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发展情况范文第1篇
摘 要：银行是一国经济和金融活动的中心。加入WTO，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外资银行的进入会给我国银行业带来较大的冲击，本文通过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中资银行的影响，提出了提高银行业竞争力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竞争力 银行体系 外资银行进入
我国银行体系与西方国家差别很大，这突出表现为利率还处于一定的管制，股份制银行较少，银行业的垄断性很高，金融市场总体上滞后，汇率还受政府控制，资本项目还没有实现完全兑换。自建国以来我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只在最近几年有金融机构倒闭、重组事件发生，这并不意味着银行效率很高，相反，它反映的是我国银行受到更多的保护、有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和管制导致利润收入可以部分消化各种扭曲和低效率造成的成本。随着加入WTO，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各种类型的竞争全面引入，如何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降低风险、保持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这在当前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一、外资银行进入的理论分析
外资银行的进入是一个需谨慎看待的问题。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外资进入有可能控制本国经济，但是经济运行的现实又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加快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主要的原因是：借助外资银行竞争和示范效应，提高本国银行的经营效率；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加快国内银行业的改革，增强国内金融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增加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
Claessens，S.，Demirguc-kunt和Huizinga.H.（1999）对1988-1995年间80个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在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开放的程度与银行机构的脆弱性呈负相关关系。例如东南亚国家的新加坡、香港特区的银行业开放度越高，银行机构的质量也越高。印尼和泰国银行的开放度较低，银行机构质量也较差。因此，开放银行业将提高银行机构的质量、提高银行稳健性；在新兴市场中，外资银行的盈利水平较高，且刚刚进入时，本国银行盈利水平普遍出现滑坡。
这些结论表明尽管外资银行的进入短期内对本地银行会构成巨大威胁，但长远看，能激励本地银行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本地银行的健康成长。
二、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发展十分迅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外资银行的营业机构进一步增加，从2002年至今，外资银行营业机构从177家增加到211家，平均每年增加11家之多，截至2006年底，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从业人员达16724人，注册的外国独资和合资法人机构共14家。其次，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发展明显加速。2006年，外资银行的在华资产总额达到1033亿美元，和2003年相比资产总额增长了1.3倍，平均年增长32.7%。（表1） 再次，外资银行的服务品种日趋多元化，业务呈多样化较快发展态势，包括：人民币存贷款、外汇存贷款、人民币理财、外币理财、外汇资金兑换、企业现金管理、国际结算、消费信贷等等。
外资银行在中国飞速发展，这种发展归根结底在于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突出。
外资银行的竞争力突出表现在战略上：一方面，外资银行主要分布于在投资回报率高、利润丰厚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厦门、天津等地；另一方面外资银行通过参股各种资产优质的中资银行（见表1），利用他们广泛分布的网点、分享中国经济普遍发展的好处，更分散了经营风险。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外资银行保证了资产质量和严格控制了经营风险，不良贷款率不断降低，资产质量明显高于中资银行。截至2006年第四季度，在华外资银行不良贷款余额37.9亿元，不良贷款率只有0.78%，远远低于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期水平（见表2）。
其次，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具有资本、技术、产品和管理上的优势。与中资银行产品简单、开发慢等不足相比，外资银行针对高端客户的贴身服务，理财产品研发和上市速度快，个性化、多样化产品组合，都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更具有竞争优势的外资银行合作。
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从市场结构、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业务品种等方面给中资银行带来长远的影响。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较晚，很不成熟，要在短短几年内，实现银行业和保险业全面对外开放，压力之大，速度之快是罕见的。市场和环境的变化将会使中国的银行业相当脆弱，国有商业银行不再享受政府的保护且缺乏竞争优势，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结构、提高经营效率，与外资银行各方面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届时银行潜在的经营问题和风险会被放大，直接影响到银行业未来的稳健运营。
短期内，外资银行的进入会稀释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盈利好的高端客户、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和高素质金融人才的流失，这些必然对我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造成冲击。但从长期来说，外资银行的进入迫使本地银行彻底改革成本结构、业务范围和质量，同时引入外资银行参股，也能够提高银行内部管理水平和外部监管能力，这可以从整体上提高本地银行效率，促进本国竞争环境、监管和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的改善。
