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像我来说，活了快一个世纪了，我看的东西恐怕比很多人都多，比如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等，这一百年来发生的事，你们都想象不到的，我都看到过，而且我经历过。比如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经过就不简单，经过文化大革命你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就我个人来说，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很有收获，就是熟悉了人类的历史，这百年中看的东西，就是一部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一个人岁数活得越大，就越是随时要向社会、向人类的经验学习。
——罗永麟
前不久，在华东师大，“罗永麟先生民间文学教学六十年庆祝会”开得热烈而庄重，当仙风道骨的罗永麟先生手拄拐杖从大门外走入会场时，来自海内外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家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对这位民间文学前辈学者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罗永麟，1913年生，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四川自贡市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民间文学被正式纳入高等学校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时，罗永麟先生就率先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主要论著有《中国仙话研究》《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等。罗永麟先生是我国民间文学教学的创始人之一。
以下访问，是笔者在罗永麟先生寓所所做的对话。该寓所坐落在华师大一村，是一栋小洋房，经过整修，前后是郁郁葱葱的大草坪，显示出勃勃生机。
谈经历
郑：罗先生，请您介绍一下四川老家的情况，好吗？
罗：我自贡老家的房子叫“六一堂”。为什么叫“六一堂”？ 主要是由六房人，曾祖父是六弟兄，我们是第五房，曾祖父是老五，家就是他发的。“洪杨之乱”（太平天国）时是真正的百万富翁，那时规模是很大的，在重庆、成都、泸州、富顺到处都有分号。主业是盐商，副业开当铺。小时候听祖母讲，每天晚上骡、马驮运银子回家，媳妇们最苦的事就是搬银子。罗世文的父亲就是派在重庆的代表，死在重庆的。“洪杨之乱”平息后，家族就破产了。
郑：罗世文是第几房？
罗：与我是同一房的。他跟我父亲是亲堂兄弟，他的父亲跟我祖父是兄弟。羅世文很聪明，读书也很用功。中学毕业时英文都可以看书、可以写作了。学英文时，《鲁滨逊漂流记》整本书他都能背，跑到房顶上去背，怕影响别人。中文的诗也做得很好。我们家族很复杂，既是大盐商，又是书香门第，有二十几个留学生。我做学问主要是自学，我认为学校对一个人的成就影响不是很大的。你看鲁迅等都不是靠学校，都是靠自己。我读书，基本上是我姑母、叔叔帮助，我姑母家很有钱，有几十万的财产。
郑：你和罗世文、陶敬之（注：两人皆是著名的“红岩烈士”——歌乐山英烈）是否在同一学校读书？
罗：都是重庆省立商业中学。商业学校全省只有这一所。我和陶敬之不同年级，他比我高一级。
郑：抗战时期，您在重庆吗？
罗：主要在重庆，曾回自贡老家住过两年。抗战时期多苦啊，我的行李就在重庆全部被轰炸完了。重庆大轰炸，死了一万多两万人。
郑：罗先生，请您介绍一下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经历。
罗：那就很早喽。我当时在日本读书，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因为要到乡间调查研究，所以就接触到了很多民俗、民间歌谣、民间文学等东西，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是研究经济，但对民间文学、民俗感兴趣。这就是我最初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开始。
郑：在日本期间您接受了哪些有关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著作呢？
罗：当时在日本读书期间，接触到最早的是柳田国男的著作，后来就是关敬吾他们一批人的著作，但实际上我接触的面比较广泛，当时欧洲的，比如泰勒的《原始文化》，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宗教与科学》，这个时候有些接触，后来嘛就完全在自学的基础上，搞民间文学。因为我的专业是经济，民间文学、民俗学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展开的。
郑：小时候的经历对您后来搞民间文学有影响吗？
罗：小时候的经历是这样子的。我是在四川重庆长大的。重庆属于巴渝。四川有一个诗人叫吴芳吉，他写有一首诗《巴渝歌》：“巴人自古擅歌词，我亦巴人爱竹枝，巴渝虽俚有深意，巴水东流无尽时。”重庆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都会地方，它的对面南岸，完全是乡村，古代民歌的东西仍流传在民间，所以我从小对于民间歌谣都能唱的，我到乡下去有接触，这是幼年时代的影响。还有呢，我的祖母很会讲故事，中国的四大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她都讲给我听，所以我从小对四大故事就很有兴趣，后来教学时候就将四大故事作专门的研究。
郑：那么，真正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是从哪年开始的？
罗：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民间歌谣这类东西，那时候有个叫林兰的，林兰在北新书局出了很多民间故事的书籍，我都接触了，这是最早的。当然林兰编的东西比较粗糙，但他把民间的东西、原始的东西拿出来了，后来研究民间文学还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认为林兰对中国民间文学是有贡献的。
郑：您自己最早研究民间文学，那写文章和教学情况又是怎样的？
罗：最初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一方面接触到了日本和欧洲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民俗学，同时我们那个时候在日本，苏联的文化也接触到了，所以我最早翻译的一篇东西，就是《苏联大众与文学》，事实上这篇文章也是谈民间文学的，所以我当时除了欧洲的东西外，对苏联的民间文学也有所接触。
郑：最早翻译的那篇文章大概是哪一年？
罗：我翻译的这篇东西，是1936年在《文海》杂志上发表的，叫《苏联大众与文学》（刊《文海》创刊号，1936年8月15日由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文原著除村吉太郎，译者余颀[是罗永麟的笔名。
郑：后来回国以后到大学里教书是哪一年？
罗：到大学里工作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喜欢民间文学，我有个老同学贾植芳贾先生，他在震旦大学教书。解放初期，中国那个时候向苏联学习，要开民间文学的课，但找不到人，当时搞民间文学的人很少，贾先生知道我喜欢民间文学，就来叫我了。当时三个学校开了民间文学课，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一个是复旦大学，还有一个是上海震旦大学，当时钟敬文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赵景深赵先生在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就是我教，当时开民间文学课最早就是我们三个人。那是在1951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民间文学课——在旧中国大学里是看不起民间文学的。人民当家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中国跟苏联还比较友好，学苏联开民间文学课，而且这门课在当时是必修课，学一年，很认真的。
