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语言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在现如今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统计学是否在管理工作中成功且合理的运用成为区别是否取得成功的管理与有效决策的一大规范。统计学所涉及到的范畴多种多样，在各行各业的生产及管理中运用极其广泛，合理运用统计学在现代生活中非常受重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病人挑选就诊医院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不会再单一看中医院的医疗技术，还会依据医院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态度来选择医院，因此管理工作逐渐引起各大医院的高度重视，若能有效应用统计学来进行医院的管理工作，有效提高医院的管理效益，不仅可以帮助医院领导者做出有效的管理决策，并且对医院的现代化建设也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统计学;医院;医院管理工作
统计学是一门综合型的科学，可以根据应用检索、梳理及数据统计分析等方式来推断所管理目标的实质，在其推断或预测分析中利用了大批量的数学思维和其他相关的专业技能，这些专业技能涉及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个专业。统计学是应用数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其主要是根据应用数学中的概率统计来创建数学分析模型，搜集被检测系统的数据信息，对信息开展定量和汇总，从而开展预测分析和费用预算，从而成为管理决策的重要凭证和参照。
一、医院的统计工作范畴
医院统计工作主要包括医院门诊量和住院量。医院门诊量随季节发生变化，冬天是呼吸道疾病和慢性疾病高发时段，因此也是门诊医生劳动量最大的季节。依据医院门诊劳动量的周期特性，医院相关管理部门应当科学安排医生的值班，优化医院门诊服务，尽量缩短患者的挂号时间、问诊时间、取药时间，提高效益。住院量包含的内容更多，医院医疗统计指标的绝大部分来自病房。以前统计人员每日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报给医院领导干部，这项工作是非常繁重且复杂的[1]。如今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为统计人员带来方便，但对统计人员的要求也更高。所录入的信息务必要准确，信息管控系统中数据不能分散，一般患者的信息是通过信息系统录入，住院处在患者入院时录入患者的姓名、性别、年纪、家庭地址等一般信息，病区填补住院期间相关信息，患者办理出院手续后，信息科通过医院的局域网把患者的一般信息和住院信息调到信息科，依据病历录入医疗信息，将每一位病人的信息补充完整。医院医疗指标值的绝大部分来自病案首页，住院医生也存有填错漏写等不符合规定的状况，医疗指标值填写有误直接影响到医院医疗的品质，也会影响病人痊愈率。因此医院的录入数据信息出现错误一定要联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员，核实排查之后进行信息更改，确保数据的精确性。
二、统计学在医院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医院管理中统计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医院的信息化管理中，统计学是其主要的依据，医院的医疗过程皆涉及到统计工作总结，其覆盖面积牵涉到每个部门和病房。在医院管理决策单位制定医院的工作规划和相关现行政策时，医院的数据统计是一项重要凭证，也是医院创新管理的关键点。次之，可以根据统计学来检验医院管理的实际效果。统计学可以被用于检测医院领导者所设定的管理方法是否合理。一般而言，若管理方法恰当的话，患者满意率会进一步提高，医院门诊接收人次、住院治疗人次、手术治疗人次及医院经济效益会持续提高，而且病房的资金周转速率加速，整体住院治疗耗时减少，患者转好和治疗率提升;相反，若管理措施、方法有漏洞，以上指标将会发生相反的变化。最终，可根据统计学来加强提升医院管理工作。
数据统计可以体现出医院的高效，一个医院的管理能力可以在其医疗服务的好坏和医疗水平中反映出来，这些都可以在数据中展现出来。根据医院的整体质量控制目标，把病房的周轉次数及进出院病人的样本数、确诊达标率、治疗率、致死率等指标值分配到各科室，使其确立总体目标。根据以上描述，智能化的医院统计分析可以使领导者了解各统计数据和量化指标的明确规定;医院领导者可以根据医院的综合统计分析，及时把握医疗要求，掌握医院的发展前景，从而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使医院得到更加优异的发展。统计学在医院的管理、工作计划制定及调节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实用价值，因而统计分析单位要按时开展技术升级，完成医院管理的智能化，把统计学充分利用到医院管理中。
三、统计学在医院管理中的运用
（一）医疗质量控制中的运用
统计学的运用在医疗综合考核和提升医疗品质管控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功效。其在质量控制中具有梳理、分析问题、表明客观现实的作用，而不是处理产品质量问题的方式。如医师为病人确诊病症，体温计、血压器、 X线透视机、血氧仪、B超仪等仪表盘器材仅能作为协助医师做出正确判断的工具，但确诊并不意味着医治，要想痊愈，还应用药、治疗等。因而，统计学的功能是在质量控制中探寻症结所在，剖析造成问题的缘故，但要处理问题和提升服务品质还需借助各专业技术部门人员和医院领导者制定的对策[2]。
（二）出入院管理方法中的运用
将医院门诊数据库中的就诊群体按年纪、性别等分类开展有效分析，为此来掌握就诊者的需求，协助领导者做出相关的决策来加强对门诊的管理，以完成出入院管理中的统计学运用。例如利用统计学开展门诊预约、挂号预约、随后就医、最终付钱的方法，来降低病人的等待时间，改善服务。利用统计学对医院门诊病谱类型繁杂的特征开展归类，搭建疾病数据库查询，领导者可根据这些数据信息来考虑医院科室的建设和发展，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三）医院资源分配中的运用
统计学的研究结果可以协助领导者调节院内医务人员的配备，科学分配机构人力，避免发生人力资源过度消耗或欠缺的状况，保证医院全部科室的正常运行。伴随着医院创新的深层次推行，有效地分配病区已日趋重要。管理者可根据统计学数据提早分配病区资源，完成病区资源的利用率最大化。例如一些医院把空床铺统一归纳，依据病人情况科学安排住院。再如对医务人员分级、分职责开展分析比照，利用统计学寻找最好的分配比例，科学规范地利用医院的人力物力资源。总而言之，合理地应用统计学方式，可以提高医院的管理效益，协助医院领导干部做出有效的管理决策，有益于医院的现代化建设。
四、结语
统计分析信息是医院创新管理与正确决策的重要凭证，统计人员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伴随着医疗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统计信息已经成为医院管理的重要凭证。智能化的医疗管理方法离不开合理的行为科学研究，离不了正确的医疗信息数据统计。优秀的医院统计工作可以全方位体现医院运营情况，为医院领导干部掌握医院现状、制定决策带来可靠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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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语言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统计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已是高校非统计专业一门重要的课程，但我国高校非统计专业的统计学教学现状令人堪忧，因此，加强非统计专业的统计学课程教堂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从教学内容、教学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课程考考核五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非统计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