三、提高我国银行体系竞争力、积极应对外资银行挑战
在面对外资银行这一强有力竞争者带来的困境和挑战，我国的银行业又该如何呢？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目前和将来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保持银行业稳健运营的关键都在于提高竞争力。一方面，外资银行的飞速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逐渐取消了歧视性业务和地域限制，但其在市场中获胜的关键却是竞争力；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都集中到竞争力差上面，主要表现在：国有化程度太高、结构不合理、治理结构行政化、监管宽严失度、经营管理水平落后、资本金补充渠道较少。
第二，要认识只有通过改革和重组进行调整和完善，才能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使中国银行业不断向多元化、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发展。具体：
⒈继续深化银行业体制改革，与境外投资者加大合作力度，允许外资参股和合营，积极利用外资，积极引进外资管理层和管理经验，增强中资银行的竞争力。这样，国有商业银行可以直接获得外来资金，减少政府对银行注资的财政负担， 更加方便的学习国外经验和先进技术水平，提高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能力，以降低风险、保持银行稳健运行。
2.积极推进业务创新，发挥比较优势。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更是提升持续竞争力的主要保证，中资银行要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和核心业务，在此基础上来提高自身产品研发能力。
4.加强商业银行的自身管理，具体从金融机构内控的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改善着手来加强外部金融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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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发展情况范文第2篇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0380.SZ，下称“安硕信息”）主营业务为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提供信贷资产管理及风险管理领域的一体化IT解决方案，包括软件开发、实施、维护、业务咨询和相关服务。
安硕信息所处行业为软件行业，其上游行业为计算机、网络设备行业，下游行业主要为银行业。公司目前主要有四大类产品和服务：信贷管理系统、风险管理系统、数据仓库和商业智能系统、其他管理系统。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化成为银行业的重要发展趋势，银行业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银行业要提高业务效率、服务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必须结合信息时代的特点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把信息技术作为银行业务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金融创新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目前，银行业已经成为中国信息化建设水平最高的行业之一。
从外部的要求来看，监管部门、银行的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对银行提高效率、提升产品服务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IT 系统达到这些要求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外生的需求是持续增强的，银行业IT 解决方案市场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安硕信息一直专注于信贷管理和风险管理软件的开发和服务，并凭借已有的优势资源向其他相关领域拓展。随着产品和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公司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业务模式，并建立了行业业务方向先入优势、客户资源优势、持续服务能力优势、丰富且有深度的产品线优势、专业一体化能力优势和人才优势。
安硕信息在信贷管理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领域的行业地位集中表现为其覆盖的客户群体。
目前，国内使用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客户超过140家，其中包括9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两家外资银行，70余家大中型城市商业银行，5家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30家左右其他类型农村金融机构，超过20家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以银行用户最多，使用人员包括总行及各分支机构相关人员。从地域上看，发行人客户涵盖了国内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78个地级市。
经过多年积累，公司已经拥有了广泛、稳定的客户基础，这是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基石。公司的客户资源具有以下特征：1.客户质量高。绝大部分客户为银行，银行普遍具有信誉度高、偿债能力强、受广大供应商及客户信赖等特点；2.客户信任度高。发行人与银行之间有着多年的合作和了解，银行熟悉发行人的产品和技术水平，发行人产品也为银行业务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持；3.客户稳定性强。由于信息安全性、管理人员对软件已熟悉和系统数据量庞大等因素，加之发行人服务到位，在版本更新、功能不断随着银行自主需求和外部监管要求而扩充的情况下，银行基本能相当稳定、连续地使用，客户黏性较大。
安硕信息2010年至2012年以及2013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0600万元、13145万元、15521万元和8590万元，其中2010年至2012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21.01%，表现出了较好的成长性。
