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文第1篇
摘要：向警予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剖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认识到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紧密关系，明确了妇女解放运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共通的革命性质、革命目标和革命动力，同时，她还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劳动妇女想要获得彻底解放，只有实行广泛的政治革命。
关键词：向警予；妇女解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妇女领袖，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性中央委员和首位女性部长。她曾撰写大量卓有成效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当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形势，提出了许多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独到见解。其中，她的无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和理论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行的方向。此外，为了获得妇女自由及妇女人身的彻底解放，在实践中，向警予身先士卒，高歌猛进，领导和指挥广大妇女勇敢地向万恶的旧制度展开了积极的反击和不懈的斗争。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她：“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外讲，中国妇女在当时人口数量中的比重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然而，她们却是那时中国国内最受压迫的广大群体。凭借着独到的眼光和先进的思想，向警予认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相通的革命性质、动力和目标，并且二者有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纵观历史可以得出：只有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中国最广大的妇女阶层才能从被压迫的旧社会里逃离出来。本文笔者将从下述几个方面来初步探讨向警予关于妇女解放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的一些思想。
一
向警予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是一切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遭受残酷压迫的广大妇女终究亦会绝境反击，在这里，历史老人开始为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牵线搭桥。
在旧社会的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与广大的劳工相同，妇女被当做奴隶一样对待，“女子所以沦为奴隶，岂不全然是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吗？”向警予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中提到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是万恶之源，也是妇女受压迫的阶级根源。要真正达到劳动解放和妇女解放，就必须摧毁剥削制度的代表——摧残民权、摧残女权的一切恶势力、恶制度，实行政治革命。”[1]183她说：“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1]50为了让广大妇女不再深受奴役，只能推翻这个旧社会，才能赢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广大的劳动人民才能获得解放，广大的劳动妇女才能解放自身。倘若恶势力、恶制度不被铲除，我们的女权就永远不能伸张。
在向警予看来，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妇女问题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压迫和反压迫问题，妇女解放运动也绝不再是单靠妇女阶层就能完成的一项运动，她说，“女权运动本是民权运动的一部分”，“政治问题如果不解决，妇女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1]111我国的女子参政运动发轫于辛亥革命民国纪元，但历史证明，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实现民权，自然也不能实现女权，20世纪20年代之后，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建立，新民主主义时期到来，广大妇女要“洞察全局，明识机先……以开女权之路。”[2]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向警予身体力行，将妇女运动坚定地纳入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行列当中，妇女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不谋而合，二者联姻，最终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妇女解放运动踏上了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努力奋斗的曲折历程，为实现中国人民的翻身做了主人开始了新的艰苦卓绝的不懈斗争。
二
历史表明，任何一项解放运动都要具有自身的领导阶层和运动形式作为前提保障。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也是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和进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共通的革命目标，为了这一目的，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定领导和源源不断的革命动力。
单单对于妇女解放运动而言，广大妇女自然要冲在运动阵地的最前沿，在她们有力的呐喊和实质性的行动之外也需要其他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等力量的支持和帮助，而在这些追求解放的运动当中，却要从最基本的女权与民权的关系说起。“（要）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去争取女权的运动，因为女权运动本是民权运动的一部分，有了民权运动才有女权运动，女权运动绝对不能离开民权运动而独立。”[1]183向警予在妇女解放协会成立大会上说：“妇女运动是求妇女的自由平等，然而在中国民族未达到自由平等以前，妇女绝对不会单独达到自由平等的。”因此，“真正觉悟的中国妇女，必然是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1]125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向警予再一次讲到“应加入‘打倒军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217从向警予的一系列著作和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向警予眼中的妇女解放运动需要由无产阶级的组织即妇女解放协会的领导，其实质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一种革命方式，这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趋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领导阶级也是无产阶级，它的主体是人民大众，包括了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妇女解放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相同的革命性质和革命目标。
1922年，向警予从法国留学回国后，便积极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从那时起，她就具体负责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工作。并且在主持妇女工作的同时，还写了大量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她充分运用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论述了我们党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她认为，中国的广大妇女只有积极投身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争取全民族独立，妇女是妇女运动的主力，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则包括了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受剥削之妇女均不外乎这个动力范围，只有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妇女阶层才能获得真正的自身解放。
三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妇女解放运动必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能脱离中国革命运动的范畴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
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雄辩地证明了妇女解放运动必须与中国革命运动相联系，并且男女平权，妇女解放必须在阶级解放之后才能取得的道理。正如向警予日后所认识到的：“妇女问题的解决，决不是单靠妇女运动所能做到的。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1]155向警予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仅仅依靠单一的女权运动来实现妇女解放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她认为，妇女的的解放运动只有和旧中国的社会改造以至于全世界的改造紧仅仅的相结合才有出路。
向警予在《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一文中所提到：“中国如果有强有力的国民革命党率领此剧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一面反抗英、美，一面打倒军阀，建设真正人民的政府，不独中国民族实际解放，且可完成世界革命工程之一半。那时候中国妇女的解放自是题中应有的文章”[3]。字里行间流露着她坚定的思想理念，她是绝对不赞成那种只追求男女平等，而漠视中国的实际社会政治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对于那些仅仅把男子视为敌人，单一的追求男女平等，相信只要在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平等的规章制度，就可以享受到自由和平等的狭隘浅薄的思想，向警予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她指出这是一种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脱离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实际的女权运动思想，“犹之起屋沙上，随起随倒”，“终免不了昙花一现的惨运”[4]。向警予表示：“妇女运动是跟着国民运动起来的，没有国民运动也便无所谓妇女运动，……妇女运动必须乘着国民运动的长风才有日进万里的可能”[3]。“女权运动是妇女的人权运动，也是妇女的民权运动”而“民权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5]。这样以来，向警予就把妇女解放运动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完整的革命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整体的强有力支撑。
小结
向警予关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的真知灼见，好似黑夜里的一盏盏灯塔，为饱受压迫和迷茫不前的广大妇女照亮着前进的道路，向警予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身体力行的实践工作，也成为整个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楷模和表率。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不仅仅是妇女，所有的劳动人民都不可能拥有自由的民权，罪恶的社会制度一日不被消灭，中国的社会性质就一日不会改变，中国广大的妇女以及其他的劳苦大众被压迫、被奴役的状况也将会一如往前。而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一部分的妇女解放运动，拥有不可小觑的革命动力，她一定程度上肩负着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艰巨任务，只有将妇女解放運动融入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运动洪流中，妇女解放的最终目的才能实现。向警予关于妇女解放思想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参考文献：
[1]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向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N].妇女日报,1924-01-02.