统计学语言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结合实例，探讨分析我国医学期刊中常见的统计学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为医学编辑工作能力的提高以及医学期刊整体水平的上升提供帮助。
[关键词] 医学期刊 统计学问题 编辑
医学统计学是一门以统计学原理和方法为基础，探索医学科研工作中遇到的有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方法的应用科学，又可被看成一个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分析信息，进而从中提炼和总结分析出新的信息的过程[1]。随着医学科研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医学科研和临床实际工作中，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逐渐从原来的“经验主义”转变为“论据先行原则”，无论是在一些医学相关学科的基础实验中，还是在一些临床疾病的诊治等工作中，人们遇到问题时不再“想当然”，而是首先考虑为什么，有何依据，而这些依据大多需要通过统计学中的信息收集、整理、分析来提供。因此，医学统计学在医学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统计学应用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医学科研结论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靠性，具体到医学期刊方面，就会出现因统计学应用不恰当而导致医学期刊不严谨、不科学、不可靠和不具有影响力[2]。鉴于医学统计学在医学期刊中的重要地位，作者结合《肿瘤基础与临床》杂志2011年的240篇文章中出现的统计学问题，对目前我国医学期刊中常见的统计学问题进行分析，同时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为医学编辑工作能力的提高以及医学期刊整体水平的上升提供一定帮助。
1 医学期刊中常见统计学问题
统计学的误用、错用和不用问题广泛存在于许多医学期刊中，统计学错误率处于较高水平，有文献报道期刊论文统计学错误率为38%—80%，而且统计学问题的种类几乎涉及统计学的每个方面，包括实验设计不合理、未进行统计学处理、统计分析软件未介绍或介绍不清、统计学数据的描述方法不当、统计学方法的描述不清或错用、统计值或P值不全或描述不清、统计学结果分析或描述错误等[3-4]。王倩等[5]对5种“中华”系列杂志刊登的文章的统计学应用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1985年统计学方法应用的错误率占24%，1995年占36%。沈进等[6]选取8种医学期刊，分析发表于1998年至2005年的544篇论著文章的统计学方法应用情况，结果显示，136篇的统计学出现明显错误，错误率达到25%，其中以资料处理方法不当所占比例最高，达到61.76%，其次为图表错误、未作统计学处理等。我刊2011年刊登的240篇论文中，排除个案报道、教学论文、棕色行论文36篇，剩余的204篇论文中有126篇论文采用了统计学处理，占61.76%（126/204），现结合本刊统计学应用现状针对医学期刊中常见的统计学问题进行分类分析如下。
1.1 统计研究设计不合理问题
大多数非统计学专业的学者在进行统计研究设计（包括实验设计、调查设计、临床试验设计）时仅仅从本专业的角度考虑，根据主观想要得到的结果进行分组设计，而完全没有考虑该实验设计的可行性、组间数据是否具有可比性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实验设计时不遵循随机化原则、未设置对照或对照不合理、均衡性原则贯彻不彻底等[7]。常见的统计研究设计不合理问题包括缺少对照或对照不合理、单因素设计取代多因素设计、样本量选择不具有代表性或样本量不足等[8]。例如，本刊《SMO蛋白及mRNA在食管癌鳞状细胞癌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一文，在实验分组设计时未对各组间数据是否具有可比性进行统计学分析。
1.2 未进行统计学处理问题
许多医学期刊论文虽然也进行了分组设计、设立对照等，但是文中未说明采用何种统计方法，也未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仅仅通过对实验所得的实际数据的直观判断就得出结论[9]。例如，本刊《肺尖癌26例疗效分析》一文中，作者在分析不同治疗方法对肺尖癌的疗效时并未采用任何统计方法，而是直接得出了“综合治疗较单纯治疗更能延长肺尖癌患者生存期”的结论，这不符合现代医学科研的结论需有据而立的原则。
1.3 统计方法的描述不具体或错用问题
1.3.1 统计方法的描述不具体
一些医学期刊论文中列出的统计方法过于简单，甚至未列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0-12]：在“材料与方法”部分中的“统计学处理”中未列出所用的统计学软件或仅列出所用软件而未说明所用软件的版本；对于何种数据采用何种统计方法仅笼统描述，未具体列出文中的那些数据应该用何统计方法；对于定量数据仅列出采取t检验或方差分析，而未列出是否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对于两组定量数据无论是应该采用成组设计t检验还是配对设计t检验，均仅描述为“两组定量数据比较采用t检验”；对于两组或多组定性数据的比较，无论是仅需用 2检验，还是需要采用矫正 2检验或 2分割检验，均描述为“两组或多组定性数据的比较采用 2检验”；统计学符号书写不规范，例如，根据GB/T3358-82，F检验、P值、 2检验、t检验等中的字母应为斜体，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书写均为错误情况，这在论文中非常普遍；未列出检验水准 ，检验水准 是事先设定的判断小概率实践的标准，实际意义是允许犯假阳性错误概率的最大值，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进行设定。例如，本刊《 -连环蛋白和层粘连蛋白的表达与垂体腺瘤侵袭性的关系》一文在“统计学处理”仅说明数据的比较采用t检验，而未说明t检验的类型。
1.3.2 统计方法的错用
一些医学期刊论文中的统计方法的应用存在明显的错误。对于所有定量数据，常见的错误有[13-14]：无论是否符合正态分布、是否方差齐，一律盲目应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等参数检验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无论数据分为几组，一律采用t检验进行比较分析，把其当做定量数据比较的万能工具；无论各组数据是何关系，一律采用成组设计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例如，本刊《癌症相关性乏力与TGF- 1的关系分析》一文中，定量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之前未说明是否进行了方差齐性检验和正态性检验。对于所有定性数据，常见的错误有：把 2检验当做所有定性数据的万能统计工具，忽略了其应用的前提条件是， 2检验适用于正态分布的定性数据，且样本量最好>40，列联表数据进行 2检验时不能有1/5以上的格子其理论频数<5或任一个格子的理论频数<1；多组数据进行比较时，总体进行 2检验比较分析后，若还需要进行各组的两两比较时未进行 2分割，依然采用 2检验进行再次比较。例如，本刊《P16蛋白在宫颈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一文中，数据总体进行 2检验比较分析后，再次两两比较时未进行 2分割，检验水准也未重新设定。
1.4 统计结果的描述及分析错误问题
