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中辩证统一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1954 年,茅盾在 《 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对翻译,特别是对文学翻译,做了比较全面的概述:“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内容。 ……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染和美的享受。 ”他又说: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和语言外形的变易”, 而是 “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1]。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给翻译下定义时说“所谓翻译, 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1]。 奈达不但重视语义,而且也重视文体风格的再现。 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具有强烈的风格意识,从内容到风格对原作进行全面的传译,不得任意增减删改, 同时又不至于使自己的翻译风格影响原作风格的体现,这是译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2文学风格的涵义
文学风格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特性,是否有鲜明独特的文学风格是衡量文学作品创作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 文学风格是一个涉及面很广并且很复杂的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理解。 有人认为风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人认为风格是实实在在的,是作者通过语言显现在作品中的东西。 那么到底什么是风格呢? 中西方关于风格的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我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内容和形式相互配合的重要性《论语 》中记载了孔子(前551 年———前479 年)的这样的两句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 这里的“质”指内容,“文”指形式。 所谓“文质彬彬”,就是内容和形式配合得当。 这是我国关于风格问题的最早阐述之一。 当然,在我国最早出现“风格”一词是在汉魏,最初不是用来品文,而是用来品人,评价人的体貌、德行、行为等特点的。 如《世说新语·赏鉴》说“(陆)机清厉有风格”[3]。 明确用风格一词来品评诗文,一般认为始于《颜氏家训.文章》:“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4]。 其中的“风格”指文章的风范格局。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创作和审美经验的日益丰富,风格概念逐步完善和成熟且呈现定义多样化,出现了个性说和语言观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前者代表人物为法国博物学家兼作家布封,他在《风格论》中提出“风格即人”[5]。 这里的“人”并非人这个物质实体,而是指作家本人的精神品质及个性特征,也就是说,从作品中可以窥见作家的艺术创作个性。
语言观者认为,风格是思想行为在语言上的准确充分的表达,是通过遣词造句,修辞手法的巧妙配合而形成的。 风格即(1)个体语言使用者无意识的个人语言习惯;(2)标志某种语言特征表达方法的常见模式[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作品只有借助语言才能成为具体的作品, 作家的思想和艺术创作个性也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表现出来。 因此,对风格的研究还得从语言这个外在形式着手,语言是风格体现的媒介。 文学作品的风格内涵很广泛, 不是语言文字的风格所能涵盖的,“它是作品的思想风格、艺术风格和语言风格的综合”[7]。 笔者较赞同黎运汉先生对风格所作的阐述,他在《汉语风格学》一书中说:“文学风格是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各种特点的综合表现, 是作家的思想修养、审美意识、艺术情趣、文艺素养(包括语言修养)等构成的艺术个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凝聚反应。 它贯穿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形象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的运用等方面”[8]。 同时笔者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风格除了反映作家个人的世界观、艺术观、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及气质等稳定的个性特征之外,还反映了文学语言总体运用的特点、作品生成时代的印记(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地域习俗、作家所属写作流派的普遍特点等。 因此,我们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风格是作家个人风格、语言风格、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的综合体。
3译者风格的存在