外资银行发展情况范文第3篇
【摘 要】 近年来,外资并购中国企业一直备受争议。文章以技术效率为衡量指标,利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海螺水泥为案例,考察其被外资并购前后技术效率的变化情况,认为对于自身经营稳定的企业而言,小比例的外资持股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并购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具有明显的益处。
【关键词】 外资并购;企业所有权;配置效率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外国资本逐步进入中国企业,以寻求新的增长契机。2008年7月,美国强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功收购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标志着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新一轮高潮,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对于外资并购的质疑。那么,判断是否应该接纳外资并购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外资进入后,中国企业自身的效率是否得到提高,而作为企业治理结构核心的企业所有权配置方式与配置效率则是决定企业效率的根本因素。本文拟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海螺水泥典型外资并购企业为例,根据其并购前后技术效率的变化情况,浅析并购本身的合理性。
二、外资并购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目前,并购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备受关注,也是争议颇多的问题,产生争论的主要原因是对外资进入中国企业后对中国企业的结构以及所有权配置效率发生的变化缺乏了解。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尤其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地位的国有企业应采取何种方式引进外资,一直是国内相关各方关注的焦点。针对外资并购的有关政策变革经历了以下五个时期。
(一)1990年—1995年上半年
1990年—1994年,我国吸引外资还是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一贯思路,即建立“三资”企业,但是和以往略有不同的是,外资并购活动已经开始显现,1990年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交易额只有800万美元,在1994年达到本期最高值7.15亿美元。在质疑时期,外资主要是通过合资控股或购买产权的形式并购和改造国有非公司企业或国有非上市公司企业。
(二)1995年下半年—1998年
外资并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活动日趋高涨,而我国政府的监管明显不力,国务院于1995年9月颁发文件,暂停了外资对上市公司国有股的收购活动。
(三)1999年—2001年
1999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成定局,一些行业逐步开始对外开放。2001年下半年,中国顺利加入WTO,外资并购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四)2002年—2005年
这一时期外资并购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背景下,外资并购更加猛烈,并购的领域更加广阔,金融、电信、供排水、城市管网等传统不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也逐渐出现并购个案。
(五)2006年至今
2002年—2005年外资并购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国内对并购的再次争论。2006年至今外资的恶意并购,特别是外资在垄断市场、侵吞国有资产、危害民族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指责也日益增多,促使相关政策有所收紧,规范外资并购的法规法律也相继出台。
三、研究案例综述
本文选取1995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已经发生或者公告并购信息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及海螺水泥为案例展开研究①,并将其划分为资本密集型企业与知识密集型企业。所谓资本密集型企业是指以资本为主要生产因素,非人力资本对企业产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企业,它一般拥有雄厚资金。建设银行与工商银行,无论其规模还是业务的发展,都对资金的需求十分强烈,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知识密集型企业是指以知识和技术为主要生产因素,专业性人力资本对企业产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企业。在水泥生产过程中,生产设备和生产人员所拥有的相关技术,是决定水泥产量与质量的关键,因此将海螺水泥界定为知识密集型企业。
(一)工商银行
2006年4月,以高盛公司牵头的国际投资集团包括高盛投资、德国安联(Allianz AG)和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 Co)三家金融机构,分别认购工商银行A股发行和H股发行股份的5.7506%、2.2452%和0.4455%,约合37.8亿美元,双方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建设银行
2005年6月,中国建设银行和美国银行在北京共同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最终协议。根据协议,美国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设银行完成总额30亿美元的投资,最终持有股份达到19.9%,使建设银行成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首家与国外战略投资者达成协议的银行。
(三)海螺水泥
2006年1月6日,海螺水泥发布公告,摩根士丹利旗下添惠亚洲有限公司(MS Asia Investment limited)与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成员之一,简称IFC)分别买下了海螺集团控股上市公司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螺水泥)的1.32亿股(约占总司总股本的10.51%)和4 80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82%)国有股。此次,海螺水泥共获得两家财团共计近2亿美元的投资。
四、研究案例分析
(一)研究模型