许多医学期刊论文中均可见到统计结果的描述或分析错误，常见的有以下几种[15-17]：1）对于定量数据应当根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而采用不同的描述方法，符合者一般采用“均数±标准差”或“均数±标准误”表示，而不符合者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来进行表示，不按上述规定进行描述者均属于错误描述；2）对于定性数据，常见的错误是构成比和百分率不分，计算率或构成比等相对数的样本量过小；3）解释有统计学意义时仅根据P值的大小得出相应结论，例如对于A、B组2组的疗效（假定A组疗效优于B组），其“P<0.05”认为A组显著优于B组，“P<0.01”认为A组非常显著优于B组，“P<0.001”认为A组极其显著优于B组，这在实际应用中非常常见，而犯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对统计学中的P值理解错误，其实P值是拒绝特定无效假设而可能犯的假阳性错误的概率，并不代表组间差异的大小，其值越小仅越能说明组间比较不同，而不反映组间差异的大小。例如，本刊《癌症相关性乏力与TGF- 1的关系分析》一文中，“18例肺癌患者血清TGF- 1的含量平均为（33.1±36.9）ng/L”中的标准差大于均数，这说明该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不能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而只能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表示，用前者表示不但不能代表数据变化的趋势，还容易诱导作者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等参数检验对其进行分析。
1.5 统计值和（或）P值描述不清以及统计值缺失问题
许多医学期刊对统计结果进行描述时，通常不能完整清晰地描述出统计值和P值，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情况[18-19]：统计结果仅用“P<0.05”或“P>0.05”得出结论，缺少相应的统计值；统计结果包括统计值，但是P值仅写出“<0.05”或“>0.05”，未列出具体的P值；仅列出具体的P值，而统计值缺失，上述几种情况均不利于文献阅读者进行数据验证和meta分析。例如，本刊《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食管癌临床观察》一文中，所有统计结果均仅列出了“P<0.05”或“P>0.05”，未列出具体的统计值和P值。
2 针对医学期刊中常见统计学错误的解决对策
目前，医学期刊论文的统计学问题已经成为衡量论文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统计学的错误可能会导致论文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的降低，甚至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近年来，随着广大医学科研工作者和医学期刊编辑及审稿专家对医学统计学应用的重视，医学期刊论文中的统计学问题已经明显减少，但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这可能与以下几点有关[20-22]：论文作者、编辑及审稿专家思想上不够重视论文统计学应用；期刊编辑的统计学应用知识匮乏；选择审稿专家只注重其专业领域内的影响力，而未关注其统计学应用水平。因此，要想提高医学期刊的统计学应用水平，从而更进一步提高期刊总体质量，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作为医学期刊编辑，必须不断进行统计学相关知识的学习，例如参加相关培训班、旁听医学院校的统计学课程及请教统计方面的专家等，以提高自身的统计学应用水平，并从思想上重视统计学应用的审查，在给新投稿件的作者的初步意见中就强调统计学应用的重要性，规定一旦统计学有问题，论文可随时退稿；聘请医学统计学专家进入期刊编委会，负责所有论文的统计学审稿；应通过各种途径，向广大科研工作者宣讲统计学在医学科研工作中的重要性，使其养成良好的正确应用统计学的习惯；在科研课题设计过程中要求有统计学相关专家的参与；科技期刊中增加统计学应用论文发表栏目，刊登与本刊论文关系密切的统计学方法，或者刊登一些常见的统计学错误，与作者或读者交流，提高其统计学应用能力。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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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5-08）
统计学语言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数据的形式多样化，数据结构具有复杂性特征。这标志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一时代的数据具有处理速度快、数据量大、样本复杂但价值密度低的特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高校应对其产生新的认识，并根据实际状况及时调整统计学专业的建设策略，使统计人才的培养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统计学；影响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各企业采用了新的策略，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对于统计专业来说，改变发展策略，使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能够适应大数据背景的需求是其主要任务。目前，高校统计学专业逐渐认识到大数据时代综合性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对专业建设进行了相关改革。
一、大数据时代对统计学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现代统计专业的发展造成了新的冲击，要确保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首先要了解大数据时代对统计专业所造成的影响。
（一）大数据时代使数据结构和数据性质发生变化
网络技术以及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商务等新的数据记录模式标志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时代，不再依赖于抽样调查的记录模式，网站浏览、视频监控都将形成大量数据。传统的数据结构甚至是数据性质发生了变化。大量的数据信息对于需求者来说，如何甄别其可用价值成为关键。传统的数据可以二维表格显示和整理。但大数据时代所产生的数据具有多样化和复杂化特征，往往包含了大量的音频、视频、HTML等。这要求大数据的收集具有较强的目的性，才能实现其价值。
（二）大数据时代要求统计分析方法和统计思维更新
大数据时代的主要特征为数据多且复杂，数据分析要求分析者对总体进行分析。在这一背景下，参数统计不再具有意义，假设检验法也随着总体分析而失去价值。数据的复杂化对传统大数据统计思维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要求统计者具有活跃的思维。只有对传统数据的改变进行分析，并且树立新的统计方法。
二、大数据时代下的统计学发展新策略
为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求，统计学专业的发展势必要对传统模式进行改革。目前，多数高校统计学专业已经认识到大数据对于其发展带来的冲击。为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策略，以及能够帮助统计学取得更好发展。
（一）加强统计应用性教学
根据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总体分析特征，数据分析人员应掌握全面的分析方法。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致力于培养实践分析能力，提高数据和资料收集能力，并且培养其强烈的数据价值观，使其能够从众多数据中找到所需的。另外，对传统模式进行改革，增加大数据统计内容，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基于大数据的结构特点，实施资料透视化教学，提高分析者对复杂数据的分析能力。
