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摘要：近年来，史料工作日益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史料学转向”的呼声甚高。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新发动”，“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和方法路径主要有三：其一，转向史料（学）研究，开始具有自觉的史料意识并在借鉴中西史料学技艺基础上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其二，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新史料的发掘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拓新;其三，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实证传统回归。“史料学转向”有助于夯实学科基础，拓宽研究版图，反拨空疏学风，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新发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17ZDA279）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会带来研究视野的改变或产生一种新的框架效应。“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正有这样的作用。以往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重视多半止于其“资料”或“材料”价值;后来有学者提出“古典化”、“历史化”或“史学化”的构想，主要无非是对于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的规范、成熟的学风和方法的追慕。而“史料学转向”这种新的观念表达，则很好地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它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术话题，更可能带来一种真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
一、“史料学转向”：现象及概念
1990年代，随着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迁，整个学界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理论的建构与争鸣让位于学术化传统的赓续，重视史料爬梳、“从史料再出发”的学术趋势初现端倪，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新世纪以来，这种学术动向竟成兴盛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在这种大势所趋中渐生变化。
1991年《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曾組织“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刊发了张颐武等人的文章。① 作为对80年代马良春、樊骏等学者“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倡导的响应，这组笔谈较早地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设史料学的构想。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解志熙也曾提出过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与 “平常心”问题。此后，重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根基、操作规范的“古典化”等遂成为一种理想形态的学术诉求。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学转向”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方面，史料研究的论题被刘增杰、钱理群、杨义、黄修己、洪子诚、吴秀明、王尧、谢泳、李怡等学者不断申述和反复提及，他们或从史料研究的意义价值、文学史写作与史料叙述的关系等各个不同维度切入，呼吁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或身体力行，投身到具体的文学史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中去。一些曾经以理论思辨和前沿批评见长的学者，如程光炜、吴俊等也调整治学理路、转移研究重心，实现由批评家身份向史学家身份的转换沉潜，形成了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乾嘉学派”②。另一方面，一系列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等不同层次的项目基金也开始向史料学选题倾斜，以“文献整理与研究”、“史料数据库建设”为名的课题在数量上有显著增加。《新文学史料》、《史料与阐释》、《现代中文学刊》可谓史料论文专刊，《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也越来越多地刊发与史料相关的文章。有学者统计九家主流文学研究刊物在2007—2017年间刊发史料文章的数据趋势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在近十年间呈现稳步缓慢增长的趋势，从2007年的87篇上升至2017年179篇……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也呈现大致相同的趋势，从2007年的169篇上升至2017年218篇。”③ 上述现象充分表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视史料的研究倾向已然异军突起，并成为一个颇成态势和气候的潮流性现象，且影响和成果仍处于持续扩大的态势之中。
解志熙以“古典化”命名现代文学研究重史料、重学术规范的倾向。程光炜以“历史化”指称当代文学学科从批评状态向实证状态的转变，并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逐渐成熟和高水平化主要归功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化”，而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可以看得清楚的学问。”④ 郜元宝则以“史学化”概括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意识增强、史料研究兴盛的趋势，呼吁文学研究在“由文向史”、“由文向学”的转向之余，“牢牢抓住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演变的关系。”⑤ 2017年第10期《学术月刊》更是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聚焦》为题发表一组笔谈，首次以“史料学转向”一词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生的从“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学术潮流。这一概念后来又被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沿用。⑥
就“史料学转向”的命名组合方式而言，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书中以“语言学转向”一词来命名西方哲学界从关心理论和观念到关心语言的重大转折，后被广泛沿用至文学理论、美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图像学转向”等相类似的说法。所谓“转向”，往往指一种研究范式的变革性转折。从这种意义上说，“史料学转向”比“古典化”、“历史化”、“史学化”等概念内涵更深刻。但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究竟为何？至今尚无比较明晰的申述。笔者认为，“史料学转向”至少包含三重向度：其一是转向史料（学）研究，即研究重心转向史料工作，同时在技艺上借鉴中西史料学;其二是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发现新史料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等的拓新问题;其三是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实证传统回归。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使用“转向”一词，毋宁是将之视为一场学术“新发动”。它不仅仅是对于一种过往的，或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更指向未来，内含着对一种理想治学理路和学术形态的期许。
二、转向史料（学）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史料学转向”首先表现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开始有了一种史料敏觉性并普遍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即共同意识到史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奠基工程并在治学实践中投入这项工程。具体表现为史料的搜集、整理、汇编等工作开始得到普遍重视，且大规模和系统地展开;开始自觉地将文献史料学的方法（如目录、版本等）视为治学方法;开始在史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史料学学科的建设上进行探索。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我们会发现很长时间里，只有少数学者具有史料敏觉性，史料研究工作也多限于局部。如，现代时期，我们最大规模的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莫过于1930年代赵家璧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纂。最具史料敏觉性且努力于史料整理的学者莫过于阿英等少数人。50年代初，开明书店的《新文学选集》叢书、新华书店的《人民文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白皮书”、“绿皮书”等似乎是现代文学文献的系统出版，但其实另有建构新的文学规范、教育青年读者等目的，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献、史料的系统整理。不过，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开始启动。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也开始了较有规模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等。然而，随着政治、思想领域接连展开的批判运动，刚刚起步的史料工作又被迫中断。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批判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歪曲甚至伪造事实，以至“以论代史”的不良风气，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眼光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资料建设上来了”⑦。于是，史料工作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和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文学史资料汇编和丛书的相继问世;一大批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大量新史料的发掘及作家回忆录、传记、年谱的编撰;版本、校勘、考证等史料整理工作的稳步推进等，无一不在彰显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⑧。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编纂、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人参加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更是规模宏大、影响广泛。而桑逢康的《〈女神〉汇校本》、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等成果的出现，则标志着80年代的史料工作已逐步从史料汇编走向专著化。但此期的史料工作成绩和价值仍只为少数学者所关注和认可，多数学者都沉浸在方法热或理论、思潮的追踪之中。90年代，受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成绩反而大不如80年代。
新世纪以来，整个学界才有了真正的史料意识的觉醒，才真正有了向史料研究的转向，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共研文学史料的盛况，史料工作也实现了由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全面开花”。如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知识产权出版社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的重版）、《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孔范今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吴俊主编）等大型资料汇编丛书。史料学的建构也成绩斐然，如出版了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徐鹏绪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等专著。
所谓转向史料（学）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充分借鉴古典史料学或传统朴学的基本技艺。王瑶先生有言：“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⑨ 这是说传统的史料学技艺也应被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
首先，在史料的搜集、掌控上，要借鉴辑佚学和目录学技艺。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常须辑佚的技艺，但与古典文献学不同的是，现当代文学的辑佚主要针对的是“集外文”，即散佚在作家单集或全集之外的文字。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辑佚必须“先刊后书”，即先寻之于报刊，再寻之于他书。这种辑佚也表现出“发现”的曲折性，如需要通过笔名、文学广告等线索去搜辑佚文，同时需要结合考证学的方法，使辑佚免于简陋。目录学实为治学程序之首，现代文学的目录实践较之古典目录，范围应该更广，不只涉及书籍目录，更有报纸、期刊目录，图像目录等。但现代文学的目录形式则不如古典目录形式的多样性，往往有目无录。古典文献目录的功能更丰富，除了对书籍的整序之外，更涉及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知识谱系问题;现代文学文献目录更注重其情报信息功能，即倾向于对知识的控制和检索。所以，现当代文学目录实践还必须向古典文献目录传统回归，从而开拓其研究空间。其次，在史料的整理、鉴别上，要借鉴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技艺。现代文学版本的关注对象比传统版本学更广，除了书籍，还需关注报刊、电子文本等不同传媒载体。版本鉴别的聚焦点除了书刊中的正文本，还有图像、序跋、广告等副文本内容。研究的重心也从版本内容构成转向文本内容构成。校勘学则是文本细部的鉴别技艺，古籍校勘主要是复原性校勘，要求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多法并举;现代文学校勘则既有复原性校勘，更有汇异性校勘，而后者只需采用对校法和汇校法。由于现代文学校勘研究重心的转移，我们更应进行作家本人修改造成的异文的对校和汇校，甚至要关注与版本学相关的文本变异问题。再次，在史料的辨析和利用上，要借鉴辨伪学、考证学的技艺。现代文学史料中存在大量因盗印、剽窃、归属、虚构等造成的伪书和伪事，可借鉴和挪用古典文献辨伪中总结出来的“辨伪律”和辨伪法，也可以总结出适用于本学科的辨伪法，如利用作家手稿、作家自叙、文本互见等方法去辨伪。因为史料学或文献学的学科分支如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都需要考证，所以就不存在孤立的考证学，但也可以把考证学列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有独立的研究内容、规律和技艺等。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既可以吸收传统考据学的家法，更需要利用20世纪已经现代化的考证学技艺，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史料保障。
