战略层面就有着不同的论调，其中不乏对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质疑，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反思，对所谓西方“阴谋论”的警惕……不一而足。究其本质，不外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抗争”，或曰“左”“右”之争，与上世纪初“五四”运动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颇为近似。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延续。二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从“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一语可知，“问题”与“主义”本身并非二元对立。吊诡的是，近代中国最终上演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戏剧性一幕。其后，因循“苏联模式”而建立的政治经济体系，乃至政治动员之下愈演愈烈的全民运动，更是彻底中断了思想启蒙进程。“文革”后，由于既不能直陈“主义”本身存在的谬误，也无法置国计民生的“问题”于不顾，在两难境地下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种暂时搁置争论、边解决问题边找寻主义的政治智慧，既为发展与探索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尘封的思想启蒙打开了一扇窗。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三十年巨变，经济结构已翻天覆地，而社会结构滞于其后，政治体制及价值体系则无根本变化。由此，封闭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与开放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传统社会主义基于的制度性强制原则，与现代市场经济基于的自愿、协商原则，这两种基本原则之间的非兼容性——成为当下诸多乱象的根源。
面对种种困局，改变政治层面基于制度性强制，经济层面基于自愿、协商(社会层面则是强制与自愿并存)的“非兼容结构”，朝着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转型，走上真正的现代强国富民之路，渐成高层与社会各界的共识。在此过程之中，围绕如何转型而展开的争论，又逐渐演化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翻版。
历史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起初双方对待民主与科学等基本理念并无明显分歧，只是在涉及改良与革命的路径选择后始现分野。今天的“左”“右”之争，双方对非兼容结构的表象在认知上也无分别，但对造成这种非兼容结构的根源，其判断却截然不同，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更是水火不容。诚然，在“左”“右”两种思潮交锋之下折衷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曾一度被誉为理论上的伟大创新，并被视为中国摘取“世界工厂”桂冠的头号功臣。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在政治、社会、经济上的非兼容结构而越发令“左”“右”为难——经济社会领域深层次矛盾的逐渐显露，究竟意味着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破坏了社会公平，还是意味着一元化模式阻碍了社会进步?究竟是重拾极端理想主义，再来一次改造社会结构的革命运动，还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变革体制?
综合中国百年历史与现实来看，对转型实质的认识分歧以及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正是近代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来源，也是新一轮“左”“右”之争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路径选择的价值判断，亟须破除“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历史”的实证思维定势，而应关键看所选路径本身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与普遍人性内在需求的一致性。
无论是宗教统治的蒙昧时代，还是权力独裁的封建时代，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制性，无不阻碍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正如卢梭在两个多世纪前所说：“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姑且不论“共产主义”可否成为人类绝对自由的终极形态，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作为手段的“结构社会主义”)又岂能成为通往自由平等(作为目标的“功能社会主义”)之路?在逻辑上这显然是难以自洽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类似“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等基于制度性强制的一元论及其主导下的社会情境已不堪回首;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宪政民主、现代法治等符合人性价值的基本原则，为经济社会的动态稳定发展与财富持续创造“保驾护航”，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确立。倘若说，不谈常识，空谈主义，确是清谈误国;那么，避谈常识，或先给常识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再高举极端理想主义大旗，则很容易成为玷污理想主义的借尸还魂。今日“左”“右”之争，仅仅是新一轮价值启蒙的前夜，尚未上升到路径选择的技术方法层面。惟有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与内在需求的常识性启蒙，方能让人类历史已经走过的弯路不再重复，让争鸣通过启蒙回归到常识框架内。
非兼容结构的逻辑常识
严格地说，“非兼容结构”是与“兼容结构”相对应的。但凡人类历史相对稳定的时期，其经济、社会、政治无不呈现“兼容结构”的特征;而当经济、社会、政治三者结构有所失衡时，也即表示其呈现出了“非兼容结构”的特征。在本文中，转型目标是通过全面的深度的制度改革，形成一个“动态和谐结构”。这个“动态和谐结构”自然属于“兼容结构”，不仅理所应当地迥异于“非兼容结构”，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兼容结构”有所不同。
无论上述何种类型的“结构”，都是由不同形态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组合而成的。这些“方面”，可能都基于同一个原则，也可能各自基于不同的原则。就时代的进程来看，经济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多元化大势所趋，从而，究竟哪种结构真正具备开放条件下的可持续性(区别于封闭状态下的“经久不衰”)，可以通过它们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各自原则的兼容性来判定。因此，本文所倡导转向的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并非人为地追求又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而是因应经济社会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顺势而为。
一种结构到底是“兼容”(包括“动态和谐”)还是“非兼容”的，在逻辑上隐含着两个常识性问题：一是，在该结构的两端，究竟谁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自然需求，谁又是对这种需求的基本表达;二是，基本表达对自然需求来说，究竟是遵循还是偏离的关系。换言之，从逻辑常识出发，人们可以追求(也可视为自发产生)一种适应经济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却不能建立(或人为“改造”出来)一种适应某种价值体系与政治体制的经济社会结构，否则是违背常识的“削足适履”。
工业技术革命以前，草原造就游牧经济与暴力社会，平原造就农业经济和权力社会，海洋造就商业经济与财力社会。可见，在一个尊重规律、顺应规律的社会里，经济社会形态确实是基于地理条件、技术水平、财富需求等较为自然地形成的，而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而且，当人口与财富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任何制度形态的国家，都必须寻找新的财富来源——区别只是方式不同：一种是运用暴力对外侵夺他国资源和财富，如匈奴、蒙古等游牧民族的武力征服和早期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掠夺;另一种是通过发展新的内生经济形态增长财富，如中国汉、唐、南宋的商业繁荣和欧洲封建君主国家所推行的重商主义。当然也有二者兼而有之的，如早期的英、法在推行重商主义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开拓殖民地。因此，基于财富的需求，身处奴隶社会的游牧民族，也会选择通过发动暴力战争来敛财;身处封建社会的君主国家，也会选择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来致富。从农业财富向商业财富的转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文明本身的自由开放程度有关，而与所处的社会形态无甚关联。正由于经济形态具有这种较为自然的演变特性，因此，在没有人为强制“改造”的情况下，不同的经济形态，都会形成与之对应的社会结构和价值理念。以小农经济形态为例，由于小农经济对气候和土地高度依赖，分散的小农既不足以组织以水利工程为主的公共设施，也不足以抵御外族进攻，基于制度性强制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便应运而生。而市场经济形态之下，规则就有所不同——尽管早期商品经济萌生于农业文明的土壤里，但这种基于自愿、协商法则的交换模式，催生了民众对公平、自由的渴望，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便逐渐萌芽。
