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产业扶贫调研报告范文第1篇
去年以来，我受组织的安排对**乡**村贫困群众开展农业技术对口扶贫工作。通过近一年时间深入农村、群众调查走访和研究工作，我充分认识到对**村的农业技术扶贫工作首先应通过农业产业的培育、发展和壮大，来实现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这是提高扶贫效益，壮大地方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管是从长远还是短期来看，其意义都非常重大。
一、**村农业产业扶贫的现状
**村隶属**县**乡，地处**交界地带，幅员面积**平方公里，距离**县县城**余公里，是个典型的偏远贫困山区农业村。该村有**个村民小组，共**户**人(其中贫困户**户、贫困人口**人)。该村有耕地**亩(其中水田**亩，旱地**亩)，主要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当地群众主要靠种植水稻、玉米、花生、豆类、蔬菜等农产品和养殖鸡、鸭、猪、牛、羊等家禽(畜)为主要经济来源。2015全村人均收入**元。目前，该村农业发展处于农户零散种植(养殖)阶段，基本上没有形成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制约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多数群众存在小农意识。长时间的独家经营和封闭式生产，造成很多群众思想保守，观念落后，缺乏改革和创新意识。二是基础设施较为薄弱。该村仅通水泥路**公里，土路**公里(其中有**公里断头路);经费紧张，投入较少，水利等基础设施大多年久失修，发挥不了应有作用;辖区内山地、林地、坡地和耕地相互交错，没有规模成片;外出青壮年人员较多，在家群众基本上属于老、弱、病、小人员。这些情况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的发展。三是缺乏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很多群众还是迷恋于传统农业的老一套，搞点小打小闹的种植(养殖)业很有一套，但一旦经营上了规模，在技术上就脱节掉链，缺乏规模种植(养殖)的经验和技术。
二、**村农业产业扶贫取得的成效
去年来，我按照“十三五脱贫规划”的要求，坚持把扶贫、脱贫为“第一民生工程”来抓，深入农村，逐社逐户走访调查、技术指导,大力实施产业扶贫，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一年来的艰苦攻坚，花石村群众纯收入增加**余元，贫困户已经降至**户，降低了个**百分点，贫困人口降至**人，降低了个**百分点，具体表现为：
一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通过努力，**村逐步形成了核桃，水稻、玉米、油菜、生猪养殖等主导产业，群众的栽种、养殖热情空前高涨，优质水稻、油菜等呈片区规模化发展趋势。今年来，该村共栽种杂交水稻**亩，良种油菜**亩，均获得了好的收成。
二是产品种类不断增多。在狠抓主导产业的同时，该村也非常注重农产品特别是经济作物的多样性发展。对柑桔、蔬菜、花生等经济作物也加大力气培育发展。 三是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我们也加大力了对开发农产品的企业的重点培育。一年来，我们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促进产业发展，通过个人集投资、集体融资等方式斥资**多万元，栽种核桃**亩，建立了**核桃产业园区;斥资**多万元，建立发展了**生猪养殖基地，目前均丰收在望。
三、**村农业产业扶贫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经过一年的扶持发展，**村的水稻、油菜、核桃和生猪养殖等产业虽初具规模，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困难和问题。
一是缺劳力。从目前来看，该村贫困家庭收入主要还是靠外出打工的劳务收入，中青年劳力基本都已外出打工，“留守老人”一无现代生产技术，二无体力，要实现产业的扩规和提质都很难。
二是缺技术。我乡没有真正的高水平的农技专家人才，目前仅有**名“半路出家”的农业技术人员，在水稻、油菜、核桃和生猪养殖等产业方面的技术没有进行过系统培训，本身业务知识不很娴熟，加之联系的贫困农户和贫困人员基数较大，人少事多，分身乏术，疲于应付，无法对农户进行系统全面的技术培训指导。
三是缺资金。农民要致富，农村要脱贫，其关键就是要增收。搞业务培训也好，搞技术指导也罢，一切产业的兴起和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没有对农村的经济投入，一切都是空谈。而目前的**村农业产业建设最大的“瓶颈”就是资金的投入，说直白点就是缺钱。没有钱，何谈产业发展，更谈不上技术支持和指导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就是这个道理。
四、做好**村产业扶贫的对策
目前制约**村农业产业建设主要是人力、资金、技术三个方面的因素，要打破这些制约因素，我个人认为要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人力的方面