译者风格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整个翻译过程来看,首先,译者作为社会人,都具有区别于他人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精神风貌,即人们说的个性,具体表现为能力、气质、性格、信念、理想和世界观。 这些个性特征使译者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标准、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 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使译者常常选择那些与之相适应的题材或原文本来进行翻译,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该译者的独特之处。 比如, 严复从事的 “西学翻译”,朱生豪穷其毕生精力译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家毕修勺一生从事左拉作品的翻译,傅雷致力于小说的翻译,而徐志摩却专喜译诗。
翻译什么确定了之后就进入了对作品的全面理解阶段。 译者得调动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对原文本进行全面深刻地理解。但不同的译者在性别、年龄、国籍、所处时代和环境、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和知识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 所以对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不同的理解”是指对原作者凝聚在作品中的情感,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原作的精神实质方面的不同理解。 不包括因译者本身语言水平不足而造成的误读。
不同译者带着这些差异随之进入翻译过程的译文表达阶段。 从语言层面上讲,原语和目的语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用、篇章等方面存在差异(亲属语之间如此,非亲属语之间差异更大)。特别是词汇差异,比如某一事物为一个民族所特有,这样反映该事物概念的词语在另一民族语言中就找不到对等词。 根据刘宓庆先生的统计,“不完全对应的词语及句子、 语段在双语转换中占绝对优势。在抽样分析中,完全对应的词语约占五分之二到四分之一,其余的不能实现完全对应。翻译中的词义辨析及句式变通主要集中在约占80%的非对应(包括不完全对应)转换中”[9]这样, 译者在翻译时往往不得不放弃纯粹形式上的对等而采取语义对等模式,对原文进行意译、增减译、句式转换等等。在这整个过程中,译者在变通手段的选择、词语的处理、句子的重构、修辞色彩的再现等方面所客观表现出来的艺术功力、 遣词造句的行文习惯就形成了译者风格。从文化层面上讲,译者还要处理原语和目的语在文化上的差异,归化也好,异化也好,在处理过程中也尽显其风格。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翻译家的评论,个人经验和翻译实例,进一步说明译者风格的存在。方梦之先生说:“译者的心理过程是以原作为根本不断完善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我。 尽管译者一般都刻意追求原作的风格,但是译者个人的风格总是顽强地(通常是不自觉的)从译品的字里行间透析出来,而且越是成功的译者,其翻译风格也越是明显,体现出译者的个性、气质、学养和心理禀赋”[1]。 “且不说严复的译文鞭辟入里、古雅精美、声调铿锵独创一格。 鲁迅考虑到保存原文的‘精神和力量’,主张直译,但不赞成蹇涩和拘泥。 ……傅雷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相要求,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傅译似自成一宗一派。巴金的译文质朴清丽、明快晓畅、细腻传神,译文的笔调与他的写作风格相一致。 这些名家的翻译个性是如此明显,以致不看署名只看译文就知道出自哪个大手笔。 看来,要‘不着痕迹地再现原著’,许多伟大的翻译家做不到,也不屑做到,一般译者也恐难做到”[1]。这里的 ‘不着痕迹 ’就是说译文完全不体现译者风格。以翻译安徒生童话而著名的翻译家叶君健也曾说:“(我)把这些童话当作‘诗’来理解。 ……我所力图表达的‘诗’和我个人的气质和人生经验分不开,也就是说,我对安徒生童话有我个人的体会别的译者, 尽管他对原作的理解和所持的翻译态度也许与我相似,但他翻译出来的成品决不会和我的译文一样”[1]。 说到翻译实例,那更是不胜枚举。同样是《大卫·科波菲尔》,董秋斯和张谷若的译文就不一样;同样是《老人与海》,大陆翻译家海观和台湾翻译家宋碧云的译文风格也迥然不同; 更不用说杨戴夫妇和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分别翻译的《红楼梦》了。 总而言之,纵观整个翻译过程, 无论是原作的选择还是译文表达中文化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无不需要译者精心的选择和处理,无数选择和处理就构成了译者的风格,所以,译者风格的存在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4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的辩证统一
在文学翻译中, 译者要在译文中完整地再现原文的风格“不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从语言层面上,原作的风格都应该在译作中得到体现,否则,就不是翻译,而是译者将原作的情景或者译者感受到的情景,用目的语进行的一个文学创作”[7]。 但译者风格又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如何处理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之间的关系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由于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上存在较大差异,所以译者不可能用目的语完全准确地全部传达原作的风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译者不需要做这方面的努力, 并且这也是译者应具有的翻译态度。 因此,在开译之前,译者应通过分析原作语言和了解原文作者来全面把握原作的个人风格、 语言风格、 民族风格、时代风格。 对于个人风格,译者应该读一读原作者的其它作品, 比如只读海明威的一部作品恐很难抓住其简洁明快的写作风格。 其实对作家个人写作风格的把握还得集中于对作品语言运用综合特点的分析。对于语言层面的风格,笔者赞同刘宓庆先生的风格标记法,他在《翻译的风格论》一文中提出六分法:音系标记,语域标记,句法标记,词语标记,章法标记,修辞标记[10]。 通过对上述六个方面的分析来把握语言风格;对于时代风格,其实就是指由于时代因素而形成的语言运用的综合特点, 体现为今用语、过时语、陈旧语、古语、废语等。 比如培根的名篇Of Studies,所用的就是早期现代英语。 对于民族风格,主要通过原语和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对比而得知, 这是从宏观上对原语语言和文化特色的把握。 此外, 译者不能忽视原作思想内容层面上的风格,即语义风格。 其所指主要为原作的主题意义、作者的态度和思想感情等。