工业技术革命后，物质财富的来源突破了对地表生态的依赖，呈现出种类多样化、生产规模化的特点，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显然无法满足工业化生产之需，也无法调动生产者积极性。于是，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经济制度的最优选项，企业则成为组织规模生产的微观载体，企业家成为财富创造的主体。市场竞争、科学管理不仅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企业家创造财富的潜能，随着生产和交易活动的日益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新的社会结构与价值理念由此催生——这种由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财富飞跃也让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结构随之发酵。除了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企业，在个人与政府之外，还产生了诸如行业协会等中间性质的社会团体，从而形成私权利、社会权力、公权力并存的多元利益格局。尤其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后，财富形态的智力化与经济形态的虚拟化，有效削弱了公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以自愿、协商基础上的市场竞争为重要核心的现代价值理念渐成共识，从而，建立一个能够协调各种生产要素并保障生产安全的有限政府愈发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社会契约论”的基本主张和“大社会、小政府”的趋势逐渐“梦想照入现实”。
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在保障私有产权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实现财富创造的持续与共享;计划经济的本质，则是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通过权力的层层干预，追求经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但凡市场竞争充分、产权结构清晰的国家，必是市场成熟、社会多元、权力受限的国家，而集权传统浓厚的国家则会通过权力干预的途径垄断社会财富。然而，只有建立在自由平等、公平竞争、权力制衡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体制，方可适应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大势，激发企业家、管理者、技术精英、生产者们的创造才能，并通过这个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协调该体系内人们各种才能和积极性。
制度性强制导致的非兼容结构
㈠价值理念的普遍缺失
从曾经的英属殖民地发展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只用了短短两百年。其间，经历了一次国内战争、二次世界大战、三次技术革命、多次对外战争，更替了四十多任总统，但其由开国元勋制定的以私权自由和公权制衡为核心理念的宪法却鲜有修改。这固然因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以新教伦理为信仰基础的移民国家，更重要的是其宪政法治基础上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体制、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容并收的多元文化机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第一条就强调信教自由)，由此，在立宪建国时所确立的基本理念得以融入到整个国家体系和每个国民血液中，从而使公权不能凌驾于私权之上，行政权不能凌驾于司法权之上。
符合基本人性与社会经济内在逻辑的价值理念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须有一套与之匹配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制度和体制作为保障。中国在历史上固然不缺思想家，但真正领先的创造性思想似乎集中于先秦时代，而自秦汉“大一统”、“独尊儒术”以来则鲜有独创者，多是由“圣人”为“万民”设计的伦理规范以及“被规范”之下的人们转而投入的“奇技淫巧”(由于统治思想中缺少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理念，就更遑论真正促进和保障创新的激励机制了)。“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等系统化的伦理规范通过自上而下地强制推广，成为中国两千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沦为“王道”、“霸道”的驭人之术，极大地遏制了商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正因缺失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基础，中国历史才长期成为一部以王侯将相为主角、“你方登罢我上场”的改朝换代史，人人盼“明主”却不知有“民主”。直至近代中国被迫门户洞开、东西方文明交锋之后，中国在科技和军事上已大为落后(殊不知本质是制度和观念的落后)，故采取最实用的“拿来主义”开启洋务运动，却因对旧意识形态抱残守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使这场改良止步于“器物”层面——所谓“中体西用”，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于是在救亡与内战的反复交织中，学习西方工业技术、思想、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实质是“现代性转换”)演化为一场确立意识形态的革命史。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不啻是对极端理想主义所酿灾难的修复。市场经济制度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发展外向经济、放开中小企业、建立资本市场、健全法治体系等逐步确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随着对外开放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宪政民主、有限政府等价值观念越发深入人心。然而，官方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吸纳并引领上述观念形成普遍价值，而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因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与现实的脱节而渐失真实认同感。这种“合理”与“合法”两相矛盾的本质便是意识形态的非兼容，亦为诸多乱象之源。比如，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却遭遇了诚信短板与信仰危机。近几年，我们在战略层面上一直担忧的粮食安全问题没有出现，但食品安全却成了人人自危的社会问题：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火腿肠里加瘦肉精，还有令人发指的地沟油……诸如此类问题所折射出的不仅是监管缺失、企业家社会责任缺失，也不仅是奶农、养殖户的见利忘义，而是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
今天，在看清原则、找准方向的基础之上，有必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找到一种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用这种价值理念去意识形态化，并以此为基进行政治体制的深层变革。但现下意识形态领域所呈现“一元统治，两极对立”的非兼容状态，使得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异常困难。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化是市场竞争之果，与此伴生的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之初为缓解发展和稳定之“问题”，只好先不争论“主义”，此后的官方理念对意识形态的处理愈加模糊，仍是对“不争论”的延续。按说，动态和谐的多元化结构必从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基础上较为自然地孕育而出，但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中间阶层的日益萎缩，食利阶层对社会公正的不断破坏，逐渐演化出今日“左”“右”对立的两极化，与官方主张的一元意识形态愈发无法兼容——于“左”而言，早已脱离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不过是改革者利用其话语权预先设定的一种经过理论上演绎推理、但实质上只服务于少数权贵阶层的真实谎言，他们失望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负效应，并寄望于用曾经的理想主义揭穿今天的伪理想主义;对“右”来说，不变革政治体制、仅复制经济体制的新版“中体西用”同样只是一个服务于权贵阶层的陷阱，他们悲哀于自己成为上一轮改革产生负效应的代罪羔羊，并寄望于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证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性。而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即使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已被虚化，但面对“左”“右”两派的同时诘难，出于维护执政地位之本能，在“左”“右”之间做出任何选择都将是冒天下奇险，因此只能继续通过实施制度性强制来填充意识形态的空洞，不断扩充早已臃肿的队伍，进而维护意识形态在“量”上的优势地位。但在这种意识形态非兼容结构中存在一个非常隐蔽却常常被忽视的食利阶层，他们非“左”非“右”，虽早已背弃理想主义，却或化身为“左”来攻击社会不公，或乔装成“右”为改革辩护，或干脆以公权力自居、以稳定为名对意识形态采取“不争论”态度，从而通过在“左”“右”之争中“和稀泥”渔利。
今天，造成意识形态非兼容问题、阻碍普遍性价值理念形成的，正是从官商结合模式和政府竞争模式中不断获利的权贵资本集团。
㈡百年中国官商结合模式
纵观中国近代经济史，贯穿始终的首要问题便是对经济参与主体的定位与分工，即由谁来办企业、由什么来配置资源。有学者将中国近代以来的企业形态总结为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之间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形式，由起初的政府和企业同时参与，退化到后期单纯的政府直接操控。但无论哪种形式，权力始终居于核心位置，既制定游戏规则、又直接配置资源。这种传承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并没有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而有实质性的、彻底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宋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前重农抑商虽是官方基本态度，但多数时间段(特别是汉唐盛世和两宋)仍然有着较为辉煌的商业贸易，“丝绸之路”及宋代频繁的边境贸易无不喻示着经济形态的开放化。但也是从宋代开始，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间矛盾的不断激化使专制集权制度逐渐走向巅峰，与之对应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形态的结构性矛盾日深。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和清朝的“闭关”政策，加上由来已久的“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农业财富向商业资本的转变，权力在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也更为强化，官员往往集权力、地位、财富于一身，而商人只能是权力阶层的附庸。