多数研究企业所有权配置的文献,基本采用两种方法计算所有权配置效率,即计算股东获取财富的市场指标法和会计指标法。然而,作为会计指标法计算数据来源的会计报告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市场指标法通常用于证券市场中公司的前景,不适宜计算企业的产出效率。因此,本文采用技术效率指标作为衡量企业产出效率的标准。这是因为技术效率指标反映的是企业对现有技术的利用效率,而在技术既定的情况下,技术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企业的所有权配置效率,由此,本文选用技术效率作为衡量企业所有权配置效率的标准。而研究不同所有权配置结构下的企业技术效率的模型就是随机边界生产函数模型。本文的随机边界生产函数模型是依据Battese和Coelli等提出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
lnYit=β0+β1lnKit+β2lnLit+Vit-Uit
其中i和t分别代表企业和时间,Y为主营业务收入,K代表固定资产投入,L为应付工资总额,三者均取自然对数,V代表企业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所造成的生产减少,它与一般函数中的残差性质类似,可以取任何值。V～N(0,δv2),且与U独立。U为实际产出到生产边界的距离,即企业技术无效率的部分,U～N(0,δμ2)。
(二)数据分析
运用SPSS Statistics V17.0和frontier4.1软件对现有数据进行分析,分别求得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海螺水泥这三家公司的技术效率指标,如表1、表2、表3所示:
以上三家上市公司在外资进入后其技术效率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说明外资注入后,企业所有权配置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并购带来了企业发展和盈利能力的增强。
由表1、表2和表3数据可知,工商银行并购前后技术效率提高幅度接近11.5%,是三家上市公司从资本投入中获益最大的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体现出资本密集型企业对资本注入的敏感性相对较高。而建设银行和海螺水泥由于并购前技术效率基础优于工商银行,因而资本注入后技术效率提高幅度相对较小,均为1%左右。
(三)外资并购前后企业所有权配置方式变化分析
1.工商银行并购前后企业所有权配置方式变化分析
2005年工商银行年报显示,工商银行总计有两名股东,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二者各持有工商银行50%的股份。而2006年工商银行引进外资后,其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按持股数量排序,前七名的股东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中央代理人结算公司、高盛集团、社保基金理事会、安联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DRESDNER BANK LUXEMBOURG S.A.以及美国运通,而处于前两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均持有工商银行35.5%的股份,总计持有工商银行71%的股份。由此,工商银行在外资并购前后,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并未发生较大变化,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也并未发生改变。由工商银行年报可知,工商银行并未对内设立员工股,所以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完全由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掌握。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分配也未发生较大变化,由于分配股利是对企业剩余进行索取的主要形式,所以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依据是企业股东所持有的股份,而工商银行对内并未发行员工股,因此工商银行的剩余索取权掌握在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手中。由此,在外资并购前后,工商银行的剩余索取权分配也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2.建设银行并购前后企业所有权配置方式变化分析
由建设银行2004年年报显示,建设银行第一大股东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其持股比例为85.228%。而2005年外资并购建设银行后,企业的第一大股东仍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其持股比例为61.48%,而作为战略合作者引进的外资总持股比例为9.4%。由此可见,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在外资并购前后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而根据建设银行2005年年报可知,企业并未设立员工股,企业剩余索取权完全由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掌握,因此企业剩余索取权也未发生较大变化。
3.海螺水泥并购前后企业所有权配置方式变化分析
由海螺水泥2005年年报可知,海螺水泥的前两大股东分别为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二者持股比例总计82.81%。而外资并购后,前两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总计84.02%。并购前后,占有较大持股比例的股东仍未发生改变,由此海螺水泥在外资并购前后其剩余索控制权未发生变化。由于企业分配企业剩余主要以发放股利形式,而外资并购前后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并未发生较大变化,外资的持股比例较低,因此对于企业剩余的索取权分配同样变化不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并购前后三家样本公司的所有权配置方式均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资本的注入却带来了明显的配置效率提高,可见外资并购并未从根本上介入中国企业的发展,而被并购企业却从这笔交易中获得资本支持,从而更好地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率,外资并购本身有显而易见的成效。