对原作风格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把握之后, 译者就进入了译文表达阶段。 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之间的矛盾成为译文形成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而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构成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另一方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11]。 在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构成的这个主要矛盾中, 原作风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最终译文风格的性质是原作风格的再现。 所以,译者应抓住原作风格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发挥译入语优势,积极运用各种语言手段和艺术表现手法, 将原作艺术形式上的风格最大限度地在译文中再现出来,使译文和原文文采相当、形神毕肖、雅俗等同,给目的语读者带来与原文读者同样的艺术审美感受。唯物辩证法还对矛盾统一性做了精辟阐述,矛盾双方的统一性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 矛盾双方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11]。 在译本形成过程中,译者风格只有通过再现原作风格才能得到发挥, 原作风格离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无法在译文中重现,双方相互依存。 同时,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作为矛盾的两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然而,对译者来说,其任务就是努力使译者风格向原作风格“转化”。这里,“一定条件”指译者具有努力再现原文风格的翻译态度,译前对原作风格的充分把握以及译者具有“重视忠实于原作”的翻译理念。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转化”也与辩证法中的转化有些许不同。辩证法中的转化指矛盾一方直接转变成为另一方, 比如统治阶级可以转化为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也可以转化为统治阶级;先进可以转化为落后,落后也可以转化为先进。而译者风格向原作风格的“转化”强调缩小其与原作风格间的天然差距,使译者风格体现原作风格,客观上并不抹杀译者风格的存在。实践中就要求译者在艺术形式上,“尽量束缚住自己过分个人化且与原作有所冲突的行文方式”[7]; 在思想内容上, 克制个人情绪化的观点,使原作的主题意义、原作者的态度、思想感情等在译文语言中得到传神体现。
综上,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作为矛盾的两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依存,又可相互“转化”。 其中,原作风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最终译文风格的性质起主导作用。译者应时刻把握住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努力使译者风格向原作风格“转化”,尽力缩小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间的天然差距,使译者风格体现原作风格,这是解决二者矛盾的最佳途径。从而,最终的译作既体现原作风格,又体现译者风格,二者达到辩证的有机结合。
摘要：翻译的完美境界是译文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包括文体风格。然而,尽管译者主观上要求自己忠实再现原文风格,不等于客观上就不存在他本身的风格,任何译作多多少少都会留有译者再创作的痕迹。文章结合唯物辩证法中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学说对如何处理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原作风格和译者风格分别构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时刻把握原作风格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努力缩小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间的天然差距,使译者风格体现原作风格,从而二者在最终译文中达到辩证的有机结合。