1、领导要转变观念。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次农村精准扶贫工作不是一项短期内的面子工程或形象工程，而是一项长时间的惠民工程、民生工程。它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部门单打独斗就能完成的工作，它需要在党委领导下，政府统筹，部门协作，群众参与，全民动员，群策群力，共同攻坚，才能完成。
2、群众要积极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特别是农业产业化建设，其最终落脚点在农村，农民是最终的受益者。农民是否走出认识误区、农民传统农业观念是否改变以及农民是否真正参与其中，直接关系到这项工作的成败。扶贫先要扶志!我个人认为这项工作首先要消除部分群众“等”、“要”、“靠”等思想上的顽瘤，让广大群众摈弃“拿来主义”，积极参与进来，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见打赢这次扶贫攻坚战的希望。
3、技术力量要进一步增强。**村农业产业化技术支撑方面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是我个人单独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不是我推卸责任)。我一个人联系了该村三百余户四百余人的贫困家庭，按照上面“户户走访、人人见面”的要求，我每天不吃不喝，天天下村到社地工作，一个循环下来也要花费一个多月时间，这当中还不包括走访时群众不在家等情况。
二、资金的方面
一是政府要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水利设施、道路建设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用资金杠杆正确引导农民生产。二是群众要积极增加农业投入。要采取集一点、筹一点的办法，鼓励农民、特别是外地务工农民将闲散资金积极投资于农业产业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规模种植开发建设。三是要积极引导社会投入。政府要积极出台惠农措施，用活税收等经济杠杆，鼓励、吸引和引导农业组织到当地发展农业产业建设，适当探索旅游农业新路子。
三、技术的方面
度产业扶贫调研报告范文第2篇
一、产业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一)在精准识别后制定了精确规划，市扶贫工作队与乡挂点干部逐户上门采集帮扶对象基本信息，并充分摸清了贫困户的贫困现状、致贫原因、需要帮扶的项目计划，制定并落实了贫困户和贫困村的扶贫工作计划;
(二)乡里多次召集了各村书记、主任就下一步产业发展召开了座谈会，就各村自身的优势和资源与当前国家的扶贫政策和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走出各村符合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子，真正把资源优势挖掘出来，把扶贫政策的含金量释放出来，做到“一村一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二、产业扶贫下一步具体措施
下一步我乡将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充分发挥各村的优势和资源，挖掘产业特色，做到"一村一法""一户一策"：
(一)以井冈山融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入驻XX为契机，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争取2015年在XX新种大棚蔬菜100亩，新种生态蔬菜400亩，通过高效农业的发展来带动XX村、观上村等周边村贫困户在家门口打工就业，增加群众收入;
(二)依托我乡招商帮扶企业XX菌草公司，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带动我乡XX村、XX村和XX村三个村，在充分尊重贫困户意愿的基础上发展食用菌种植，实行贫困户统一种植和分户种植相结合，把这三个村的36户红卡户全部吸收到合作社，并要求专业合作社与所有入股的贫困户签订《贫困户入股协议书》，以文字的形式明确规定：“除现金入股外，还可以以土地做价入股，享受相关同等收益，所有入股协议书的签订一律通过公证处公证，从法律上确保了贫困户入股合作社的“两保障”，即本金的保值和利润的保障，这就彻底解决了所有贫困户的后顾之忧。专业合作社确保每户入股的贫困户每年的收益达到股本金的10%以上，让贫困户增收致富;
(三)XX村、XX村和XX村利用自身资源条件，着手发展“水里养鱼、水面养鸭、山里养鸡”的立体养殖基地，目前已有专人牵头，并与农户签好了土地租赁协议，在充分尊重贫困户意愿的基础上把贫困户吸收到合作社，基地建成后，可使两个村的所有贫困户通过养殖就地脱贫，每户贫困户年均增收1000元以上;
(四)XX村、XX村具有种植油茶的悠久历史,为提高油茶产量，重点依托每户5000元的产业发展资金着力抓好油茶低改，提高茶油生产质量和茶油品质及出油率，让茶农增收致富。
度产业扶贫调研报告范文第3篇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