郑：您跟贾植芳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罗：我跟他在日本时是最好的朋友，每天晚上都要去喝酒，我19岁，他大概17岁，每天晚上到“烧鸟”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去，那时就是喝清酒，好玩，乱谈，年纪轻哪。他18岁时写了篇东西很出风头，《人的悲哀》，他跟胡风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写了篇小说《人的悲哀》，寄给胡风，当时贾植芳还是小青年，唉，胡风给他发表了，还非常捧他，给了18还是20日元稿费，那时日元很值钱哪，相当于我们的大洋。我们当天晚上就去大吃了一顿。当时在“烧鸟”喝酒五毛钱就够了，吃了一两个月。我们两人最谈得拢。有些人我们看不惯，比如任白戈和郭老写的文章，让我们两个帮助抄，我们都不肯。那个时候我们都崇拜鲁迅先生，对郭老有看法。在留学生中，我们的文笔比较好，任白戈、魏猛克、周扬他们这一些人的文笔我们也认为是不行的，学日本人，欧化，就是周扬的文章也是欧化。有一件事让郭老很不高兴，郭老要翻译《资本论》，但是没有钱，要筹集五千块钱，喊我、贾植芳每人出20块钱，贾植芳说老罗你看出不出，我说我是这样想的，郭先生翻译的都是文学的书，翻马克思的《资本论》好像比较困难，贾先生说那我们就不出，所以我们两人就没有出。郭老对我就很恼火。我认为郭老的德文水平要翻译《资本论》比较困难。
郑：郭老是用德文翻译还是日文翻译？
罗：假如用日文翻译是很好的，郭老的日文很好的。后来北京的几个学者（当时巴金也在东京）也认为郭老翻译德文的《资本论》比较困难，都不赞成，结果就没有成功。我们跟郭老比较接近，我们不出钱，所以郭老很恼火。我跟郭老很熟，因为都是四川人。说老实话，郭老有学问，人特别聪明。比如说，写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他就在咖啡店的桌子上写，速度快啊，笔头很快，写完了就让人抄，我和贾植芳都不肯抄，郭老不高兴，好像不支持他。因为我们不赞成他同鲁迅两个人吵架。我和贾先生是中立派，也不反对鲁迅，也不反对周扬。
谈研究
郑：四大民间故事的提法是您最早提出来的，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罗：当时在震旦教学是自己编讲义，根据我国、日本、欧洲和苏联的资料，编了一个讲义大纲，讲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基本理论，同时我也写文章，当时写了一篇《试论牛郎织女》，这是我研究民间文学正式写的第一篇文章，后来我就提出了中国四大故事研究。在教学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发表了关于孟姜女故事、关于白蛇传故事、关于梁祝故事的研究论文，并结集出版了一部书叫《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
郑：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您认为哪些贡献是比较大的？
罗：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当时学苏联，好像有些东西太呆板了。说得不客气点，有些教条的东西，所以我的民间文学著作中，不完全照搬日本、欧洲的，也不完全照苏联的，是我自己的体系。我的东西基本是从民间、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换一句话讲，基本上是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
郑：在您的研究中，特别重视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文人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您是如何考虑的？
罗：我当时在民间文学教学过程中，对同学们是这样讲的，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根本，因为文学的发展，首先是从民间文学，然后发展到通俗文学，从通俗文学发展到文人文学的，现在很多人重视文人文学，但殊不知真正文学的起源是源于民间，然后发展为通俗文学，然后文人染指——文人文学是在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最近著了一本书叫《论中国文学发展规律》，主要就是談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文人文学三位一体论，所以我的体系，假如要说有体系的话，就是把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文人文学综合起来加以研究，研究的目的就是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
郑：那您觉得这种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罗：中国过去传统的看法对民间文学是比较轻视的，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就已经把民间文学提得很高了，人类最初的文学就是民间文学，鲁迅先生说的“杭育杭育”派，就是最初劳动人民抬东西劳动时唱的歌，所以最早的文学是歌谣，这是文学的起源。高尔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一个作家假如不懂民间文学就成不了大作家。他列举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歌德、莎士比亚，这些人都是熟悉民间故事、民间文学的。
郑：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敢问您，您原来是学经济的，应该说研究经济的学者社会地位比较高，您后来为什么改行研究民间文学呢？民间文学在研究领域常常是被人看不起的。
罗：你提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因为研究经济我有自己的一个观点，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离开了人民的生活、离开了民间文化，有些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还有一些民俗的东西，假如不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你也不会懂得。比如传统节日，为什么中国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节日几千年来在中国一直盛行？解放初期的时候，这些节日基本上废掉了，但最近国家重新确定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为固定节日，这就表明，必须吸收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的养料发展中国固有的文化。
郑：在您几十年的治学经历中，有哪些治学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年轻学者的呢？