沿着官商关系这根轴线，可将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经济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为标志，中国真正开始产生企业和企业家。这一时期，企业形式涵盖了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形式，而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手握重兵的清廷重臣则成为官员、军阀和企业家的混合体，胡雪岩、盛宣怀等“红顶商人”不过是官商混合体的影子而已。可见，洋务运动为中国的官商结合模式定下了基调。第二阶段是“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这一时期，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引领下，铁路、纺织、面粉等行业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企业和企业家，张謇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但其由官及商的特殊身份依然是不容忽视的。第三阶段是国民政府时期。前十年，时局较稳，中国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家族企业，如荣氏家族;后十年，官僚资本垄断将官商模式推入极致，也埋葬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第四阶段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极端时期。这一阶段，一切皆由政府直接经办，理论上不存在私有经济体。第五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不妨通过对国企改革的历史分析，梳理这一阶段官商结合模式的脉络。
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企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84年至1992年。基于国企的大量亏损，1984年10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理论，随后对亏损国企实行“减利、免税、停息”等救济行为。这种“父爱主义”式的做法，不但没有救活效益较差的企业，反而使本来效益较好的企业丧失积极性，造成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第一阶段的改革虽在政策上提出政企分开，但这种“父爱主义”的实质，则是对官商一体模式的肯定和保护。这一阶段，柳传志、褚时建、王石等踏出国有企业或国家机关，凭借第一个吃螃蟹的“探险”精神，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民营企业家，也是被称为“带有原罪的红帽子企业家”。
第二阶段自邓小平“南方谈话”至本世纪初。“南方谈话”后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多元经济形态的战略方向。与此相应，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取代了“父爱主义”的救济，通过对一大批无关国计民生且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整体脱困。这一阶段，大批官员、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并借助与政府的人脉关系，迅速发展为私有经济的中坚力量。经济领域内的“国退民进”虽然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但“抓大放小”中的“大”，既可以理解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领域或资源垄断领域，也可能被理解为稳赚不赔的产业，对这些产业如何定位、如何管理，倘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这些“大到不能倒”的国企必将成为最大的官商混合体。
第三阶段自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经济的“官进民退”时期。经过第二阶段的国企改革，其直接结果就是：政府通过行政垄断，将银行、石油、电信、电力等真正值钱的产业都掌握在手，私人企业要么经营鞋、服装、电器等低附加值，且无需权力资源的日耗品;要么依附于权力，与政府官员或者国企领导编织一条食物链，比如经营房地产，或者石化、金融等垄断行业的下游产业。然而，低附加值的行业不但很难赚钱，而且备受需求市场的影响，相反依附于权力却能获得无风险的暴利。比如，2008年受国际金融影响，江浙粤等地大量亏损的实业资本转入房地产后，在接下来的房产大牛市中赚了个盆满钵满，其实就是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中分到了一杯羹。权力不直接创造财富应是常识，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也是常识，但权力通过垄断能让自身成为最“贵”的要素，这种权力造成的财富逆向分配反过来强化了官商结合的模式。
如此观之，“官进民退”造成国企改革的倒退，这也是权力越过界限，导致市场经济与强权政治产生非兼容问题的明证。现在许多人寄望于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深化改革，但有一点不可忽视：事实上，国企改革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国企作为一般意义企业的改革，而是国企经营管理权的改革，亟需解决国企的定位与监管问题。可以通过发生在近期的两件热门事件说明这个问题：2011年初，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因涉嫌违纪被免职，随着他的落马，中国高铁“大跃进”热潮开始降温。刘志军无疑只是中国落马的腐败官员之一，不同的是，他不但是堂堂一国铁道部的行政首长，还是政企不分的“铁老大”的大老板。虽然这样的双重身份也意味着他有双重目标：既要提高铁路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全民享受交通便利，又要为铁路企业法律上的主人(全民)努力保值增值，但事实上，由于国有资产本身存在的所有人缺位，加上运行过程中的监督缺位，这两个目标他都可能无法实现、也不必实现，转而追求个人短期利益目标。另一件事，则是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的“天价酒”事件。不妨换个角度看，此类事倘若发生在私企会是怎样，无论私企发生这种事情概率多么地小。如果是中国一家上市私企，为不影响股价也可能会做内部处理，但对当事人绝不可能降职留用，对“泄密者”则一定会有所奖励，无论泄密者出于何种目的;如果是一家未上市的企业，一定会通过司法途径追回损失，并将当事人绳之于法。但这种逻辑在中石化却变成了自查自清和严惩泄密者。更奇怪的是，这样的公司竟然能以每天上亿元的利润跻身“中国五百强”之首。同一个市场，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同的利润回报，究其原因，当然应该看到，国家将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资源无偿或低偿授予了垄断国企，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资源税和资源使用费。然而，除此重要因素以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应在于：权力集团为了完成对超级利益的瓜分，并形成权贵资本和家族垄断。
以上分析说明，官商结合模式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府本身就是“商人”，直接经营企业;另一个是，政府虽不直接经营企业，但却越过市场，直接决定资源与财富的分配。因此，从广义上看，“官进民退”不但指国企和私企的进退关系，也包含公权力膨胀、私权利萎缩，这又是一种结构上非兼容造成的问题。在官商结合的模式下，无论企业还是个人，最大的动力不是发挥自己才能和积极性去创造财富，而是通过接近权力、绑上官员直接食利，这种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非兼容的模式难以造就优秀的企业家，但却会形成一个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权贵资本集团。它不但破坏市场规则，而且逐渐成为一股能够左右历史走向的强大势力。
㈢政府竞争制造的GDP神话
2009年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开始复苏回暖;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些停留在速度和总量层面上的利好数据，只是由政府竞争模式制造的数字神话，不但对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改进民生没有更为实际的意义，且与高层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增长(共享式发展)也是非兼容的。
关于政府竞争的模式，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来理解。如果说，土地交易是房地产业的一级市场、房地产开发建设只是二级市场，那么政府竞争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级市场，而市场竞争只是二级市场。这种政府竞争模式和凯恩斯语境下的宏观调控有着本质的区别。凯恩斯的宏观调控本来只是反危机的一系列强有力措施、一时的应对之策，但政府竞争模式却把它常态化了。在政府竞争模式下，各级党政机关不但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而且形成一个以党政一把手为核心的强制运行体系，直接参与微观层面的操作，而立法、司法、舆论媒体、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往往“被缺位”，市场的自我修复功能往往“被缺失”，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微观企业，只能跟着一只“看得见的手”(或被这只“手”牵着)走。