三、转向新史料研究
如果说“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从“非史料性”研究转向“史料（学）”研究，那么“转向新史料研究”则是史料学内部的转向，是史料研究自身的“学科突围”。这里的“新”不仅仅是史料内容的新，不仅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对陌生史料、稀见史料的利用和发掘，更意味着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拓新。如在研究对象上由传统的正文本、手稿、日记等常见史料形态拓展到副文本、拟文本、口述史料等新型史料形态;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沿用传统文献史料学技艺之外，加入田野调查、e考据等现代新型研究方法。
学术的发展往往与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宽密切相关。在近现代，史学界新史料的“四大发现”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促进了学术的大发展。傅斯年则在理论层面加以阐发：“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随着史观的变化、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史料的概念和范围也在发生变化，抱定历史不放，忽视新材料的价值，也会造成治学的局限。史家既要重视常见书和普通史料，也要注意发掘和利用新史料。”⑩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意识到了新史料的重要性，早在2009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就举办了以“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很多研究者在史料研究实践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对现代文学副文本史料的研究。传统的史料研究多关注文献的正文本部分，而副文本即正文本周边的辅助性文本因素从史料角度来说可能也很重要。当我们将环绕文本周边的这些副文本因素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就能为全面呈现历史现场提供了可能。“副文本具有天然的文献学背景，所以它又可以看作现代文学重要的史料来源地。” 副文本往往极具时效性地记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以其纪实性、真实性的特征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序跋多反映作家与作家、批评家、编辑、出版人的关系，涉及到作家参与的论争等，是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尤其是文事交际关系的重要史料;广告往往会介绍作品内容、特点、装帧、修改、版本、出版机构、发行人等信息，是研究作品生产机制、传播接受的史料依据。“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为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全新的史料园地，细化、深化了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除此之外，档案、作家检讨书、口述史料等也在近年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都丰富了史料来源，拓宽了史料边界。目前，仍有数目可观的作家日记、书信、录音和档案等史料未被系统整理，转向“新史料研究”的工作仍有探索的空间。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已不满足于袭用传统的文献学技艺，他们或是将旧方法赋予新含义，或是开启全新的研究视域，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投向更深广的文化背景，对作家、作品赖以产生的各种因素和历史关系做综合性分析，往往也推进了史料研究。张均从事的“本事研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范例。以往的“本事研究”多见于中国传统诗学研究领域，是研究特定原发性事件被文学作品所改写、增删、挪移、重组以建构新的文本世界的过程。张均将其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选择以真实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如《暴风骤雨》《红岩》《林海雪原》等），考据其叙事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探寻其最初的创作缘起和历史事实，细勘本事在进入故事的过程中经历的“凸显、隐匿和移动的叙事调整”，从而在“本事”与“故事”的异同比较中探寻叙事策略和因果机制，在“内”“外”联动、“考”“释”并举中实现文本叙事与历史语境的有效对接。这种研究当然不单纯是史料研究，但从史料学角度看，其实是开启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新领域。此外，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史料考订、程光炜的80年代文学史料的“考古式”研究等，都在史料研究取徑和方法创新上有所突破。
“新史料”转向还应面对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子史料问题。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数据库电子史料纷纷涌现，在为资料的搜集检索提供便捷的同时，也给史料研究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针对日益丰富的多样态史料，台北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于2005年率先提出“e考据”方法，在学界影响深远。他认为，随着图书出版行业的信息化发展，再加上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一个有条件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许已悄然来临。” 大数据使搜集资料的手段变得更加迅捷，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然而，对“电子史料”的各种局限也应该有清醒的认知。资料的丰富、检索的便捷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速效，但史料的丰富性、芜杂性与学者精力有限性的矛盾也因此越来越凸显。可以说，如何从海量、繁杂的信息中去芜存精，如何提升研究主体精准处理、运用史料的能力，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下史料研究工作的难点。电子史料的出现，对研究者鉴别史料真伪、判断史料价值、宏观加工处理史料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传统史料研究方法现代化和学科化改造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综合、分析和批判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大数据时代下的史料新变。
概言之，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侧面充分发掘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丰富潜质，开拓研究版图，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在新时代、新挑战面前，史料研究工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材料”的发现、甄别、整理，还应扩大史料视野，开拓史学边际，尝试新的方法，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文献资料的准确呈现、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
四、转向实证性研究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按照以往的学术理念，史料工作往往与文学史写作联系更密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则与史料无干。然而，在“史料学转向”的趋势下，严而有据、文则求实的实证性研究诉求应该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层面，乃至作为一种“方法”带来理论创新，即实证性研究可以成为整个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向和趋归。
一直以来，文献史料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及作用并不十分显著。批评注重时效性，向来以对当下文学热点的即时追踪和敏锐、鲜活的阐发见长。尤其是80年代，批评活跃，往往热衷于凭借西方理论和方法参与制造“文学的轰动效应”，在扩宽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使得在此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流于空疏浮泛。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批评化”的弊端显而易见。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混淆结果使学科性向批评性转移，变成在时间性当中唯新是举的追踪，结果是这一学科的话语规范和叙事规范始终没有被完善地建立起来。” 有感于学术失范与学风空疏，近年来，在“史料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许多研究者开始反思和调整，主动向实证研究回归。解志熙是较早尝试将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化用至现代文学文本批评中的学者。他认为，如果在研究工作中“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也就是说‘古典化’一些，倒可能有助于学科的成熟。”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批评性校读法”，认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固然需要批评家及读者的创造性想象与体会，但也不能脱离语言实际去穿凿附会、望文生义，而应该在文本精读、细读上下功夫，善于倾听作家的“话里”之音和“弦外”之意，才有可能对文本的意义乃至作家的意图做出相对准确的把握和认知。故而，他主张将考据、注释等传统文献学的“校注法”引伸入现代文学批评中，在比对校勘、里外互证中达到对文本的全面解读和价值评析。这种“批评性的校读法”对现当代文学的实证性研究很有启发：在保守的意义上，由于这种方法始终坚持对史料的高度把握和还原，注意文本语言意义的解释限度，因而“有助于预防各种主观主义批评的过度阐释以至于逞臆妄说”，弥补了空疏学风造成的游谈无根之弊;而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方法主张对文本上下文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并力图在揣摩特定文本的语言修辞策略基础上辨析作家的话里话外之音，“从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说的表面意义并突破单一文本语境的封闭性，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人里的分析。” 他的《考文叙事录》等著作正是这种实证性研究的具体成果。我们提出的“版本批评”，以考识作品版本本性为起始，在此基础上进入文本阐释视域，强调对文本的阐释与批评必须建立在对版本物质形态表征和内容构成特性的考察基础之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证性研究的取向。此外，商金林针对文本精读提出的“以献定文” 等观点，也是强调对文本的解读要有相应的史料依据，力图矫治学术研究中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主观主义批评风气。
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理论先导、以论带（代）史的风气。上个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建制之初，文学史编纂便被提上日程。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学史写作出现“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倾向，往往先预设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寻找相关的材料去支撑说明之。80年代，曾出现过一段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以论带（代）史的学术风气又有所回潮。只是这个“论”不再是当年的政治理论，而是西方文艺理论。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也多致力于在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评价阐释上作“翻案文章”，忽略了对史料的钩沉考证和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梳理。而要反拨文学史著述“重论轻史”、“理念先行”之风，重视史料尤为关键。在这方面，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材料与注释》，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於可训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等都堪称典范。这些文学史著作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发掘、爬梳、整理，占有尽可能详实和准确的文学史料，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对象产生的历史语境，并在史料的甄别比照、选择中构造出用史实说话的文学史线索和秩序。其意义正如於可训所说：“希望通过复活中国史学这种古老的著述体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学术重考据、重实证的朴学精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追求自身的科学性，构造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