罗：研究民间文学，过去传统文人轻视，是他们不了解，因为研究民间文学除了民间文学本身之外，必须了解通俗文学，必须了解文人文学，研究民间文学要有广博的知识，不仅要懂得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还要懂得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情况，才能研究民间文学。所以研究民间文学，我的看法很不简单，我写的东西，很多人都认为古典的东西特别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离开历史，离开社会经济，就没有办法来研究文化，研究文学，所以在这里头，没有广博的知识，你就不懂得中国民间文化的起源，通俗文学的起源，与文人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过去有些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论文的水平不高，事实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自五四以后有许多很高水平的，比如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还有后来的关于梁祝故事的研究，这些都是很有成就的。不仅在文学上，在音乐上都有所发展。所以我认为搞民间文学，没有深厚的国学的基础，没有外国文学的知识，没有社会政治经济的知识，是很难进行研究的。现在写出的民间文学文章，有些水平不高，事实上是研究者本身这方面的知识还不够充足。希望年轻的民间文学学者能有广博的知识基础。
郑：除了广博的知识以外，作为年轻学者还要注意些什么？
罗：我觉得民间文学最重要的是它存在于民间，所以必须要有田野作业。研究民间文学不重视田野作业，不到农村去调查，不到农村去研究，要想得到民间文学真正的知识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现在年轻人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一方面要读理论打基础，另一方面要从实践方面，从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丰富自己的知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然就会变成空谈。
郑：您对目前的民间文学研究现状或发展情况，有什么看法？
罗：据我知道的情况来看，现在民间文学研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对民间文学实际资料的掌握还不够。现在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面更广了，非常广。要研究民间文学困难重重。要真正成为一个民间文学研究家，必须要相当的努力，相当的工夫才行。现在大学里设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博士点，这是好的，这是提高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基础。
郑：除了这些以外，您觉得还存在什么问题？
罗：五十年代学苏联，当时很重视民间文学，要学一年。后来文化大革命，把民间文学打入了冷宫。现在民间文学作为选修课，今后要发展民间文学，要发展非物质文化，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东西？我个人的看法，非物质文化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民俗现象，就是民俗学，节日、祭祀、民间传统的风俗习惯，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是现象；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应该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核心，因为民间文学是表现人民思想感情最直接的东西，所以要真正理解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必须要把民间文学作为核心。所以我认为民俗是现象，民间文学是核心。研究民间文学必须跟民俗学结合起来，两者有分别，但是有关系，要融会贯通，什么原因呢？这个科学，我个人看法，过去把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混淆了，我认为民俗学是属于社会科学，民间文学是属于文学，属于思想感情的东西，所以两者有区别，但能够融合、联系起来。
谈观点
郑：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全国开展，您怎么看？
罗：就世界范围来说，像中国民间文学这么丰富、而且保存下来的，很少。阿拉伯国家像《一千零一夜》这些，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遗失掉了，像波斯（伊朗）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遗失掉了，现在能够保存下来比较完整的，就是中国的东西。比如中国二十四史中就有很多民间文学的东西，有一本《古谣谚》的书，它就把二十四史中的歌谣、谚语等东西基本上都集拢来了。中国的民间文学特别丰富，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展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集成、歌谣集成、谚语集成）工作，仅公开出版的省市卷就达90余卷，总字数在1亿以上，还有难以计数的内部出版的县卷本（少数地方编辑了乡镇、街道卷本），被称为“文化长城”工程，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无价之宝。我们现在对民间文学的对外宣传还不够，应该在这方面扩大宣传。
郑：请您谈谈对民间文学改编再创作问题的看法。
罗：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大概在八十年代初，有一个叫张弘的提出改旧编新，很多人都认为不符合民间文学的规律，违反民间文学原则，当时就加以批判，批判得很厉害。当时张弘跟我有接触，他问我的意见，我当时的观点是他的提法是对的，但具体的办法不清楚，原则上我同意。什么原因呢？我们举一个例子，中国《诗经》最早的原始东西我看是徒歌，是口头文学，然后才通过民间的下层文人把它搜集起来，成为《诗经》，然后文人才加工，现在的《诗经》，实际上就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成通俗文学，然后文人加工成为现在的经典著作。从《诗经》这个例子来看，改旧编新是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是反对不了的。当时有人认为张弘的提法违反民间文学规律，我认为是偏见，真正的民间文学必然会发展成为通俗文学，事实上就是改旧编新。所以现在很多故事，比如四大故事中的梁祝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事实上原始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差得很远，是逐渐改旧编新的。改旧编新这个规律，将来应该提倡，不应该批判。当时批判改旧编新的这些人，我认为是教条，是学苏联的教条，苏联当时就认为口头的东西必须绝对忠实，不能改编。原始的故事保存原样一字不改，但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必须经过改编，不改编就不会成为文学作品。
郑：现在有很多民间故事都改编成为电影、电视剧了，最近我看到牛郎织女也已经改编为电视剧了。
罗：像四大故事，假如不经过改编，原始故事太简单了，没有什么趣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四大故事，事实上都是经过改编了的，像孟姜女故事经过了几千年的改编，白蛇传也几百年了，梁祝故事上千年，经过了很多下层文人、上层文人的加工改编；而且不仅仅是文人，民间艺人也参与了改编。如梁祝戏剧，在民间戏剧中就很流行。所以中国的民间文学单纯从文学角度看还不全面，要从民间艺术、民间戏曲、民间文化结合起来看，才可以看出它的发展，看出它实际上是不断改旧编新的。