政府竞争模式有两个层面的逻辑解释。一种是由官方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延伸出的“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另一种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官员升迁规则，但两者导致的结果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短、平、快”为特征的掠夺式发展。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没有做到科学发展，并非因为官员本身存在认知上的缺陷，事实上，官员如何会不明白土地财政、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危害或“后劲”呢，只不过，在决定他们命运的选官体制下，只好“知其不可而为之”。
尽管在法律上官员是由人大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中，人大往往只在组织部门做出任命决定后履行一个法律程序，更何况不乏有些地方的人大主任和党委一把手本来就是同一人。因此，每届地方政府都喜欢搞“三高一低”、“铁公基”这些皆大欢喜而又立竿见影的工程，缺乏动力去发展科、教、文、卫这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期事业，岂能不知真正改变一国命运的乃是科学与教育?特别是基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型国家建设等多方面的愿望和渴求迫切之下，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尤为重要。在此过程中，土地、财政、工商、税务等部门往往较为强势，而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则被冷落。与此相应，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地方政府的思路都大同小异，有自然资源的地方通过企业改制招商引资，没有自然资源的则从历史上找文化资源，历史上实在找不到正面形象的，“西门庆故里”之类，居然也争先恐后地要打造为旅游文化品牌。在自然资源或文化资源之外，还可以先制造出类似于“经济圈”的概念，先通过概念抬升土地价格，然后顺理成章地大兴土木。可见，在政府竞争模式之下，中央调控房价变成“空调”、节能减排变成“拉闸限电”、拉动内需变成“屡拉不动”等现象，其实不难解释;而资源贱卖、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安全隐患、土地财政、形象工程、贪污腐败等问题频频发生，也就不足为奇。
政府竞争模式造成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一个是生产要素价格被制度性强制扭曲后的贫富悬殊问题，以及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另一个是对社会矛盾长期的“封堵”，为大规模社会矛盾爆发埋下隐患。土地、资源、环境、劳动力、技术是发展经济最主要的要素，经济要素的价格应由市场按照各自的稀缺程度决定。但在现实之中，土地和行政资源因政府垄断而价高不下。产业结构直接由政府决定，导致劳动力和技术价格无法反映市场需求。土地在一级市场的招拍挂制度，从表面看似由市场定价，实则这种单一供给模式抬高了土地价格并制造出巨大的寻租空间。这种一级市场政府垄断，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则市场化的模式，不但是官商结合的直接诱因，也是政府竞争的直接动力。在政府竞争模式下，资源和环境经常被作为地方招商引资的砝码廉价出售(甚至无偿使用)，当这种掠夺式开发的后遗症开始显现时，从中受益的官员很可能早已高升，如此一来，问责制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在政府竞争模式下，由于政府直接决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其实相当于间接决定了要素价格。但是，教育的结构调整和市场的自发调整机制往往赶不上政府改变政策的步伐，从而导致就业市场的大起大落和要素价格的畸形。全国的现状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过剩、政府投资的“铁公基”项目过剩、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严重不足。因此，一方面是白领过剩导致的工资水平偏低和严重的大学生失业，另一方面是蓝领短缺引发的“用工荒”;一方面是掌握资本和技术的人才留不住，另一方面是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出不去。其背后深层次逻辑，正是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行政干预所造成的非兼容问题之冰山一角……
结语：寻找转型之钥
——在历史坐标中确定使命
“黑天鹅”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说法，寓指那些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一切，意味着许多事情都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很大。”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地震、海啸等自然事件，或许是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但在社会经济领域，即使有“黑天鹅”，也是指代那些因结构性矛盾不可调和而爆发的事件，历史学家称之为导火索或突破口。史上所有战争和危机，皆为非兼容结构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新崛起的大国和老牌国家之间利益的非兼容所致;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是现代化工业生产与传统专制政体的非兼容所致;美国次贷危机是骗贷行为与契约精神的非兼容所致……今天，由制度性强制所导致的非兼容结构，如若不能全面转向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则中国社会经济领域“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非兼容结构源于制度性强制，但笔者不希望以另一种强制性去纠正这种非兼容，那样只会造成一种历史循环。随着非兼容结构造成的经济社会矛盾已越发难以调和，特别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两者中任何一个转化成为中国的“黑天鹅”事件，都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寻找非兼容结构的转型之钥，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而国内思想界对经济社会问题愈演愈烈的论争与批判，自然而然地成为寻找转型之钥的契机。
对于未来，既要希望它好，也要准备它坏。寻找转型之钥的过程，将是亦苦亦乐的漫漫征旅。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国经济已从全球衰退中强力反弹。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9%。那些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核对一下实物数据:6月份,中国发电量同比增长5.2%,扭转了之前连续8个月负增长的局面。目前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今年的GDP增幅将超过8%。
但一些问题正隐隐浮现。中国纾困方案导致的投资增长,有可能令本已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而资金的注入已经在催生资产泡沫。
中国采取刺激性措施的动机十分简单。中国没有遭受西方那种金融危机,但却受到了其次级债效应的明显影响,导致出口骤减。2007年,中国出口增幅为25.7%,出口对GDP之比高达36%。而去年11月份,出口同比下降2.2%,且此后一路下滑。今年5月,出口同比骤降26.4%。出口下降对GDP增长幅度的拖累作用可能达到了3个百分点。如果计入间接影响,对中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的拖累甚至可能超过了5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的反应非常迅速。2008年11月,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合58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落实。刺激药方的“剂量”很足,为2008年GDP的14%。
中国有能力负担如此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过去10年来,中国的预算赤字很低,2007年还出现了预算盈余。因此,即使推出了刺激方案,中国的债务可能也仅占GDP的20%左右。政府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不过,这就带来了第一个问题。刺激方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这部分投资的增速一直高于GDP增速。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在短期内创造需求、在长期内创造供给的双重功效,在一般情况下,投资率的上升短期内将迅速创造出过度需求,随后,经济将从过热阶段转向产能过剩。相应地,通胀压力也会为通缩压力所取代。
2003年年底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经济过热。由于过热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也随之不断增加。但由于外部需求强劲,产能过剩局面并未立即显现。不幸的是,政府未能有效控制住投资过热。譬如,政府2004年曾试图遏制钢铁行业的投资热,当时中国的钢铁产能为4亿吨。而到了2007年,钢铁产能已突破6亿吨。只是当出口暴跌之后,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才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显露了出来。
要想维持可观的经济增长率,同时避免大面积失业情况的出现,中国政府只剩下了一个选择:用国内需求来取代急剧萎靡的外部需求。从短期来看,刺激国内消费的难度很大;投资需求成了唯一的选择。经济刺激方案的后果是:2009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同比上升36%,而中国的投资率可能已突破了GDP的50%。
政府十分清楚,中国经济一直饱受产能过剩之苦。这正是刺激方案中政府投资之所以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而非兴建新工厂的原因。不过,一个以投资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仍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仓促上马及执行中监督力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浪费现象比比皆是,而这股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的预期收益也不容乐观。