（二）培养大数据统计思维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新的统计思维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即强调数据分析实践能力的提高。统计思维的培养有助于数据分析者对复杂的数据进行区分，从而整理有效信息。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以传统的平均思维、动态思维和变异思维为基础，还要注重基于整体分析的大数据思维。另外，还要培养数据分者的复杂性思维，以应对复杂的数据库。总之，大数据时代需要数据分析者具有全面的、创新性的思维。
（三）强化基础性统计知识
统计学自身具有复杂性，其改变多且抽象。基础的统计知识是进一步掌握大数据分析思维的基础，可见学习基础性统计知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此，应该采取深入浅出的方法，利用多媒体等方式使复杂的数据统计清晰化、简单化。结合具体的案例使数据分析者正确认识统计概念、掌握统计原理和方法。此外大数据分析不再是一种专业，而是更倾向于一种技术，这要求我们将大数据分析与统计学以外的相关知识相互联系。注重真实相关与伪相关的讲解，强调商务智能的开发和分析。只有具有坚实的基础，才能确保数据分析者大数据分析思维的养成，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四）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
为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求，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关键。所谓复合型人才，是指其不但要具有专业的数据分析能力，还要相应的具备管理以及其从事专业的技术。大数据时代，高校应建立全面的人才培養模式，注重培养人才的数据分析能力、编程能力等，使其真正了解大数据，懂得如何利用大数据对其所处的行业起到积极作用才是关键。总之，大数据时代对综合性人才具有更高的需求，大数据时代不仅培养的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思维，是对全新模式下的数据的分析和利用。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教学模式的改革、对大数据时代所需教学模式的认识是高校的主要任务。
三、总结
统计学是经济学的基础课程，传统的统计人才培养具有定向性。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产生的形式多样，且具有复杂性。大数据分析不仅是作为一种专业存在，而是应以一项必备的技术而存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统计思维和统计方法发生了改变，统计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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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语言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教育研究的本质是探究“教育与人”和“教育与社会”的内在关系，并以此指导和改进教育实践。教育、人、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教育研究的内容包括“教育自我”“教育与人”和“教育与社会”的三个向度。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使教育研究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人”为纽带探究解决“教育与人”和“教育与社会”的关联问题，才能最终实现教育研究从“无为”到“有为”的功能转变。
关键词：教育研究；质性逻辑；价值诉求
10085831（2016）05017907
21世纪是知识和人才的世纪，在这一世纪需求面前，作为知识和人才摇篮的教育也必将成为国家合作与竞争的“战略要地”。教育的社会需求越是强烈，地位越是重要，越需要通过卓有成效的教育研究来引领和指导教育实践的科学发展。教育研究要想真正实现从“无为”到“有为”的地位更迭，就必须从教育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这一维度出发，遵循教育研究的存在逻辑，彰显教育研究的功能和价值，通过孜孜追求去达致教育、人与社会的和谐共振。
一、教育、人、社会之关系
教育研究作为“研究教育”的特殊活动，一切行为的价值旨归均在于通过剖析和探索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和回答“教育与人”和“教育与社会”的基本关系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在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发展中的理想功效。
（一）教育是什么？
作为“社会化”的个人，人人都经历了“教育化人”的过程，无论该过程是隐形的还是显形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还是无组织、无计划的，是专门的还是业余的，这一实践特性，使得每个人对“教育是什么”都有自己的理解、判断和主张。“教育是什么”这个关乎教育生命和价值的元问题，自然也成为教育研究一直在探讨和争论的关键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涉及的“教育”专指国家或政府组织实施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的专门化学校教育活动。
关于教育起源，法国社会学家利托尔诺（Charls Letourneau）的“生物起源论”，以及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的“心理起源论”，虽然都在某种程度上解析了教育的起源问题，但他们却不认同教育是人类主动开展的有意识活动，并把教育的有意识性同人类的无意识模仿和动物的生存本能混为一谈，这不仅忽视了教育的“人本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且也使教育蒙上了“无人教育”的阴影。
实际上，从“教育”概念的出现到学校教育的产生，再到学校教育的规模化、专门化和科学化，教育发展史上的每一次革新和进步都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也是人类追求自由、向往文明的意识投射，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个人和社会天然地发生了联系。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认为：“人类从事和热衷于教育，是基于一个简单明了、毫无浪漫色彩的原因——为了能够满怀信心、自由自在和卓有成效地生活，必须知道很多事情，而人的学习能力和需要获得的知识又不成比例。”[1]教育正是因为满足了人类这一永恒需求才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长久性，不同的需求就产生了不同的教育认识，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教育形态。
所以，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人类根据特定的社会需求，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知识信息传递活动，“将人从自然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之具备卓越生活的智慧和力量，能够承担个体与社会责任，做一个满怀信心、自由自在的‘社会人’，并通过人的自由与解放，达致社会的改良与发展，自由与解放”[2]，这既是教育的本质属性，也是教育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二）关于教育与人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人也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但是，“人的自然存在与动物的自然存在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在于人在其自然特性的非完成性和非自足性基础上，发展起来一种‘补偿’机制，只有人才具有这种‘补偿’机制”[3]。正是这种宝贵的“补偿机制”使人类能够通过教育学习活动，实现由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或文化存在的质变。我们经常用“初生的婴儿如同一张白纸，全凭人类涂画”来形容教育对人之社会化的重要性，频频见诸报端的狼孩、熊孩等事件也一次次印证着“社会化”对“个人”正常生活的不可或缺性。而所谓的社会化就是指“个体人”通过人类特有的“补偿机制”，在“文化环境”或“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在同其他个体的交往互动中，完成由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或文化存在的“成人”转变，这个质变过程就是人的教育成长过程。