郑：最近对民间故事改编也有很多议论，有些故事改编后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梁山伯祝英台成了武艺高强的武林高手，像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罗：中国的四大故事像《白蛇传》还没有像歌德这样的作品，这个当然是一个遗憾，这个就要靠中国文人的努力了。因为只有歌德这样的水平，才有可能将《浮士德》改编成经典著作，你没有这个水平，就没有办法改编。但是《白蛇传》这个故事的原始故事是非常丰富的，我记得有一年美国著名戏剧家梅勒到上海，看了《白蛇传》之后，他说中国的《白蛇传》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那就说明四大故事本身就已经成为了很了不起的东西了，就是还没有达到经典的水平，就是还没有像歌德这样的大文学家来加以改编，这一步还没有走到。但是从现有的角度来看，四大故事已经是了不起的作品了。现在拿歌德的《浮士德》来衡量四大故事，我觉得是不实际的。从中国四大故事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情况来看，是很成功的。当然我们要提高，要赶上《浮士德》，还需要文人的加工。所以对于民间文学作品本身不要贬低，民间文学如四大故事的成果，现在已经了不得了。
郑：罗先生，您对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方面有些什么建议？民间文学学科这么多年来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面临的问题也很多。
罗：现在我觉得民间文学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提出来之后，又重新重视了一些。但是实际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北京有《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学》，上海有《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由前者改名而来，同一刊物——著者），还有别的地方也有一些（刊物），主要是靠北京和上海。当时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过后，引进了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思想，对于传统的东西，基本上是否定的，不仅是民间文学，其它东西都不大重视。这个风气一来，把五四以后、解放以后研究民间文学的传统抛弃了，没有好好继承下來。现在的研究工作，就是赶时髦，哪个问题比较时髦一点，大家都集中到那个方面，真正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著作，别人认为水平不高，就是这个原因。很多研究民俗的文章著作，就是抄中国的古书，自己的见解很少。借鉴日本、借鉴欧美的人类学、民俗学，这点不可否认，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把拿来的东西化为自己的，这个过程很艰难，我的看法还没有过去。要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必须要把外国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加以比较研究，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方向。我觉得民间文学研究应该提出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要提倡研究中国的民俗学、中国的民间文学，不是日本的，也不是苏联的那套老的东西，应该是新的路子。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光靠少数人的研究是不行的，必须要政府提倡，要办杂志，比如上海来说，应该办一个民俗或民间文学的杂志，像过去民研会办的《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这类的东西，北京也应该把《民间文学论坛》整顿好。另一方面，大学，高等学院，如上海的复旦、师大，应该把民间文学这个课程作为必修课，因为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是一个国家文学的根本，你把这个作为选修课是不对的。
郑：还有您个人的治学经验，能不能说说，供年轻人学习。
罗：像我来说，活了快一个世纪了，我看的东西恐怕比很多人都多，比如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等，这一百年来发生的事，你们都想象不到的，我都看到过，而且我经历过。比如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经过就不简单，经过文化大革命你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就我个人来说，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很有收获，就是熟悉了人类的历史，这百年中看的东西，就是一部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一个人岁数活得越大，就越是随时要向社会、向人类的经验学习。
还有就是我现在有个感觉，不知你们的感觉怎样？最近我接触到了一些年轻博士，我觉得他们有个缺点，知识面不够广，无论是谈到文学，谈到历史，谈到哲学，谈到文化，有很多问题他们都没有接触过，这样子一来，他们要提高就受到了限制。我感觉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普遍，所以我希望基础教育大学本科应该加强，很多大学生写的文章实在不大高明。过去提倡大学上大学语文，我认为不必要，母语的阅读、写作应该在高中阶段就解决，在大学里再来开大学语文课是不科学的，耽搁了年轻人的时间，占用了他们的时间。在大学里应该读专业课了，不该再读基础课，大学语文是基础课。现在提倡学英文我不反对，但是母语首先要解决，然后才谈得上学外文。假如外文好而母语写不通顺，你就没有表达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的基础方面还不够扎实。你们在大学里当教师要重视这方面。
郑：罗先生，其它的您还想谈些什么吗？
罗：还有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现在活动蛮多，也是蛮好的，就是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与实际的结合方面好像还做的不够，所以我希望协会应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还有出版社，你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原来有民间文学编辑室，应该继续发展，不要停下来。这就是我个人的希望。
郑：罗先生，最后请教一个问题，您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何看法？