应动用更多的资源,构筑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家庭消费能够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支出也应有益于私人投资,并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但许多地方政府却在压挤这些企业,以弥补税收不断下降的影响。
面对外部需求突然减少导致的产能明显过剩,中国政府正想方设法稳定出口增长。退税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出口激励政策。但不幸的是,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由于美国对其经济失衡进行调整——特别是消费减少——出口市场萎缩的状况难以改变。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的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被动调整,而非主动调整。中国不妨加大消除内外价格扭曲的力度,以减轻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尽管中国的危机管理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在结构性调整方面的成就仍喜忧参半。
现在来谈一下第二个问题。2009年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7.3万亿元人民币,超出全年的官方目标。信贷增速高得惊人,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情况亦是如此,相对于GDP的增速创下了历史新高。其结果是,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
诚然,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国内经济放缓,中国应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中国并未遭遇流动性不足和信贷危机,其货币乘数一直也基本稳定。中国不必像美国那样动用直升机漫天撒钱。
流动性过剩已导致资产泡沫再度抬头。目前阶段,由于产能过剩,通胀暂时还未构成威胁。不过,鉴于广义货币供应量为GDP的160%以上,当遭受内部或外部冲击时,形势随时会发生变化,且变化速度可能会很快。全球政策制定者都在关注美联储的下一步举措。中国货币当局或许也需要思考其退出战略。
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复苏,中国必须在危机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如果中国无法解决其结构性问题——包括对出口的依赖、高投资率和收入差距悬殊——将不太可能保持持续的增长。无论是进行结构性调整,还是制度性改革,本轮危机都为中国提供了良机。果断采取必要措施,符合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摘自:《经济参考报》2009年10月14日 编辑:张小玲)
点评: “短板理论”指出,决定木桶盛水量多少的关键因素不是其最长的板块,而是其最短的板块。套用到经济学领域,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经济发展中的成就当然值得肯定,但是我们不应只看到这些,还应该看到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正是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和“后腿”。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这一方面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也使得原已存在的问题(如产能过剩、资产泡沫)进一步加重。在日渐复苏的形势下,及时发现并重视解决其中的问题,经济复苏才能够持续下去。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防范金融危机风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 影响 政策建议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金融业迅速得到发展，它在经济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伴随着金融业高速发展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
1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①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②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⑨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1.1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导致我国外贸出口衰退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颇为雷同，出口市场结构也非常相似，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产品种类均主要是电子、化纤、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性产品，市场也均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将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1.2影响我国企业引进外资此次金融危机对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和企业投资产生了普遍影响。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致使引进资金、技术等借助外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引进势头减弱。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把握，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投资削减会逐渐凸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来工业引进外资增资扩能。
2 金融危机带来机遇与希望。
国外很多媒体在提到中国时，都用“rising China”(崛起中的中国)来形容，可见在危机中的中国，聚集了全世界的眼球，也凝聚了全世界的希望。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2.1有助于中国争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金融风暴爆发后，从实体经济来看，我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太大的影响，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将较快地提升。从战略角度考虑，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只有通过非军事的经济手段才能取得与其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这次金融风暴或许是调整国际秩序的序幕之一。因此，我国应该利用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加快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重新塑造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在改革过程中，增大中国的发言权。中国应该积极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拿出自己关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计范式，特别是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的议题上，中国应该整合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力争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及相应的话语权。而中国在锻造金融竞争力，强化金融体系的稳健过程中，应该建立多元化的外汇储备体系，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积极进行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业务和人民币的国际债券业务。最终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为基轴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相互制衡的全球金融稳定三极。只有建立了稳定的汇率，把握了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我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才不会被操控在投机资金手中。
2.2有利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在劳动力成本增大、原材料价格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等系列现实压力下，再加上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小企业来自欧美订单的大幅减少，这让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中小企业面临更严峻的威胁。在目前的危机下，中小企业必须研发高附加值产品、升级技术、改善设计和提高品牌知名度，开拓新兴市场、启动国内销售；但我国出口企业很少具备这些实力，且增加这些方面的实力需要很长时间，金融危机为这个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就是从国外购买技术和品牌，欧洲、日本和北美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具备这样的品质，而且现在非常便宜。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以促进产业调整，甚至可以将外汇借给出口企业，让他们去买国外优质的品牌、技术甚至并购。