[3]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11-233.
[4]纪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87.
[5]向警予.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N].妇女周报,第七十九号，1925-03-29.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文第2篇
【摘要】西方历史哲学在“体系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分析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又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发展为一种“历史的诗学”，展示了一个历史思维不断跃迁的逻辑过程。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下，历史性的思维得到不断的更新与提升，只有在历史的思维下，才能理解历史本身。
【关键词】历史哲学 历史思维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
西方历史哲学在“体系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分析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又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发展为一种“历史的诗学”。虽然西方历史哲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但其不同形态的发展，展示了一个历史思维不断跃迁的逻辑过程。
从历史学到历史哲学的“本质主义”追求
从历史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来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从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开始的。无论是一般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中的人），还是特殊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学家），往往都是通过对过去发生事件的描述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诉求。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历史的哲学家们却要求在历史学家的纯粹现象描述之外另辟蹊径。究竟是何原因使这些哲学家们另辟蹊径？
从历史哲学产生的思想前提中，我们大概可以发现这个原因。因为在习惯于从整体出发的哲学家看来，作为描述经验顺序的历史学不能揭示出历史的整体格局，不能发现历史之后的“隐秘”，即历史发展的原因、目的与意义所在。在历史进入人们研究视界之初，历史总被认为是从属于经验研究的现象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并不是哲学界要讨论的问题至少在奥古斯丁以前一直如此。当历史被要求放入整体性视角下来理解的时候，作为现象描述的历史学就显得乏力了。黑格尔特别表达了对历史的哲学诉求：“我们目前所研究的这种历史，就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的历史；而思想的情形是这样，即：它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也可以说，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①总而言之，历史决不仅仅是一部娓娓动听的叙事，它也应该成为思想的对象。
因而，随着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哲学研究应运而生。就“历史”这一概念来说，在很多语言中，它都基本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历史过程本身，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其二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撰述。由于“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考维度，历史研究者的偏好和视角也有所差异。一类历史研究者对历史故事感兴趣，他们关心历史故事里的特殊人物和活动细节，并渴望使历史人物在过去的场景中真实再现；另外一类历史研究者的兴趣则落到历史本身上，他们主张以整体的视角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认为只有在整体的视角下，历史才具有全貌，它的玄机才有可能被觉察到。这种研究路数形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这种要求从整体上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的历史哲学，声称能够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动力、模式以及历史的目的与意义等。如果按照卡尔·洛维特的理解方式，历史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以普遍的原则使历史事件获得可理解的一种方案。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符合这种原则的历史研究方式就仅限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但随着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发展，这种思辨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由于其本身的超验性被遗弃。其后，“分析的时代”中产生了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后现代语境里又产生了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西方历史哲学范式转换的内在矛盾与历史思维
从历史思维的跃迁过程来看，思辨的历史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通过揭示“历史理性的二律背反”等矛盾，显示其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从而使机械论的历史观念相形见绌。但遗憾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由于其本身的弱点而只停留在对历史的思想考察上，最终只能向我们提供一种先验形式。在思辨的历史观念中，我们甚至不用考虑历史的过去与未来，而可以从思想自身推演出历史的发展模式。在历史的思辨观念中，历史中的人仅仅是作为一种牺牲品而存在，在不见人影的历史运动中，思辨的历史哲学剥夺了历史的属人本质。
不过，思辨的历史哲学从诞生的那刻起就被认为是一个悖论。这是因为历史哲学本身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人类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如何得知历史，尤其是我们的未来，必定要服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声称的统一原则？因而，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种种原则对实际的历史来说就是独断的、片面的。于是，在二十世纪“分析的时代”下，历史研究就发生了认识论转向。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在我们谋求认识历史本身之前，势必要弄清我们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如果缺乏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考察基础，缺乏对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认识能力的审查，那么历史研究就是盲目的。因此，在批判哲学的启发下，历史研究要求对历史认识进行认识论上的考察。沃尔什据此认为：“‘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两组哲学问题的名称，它既有思辨的部分，又有分析的部分。”②沃尔什称前者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称后者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专注于对历史的认识论考察，其关注的重心不是事件本身的实际顺序，而是以历史为对象的认识机制，也就是说，批判的历史哲学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批判历史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显示了历史思维的成熟与深化，历史认识论的批判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掀起了一系列“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消解了。历史知识不单单是史料的编排技术，它也是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形态的产物。在这种“哥白尼式”的历史批判思维以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革命口号下，传统历史思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批判哲学一样，在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哥白尼”带来的是“历史的物自体”，真实的历史隐退在一去不复返的黑暗之中，而成为一个“不可简约的和无法抹掉的剩余物”。③因而历史认识论的批判不仅未能确立历史知识的合法性，反而使其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历史认识危机之中，这个结果显然有悖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初衷。