罗：我们中国的作家不太注重民间文学，这是个很大的损失。现在我们的作家都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国外的大作家，如托尔斯泰，他自己就写民间故事，高尔基更不用说，他用民间故事来写短篇小说，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对民间故事的改写，跟民间文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对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就搜集民歌，德国的著名诗人海涅跟民间文学就有很密切的关系，席勒、歌德的诗歌很多都是民歌体。我现在的看法，中国现在的文学，说得不客气一点，国外看不起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作品没有民族风格，现在的新小说看起来就像是外国人写的，假如他不写中国人的名字，说它是外国人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技巧方面完全是学外国。但是国外的文学，比如日本的文学，如川端康成他们的作品中民间的东西就很多，尤其是芥川龙之介，像《龙生门》等小说就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所以我们中国文学界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民间文学重视不够。一个民族要把自己的文化向世界宣扬，要从实际上做。你比如中国的四大故事，确实很有价值，假如现在有一个作家把四大故事改写好，就等于歌德写《浮士德》、莎士比亚写戏剧一样。中国民间的东西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继承下来的都是文人的东西，所以谈中国古典文学，就是文人文学，甚至连通俗文学都重视不够。事实上，在老百姓中间影响大的，除了民间故事之外，还有就是通俗文学。如《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民间戏剧表演的几乎都是这几部书中的故事，水浒戏、西游戏、三国戏，所以你们在大学里教民间文学，就应该大大提倡，要说出它的价值。民间文学的价值，像《梁祝故事》，为什么这么感人？我那几篇文章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文化因素。
外国文学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一、用绘画艺术讲解外国文学背景——以人文主义文学为例
在外国文学课堂讲授过程中，要真正理解人文主义文学，就需要对其产生的大的历史环境、历史背景——文艺复兴有一定的了解。对背景性的文艺复兴的掌握，非常重要。如若单靠文字描述、口头表达去让学生领会文艺复兴的精髓，存在着不小的难度。
以讲解人文主义文学的世俗倾向为例，要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人文主义的世俗性，可以结合波提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由中世纪以来以基督教神占绝对主导地位，转向古希腊的诸神们逐渐重新成为艺术的主角。学生结合先前对古希腊神的“神人同形同性”这一特点的掌握，要理解以“爱与美”之神——维纳斯所代表的世俗性，是相对要容易的。由此为基础，当学生学习拉伯雷的《十日谈》等作品时，对于其中关于世俗生活的描写与称颂，理解起来就会更加自如。
此外，绘画作品的运用，对于理解文学发生发展的背景的变化有一定的帮助。依然以人文主义文学为例。人文主义文学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文学思潮，人文主义文学的早期和晚期有诸多的差异。体现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十分明显。其早期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散发着对人文主义理想真切的希望和信仰。而在其中期作品《哈姆莱特》中，莎士比亚对待人文主义之态度由盲目乐观转向了质疑和思考。这一点在哈姆莱特的“延宕”中尽显无遗。但是在人文主义文学的概述课中，要让学生理解这一点是困难的。因此，让学生去欣赏米开朗琪罗不同时期创作的不同，是更加直观、有效的去理解人文主义的一种方法。米开朗琪罗早期雕塑作品《大卫》的青春、理想、笃定、力量，到其中期壁画《末日的审判》，米开朗琪罗将自己画成了一张人皮，由此彰显其对人文主义信仰的反思。再到其晚年系列雕塑作品《囚徒》，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的灵魂之被禁锢，自由理想之无法实现。通过米开朗琪罗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的讲解，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人文主义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是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的。
二、用绘画艺术讲解外国文学思潮——以浪漫主义文学为例
“浪漫主义”时期，作为欧洲艺术发展史上创造性艺术最为丰硕的一个时期，要让学生充分理解浪漫主义时期的创造性，就需要引导学生从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出发。浪漫二字，我们可以将其拆解为“浪”以及“漫”这两个部分。“浪”字，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放浪”、“不受拘束”等，而“漫”，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自由散漫”、“漫不经心”等。这两个字显示出了浪漫主义思潮十分核心的精神特点，就是对自由的追求，对束缚和规则的打破。与先前的新古典时期对规则的过度推崇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何让学生去理解浪漫主义思潮中对自由的热爱，对生命自然迸发的热情，依然可以借助浪漫主义时期的绘画作品。
以《自由引导人民》为例，在讲解浪漫主义思潮的崇尚自由这一点时，这幅画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人们对“自由”的渴望。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在自由女神的号召下，团结一致对抗贵族的统治，以期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
此外，绘画作品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浪漫主义思潮中的“个人主义”。以西班牙画家戈雅《1808年5月3日》为例，在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的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普通人民的恐惧、绝望、无助。这一点和我们传统教育中的民族英雄面对死亡时的巨大勇气、视死如归的气质是截然不同的。通过这一副作品，能够让学生站在个人真实生命体验的角度去理解去体会死亡，而不是既定的民族国家的角度。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对于浪漫主义文学中对个人个体生命体验的强调至关重要。
三、用绘画艺术帮助理解外国文学人物形象——以《莎乐美》为例
绘画作品在外国文学课堂上的引入，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理解人物形象。唯美主义代表性作品王尔德的《莎乐美》，是文学史上一位非常奇特的女性形象。我们的学生在“文以载道”的文学评价体系中长大，很难理解唯美主义作品对道德的摒弃，文学纯粹之追求美这样一种艺术诉求。莎乐美这一绝美的女性，在王尔德的笔下显得凄美又残酷。引入不同时期的与莎乐美相关，或以莎乐美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来理解不同时期的莎乐美形象，对于学生接受唯美主义是有帮助的。唯美主义并非倡导摒弃道德，而是反对文学创作中的功利主义倾向。道德上的教化作用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且作家有意为之。
综上所述，在外国文学课堂上引入绘画作品，是能够对学生更好地学习外国文学作品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的。
参考文献：
[1]曹晓青.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外国文学教学与改革[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02.
[2]谢南斗.外国文学教学改革新思路[J].外国文学研究，2001.09.
[3]张沁文.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J].教育与职业，2006.05.