“精准扶贫”顾名思义就是要让扶贫工作更精确、更准确，对此王思铁曾下过一个更为详细的定义。他认为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2]贫困问题不是铁板一块，往往会因致贫原因的不同，呈现出多维度与周期性的特征。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漫灌式扶贫”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其成效已渐显疲弱。早先的贫困大多是因为生产条件落后、地方经济欠发达所导致的普遍性贫困，以保障生活、提高地方经济水平为主的扶贫手段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下，在大规模的“漫灌式扶贫”之后，涌现出了新的问题，由于导致贫困发生原因繁杂多样，从而导致无法彻底根绝贫困的现象出现，这不仅使得返贫压力骤增，还可能导致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难以实现。现在的情况是常规型“一刀切”的扶贫手段在当下也难以继续发挥理想的效果，而扶贫成果在返贫的压力下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亟须注重扶贫工作的“靶向性”，有针对性应对不同的贫困发生原因，更加注重贫困户的个体需求，关注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因地制宜地推行下一步工作，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必然要求。
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的发展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提出分批分类的扶贫理念，并概括为“四个一批”，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总体来看，“四个一批”反映了精准扶贫的两个基本面向，即“民生面向”与“发展面向”。前者主要通过政府引导的产业扶持政策，创收增收，以地方经济发展为引擎，加速脱贫步伐，也称为“产业扶贫”。后者则通过完善既有的社会救助制度，通过为贫困群体编织社会安全网，保障其生活、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需求，改善其自身的生存环境，通过降低贫困群体所应对的必要支出与健康风险，促使贫困群体拥有能力自发的摆脱贫困，也称“能力扶贫”。
能力扶贫一词源自于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而这套理论已成为世界诸多学者研究能力扶贫时所引用的理论依据。森认为即使在基本必需品集合和贫困线被确定下来之后，贫困的定量化分析似乎也需要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结合起来考虑，绝对贫困度量必须由相对贫困来补充。[3]换言之，即便在保障贫困群众基本生存条件的贫困识别标准订立后，仍需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地对贫困发生的原因进行甄别和判断，从而达到根治贫困发生的效果。“可行能力扶贫”理论的提出，为分析贫困发生原因及扶贫手段提供了新的方向，传统观念认为，导致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力的落后，即“外部条件”不足所导致，生存物资的匮乏导致贫困个体无法改善自身生活条件，在他们辛苦劳动后的支出仅能果腹，没有盈余，甚至还可能负债累累，从而导致贫困的发生。近现代大多数的扶贫都在“给予物资救助”这一方向上下功夫，通过满足贫困群体的物资需求以期他们能够逐渐摆脱贫困。然而，扶贫的根本问题不是扶“物贫”，而是“扶人、扶能力、扶创新、扶创造”，[4]“可行能力扶贫”理论更关注的是贫困个体的特殊需求，如求学、就医、工作能力、公平竞争能力等等，这套理论认为，如果无法保证贫困群体的特殊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就很难获得较好的扶贫效果。这就意味着，对于贫困群众的扶助不仅需要关注其“外部”需求，还需要解决其“内部”需求，通过二者的相结合，综合性地解决贫困问题。外部条件可能表现为由地域经济条件落后而引起的贫困，地理位置不佳、自然条件不好而导致的贫困等，这类“外部”条件通常指向贫困的表层共象，即物质资源的匮乏。以“外部”条件作为识别贫困成因与解决贫困的“线头”，容易导致一种错误的思维，即通过不断增加其物质资源、不断改善其生存条件，通过“给”的方式，就能够彻底摆脱贫困。而可行能力导向型扶贫则与传统的扶贫理论不同，其更为关注贫困发生的“内部”因素，例如，工作能力的有无，受教育权利的有无，生存竞争能力，应对风险的能力有无等等，强调扶貧不仅需要从改善“外部”条件着手，要想彻底摆脱贫困，杜绝返贫现象的发生，更需要的是从导致贫困的“内部”因素着手。通过关注扶贫对象的差异性，针对其特殊需求对症下药，确保扶贫对象拥有实质性的自身权利保障与扶助，有较强的能力应对或抵御各种风险冲击，最终达到帮助扶贫对象拥有内源性脱贫能力的目的。但是，仅强调能力扶贫，则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扶贫资金投放在为贫困户的特殊需求“买单”上，陷入了“兜底买单”的误区，能力扶贫的目的是帮助贫困群体以其自身能力摆脱贫困，而非在政策的投入下减轻负担，仍需要与地方经济条件等因素相结合，地方与地方间财政所能负担的能力扶贫支出并不一样。同样，仅强调产业扶贫，不断提高地方经济条件，增加就业岗位与创收，如不能保障贫困群体有相应的工作能力、公平竞争的能力、解决其就医、求学支出等特殊需求，又可能使贫困群体陷入一个循环怪圈，无法脱贫，也可能导致已脱贫的群众重新返贫。因此，必须注重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的相结合，有目的性地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达到“精准”的扶贫效果。