转向实证性研究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的整体性嬗变，是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和回归，意味着学术研究日趋稳健与沉实。但也需注意，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彻底摈弃批评或者完全搁置价值判断，“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唯有做到多维互补，方能让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体性的批评激情和客体性的学理规范之间达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均衡。
“史料学转向”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在对传统朴学方法的辩证扬弃中进行文学史料的系统发掘、整理和考辨，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夯实学科基础;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是在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新变上锐意开掘，从而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宽版图，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转向实证性的研究则是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强调考据传统和学术规范，反对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有利于反拨批评化、即兴式的空疏学风，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质。因此，“史料学转向”不仅意味着现当代文学学科已进入“自觉历史化”的成熟稳健状态，也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场意味深远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这种学术发动将带来全新的研究契机和厚实的研究成绩。
注释：
① 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起点与机遇》;孟繁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史学的建立》;韩毓海：《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建设“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意义》，《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2期。
②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的研究为例》，《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③ 吴秀明、史婷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④ 程光炜：《主持人语》，《文艺爭鸣》2020年第2期。
⑤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⑥ 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⑦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⑧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⑨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⑩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张均：《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附录：《“e考据时代”的出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谢冕等：《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
解志熙：《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20页。
商金林：《现代文学文本精读重在以献定文》，《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於可训：《构建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编纂拾得》，《於可训文集》第4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
洪子诚、李浴洋、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马天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金宏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摘 要：从当前汉语言文学研究现状分析来看，经常会忽略文学体与文学作品中的话语分析，没能将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有效挖掘出来。为此，对文学体及文学作品中汉语言文学作用的分析，对其属性进行有效拓展，从而让文学阅读者感受到文学体及文学作品的汉语言艺术，从而提升自身的文学修养，并且对汉语言文学展开深入的挖掘与探究。
关键词：文学体;文学作品;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在我国文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汉语体系中包含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是在鉴赏过程中经常缺乏正确的方式与方法。为此，有必要分析在整个汉语言文学研究中，文学体与文学作品分析在汉语言文学研究中的相关内容，从而提升相关研究的质量与成效。
一、文学题有本质功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体论不是汉语言文学研究的唯一途径，还有另一种研究方式是文学功能论。文学本体论中重视文学体的相关研究文学体本身具备本质功能。在对汉语言文学展开分析探究的过程中，通过对不同体裁类型文学进行深入探究，可以了解文学体在不同研究中的成效与价值，在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对文学作品体裁的研究就是文学体研究，通过这种研究方法能够掌握汉语言文学的本质功能。对汉语言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了解不同文学的作用与价值，对文学体裁研究更加深入的体现了汉语言文学的本质，从当前的文学体裁分析来看，不同的体裁表达方式可以读者掌握文学作品本质功能。
二、文学体文化功能
对汉语言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可以了解文学中蕴含的文化传承功能。应用多元化的文学题材可以传递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学体能够传递出不同的语言文化，其中蕴含了中华经典传统文化。以经典的古诗词为例，在题材上能够了解我国独特的相关题材，并且跨越时代掌握更多的古代文化，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对古代汉语及现代汉语之间的区别，对汉语言文学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探究文学体的过程中，能够对中国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进行对比分析，在不断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对比中外文学作品，从而深入了解文学体系的汉语言发展途径。
三、文学体具备审美功能
汉语言文学体具备审美功能，文学不单具有功能作用更是一门艺术。对艺术进行研究鉴赏也是提升文学素养及审美的有效方法，文学体裁篇幅各异，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能够体现出各种体裁格式的不同审美表达。文学是一种审美形态的表达，在对文学体进行审美时，会对人们的心智产生影响，在进行观察体验及分析、探究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汉语言文学作品中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似之处，把握其中存在的密切关联，从而更好的感受其中的美。引导我们更好的认识到审美功能，对汉语言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从我国《诗经》中的表达方式分析来看，这种文学体裁能够在视觉上，为我们带来美感。通过诵读品味其中不同的韵味，从而提升审美水平，为读者带来美的感受，对文学进行研究需要充分运用审美功能，提升审美体验。
四、文学作品文学话语的实践功能
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能够有效提升汉语言文学研究效率，从当前对文学作品分析情况来看，更多关注在对文学话语的研究。以文学话语实践功能为载体，能够更好的把握汉语言文学的相似历史，可以了解更多在汉语言文学体中值得骄傲的部分。需要理解文学话语的实现功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汉语言文学呈现出来，由简单变为更加符合人际交往特点的方式，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语言分析时，要根据相应的生产力背景为基础，探索文学作品从最初的文学-文字模式到文学-语言模式到最后文学-话语模式的变化过程，从而有助于深入掌握汉语言文学功能所产生的演变过程，从而掌握其中核心内容。
五、文学作品文学话语的价值功能
可以借助文学话语中蕴含的价值功能进行探究，，从而深入研究汉语言文学，文学作品的文字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文学作品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向读者传递出不同的观点及理念。在当前教育环境中，我们需要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价值观。因此，需要鼓励学生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中会通过对文学话不同的使用，传递出不同的价值理念，通过语言的核心表达让更多人掌握相应的表达。在阐明价值的过程中，能够让文学进一步提升，让文学研究人员能够对其价值有深刻的领悟，从而影响深远。
六、文学作品文学话语的定义功能
文学作品的话语定义功能要应用到文学作品探究中，应用定义分析的方法深入展开汉语言文学研究。在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语言表达方式是精髓部分，在对文学作品定义的过程中，能够将其中存在的差异与不同之处解释清晰。基于汉语言文学视角来看，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对其话语进行分析需要对文学作品进行必要的定义与分类，，可以具体分为社会文学、历史文学等多个不同的模块，在对作品中的话语进行深入探究时，能够将文学作品研究过程变得更加规范化与系统化，从而得出相应的分析与总结。在采用定义分析的方式进行深化定义功能时，会应用到各异的作品中，展现其背后的语言功底，分析过程并非空泛而毫无作用的方式，可以更好的展现出汉语言文学作品在汉语言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更加显现出其蕴含的内涵。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汉语言文学研究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节奏，从而探究更多的优秀内容。要重视文学本体论，从其本质功能、文化功能、审美功能出发，探索其中的文学观点。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要关注文学作品表达的主题以及主要情感，深入探究文学作品中的話语，把握文学作品文学话语的实践功能、价值功能及定义功能，从而碰撞出新的思维火花，通过思考获得更多的感受与领悟。在汉语言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将自己投放于传统与创新的研究过程中，将过去与现在有机整合，提升对文学体及文学作品分析在汉语语言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勇.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运用与意境研究[J].现代交际，2020（15）：53-54.
[2]邓丽娟.语言在汉语言文学中的应用意境探微[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0，19（07）：142-143.
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00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近三十年来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和西方，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在中国大陆，十年文革期间，现代中国文学学科曾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文革”的结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逐次展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重评’与学科复苏、思潮流派研究的流行、理论方法热、文学史整体观提出以及学科格局的调整等几个阶段。”[1]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相对繁荣的时期。其间阶段性的进展或热点包括“重写文学史”、“文学经典的颠覆与重构”、“现代性讨论与反思”、“女性主义和其他各种‘后思想’的引进”、“文学史观、编撰与史料”、“现代文学学科观念、方法讨论”、“期刊媒介研究”、“学科边界打破”以及“跨学科和交叉研究的兴起”等等。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延续了60年代以来侧重于作家作品研究、文体文类研究的传统，同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不同形态文学的整体状态，如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新诗诗学、左翼文学乃至沦陷区文学研究等。进入90年代后，“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现巨大变化”。王德威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三大方面：“‘理论热’成为治学的一大标记”;“离开传统文本定义，成为多元、跨科际的操作”;“对有关历史论述的重新审视”，尤其是“对‘现代性’的探讨”。[2]
从上面简要的勾勒中可以看到：近三十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呈升温、扩张之势，也出现了一些双方都广泛关注的话题。下面，我主要谈谈在我自己看来仍具有较大学术研究空间的两大话题：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和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研究问题。
一.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