（作者单位：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
外国文学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五四语境下，翻译文学的经典建构在新文化精英们建设新文化和新道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赞助人理论的观照下，本文从译者的译介、编辑部文化精英的介绍与评论、刊登特别启事及译作的再版等方面，探讨了《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的赞助路径。对《娜拉》经典化赞助路径的探析，对当前通过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赞助，来推动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新青年》 编辑部 《娜拉》 经典化 赞助路径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也是文化的转型期。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境遇，翻译在中国的多元文化系统中从边缘进入中心，在文学和文化的嬗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实现其建设新文化和新道德的目的，新文化精英们不仅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且有效推动了翻译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挪威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的话剧《娜拉》是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经典之作。长期以来，学界对五四时期《娜拉》在中国经典化的历史语境、文化及意识形态动因进行了探讨。林丹娅[1]、罗列[2]、任淑坤[3]从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的视角解读了《娜拉》经典化的源起；王宏志[4]、邵毅[5]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娜拉》的经典化进行了解读；张春田[6]分析了五四时期“易卜生热”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娜拉》在五四时期经典化的源起被较多关注形成对比的是，对五四时期《娜拉》经典化的赞助人研究尚无人涉足。《新青年》编辑部在《娜拉》的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赞助人角色。本文拟从《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的赞助路径的视角，对五四时期《娜拉》的经典化进行解读，以期对当前通过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赞助推动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赞助人与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多集中在译文、译者及目的语国家的历史境遇、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译者是翻译过程的操作者，是翻译的主体，而译文则是翻译过程的成果，理应受到较多的关注；处于多元社会文化系统之中，翻译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也必然受到目的语国家的历史境遇、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受到广泛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整个翻译作品经典化过程里，其他一些极具影响的元素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却往往被忽视的课题是翻译作品经典化的赞助人问题。翻译赞助人指那些足以促进或阻碍文学作品的翻译、阅读乃至经典化的力量。
正式提出要认真探讨赞助人在文学活动中扮演的角色的是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他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指出，社会上有两个确保文学系统紧贴该社会内的其他系统，不致脱离得太远的控制元素。元素之一在文学系统内部，主要指一些“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译者等，他们虽然不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但却能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提供服务。第二个元素是在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人”（ patronage）。 “赞助人”指那些“足以促进或窒碍文学的阅读、创作和重写的力量（包括人和机构）”，他们可以是一些人、宗教团体、社会阶层、政党、出版商，乃至杂志、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播媒介等，他们协调文学系统跟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7]勒菲弗尔把文学系统看做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subsystem），从文学系统内外不同的视角进行文学研究的方法对翻译研究很有启发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文学也可视为整个文学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翻译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并不是由翻译文学系统内部的元素单独决定的，往往受到翻译文学系统之外赞助人的操控或影响。《新青年》编辑部的文化精英们是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倡导者，为实现其建设新文化和新道德的目的，他们在《娜拉》的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赞助人角色。
二、《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的赞助路径
1. 译者的翻译
晚清以来的文学翻译带有鲜明的强国保民的政治动机。《新青年》编辑部进行的翻译活动秉承了晚清以来文学翻译注重其社会功用的传统，特别重视其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作用。《新青年》一至九卷中，翻译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作为一个文化批判刊物，《新青年》尤为重视文学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对以《娜拉》为代表的易卜生作品的译介，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文化精英们启蒙女性、塑造新女性，以推动社会和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路径。
挪威戏剧大师亨里克·易卜生是欧洲近代戏剧新纪元的开创者，他在戏剧史上享有不朽的声誉。易卜生一生共写了20多部剧作，主要是现实主义的散文剧即话剧。易卜生的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探讨了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如反对传统道德，倡导妇女解放、个性自由等。其目的在于唤醒民众，从而改良社会。为易卜生赢得世界声誉的是他的力作《娜拉》，该作品通过女主人公与丈夫情感决裂的过程，暴露了男权社会中的妇女地位與解放问题，激励受传统婚姻和伦理观念束缚的人们为争取自由平等而努力。《新青年》编辑部的文化精英们从《娜拉》中很容易解读出新文化运动中较为振奋人心的两个主题——女性解放与个性主义。易卜生作品所表现的社会改良思想契合了《新青年》编辑部文化精英们的建设新道德和新文化的期待视野。因此《新青年》编辑部对其作品倍加青睐。《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刊发了罗家伦、胡适翻译的《娜拉》。自此，《娜拉》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并逐步走向经典化。
2. 编辑部文化精英的介绍与评论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文学和文化批判刊物。在刊发罗家伦、胡适翻译的《娜拉》的同时，作为五四时期青年们的精神导师的《新青年》编辑部的文化精英们对《娜拉》剧情和人物的介绍与评论，在《娜拉》经典化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了“易卜生专号”，在刊登《娜拉》全剧的同时，也刊登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袁振英的《易卜生传》。胡适和袁振英在各自的文章中都对《娜拉》进行了介绍与评论。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评论娜拉：“那娜拉戏里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戏台，他自己是台上的猴子。他有胆子又不肯再装假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了戏台，去干他自己的生活……娜拉戏里写娜拉抛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己。”[8]袁振英在《易卜生传》一文中评论娜拉：“当娜拉之宣布独立；脱离此玩偶之家庭；开女界广大之生机；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本其天真烂漫之机能，以打破名分之羁绊，得纯粹之自由……”[9]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编辑部的文化精英们，是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和倡导者，是许多青年学生的精神导师和偶像。他们对《娜拉》的介绍与评论引发了人们对娜拉这一新女性形象的深刻思考，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震动，有力推动了《娜拉》在中国的经典化进程。
3. 刊登特别启事和译作的再版
在译介《娜拉》之前，《新青年》编辑部刊登了两次特别启事，告诉读者《新青年》将推出易卜生专号。第一次启事指出：“易卜生为欧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尚无译本……除拟登载易卜生所著名剧《娜拉》全本及《易卜生传》之外，尚拟收集关于易卜生之著作，以为介绍易卜生入中国之纪念。”特别启事的刊出，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为《娜拉》的经典化之路做好了铺垫。
1919年，《新青年》再版一至五卷。再版预约广告称，该刊物“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可算近来极有精彩的杂志。识见高超的人，都承认本志有改造思想的能力，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出版物”。[10]《新青年》编辑部对一至五卷的再版扩大了《娜拉》的读者范围和社会影响，有力推动了《娜拉》的经典化。
结 语
通过译者翻译、编辑部文化精英的介绍与评论、刊登特别启事及译作的再版等路径，《新青年》编辑部有力推动了《娜拉》的经典化，对當时的新文学、新文化和新道德建设，乃至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新青年》编辑部对《娜拉》经典化的赞助路径，对我们通过对翻译文学的经典建构来推动当前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译者主体性视角下体育新闻中的隐喻翻译研究”（SK2012A11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林丹娅.华文世界的言说：女性身份与形象[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3）：85-86.