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统计的数据显示，所有致贫原因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42%，整个陕西省因病因残(合并统计)导致贫困的比例也达到48%，特别是患大病和患长期慢性病的人口疾病负担沉重。2017年，陕西省卫计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健康扶贫新规，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新农合大病保险覆盖率均达到100%;对贫困人口住院报销比例在2016年的基础上再调高5个百分点、大病保险起付线由2016年的5000元下调到3000元;为全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重大疾病补充保险;实行贫困人口就医“一站式”即时结算。而在未来的工作部署中，加强贫困地区医疗人才的培养、加强贫困地区医疗人才的招聘，对健康扶贫政策的普及，等等。这些新规进一步提高了陕西省贫困地区医疗保障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提高了贫困户应对因病致贫、返贫风险的能力，以保障扶贫成果与确保如期脱贫。
但是，地方政府在推行精准扶贫的具体过程中，往往不能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重产业扶贫，轻能力扶贫”的工作倾向。究其根本在于“产业扶贫”能够显著提高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更便于在短期内“交成绩单”。能力扶贫作为对贫困群体兜底性的权利保障(如健康、教育、公平竞争能力)，以期促使其具有自发型的脱贫能力，呈现长期性、稳定性等特征，对于一项任务而言，效果并不“显著”。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产业扶贫更多的表现为“收入”，而能力扶贫更多的表现为“支出”，产业扶贫与能力扶贫没能打通其中间的壁垒，无法形成对贫困群体有利的扶助循环，能力扶贫的效果在预期上显得更不稳定。“产业扶贫”作为改善贫困地区经济条件、增加贫困群众收入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适用于许多因经济条件落后、收入不足而引发贫困的地区。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产业扶贫”的工作后，不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摆脱了贫困并因此得益，从而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大规模效仿。但是，若仅以经济收入、物质条件保障作为识别贫困的标准，则容易引发“数字脱贫”的风险，效果并不稳定，一旦产业扶贫停止，一切又可能回到原本的模样，而当下的产业扶贫工作中还存在一个典型的现象，那就是扶贫工作对形式重视有余，对效果却关注不足，大家更关注的是将该项目进行落地实施，但是至于项目的最终结果如何，则少有人关心。[5]在产业扶贫所能产生的效益逐渐进入平缓阶段时，单一的产业扶贫所能带来的收益并不如从前。
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相融合的必要性
产业扶贫能够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条件，增加部分贫困人口的收入，却不能增加其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不能惠及所有的贫困人口。因病返贫、因学返贫、因市场风险返贫因、无工作能力无法脱贫等等现象成为了导致贫困发生的新难点、新问题。返贫与脱贫的压力都集中在了一个点上。况且，在实际的产业扶贫开发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如扶贫资金在管理过程中的擅自挪用、漏出率高、效率低下等问题仍旧突出，[6]依然一味地在“产业扶贫”上下功夫，或许会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在进入脱贫攻坚战的新时期，能力扶贫更成为不可忽视的扶贫工作切入点，从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到精准甄别贫困发生原因，从注重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到增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巩固扶贫取得的成果。将“产业扶贫”和“能力扶贫”二者相辅相成，能有效地应對贫困成因多元化问题，有助于形成长效、动态的扶贫机制，防止返贫现象、数字脱贫现象的进一步蔓延，确保真脱贫，脱真贫。