由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对资本和技术的产出弹性不同,也就是其企业发展对技术和资本的依赖程度不同,意味着主要以资本为主的外资并购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企业效率影响会有所不同。如工商银行这类资本密集型企业,在主要以股权转让为主要手段的外资并购过程中,外资所带来的资本会很快在企业中产生效益,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也较为显著。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对于资本的依赖程度不高,外资并不会很快在企业中产生效益,因此企业效率在初期会呈现降低趋势,但是,随着企业技术的提高,规模的扩大,其对资本的要求也会提高,此时外资进入所产生的影响才会显著显现。
此外,在引进外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在并购前后保持其第一大股东的持股地位,如本文所选取的案例,外资持股比例相对较小,企业的经营和控制才不会发生较大波动,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
外资并购虽然对我国民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当前存在的众多争议确是不能忽视的。除了不断深化民族企业自身改革,同国际接轨之外,还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和企业自身等各个方面的监管。从企业共同治理角度出发,提高企业效率,优化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是我国民族企业在外资不断涌入的经济环境中所要重视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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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发展情况范文第4篇
摘 要：后金融危机时期，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流动性监管框架进行了多次修订，并于2014年10月公布了《巴塞尔协议Ⅲ：净稳定资金比率》，最终稿的出台体现了未来流动性的监管趋势。应用我国107家银行1999-2014年数据，本文基于BCBS（2010，2014）两版文件，分别测算了我国银行的净稳定资金比率。研究发现：基于最终稿测算的NSFR均值上升了20.8%，体现了国际监管组织对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放松态势。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长期流动性；净稳定资金比率；监管趋势
一、后危机时期流动性风险监管历程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一方面体现了流动性风险爆发的突然性、严重性和强传染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暴露出各国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制度的弊端。后金融危机时期，金融监管从严的趋势逐渐显现，特别是流动性监管标准大为提高。历时5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对流动性监管框架进行了多次校准，自2009年12月公布了《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咨询文件），到2010年12月颁布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直到2014年10月最终确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净稳定资金比率》最终稿。
巴塞尔委员会针对流动性监管指标的修订，反映了流动性监管的未来趋势。巴曙松、尚航飞和朱元倩（2013）认为，2013年1月BCBS推出的新的流动性覆盖比率（LCR）的监管规则，降低了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标准，是监管者对业界的一种监管妥协。田娟（2014）同样认为，2014年1月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的修订稿，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适度放松流动性监管要求以降低对实体经济负面扰动的指导思想，是对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形势不明朗的一种妥协和现实选择。该指标提出后，在逐年的修改中历经了无奈地调整与放松，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巴塞尔委员会是选择坚持推行该流动性监管指标？还是选择面对现实，使该指标最终沦为空想？2014年10月的最终修订稿，这是否进一步体现了监管当局对现实的妥协？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我国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银行流动性监管框架，强化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二、监管指标定义与修订内容
根据BCBS（2014）公布的最終稿，NSFR定义为可用稳定资金与业务所需稳定资金之比，监管下限为100%。该指标用来衡量银行中长期（1年以上）的流动性，即负债和权益类业务提供的资金是否能够满足资产类业务的长期资金需要，反应了金融机构的整体资产负债期限匹配程度，确保在出现外部流动性压力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仍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以支持其持续经营一年以上。
其中和分别代表负债和资产方项目，和分别为负债方项目和资产方项目的权重。
本文着重分析BCBS（2014）最终稿对NSFR分子分母折算率的修订，并与2010年版本对比以分析监管趋势的变化。首先，关于可用的稳定资金（ASF）的修订，最终稿扩大了分子ASF的范围，提高了相应项目的折算率。一是强调储蓄存款在银行流动性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分别提高“稳定的”存款和“较稳定的”存款的折算率，分别由2010年的90%、80%提高至95%和90%；二是增加了对业务性存款的50%折算率的规定；三是提高了剩余期限小于1年的负债的折算率，由2010年的0%上升至50%；四是增加了对衍生负债的处理方法，当衍生净资产为负，以0%的折算率归入ASF中计算。其次，关于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RSF）的修订，一是提高无变现障碍的优质流动资产和有变现障碍的优质流动资产的折算率，分别由2010年的0%上升至5%和50%；二是降低无变现障碍的2级A证券折算率，由2010年的20%下调至15%，无变现障碍的2级B证券折算率保持不变；三是降低零售、中小企业无变现障碍的贷款的折算率；四是降低风险权重大于35%的其他无变现障碍贷款的折算率。
从以上折算率的修订可以看出，修订后的净稳定资金比率分子呈上升趋势，分母呈下降趋势，计算结果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一方面，BCBS最终稿通过细化资产和负债的剩余期限分类，提高了NSFR指标计算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出于业界对于银行流动性要求过严对实体经济带来冲击的担心，以及不利于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BCBS主动改善NSFR水平从而放松了监管要求。