统计学中辩证统一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教育投资包括校园建设、设备仪器购置等物质投资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教育投资提供了进行教育所需的校舍、设备等硬件, 甚至包括教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教育工作者;教育消费是在教育投资物化后, 社会主要是家庭 (个人) 在教育上的花费。很显然, 教育投资决定着教育消费的范围、层次和质量, 教育消费反过来影响着教育投资的力度和频度, 因为, 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 还是从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 教育投资渠道多元化, 已成大局, 如果没有家庭或个人的教育消费, 就可能只是政府单方面的投资, 从我国来看近期靠国家拿出大比例的钱来投资教育似乎很不现实。同时, 如果没有相应的竞争机制, 政府投资既没有动力又缺乏应有的监督和约束, 势必抑制教育事业的发展。当然, 教育投资和教育消费作为辩证统一中的一对矛盾, 既相互依赖, 又相互促进, 它们都以教育为载体, 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教育投资者和教育消费者, 就是通过教育这一桥梁而联结在一起的。
教育作为一种产业, 所从事的是教育劳务生产, 也就是说, 其产品是教育劳务。劳务是消费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支配生产行为的内在动力, 具有更突出的作用。在教育劳务生产中, 其本身就是消费, 没有这种消费就不可能进行教育劳务的生产。教育劳务直接属于劳动力的再生产, 用于提高劳动者的技术和科学素养。对于受教育者来说, 无论是自己、家庭或政府负担学费, 都是购买这种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 受教育者以及其他人们对于教育中各种形式的投资, 既是教育投资又是教育消费。教育服务的使用价值, 正是人们投资决策的取向。受教育者接受提供的教育劳务, 获得谋职和发展的某种技能, 也就获得了增加劳动力的价值。对于这种价值, 马克思论述道:“我要趁此机会指出, 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既然各不相同, 所以, 各种不同行业所用的劳动力的价值也一定各不相同。”这种价值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应当获得不同的价格”。这就是说, 这种获得的增加劳动力的价值, 同样在市场的交换中实现, 只是这种交换不如物质产品那样完全被动, 而是主动的, 特别是当这种劳动力表现为使用价值时。
教育对家庭来说, 既是即时消费又是长期性的投资;对社会和国家来讲, 教育的投资和回报更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考虑, 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目前居民消费的疲软导致投资机会减少的情况下, 教育却是居民最愿意购买的服务产品。上海市的一份调查也表明, 教育成为众多家庭储蓄的首要目的, 远远超过养老、买房, 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达89.8%。教育市场是经过20年市场经济改革剩下的最后一个卖方市场。到2010年, 我国受学历教育的人口将近3亿人, 面对全国1, 022所高校和1, 000所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以及25所民办高校, 显然是杯水车薪, 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加之教育消费形式必定附带教师、学生和相关人员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巨大需求, 这无疑
又会大大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 只要教育供给扩大, 教育投资能够跟进, 教育消费的拓展将是巨大的。
教育既是消费, 又是投资, 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潜在的促进作用。据专家分析, 我国现有普通中、小学生2亿人, 如其中10%以教育消费形式择校就读, 则每年有1, 000亿元的潜在教育收益;我国现有高中生及适龄高中学生约2, 000万人如有80%的以教育消费形式就读, 按每人每年消费2, 000元计, 则每年潜在效益将达300亿元以上。全国政协委员游清泉算过一笔帐:99年高校扩招33.1万人, 按每人年均出费用6, 000元算, 仅此一项, 一年便增加仅20亿元的有效需求。目前中国有各种形式的民办学校1, 095所, 其中有的投资达数亿元人民币。有关部门测算表明, 广东办得好的收费民办学校收益率平均在16%以上。由此看来, 教育不仅是消费, 更是投资。21世纪的中国教育市场孕育着无限商机。
投资与消费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构成了一个矛盾的对立面。教育消费能有效地促进教育投资, 促使教育投资者根据市场需要来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要。
教育投资能为教育消费者提供知识和技能的舞台, 教育投资决定着教育消费的深度和广度。教育投资与教育消费能力的大小, 取决于一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教育投资与教育消费的大小, 取决于一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之上的世代相承的社会价值取向。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投资与教育消费的一般理论, 特别是教育投资与教育消费的“量”和“质”的问题, 以期正确引导教育投资和居民的教育消费, 让投资“投”到刀刃上, 消费“费”在情理中, 并由此合理把握教育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2 教育投资消费观念的意义
既然教育投资和教育消费是辩证统一的, 教育投资有时表现为教育消费, 教育消费实际上也是教育投资。明确教育投资消费的意义, 树立大教育社会发展观,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国民的教育投资与教育消费意识, 大大促进了社会和家庭的消费结构的改变, 增加了国民的文明消费的新内容新取向。只有当家庭、个人和企业团体都能意识到教育之于人、之于社会的重要性之后, 他们才可能有投资教育进行消费的意愿, 这在改变家庭的消费结构的同时, 也显示着社会文明新风尚, 是现代社会与现代化的人都应有的品质。