赋权提能，是基于阿马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强调以“机会均等”和“公平共享”为核心反贫困理念，要求减少与消除权利和机会的不均等，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来治理贫困。精准扶贫政策是对这一理念的发展，强调采取教育培训、产业发展、制度创新等措施赋予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个体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发展能力，让贫困人口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实现脱贫致富。[7]近年来，“能力扶贫”即注重加强对贫困群体的人力(健康、教育)保障与建设，日益引起国际政策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拉美地区精准扶贫的实践经验中，已通过“综合各类因素识别贫困人群”“根据可行能力的缺失情况进行分类救助”“设置领取救助的附加条件以激励可行能力的发展”等手段展开扶贫工作。[8]在我国，受传统“救济”观念的影响，地方政府长期将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定位在“温饱线”(也称兜底扶贫)的低水平上，忽视了对贫困群体健康与教育能力的保障与投资，也没能重视这方面支出对贫困群体造成的影响，使得贫困甚至非贫困群体的健康与教育支出风险成为诱发“致贫”、“返贫”危机的断层线。
首先，“能力扶贫”不到位会极大弱化贫困群体抵抗“灾难性支出”风险的能力，不仅使来之不易的扶贫成果因庞大“药费”“学费”开支而付诸东流，还会导致贫困边缘群体不断扩大，增加目标人群精准识别的难度，一场自然灾害，一次市场风险，一次疾病支出都有可能导致贫困边缘群体一夜之间回到赤贫状态;甚至可能形成“黑洞效应”，贫困群体将自身仅有的资源、精力大量投入在抵御“灾难性支出”的风险上，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庞大的“生存成本”蚕食着贫困群体、贫困边缘群体仅有的资源，不断削弱其生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最终导致这类群体返贫或阻其脱贫的可能性，使得贫困在代际间流动。
其次，忽视“能力贫困”，会降低扶贫工作目标定位的精准性。以陕西为例，全省贫困户中普通劳动力占绝大多数，达到62.61%，丧失劳动力和无劳动力的分别为5.95%、30.53%。其中，对于丧失劳动力和无劳动力的群体，可通过既有的低保及社会救济制度“瞄准”兜底，降低他们对家庭的负担和生存的成本。但对于更大一头的普通贫困劳动力来说，改善其人力资本(健康、教育)的投资与保障状况，通过能力扶贫使得这部分困难群体能够有稳定的收入与社会的保障，使其逐渐具备内源性的脱贫及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无疑对于解决此类困难群体的贫困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根据调查经验，在西北落后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很高，陕西省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比重高达40.91%，居各项致贫原因之首。不可忽视的还有部分边缘性群体，如患慢性病的群体，他们长期承受着高昂医疗费用的支出，因病返贫的可能性很高，却难以被精准识别出来。如果在这些地方片面强调产业扶贫，往往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后，从长远来看，产业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依靠人的发展，精准扶贫凸显“以人为本”，如果贫困群体自身健康水平与教育水平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与提升，那么产业扶贫就是“无本之木”，扶贫成果也将大打折扣，不仅无法充分调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能动性，且更容易受到贫困群体个人或家庭健康与教育风险的冲击而难以为继。
能力扶贫与产业扶贫的融合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如下：
首先，增加中央特别是省级财政对“能力扶贫”的支持比重与力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安全网对贫困与弱势群体“灾难性支出”的预防和保障水平。截至2012年，我国已普遍建立起以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和社会救济(五保供养)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社会服务体系。落实精准扶贫目标，强化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需要高度重视精准扶贫与既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牢牢锁定以“低保群体”为基础的贫困基本面，完善目标定位动态调整机制，逐步覆盖贫困边缘(脆弱)群体，并通过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灾害救助提升其自身的健康与知识水平以及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在医疗救助领域，一方面要通过资助贫困人群参加新农合(资助参合)的方式，促进医疗救助与新农合的制度衔接，让贫困群体能够享有更好的门诊与住院服务。另一方面，要将精准扶贫救助资金与大病救助有效结合起来，逐步降低或取消大病救助起付线，提高资助水平，增强贫困群体抵御“灾难性支出”风险的能力。