三、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测算
为了更加准确的测算我国银行NSFR水平，本文参考BCBS（2014）最终稿，在Gobat，Yanase和Maloney（2014）研究的基础上，扩充简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入了银行表外项目。在银行资产方面：由于无法区分银行贷款和垫款的剩余期限，本文假设所有银行贷款和垫款权重为0.85；其他盈利资产中，将证券按信用等级分为一级和二级，一级为政府债券，二级为除政府债券和衍生资产以外的剩余债券，分别采用0.05和0.5的权重；在衍生资产的处理上，如果净资产为正值，计入RSF项目中，权重为1；反之，计入ASF项目中，权重为0；其他银行投资及盈利资产权重为1；非盈利资产中的现金及同业存放流动性较高，权重为0；固定资产、商誉、其他无形资产等流动性较差，权重为1；表外项目由六项科目构成，权重统一设置为0.05。在银行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方面：客户存款划分为来往账户存款、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权重分别为0.9、0.95和0.95；贷款损失准备金和其他准备金的权重为1；长期融资和股东权益等资金来源较为稳定，其权重为1。
本文收集与整理了1999-2014年我国107家银行的数据①测算NSFR。银行数据来自Bankscope数据库。图1显示了1999-2014年样本银行的NSFR水平。结果显示，1999年至2014年，NSFR不低于100%的银行由93.8%上升至96.2%。（1）从银行类型来看，未满足监管下限的银行主要为外资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分别占未达标银行总数的61%和29%。所有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农商行都达到下限要求。（2）从时间来看，未满足NSFR要求的银行集中在金融危机期间，占未达标银行总数的51.2%。金融危机对外资银行的流动性带来了严重的冲击，相比之下国内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表现要优于外资银行。同时，从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银行NSFR普遍偏高，仅从2014年的数据来看，NSFR均值为156.41%。
四、流动性风险监管趋势分析
此外，为了验证国际监管当局是否具有放松流动性监管的趋势，本文依据BCBS（2010，2014）两版文件，分别测算1999-2014年我国银行的NSFR水平。为了判断基于两版文件测算的NSFR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原假设为两组数据的均值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检验的p值无限接近于0，强烈拒绝原假设，说明两版文件测算的NSFR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图2展示了2014年末样本银行基于两版文件计算的NSFR差额，所有银行的差额均为正，NSFR变化均值为20.8%。单独从分子ASF和分母RSF的变化来看，相比2010年，2014年最终稿计算的ASF明显上升，而RSF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如图3所示。NSFR分子项有显著增加，而分母保持基本不变，也证明BCBS的修订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金融机构长期流动性水平，体现出国际监管组织对流动性监管的放松态势。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分析了BCBS（2014）最终稿对净稳定资金比率分子和分母折算率的主要修订内容。在此基础上，分别基于2010年与2014年两版文件，应用我国1999-2014年107家银行的数据测算NSFR并对比分析。研究结论如下：从巴塞尔委员会的修订内容来看，净稳定资金比率分子呈上升趋势，分母呈下降趋势，进一步放松了流动性监管要求，旨在改善各国NSFR实际水平。从测算结果来看，基于BCBS（2014）測算的我国银行NSFR均值，相较2010年版本上升了20.8%，NSFR分子项有显著增加，而分母保持基本不变。
总之，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国际监管组织进一步放松了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人为改善了流动性监管指标。对此，我国监管部门应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在借鉴国际监管指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调整净稳定资金比率的项目构成及折算率，建立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的长期流动性监管指标。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107家样本银行包括5家国有银行、10家股份制银行、46家城市商业银行、17家农村商业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25家外资银行和1家中外合资银行。
参考文献：
[1]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asel III：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Monitoring[R]. BIS Working Paper， No.188 ， 2010.
[2]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asel III：The 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and Liquidity Risk Monitoring Tools[R]. BIS Working Paper， No.238 ， 2013.
[3]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asel III：the Net Stable Funding Ratio[R]. BIS Working Paper， No.295， 2014.
[4] Gobat，Yanase，Maloney. The Net Stable Funding Ratio：Impact and Issues for Consideration[R]. IMF Working Paper，No.106，2014.
[5] 巴曙松，尚航飞，朱元倩.巴塞尔协议Ⅲ 流动性监管新规及其影响[J].南方金融，2013（5）：35-39.
[6] 田娟.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净稳定资金比例的最新修订及启示[J].南方金融，2014，6：006.