当现代历史研究遭遇空前危机之时，思考历史的新思维要求另辟蹊径。在结构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影响下，历史哲学的 “语言学转向”发生了。这种“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研究以海登·怀特的新叙事主义思想为典型代表，新叙事主义要求重新审视历史叙事的性质，把历史叙事不仅应当作文本，当作语言修辞与编纂形式，而且还应当上升到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即我们的历史观念取决于历史叙述的语言形式。
历史思维解放的尺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的历史性方面看，西方历史哲学要么从非历史的概念中构筑一种先验的历史体系，要么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历史，要么仅仅把历史当作一种语言的虚构与修辞技巧。虽然其一再声称要摆脱现代社会中别无选择的生存现状与技术理性的逻辑，但其批判力度并没有声称的那样彻底。西方历史哲学至此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开放性而走向了反面。在时代呼唤历史理解的新思维之时，一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进入了历史理解的视野，这就是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历史唯物主义以不同于思辨性历史哲学的方式探讨了思辨的历史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即它探讨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所形成的历史规律、模式、进程以及历史意义等问题，但历史唯物主义所使用的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方法，它是以“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方式来研究历史，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把思辨的哲学颠倒的历史观重新颠倒过来。“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把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即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同时归入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实践体系中。从本体论上说，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客观规律性和历史主体的创造性的统一，使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成为可能；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说，“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把历史认识的真理看作是在历史主体的活动过程中来实现的，而不是仅仅限于在历史学主体的活动过程中来认识历史。历史中的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因此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绝对的“历史事实”与其“摹本”的对立，这也就消除了历史认识论中不可思议的“历史的物自体”。④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历史性的思维既是对传统历史思维的继承又是对其的超越。它确立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恢复了历史学和历史本身的尊严。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有能力扬弃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非历史的思维，也能去除自身思维的非历史性，从而推动历史思维的不断跃迁，使一种非历史的观念被另一种新生的、开放的观念所更替，使形形色色非历史的历史思维得以终结，从而表明了真正的历史观念与真正的历史思维的发生乃是同一个过程。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政教部；本文为西安市2012年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Y61）
注释
①[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页。
②[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
③[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页。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文第3篇
课 程 论 文
题目：姓名：班级：学号： 小城镇建设发展研究 朱娟 经济管理
2013年6月9日
小城镇发展研究
电大经济管理班
朱娟
摘要：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进入21世纪，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国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速度都处在快速发展时间，中国将驶入城镇化的“快车道”，预计到2030年左右全国城镇化水平将提到到50%以上，基本完成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与对策是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强化镇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小城镇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小城镇类型多样，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发展战略和对策也各具特色。
关键词：小城镇 建设 管理
一、 我国小城镇建设的概念和意义
(一)小城镇的概念
我国的《国史通鉴》中指出：小城镇是指县城和县城以下比较发达的集镇或乡所在地，以及大城市周围农村建设的卫星城。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城市型小城镇即县城和县属镇，二是乡镇和村镇，统称为农村集镇。小城镇是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雏形城市，或称为初级城市。它是城市经济向农村渗透和农村生产力在一定区域内聚集的结果。
(二)小城镇建设的意义
针对我国的现实国情，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仍然是现阶段推进城镇化、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燕尾服的一个“大战略”。从宏观方面讲，小城镇建设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1、小城镇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农”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因为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这是被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一个基本事实。社会发展到今天，“三农”问题已经不可能在农村和农业内部得到解决农业问题必须靠发展工业来解决(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反哺农业)，农民问题要靠农动力的非农就业来解决，而农村问题则要靠城镇化来解决。这三者中，城镇化是解决其他两个问题的基础和载体。只有实现城镇化，乡村工业的发展才能产生聚集效应，实现可持续和高效率;只有城镇化，农民的就业转移才能实现。
2、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城乡的协调发展。
我国农村需要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数量之庞大，客观上要求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必须协同分流。我国需要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圈，同时也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色的、专业性强的小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同类型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小城市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这就要求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即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若干规模不等、性质不同而又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城镇体系结构。要以特大城市、大城市为龙头和中心，小城市、小城镇为基础，中等城市为纽带，它们之间相互依托，相互协调，形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3、发展小城镇是我国现阶段城市化道路的一种必然选择。