第二，推动“产业扶贫”与“能力扶贫”的有机结合，突出产业培训在整个产业扶贫工作链条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推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动员社会资源，完善管理机制。对于那些产业发展禀赋较好的地区，要结合产业投入、运营、销售等环节的具体需求，建立较为系统的技能与管理培训办法，提升贫困群体的自主意识，增强其产业自主组织与管理的能力，真正让符合地方发展需求的特色产业扎下根去;对于那些自身不具备产业发展条件或产业开发成本过高的地区，可根据周边产业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需求，由政府牵线，有针对性地为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提供技术培训，输出劳动力。另一方面，加强教育救助与精准扶贫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对贫困家庭中的青少年或在校学生，通过教育救助，资助其就读职业技术学校或高等教育，防止出现代际间的贫困流动。
第三，创新精准扶贫资助与服务递送模式，减少扶贫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福利病”问题。精准扶贫不仅要求对贫困群体实现精准“覆盖”，同时还要形成动态管理，实现对已经脱贫的或自身实际不符合救助要求的群体的精准“退出”。根据调查发现，在很多地区，由于被纳入扶贫范围的“困难户”能够得到来自各级政府及社会的现金资助与信贷优惠，使得扶贫政策成为一种“变相福利”，致使不少人已经脱贫却不愿摘帽，不少家庭將本应履行的法定义务(赡养与抚养)转嫁政府，甚至出现因贫困资格认定不公而聚众闹事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对此，我们建议一方面，完善档案卡登记制度，逐步探索有效的贫困退出机制，对于已经脱贫或不符合救助要求的要及时摘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创新精准扶贫资助与服务递送模式，建立能力扶贫为导向的扶贫“服务包”制度，即除强化低保兜底功能外，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应减少对直接的无条件现金转移项目，改为按人头补贴供给方(比如公立机构、民营企业、个人、社会组织等)的形式，动员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本，向贫困户发放服务券，提供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扶贫服务包”(医疗保健、技术培训、信息咨询等)，根据目标群体服务包使用情况及效果，评估其能力贫困状况与脱贫意愿，并作为是否提供进一步救助的重要依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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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江海 陕西省健康管理协会副会长，西安北大助企商会副会长，陕西爱普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度产业扶贫调研报告范文第4篇
--石人河村精准扶贫产业发展纪实
从昔日精明的煤矿小老板到如今敢想敢做的产业能人，在人们的印象里王大平一直在忙碌操劳着自己的事业。不过在人群中，王大平倒也亲切可爱，身材肥胖的他显得憨态可掬，认识他的人对他无不翘首称赞。王大平说，借着国家精准扶贫的东风在家发展，既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又照顾了家人，也免受奔波之苦，还能惠及乡亲们。
现在王大平的200亩油牡丹育苗基地已绿意盎然，300余亩种植基地早已一片花海，规模化效益十分明显，形成石人河村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不少此轮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流转土地并帮助管理大大拓宽了经济收入来源。据了解，油用牡丹是多年生木本油料作物，兼具食用、药用、观赏等价值。现在王大平正在充分开发利用油牡丹花观赏旅游价值，同时通过养蜂获取蜂蜜、采籽榨油等获取经济价值，切剥根皮等获取药用价值，预计丰产期基地年产值可达千万元。
王大平是郧西县河夹镇石人河村村民，前些年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在山西的小煤矿发展，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淘汰落后产能、传统产业升级浪潮提前到来了，他不得不放弃那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煤炭行业。回到家乡的他总想做点事业，然而面对凋敝的农村现状却又没有任何思路。