2.3有利于我国扩大内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32.4％，达51321.78亿元，2008年前三季同比增长25.8％，达48946.86亿元，我国完全有财力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从财政收入中调出部份资金注入住房平准基金及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基金，以稳定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信心。政府要通过改革金融证券管理体系、财政预算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及健全工业产业投资指引，以扩大内需，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提升资产附加值来刺激经济。刺激经济的关键是激活内需，而激活内需的前提，必须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这样，人们才敢将储蓄从银行里调出来，大胆地消费，形成增长的良好循环。
3 预防金融危机的措施
3.1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顺应不同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适时主动调整。中国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必然是渐进型的。目前人民币汇率还不适合完全自由浮动，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和推进，进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区间，以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能力，发挥汇率作为金融危机缓冲器的作用。
3.2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当国际游资流入时，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引起大量资金外流，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
3.3尽快建立充分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数据巨大的外债，已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如果要避免因为过分依赖外商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就必须尽全力发展自己的资金市场。只有国内资本市场越活跃，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才会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发展新的融资市场的步伐。
3.4坚持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合理控制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也已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大量涌入的确弥补了国内资金缺口，也支持了重点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建设。但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外资和债务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首先，我国必须将外债规模确定并维持在一个适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债既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对外债偿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举债。
3.5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一、2009年的经济形势与特点
如果要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还要先分析一下2009年的经济形势与特点。在力度空前的经济刺激措施作用下,2009年世界经济从急跌到企稳回升,开始由衰退走向复苏。其中,以中印为首的亚洲地区的步伐明显加快了,中美发达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整个2009年是世界经济从“二战”以来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一年,同前年相对比,世界经济的萎缩率超过2%,为防止今后世界经济再出现危机前失衡的状况,我们今后将面临更大的政策挑战是怎样加强国际和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来改变世界各国的一些经济结构,从而促使经济能够更加平稳地增长。
二、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目前,世界经济在政策刺激等短期因素的作用下开始走出衰退,缓慢复苏,但经济复苏路径和复苏前景仍面临着宽松政策调整、通胀预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贸易保护主义、失业率上升、美元贬值预期加深等不确定因素。
(一)政府干预政策的退出可能性及其影响
2008年9月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巨额经济刺激方案,大幅降息至历史最低水平,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还实施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大规模救助政策对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稳定金融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2010年,经济刺激政策对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如何继续维持强大的政策支持,来确保经济进一步复苏;如何随着经济复苏的逐步巩固,使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平稳有序地退出,将是2010年世界各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二)通胀预期及货币政策进退两难的影响
目前美国、日本等国的货币供应增速均快于名义GDP增速,全球基础货币持续上升。根据货币和经济景气决定通胀高低的一般规律,经济低谷时期的过剩货币供给往往不会形成通胀压力,而在后期宏观景气回升的时候就释放为通胀压力。因此,2011年下半年全球通胀风险加剧的可能性非常大,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不确定。各国央行为缓解信贷紧缩而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缺乏退出机制和有效的工具,很难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回收过剩的流动性。依赖于政府的大量支出与央行的货币刺激,经济复苏将不可持续,反而会埋下通胀隐患,如果不通过结构改革来改变困境,世界经济有可能再现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
(三)美国金融生态与房地产动向及其影响
为了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对于金融企业的干预程度也达到了空前规模。美国政府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而美国房价企稳是判断本轮金融危机见底时机的重要依据。200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居民住房市场复苏的迹象较为明显。9月份,美国房地产建筑商信心指数攀升至19%,但此后两个月连续下滑至17%,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的购房免税和信贷优惠的政策将在11月30日结束。美国国会通过投票决定将该政策延长至2010年4月份,明年该政策退出后会怎么样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四)国际货币体系调整可能性及其影响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救市所迅速积累的财政赤字与美联储实施的“定量宽松政策”影响到市场主体对于美元的信心。随着美元的贬值预期加深,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随时会面临缩水风险。而且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提供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衡机制,美国仍然可以按照“我的美元、你的问题”的逻辑我行我素,让全世界分摊其救市成本。同时,美元的霸权地位,使得全球流动性的松紧,基本操持在反映一个主权国利益的美联储手中,因而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三、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一) 我们对今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
预估今年的世界经济增速在3—3.5%之间,实现低水平的缓慢复苏。但是,估计今年世界经济恢复的速度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高、那么快,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是高失业率的影响。我们从去年失业率预测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那些欧美国家是相当高的,像去年1月份美国有7.6%的失业率,到去年10月份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0.2%。这不仅超过了10%这一重要的心里关口,而且也超过了以前专家们的预计,使人们对今后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担忧。去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做了一番预测,预计今年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都要高于去年,像美国、欧元区、日本等,特别是欧元区要达到11.7%。
二是主要由政府的政策刺激等短期的因素推动了当前经济复苏的缘故,并不是由企业和市场推动的结果。去年第三季度美国的GDP大约有3%的增速,在补库存方面就贡献了2个百分点,贡献率超过了60%,这表明企业投资和企业投资居民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还是很小。另外近几个月增加失业保险福利等等政策也刺激了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因此,虽然美国的经济已见底了,但是今年出现较快增长的可能性还是很小。