由于各种原因，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曾长期面临尴尬局面。首先是其学科和文学史归属问题一直纠缠不清。在古代中国文学研究中，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末文学要么被省略，要么被当作一个尾巴一笔带过。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受新文学传统影响，现代文学的起点被确立在五四前后，而此前的清末民初文学亦往往被当作铺垫甚至是对立面，很少得到正面意义上的关注。作为一种妥协方案，遂产生所谓“近代中国文学”概念乃至“近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分支。此外，在文学性质、价值的认定乃至审美评价等方面，除《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官场现形记》等“四大谴责小说”外，中国国内学者对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内现代文学界“重评”、“重写”思潮的流行，包括当代文坛“通俗文学”创作的兴盛，范伯群等学者开始重新关注张恨水等通俗作家、“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流派;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亦开始受到重视。近乎与此同时，林培瑞（Perry Link）、皮科威茨（Paul Pickowicz）、张赣生、魏绍昌、杨义、吴福辉、王德威、张英进、傅葆石和李欧梵等海内外学者同样都有意识地将视点从知识精英转移到都市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上，对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和电影作了重点研究。这种目光转向所带来的成果，尤以王德威等学者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研究，如《被压抑的现代性》论著，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很大影响，进一步推进了一段时期以来的整个华语现代文学研究的“晚清转向”。进入新千年以来，清末民初文学，包括通俗文学，从作家作品到社团流派，从学科反省到文学史观讨论、文学史编撰，从思想文化到期刊媒介，等等，已经成为华语现代文学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和持续不衰的热点。
回顾三十年来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研究，其话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如前所述，此前的现代中国文学，无论在学科观念上，还是在文学史物件、范围、分期诸方面，绝大多数“以五四为起点”，而将清末民初文学乃至通俗文学排斥在外。近三十年来，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以及“20世纪文学”、“百年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等学科观念或文学史观中，清末民初文学、通俗文学，已经被相当部分的学者所接纳、认可;已出现了不少涵盖清末民初文学、通俗文学的文学史著作、教材。
2.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与思潮流派乃至专题专史研究问题。
近三十年的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作家作品，到流派思潮，再到专题专史这样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作家作品研究，是过去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如关于《海上花列传》、“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流派思潮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通俗文学思潮，尤其是过去争议较大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方面。相关成果有《礼拜六的蝴蝶梦》《民国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等。近十多年来，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研究，出现专题化、专史化走向，代表性著作有《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等。
3.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问题。
以多学科和跨学科视野、方法研究清末民初通俗文学，是近十多年来又一个发展趋势。在清末民初文学源流研究方面，多延伸至古代俗文学、尤其是明清通俗文学，如刘扬体《病态文学的盛衰》、武润婷《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以情抗理”文学思潮》等。在发生基础、背景、演化研究方面，则涉及到文化学、传播学乃至科学技术领域或视点，如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在审美价值、历史贡献和文学地位方面，也更增添了各种“后思想”视野与方法，尤其是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如王向远《中国的鸳鸯蝴蝶派与日本的砚友社》、袁荻涌《鸳鸯蝴蝶派小说与西方文学》等。
近三十年来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或扩展的空间。就我自己的理解或兴趣而言，如下一些问题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①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史料整理，如作品编目、索引;
②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中的作者、读者转向问题;
③清末民初通俗文学文体、语体问题;
④清末民初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雅俗互动”问题;
⑤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先锋”与“大众”的关系问题。
二、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研究
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的种类、数量，由于资料所限乃至分类和取样方式不同，至今未有准确的统计。不过根据已经发表的期刊目录、汇编、叙录等相关推测，其总量当在四千种以上[3]。
对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的研究，可以上溯至上个世纪20年代关于文学期刊的零星述评，尤其是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国以后，相关学者也在现代文学期刊史料、资料整理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如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及其《补编》，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 刘华庭等编纂的《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等。近三十年来，近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问题，无论在历史学、出版编辑学、图书情报学、新闻与传播学等领域，还是在现代文学领域，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就出版、新闻、传播、图书情报乃至历史等学科而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国国内相关机构或学者就在报刊出版史资料方面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3集，1982-1983），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近年来，随着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在我国高校和学界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新闻史乃至报刊史研究的论著、教材，如《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方汉奇主编，1981），《中国期刊发展史》（宋应离主编，2000）、《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主编，2002）等。此外，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也撰写了一些具有较高质量的相关论文。从通史性的新闻传播史，到专题性的报刊史乃至期刊史，是该研究领域近年来的一个趋势。
就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近年来，随着现代文学学科观念、方法的更新和研究视域的扩大，不少学者把目光转向现代期刊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如《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等编，1988）、《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略》（黄志雄，1995）、《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周葱秀、涂明，1999）、《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刘增人等，2005）等。此外，在文学期刊的区域研究、专题研究等方面，也出现了一批成果，如《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简介和目录汇编》《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等。不仅如此，国内外学者、研究生还进一步将期刊研究与文化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结合起来，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学术论著或学位论文，如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Michel Hockx《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以及关于《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杂志的专论、学位论文等。
然而，在我看来，无论上述哪一个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思路上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或不足。这里，我主要谈谈“同人期刊”研究问题。
“同人”（doujin）一词源自日本，其义之一为“志同道合的人、同好”。日文亦以“同文志”（doujinshi、fanzine）指涉“志同道合者出版的书籍、刊物、漫画等”。五四前后，随着现代中国留学运动和文化文学运动的结合，中日、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同人”乃至“同人刊物”语汇、概念和观念遂为新文化、文学界所接受和传播;而“同人期刊”则一度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生产与传播实践一种非常普遍的形式和方式。其情形正如《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所说：“‘五四’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刊物，一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组织一个学会，或社，办一个杂志。每一个杂志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大概都是一致的。”（《〈现代〉杂忆》）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人期刊”是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尤其是社团流派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但是，在以往研究中，无论是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领域，还是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都明显对同人期刊问题少有关注。
在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领域，一般新闻传播史受“新闻学”或“新闻学史”传统的影响，往往偏重新闻性强的“报纸”而不是“期刊”;即使是在对“期刊史”的研究中，亦缺乏对“同人期刊”现象，包括与两者密切相关的“同人文学”、“同人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
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大多数研究要么仅限于期刊个案和文学现象个案的结合，要么止步于社团流派与相关期刊一般背景或关系的综合描述;而鲜有从“同人期刊”自觉意识和观念出发，对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中非常突出的“同人期刊”，包括与之相关的“同人媒介”、“同人传播”现象进行系统而专门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虽然目前这两大学科在交叉和综合研究方面有所进展，但在理论、方法、物件和重点等方面，仍然存在各行其道、各有偏重的局限。因此，将传播学和文学乃至文化学融会贯通，在多元视角中还原或阐释社团流派现象，在交叉和综合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仍然需要更多的学术探索和努力。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新闻传播学与文学乃至文化学的综合视域中，以现代中国“同人期刊”为主要研究物件，一方面着重考察其间现代“同人期刊”发生、发展的历史原因、基本面貌、运作机制、主要特点;另一方面深入探讨与此相关的现代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现象;这样可以从期刊史和文学史、文化史相结合的角度，举一反三，阐释和总结现代中国曾一度兴盛且很快走向衰落的“同人期刊”、“同人文学”、“同人文化”现象。这种研究，不仅可以弥补以往“同人期刊”研究之不足，亦可从“同人期刊”乃至“同人文学”、“同人文化”角度，可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发生机制、生产模式、文化文学生态研究，寻找一种新的观照方式。
在这方面，可以考虑的研究课题有：
1.现代中国“同人期刊”的历史发生与基本面貌;
2.现代中国“同人期刊”的媒介机构与传播机制;
3.现代中国“同人期刊”的文学生产与文化生态;
4.现代中国“同人期刊”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价值;
5.现代中国“同人期刊”与社团流派关系研究。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学术诸领域开放性的增强，以及中外交流的扩大，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理论、方法、角度、学术观念、资源乃至研究话题诸方面都趋于多元化;整体研究领域、研究格局上，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和扩张：纵向上延伸至晚清和当代，横向上扩展至政治、文化、教育、传播等其他学科领域。