[2] 罗列.女性形象与女权话语——20世纪初叶中国西方女性形象译介研究[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43-44.
[3] 任淑坤.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3.
[4]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1.
[5] 邵毅.女性身份的构建与本土文化身份的塑造——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中女性形象探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81.
[6] 张春田.论五四时期的“易卜生热”及其文化逻辑[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1）：88-101.
[7]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4-15.
[8] 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18，4（9）：492-503.
[9] 袁振英.易卜生传[J].新青年，1918，4（6）：613.
[10] 再版预约广告[J].新青年，1919，6（5）.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外语教育学院
东华大学外语学院）
外国文学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20世纪电影和电视作为第八艺术和第九艺术进入人类生活，以其强劲的生命力成为当今社会人类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读图时代的来临，使文字阅读在很大程度上被图像代替，人类进入了一个“影像狂欢的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也很难抵制影视无孔不入的渗透侵蚀，不得不调整教学模式，因势利导地处理好名著影视和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外国文学 改编 经典文本 影视狂欢 课堂教学
外国文学名著是文学发展过程中优秀文化的积淀，是文学中的精华，是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然而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在多彩的视听享受的影响下，学生的文本阅读积极性不高，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根据外国文学的特殊性质，它不仅比其他学科更需要影视资源来填补中外文化差异的鸿沟，影视教学也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对外国文学教学课堂的积极性，而一些和外国文学相关的影视改编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我们可以借影视资源引导学生的兴趣，但一定要明确指出二者的不同，最终讲授要回归到文本，提倡文学性阅读。因此，名著影视对于传统的文学讲授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但是也决不可简单地照搬，甚至替代。
一、名著影视的骤然兴起与经典文本的逐渐失落
经典文本的失落源自1895年电影的诞生，在那以后短短的一百年左右时间里，影视狂欢时代华丽的到来如狂飙之风般改变着人类的阅读方式、感知方式。在全新科技手段的推波助澜下，影视大有超越文学、艺术等门类成为霸主之势。
研究表明，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人的眼球对活动图像的感知要比文字语言更具优势，因而从生理上人更倾向于活动的图像而不是静止的文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银幕上的一幕幕活剧激动不已的原因。作为“传媒符号”的影视，以其直观、生动、形象的画面带给人享受、放松和娱乐，这种感召力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文字阅读。影视的强烈冲击，加上我国由生产型向消费型、享受型的社会转化，外国文学名著丰富的内在世界被沸腾躁动的世界和影视狂欢所遮蔽，神圣的文学被忽略，许多的经典名著被冷落。
名著的命运从侧面反映了高校人文精神的失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小环境和学生内环境的变化，给外国文学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二、名著影视和经典文本的异同
名著影视是诸多艺术的混合体，经典文本作为名著影视存在的前提，可以称之为名著影视的母体。名著影视以其强烈的视觉表达效果取得了较于文学的真实感，而今经典文本的短处可能就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理由所在，即文学的媒介——文字。
名著影视与经典文本的审美意象的构成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所达到的审美效果也不尽相同。经典文本是一种语言艺术，其审美意象就是靠语言媒介来创造的，其文学形象具有间接性和未定型性；名著影视是一种可视艺术，其审美意象是通过声音、图像来构成的，其审美意象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经典文本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创造性的审美愉悦，而名著影视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的审美想象，既表现了美，但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
三、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名著影视和经典文本的关系
1.根据教学的需要，正确筛选影视资源，观摩完整的原著影视。面对大量的名著影视，其中必定是良莠不齐，我们应选取与教学需要相关的且与原著精神风貌一致的影视资源，使其成为课堂教学的组成部分。外国文学课程本身有综合性、异源异质性强的特点，使得作品中出现的特定历史、宏伟的战争场面、充满神话色彩的图景、特定地域的民俗风情以及宗教的主题等仅凭想象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其中震撼人心的力量，而观看名著影视则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经典文本的意境与思想，也能促进学生重新阅读文学原著，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与意蕴。
2.针对不同的专业，教学中名著影视和经典文本要各有侧重。对于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们要以坚持经典文本为主、以名著影视为辅助的原则。经典文本阅读是教学中基础的环节，没有文本阅读的支撑，学生无法获得对文本最直接的体悟，对文本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更是无从了解，听课味同嚼蜡，毫无效率可言。在教学中引入名著影视作为辅助手段，展示那些精彩的或是有悬念的片段，一方面可以让学生获得感性的认知，引起学生的兴趣，使他们能在课下主动阅读原著，另一方面可以激活学生的经验世界，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
3.名著影视与原作对照，引导学生回归文本。教师要立足于经典文本，在教学中运用一些精彩的电影或片例，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用对比的方法提出一些灵活有趣的或悬念性的思考题，促使学生对经典文本的回归。通过阅读原著和电影对照，然后组织课堂发言、讨论分析、随堂作业等形式，促进学生活跃思想、热烈讨论，从中学习到知识。
四、结语