三是不断积累的通胀风险是由公共债务规模和财政赤字规模扩大所导致的。从去年10月份IMF的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所有国家去年的财政赤字占世界GDP的百分比平均为6.7%,比前年增加了4.7%,其中发达国家平均为8.9%,高于前年5.4个百分点;公共债务占GDP的百分比也非常大,去年世界各国平均为68.1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平均高达91.9%。如此高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不仅使下一步的财政支出和减税等政策面临资金不足的硬性限制,而且使潜在的通胀风险不断积累。
(二) 对国际贸易走势的预测
从去年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的复苏从年中开始出现的,但是全年减少的贸易额还是很大,整年减少了11.9%。我们预估今年的贸易额会有所增加,预估的增加量将在2.5%左右。在国际贸易状况相对改善的状况下,去年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连续几个月的出口降幅远远低于进口降幅,是在国际贸易状况相对好转的状况下,因此我们说贸易状况正在不断改善。
国际贸易好转主要表现为:
一是大宗商品贸易慢慢恢复。从路透社商品价格指数来看,去年7月份到去年11月份的商品价格由2000美元增加到2250美元,4个月的时间已经增加了12.5%的幅度;波罗的海的综合运价指数也是从去年年初开始一直增加,但是总不能稳定下来,起起伏伏的,到去年6月份开始回落,但是到去年10月份的时候又再次上升,从2000美元增加到4000美元,从去年10月份到去年11月底,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增加到两倍。
二是外需持续萎缩局面出现了改观,去年5—8月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美国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被美国出口环比给扭转了,去年6月份和去年7月份欧元区环比的增长幅度分别是0.9%和4.1%连续增长了两个月,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也从去年年初的下降趋势转而开始回升。
三是对大宗商品市场行情的预测。估计今年整个经济复苏将会促使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保持波动向上。但是在美元持续疲软的强烈预期下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国际资金追逐大宗商品,这大大地推动了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从指标数据分析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总体向上增长的趋势不变,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来看,去年国际原油平均价格是每桶61.5美元,今年将增加到每桶76.5美元,增加24.4个百分点。黄金价格也将不断上升,虽然前年发生了金融危机,黄金价格有所下降,但价格下降幅度不是很大,黄金价格在去年10月份就已经冲破了1000美元大关,在去年11月底又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1165美元。
四是对国际直接投资趋势的预测。去年下降的国际直接投资是非常多的,下降率也是相当大的,由前年14%的下降率到去年又继续下降30—40%,今年将会有缓慢的增加,估计会增加16%,到明年的时候直接投资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总之,今年整个世界经济整体上要好于去年,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那些没有完全结束的金融危机,再加上没有完全释放出来的潜在的金融风险,将是世界经济向前发展的障碍。因此,我们不能对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寄予过高的期望。而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国内市场的拓展上,积极培育新战略性新型产业。
(刘康,1982年生,江苏连云港人,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中国宏观管理思路的重大变化，将构筑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
2016年，全球经济要彻底走出此轮困局，必须致力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将全面启动“十三五”规划，并加快构建新型宏观调控的政策框架——“改革开放创新+财政货币政策”，核心是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来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预计随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显现，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结束下行趋势，逐步企稳，实现6.7%左右的经济增速，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进一步。
货币宽松，财政发力，企业环境改善
2015年全球经济在曲折艰难中前行，对货币宽松等需求管理政策的过度依赖，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升级都加剧了经济复苏的脆弱性。中国经济增长告别“7时代”，全年增长6.9%，消费、投资与出口均出现下滑，居民消费价格保持低位，工业领域通缩压力加大。但经济结构加速优化调整，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就业状况良好。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总体上看，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但随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显现，有望结束下行、逐步企稳。预计宏观调控将着力从供给、需求两端强化“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改革开放创新+财政货币政策”共同发力。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仍然巨大，“深化和落实改革开放”、“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型”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尽快实现国际竞争力及质量效益显著提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生态民生持续改善的“新增长”、“新发展”之关键。在中国经济暂别“7时代”的背景下，“十三五”规划必将勾勒出中国经济的新未来。
1.经济筑底企稳，增长新动力逐步显现。2016年中国经济随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显现，有望结束下行态势逐步企稳。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经济增长面临“三期叠加”的压力，GDP增速连续11个季度呈下行趋势；到2016年，这种下行压力必然存在一定的惯性。但从积极因素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提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融合、深入推进，内需和供给潜力巨大。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逐步形成，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的增长动能正在加快孕育，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释放更多制度红利，创新驱动力日益增强。就业形势稳定，房地产行业下行态势减缓，基建投资继续加快，“稳增长”的政策措施累积效应、合力作用持续显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下降、适应市场自我调整的步伐加快。特别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描绘了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明确了新的目标要求、发展理念和重大的举措，也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和激发社会活力。综合来看，中国经济仍然具备中高速发展的条件和潜力。预计2016年GDP增长将由下行趋势转为企稳趋势，全年有望实现6.7%的增长。
从供给侧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新型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快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发展”放在新的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未来“双创”将重点服务于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领域。其中，服务业领域通过创新植入互联网基因已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不断涌现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甚至不少创新企业已开始倒逼制度改革（如专车等）。预计2016年全年工业增加值将同比增长5.7%左右，其中新型制造业增速将明显快于整体工业水平，服务业将增长8.6%左右。
从需求侧看，消费升级和“聪明投资”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会需求的源泉，未来居民消费由传统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向对美丽环境、文化娱乐、高等教育的高端需求升级，蕴含着巨大的需求增长潜力。同时，针对这些新需求的有效供给则需要鼓励“聪明投资”，把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性导向与“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配置机制和多元化主体合作制约下的审慎务实、高明聪慧的项目科学决策融为一体。预计2016年全年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将增长11%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9.5%左右。