2014年底，随着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政策的实施，郧西县发改局精准扶贫河夹镇六个重点贫困村之一的石人河村，这让王大平看到了希望。在郧西县发改局扶贫工作队的悉心指导下，他迅速理顺思路，随同郧西县发改局考察了安徽、山东等地的油用牡丹产业，看到国家、湖北省、郧西县出台的相应政策支持，他随即下定决心抓住机遇一定要把油牡丹产业做大做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为节约成本并最大程度降低经营风险，王大平流转村里一百多户的五百余亩闲置土地注册了郧西县众帮生态农业家庭农场，与郧西县昌晖木本油料专业合作社共建种植基地。合作社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农场具体负责经营管理，双方协议按照实际投入比例分配收益。资金方面，县发改局扶贫工作队主动协调对接银行，帮助农场解决资金难题。
度产业扶贫调研报告范文第5篇
自治县人民政府：
按照2017年11月27日召开的全县农业产业结构督查工作会议要求，结合相关文件精神，全县成立4个督察组，对全县农业结构产业情况进行督查检查，第三组由自治县政协副主席李正超为组长、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督查专员宋志鹏为副组长、自治县委组织部、自治县农牧局、自治县林业局、自治县畜牧局相关人员为成员的督察组于2017年11月28至12月4日，对草海镇、五里岗街道、小海镇、羊街镇、大街乡、兔街镇、云贵乡、龙街镇、雪山镇、哈喇河镇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督查检查，现将督查结果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各乡镇(街道)积极按照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相关安排部署，对辖区内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认真研究、精心谋划。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及时成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对辖区内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科学安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调减玉米种植，在主要公路沿线、25度以上坡耕地及旅游景点、马铃薯种薯及商品薯板块区、商品蔬菜板块区、中药材板块区合理安排种植经果林、蔬菜、烤烟、马铃薯、中药材等产业。二是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培训力度。各乡镇(街道)由农民讲师、
度产业扶贫调研报告范文第6篇
黟县农友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12月，是一家专业从事优质粮油种植、社会化服务、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黟县供销社持股40%，目前拥有社员2473户，优质粮油种植基地2.1万亩，各类农业机械90多台套，实现了山区粮油种植全程机械化，建立了专业的农机社会化服务队伍，形成了育种、种植、仓储、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式经营。
一、主要做法
合作社积极实践，探索解决了“种粮如何出效益，山区规模化机械化如何管理，产量与质量如何兼顾，一二三全产业链如何打造”等一系现代农业发展问题，构建了优质粮油产业产销一体化体系。
一是坚持创新发展。用工业理念、共享发展的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整村流转“屏山模式”。在屏山、龙江、宏村、横岗等村整村流转土地4600余亩，每年每亩以国家稻谷收购价格乘500斤计算支付农民租金。同时，按每亩60元支付村集体管理费，实现了农民、村集体、合作社共赢发展。土地托管“碧山模式”。由碧山村村集体将2170亩土地全部流转，委托合作社代耕代种，提供从育秧到烘干的全程社会化服务，稻谷按最低高于国家收购价格每斤0.1元进行收购，病虫害采取生物农药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实现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双赢。土地入股“田川模式”。在田川村成立土地股份制合作社，农民以43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龙头企业以现金、管理入股，村集体以管理入股，村民组以闲置土地入股，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以扶贫资金入股，实行保底分红，发展优质粮油。2016年田川合作社每股分红610元，村集体增收1.16万元，实现了农民变股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并有效解决了土地抛荒问题。2017年对田川模式进行了复制推广，先后在黟县汪村、柏山、湖田、马道及黄山区等11个村建立了分社，土地股份合作基地达6000余亩。