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仅要考虑最优，更重要的是考虑可能和可行。人们过去的抉择和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已民彻底改变了以往城市化模式的经济基础，小城镇长人口增长已经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有在原有乡村集镇的基础上发展小成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这是由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工业化道路、农村人口流动和文化背景等综合因素决定的但是发展小城镇的策略，并不是鼓励小城镇遍地开花，那样会导致国家建设基础分散，大量耗费农业用地，也不利于聚集效益的发挥。
二、小城镇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城镇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水平超过了30%后就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中国城镇化水平到2003年已经达到40.53%，表明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一)小城镇数量与规模 据建设部公布的《2001年城市建设统计公报》显示，至2001年末，我国有设市城市664个，建制镇20374个，建制镇较改革开放之初增长近10倍，而乡的数量则下降了近3倍，为19341个，建制镇数量首次超过乡的数量，这标志着我国城镇化进入崭新阶段。小城镇除了在数量上的增长外，其规模也不断地扩大。
(二)小城镇建设的空间分布
从分布情况来看，小城镇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反映在两个方面：区域分布不平衡和不同地区小城镇类型的差异。
三、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发展时间短，总体上讲，我国小城镇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和规模成长转变。我国小城镇数量虽多，但平均规模小，不足9000人，按非农人口统计则规模更小，聚集效益不明显。许多小城镇的建设还有很多需要完善之处，如基础设施简陋，城市景观差;人均占地多，用地制度需要健全完善;非农产业基础薄弱，就业机会少，对农村劳动力吸纳力小;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存在，农民“扎根”还有后顾之忧。分而言之：
(一)乡镇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直接阻碍了小城镇建设的待续稳定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工业获得长足发展，告别了短缺经济，工农业产品普遍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遇到了结构性困难，使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明显减弱，也使小城镇的发展失去了资金及人流、物流的支持。
(二)“二元化”的户籍结构影响人流向小城镇聚集。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是1958年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是短缺经济的结果。附加在原有户籍制度上的就业、上学、医疗、住房等各种权利和福利因素等都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赋予了户口不应有的福利功能。本质上正是这些不合理的功能把城乡居民区分成了两个发展机会与社会地位不同的阶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二元户籍管理结构对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制约和阻碍越来越明显。社会经济的发展呼唤建立现代户籍管理新体制。最近几年，在国务院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的推动下，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对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一些有益地实践和探索。但户籍制度的阴影还在，户籍制度的限制还在，还需要国家制定和配套相关政策、制度和法规。
(三)小城镇经济结构趋同，产业层次偏低。我国80%以上的小城镇均由农村型居民点发展而来，使这些小城镇均具有较为典型的农产品集散和初加工型城镇的特点。这种建立在农业开发之上的城镇类型在发展中无疑缺乏足够的竟争力，趋同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使各级小城镇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
(四)基础设施不完善。现有的许多小城镇的城市建设沿袭了农村型居民点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城市用地集约性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城市景观风貌缺乏特色等许多问题，使小城市镇的舒适度、安全性等不尽人意，进而减小了小城镇的吸引力，影响到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
(五)城镇功能不健全，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力、整合力不强。正是由于城镇建设水平低、管理薄弱，使城镇功能普遍较弱，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的拉动性不强。由于城镇规模小，金融、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服务水平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使小城镇在人才和资金的引进、产品技术的更新、产业升级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影响了小城镇功能的提高
四、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对策
(一)提高对农村城镇化的认识，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来抓。各级政府要从实现跨世纪战略目标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高度。充分认识发展小城镇对形成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农村现代化和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作用。加强对农村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把握小城镇发展规律，协调和处理好有关农村城镇化研究、规划、建设和政策等问题，把农村城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
(二)要高起点规划，分阶段实施，确保小城镇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一定要牢固树立规划是龙头的观念，用规划去统领小城镇的建设，做到规划和设计先行。要深化传统建设方式的改革，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分片开发、配套建设。
(三)要构造支柱产业，增强小城镇的经济实力。要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和市场体系建设相结合。根据我国的国情，乡镇企业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培植以农产品加工、包装、营销为主的龙头企业。同时还要办好市场，激活经济，带动相关产业。一定要引导乡镇企业到镇区进行集中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企业规模经营和聚集效应，才能真正解决污染问题，才能共事能源、交通、信息和市场。
(四)要研究和制定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流动的政策，实行进城人口的市场化安臵。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为进城农民就业创造条件。要改革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为了鼓励农民进城,一定要在政策上予以倾斜，让农民进得来，住得下。
(五)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建设小城镇的积极性。小城镇建设不仅是政府行为，更应是市场行为。应按市场经济规律，建立起以个人投资为主，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的投资机制，走地方财政投入启动，基础设施有偿使用，公用事业收费和引进外资等多元化、产业化、市场化的路子。