上面所谈的研究话题，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总的趋向：“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与近30年来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文学史观念乃至审美评价标准的变化密切相关;至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研究”、尤其是“同人期刊研究”，则是近年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综合化、跨学科化趋势的直接反应。从上述意义上讲，文中提到的两个研究话题的历史、现状以及相关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典型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实际的学术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温儒敏.从学科史回顾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2004（5）.
[2]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J].当代作家评论2006（4）期。
[3]关于清末民初近代期刊数量，上海图书馆主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收录了自1857年至1918年间出版的中文期刊495种。关于现代中国文学期刊数量，刘增人认为：从1915年9月《新青年》创办，至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所见和时贤叙录的现代文学期刊大约在3347种以上”。（《现代文学期刊的景观与研究历史反顾》）
周易，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摘 要： 这三组诗都作于金亡之后。《俳体雪香亭杂咏》写汴京城破后诗人入览宫中所见。庄严神秘之宫，满怀深创巨痛，却以俳体写来，以笑言痛，读之令人悲戚动容。《癸巳五月三日北渡》写诗人亡国后被押往羁管地聊城路途所见。诗人以诗史之笔、绝句之体，记录亡国惨痛，以及战争造成的生灵灭绝，田园废弃，文化、社会、经济遭受的毁灭性破坏。从细节到全景，笔力非凡，字字泪血。《自题中州集后五首》是《中州集》编成后的题诗，说明编纂宗旨，寄寓内心感慨。诗人对比南北，彰显北方诗的价值。这组诗不仅是论诗文献，作为诗来欣赏，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气盛格高，简洁准确，深切动人。
关键词：元好问 丧乱诗 《中州集》 论诗诗
《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选六）
这组诗题《俳体雪香亭杂咏》，很特别。俳体，俳谐体，本义是一种诙谐幽默、蕴含讽谕的游戏之作，杜甫有《戏作俳谐体解闷》诗二首。元好问借用这一题目，以戏语寓深慨。雪香亭，是金后宫深处的一个亭子，按杨奂《汴故宫记》：“纯和殿，正寝也。纯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可知雪香亭的位置。元好问本诗题下注：“亭在故汴宫仁安殿西。”所指位置同。天兴二年（1233）四月，崔立献城投降，在金后妃出宫后，诗人入览宫中，满怀深创巨痛，写了这组丧乱诗。丧乱诗的沉痛，故国宫廷的庄严，从这两个方面说，都不应该与“俳体”即俳谐相联系。也许在元好问心中，加上“俳体”二字，写到故国内宫时，可以不必那么神圣与庄严；特别是涉及一些批评性的语言，可能容易被接受些。另一方面，他似乎要以诙谐言痛楚。以笑言痛，让人感到，那是心底流血。
内宫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国破后，元好问才有机会进入，看到内宫诸多建筑，其中传说中的雪香亭以及周围之景，不管是依然如故还是经乱残破，对元好问来说都是很大的刺激，由此触动情感，写了这些诗，放在一起，作为一组诗，题名“雪香亭杂咏”。所谓“杂咏”，即这些诗之间不一定相互关联，所以未必一定都是写雪香亭，也不一定全与内宫有关，第一首“沧海横流万国鱼”，第三首“落日青山一片愁”，就无关乎内宫。但每一首都因国家败亡而作。本组诗十五首，这里选六首。
第二首：
洛阳城阙变灰烟，暮虢朝虞只眼前。
為向杏梁双燕道，营巢何处过明年。
洛阳，东汉时的京城，这里代指汴京。汴京变成灰烟，指都城被焚毁。暮虢朝虞，即虢和虞的灭亡只在朝暮之间。虢与虞都是西周诸侯国，《公羊传·僖公二年》载：晋献公拟攻虞与虢，担忧的是“吾欲攻郭（虢）则虞救之，攻虞则郭（虢）救之，如之何？”谋臣荀息献计，先向虞借路灭虢，回程即可灭虞：“君若用臣谋，则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尔。”这二句是说，汴京已破，哀宗所在的宋州，恐怕也朝夕不保。听口气，似乎在讲历史故事。后两句，杏梁，指文杏木所制的房梁，显示屋宇的华贵。晏殊《采桑子》词：“燕子双双，依旧衔泥入杏梁。”营巢何处，即何处营巢，意思是汴京的城阙宫殿都毁于战火，燕子也无处可营巢了。不说人无居所，而说燕子无处筑巢，这体现的就是“俳体”特点。在元好问心里，对于国破，真是如此淡漠吗？绝非。因为他从燕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不知自己将栖身何处，何以度日。不忍正面言说才以物代人。
第三首：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东注不还流。
若为长得熙春在，时上高层望宋州。
大河，黄河。陆机《赠冯文罴》诗：“发轸清洛汭，驱马大河阴。”熙春，指汴京城中的熙春阁，建于北宋徽宗年间。元陆友仁《研北杂志》：“汴梁熙春阁，旧名壶春堂，宋徽宗称道君时居撷芳园中，俗呼为八滴水阁。”刘祁《归潜志》载，蒙古军围汴京时，城中楼亭多拆为防御之材，“所存者独熙春一阁耳”。宋州，归德府，在今河南商丘南，当时金哀宗驻宋州。这一首的表达方式很特别，是诗人登上熙春阁所见所思，但“熙春”二字在第三句才出现。前两句都是登阁所见，登阁西望，“落日青山”，金帝国大势已去，留下的只有“一片愁”。转首东望，“大河东注”，逝者如斯；“不还流”，历史不能倒行，逝去的永远逝去了，历史就是如此残酷。“若为长得熙春在”一句，含义太丰富了。“熙春在”，汴京多少亭台楼阁都已拆毁烧烬，唯余“熙春在”，一片废墟中孤零零的熙春阁“在”（熙春阁之外的无数楼阁都已不“在”），是欣慰还是哀痛？“若为长得”，熙春阁能“长”“在”吗？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时上高层望宋州”，汴京破了，哀宗皇帝在宋州，似乎还为金国存一丝希望，所以元好问想时时“望宋州”。但前提是，不仅熙春阁要“在”，在宋州的朝廷也要“在”，他才会“望宋州”，但事实上，这两者恐怕都不会“长”“在”，“时上高层望宋州”只是他的愿望，“若为”，若是。若是长得，隐含之意的不能“长得”。
第八首：
杨柳随风散绿丝，桃花临水弄妍姿。
无端种下青青竹，恰到湘君泪尽时。
第十一首：
罗绮深宫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谁妍。
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头好墓田。
第八首和第十一首都是有关后宫女性的。第八首用象征手法，第十一首则直接说破。
第八首，杨柳、桃花既是宫中景物实写，也比喻后宫无坚贞之质的女性。妍姿，娇妍的姿容。唐沈既济《任氏传》“：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末句用典。湘君，湘水之神，相传为尧之女、舜之妃。晋张华《博物志》载：“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这句是说，宫中所种都是青竹而无斑竹，因为湘君泪已流尽，无泪洒于竹上，隐喻金宫后妃已泪尽而亡。第十一首，罗绮深宫，代指宫中奢华的生活。二十年，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自燕京迁都汴京，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汴京沦陷，整二十年。桃李，比喻女子美色。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蒋子正《山房随笔》引此句作“更将颜色向谁怜”，颜色指容貌。梁园，即梁苑，西汉梁孝王的东苑，故址在今开封东南，即汴京所在地，故用以指汴京。宋陈师道《骑驴》诗之二：“独无锦里惊人句，也得梁园画作图。”任渊注：“梁园，指汴京。”金水河，此金水河在汴京西。《河南通志·开封府》：“其上源即荥阳之京水也。宋建隆二年，命将军陈承昭凿渠引水，过中牟，凡百余里，抵都城。”
第八首是讽刺，第十一首是赞美。诗人讽刺宫中的“杨柳”与“桃花”都无坚贞之节，她们不管城破国亡，只知道搔首弄姿，这是对那些乐于被玩弄的宫人的无情讽刺。宫中也有“有节”的竹，国破君迁，后宫之“竹”没有像传说湘妃竹那样变成斑竹，因为后妃们已经泪尽且被掳，没有泪溅竹上。诗人赞美那些殉国的后妃。元人蒋子正撰《山房随笔》载：“金国南迁后，国浸弱不支，又迁睢阳。某后不肯播迁，宁死于汴。元遗山曰：‘桃李深宫二十年，更将颜色向谁怜。人生只合梁园死，金水河边好墓田。’”“更持桃李向谁妍”（更将颜色向谁怜），“更”是疑问表否定，意思是说“怎还能”。她们的选择是死在汴京，葬在京郊，绝不离开生活了二十年的汴宫。这样的悲壮，元好问也以“俳谐”道出。
第十三首：
暖日晴云锦树新，风吹雨打旋成尘。
宫园深闭无人到，自在流莺哭暮春。
锦树，春日花开似锦之树。杜甫《锦树行》：“霜凋碧树待锦树。”旋，旋即，立刻，瞬间。宫园，这里指后宫。《敦煌变文集·八相变》：“太子恒在宫园，不知世间之事。”自在，安闲舒展貌。流莺，即黄莺，“流”言其鸣声圆润流转。到这一首，诗人才写到内宫遭受摧残后的破败。原本的春日锦树，花繁叶茂，经过叛乱的“风吹雨打”，立即“成尘”。其实树并未“成尘”，“成尘”是元好问的心理感受。原本豪奢、神秘的内宫，现在竟寂无人迹，流莺在暮春哀鸣啼哭。莺没有“哭”，是诗人听来像“哭”，因为诗人的心在哭，听到的一切声音都如哭声。
第十五首：
暮云楼阁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
白发累臣几人在，就中愁杀庾兰成。
古今情，古今兴废盛衰引发的伤怀之情。地老天荒，天荒地老，形容经历时间之长久。李贺《致酒行》：“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累臣，被异国拘系的臣子。庾兰成，六朝诗人庾信，字子山，小字兰成。他初仕梁，后出使西魏，正值西魏灭梁，被留用。元好问以之自况。这一首是这组诗的总结，最后归到诗人自身。眼前暮云中的“楼阁”，经历过多少世事变迁，王朝兴替，又有多少人经受过盛衰兴亡的心灵震荡与冲击，即使“地老天荒”，亡国之恨，也无平复之时。古有庾兰成，今有元好问，以及与他们命运相同的无数亡国之臣，他们痛苦地活着，每人心中都有一篇《哀江南赋》。元好问笔下的《俳体雪香亭杂咏》，也正如庾信的《哀江南赋》。
这组诗，读之令人悲戚动容，难以释怀。王士禛《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之六（裕之）评元好问：“载酒西园追昔游，画栏桂树古今愁。兰成剩有江南赋，落日青山望蔡州。”前两句化用元好问的《西园》诗句，后两句则指这组《俳体雪香亭杂咏》（点出的是第十五首与第三首）。如此则在王士禛看来，《西园》与《俳体雪香亭杂咏》，可以代表元好问诗。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癸巳五月三日，这在元好问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癸巳为金天兴二年（1233）。这年四月，金汴京守将、西面元帅崔立向蒙古军献城投降。四月二十日，“崔立以梁王从恪、荆王守纯及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至青城，皆及于难”（《金史》）；二十九日，将金朝旧官羁押出京，暂居南青城，元好问在其中。五月三日，他们离开青城，前往羁管地聊城。北渡，渡过黄河北上。这组诗写北渡路途所見。
自蒙古军再次围城，元好问就困居汴京城中，直到城破。这次出城北渡黄河，才目睹了城外战后惨状。一路走来，他看到了国破之际的巨大灾难。蒙古军蹂躏过的国土，惨不忍睹。他以诗史之笔，写了这组诗，记录亡国惨痛，以及蒙古军掳掠杀戮造成的生灵灭绝，田园废弃，文化、社会、经济遭受的毁灭性破坏。诗题的核心词是“北渡”，诗写北渡所见，从诗人眼中写来，三首诗各有特定视角，特写与全景配合，从细节到全景，集中且全面展示战后惨相。
其一：
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
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第一首关注人，战争的灾难，承受者首先是人。蒙军的罪恶，最集中体现在对人的杀戮与掳掠。累囚，缧囚，被绳索捆绑的囚徒，这里指被蒙军掳掠囚系的人口或战俘。累，同缧，绳索，引申作捆绑。旃车，用毡作车衣的车子，这里指蒙古军用的车辆。旃，同“毡”。红粉，妇女化妆用的胭脂和铅粉，代指美女，被蒙军掳去的女子。回鹘马，蒙古军骑的马。回鹘，或作回纥，古代族名，隋唐时我国境内铁勒族（匈奴后裔）建立的部落联盟，唐德宗贞元四年（788）改称回鹘，此处借指蒙古。这一首写蒙古军的人口掳掠。前两句，路途所见，两个镜头，分别选取了道旁与道上，道旁“满”是被宰割者，“僵卧”地上，寂无气息；道上奔突的宰割者“似”汹涌“水流”，跋扈张扬。后两句接续写出掳掠者与被掳掠者，分别用强悍的“马”与孱弱的“红粉”代指，镜头所对，不是掳掠者的凶悍，而是被掳掠者的哀痛与无奈，写出不能承受之悲。三个特写镜头，所写是具体情境，读者却可推而广之，想到整个中原，处处如此。简单的四句诗，写出了国家破亡之际，人的大劫难：男人被劫杀，女人被掳去。
其二：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
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第二首写物，重点写文物，毁灭文明，是滔天之罪。一群不知文化为何物的人，根本不懂文物与文化的价值，毁灭文物与文明，毫不怜惜。随营木佛，被蒙古军运去的木雕佛像。大乐，也称太乐，即太乐署，主管伎乐及朝廷大典所用的音乐。编钟，打击乐器，钟数有多至十六枚者，各应律吕和依大小顺序排列，悬于一木架上，故称编钟。市，街市，城中商铺集中的地方。几何，多少。浑载汴京来，汴京浑载来，将汴京之物全都运载而来。浑，整个，全部。这一首从物的角度写出对中原文化的大洗劫。前两句写两种代表性文物：木佛，社会大众的信仰；编钟，宫廷庙堂的礼器。木佛的神圣、编钟的庄严，被蒙古军抢来之后，便“贱于柴”“满市排”了，文明竟遭如此亵渎。靠信仰与礼乐治国的金朝灭亡了，野蛮冲决了文明，作为文人元好问，内心之哀痛，无以言表。木佛、编钟之外，还有多少神圣与庄严被洗劫与毁灭呢？后两句以不答为答：不要问掳掠了多少，大船装载，似乎把整个汴京都搬去了。汴京，大金国的都城，一国财富之荟聚，天下文物之渊薮。百年积累，一朝荡然。
其三：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
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第三首写战争对社会与经济的全面破坏，家园被毁，桑梓之地成荒漠。桑梓，桑树和梓树，古人宅旁种植桑梓，这里代指中原人赖以生存的家园。《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朱熹《诗集传》：“桑、梓二木。古者五亩之宅，树之墙下，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龙沙，本指白龙堆沙漠，在今甘肃、新疆之间，也泛指边塞之地与荒漠。此诗后元好问自注：“桑梓其翦为龙沙乎！郭璞语。”河朔，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尚书·泰誓》：“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孔安国传：“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河朔是金统治区主体，这里代指金后期的版图。生灵，即人口、生命。沈约《千僧会愿文》：“生灵一谢，再得无期。”这一首，诗人放眼整个旧金版图，那是什么景象：第一句，人没了，白骨纵横；第二句，家园毁了，荒沙满目。这是全景扫描。后两句又由全景推出特写，用“数家”的仅存写出天下生灵近于灭绝。“几年”之间，天下毁灭。无限江山，唯“数家”残存，这是怎么样的惨象！写“数家”之存意在万家之不存。最后一首，由眼前实见之有限，推想“河朔”万里之无限。
诗人要用一人目之所见写出天下劫难，所选的诗歌体式却是绝句，以有限文字反映如此无限的內容，真是难之又难。但看元好问这三首诗，随目之所击、心之所思写来，未见吃力。但读过细思，很佩服诗人笔力非凡。
三首诗84字，字字泪血凝成。
《自题中州集后五首》（选三）
《中州集》，元好问所编金代诗歌总集，十卷，收金代诗人251家，诗2066首。金亡后，元好问以保存一代文献自任，辛勤搜求史料，编纂成书，《中州集》是其重要成果之一。编此书的目的，是“以诗存史”。故其体例，前列作家小传，介绍诗人生平创作与有关评论，而后收其诗作。题名“中州”，以金据有中原，故以“中州”代指金。《中州集》编成，题诗于后，说明编纂宗旨，寄寓内心感慨。诗共五首，选三首。