外资银行发展情况范文第5篇
摘 要：外资银行入股农信机构确有积极意义，可以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助力，但是其中也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外資银行入股农信机构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学术界对外资银行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将是否有助于国内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作为切入点，还有文献对引进外资战略投资的优势和弊端进行了分析，但是很少有人对外资银行入股农信机构的负面影响进行探讨。农信机构在外资银行入股的背景之下，必须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审视外资银行入股的动机和目的，仔细考察并判断入股交易是否可以带来预期的目标，这样才能发挥出外资银行入股的作用，借助外资银行的优势和价值，解决农信机构发展中的历史问题，加快改革力度，提升管理水平。
关键词：外资银行;农信机构;负面影响;应对措施
国家始终高度关注银行业的发展，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前，会进行充分的考量，并出台相应的政策保护本国银行业。很多国家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步放宽银行准入政策，银行的跨国经营正是在此背景下快速发展起来。我国在发展金融行业与银行业时，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和原则，所以说外资银行入股始终在以相对缓慢的状态进行，地域范围和业务范围之上还有一定的局限。对于外资银行而言，2006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外资银行才可在我国注册并经营，这对我国银行业而言也是极为艰巨的任务和挑战。因为外资银行入股，农信机构才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也可通过外资银行入股的机会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但是其仍旧存在负面影响，需要农信机构加以重视，并根据问题产生的原因制定应对措施。
一、外资银行入股农信机构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威胁金融安全
我国之所以在政策上有所放宽，允许外资银行入主国内银行业，是因为要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同时，也希望借助外资银行的力量改变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状态，摆脱举步维艰的窘境。从某种角度而言，金融业和银行业可以说是国家发展经济的命脉，所以说国家对外资银行入股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规定，这是避免外资控制金融业或者银行业的举措，也是保障经济发展格局和政局稳定性的关键。但是各项政策在不断放宽，外资银行的入股比例也有所增加。在开放的金融市场环境之下，外资银行可以取得更多的控制权，这不仅对农信机构自身的发展不利，还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制定，甚至是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会因为外资银行入股的影响而发生改变[1]。最重要的是，外资银行在入股农信机构时，可能出现条款不合理的问题，这也是外资银行实现金融霸权的一种手段。至于农信机构，外资银行入股可以为其提供更加先进的管理经验，而外资银行则会借此机会兜售其专利或产品，此时农信机构则要付出昂贵的成本，甚至发展成为被外资银行压制的局面。除此之外，外资银行可能会在入股过程中将农信机构作为转嫁风险工具，使得农信机构乃至银行业的发展面临危险。长此以往，金融安全一定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二）财富外流，影响经济发展
本身银行就具备高利润、高风险的特征，是垄断行业，外资银行入股农信机构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可以说是允许外资分享本国经济发展的利益，稍有不慎，就会给我国带来利润流失，财富外流的问题。无论是其他银行还是农信机构，都是以实现上市为目标引入外资，但是净资产与上市价格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外资银行是通过用美元换取资源的方式来赢得收益。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外资银行会利用货币符号获得对农信机构的控制权，并在农信机构经营和发展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2]。已经有学者证实，外资银行会通过农信机构的股权来换取美元，然后通过购买国债的方式获得利息，在此过程中，中国金融业的利润和股权都会大量流失，由此可见，外资银行入股农信机构后会出现财务外流、金融股权出售的局面。另外，因为政策和管制有所放松，外资银行极有可能在入股的过程中筹集资金，从而在其中获得利差。也有可能会在市场风险发生时转移并分散风险，这些都是直接威胁我国农信机构和银行业的直接因素。
（三）加大经济竞争劣势