(六)尽快建立符合小城镇经济社会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许多建制镇的行政区划偏小，总体实力偏弱，资源配臵不合理，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和制约，影响了小城镇辐射和带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因此，有必要结合机构改革，对规模较小的建制镇进行撤并，同时还应逐步减少镇级机关工作人员。
参考文献：
1、胡顺延 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 2002
2、朱启臻叶齐茂 小城镇建设 2004
3、俞燕山 中国小城镇发展问题研究2001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文第4篇
摘 要：廊桥是一种结构较为奇特的建筑，体现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但是由于旅游的大量开发，对廊桥的保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目前保存完好的廊桥数量越来越少，廊桥的传承技艺也逐渐消失。鉴于此，文章重点围绕旅游开发背景下闽东北廊桥的保护与传承进行研究和探讨，旨在提高保护廊桥的意识，并建立较为完善的保护机制，强化保护技术的研究，充分发挥廊桥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实现廊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闽东北廊桥;保护;旅游开发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旅游活动的需求越来越高，部分地区为了迎合和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使得文化过度商品化，文化的真实性和商品化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出现。在旅游开发中应当如何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值得大家探讨和思考。鉴于此文章以闽东北廊桥为例，阐述在旅游开发背景下廊桥保护开发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以期为古廊桥的保护开发工作提供参考。
1 闽东北廊桥概述
1.1 闽东北廊桥分布
闽东北是指我国福建省的东北部，包括南平地区、宁德地区、福州地区。根据相关的资料统计，闽东北现存木拱廊桥共有82座，其中宁德地区58座，南平地区15座，福州地区9座，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闽东北地区分布的廊桥主要是以木拱廊桥为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闽东北廊桥多分布于山区，石材的获取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在廊桥建设中多是采用因地制宜的方式，将本地分布较为广泛的杉木作为主材料。其次，木质廊桥的质量较轻，能够大跨度地架设，如：万安桥为全国现存最长的古代木拱廊桥，全桥总长约98.2米;田地桥的单拱跨度就达到40米。最后，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木质廊桥来说，木拱廊桥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牢固性。除此之外，当地的工匠也具备较为娴熟的木拱廊桥制造工艺。
1.2 闽东北廊桥特点
木拱廊桥是闽东北廊桥的主要类型，以百祥桥、千乘桥、万安桥、田地桥等为主要代表。木拱廊桥的主要特点是采用规格相同的杆件，统一而无特殊异形，别压穿插，搭接建成，平面呈“井”字形。整体结构为拱形，沿拱心线整体受压，构件之间越压越紧，不用钉铆，不会产生弯矩。桥的构件装卸方便，即使拆桥时也可以做到不损构件，且可重复利用。一般来说，木拱廊桥的建造技艺较复杂，通常建于河床宽广且水深流急的地方，桥面建廊屋。
2 旅游开发背景下廊桥的价值
2.1 闽东北廊桥对建筑文化的价值
在高山涧谷中架橋，一方面要具备较高的施工技术，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抵御山洪的冲击，因此采用木拱桥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在上百年的发展中，闽东北廊桥以较为独特的编木结构解决了受力问题，历经百年的洗礼仍然保存完整。在廊桥进行设计时不仅兼顾了其功能性，又在此基础上考量了外观的艺术性，对现代建筑来说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同时在廊桥上还建有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廊屋，令多数建筑专家赞叹。由此可以看出，闽东北廊桥在现代建筑研究和建筑艺术欣赏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和意义。
除此之外，闽东北地区的廊桥在时间和空间上也体现了特殊的意义。从空间上进行分析，河流将同一个空间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空间，而桥是两个空间之间的枢纽，即不同世界的媒介。桥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方，但是和两个空间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廊桥在建筑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作用为空间的纽带和时间的延续。
2.2 闽东北廊桥对旅游开发的价值
闽东北的地形崎岖，因此木拱廊桥多是建立在高山或者是峡谷地带，木拱廊桥本身的艺术文化魅力加上优良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优美的廊桥山水风景，对现代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作为生态与文化结合的旅游资源，廊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有部分自驾游的游客专门到闽东北地区探访廊桥。但是，就整体的发展现状来看，受到交通和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大众对于廊桥的了解还相对较少，由此可以将廊桥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结合，通过相关旅游项目的开发，设计符合大众需求的旅游产品，从而更好地发挥廊桥的作用和价值。当前，闽东北地区的屏南、柘荣、寿宁与浙南地区泰顺等地的相关部门已经加强了对廊桥旅游资源的重视，促进了对廊桥旅游资源的开发。由此可见，在旅游开发方面，廊桥以及廊桥文化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3 旅游开发对廊桥的双向作用
3.1 旅游开发对廊桥起保护作用
廊桥多是建立在高山峡谷之间，其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偏僻，由此也导致了当地的居民对廊桥以及廊桥文化的价值认识不到位，大量的廊桥长期处在无人管理的状态，甚至是任其自行消亡。而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文物建筑在旅游开发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作为较为重要的旅游资源重新走进大众的视线，在对廊桥进行开发的同时加强了对其的保护。因此对廊桥来说，旅游开发对其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3.2 旅游开发对廊桥起破坏作用
旅游开发的过程即是思想和事物融合的过程，不仅会对当地的经济文化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也会对当地的文物建筑造成一定的破坏。比如，在廊桥开发的过程中，经过百年风雨洗礼的廊桥的外观较为陈旧，而为了保持其美观性，开发人员会对其进行一定的修葺，但是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破坏廊桥原有的特性，破坏了廊桥的真实性，把瓦片改用彩色的琉璃瓦，甚至有个别地方政府直接将廊桥摧毁重建。同时，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游客数量增加，由此对廊桥产生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一方面，在游客进行参观时，会对周边的植被造成踩踏的情况，一些不文明现象如乱丢垃圾、乱丢烟头、乱刻乱划，也会对廊桥的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甚至还可能引发火灾;另一方面，过多的游客游览量也会对廊桥本体造成压力，严重时还会发生垮塌的情况。因此，对于廊桥来说，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廊桥将会遭受不同的破坏。
4 基于旅游开发背景下廊桥保护与开发的有效策略
4.1 正确对待廊桥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从旅游开发的角度上进行分析，闽东北廊桥多数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廊桥旅游为多数人所吸引，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提升人们的收入，因此对整体的旅游开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物遗产的本身属性是不可再生性，这就决定了廊桥开发的过程必须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通过适度化、科学化的开发来体现廊桥的价值和作用，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进一步促进廊桥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对廊桥旅游开发过程中，要强化宣传教育工作，通过相关的惩罚措施来确保廊桥保护工作的稳定开展，逐渐提升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另外，考虑到对廊桥的保护，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还要精准地控制参观人员的数量，坚决杜绝破坏廊桥周边整体环境的情况发生，最大限度确保廊桥周边环境的安全，秉承保护的原则规避廊桥周边自然环境的破坏活动。