其一：
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
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
邺下，指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境内，东汉建安时为曹操封邑，一批著名诗人聚集于此，有“建安七子”，也称“邺下七子”。曹刘，曹植与刘祯，建安诗人的代表。这里以建安曹、刘作为历史上北方（中州）诗人的代表。江东，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东北流向，习惯上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东晋及宋齐梁陈建都建康（今南京），因以江东代指东晋南朝。诸谢，一般指晋谢安、谢石、谢玄，这里指诗人谢灵运、谢惠连、谢朓。以“诸谢”代表前代南方诗人。韵尤高，情韵高远。华实，华美与质实。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飞采；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诗品，诗之品第高下。吴侬，吴地自称曰我侬，称人曰渠侬、个侬、他侬，因称人多用侬字，故以“吴侬”指吴人。刘禹锡《福先寺雪中酬别乐天》诗：“才子从今一分散，便将诗咏向吴侬。”这里代指南方诗人。得锦袍，夺得优胜。《隋唐嘉话》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
其三：
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
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
骚人，即诗人。呕肺肝，呕出肺肝，比喻倾尽心力。乾坤清气，天地间清灵秀淑之气。古人认为，诗乃天地清气所成。唐释贯休《古意九首》之四：“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宣和阁本，宣和指宋宣和殿，是北宋皇室藏书藏画之所，宣和阁本指《淳化秘阁法帖》。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祕阁，世传为《阁帖》是也。”长沙帖，即《潭帖》，庆历八年（1048）由永州僧希白在潭州据《淳化阁帖》模刻而成。一般认为，《潭帖》乃摹《淳化阁帖》，想当然认为《淳化阁帖》为优。但苏轼看法相反，其《跋希白书》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本，误矣。”希白书即《潭帖》，也称长沙帖。元好问乃承苏轼之见。这里借来言诗，肯定世俗不识而实际高妙的诗作，也是为北宗诗张目。
其五：
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
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
平世，太平时期。稗官，小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后因称野史为稗官，这里指民间采集史料的人与其所辑史料。史笔，指史官记载的史册，这里指金朝的实录与国史。百年，指金存国时间，金从公元1115年立国，到1234年为蒙古所灭，计120年。遗稿，指金诗人遗留下来的文稿，即《中州集》中所收诗稿。空山，杳无人迹之山。这两句说，百年诗人诗稿，上天护佑，得以保存，但国已亡，无人珍惜，只有抱向深山，掩泪自读了。
元好问具有强烈的存史意识和史家责任感，《金史》说他“晩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中州集》就是在这样的使命感驱使下编成的，也确实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后来修《金史》，不少内容都采自《中州集》。以个人之力，编纂一代诗歌总集，既要有诗人眼光，存一代之诗，还要有史家见识，存一代之史，当然极其不易。尽管有前人基础（元好问自叙称，《中州集》是在魏道明、商衡所编《国朝百家诗略》基础上编成的），还是花费了元好问大量心血。在编者心里，它是很珍贵的。要表达珍惜之意，就要揭示书的价值。如何说明书的价值呢？书中收录作品的水平，就是书的价值。要说明书中所收作品水平之高，需要“对标”。《中州集》所收是北方诗，对标的当然是南方诗。这组诗的前三首都是在南北对比中，彰显北方诗的价值。
第一首先从历史上说起。北方的建安诗人“气豪”，南方晋宋诗人“韵高”，北以气胜，南以韵高，各具特色。但如果从文质相兼而得其宜的角度评价，则北方建安为优。说古是为了道今。南北分治时期的金、宋诗，当如何评价呢？南方宋人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看不上北方的金诗，“江南士人曩尝谓，淮以北便不识字。间有一诗一文自中州来者，又多为之雌黄”（张之翰：《书吴帝弼饯行诗册后》）。在元好问看来，就像建安诗高于宋晋诗一样，今日之金诗，也不亚于南宋诗。元好问的逻辑是，诗为天地清气所成，诗之难，在于“乾坤清气得来难”，而北方富有清刚之气，如此则天然胜于南方。俗眼观物，不识其真，评诗也是如此。北宗诗就如“长沙帖”之有味，俗眼只知“阁本”，有识之士才能辨其高下。“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两句喻指宋、金诗高下，其意甚明。最后一首依然在强调《中州集》的价值，不过换了一个角度：《中州集》文献珍贵，但不为时人所重：“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太平年代没有人搜集野史，朝廷有史官纪事。如今是国史烧残，野史也无。一代文献，如何流传？幸好一些才士遗稿，天意留存，神灵护持，得以搜集来编入《中州集》，可茫茫尘世，有谁关注？有谁珍惜？只能独自“抱向空山掩泪看”了。一语道尽才士之悲凉、志士之孤独。
这组诗共五首，我们选三首，不是把它作为论诗文献，而是作为诗来欣赏。以诗论，这组诗气盛、格高、理明，第一首前两句，概括南北诗的特点，简洁准确。“乾坤清气得来难”，拿唐释贯休原诗“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圣贤遗清风，不在恶木枝。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两相对比，高下立见。最后“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茫茫宇宙，难觅知音，孤独中的坚守，令人感佩叹息。这些表达，都形象且深切动人。
作 者： 查洪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元代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姚燧集》（整理）、《元代诗学通论》、《元代文学通论》、《元代文学文献学》（与李军合作）、《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 金元卷》（主编）等。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中国都市的出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都市文学。从西汉到明清、从20世纪初叶到新世纪，都市文学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晚清文学、通俗文学、上海文学、京味文学研究显示了都市文学研究的实绩。都市文学研究的视阈得到拓展、方法更加丰富、文学史意识更加鲜明，但也存在过度阐释、概念含混、重现代轻当代的现象。
关键词：都市；都市文学；文学研究
都市，是人类文明集聚之地；都市文学，是反映都市人生活与心态的载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民的不断增长、都市的不断涌现，催生与促进了都市文学的发展。虽然与农村文学相比较，中国的都市文学仍然处于弱势，但是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文学也必将得到发展。
一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耕的国度。农耕养成了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血缘伦理为本的儒家文化形成了中国农耕社会的处世准则。在中国古代社会不断发展中，城市也不断形成与发展，并且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都市。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各国都筑城以卫民、筑城以兴国，出现了大梁、临淄、洛阳、定陶等城市，这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秦统一后，都城咸阳得到了快速发展。西汉后，涌现了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在中国城市发展历程中，都城成为核心城市，隋唐的长安、北宋的东京、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六朝古都南京等，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明清之际。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下，中国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北京、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成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发达的城市。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的进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大连、广州、哈尔滨等港口城市日趋繁华，租界成为其中一些城市飞速发展的基础，传统的城市诸如北京、南京、济南、南通、无锡等也不断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一些有工业基础的城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长春、抚顺、哈尔滨、沈阳、鞍山、洛阳、太原、武汉、兰州、重庆等，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却受到了抑制。户口制度建立后。人口流动得到了控制，影响了城市移民的进入，一些城市的活力弱化了。改革开放以后，14个沿海港口城市首先得到了发展，中国进入了飞速城市化的进程。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发展孕育了市民阶层的发展，市民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改变了历来以乡村文学独吟为主体的状态。在市民文学的滥觞中，西汉扬雄的《蜀都赋》，东汉班固的《两都赋》，东汉张衡的《二京赋》，西晋左思的《魏都赋》、《蜀都赋》、《吴都赋》，都以赋体铺叙都城的景观，并常常将市井万象写入其中，展示了一幅幅都市生活全景图。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反映魏晋南北朝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成为志人小说的代表。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大量记载人间世态市井生活。北宋天禧三年，在建立户籍制度中将城市与乡村居民分开。标志着市民阶层的形成；文化娱乐场所瓦市的出现，成为市民文学兴起的标志，“宋朝的小说是市民文学，是在瓦市里讲唱的”。北宋柳永描写都市繁华生活的词作，虽不乏秦楼楚馆的放荡和情欲，却开了市民文学的先声。元杂剧白朴、马致远、关汉卿等对风尘女子生活的描写，呈现出繁华都市生活的场景。《金瓶梅》写出从官场社会的黑暗到市井社会的糜烂，是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随着印刷手段的改进，明代话本小说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以阅读和出版为目的的“拟话本”，“三言二拍”成为明中叶市民文学繁荣的标志。“三言”将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作为描写对象，“二拍”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民族风格的形成。
明清艳情小说的出现，呈现出对于男女私情的肆意描写，可看作市民社会对于儒家伦理灭人欲明天理的悖反。这是封建社会后期，适应城市居民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学，内容大多描写市民社会的生活和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和愿望。弹词是流行于南方的用琵琶、三弦伴奏的讲唱文学形式，是清代讲唱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流传作品最多的一种，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晚清禁毁小说应和了市民的庸俗趣味，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社会化。晚清狎邪小说，以青楼生活为题材。大抵记叙“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呈现出都市社会的声色犬马生活，充满着市民文学的商业性、消遣性。
二
20世纪初叶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造就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盛，在言情、侦探、社会等题材的叙写中，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的言情小说畅销市场。鸳鸯蝴蝶派小说“它写的是没落中仍有金粉气息并开始受到冲击的传统城市和日新月异的现代大都会”，“它是真正现代第一期的都市文学”。包天笑、秦瘦鸥、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表现都会生活和市民心态。“五四”以后，创造社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将异国他乡的市井生活写进作品中。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成为描写都市生活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茅盾以社会分析方法展现都市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挣扎与沦落。巴金对于封建家庭以批判姿态描写年轻一辈的挣扎与反抗，老舍对于北平市民文化心理心态的深入描写。使都市文学有了文学经典。30年代，以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为代表的作家群。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对乡土世界作具理想色彩的描摹，被称为“京派”小说，以身在都市回望乡土的姿态呈现出都市文学的另一种倾向。30年代的上海，受到日本新感觉派和欧洲现代派影响的新感觉派小说的出现，形成了具有现代派色彩的都市文学创作的流派，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成为该流派的主要作家，虽然施蛰存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见长，但是他们在一起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期刊编辑却是事实。他们的创作以具有通感色彩的主观感觉印象及其表达，以快速节奏、多变的手法，描写都市上海人们的生活与心理心态，展现出都市生活的繁华奢靡和病态堕落，成为首次集中将都市作为审美对象的创作。曹禺的话剧以具有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为题材，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展现出都市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夏衍的话剧以都市上海为背景，展现上海屋檐下市民生活的困境与磨难。40年代，在战争背景下，张爱玲的创作以具有封建遗老色彩的家庭为背景，写出洋场社会的勾心斗角与倾轧纷争，呈现出都市人最为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徐讦的小说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言情故事，描写都市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感纠葛，将异域情调与传奇色彩融为一体，被称为“后期浪漫派小说”。无名氏的小说将戏剧性与哲理性交融，将现代才子佳人式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以诗、散文诗、散文和类小说的叙事，混成新文学品种”。秦瘦鸥的《秋海棠》对于艺人秋海棠坎坷命运的描写，揭露了社会黑暗，感叹人生无常。