在粮油种植的基础上，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中推广效益更高的中草药、菊花等经济作物种植，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二是坚持共享发展。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同当、共赢发展。实现抱团发展。依托合作社社会化服务体系，及龙头企业加工销售服务体系，吸纳了26家家庭农场成立“有农优质粮生产油联合体”，实行“统一生产资料供应、统一种植安排、统一机械化服务、统一收购、统一品牌销售”。目前共发展优质粮油基地2.1万亩,2017年实现粮油产量1.1万余吨，联合体也被评为全省首批示范联合体。在2018年国家稻谷收购价格大幅下调的情况下，合作社坚持发展优质粮油，抱团取暖，以高于国家稻谷收购价0.1元/斤——0.5元/斤价格回购成员稻谷，保障了成员的种植效益。建立服务平台。组建机械化服务队，制定服务标准和《优质粮油规模化种植手册》，为种粮大户提供从育秧、耕种、植保、收割、烘干的全程机械化服务。2017年开展水稻工厂化育秧、机耕、机插秧、无人机植保、收割烘干等全程社会化服务面积达1.5万多亩。提供社员金融互助帮扶。与黟县供销社资金互助部共同开发有农联合体专项贷款，为联合体成员提供规模化粮油种植专项担保贷款。2017年在柏山分社社员分红大会上，社员将分红存入资金互助部，实现社员互助发展。同时，合作社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实施农民创业接力棒计划，以现金和物资的形式向合作社内20户相对贫困家庭提供总计100万元免息无抵押贷款，每户可获得5万元资金支持。
三坚持差异发展。树立品牌兴企、突出产业融合，提高产出综合效益。在品牌经营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绿色生态为主攻方向，以胚芽米系列为主打产品，严把品质、安全关，精心打造优质农产品区域品牌形象。在产业链打造上。推进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目前合作社已与微笑草帽(上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合作，以农民土地、资产入股的形式，正在计划实施南山小镇项目，发展参与体验游，组织消费者亲身参与粮油种植、生产、收割、加工全过程，感受田园风光，着力打造以休闲农业产业为核心的农业休闲旅游，带动更多的村民收益。。在现代流通体系上。搭建电商销售平台，促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同时，加快农业物联网建设，实现从生产到加工全程可监控、可追溯，让消费者吃上安全放心的优质大米。
四是坚持科技发展。注重科技创新，和中国水稻研究所、安徽省农科院、黄山学院、黄山市农科所等科研单位建立了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展技术协作。合作社专门建立了200亩的科技试验田，开展各种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农艺结合等各项试验，召开现场会，向社员推广。不定期召开各项农业种植、管理、农机操作等培训，举办“种粮标兵”、“农机竞技”等各项农业技能比赛，增加科技兴农意识，促进生产发展。
五是发挥基层供销社“为农、惠农、姓农”作用。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利用土地股份合作社各分社场所、人员优势，正在逐步把基层供销社向各个村发展。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通过土地入股，把土地集中起来，开展规模化经营;在分社建立统一的标准化服务场所，提供生产资料统一采购销售、全程社会化服务，技术服务，农产品就地销售，物流代办，电子商务，社员资金互助等一系列服务;让更多的农户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受益，也促进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二、扶贫模式
一是土地流转帮扶。通过合作社自身产业经营发展，发挥引导带动作用，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化经营，帮助贫困户增收。合作社四年来累计支付田租和分红1325.8万元，农民工工资580余万元，涵盖2854户农户，平均每户每年增收2200余元。其中贫困户 171户，支付贫困户租金 97.5万元，贫困户平均累计增收6600元。
二是帮扶贫困村成立土地入股合作社。帮助贫困村村集体成立农民土地入股合作社，依托全程社会化服务，建立优质粮油种植基地，实现贫困村村集体、贫困户增收。
三是对接慈善基金帮扶。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合作社提供担保，基金会对合作社内20户相对贫困家庭提供总计100万元免息无抵押借款，每户平均可获得5万元创业发展资金支持。
四是直接捐赠。对口帮扶重点贫困村——柯村镇湖田村发展产业脱贫。结合湖田村实际情况，帮助湖田村成立了农民土地入股合作社，发展黄山贡菊和有机水稻规模化种植。向湖田村捐赠水稻秧苗345万株、菊花苗8.1万株、生物有机肥15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