经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个体不仅实现了“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养成了人之为人的“人性”“人格”，而且通过文化主体化和主体文化化的统一，适应了社会生活，也推动了社会发展。正如学者项贤明所言：“教育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促进人的生长发展但不控制人的生长发展，它以人的自然生长为基础但着重强调人的社会性发展，它在促进个人发展的同时推动着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它在生成社会的人的同时又创造着人的丰富多彩的个性。”[4]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形成了人与动物的形式分野，而教育实践活动则将人与动物做了文化区分，而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为此，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说：“自然曾经创造了我们，使我们屈居于动物之下，以更加颂扬教育的一切奇迹。唯有教育才把我们提高到这个水平，并最终把我们置于动物之上。”[5]
可见，教育是人类特有的活动，“人”也只有经由教育（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均可）才能成其为“人”。通过教育，人不仅能够获得“诗意地栖居”所必须的实践技能和精神素养，而且能够实现个体“人”、社会“人”和人类“人”的和谐统一，并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最高价值理想。所以，教育是对人的教育，人也是教育中的“人”，关于教育的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都不能跨越或忽视了这一逻辑根基，进而避免走向单向度的认识和实践。
（三）关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根据教育产生的理由和目的，可以推断出教育具有对人和对社会这两大功能，亦可称为教育的个体功能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但实际上，教育的本质功能只有一种，那就是对人的功能。因为在符号学意义上，“社会”这一概念就像“人类”之于“人”一样，只是我们关于“人”之存在状态的表意所指。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都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6]，一个个“个人”才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本体基础，所谓的“人类社会”只不过是指不同的“个人”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依存状态，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世界，我们所努力创造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社会也只有对一个个人来说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教育之所以被国家和政府寄予厚望，是因为教育同社会的物质富裕和精神文明互为因果。但在这种关系中，教育是不可能同社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它的各种社会功能的实现必须依托“人”这一纽带才能达成。因为一切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人类“个体”实践活动的“社会体现”，“人”既是教育的主体，又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教育和社会实践，更不会有社会的繁荣发展和历史更迭。
无论是教育内部关系规律，还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都要通过“人”这个主体纽带而组织实施和发挥功能。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就体现在：教育通过开展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活动，实现对“人”的影响和形塑，并借助“人”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而影响和调控整个社会，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和调控则逆向而行。
所以，人是教育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桥梁和纽带，而教育则是实现个体和社会完美统一的最佳实践形式。没有教育与人的关系，就谈不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从属或派生，我们开展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教育研究活动，都不能割裂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二、教育研究的内在逻辑
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了符号化的知识体系，并用它来指导和改进社会实践。但受制于主客观条件限制，这种知识体系注定是不完美的，为了更好地改进实践，运转和调控这个世界，人类就需要不断修正和发展既存的知识体系，这个修正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开展研究的过程。对人类整个知识体系不同分支的修正和发展就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研究，如教育研究、经济研究、政治研究、文化研究等，每一种研究都有自己的价值诉求、功能特性和方法体系。
（一）教育研究的本质
教育作为知识信息传递活动，是人类适应环境，谋求生存发展的特有机制，它旨在使人适应社会环境的同时，又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在这个作用机制下，“人通过文化实现了经验的积累，又通过教育达成了这些经验的高效传递，从而突破了遗传物质承载信息量的局限，使其生命的生长发展进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崭新境界”[4]。
“人”既有自然生命存在发展的共性，又有“人类”自身生命存在发展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主观自主性和自决自为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教育的实际效用既要取决于教育活动的发起主体，更要受制于教育的受众主体，如果两个主体间的对接频率一致，则作为中介的知识信息将发挥最大实际效用，反之则发生效用递减，这一对接过程涵盖了多个程序、环节和因素。所以，为了尽可能正确认识、了解和掌握教育发起主体和受众主体的共性、个性和特殊性，最大化地控制和运用教育主体之外的关联因素，实现知识信息的完美传递，人类就必须不断对其进行观察、思考、分析和解释，并运用既得认识成果去调控和规划未来的教育实践。