虽然说外资银行入股农信机构会为农信机构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路径与可能，但是外资银行在入股过程中同样会以自身利益为前提。所以会在发展过程中与农信机构出现竞争资金或客户的问题，甚至会利用农信机构的网络资源进行渗透与发展，从长远来看，外资银行入股给农信机构带来的影响十分不利。其次，大部分外资银行在入股时会考虑到经营效率、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前景等因素，如果农信机构占有良好的资源和客户，很容易被外资银行控制，这也为外资银行赢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对于农信机构或我国的银行业而言是十分严重的威胁。最重要的是，外资银行入股后很有可能因为竞争或贷款而累积诸多不良资产，严重影响农信机构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剧了农信机构经济竞争的劣势。虽然说我国在政策上有所放缓，但是仍旧对外资银行的建设与经营提出了诸多要求，但是受到分业经营的影响，外资银行入股农信机构后仍旧拥有多个跨行业机构，例如证券、保险等。此时，农信机构则在其中扮演着过渡的角色，外资银行完全可以借助农信机构的资源发展其他服务或产品，而农信机构因为是借助外资银行的支持发展起来，所以很难与其竞争。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农信机构接受外资银行的入股后，就意味着外资银行需要了解农信机构的改革模式或者重要信息，完全暴露在外资银行之下，无论是竞争力还是弱点均被其掌握，无论是在长期发展中还是在竞争中都处于不利地位。
二、应对外资银行入股农信机构的措施
（一）客观对待外资银行和金融入股
在外资银行入股的影响之下，农信机构的各项活动不断升级，但是极有可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忽略自身需要的问题，通过投入财力物力的方式抵消不良资产，希望在改善财务报表的同时吸引外资[3]。引资谈判中普遍存在压低价格、政策不合理、给予外资利益过多的问题。要想避免上述问题，必须在引资过程中正确认识外资银行入股，绝不可违背引资的初衷，更多的是要意识到外资银行入股的实质。客观冷静的面对外资银行和金融入股，以免外资银行借助入股的机会打压农信机构或者整个银行业。当然，外资引入并不是农信机构进行改革的唯一策略。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发展，诸多领域已经可以通过自发改革的方式来打破发展难题，而金融业的改革更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不断的坚持和努力，决不可以引入外资为目标进行改革，还是要清楚的意识到自身在发展中的不足，明确经营模式中的缺陷，少走弯路。外资银行虽然给农信机构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外力，但是只能将其视作为重要的契机，仍旧不是农信机构乃至银行业发展的根本。
（二）合理選择金融机构
首先，要谨慎地区别战略投资者与财务投资者，也就是选择合理的金融机构。因为财务投资者并不会将所投资的银行作为自身业务领域的延伸手段，也不打算在管理、业务、人员等方面与农信机构进行长期合作[4]。其最终目标往往是卖出持有股权以获得高额回报，所以会在投资之前设定退出机制，一旦达到获利目标或形势发展不利就设法撤出投资。毫无疑问，根据中资银行的引资目的，股权合作对象首先锁定的是外资的战略投资者。所以说应按照既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金融机构，还要考虑到自身的发展需求与银行业发展大环境。
（三）强化金融引导与监管
外资银行入股农信机构对农信机构的监管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出，外资银行入股后我国的金融安全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还会出现财富外流的问题，加剧农信机构乃至银行业的竞争劣势。但是在市场竞争和搏斗过程当中，外资银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会通过创新金融的方式获取利益。纵观所有引入外资，都是因为缺乏管制而引起了银行业的动荡。因此农信机构在引入外资银行的同时，一定要做好监督与管理，根据外资银行入股的现状制定法律法规，充分论证其持股比例上限或者入股价格，吸引优秀的外资银行入股农信机构。还要从多个方面支持农信机构的改革与发展，彻底消除外资银行入股给农信机构带来的负面影响或不平等待遇，使二者处于同等竞争的局面当中。
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资银行在我国的数量和规模都有所扩展，这对于银行业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也带来了极为严峻的冲击，会直接影响到银行业的运行稳定性。文章围绕外资银行入股农信机构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与探究，并就如何应对外资银行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尝试性的建议。相对于农信机构而言，外资银行拥有更多的优势和经验，可以为农信机构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并在技术扩散和制度创新方面提供诸多指导，但是也加剧了农信机构的脆弱性和竞争劣势。这要求农信机构客观看待外资银行入股，强化监督与引导，深入挖掘外资银行的入股优势，弥补农信机构在发展中的不足。
参考文献：
[1]黄金海.浅谈营改增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会计师，2016（12）：37-39，共3页.
[2]苏丰.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中小金融机构产生的影响及对策建议[J].北方金融，2017（4）：107-108.
[3]高颖卓.农信机构不良资产证券化探微[J].中国农村金融，2017（22）.
[4]崔全利.探寻农信机构的内涵式发展之路[J].中国农村金融，2017（22）：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