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学创作以反映农村生活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为主。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成为为数不多的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描写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广州为背景，通过周、陈、何三个家庭的变化、矛盾和斗争，展现年青一代的人生追求和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风云。在话剧创作中，老舍的《茶馆》延续了其描写北京底层市民生活的特色，在史诗般的结构中，展现了晚清至抗战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成为一部经典之作。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都以都市生活为背景，以阶级斗争观念展现都市生活，提出了抵拒贪图享乐腐化堕落的倾向，倡导保持俭朴生活艰苦创业的传统。
改革开放后，文学创作日趋繁荣，都市文学也逐渐出现了诸多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以市井风俗小说《那五》、《烟壶》等引人瞩目的邓友梅，将历史风云、人物命运、民俗风情融为一体，成为新时期都市“市井小说”的滥觞。以《神鞭》、《三寸金莲》等影响文坛的冯骥才，将文化传统、民族性格、象征寓意融会贯通，成为新时期“津味小说”的代表。以《丹心谱》、《左邻右舍》等话剧引起关注的苏叔阳，以流畅的北京语言呈现大杂院里小人物的命运与心理，继承了老舍剧作的京味风格。以《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等话剧饮誉剧坛的沙叶新，在把握市民生活与心态中，在喜剧色彩的情节中，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王朔以调侃嘲弄的笔触，描写北京“顽主们”的人生与心态，在“一点正经没有”式的谐谑中，撕下了那些貌似“崇高”的面纱。池莉以武汉汉正街为背景，写出下层市民的烦恼人生，揭示出小人物的挣扎与奋斗。方方以武汉河南棚子为底色，写出底层市民的生活困境与相互倾轧，揭示出人性的丑陋与复杂。王安忆以都市上海为视阈，力图展示上海的历史与现实，在上海弄堂与以女性为主的人物形象刻画中，呈现出对于上海文化精神的开掘与思考。邱华栋以都市闯入者的姿态，描写外来者进入京城后的挣扎与奋斗、磨难与坎坷，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了都市景观。卫慧、棉棉以进入都市上海的白领女性为主角，将精神的迷惘与物欲的追逐融合，在对欲望追求与享受的恣意描写中，展现出现代都市另类人生的一角。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虽然作为以农业社会为主的中国仍然以描写乡土中国的文学创作为主，但是城市文学尤其是都市文学创作得到了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在都市化不断发展进程中，都市文学必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
在都市文学研究的轨迹中，近代文学的研究成为都市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对于1897年至1916的文学进行了梳理分析，意在探讨中国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联系与区别，研究域外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以及中国小说的嬗变，从而追溯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源头。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用西方的叙事理论，以1898到1927年的中国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晚清与“五四”作家如何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按诗文、小说、戏剧分别叙述上海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在城市、文化与文学关系的主线中，梳理都市经济发展对于传统文学运行机制的改变，在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有力推动下，上海文学成为整个中国文学的领头军。在近代文学的研究中，袁进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从中国小说近代变革人手，展示中国文学传统在近代小说中的进展转化与影响。《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细致分析了“五四”前后旧文学观念的变革，为新文学的确立呈现出合理的轨迹。《近代文学的突围》从观念、思潮、小说、文化等视角，探究了近代文学演变的轨迹。《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从传播与市场、语言与形式、传统与现代、功利与审美等角度，展开对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全方位的研究。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以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科幻奇谈类型的晚清小说为研究对象，挖掘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企图建构晚清文学的历史与理论语境，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重要论断。
在都市文学的研究中，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拓展了研究的视阈。范伯群先生是此方面的拓荒者，1989年出版的《礼拜六的蝴蝶梦》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鸳鸯蝴蝶派，对于该流派的形成、发展、思想、艺术、作家、作品等进行了细致的评说。1994年，范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中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文学史的观点。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全面深入地梳理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史，在大量原始资料的梳理分析中，厘清了通俗文学的流派、社团、刊物、作家、作品的状况，纠正了过去对于通俗文学的偏见。建构起了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2007年，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采取了以时间为经、潮流为纬的结构，报刊梳理与潮流分析相交错，在纯文学背景中评说通俗文学，是一部图文并茂的通俗文学史力著。在范先生的引领下，汤哲声有《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等著作，栾梅建有《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徐德明有《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陈子平有《中国近现代通俗历史小说史略》等，共同深入与拓展了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
在都市文学研究中，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从海派文化的历史变迁、海派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海派小说文化风貌、海派和20世纪中国文化等方面立论。具有为海派文学正名和全面梳理海派文学的意义。许道明的《海派文学论》研究上海文化与海派文学、海派文学的风雨行脚、海派文学的历史地位、海派文学风景线，旨在清理现代海派文学并作价值判断。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将上海文学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剥离出来。细致梳理了自1917年到1949年上海文学发展嬗变的历史。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上海现代文学史专著。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从都市和都市的意象、唯美一颓废和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的探求、电影和新的小说范式、海派文人与现代都市人等方面展开研究，将文化、文学、审美等融为一体。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以1930-1945年的上海文学为研究对象，从都市文化的背景、现代文学的想象：作家和文本、重新思考三部分展开研究，重绘了上海的文化地理，勾画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学与租界的微妙关系。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系统梳理了从古代到当代上海文学发生、发展的轨迹，在把握上海文学在各个时期的特征中，探讨上海文学发展的缘由，并评说上海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上海文学的总体特色，成为了地域文学通史的范式。杨剑龙的《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从上海文化的角度探究上海文学，分别从通俗文学、新感觉派文学、叶灵凤、章克标、苏青、张爱玲等方面展开分析，并探究上海文学传统的确立与继承。杨扬等的《海派文学》从地缘文化与海派文学的历史建构、影响海派文学的五个因素、都市社会与海派文学类型、海派文学期刊、海派文学代表作家作品等方面展开研究，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海派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李洪华的《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从文化语境、文学译介、文学杂志、作家群体、左翼思潮、都市想象、文化交融等角度展开对于现代派文学的研究，拓展与深化了现代海派文学研究。
京味文学京派文学的研究形成了都市文学研究的另一重镇。赵园的《北京：城与人》较早展开了对京味文学的研究，从城与人、话说“京味”、京味小说与北京文化、“北京人”种种、城与文学等角度展开研究。吕智敏的《化俗为雅的艺术——京味小说特征论》从语言风格、表现方法、艺术对象等角度评说京味小说的特征，提出以雅化俗、雅俗相融为京昧小说的总体风格。高恒文的《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梳理了京派的形成、发展、结束的历史，梳理这个学院文人的文学流派的活动历史，探究其在现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及其特征。周仁政的《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从文化视角深刻探究京派文学的现代文化意蕴，对京派文学作了一番独到而细致的梳理。刘进才的《京派小说诗学研究》从意象叙事、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情节模式、回忆的诗学、小说文体等方面展开研究。钱少武的《庄禅艺术精神与京派文学》从文论、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角度研究“京派”对于庄禅艺术精神的现代传承与转化，及其对于京派文人的创作心理、价值取向、艺术趣味的制约，从而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品味和艺术风格。文学武的《京派小说研究》在考察京派小说的历史轨迹和流派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其文化韵昧、审美理想、人文精神、文体特征及其与中西方文化的渊源。
在对于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京海比较研究成为一种现象：杨义的《京派海派综论》、《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是此方面的代表。前者的上编“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对京派与海派的流派特点及地域文化背景进行分析：下编“北京上海人生色彩”，注重用图片展示北京、上海的地域文化背景，呈现出文化人类学、地域文化学、比较文化学、生命诗学的融合。后者从文化起因、文化类型、文学主题、审美风格角度展开京派、海派文学研究，比较其与中外文学的关系和发展嬗变过程。
在都市文学研究中，有的学者从宏观视阈展开研究：张鸿声的《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从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现代都市小说的发生与发展、茅盾及左翼都市小说、海派小说的都市风景线、老舍小说与北平文化、论京派都市题材小说、都市与人等角度。由面到点深入研究了都市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田中阳的《百年文学与市民文化》从尚金、尚俗、尚情、消闲等市民文化的视角展开百年文学的研究，比较了上海、北京两种市民文化，认为市民文学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现象。蒋述卓、王斌等的《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从城市化进程与理论的角度，探究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新的审美风尚和审美意识对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着重讨论了理性化、女性、后现代和时尚等审美意识。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从“五四”都市小说、海派小说、都市文明批判、京沪都市文化生态、国统区都市小说、通俗小说等视阈展开研究，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探究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审美嬗变。
四