同时，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印记的知识信息，一部分来自人类的经验积累，一部分则来自人类的主动思考，它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发展水平和实践者阶层地位、认知层次、价值取向、生存环境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就像德雷克·博克所言：“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关于什么是‘基本技能’、什么是知识的‘核心’领域、什么是知识地图上的界限的观念，都是一门复杂的政治学的产物，是由更广泛的社会权力分配而成的。”[7]知识信息自身的历史性、相对性和价值性，决定了人类必须以求真、求善的态度，对教育实践活动中所传递的“知识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评价和筛选，以尽可能地做到价值中立。
由此可见，教育研究作为人类研究活动的特有分支，其本质必然是以教育实践活动为特有对象，按照一定的方法和逻辑去探索、修正和发展教育知识体系，并依此来指导和改进教育实践，最终实现教育对人和社会的理想功效，使人类在教育的帮助下发展得更充分，生活得更美好。
（二）教育研究的活动向度
根据教育的产生机理和它与人、社会的相互关系，可以将教育研究活动划分为三个内容向度：一是“教育”的自我向度，二是“教育与人”的关系向度，三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向度，分别涉及“教育是什么”、“怎么对人开展教育”和“教育如何对社会起作用”三个宏观层面的问题，每一个内容向度下面又涵盖许多中观和微观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教育研究的主体框架，三者之间以“人”为纽带进行贯通和连接，“人”既是三个内容向度的共同基点和核心指向，也是三者存在发展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引领。
首先，教育功能及其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支撑，这些条件无疑受到不同时代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和限制。教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把“教育”从整个社会大系统中暂时剥离出来，从子系统的角度探究和分析“教育”活动的构成要素和要素间的最佳组合方式，而不是其他活动。如对师生关系地位、身心发展特点等研究，对课内课外、教材教法结合形式的探讨，对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的筛选评判等，这些本体性要素的层次、质量和组合方式，从根本上决定着教育系统的运转和效果，影响着教育功能和价值的释放。
其次，由于开展教育研究的主体是人，而且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及其功能和价值的释放也都必须通过“人”来完成，教育研究在把“教育”同整个社会大系统相剥离的同时，还必须从“教育与人”的关系来研究、思考和设计教育实践活动，最大程度地解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与所需掌握知识信息不成比例的永久性矛盾。如教育对人的作用和影响机制分别是什么？人之为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对人进行良好的教育？如何处理育人和育才的关系？对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能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教育、重视教育和改革教育，能够让人通过教育过上一种更为幸福圆满的生活。
最后，教育作为人类适应社会并谋求生存发展的特有机制，其本身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系统，它需要教育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为其提供资源、平台和条件，脱离了外在的条件支撑，教育就会演变成无源之水而难以存在发展。所以，教育研究还要从系统科学和协同学的角度，从社会诸系统间相互制约影响的辩证关系角度，去分析、研究和建构教育同其他“非教育系统”之间的实然状态与应然走向，以成熟的理论体系指导教育实践。如通过研究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用相关理论成果阐释和理解方针政策、机构组织和群体实践的宗旨与意义，并在实践中指导和协调二者的相互关系，促进彼此的共同繁荣与进步。三个内容向度的划分只是根据人类探究活动不能一次穷尽问题所有层面的特性而做的相对区隔，彼此之间并没有先后层级之分，在研究方法、研究路径方面也没有截然的分别，只是各个向度所关注的问题、目标等研究指向各有侧重而已。
（三）教育研究活动的逻辑一致性
逻辑一致性原则要求同一属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各个环节之间协同共进，无矛盾性。我们开展教育研究活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在于通过观察、分析和推理，寻找教育“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适切性答案，并用答案指导和改进教育实践，是人类构设“理想教育”图景的重要途径，这一过程“一方面在于发现和创造具有传承和累积特征的公共理论知识，为学科成长和发展提供较为普适的一般指导；另一方面，探究和分析教育实践现象，生成更具操作性的实践性知识和个体知识”[8]。所以，无论教育研究的关注点是“教育”自我向度，还是“教育与人”或“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向度，都必须遵循教育研究的逻辑一致性原则，即以“人”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终结点，以如何使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对“教书育人”的研究必须优先并统领着教育衍生功能和关联价值的研究。
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人的实践活动，“人”既是教育活动的创设者、需求者、参与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又是教育活动其他关功能和价值实现的桥梁和纽带，失去了“人”，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也就失去了存在根基。为此，教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科成长的公共理论知识层面，而必须将“教育”“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等研究向度，逻辑性地统一到“教育与人”这一质性关系上，高度重视和凸显“人”的地位和价值，从纯学理研究走向以人为本的实践研究，使教育研究真正成为人之为人的探究活动和实践引导活动。
教育研究拥有描述、解释、批判、反思、构建、实践等多种功能，不仅从不同的研究功能可以衍生出不同的研究方法、路径，而且研究中还可以自由运用人类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教育研究活动不可能采取简单化、机械化的思维范式，但目前的教育研究受二元对立和科学主义思维模式影响过大，研究中要么陷入非此即彼的窠臼，要么对方法的关注超过了对研究对象、主题和问题的关注，要么对教育衍生功能和价值的关注超过了对教育育人功能的关注，走向经济主义或工具主义的歧途，严重影响了教育研究的人本性和多样性。
教育研究是人类反省思维的实践表现，它“让我们反思实践规则和有关先前实践的理解的本质，使我们可以对这些规则和理解加以改进或者调整，使得它们能够适应新的、先前没有预料到的情景”[9]。在教育研究中，研究者的确有促进自身学科成长发展，避免任何人都可以行使教育研究话语权的责任和义务，但真正的教育研究并不是“为我”的或“自私”的教育研究，而是能够从“主体人”的视角，对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等实践关系和教育问题，进行自觉体认和深度认知的实践探究，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关于教育有关现象的绝对真理，而是为了引导教育活动能够更加符合人类自我全面发展的需要。