为了进一步促进廊桥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可以适当建设一些新的廊桥。目前来说，木拱廊桥的工匠者并不多，并且年龄较大，由此廊桥文化将面临失传的风险，为了延续和传承廊桥文化，要加强对廊桥建筑技术的重视，加强对廊桥的科学研究，使其充分发挥廊桥的艺术价值。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建造一些新的木拱廊桥。一方面，能够促进木拱廊桥建造工艺的传承;另一方面，也能够强化游客对木拱廊桥的进一步认识，增加旅游景点的文化内涵。
4.2 建立专门的廊桥保护和开发机构
廊桥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涉及多个部门和当地的居民，需要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专门的廊桥保护和开发机构，通过专业的机构组织来完成廊桥的开发和保护工作。在保护开发机构建立时应当以文化旅游与文物保护等部门为主，其他机构协助配合，专人专项，建立责任制，以此来完成廊桥的保护和修缮工作。此外，还可以邀请相关的专家制定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制定廊桥的长期保护规划，通过这样的方式确保廊桥以及周边的环境不遭受破坏，从根本上改善廊桥的周边环境，实现廊桥及廊桥文化的良性开发。
4.3 建立廊桥有效维护机制
在廊桥保护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重视，以廊桥本体为中心向外延伸，在保护区域内加大保护力度。首先，加强廊桥防火防洪的宣传工作，以此来增强廊桥周边居民的防火、防洪意识，从根本上杜绝火灾、水灾的发生;其次，在不影响廊桥景观的前提下设置相关的消防栓，安装火灾探测报警器，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火灾情报，便于及时地进行处理。同时，配备专门的文保人员，加强日常巡察，排除安全隐患。
4.4 建立文化保护联动机制
廊桥集中分布在福建和浙江两个省份，主要是以闽东地区和浙南地区的山区县市为主，这为廊桥文化保护联动机制的建立增加了较大的难度。就当前的现状来说，多数的地区各自为政，纷纷打出“廊桥水乡”的称号，这样将会给文物遗产带来一定的损失和影响。由于廊桥是分布在不同的省份和地区，基于旅游开发的角度，在良性的开发保护原则下应当要强化区域之间的合作，通过探讨和研究来开展廊桥的保护工作，或是通过宣传廊桥文化、组织廊桥书画比赛等活动来扩大廊桥文化的影响力，以此来充分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加强社会对廊桥文化的关注度。
除此之外，做好长期申遗的准备工作。中国福建土楼申遗获得通过的根本原因是：它不仅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文物建筑，并且它见证了中国伦理关系和聚族而居的传统文化，文化价值较高。而根据福建土楼的申遗标准，廊桥也具备申遗的实力。在中国历史上，木拱廊桥占据着很高的地位，特别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2009年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了中国最为古老的桥梁文化，因此可以通过文化保护联动机制的建立来强化区域之间廊桥资源的融合，促进申遗工作的开展。
4.5 树立廊桥文化旅游开发意识
因闽东北廊桥所在的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且由于通行功能的退化，廊桥进入到大众视野存在一定的难度，其价值并未得到当地居民的重视，尚未很好地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民众对廊桥保护的意识较为薄弱，积极性较低。在学术界逐渐开展对廊桥的研究之后，廊桥才渐为人知。在旅游开发的基础上，在廊桥保护的过程中要强化当地居民的廊桥文化旅游开发意识，使其充分认识到廊桥文化的重要性，在保护的基础上促进开发，在开发的过程中加强保护。一方面，可以邀请相关的专家和科研人员组成专业团队，针对闽东北廊桥文化的各个方面展开研究，以此来提升廊桥的知名度，实现廊桥价值的开发;另一方面，积极地进行招商引资工作，吸引社会上的力量来投入到廊桥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当中，在廊桥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有效地提升居民对廊桥保护工作的积极性。
5 结语
廊桥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廊桥保护与旅游发展是相互促进的，挖掘廊桥品牌特色可以实现旅游发展，旅游发展又反哺于廊桥保护。基于旅游开发的背景下闽东北廊桥的保护，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到旅游开发与廊桥保护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多方保护机构、文化保护联动機制的建立等多种措施，提升旅游开发的意识，强化廊桥的保护，充分发挥廊桥文化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吴媛姣，贾往拉.民族村寨旅游的困境与对策—以岜沙苗寨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7，38（12）：178-182.
[2]吴世丹.“非遗”项目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辩证传承—以福建木拱廊桥为例[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1）：27-32.
[3]张成芳.文物保护与发展旅游的管理策略[J].东方藏品，2017（3）：246.
[4]孙琦琦.试析闽浙木拱廊桥的文化价值和保护利用[J].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5，27（2）：6-11.
[5]沈济黄，钱锡栋，宣万里，等.水陆廊桥—杭州运河旅游集散中心，浙江，中国[J].世界建筑，2019（1）：141.
[6]吴鑫灵.浅析新常态下庆元非遗资源如何助推乡村旅游的发展[J].文艺生活：下旬刊，2018（3）：252.
[7]吕绵周，刘通高.廊桥之乡 生态下党[J].国土绿化，2016（4）：52-53.
[8]李晓玲.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与旅游专业文化建设的初探—以泰顺旅游为例[J].速读：上旬，2019（1）：263.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文第5篇
摘 要： 中华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结，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丰富的内容与内涵，需要广泛的研究和挖掘。以“四川音乐学院中华传统音乐研究院”的建立、管理和发展为例，就中华传统音乐的研究提出见解和思考，旨在为进一步推进高校开展中华优秀文化研究、传承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华传统音乐;传统音乐研究;四川音乐学院;传承;创新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0.03.001
华传统音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传统音乐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认识中华文化的特性，认识中国人的国民性，特别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承和繁荣将会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四川音乐学院中华传统音乐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的建设推进情况为例进行样本分析，希望能为促进中华传统音乐研究，为深入思考高校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启示。
一、用好条件
2019年岁末，四川音乐学院按照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同志关于“四川音乐学院要深入研究、传承、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要求，开始筹建研究院。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工作，研究院于2020年5月26日正式揭牌运行。研究院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组建成立并开展工作，主要得益于3个有利条件。