我们利用影视资源的最终目的是以期有利于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并进而提高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兴趣与鉴赏能力。在教学中可通过名著影视和经典文本的探讨，结合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提出深层次的问题，激发学生对社会、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使他们正确认识自身和社会，成为有道德感、责任感的人。
外国文学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初中语文中的外国文学作品，可以使学生能够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域文化。我国初中语文选用外国文学作品，自解放以来，到今天已经经历过多次改革，从当初的唯苏联模式，到文革时期的批判模式，再到今天的多元模式。 由于初中生阅历有限，能够完整地接受外国文化还需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初中语文；外国文学；历史
一、初中语文外国文学作品的变迁和作用
我国初中语文选择外国文学作品有个不断变革的过程，在解放初期，所选作品以苏联为主；在文革时期所选的外国文学作品则以批判性质为主，所选择的都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作品，像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项链》以及契科夫的《变色龙》，还有一部分是反映外国革命者的作品，如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伏尼契的《牛虻》选段，这些文学作品都具有政治含义，给学生的印象也就是片面的，仿佛外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了解外国历史文化没有多大帮助。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初中语文所选的外国文学作品改变了泛政治化倾向，更加重视人文精神的传播。增加了很多富有哲理性和励志方面的作品。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国人对外国文学了解的渠道也多，外国文学作品引进中国的也越来越多，初中语文所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做了相应调整，不仅有古代和当代作品，还有不同国家的作品。在体裁上，有小说、诗歌、演讲、剧本等多种形式，内容上也不仅仅是文学，还有哲学、自然科学、天文地理，和我国语文教学中要求的提高人文素养有密切联系。
初中语文中的外国文学作品，有助于学生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和文化，当前，世界正朝着全球一体化目标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就是为了早日和世界同步，因此学习外国先进文化，是为将来对外交流打下雄厚基础，因为外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往往就在文学作品中体现。
二、初中语文外国文学作品教学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过分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忽视了语文的人文性。在语文教学中注重对字词句的理解、使用，忽视了语文教材中蕴含的人文性。对中国文学作品如此，外国作品也不例外。所选择的外国文学也有思想道德教育（像都德的《最后一课》）、生命教育（如海伦凯勒的《再塑生命》）和文学知识以及历史知识等分类。在教学中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学习语文就达不到人文教育的目的。
第二个问题是语文教师的素养问题，当前，尽管国家提倡素质教育，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在实行唯分数论，语文教师的精力都用在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上面，没有精力来进行自我充实。教学外国文学作品，教师应该有较强的文学修养，要熟悉外国历史，熟悉不同时代的外国文学流派，这样才能教好外国文学。而当前的语文教师，有的连中国名著都不熟悉，遑论国外？
第三个问题是语文教学没有和历史教学形成一致。初中也有历史课，但学习历史却是先学中国古代史，再学中国近代史；到初三才开始学习外国历史，如果在初一和初二学习古希腊时期的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及旧俄时代的文学作品，教师要费很多时间来解释背景。
三、初中语文外国文学作品教学策略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在初中语文外国文学作品教学策略上，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改变语文教学方式
这里所说的语文教方式，指的是那种只注重字词句的解析以及文章写作方式的语文教学。在教学中要以掌握人文精神为主，像学习《最后一课》，不要只重视文章中的好句子，而是要体会作者强烈的爱国之心，以及对国土沦丧的痛苦。在学习《威尼斯商人》时，对于吝啬鬼夏洛克应该批判，但作品中还含有强烈的殖民倾向，以及对犹太人的歧视，这一点也要掌握。
（二）提高语文教师素质
初中语文教师的素质包括文学素养、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在初中外国文学作品中，不仅有文学历史，还有涉及自然科学的《昆虫记》，涉及到美术的《梵高传》以及地理知识的《鲁滨逊漂流记》，如果没有丰富的知识，很难在课堂上将这些内容诠释清楚。因此，作为语文教师，要多读书，广读书才能储备自己的那“一桶水”。
（三）将语文和历史挂钩
世界历史学起来也使学生头疼，因为要记忆的太多了，如果将语文和历史联系起来，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历史，这样学历史的兴趣就会大增。具体方式就是在编排初中语文时，在初一初二，尽量编排现当代外国文学，学习外国古代史时，语文也同步编排古代文学；学习近代史时，语文相应地编排一些近代文学作品，这样教师讲解时可以涉及到历史，就会加深历史印象。
（四）利用新媒体工具教学
对于初中生而言，学习外国文学作品，难以掌握的还是文学背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看国外电影电视来了解。像很多外国名著都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如《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威尼斯商人》、《简爱》、《音乐之声》等，另外一些文学作品虽然没有直接改编为影视剧，但可以通过同时代的影视剧来让学生直观了解历史背景。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印象，便于掌握外国文学知识。
最主要的方式，还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对于学好语文总是有益无害的。
四、结语
无论是中国文学作品还是外国文学作品，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死记硬背，以分数为目标是学不好的。在世界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教学也要采取多元化方式。
参考文献：
[1]杨笛.初中语文中的外国文学作品教学[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01）.
[2]敖琦.中学语文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策略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2 .
[3]李雷.中学语文教材外国文学的伦理价值与伦理教育[D].东北师范大学，2011.