三、教育研究的“无为”与“有为”
教育研究作为观察教育现象、总结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的重要活动形式，其功能诉求是对人类实践的有用、有为。为此，各个国家投入教育研究的人财物数量也是可观的，但教育研究并未因此而受到“应有的尊重”，从政府到社会，从家庭到学校，到处都有批评和轻视教育研究的言行，与人类其他研究活动相比，教育研究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教育活动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大有可为”这是普遍共识，缘何研究教育活动的教育研究在实践中就变得貌似“无为”了呢？
（一）教育研究的“无为”
“无为”与“有为”是老子用以阐释人与自然之辩证关系的核心思想，在老子那里“无为”就是要顺其自然，效法大道，不随意妄为，反之则是“有为”。本文所指的“有为与否”主要是以活动本身能否发挥预期的功用或价值为评判标准，据此来对教育研究作出效果评判。
众所周知，现实中的“个人”都经历了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化人”过程，这使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视角来理解教育问题，创设“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的理想模式。因此，在人类知识谱系上教育研究至今也未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建立起自己的“领地”，形成有效的“自我确证”，也就谈不上拥有令人信服的话语权威，如还没有一套科学化的理论体系、独特的方法逻辑和概念范畴等。尽管教育学人为教育研究的自我确证而前赴后继，不仅产生了海量成果，而且形成了多样化、多元化的研究生态，但教育研究仍未在学科化的知识世界中确立起自己的理想地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从发生学的观点看，教育研究在起点上，“它既没有深思熟虑的准备，也没有精心设计的程序，人们就是在生存和向往美好生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走出了一条学术研究的轨迹……其目的在于使探究的行动成为人们得以更好生活的过程”[10]，它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回答“教育与个人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理想关系，鲜活的“人”和“教育生活”才是它的生命之根。所以，就教育研究而言，“现实中的问题本身并没有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这一学科或者那一学科的界限，问题就是问题，它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而不是静止的、被学科框死的”[11]，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往往是多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同学科视角又会对问题解读产生不同的答案。这一边界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使教育研究在学科化的知识世界面前显得先天不足，而知识的学科化又是人类传承和创新知识的有效形式。
再加上“当前教育研究中所用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依着还原论的逻辑思维进行的，也即把教育事物和教育现象进行肢解分析，然后得出一个零散的结论”[12]，如将教育与人的关系肢解为教育与人的身体、心理的关系，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肢解为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地区、民族等关系，这是研究分析的无奈之举，但也注定了研究成果的碎片性、封闭性等天然缺陷，使结论成了管窥之见，根本无法在整体性、客观性上为社会政策和教育实践提供富有成效或可靠的指导，使教育研究失去了关照现实的应有力量。
同时，从客观、可靠并能对政策或实践产生决策影响、提供理论指导方面看，大部分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未能对政策和实践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在这一层面，既有研究者或政策制定者没有能力或者是不愿意关心教育研究的理论发现、实践对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挑战了实践者所喜爱的价值取向、政策原则和实践逻辑，或者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理论有所冲突。
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使得本就功能虚弱的教育研究在强大的社会系统面前变得“无为”且“无力，不仅被人为地扣上了“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的恶名，而且使得教育研究在其他社会科学快速发展的同时，自身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却一再受到“冷遇”和“质疑”。
（二）教育研究的“有为”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任何教育实践都处在理论之内，即人类关于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理想关系的信念框架之内。教育研究虽然不能对物理世界和社会现实产生直接的作用，但却可以通过“人”这个中介发挥对教育与社会的“有为”之用，教育研究的价值逻辑就是让教育活动更加符合、贴近和满足人的需要。
人类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具有觉解能力，“觉解是指人不仅能够觉察和感知事物，而且能够自觉了解、认识和理解事物，并在很好的领悟基础上自觉去践行它”[13]，教育研究就是人类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主动觉解的表现形式。教育研究能否为教育实践提供经过科学检验的适切性理论，是决定教育研究对社会实践是否有效、有为的关键。“有为”的教育研究不仅要把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新归之于“人”以及“人的教育问题”，而且还不能本末倒置，让政治、经济等价值利益绑架了教育的本真，就像我们对“育才”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育人”的关注一样。教育研究只有让教育活动更加符合、贴近和满足人的需要，从人之为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学科、政治、经济等“非人”的角度去观察教育现象、研究教育问题、创生教育活动，才能为人类为什么开展某种教育实践而不开展另一种教育实践提供客观、富有成效和可靠的理论解释，才能从根本上释解人的成长需求与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
不可否认，“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中立的教育过程。教育要么充当使年轻一代融入现行制度的必然结果并使他们与之不相背离的手段，要么就变成‘自由的实践’”[14]。但是，承认教育研究的价值关联性和追求教育研究的价值中立性并不矛盾，而且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二者之间是可以实现合理平衡的，这在一定程度保障了教育研究成果的普世参照性和广泛迁移性，为指导和引领教育实践活动走向“人学”层面的自由和谐提供了可能。从这个层面上讲，教育研究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是有为的，而且必将大有可为。
（三）“无为”如何达致“有为”