（一）建设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把文化复兴上升为国家战略，让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赶上了百年以来最好的机遇。可以说，研究院的建立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讲话精神的实践，是对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施意见》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等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具体落实。也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政策背景下，研究院的建设工作得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社科联的大力支持和有力指导，建设速度、质量和效果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二）川音的深厚学术积淀
面对国家的重大文化决策，四川音乐学院之所以勇于担当，敢于担当，主要原因是川音长期坚持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深耕。川音建校80余年来，汇集了中国西南地区艺术研究最雄厚的学术力量，为研究院提供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与丰富的学术成果;为研究院整合国内外的传统艺术研究力量，形成一支优秀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团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目前，川音有18个创作与表演院系可以直接介入到传统音乐的展演展览和创新创作工作中，其中音乐教育学院与艺术教育系是中国西南地区传统音乐教育系统化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重要支撑。同时，川音毕业生分布在省内外传统艺术研究以及传承、传播、创新、创造所需要的几乎全部相关工作岗位上，为研究院的艺术人才整合、梯队建设、资源协调提供了其他艺术机构所无法比拟的协同整合优势与梯队建设空间。
（三）川音的顶层设计和全力推进
自2019年12月决定成立研究院以来，川音就把其建立和发展列入学校重点工作，坚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好发展规划方案，完善体制，建立长效发展机制，从机构建设、人员配置、场地及经费等方面着力推动研究院实体化运行。在学院人员、经费与场地都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学院为研究院配置了专职与兼职研究人员及专门的办公场所;在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安排专项经费支持的基础上，再每年配置100万元专项科研经费用于传统音乐的研究、传承、创造与推广。同时，为确保健康运行，研究院采取院长负责制，由学院院长担任研究院院长。在管理层设院长与执行院长，运作层设学术委员会与咨询委员会，研发层分设传统音乐研究中心、传统戏曲与曲艺研究中心、传承传播研究中心、创新创作转化研究中心、藏羌彝传统音乐大数据工作站、音像档案采集与修复实验室等6个专题研究单位。
二、定好目标
建立研究院的主要目标是在对传统国乐进行系统深入研究阐发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学术研究―展演展览―传承传播―社会服务―创新创造―文创文旅为一体的传统音乐当代再生生态系统。通过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推广、转化与创新，呼应四川省委省政府文化兴省的政策方针，并以一系列传统音乐优秀成果有效提升国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研究院定位为典型的主题研发机构，依托四川音乐学院，整合国内外传统音乐研究力量，形成一支优秀的研究阐发梯队;以四川地区数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传统音乐为核心研究对象，包含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诸多类型，突出四川传统音乐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以多种成果形式深刻阐释传统音乐的精神内核，诠释四川传统音乐与中华文明的深刻内在关系;力求在一个更宏大的文化格局中更深刻地理解四川传统音乐，并为传统音乐的当代生命力找寻前进道路。
目标既定，规划先行。研究院的工作将围绕3个相互叠加的工作阶段来推进。
第一阶段，以传统音乐的研究阐发与展演展览为重心。 用1～2年的时间，以学术数据库、学术著述、学术课题、学术活动、展演展览共五类十余种成果样式建构四川传统艺术的宏观与微观知识体系，深度挖掘其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
第二阶段，以传统音乐的传承传播与社会服务为重心。 用2～3的时间，以原真性传承、學校化传承、普及型传承等十余种活动方式为基础，扩大传统艺术在时间、空间和更广泛人群中的认知、认同与流动。
第三阶段，以传统音乐的双创工作为重心。用3～5年的时间，力抓传统音乐的推陈出新，以双创与文化产业、文旅实践的结合关系，在艺术创作中强调其主题性、系列性与跨界性;在艺术创新中强调工艺、功能与材料的多维度创新;在文创文旅中强调产品开发、品牌打造与产业研究三者的实际结合。
三、抓好重点
5月26日，甘霖同志在研究院揭牌仪式后主持召开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座谈会”，对四川音乐学院加强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创新、推动研究院发展提出了5点要求。
一是要增强使命感，站在新时代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传承发展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二是要着力构建传承体系，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矿，统筹资源要素，做强学术基础，提高学术水平。
三是要突出自身特色，立足四川以及西南地域音乐文化资源，发挥优势，树立品牌。
四是要着眼创新发展，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刻把握中华文化精神内涵，广泛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不断赋予传统音乐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
五是要融入当代生活，坚持活态传承，面向大众、服务社会，不断增强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命力，让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理解、体会、享受中华音乐之美，探索其在当代传承发展的新路。
基于省委对学校和研究院广泛开展中华传统音乐的研究、传承、创新、创造提出的明确要求和川音办学特点，根据发展规划，川音整理出了研究院发展的工作重点。
（一）做好研究阐发、展演展览工作
一是做好文化数据库建设以及学术著述、科研项目、学术活动等的相关工作。在研究阐发的基础上，通过对四川传统音乐的系统调查整理，以图、文、音、像、物等多种方式呈现研究成果，并以此为依据建立起相关的多种数据化知识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研究院的科研、创作、展演、社会服务项目的管理办法，使之操作性强并切合实际，以项目为抓手，实现全体人员围绕项目开展工作，人人有压力，肩上有担子;以项目为核心，整合资源，汇聚校内外研究力量，打造一批学术和创作精品。把学术交流活动作为深化与活化学术研究的主要途径，统筹计划每年度的学术交流活动，专项支持各类型学术会议、专题学术讲座和学者交流访问活动。
二是加强展演展览工作。一方面借助自身具有的艺术展示实体空间，展示研究院的研究与创作成果。以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城市音乐厅”为主阵地，有计划地与四川省各类型的艺术展示空间联动互助，面向社会广泛展示各类优秀的传统音乐作品。同时，积极参与四川省委省政府推进文艺作品展演展览平台的建设，逐步建立起最具规模与综合能力、最具当代媒体精神的四川传统音乐展演展览平台。另一方面，周期性地举办学术型、传承型和交流型展演展览活动，形象地呈现研究院的研究成果，直观地表达传统音乐的精髓。
（二）提升传承传播、服务社会的能力
在精准深入、全面研究阐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传统音乐的传承传播和社会推广服务，构建四川传统音乐的多渠道传承体系，做好原真性传承、学校化传承、社会性推广和海内外传播。
1. 原真性传承
以对优秀传统音乐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为目标，有计划地邀请传统音乐传承人、巴蜀艺术大师到院建立工作站，进行以面对面、口传心授为主要方式的传承。
2. 学校化传承
研究制定基础教育阶段地方艺术课程的课程标准与具体课例实操方案，帮助各类学校开设以地方传统音乐为核心的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网络课程，并提供青少年学习成果的展示与展演空间，在第一时间转化相关研究成果。
3. 社会性推廣
针对学术界、艺术界与学校教育以外的社会人群，定期开放传统音乐公共资源，通过开放性的讲座与相关单位、社区、机构合作，进行传统音乐普及性的展示演出活动。
4. 海内外传播
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传统音乐的宣传推广，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向海内外推送、展示优秀的地方传统音乐。同时，在年度计划中专门列出年度定点定项的艺术传播计划，实现与省外艺术团体、个人、项目的交互式传播合作。
（三）肩负起创新创造、文创文旅责任
传统音乐既是历史珍品又是活水源头，创新创造是艺术生命永恒的本源。研究院通过组织力量、整合资源，全力推动四川传统音乐的创新发展与创造转化。在整理四川地方传统音乐珍品的同时，加强艺术创作与艺术创新工作。
一是以四川传统音乐为主题，以“创作项目”为抓手，向广大传承人群体、艺术家群体、教师学生群体发出创作邀请，将巴蜀艺术的创新发展落实到具体项目中，以主题创作项目、系列创作项目和跨界创作项目为手段，实现项目的多样性、系统性和梯队性。同时，支持多样化的创新活动，着力对传统音乐的工艺、功能与材料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研发创新。