“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路一带”战略与自贸试验区扩大试点，将全面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开放倒逼改革。“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促进资源要素的有效流动。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从国内需求或是未来区域经济合作来看，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都比较旺盛。预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沿线地区基建需求量将增加到每年1.05万亿美元。此外，“一带一路”还将在能源合作、通商文化、信息产业和自贸区建设方面对中国及沿线国家经济起到拉动作用。预计2016年中国出口将同比增长5%左右，进口将同比下降5%左右。
2.价格企稳，货币宽松，财政发力，企业微观环境逐步改善。从价格因素来看，2016年中国面临的通缩压力将所有缓解。一方面，全球主要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跌的空间有限，将开始在低位企稳，从而减少中国的输入性价格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整体经济的筑底企稳以及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显现，企业的下游需求有望出现好转。预计2016年PPI全年同比下降2%左右，较2015年下降幅度减小，CPI全年增长1.7%左右，略高于2015年。
货币政策仍将在稳健的基调下保持适度宽松。一是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需要以相对宽裕的流动性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社会总需求仍然偏弱，需要在需求侧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三是需要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提供有利的利率环境，同时降低存量债务的压力，防范可能发生的违约风险。四是美联储加息后为应对资本外流，需要提供充沛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预计2016年货币政策仍将在稳健的基调下保持适度宽松，为“稳增长”保驾护航。预计2016年仍有一次降息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M2同比增速在13%左右，一年期存款利率水平不太可能降至1%以下。
财政政策将继续发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作用。一是财政赤字将更加积极支持“稳增长”，预计2016年将安排公共财政赤字1.8万亿左右，预算赤字率由今年的2.3%增加到2.5%左右。二是在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存量作用，同时实施好结构性减税政策。三是大力推进规范PPP，塑造政府重法治、工作透明、讲信用的环境，推进PPP融资支持基金尽早运作。四是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任务，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在价格回稳，货币、财政政策双发力的有利环境下，预计2016年实体企业的经营环境将有所改善，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将有所缓解，企业将切实享受到政府简政放权、为企业减压减负带来的实惠，并助力实体经济企稳回升。
3.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理念。而中央“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表述，标志着中国宏观管理思路的重大变化，将会构筑起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并为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扭转经济下行趋势的政策重点，将转向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启动“十三五”规划，并加快构建新型宏观调控政策框架——“改革开放创新+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标本兼治、长短结合，核心是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来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持续改善生态、民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从具体措施看：
一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促进制度供给。放开价格管制，为市场和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价格信号。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优化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完善企业破产退出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强化市场调节功能。
二是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及其素质。在全面放开二胎的情况下注重劳动力质量提升与结构改善，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力资本红利”，在劳动力要素上实现供给升级。
三是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尽快修改国有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规定，助推投资项目落地。探索“股田制”等土地制度的变革实践，并借鉴国际经验优化农业发展模式，以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进而带动农村和农民现代化。
四是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加金融供给。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基准利率形成机制改革；探索建立不同规模、多元化的经营机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五是加快推进国企改革。规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发展，抓紧处置僵尸企业，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六是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大对工业基础设施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重点示范和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七是支持科技创新，推动“双创”，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扩大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处置权限，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八是加强节能环保，建设美丽中国。加大对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投入力度，建立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及产品的推广，支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促进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2016全球经济走势分化
2016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第八个年头，世界经济仍深受危机拖累，复苏之路艰难曲折，全球经济已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尽管除美国外主要发达国家仍在进行大规模需求刺激，但政策效力开始递减。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尚未形成带动经济走出低迷的主导力量，低增长、低通胀和高失业、高负债仍困扰着全球经济复苏。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盘整期，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和宏观政策呈分化趋势。全球经济继续呈现深度结构调整特征；货币政策不同步与债务问题将普遍困扰各国；全球贸易规则重塑和地缘政治冲击仍将影响复苏进程。
美国经济持续温和复苏，但加息进程将极为缓慢。美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经历了深度的结构性调整，得以从危机中率先复苏。然而，其复苏将不断受到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的拖累。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长期来看，美国经济脱离全球基本环境而“一枝独秀”的格局难以持续。假设美国经济进入高速轨道，美元汇率的上升将严重打击其出口，并阻碍本土制造业的回归，从而放缓复苏脚步。因此，即使美联储进入加息进程，预计其进程也将极为缓慢。从整体看，预计美国2016年全年经济增长2.7%，略高于2015年。
欧元区仍在低增长区间徘徊。欧元区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原因在于其经济结构调整并不充分，复苏主要受益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外需刺激以及QE政策的内需刺激。2016年英国经济增长可能有所放缓，因此英国央行的加息决定也将推迟。预计2016年英国经济增长2.2%，较2015年有所回落。
日本经济仍将在微弱复苏与衰退中徘徊。目前来看，安倍要实现宏伟目标仍需跨越三道坎：一是巨大的财政压力，二是外部环境承压，三是结构性改革短期难以见效问题。预计2016年日本经济将微弱增长1.0%，略好于2015年。
“金砖国家”继续分化。印度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但随着美联储的加息，也将面临一定资本流出压力，预计2016年印度经济增长7.0%，略低于2015年的增速。俄罗斯与巴西的经济衰退将有望缓和，国际能源价格的下降空间有限，2015年或将是俄罗斯与巴西最糟的年份，预计俄罗斯经济2016年收缩0.5%，好于2015年。
（作者单位为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