教育研究是以“人的教育”为核心对象的科学探究活动，关注“教育与人”的关系是其生存发展的本体基础和核心理念，人们衡量教育研究“无为”还是“有为”的逻辑标准却是从“教育与社会”的宏观层次来看教育研究的觉解程度和实践指导力，因为教育的功能和效果不是通过单个“个人”而是通过一个个“个人”组成的集团和群体形式而彰显的，“个人”具有人的属性，但不能代表人的类属性。教育研究要想实现从“无为”到“有为”的功能位移，必须重新对“教育是什么、怎么办”等诸如此类元问题进行深入彻底的元研究，以此为逻辑起点，通过对“教育与人”这一质性关系的描述、解释、批判和反思，在参照“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同时，构建出满足“人”及人类自我全面发展需求的理性教育模式，为实践中实现教育、人及社会之间的共融发展提供针对性的决策指导，将研究从理论圣坛拉进活生生的教育实践。
毕竟，只有“人”才是教育活动的本体和基础，教育活动只是“人的活动”的类化结果，马克思在研究中也指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15]“人”作为社会性存在，其教育认知和实践选择是社会综合因素在个体内部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历史传统等，都将对其认知和选择产生影响，而“人”的实践结果也将通过类化或群体集聚形式得以体现。在社会层面，当社会发展需要“个人”作出某些提升或改变的时候，权力部门就会通过相应的运作机制创生某种教育活动，营造某种社会环境以调控“人”的认知和行为选择，达致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教育与社会的各种辩证关系，也都是通过“人”这个中介来运转和发展作用的。
这种潜在关系决定了呈现给研究者的教育问题往往是教育、人、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原因既可能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也可能是心理生理方面的，绝不单纯是教育方面的自我原因。研究中，对某个问题的剖析需要相应的道德信仰、方法逻辑和表达方式，但也不可拘泥于自己设定的领地自说自话，而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需求，以改进实践为目标，从“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视角，运用不同的知识理论和学科方法，多维度、多层面地阐释分析教育问题，任何教育研究都“务必立足于丰富的教育田野，采用相应的方法论和分析模式旁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领域的现实状况， 做多视角、跨学科的多元整体思考，才能对教育问题给出有社会价值的有效解答”[8]，才能对国家决策和实践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才能根本上实现从“无为”到“有为”的效用转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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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语言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目的：分析瑞捷联合小剂量咪达唑仑用在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监护性麻醉的疗效。方法：选取2010年9月至2013年5月来本院拟在监护性麻醉下行ERCP的6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统计学规律等分为研究A组和对照B组，A组采用瑞捷复联合小剂量咪达唑仑麻醉，B组采用瑞捷单独麻醉记录两组患者相应时间点MAP、HR、SpO2、BIS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对照组SpO2<90%和呼吸暂停的发生率和操作者对麻醉满意度高于研究组外，其余如低血压、心动过缓、消化道症状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ERCP麻醉药物选择上单独持续输注瑞捷效果明显，安全性高，或者多方肯定，可在临床中广泛推广。
关键词：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 瑞捷； 咪达唑仑； 监护性麻醉
随着消化内镜方面的技术不断发展[1]，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广泛用于胆道疾病诊断性检查和相关治疗中，但在进行的过程中，往往因咽部、胃肠道等不良反应而中断，为使手术顺利进行，常常给予监护性麻醉来缓解伤害性刺激，以期增加操作成功率。笔者选取2010年9月至2013年5月来本院接受ERCP术的6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使用瑞捷联合小剂量咪唑安定进行麻醉，效果不错，现概述如下。
1一般资料
1.1研究对象：选取2010年9月至2013年5月来本院接受ERCP术的6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男性37例，女性23例，年龄35-69岁，平均45±3.2岁，体重43-110kg，平均70±6.5kg，排除未成年人、孕妇、阿片药物成瘾者等不能耐受的病例，均无麻醉前用药，美国麻醉师协会（ASA）[2]评分I～Ⅱ级，按统计学方法随机分为对照A组和研究B组。所有所有患者签署麻醉知情同意书，知晓利害，两组患者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态等方面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研究方法：术前常规禁食禁饮，进入手术室后开放静脉，术前静注阿托品0.2mg，苯巴比妥钠0.1mg，对照B组泵入瑞捷0.2μg/kg·min持续5min，随后减量一半。研究A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外，术前静注咪达唑仑0.02mg/kg，密切監测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和脑电双频指数（BIS）等生命指标，抢救器材和药物备用。手术结束时停止药物输注，为减少人为误差，所有操作均由同一医师和同一型号器械完成，并排专人统计数据。
1.3观察指标：记录麻醉前、手术开始时、手术后10min、手术结束时的MAP、HR、SpO2 及BIS 分析，手术时间和麻醉时间。观察患者呼吸、消化及心血管方面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必要时降低麻醉药量和提高吸氧浓度等举措。术后评估患者的遗忘评分[3]，并由手术操作者对麻醉效果满意度进行评分。
1.4统计学方法：将所得到的数据应用 SPSS11.0 软件进行统计学整理和分析，数据进行改良aldrete镇静评分，进行X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表示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2结果
两组患者MAP、HR、SpO2 及BIS 统计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手术开始后两组患者HR明显增加时，且联合用药组增加更明显（P<0.05）术中两所有患者配合良好，除对照组SpO2<90%和呼吸暂停的发生率高于研究组外，其余如低血压、心动过缓、消化道症状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术后对照组的遗忘评分也明显低于研究组（P<0.05），对照组操作者对麻醉效果满意度评分也高于研究组（P<0.05）。
3讨论
在实施ERCP时不良反应不少[4]，如因俯卧位影响通气，鼻导管给氧等客观因素均使得SpO2控制不易，在SpO2低于93%时应立即改面罩吸氧；ERCP时间往往较长，而出现消化道症状；操作本次也会使血压升高和心率加快，甚至严重并发症；镇痛镇静过量出现呼吸抑制或苏醒延迟等情况。瑞捷的镇静效果迅速，适用于此类操作的麻醉，统计资料[5]也证实瑞捷对明显缓解患者的疼痛，让血流动力学更为稳定的临床意义重大，因半衰期端呼吸抑制轻和恢复时间快。本试验表明，瑞捷单独应用或复合小剂量咪达唑仑均可用于ERCP的麻醉，且单用药副作用更少，安全性更佳，医生对麻醉效果也更加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