二是组织专门人员对文创产品与文旅活动相结合进行专项研究，以市场引领传统音乐的产业化，在各行各业的发展中深度注入传统音乐元素，创建四川传统音乐的文旅品牌。在跨行业合作的基础上，开发四川传统音乐的游学精品主题线路，协助地方政府挖掘地方音乐名片，用音乐助推乡村振兴。
研究院的挂牌是川音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它承载着川音人建设“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艺术院校”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待，翻开了川音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化传承、服务社会和国际交流的崭新篇章;同时，也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子。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日期： 2020-06-11
作者简介：刘立云（1966 — ），男，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音乐学院院长（四川成都 610021）。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文第6篇
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审美主义”的问题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在向来被称为“诗的国度”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想是连接中国美学的哲学本体观与文学艺术实践领域的重要价值支点。从美学思想史的角度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着丰富的审美主义思想，但由于中西美学相异甚大的理论生成语境与哲学运思方式，在审美主义思想发展的学理层面与现实层面上自然会产出复杂的思想枝蔓与理论分野。这也决定了，对审美主义思想的研究需要有一定的思想纵深与宽阔的理论视野，更需要那种能够有效融合不同思想资源与学理分歧的学术贯通能力和行之有效的能够深入问题实质的方法水平。叶世祥的著作《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版)正体现了这样一种研究的特征与水准。
正如作者所说，无论是从选题还是内容上，“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都不是一个讨巧的尝试。“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这些学术研究中的“大词”，不但早已被那些聪明的研究者所抛弃，而且，正像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本身固有的理论难题一样，对这一选题的研究很容易落入两种常见的俗套之中：一种是西学资源与理论命题的“归纳转述式”研究，另一种则是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线性梳理式”研究。从方法层面上看，归纳和转述西方审美主义的理论内容不难做到，线性梳理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也很容易，难就难在面对中西不同的思想资源，如何既避免常识性的阐释，又不流于资料性查摆和观念性分析的泛泛而论，在真正深入审美主义思想的问题实质的过程中，展现作为一种美学主潮与时代思想的“审美主义”是如何在中国文学、美学的土壤与生态中生长繁衍，并锤炼出“中国审美主义”这样一种思想范式的。《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首先，《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为中西审美主义思想的不同体认与运思形式找到了一种恰当的阐释方式和思考路径。作者不但在中西审美主义思想资源的耙梳整理中，深入探讨了作为一个美学理论问题的审美主义的发生语境、理论纵深以及思想流变过程，而且在这样一种思想和理论背景上，成功地将中西审美主义思想资源的学理分析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美学的历史演变过程。在面对审美主义的问题的过程中，作者跳出了“西方与中国”这样一种传统的阐释框架，没有被中西审美主义思想理论融通与阐释裂隙的矛盾所束缚，既在理论层面上阐释了中西审美主义思想不同的语境特征，又没有完全踯躅于概念与学理分析，而着重面向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发展的现实经验。既有学理层面上的剖析，又有艺术精神层面上的审视，从而为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范式。
其次，《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较为全面地展现了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时代变迁过程，并在这个基础上对其内在的精神困惑与外在的现实矛盾做出了成熟的思考。作者提出，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不可能由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思想的胚胎自然发育而成，中国当代学者从对尼采、叔本华、康德、席勒等西方美学大师的审美主义思想的重新发现中激活了言说审美主义的渴望，但庞杂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想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着一条清晰的内在演进线路，而是形成了不同的面相。如20世纪30年代的“审美独立论”和“审美救赎论”，50年代以来的审美主义思想的政治阐释，80年代以降文论话语转型中的审美主义的式微，以及9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科学主义与激进主义等多种思潮的交叉融合，都展现了审美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流变中，不断更新理论发展路向、不断催生思想争鸣空间的态势。作者并没有面面俱到地阐释这些流变的过程，而是抓住了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发展中不同理论面向的思想纠结之处，顺理成章地带出了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问题形式与基本状况，从而在有效把握论题的过程中展现出了精湛的理论修养与敏锐的思想洞察力。
最后，将审美现代性的视角引入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是该著的一大亮点与主要收获。作者将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审视有效融入具体研究过程，在中国审美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科学主义、激进主义等思想的关系的分析中，对中国当代审美主义话语的思想内涵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作者提出，中国当代审美主义话语可以概括为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从本体论上，突出文艺的审美本性，强调审美的超越性、审美的独立性、审美的纯粹性；二是从功能论上，突出文艺的审美救赎功能，将审美视为一种生存态度；三是从价值论上，在审美与现代性的繁复关系中高扬感性、自由和审美理想；四是作为泛审美化时代里的一个非常富有小资情调的世俗生活中的雅词。”不能否认，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发展有现代性转型的成分与趋势，但由于复杂的历史情势的影响，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在现代性历史生成中展现出多重的悖论性特征，包括西方思想资源与本土话语的紧张、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与文学个性体验之间的悖谬等，这些悖谬与矛盾既是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的现代性特征，同时又是它的生成方式。作者没有局限于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的现代性表征的分析，而是从审美主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张力中透析与把握其思想的潜流与不同语境中的话语分歧，从而在广阔的知识视野与深刻的思想反思的立场上对这一矛盾主题做出了深刻的揭示。
可以说，中国美学与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无论是思想的掘进、观念的突围，还是理论的创新、方法的演进，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无论是面向中国还是西方，审美主义思想研究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台面上的案头工作，更应该是一种切近文学与审美经验的思想清理，这种思想清理只有碰到中国语境、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的时候，才真正显示出那种思想的多维性。在这方面，叶世祥的《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美学研究的学术进境的思考。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