在中国都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都市文学的创作得到了发展。都市文学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拓展。在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历程中，都市文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都市文学研究的视阈得到拓展。在对于都市文学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中。在都市作家文学创作作品集的陆续出版中，都市文学研究的视阈更加拓展了，不仅鸳鸯蝴蝶派、京派、海派的创作研究更为深入，而且加强了通俗文学、电影文学等的研究，还关注到论语派、社会分析派、普罗文学、新市民小说等；不仅茅盾、老舍、巴金、曹禺、张爱玲等作家的研究得到深入，还拓展了对于其他作家的关注与研究，如诸多海派作家得到关注，诸如徐讦、叶灵凤、邵洵美、曾虚白、章克标、曾今可、杜衡、黑婴、徐霞村、予且、周楞伽、丁谛、谭惟翰等；诸多女性作家的创作引起注意，如苏青、汤雪华、施济美、俞昭明、程育真、邢禾丽、郑家瑷、练元秀、杨依芙、杨怡、周鍊霞、张憬、吴克勤、南婴、曾文强、汪丽玲、何葭水、曾庆嘉、张宛青、丁芝、潘柳黛、雷妍等。有的研究往前追溯，诸如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将上海文学的历史追溯至古代；有的研究往后延伸，一直延伸至文学新时期、新世纪，诸如杨剑龙、李俊国、田中阳、张鸿声等对于都市文学的研究。在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从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拓展到了文学期刊、文学翻译、文人生活、都市空间、城市广告、都市心理等研究领域。
第二，都市文学研究的方法更加丰富。与以往简单化地以阶级斗争观念、社会学的方法研究都市文学不同，在引进域外的文艺理论、研究方法后，我们在传统的社会历史研究、传记研究、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于都市文学研究的方法更加丰富了，从文化学的视阈和方法展开对于都市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为一种趋势。李欧梵从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亭子间等层面重绘上海，从印刷文化、上海电影、文学期刊等层面分析都市文化背景。杨义评说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认为京派和海派既代表着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不同的文化性格，也体现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进度不同、深度不同的文化策略和选择姿态。在对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不仅涉及叙事学、传播学、文体学、文化地理学、译介学、城市学，还关涉到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等，还运用了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比较文学、女性批评等研究方法，使得都市文学研究更为多元与深入。
第三，都市文学研究呈现文学史意识。在都市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的研究，加强了文学史的观照与探究，不再孤立地看待一位作家一部作品，而是努力将其置于文学史发展的轨迹中去分析评说，如对于老舍、巴金、施蛰存、张爱玲、王安忆等的评说，如对于海派文学、京派文学、社会分析派等的研究。诸多学者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探究都市文学的发展变化，如陈平原、袁进、王德威对于晚清文学的研究，范伯群、汤哲声、徐德明等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等，都可见出建构文学史发展脉络的追求。在都市文学研究中，严家炎以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引领流派研究，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较早关注到创造社、新感觉派、社会剖析派、京派、七月派、后期浪漫派的小说，其中诸多与都市文学相关。其他诸如吴福辉、李今等的海派文学研究，赵园、许道明等的京味文学研究，李欧梵、杨剑龙等的上海文学研究，杨义、王富仁等的京海派文学比较研究，李俊国、张鸿声等的都市文学研究等，都呈现出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力图在文学发展与嬗变的轨迹中探究都市文学的发展与特征。
在都市文学研究中，我们也应该看到某些不足与缺憾，影响甚至左右着都市文学的研究与发展。首先，都市文学研究呈现出对某些作家过度阐释的现象。在都市文学研究中，一些作家得到空前的重视，形成一种过度阐释的现象。2012年5月13日，查阅中国知网“主题”栏，张爱玲研究8150条，茅盾6546条，老舍5566条，巴金5449条，林语堂3961条，施蛰存1426条。张爱玲研究得到极大的重视，显然存在着过度阐释的现象。对于张爱玲评价的节节攀升，也有不符合历史的拔高倾向。其次，都市文学研究呈现出某些概念的模糊含混的现象。吴福辉先生在谈到都市文学时指出，“要区别都市文学、市民文学、市井文学、通俗文学等的概念，有时也不易。我认为，‘都市文学’的概念，如说是都市人以都市为表现对象的文学， 一般也说得过去”。这就指出了都市文学研究概念的含混问题，在研究中人们常常将这些概念混用，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甄别，其实影响了都市文学研究的严谨性。再次，都市文学研究呈现出重现代轻当代的现象。由于从“五四”至1949年的文学已基本有定论，而对于1949年至今的文学仍然处于发展与不断被评说的阶段，因此在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现代而轻当代，某些现代作家被一再论析，而诸多当代作家遭到冷落；人们往往重京海而轻其他都市，京派、海派被反复研究，而天津、重庆、广州、南京、武汉、成都、杭州、深圳等城市文学却受到忽视，这显然对都市文学研究的发展不利。
在中国不断加快都市化的进程中，都市文学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对于都市文学的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责任编辑 刘保昌）1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6篇
摘要：外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自开始以来一直发展迅速，其发展状况远好于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笔者希望通过对外国儿童文学译介的研究方向综述，探索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发展的奥秘，为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走出去”贡献一份力量。
关键词：外国儿童文学;翻译
一、引言
儿童文学一直是文学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文学翻译与儿童文学紧密相关。由于儿童文学本身在文学研究中长期受到忽视，中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寿敏霞，2008）。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受国外儿童文学翻译影响深远。因此，笔者认为了解国外儿童文学译介有利于指导中国儿童文學翻译实践，更好的帮助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走出去”。
二、外国儿童文学译介研究现状
文学翻译及其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直至20世纪中叶才兴起（应承霏，2015）。目前已经有许多书籍研究介绍了儿童文学翻译发展状况，如已出版书籍《牛津翻译研究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就独立成章的介绍了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英国著名儿童文学研究者吉莉安？莱西（Gallian Lathey）在此书中明确提出儿童文学翻译已经成为翻译研究的子域（张群星，2014）。吉莉安？莱西（Gallian Lathey）撰写的专著《儿童文学翻译导论》（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系统、全面研究了儿童文学翻译，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具有引介的价值与意译（黄文娟，刘军平，2018）。截止到2019年4月，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以“儿童文学翻译”为主题进行检索，初步获得相关文献1422篇。文献初步筛查完成后，通过跨库选择“期刊+硕士+博士”进行第二次筛选，收集论文共计1379篇。相较于周方雨歌和方芳（2019）的发表论文内容中提及内容，已经增加近300篇文献。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热情在不断的高涨。
对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主要为以下几类：
1.基于儿童文学翻译译者的研究，比如译者的翻译策略，意识形态，译者主题性，译者风格等。如2010年Gillian Lathey发布了书籍《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的角色：隐身的讲故事人》（The Role of Translator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visible Story Tellers）（周方雨歌，方芳，2019）;徐德荣和姜泽珣（2018）在国内著名期刊《中国翻译》上发表论文《论儿童文学翻译风格再造的新思路》，探讨讲述了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呼吁要有对儿童文学的译中风格意识;高洁（2019）发表论文《改译”策略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运用——以任溶溶<夏洛的网>译本为例》，以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夏洛的网》的中文译本为例，讨论了“改译”策略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成蓉和孙黎（2019）对于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情愫及其贡献做出了详细的研究介绍。
2.基于儿童文学翻译读者的研究，如读者接受度，读者反映论等。儿童文学翻译读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儿童。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界定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鉴于此群体的特殊性，所以受到广大研究者和学者的重视。刘秋喜（2016）认为儿童文学翻译要基于儿童，译文要符合儿童的审美情趣，以儿童为本位。
3.基于儿童文学翻译相关社会因素的研究，如文化负载词研究、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分析儿童文学译介作品等。徐德荣（2004）提出要关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问题，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活动，儿童文学翻译也得关注其中文化的翻译;王素雅和李忠霞（2018）以《爱丽丝奇境历险记》为例，分析吴钧陶的《爱丽丝奇境历险记》译本，结合儿童的心理、审美和认知等特点探讨儿童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徐德荣和何芳芳（2018）也是以《爱丽丝奇境历险记》为例，从认知视角探讨游戏精神的再造问题等。
三、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儿童翻译发展的意义
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王泉根，2004）。儿童文学翻译作为连接各国儿童文学沟通的桥梁充当了前所未有的桥梁作用。对于外国儿童翻译的研究，有以下几点意义：1.拓宽中国国内研究视野范围。迄今为止，我国市面上还未见系统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著述（黄文娟，刘军平2018）。研究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著述，如《儿童文学翻译导论》（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无疑具有重大意义。2.帮助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2016年4月4日曹文轩荣获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国家安徒生奖”，向国人证明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可以成功走出去，可以在世界有自己的声音，激励国内儿童文学学者、研究者、译者更有信心帮助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
四、结语
国际译介名刊Meta在2003年第一期举办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专刊，囊括了来自三大洲17个国家的学者的论文，但却没有中国学者的声音（徐德荣，2004）。这说明中国儿童翻译研究目前还存在大量的发展空白。笔者希望，通过此文增进国内学者对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了解，引起国内学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帮助更好的引导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实践，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张群星，王东梅.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视角[J].语言教育，2014，2（04）：73-76+82.
[2]应承霏.近30年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现状与趋势[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38（03）：119-127.
[3]王泉根.20世纪下半叶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综论[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02）：28-37.
[4]寿敏霞.儿童文学翻译综述[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 （02）：131-133.
[5]徐德荣.儿童文学翻译刍议[J].中国翻译，2004（06）：35-38.
[6]徐德荣，姜泽珣.论儿童文学翻译风格再造的新思路[J].中国翻译，2018，39（01）：97-103.
[7]黄文娟，刘军平.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再叙事的审美愉悦体验——《儿童文学翻译导论》述评[J].东方翻译，2018 （03）：82-85+93.
[8]徐德荣，何芳芳.论儿童文学翻译中游戏精神的再造——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J].外国语言与文化，2018， 2（02）：115-127.
[9]周方雨歌，方芳.近十年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汉译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J].语文学刊，2019（02）：114-124.
本文系吉首大学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项目名称《中国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项目编号：JDCX2018055研究成果。
（吉首大学 湖南张家界 42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