(2) 促使国家的分配与个人收入结构产生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年代, 我国的教育是作为给予国民无偿享用的一种“福利”资源的, 当然地, 国家给个人的收入中也就不包含有必要的“教育消费支出”。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加强国民己产生的“教育消费观念”, 并会使国家对资源的分配采取一种新的模式, 也就是说这观念将引起劳动收入结构的变化, 为生产力中的“教育贡献率”的确认提供依据。
(3) 大大强化了对教育产业性质的认识。基于此, “教育产业”论将是使人们重新审视教育, 重构教育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口与出发点。它以“教育产业”为中心概念, 将展开并确立一系列不同层次的全新概念系统, 如教育服务, 教育商品, 教育生产力, 教育需求, 教育选择, 教育机会, 教育权益, 教育市场, 教育经营, 教育开发, 教育贡献率, 教育产权, 教育税系, 教育信托, 教育储蓄, 教育股票, 教育银行, 教育产业集团, 教育特区等, 并对教育经济学中的原有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
(4) 大大推动了国家教育投入的单一结构的改变, 为形成崭新的“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莫定了现实和理论的基础。近些年来, 社会财富的积聚慢慢地向社会个人倾斜, 居民手中慢慢地有钱了, 那么, 如何让他们把手中的钱拿出来进行消费, 即如何刺激内需, 以“内需”稳定经济的不受国外市场环境影响的长期发展, 其中, 鼓励居民和企业投资教育进行教育消费是一项炙手可热的政策导向。一旦他们向教育投入越来越多的时候, 国家教育投入单一的结构势必得到改观, 崭新的“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将得以实现。
(5) 为教育劳动进入市场交换提供了依据。社会及家庭或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或对教师劳动的价值补偿 (教育吸收了社会资金) , 是构建教育投资渠道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也使教育的整体投入有了一个有效的新渠道, 并使之能有大幅度的增长成为了可能。也在事实上提高了知识和教师的价值和地位, 并为真正提高教育的地位、教师的社会经济待遇, 提供了实际的社会基础。
(6) 鼓励教育消费和教育投资对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具有的显著的作用。我国在不远将来将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 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将使较小规模年轻人口负担较大规模老年人口养老问题, 要使人均生活水平不但不降低, 反而还要不断提高, 将要求年轻一代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远远高于我们这一代的增长率。怎样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是不断提高年轻人人力资本投资。
3 结语
有投资, 就有消费, 这是经济学原理。教育投资兼具生产性和消费性的二重性, 因而可以说, 教育既是投资又是消费, 教育投资和教育消费辩证统一在教育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投入不足因而教育供给不足, 我国目前面临着一个十分巨大且又极具诱惑力的教育消费市场。然则, 这“巨大”的市场只是潜在的, 远未得以最大程度的开发。而教育消费对经济增长实具重大意义, 尤其在内需难以大幅度启动的今天。
个人和家庭对教育的选择, 取决于他们的教育消费意识, 也受制于家庭经济条件。一方面个人和家庭的教育消费意识在膨胀, 另一方面, 他们还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代“无偿教育”的依赖性。这些形成了我国目前教育消费的困境。接着, 作者就如何引导和培养大众的教育消费意识, 扩大教育消费市场, 创造良好的教育消费环境, 兼顾效率和公平目标提供教育支出, 发表了看法;同时提出要警惕教育消费误区:教育不应当盲目高消费。文中还提出对我国教育投融资方式的思考:建立和完善教育股份制制度, 健全、规范银行与学校、学生的合作方式, 将市场机制引入教育, 做好教育产业这块大“蛋糕”。
摘要：教育投资是决定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 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依托, 教育活动就难以开展。教育投资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再使用形式, 它同一国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 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经济活动的运行提供了大批人才和建设者, 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 教育投资便成了整体经济投资结构中的一部分, 正确认识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极其运行方式, 是十分必要的现实问题。尤其在我国受教育人口基数大、教育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教育投资不足, 投资渠道多元化格局尚未最后形成, 教育投融资机制远未健全, 研究和认识我国教育投资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一些对策, 其意义颇为不凡。
关键词：教育投资,教育消费,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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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健.教育产业论[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